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 河南党的故事(九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一

说到党史，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是明白一些的，只是在认识程度或认识角度上有着差异的因素。比如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在对党史的认识上还停留在“文革”那个学生时期，只明白我们的党是在不断地同“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中发展过来的，留给我影响最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取得了成功，遵义会议确立共产党走向了正确道路。其实中共的诞生与发展，这一路与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能够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此刻的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姿态应对现实，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强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必然政党。清王朝后期，制度的腐败、科技的后落、外帝国侵略，人民生活在贫困、后落、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对西方侵略的主张，对内侧提出振奋民气，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

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求福”为口号，都不是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制度上的空想言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以英国为标准，效法、日、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样是不能动摇封建王朝政府的没有实际基础设想。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透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构成一个能够顺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的社会仍处在封建官僚与帝国主义等欺压之下，人民百姓同样过着受苦受难的生活。

中国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家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不仅仅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且传播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中国开辟道路，个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与劳农专政制的先进理念和思想传播于国民；

同样李大钊介绍和讲评十月革命，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用心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也受到民众的相应和拥护。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举着反帝反封建反土豪劣绅旗帜，从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到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彻底性。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武汉起义相继的失败。然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却取得胜利，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军民平等，同甘共苦，消灭剥削制度，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合成功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地纠正自我错误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不断地纠正自我错误中提速发展的，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合道路，把十年动乱摧垮的国民经济夺了回来，向国强民富前进。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来没有先例，是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和不断地学习国外先进国家长处中思考。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现状，在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不护短，有错必究，知错必改，在重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政府体制的完善工作，让广大人民生活更有幸福感。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二

同志们：

根据书记带头讲党课的有关要求，在纪念建党xx周年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我以《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为题，与大家作个交流探讨，觉得很有意义！

下面，我结合个人学习体会和洪湖工作实际，重点从什么是理想信念、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怎样坚定理想信念、如何践行理想信念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与大家共勉。希望大家切实把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落实到生活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做一个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抬头看路、又埋头拉车的“四讲四有”好党员、好干部，以立足本职、立足岗位的担当作为，共促洪湖经济社会后发赶超、争先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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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想、信念，大家耳熟能详，但真正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一口气能对其进行准确完整解释的，我想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因此，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要把理想、信念的本意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怎样坚定理想信念、如何践行理想信念，也是一个夯基垒台、正本清源，既必须也必要。

那么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信念呢？我查阅了词典和有关资料，对它们的解释分别是这样的：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也比喻对某事物臻于最完善境界的观念。它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它是从现实出发的，有根据的、合理的、可实现的，与空想、幻想绝然相反；信念是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认知基础上，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

理想和信念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都是可以锻造确定的，也是可以改变的。理想和信念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密不可分、如影随形、相互依存。理想是信念的根据和前提，信念则是理想实现的重要保障。在很多情况下，理想就是信念，信念又是理想。当理想作为信念时，它是指人们确信的一种观点和主张；当信念作为理想时，它是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当然，理想和信念还有各自的特征，这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我就不展开了。

通过对理想、信念的词语解释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理想信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一种精神状态和一种精神力量，的确存在。对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更为简洁而又深刻的表述，他说，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既是个人乃至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前进壮大的不竭源泉。

下面，我们就说说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我们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终级目标。1921年我们党成立的时候，全国只有57个党员。参加“一大”的13个人，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最年轻的刘仁静19岁，邓恩铭20岁，王静美23岁，周佛海24岁。在那个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每天成立的组织与解散的组织一样多，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党派的成立会带来什么变化。连当初的共产国际对此也并不看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除了激情和理想之外，什么也没有。

但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感召、指引和激励下，从“秋收起义”到“南昌起义”，从“五次反围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十四年抗战”到“三年解放战争”，矢志不渝、一往无前，不仅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新中国，而且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让新中国不断从贫穷落后走向了富强、民主、文明。

辉煌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以说，90多年来，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活生生地贯穿在党的事业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在我们工作的现实中，体现在广大共产党人的行动中。90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无数的革命先烈、无数的英雄模范，就是我们党的理想信念的化身。

结合洪湖来说，我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我们的理想信念具体化，就是奋力实现“一同步三洪湖三城市”的奋斗目标。在座各位是洪湖的“关键少数”，作为洪湖建设发展的中坚和骨干，更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念，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摒弃一切私心杂念，自觉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洪湖的后发赶超中，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体现在洪湖的跨越发展中。

