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 教育督导工作心得体会(七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今年是“五五”普法的第一年，为切实加强我市教育系统普法和依法治教工作，根据国家和省、市“五五”普法规划工作部署，特制定本年度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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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工作的意见》和省市教育法制工作精神为指导，以普法依法治教工作为重点，认真贯彻执行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决定》，紧紧围绕局中心工作，强化推进措施，创新工作思路，开创教育法制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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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教育系统全员普法教育活动，抓好“五五”普法启动工作。

各校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加强学校领导干部、教职工和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把权利与义务、知识与实践作为法制教育的重点内容，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和守法精神，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义务观。

各校要认真执行普法学习与考核制度，做到普法有教材、有记录、有讲稿、有笔记、有心得。重点学习《现行教育法规与政策选编》、《教师法治教育读本》和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在普法的方式方法、时间内容和人员对象上，要突出针对性、强化实效性。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将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延伸到学生家长。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普法依法治校工作计划，抓好“五五”普法启动工作和各项任务的落实。

2、继续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和先进校创建工作，推进省厅《决定》、《标准》的实施。

“五五”普法期间，各校要继续认真贯彻实施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决定》和《关于依法治校的建设标准》，逐步推进学校章程的实施，积极开展省市（县）级依法治校示范校、先进校的创建工作。要建立依法治校组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坚持季度例会制度，确定工作重点，认真完成依法治校示范校、先进校的创建工作。

3、加强法制课教学工作，提高法制教育质量。

各校要落实法制教育“四落实”要求，开展法制课教学达标评优活动。加强法制教育课堂教学，深化教育教学研究，提高任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课堂教学能力水平，突出法制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法制课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4、深入开展十项常规活动，增强法制教育实效。

各校要根据实际，积极开展法制教育常规活动。活动包括：板报（墙刊、校刊、广播、电视）开设法制专栏；组织大型普法讲座；举行法律知识竞赛；召开法制主题班团队会；举办青少年模拟法庭；开展师生法制演讲或征文；举办普法书画竞赛；组织学生参观法制教育基地；评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优秀学生；开展普法教育宣传月、周、日活动（3月份为我系统法制教育宣传活动月，9月份开学第一周为普法宣传周，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

5、加强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和学校稳定。

各校要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制定工作措施，抓好责任落实，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加强对学生及家长的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和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建立学生伤害事故预防协议制度，使各方责权明确，保护学校合法利益，正确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要加大对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据有关规定对责任人严肃处分。要认真执行学生伤害事故逐级报告制度，及时上报情况。

6、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保护教育主体合法权益。

各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吉林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净化育人环境的暂行规定》，积极协同司法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和查处校园滋事、干扰教育教学的行为，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减少不良环境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努力创建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和育人环境。

要依法解决校舍、校园、教学实验用地和其他财产被侵占等问题，坚决保护学校的合法利益。出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7、推进实施学校章程，依法规范办学行为。

各校要加强对学校章程的学习，严格执行学校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依法管理学校，规范办学行为。要推进学校民主建设，严格执行校务公开制度，重大决策要经领导班子研究，接受群众监督。要切实执行并完善校内师生申诉制度，认真解决师生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

8、开展教育法制工作研究，推进普法依法治校工作。

各校要根据各自实际，组织领导和教师开展普法、依法治校工作调查活动，总结经验，撰写论文，促进工作，优秀调研报告和论文要上报到局法规科。

各校要协助局加强乡镇街教育执法专职干部队伍建设，落实专职干部普法依法治校工作任务，保证专职干部的办公条件。专职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在依法治校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各校法制工作计划附具体日程安排，于3月30日之前上报到局政策法规科。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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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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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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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孩童泳池乐游游，成人伴实免忧愁。

加强安全教育，建设平安校园。

池水无情人有行，请三思而后行。

依法监护子女，杜绝溺水事故。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游泳热身很重要，预防溺水要记牢。

水是生命的源泉，但也有致命的威力。

生命只有一次，请远离“水”边。

齐抓共管，联防联动，严防溺水事故。

珍爱你我生命，河塘切勿靠近。

不要因碧波蒙蔽了双眼，不要因清凉失去了判断——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溺水事故揪人心，河道游泳不安宁。

如果你想变成死鱼一条，就请在此处下水。

安全游泳，预防为主。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人生美好，步步小心。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

体能泳术齐注重，碧波畅泳乐融融。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若果你嫌命长，请在此处下水。

河水湍急，小心溺水。

溺水事故揪人心，下水游泳不安宁。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儿童戏水泳池乐，成人照顾伴在旁。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安全使用游泳池，照顾儿童勿忽视。

不为一丝清凉，丢了一生性命。

玩水失足千古恨，回头是岸等来生。

珍惜生命，远离深水。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一、新形势下党员教育呈现出的新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到来，农村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农村党员队伍的结构、教育管理情况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调整党员教育方式，创新远程教育手段。

1、党员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课题。全区现有党员32186人，其中60岁以上党员8206人，占党员总数的1/4左右。特别是在农村，党员老龄化现象更加严重，党员的文化程度也有很大差别，越是年龄大的党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苏湾镇鲁桥村共有党员203人，60岁以上党员112人，年青党员又大多外出，镇党委组织委员涂育勤告诉我们，由于党员老龄化严重，现在村里开展活动、组织学习，到会率难以保证，有的老党员即使参加学习，能听进去多少、理解多少还要打个问号。

2、党员就业形势多样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目标。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党员就业逐渐从传统的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目前，全区共有外出务工经商党员1628人，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员数量也逐年上升，农村在家党员就业形式逐步多样化，有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商业等等。城市社区党员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量下岗职工党员变成了社区党员，转入社区的离退休党员不断增加。卧牛山街道西河街道社区党委书记李菊香说：“现在社区180名党员中，原社区居民党员只有27人，企业下岗职工党员136人，其他包括离退休党员、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回家党员、流动党员等，党员队伍结构呈现出多元化，不同类型党员的需求不同，组织他们学习的方式、时间、内容也有不同要求，这就对远程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3、传统党员教育模式僵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党员教育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个别基层党组织仍是按部就班部署、关起门来上课，教育方式单一，缺乏吸引力;有的是打开设备、放放片子，有的是读读文件、学学报纸，做好记录也多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没有将学习培训的内容与工作相结合、与实践结合、与形势相结合、与党员需求相结合，不注重培训的实际效果和调动党员参学的积极性，不注重课后的实践和信息的反馈，往往是就播放抓远程教育，就完成学习次数抓远程教育。最终导致基层党组织抓远程教育不主动，党员参加学习不积极，不能发挥远程教育的真正作用。

4、新时期党员教育手段弱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当前，少数党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实现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上，他们平时与组织联系少，参加党组织活动少，看书学习的时间更少，由于不能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他们知识逐渐老化，创新能力不强，业务能力不能胜任，党员的先进性不能很好地体现和发挥。而要严格按照有关制度，组织他们学习培训，又缺乏有效的办法和手段，缺乏激励奖惩措施，这就要求更好地发挥远程教育的作用，把远程教育作为对党员教育的有效手段，让远程教育真正给广大党员带来实惠，从而吸引他们主动参加学习培训。

二、当前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党员队伍出现的新变化和对党员教育方面的新要求，促使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亟待我们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1、工作上存在应付问题。少数农村党组织把远程教育工作看成既花钱又费精力、不能马上见效益、是可抓可不抓的单项工作，以为远程教育就是放放片子、做做记录、摆摆样子，没有看到远程教育对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对远程教育工作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

2、学用上存在脱节问题。有的基层党组织不知道开展远程教育的目的在于将播放的内容落到实处，不注重远程教育的实际效果;对“电视上网”这个新事物研究不够，对上面丰富的教学资源了解不清，对基层党员群众学习的需求调查不够，播放的内容与本地实际结合不紧，不能满足党员群众的实际需要、做到“对口下菜”;播放后不能认真听取反馈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归纳、总结、提高。

3、管理上存在松懈问题。随着并村后村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远教管理员的家一般离村部比较远，很难有效地对设备进行跟踪管理，设备被偷盗、雷击现象时有发生。另外，由于村级缺乏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对设备保养、维护、更新方面做的不够，造成设备过早损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乡村管理员队伍普遍存在流动性较大、专业性不强的特点，一般都是“开关型”管理员，缺乏对远教设备管护方面的专业知识。

4、维护上存在拖拉问题。“电视上网”工程是通过宽带互联网实现电视机上网，让党员群众收看到播出平台上丰富的教学资源，因而对电信部门的依赖性非常大。我区到去年底已全部开通了乡村“电视上网”远程教育网络，但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网络的稳定性和电信部门维护的及时性还有待提高。

三、新时期制约远程教育深入开展的主要因素

针对当前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人员、设备、机制、服务等方面因素，导致总体工作进展不够平衡。

1、在人员方面，思想认识有差异。基层党员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高，有的党员干部不知道远程教育与原来电化教育的差别，不知道上级党委为开通村级远程教育终端站点的投入有多大，甚至有的不知道“电视上网”是什么、远程教育是什么工作。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导致对远程教育工作研究的少、运用的少、发挥作用的少。同时，村级远程教育管理员素质也高低不齐，他们大都是一人担任多职，负责的事务较多，从事远程教育工作的的精力有限。

2、在设施方面，硬件条件有差异。并村后很多村(社区)的党员数都超过100人，但还有一些村(社区)的活动场所偏小，不能适应有全体党员学习开会需要;一些村党员活动室既当办公室，又做会议室，还做活动室，“一室多用”，有的缺椅少桌，陈设简陋。同时，村级远程教育设备也存在老化现象，少数村的电视机存在尺寸较小、没有色彩和声音等情况，个别村设备长期放在村干部家里，名日便于管理，实则自己使用。

3、在机制方面，制度落实有差异。虽然我们把远程教育各项规章制度统一下发，并要求基层党组织实现制度上墙、认真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制度往往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在调研中有的村反映，现在村级组织开展活动费用过大，就拿“三会一课”制度和远程教育播放收看制度，每月村级要组织多次会议，这些会议的参会对象，除村干部以外，都要发给一定的误工补贴，否则就要安排伙食。黄麓镇合群村每次开会，给党员的误工补贴是半天10元钱，村干部还说这样比较划算，要是安排饭的话那费用就更高。

4、在协调方面，电信服务有差异。应该说省、市、县级电信公司负责人对现代远程教育这项工作思想非常重视、认识是很高的、工作力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乡镇电信分局和具体电信工作人员在具体抓落实的过程中表现却不平衡，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乡镇的电信工作基础有差异、个别电信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水平不够高、部分乡镇党委特别是组织委员与本乡镇电信分局的协调配合方面做的还不够好等等。我区柘皋、庙岗、槐林、坝镇的远程教育终端站点每月的通畅率经常保持在 100%;而苏湾、栏杆、中旱、银屏、炯炀等乡镇的站点通畅率却较差，特别是炯炀镇连续数月有一半的点不通，严重影响了党员群众通过“电视上网”站点开展播放收看活动。

四、提高远程教育站点利用率的主要对策

开展远程教育，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教学是核心，使用是目的。要解决新形势下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将远程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站点使用、维护和管理上，做到有人管、管的好、管长远。

1、强化责任，变被动放为主动放。要坚持和完善党委抓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目标责任制，始终把此项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一要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要成立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坚持“一把手”负总责，成立专门班子，明确专人负责，使“一把手”树立远程教育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生产力的意识和远程教育“重点在基层、关键在播放、目的在实践”的工作思路。二要严格考核。把远程教育工作列入党建工作目标管理，使之与其他党建工作一起研究、一同部署、一并考核、一样奖惩。每半年对基层远程教育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指导，年终进行全面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党建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三要强化奖惩。定期开展示范播放站点、优秀站点管理员、远程教育科技示范户评比表彰活动，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通过奖励先进、鞭策后进、树立典型、示范带动，促进远程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我区各级党组织书记是远程教育工作第一责任人，对远程教育工作亲自抓部署、抓督查、抓落实;区委将远程教育工作纳入党建工作年度考评的重要内容，结合考评，年终评出10个远程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20名优秀播放管理员;开展党员电教播放站(点)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年内所有的播放站点达到规范化标准，对没有达标的站点，对其党建工作实行“一票否决”，此举大大提高了各级党组织抓远程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2、注重实效，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新形势下远程教育工作要因人而别、分类施教，针对农村党员年龄、文化、身体状况、从业情况、经济状况等，有针对性地开展，使党员乐于接受、并能各得其所。一要注重计划性。要纠正那种“有什么放什么”、无目的、无要求地为完成任务而播放的现象，把远程教育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重要手段，根据党员群众反馈的意见建议，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每年初就制定好远程教育计划，做到重点突出、有的放失。我区建立了分级定期调阅播放收看记录制度，为每个“电视上网”站点都发放了一本《党员电教和远程教育播放收看记录》，每季度调阅一次乡镇、街道党(工)委播放收看记录，并根据组织学习的次数、播放收看的质量、记录规范情况对其远程教育工作进行打分。二要注重针对性。要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在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党员中组织播放收看活动，避免那种“一锅煮”的形式主义和“重收视率、轻实际效果”的做法。坝镇各村居对远程教育节目实行“菜单式”管理，及时公布节目预告，党员群众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向电教播放员提前预约，满足个性化学习需要，此举有效推进了茶叶、富硒香水稻、养猪、水产养殖等四个基地建设;目前该镇茶叶基地已达1 万多亩、富硒香水稻基地达2万多亩、养猪基地有1万多头猪、水产养殖基地达1千多亩。三要注重实效性。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按照“缺什么补什么、需什么放什么”的原则，依托“电视上网”站点开展“远程教育培训周”、“远程教育送科技、送信息、送文化、送娱乐”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拓展培训内容，丰富服务形式，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多功能、全方位服务农村党员和群众。我区依托“电视上网”工程，每年都开展 “春耕生产远程技术培训月”活动，举办“电视上网”科技赶集启动仪式，对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春耕生产等适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电视上网”工程影响。同时，开展远程教育送电影下乡活动，投入1万余元新购一台投影仪，每年在各乡镇、街道选择1个村(居、社区)开展远程教育送法律、送电影下乡活动，受到广大群众好评。

3、健全制度，变粗放管为规范管。要建立健全终端站点管理各项制度，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制，坚持用制度管事、按制度办事。一要建立设备登记制度。对远程教育设备进行全面登记，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逐级签订保管责任书，明确保管的内容和要求，定期对基层远程教育设备的管护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管护措施不到位的要求限期纠正。我区为每个村(社区)统一制作了“先锋在线”信息点牌匾，对每个站点的设备进行统一编号，统一建档，分级签订《远程教育设备管理与使用责任书》，落实防盗、防火、防尘、防潮、防雷等“五防”措施。二要建立专人管护制度。每个村(居、社区)党组织都要确定专人为远教设备管理责任人，与之签订管护合同，对村部晚间和节假日无人值班的，可将设备寄放于附近的党员或群众家中，落实管护措施。对出现因管理不善，造成设备丢失、损坏的，相关责任人要按价赔偿到位。我区每个党(工)委都配备了2名专(兼)职管理人员，每个村(居、社区)配备了1名以上管理员，对站点管理员统一登记造册，建立专门档案;区乡两级分别举办了远程教育管理员培训班，管理员都能持证上岗;保持站点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确因工作需要更换的，须经区远程办备案同意。三要建立定期维护制度。各级党组织要落实专门经费，定期对远程教育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更新，确保能随时开展播放收看活动。在开展评比表彰各类党建工作先进典型时，要变奖励现金为奖励远教设备，从而支持基层党组织不断更新远教设备。近年来，我区在表彰党建先进典型中，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支持基层15万多元更新电教设备，对9个党建工作开展较好的非公企业奖励安装了“电视上网”设备。

4、加强协调，变放不清为清楚放。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能否正常清楚播放，主要依赖电信部门网络、技术和人力支持。因此要建立相应机制，保障“电视上网”工程网络通畅。一要建立专业维护机制。电信部门对每个站点都要确定专门的电信工作人员作为网络维护员，要对维护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同时，对每个点维修的时间也要作出规定，否则村(社区)有权对其进行投拆。二要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加强与本地电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积极争取电信部门对本地远程教育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三要建立奖惩约束机制。将网络维护使用费与基层“电视上网”站点通畅情况挂钩。每年底，要对基层“电视上网”站点通畅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将检查结果与网络维护使用费挂钩，对存在问题的站点要扣除相应的维护使用费。我区建立了乡镇、街道终端站点月报制度，每月25日前，各乡镇、街道摸清本地当月终端站点信号情况，填写上报月报表，区远程办汇总后，及时反馈给电信部门进行整改。同时，与市电信公司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最后一天召开联席会议，互相通报情况，协商解决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增进理解和支持。各乡镇、街道也与本地电信分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联系沟通，解决存在问题。

5、发挥作用，变小平台为大舞台。目前，我区一、二两批共开通“电视上网”终端接收站点244个。全区各级党组织积极以“电视上网”为载体，开展各种播放培训活动，通过做到“三个结合”，变播出小平台为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大舞台。一是培训党员与培训农民相结合。利用远程教育站点这个平台，把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对农民群众的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辅导、工作业务培训的同时，根据本地实际和种植、养殖需要，经常有针对性地播放一些专题课件，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增强他们的致富本领。庙岗乡莲花居委会在开通“电视上网”工程后，坚持每月组织党员集中收看一次，不少党员和群众经常自发到居委会收看有关节目，居委会干部更是把通过“电视上网”学习作为了一项常规性工作，做到会前经常看、闲时自发看。柘皋镇锦旗村养猪大户万能木通过“电视上网”培训，改进饲养设备，自配饲料添加酵母,成功研制出富硒猪肉,填补了国内空白。二是课堂教学与基地实践相结合。各站点因地制宜，把本地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养殖、种植大户作为远程教育的辅助培训示范基地，把远教课堂从教室引到田间地头，在党员、群众学习培训后，还组织群众到基地观摩学习，并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让通过远程教育致富的农民进行现身说法，用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的人，从而将课堂培训、实地观摩、具体操作融为一体。今年，我部会同区农委，在中旱镇广严村举办“春耕生产远程教育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就是采取“电视上网”学、“田间课堂”练的方式，在通过“电视上网”接收点收看适用技术后，农技专家还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相关适用技术，指导群众生产。苏湾镇依托近几年建立的山羊、苗木等种植示范基地和芹芽、肉鸡养殖等行业组织，建立固定的远程教育实践基地，解决了党员群众学以致用的问题。三是集中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一方面，每个站点每月至少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一次集中学习，另一方面，村级远程教育站点随时向党员群众开放，群众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随时到村部要求点播收看有关节目。坝镇湖东村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按照年龄、文化水平和职业等进行分类，组建种植大户、养殖大户、戏曲爱好者、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类型的兴趣小组，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满足了不同层次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需求。夏阁镇龙泉村依托“电视上网”载体，为大邵村汤家飞等几户利用山场挖塘搞立体养殖、潘张村张必荣建温室大棚种蔬菜等致富典型服务，该村成立了立体养殖协会、大棚蔬菜协会，在协会中成立党支部，“电视上网”工程有效促进了支部建设和协会发展，一年来，立体养殖协会在 300多亩荒山岗挖了70多口养鱼塘，户均纯收入5万多元;大棚蔬菜新增面积100多亩。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县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提 案 人：刘成兴

工作单位：县人行

附 议 人：任 平 周红旗

提案内容：

食品安全，人命关天。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县食品安全工作，政府及相关部门动了不少脑筋，整了不少办法，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因此，总的态势是好的，群众是比较满意的，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尽管我县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趋于良好稳定，但纵观毒品走整个社会层面食品安全的现状仍不容乐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任重道远。为此，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强化。

一、构筑食品安全监管屏障体系。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从农产品种养殖开始，努力实现食品每一个环节的“无缝隙”、“不间断”监控，通过食安办抓协调、农业部门抓田头、质监部门抓加工、食药监抓案头、商务部门抓流通、工商部门抓销售等一系列过程，在每个环节上建立起安全屏障，让假冒伪劣食品无立足之地、无隐藏之处。

二、推广安全食品规模产销。大力倡导食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销售，鼓励食品连锁企业的扩张发展，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支持他们占有市场，让群众能够消费质量保征的称心如意的食品。

三、建立食品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建立包括食品全过程检测、食品安全风险态势评估、食品应急处置等体系内容的监测预警系统，形成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信息技术、网络通讯等先进技术信息的共享平台及其中辐射全县的食品检测数据信息服务中心，实时掌握全县食品安全动态，定期向社会发布食品安全数据信息及其消费预警与消费指南，确保群众安心放心消费。

四、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保障体系。要在组织机制上进一步健全，实现全县食品监管的“全覆盖”;要在监管专业队伍上进一步加强，造就监管有力、具有“火眼金晴”的“孙悟空”;要在监测手段上进一步强化，达到适时监测检测的要求;最终落脚点，要在监管经费上有保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适应食品安全监管监控的要求。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x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科教兴县”战略，稳步推进教育改革，着力破解教育发展瓶颈制约，全县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全力改善办学条件，积极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近期，笔者结合县情实际，深入了解x县普通高中教育情况，客观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就加快x县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作了一些思考。

一、x县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概况

目前，x县有普通高中1所即一中，在校学生1666人，29个班级。20xx年招收新生675人，比20xx年增加了近300人，翻了一番;初升高(中专)比例由20xx年的25%上升到20xx年的40.4%。有专任教师132人，师生比为1:15.47;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89%。

近几年来，一中高中阶段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攀升：20xx年，高考600分以上考生数和一本上线率居全市二级完中前列，总上线率为84%;20xx年，高考上线率居全市二级完中前列，总上线率为87.72%;20xx年，高考一本上线率为13.4%，本科上线率为62%，总上线率达97.92%，三项指标均超过云南省平均水平，是全市唯一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区，在全市二级完中排名第一。

二、主要做法

(一)科学规划高中教育事业发展。明确了“移民先移校、教育优先发展、重点建好一中”的发展思路，提出到20xx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并将一中创建省一级完中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用科学的规划为x县高中教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无偿将原烟厂旧址划拨给一中发展教育事业，并先后迁出宾馆、酒楼、烟草公司、社区办事处和1家养殖场。20xx年以来，投入1000多万元将2万多平方米的厂房改建为教学用房。学校占地面积由原来的11.2亩扩大到120亩，生均占地24平米，建筑面积达20平米，并逐步完善了体育场、游泳馆等各类设施建设。招生规模也从原来每年招300人上升到700人。20xx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44%，高出全市14.5个百分点。

(三)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采取外围建档等形式，多渠道招聘高中紧缺教师。积极开展老教师帮扶新教师和高、中级职称教师帮扶青年教师的活动，在青年教师中实施“三年争当合格教师、五年争做优秀教师、八年成为骨干教师、十年成为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模式，鼓励和支持教师进行教育科研，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和教学水平。不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使教师乐于从教、终身从教。目前，一中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有56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41.5%;一级教师职称有38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35.6%。

(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加强薄弱学科建设，

特别注重学生在音、体、美特长教育上的全面发展，形成设施完备、训练有方、管理到位、自成一体的特长教育体系。加快对特长教师的招聘和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的专业教学水平，让学生在特长方面得以发挥。

(五)着力构建教育质量支撑体系。实施“上管下延”的管理模式，着力提高义务阶段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夯实高中阶段教育教学基础。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为学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制定了《教育教学管理常规》和《课堂教学常规》，做到以突出学生发展为重点，规范教学行为，加强学法指导，搞好分层教学，让优秀学生和学业困难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六)积极创建和谐校园。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安全责任追究等制度建设。增加了学校保卫力量，设立了校园警务室，配备了专兼职保卫干部，并安装了视频摄像头，有效落实了技防、人防措施。强化校园外部管理，积极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大排查，严厉查处涉校案件和违法行为，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通过开展法制副校长及相关部门定期举办教育法律法规、禁毒防艾等专题讲座，提高学校治校水平。在全市率先开展了“人口与青春期健康教育”进校园活动，促进学生身体、心理健康发展。

三、x县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发展存在办学条件不足、教师缺乏等困难和问题，制约着x县普通高中教育快速发展。

(一)一中离标准化学校差距较大。近年来，尽管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办学条件有效改善，但一中由旧厂房改造而成，又属于向家坝电站移民搬迁学校，为避免重复建设，各级减少或停止了对学校硬件设施的投入，办学条件短期内得不到全面改善，离标准化学校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办学条件不足。因教室紧张，存在大班额现象。同时，生均图书占有量不足，无电子阅览室、电子借阅系统和电子图书，生均电脑占有量也达不到要求，缺乏音乐、美术器材以及现代教育设施设备等。

(三)高中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目前，一中教师专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情况。由于人事制度方面的缺陷，高中紧缺学科教师，如心理辅导、通用技术的教师仍很难招到，制约了高中教育的全面深入发展。同时，教师结构老龄化，有较高学术造诣，知名的高中教师少。

(四)优质生源流失较大。受周边县、市一级完中招生和部分家长观念的影响，每年x中考前100名学生多数去了云天化、昭一中或者宜宾等重点中学读书。优质生源的流失，导致每年x高考上重点、上名牌大学的学生不多，亮点不突出。

(五)一中新校址建设资金缺口大。按照《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建标109-20xx)和高中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一中需新建校舍面积54462平方米，建设缺口资金都高达6721.35万元(未含其他附属设施)。

(六)高中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尚不健全。目前，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了“两免一补”等一系列贫困生资助的优惠政策，而普通高中属非义务教育，对普通高中贫困学生的国家资助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加之属于国家重点扶持县和移民大县，贫困面大，存在部分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情况。同时，仍有相当一部分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未得到有效资助。

四、新形势下加快x县高中教育发展的措施建议

全国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xx—20xx)》对普通高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x县结合县情实际，及时制定了《关于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20xx)〉的意见》，在《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xx年，x县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20xx年全面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以及到20xx年高中阶段适龄青少年入学率达到90%以上的具体目标。同时，向家坝电站建设也给x县高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中将实施整体搬迁，规划占地面积167亩，建筑面积54462平方米，将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现代化标准学校，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打下坚实基础。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普通高中教育跨越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创新理念，切实增强发展活力。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为全县教育事业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关于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20xx—20xx)〉的意见》也为全县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确定了工作目标，我们将通过不断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努力促成教育管理与教育发展规律相适应，管理能力和管理幅度相适应，教育质量与老百姓的心理预期相适应，进一步突破高中教育发展瓶颈。通过提升学校办学管理水平，出台和完善教育政策，推动教育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增强发展活力，实现高中教育跨越发展。

(二)发展内涵，积极创造品牌效应。通过发展内涵、挖掘潜力，加强内部管理，将学校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精力集中到学校的良性、高效发展上。在打造教育品牌上大做文章，坚持政策扶持，集中力量把一中办成品牌学校。通过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破尖子生培养的瓶颈，留住优质生源，赢得家长和社会的信任，使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齐头并进。

(三)优化管理体制，逐步实现教育管理现代化。继续深化以校长负责制、考核奖惩制和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学校依法办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化教育教学常规管理，进一步完善高中教育质量奖励办法和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奖励办法，贯彻落实中小学校常规管理办法，增强“质量立校”意识，提升管理水平。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学校治校能力。按照“稳定总量、提高质量、强化培训、优化结构”的队伍建设思路，采取“三条腿走路”方式引进教师，即到高校招聘紧缺学科教师、选调优秀学业达标的初中教师、采取外围建档方式引进优秀教师。加快培养在全县乃至全市教育教学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带头人，鼓励高中教师继续提升学历，在政策上予以优惠扶持，争取研究生学历以上的教师达到相当比例。推进名校长名教师工程，培养一批精于管理、甘于奉献、素质过硬的管理者和教师队伍，增强校领导治校管校科学发展的能力。全面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并逐步提高，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建设教师保障性住房，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留住优秀人才，使其安心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五)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完善各类设施配置。尽快完善新校区周边的“三通一平”工程建设，按照国家标准化建设要求，完善各种功能设施设备，达到省一级完中的要求。同时，认真做好项目储备工作，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更多的支持。结合新的学校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书香校园、人文校园，力争把一中建设成为校园环境优美、学习氛围浓厚、办学理念先进、内部管理科学、师生关系融洽的具有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学校。切实加大高中教育投入力度，优先发展高中阶段教育，配齐配足图书、实验、电教等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建好学生宿舍、食堂、体育馆等功能性用房，规范后勤管理，确保师生安心工作学习。

(六)完善助学体系，解决贫困生上不起学问题。与团县委、妇联、民政等部门协商联动，建立完善高中阶段贫困生助学体系。大力开展“希望工程”、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等活动，以及县财政每年预算一定经费作为贫困生助学基金，切实有效地解决贫困高中生上不起学的问题。

(七)规范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奖励制度。充分发挥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科学的教育工作评价体系，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决策、工作业绩进行全方位监督，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端正办学思想，加强对学校及教师的考核评价，建立长效的高中教育奖励机制，确保x县高中教育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描写强化教育督导心得体会和感想七

我院20xx届毕业生教育实习自20xx年9月开始，至20xx年1月结束。在一个学期的实习中，各系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各实习基地学校积极配合，保证了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毕业生的教育实习是高等师范院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范教育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重要体现，对师范类毕业生锻炼教师从业基本技能、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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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加实习的毕业生人数是历年来实习人数最多的一次。参加20xx届教育实习的毕业生人数为1924，比20xx届的1464人增加了532人，是20xx届实习人数932人的近两倍。

2、实习时间更加集中。根据以往毕业生最后一学期的事情较多的情况，为保证教育实习的质量和方便毕业生，从本届教育实习开始，全部毕业生的教育实习都集中安排在大四第一学期，即20xx年秋季进行。

3、由于实习时间集中，毕业生人数过多，实习基地学校班级数量相对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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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前准备。由于提前意识到今年实习工作的艰巨性，教务处在暑假的当中就组织召开了有各系负责实习的主任、实习学校有关领导和部分指导教师参加的实习动员会，认真分析了基础教育改革形势及其对高师教育要求，并就新形势下如何改革学科教学论课程教学，针对中学实施的新课程标准，如何搞好教育实习等课题进行研讨。

2、充分调查。通过多种方式与实习基地学校联系，了解实习学校情况，摸准实习学校的年级、班次等基本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各系，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召开实习基地有关领导和各系领导参加的实习工作研讨会，相互交换教育实习工作的有关信息及各自要求，当场确定实习学校接收实习生人数及班级，以使教育实习工作能够在相互协作共同努力之下，按规程规范进行。

3、合理安排。根据本次实习时间集中、人数多的特点，以期中考试为界将我院实习分成前后两批次进行，使实习时间相对分散。在实习学校按照实习年级最多安排主科副科各一门的原则，合理安排文理科的搭配，把各实习学校的可实习班级全部用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习基地学校的压力。

4、尝试分流。根据实习生每年依次递增的实际情况，我们本着保证实习质量的原则，积极拓宽实习渠道，同意了各系让少部分学生自己联系实习的要求，并制定了统一管理的办法，如与系签订协议书，提出具体要求，实习成绩评定办法等。这些措施在今年的教育实习工作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5、专人管理。成立实践教学科，负责在实习过程中加强与各系及实习基地联系，注意了解实习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实习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保证教育实习工作顺利进行。

6、强化监督。实习前由教务处审核各系教育实习计划。实习过程中，组织由督导组专家、教育系领导和教务处有关同志组成的教育实习检查组，对两批次的实习分别进行为期一至两周的教育实习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实习生教学实习、班主任实习、实习情况，实习指导教师指导效果，也有实习学校对实习工作安排情况，原任教师对实习生指导情况等。检查结束后召开汇总会，并把检查情况及时反馈给各系，促使各系做好实习工作，对教育实习工作中的不足进行改进。

7、及时拨款。在我院各系实习全部结束之后，迅速根据各系实习计划统计各实习基地实习生人数，并与实习基地学校反复核实。确保在实习工作结束之后，及时将实习基地建设与实习指导管理费兑付给各实习基地学校。这些措施都受到各实习基地学校的欢迎，与各实习基地学校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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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届毕业生教育实习是我院历年来实习生人数最多、时间最集中的一届。教育实习的各阶段的工作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年的教育实习由教务处原副处长张颖老师负责组织，各系领导具体负责实施，实践教学科（筹）负责协调我院各系与实习基地学校的联系，组成了完备的院系两级管理体系。在实习过程中院系各级领导和实习指导老师采取了多种措施，克服了种种困难，确保了本届教育实习的质量，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各系实习生的能力在教育实习中得到了锻炼。

（i）、各级领导重视管理到位

各系对教育实习都非常重视教育实习工作，成立了以系主任或书记为组长，由骨干教师、教务秘书与辅导员等组成的实习工作领导小组，从各方面保证教育实习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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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系在实习准备阶段均召开有指导教师与实习生参加的实习动员大会，组织师生学习《阜阳师院教育实习规程》和《实习生守则》，提高指导教师与实习生对教育实习的重视。

2、各系均把教育实习作为作为学年工作的重点之一，在专业课教师教学任务已经比较重的情况下，仍然尽可能以各系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组成实习指导队伍。在这方面，中文系尤为突出，在中文系的15名指导教师中教授2人，副教授8人，讲师4人，指导教师阵容强大。

3、全院12个系先后组织了微格教学录像，并对实习生在微格教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纠正。其中，中文系杨光老师还在教学论课程中加入了微格教学专章，并进行了多次微格教学教案编写、实际操作练习；外语、计算机等系还组织实习生选看了前几届优秀实习生的微格教学录像。这些措施使实习生对教育实习有了初步的认识，激发了学生的实习热情。

4、针对近两年中学新课程改革，教材等内容变化较大的情况，各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中文系将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印发给全体指导教师，外语、数学等系请来各实习学校有经验的任课教师就中学新课标准下如何搞好教育实习等方面的问题给实习生做了多场专题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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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习生到实习学校之后，教务处先后两次组织督导组到实习学校检查实习情况，每次为期2周。督导组到实习学校后，随机抽听了部分实习生的授课，每次听课结束后督导组又和实习指导教师、原任课教师一道对实习生授课进行点评，表扬表现突出的地方，指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许多实习生反映，从督导组专家的点评中受益匪浅。督导组还向实习学校的领导了解了各校实习接待情况，检查了各实习学校的实习办公室，将实习生提出的一些意见转达给实习学校的领导。

2、教务处刘学忠处长、张颖处长、时伟处长先后4次到实习学校现场了解情况，并和我院教学督导组、实习指导老师、实习生以及实习学校领导、老师一起座谈，增进了双方的联系。

3、在实习过程中，有选择的给各系推荐的授课效果优秀的实习生拍摄了随堂授课录像，作为以后实习生借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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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总结是收集实习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各系在实习结束后都十分重视实习总结工作。在实习结束后，各系均要求实习生写个人实习总结、实习指导教师写实习指导总结，并及时召开系实习总结大会，对教育实习情况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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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从实习前对课堂教学一无所知到实习后具有一定教学技能和经验，这一过程的变化是巨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指导教师工作认真负责，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实习开始阶段，各系指导教师组织学生上讲台试讲，对学生试讲过程中在体态、语言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组织同组的学生一起点评、逐一纠正，为实习生走上讲台做好了准备。不少系如外语、计算机等系指导教师还组织学生观看往届优秀实习生的教学录像，指导教师点出录像中值得学习的地方，指出存在问题的细节，并提醒实习生自己上讲台应该注意的地方。在进入实习学校后，指导教师又认真组织实习生实习，与原任课教师座谈，了解新教材体系下课堂教学的新特点。

实习生的第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对实习生来讲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是最多的。每一位实习指导教师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几乎所有的指导教师都对实习生提出了“不经过试讲的课不准上讲台，试讲不合格的课也不准上讲台”的严格要求。他们与实习生一起分析教材，设计教案，组织课堂教学语言、设计板书，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然后，组织同组的其他同学一起听试讲、总结、改进，直到试讲满意了才同意实习生上讲台授课。指导教师们经常随堂听实习生的课，课后组织点评，有些指导教师还抽查实习生批阅的作业、试卷，指导实习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可以说，实习指导教师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是我院教育实习质量最直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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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学生高度重视教育实习工作。实习准备的初期，他们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试讲，教室里、走廊里、主楼后面的小树林里经常能听到实习生说课、试讲的声音。进入实习学校后，学生更是分外认真，多次修改教案、举行试讲，直至指导教师和原任课教师都满意为止。

大多数实习生能根据中学新课程的特点，把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当中。如外语系的部分实习生自制精美的卡通片、水粉画、幻灯片等精美的教具，有的还请外教录制的录音材料等，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化学系的实习生认真做好每一个演示实验，给学生提供良好的感性材料，引导学生在探索中学习；计算机系实习生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灵活性，制作了内容精彩的课件，有的还利用自己的专长帮助实习学校构建校园主页等；美术系实习生在上课前亲手制作了供学生借鉴的范画；体育系实习生在认真完成课堂教学之外，还帮助实习学校组织拔河比赛、协助举办田径运动会等活动等。这些改革，既提高学生的上课兴趣，培养了课堂气氛，又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受到了实习学校的表扬。

部分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综合素质、较强的工作能力，受到了实习所在学校的领导、老师及学生的一致好评，为我院的实习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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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师范学院20xx届教育实习主要安排在阜阳一中、二中、三中、九中、十中、十五中、红旗中学、一职高、师范学校、师院附中等十所教育实习基地。各实习学校对实习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均按要求安排了实习生办公室办公桌、听课凳、洗脸盆等，有些有条件的学校还在实习办公室安排了饮水机等设施，极大的方便了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生。实习学校对实习生的课堂教学也十分重视，大多数原任课教师给予实习生的充分信任，并经常随堂听课，课后给实习生耐心的指导。其中阜阳一中、二中、九中等实习基地还将多媒体电教室提供给实习生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实习质量，受到了实习生的欢迎。阜阳十中是本次教育实习中唯一承担委托实习工作的实习基地，学校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导处领导和任课教师组成的教育实习领导小组，制定了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规范和实习生实习规则。实习生进入学校实习时，专门召开欢迎会，对实习生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实习生授课期间，原任课教师每节课必听，每次听完课后，还安排专门的时间进行评课，帮助实习生改正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校还编印了八期实习简报，报道实习生的实习情况、刊登实习生的优秀教案，让实习生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以至实习生在实习总结时由衷的感叹：“要想实习，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请到十中去，那里是真正的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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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实习生教学基本功不扎实，有的普通话不规范，语速快，方言重，学生听不清，教学内容表达不清楚。有的板书无计划，字迹了草不清。

2、有的实习生实习态度不够认真，准备不够充分，个别实习生在实习教学中出现概念性错误，文科实习生读错字、写错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3、有些系学科教学论课程教师教学理念陈旧，跟不上教学改革的形式，按老的教学方法讲课，带出的实习生也用老方法上课，以至于实习学校的原任课教师在评价时说他们是“年轻的老教师”。

4、个别实习指导教师不能严格按照教育实习规程进行指导，长期不到实习学校，不能经常听实习的授课或听后不评讲。

5、有些系实习班主任管理工作做的不够。

6、个别实习基地领导、原任课教师对教育实习工作重视不够，安排不力，使实习受到冷落，教育实习工作受到影响。

以上发现的问题中，有的是实习生自身方面的原因，但也与指导教师把关不严有很大关系；有的是实习系、实习指导老师与实习基地学校联系不够造成的，请各系领导与实习指导老师予以重视，认真对待，逐项解决，在以后以实习工作中力争避免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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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计我院20xx届教育实习将有1500名学生（其中普通本科1460，职教40）。借鉴20xx届教育实习的成功经验，20xx届的教育实习仍采取分期中考试前后两批的方式进行。期中考试前参加实习的有中文、历史、外语、物理、计算机、音乐6个系，期中考试后参加实习的有政法、数学、化学、生物、体育、美术6个系。各系应于本学期末做好相应准备，并给学生提出教育实习准备工作任务，要求他们在暑假期间熟悉中学教材，调查了解中学教学现状和教学改革情况，为下学期教育实习做好准备。

2、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对学生从事教师职业素养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加强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学科教学论教学应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培养和提高毕业生课堂教学能力的同时，还要训练和培养他们分析教材及“说课”、评课的能力，让他们学习掌握活动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奠定高师学生毕业后适应中学实施新课程标准教学的要求。

3、教务处要进一步加强与实习基地有关领导的联系和沟通，增加实习基地建设的数量，提高基地安排指导教育实习的质量，督促他们完善实习基地的建设，添置必要的设施，加强教育实习的组织管理和指导，切实履行实习基地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创造良好的教育实习环境，以确保实习质量。教务处组织的教育实习基地工作安排情况调查应继续全面细致的作好，切实了解教育实习基地工作情况，并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奖罚。

4、各系仍应成立教育实习领导小组，继续按教育评估各项要求，认真学习学校教育实习的规程，制订教育实习细则，选派有指导教育实习能力和经验的教师指导教育实习，每位教师指导的实习生人数不得超过15名。同时，各系应要求实习生在教育实习中严格按照实习学校的校规、校纪，遵守实习纪律，完成实习任务，对给实习学校的教学工作成不良影响，给学校声誉带来不良影响者，应给予严厉处分。

5、指导教师应一心一意指导实习，实习期间原则上不在学校兼课。指导教师对实习生指导要认真负责，管理要求要严格一致。同时，要加强与中学优秀教师的联系和交流，结合中学教学改革的情况，积极开展基础教育研究和教学改革活动，与实习学校的原任课教师一道指导实习生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采取适合于中学新课程标准教学要求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行教育实习。指导教师要对指导过程认真记录，听实习生授课要达到一定数量。

6、各系对部分学生要求自己联系实习的实习生，应按有关规定予以办理，并签订《自主联系实习协议书》，由系对他们提出具体要求，加强督察管理，保证安全，确保完成实习任务，保证实习质量。

7、本届实习生全权委托实习已经在阜阳十中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系根据今年教育实习的实际情况，如确有必要委托实习的，可挑选符合条件的实习基地，报院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实习生委托给实习基地安排，并由学院和相关各系做好必要的监督与测评工作，保证实习质量。

8、教务部门应将实习教材建设与实习基地建设结合起来，争取得到实习基地更多的帮助，妥善解决实习教材问题。

9、各系要认真对待微格教学，具体时间安排应提前3周和教育系联系落实。指导教师应带领学生多次观看的微格教学录像，让学生充分了解自己的课堂教学状况。指导教师要认真做好评议工作，鼓励学生在微格教学中表现突出的地方，指出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让学生在走上讲台前，就较为熟练的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技能。

10、督导组在20xx届教育实习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促进作用，督导组将在20xx届教育实习过程中大检查力度，检查内容将包括系、指导教师、实习生、实习基地等各方面的情况。

11、加强实习工作。我院附中多媒体大教室已经建成使用，请各系积极与附中联系，增加实习生的实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