今年以来，在全市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之下，“三比三促三争创”带来了全市上下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的大改观，招商引资、仙洪公路升级改造等带来了洪湖建设发展的新气象，“五城同创”、“美丽乡村”建设、“一河两岸”整治带来了城乡居民的大实惠，可以说，全市各项工作开局好、来势好、气场足，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当前洪湖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期，我们必须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始终保持竞进冲刺的状态；必须自我加压、自我奋蹄，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取谁的责任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5+2”、“白+黑”，务实重行、雷厉风行，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最近，荆州市委组织我们到襄阳、荆门学习，我的感受颇为深刻，仅仅两年，荆门兴起了一大批产业，每个县市引进的项目是100多个，而我们洪湖今年确定的目标是36个，但目前只有十几个，我们要后发赶超，必须坚定信念、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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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透过我在前面论述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信念，特别是回望我们党90多年一路走来、一路前行的辉煌历程时，大家应该有所启示、有所体会。在这里，我重点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党推进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之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革命战争年代，不需要我们随时抛头颅、洒热血；今天的中国也已不是新中国创业初期，也不需要我们动辄毁家纾难，一块苦、一块穷。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看，我们面临的发展转型、改革攻坚、利益调整等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从国际上看，世界上歪曲误读中国发展的论调不绝于耳，“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停止，一些国家变着花样唱衰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的专家毫不掩饰地说，对付中国比对付苏联难多了，我们仅用了“西化”、“分化”这“两化”就搞垮了苏联，但要搞垮中国，光靠这“两化”还远远不够，最少再加上“四化”，即让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党政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腐化，把中国领袖丑化，让马列主义在多样化意识形态下溶化。正是为了积极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全党提出了“三个伟大”，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三个伟大”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要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夺取“三个伟大”的新进程、新成效、新胜利，就依然要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追求，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这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其次，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洪湖后发赶超、跨越发展之所需。洪湖有着辉煌的过去，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洪湖就领跑“大荆州”，应该说，洪湖是有潜质、有基础、有实力的。近年来，尽管我们因交通瓶颈制约和“五年四水”等客观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已明显落后于周边县市区，但我们不能像一个怨妇，自暴自弃、自甘落后，更不能像霜打的茄子，一蹶不振、抬不起头。稿子铺编辑，我们一定要直面现实，坚定“一同步三洪湖三城市”的奋斗目标，奋起直追。一方面要从洪湖辉煌的过去中，看到我们并非朽木一根、阿斗一个，另一方面要从五大发展理念的推进实施中，看到我们红色洪湖、老区洪湖的品牌无人能比，我们绿色洪湖、生态洪湖的资源无人能比，我们老区精神、洪湖精神的财富无人能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前，各级领导对洪湖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力度前所未有。4月23日，晓东省长视察洪湖长江段燕窝崩岸现场时，我们全面汇报了洪湖工作，晓东省长非常重视，随后对洪湖发展作出专题批示，省直部门、武汉市先后分批到洪湖，主动对接落实。荆州杨智书记当市长时的联系点就是洪湖，任书记后确定联系点仍为洪湖。杨书记任市长、书记期间已先后八次到洪湖，每次来都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我相信，在杨书记的督办下，洪监高速10月复工大有希望。昨天，武汉万勇市长调研新滩经合区，提出了“四个支持”，并对10个具体问题一一回应。还有很多洪湖籍在外的企业家如刘道明、颜家光等也很关心洪湖，他们的关心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项目落地洪湖。刘道明投资的美好未来新城，颜家光介绍的东汽车灯项目预计10月投产，产值可达10亿。洪湖的来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念，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让洪湖厚积薄发、换道超越，浴火重生、再铸辉煌！

第三，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自身健康成长、积极有为之所需。一名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就能以政治坚定，防止和克服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就能以敢于担当，防止和克服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就能以严于律己，防止和克服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在这里，我不说远了，就说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典型。我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彦群是从一名普通公安民警成长起来的，他从警26年来，长期战斗在刑侦一线，先后侦破部督、省督刑事案件10余件，大要案件1000余件，先后被评为“湖北最美警察”、“湖北省优秀民警”等，在前不久公安部组织的“我心中的警察英雄”公开评选中，被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是什么使他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一干就是26年？是因为他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对公安事业的无比热爱。我觉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更是洪湖公安的光荣。这样的正能量，我们当然要弘扬、要汇聚、要传递，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向他发了贺电。

乌林镇吴王庙村的党支部书记余光宝，是新一届的市委候补委员。是什么让他以村支书的岗位当上候补委员？是他20年如一日为集体、为村民服务。我到吴王庙村调研时，他说，虽然自己60多岁了，但只要组织相信我，群众需要我，我就继续工作，继续为群众服务。

曹市镇向红村是仙洪试验区建设时的先进典型，我觉得这个村的村支书张仁武很有事业心，为什么？因为他带领向红村当上了典型后，并没有昙花一现、止步不前，不管有没有当初宣传报道不断、参观学习络绎不绝的“火爆场景”，他都保持着自己的坚守和淡定，继续默默耕耘自己的村庄。我到这个村调研时，发现他把市委政府倡导的村庄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都落实得很有成效，而且现正在推进生态采摘园、俊港家庭农场黑斑蛙养殖基地建设，他说他的目标就是产业支撑、村美民富。

总之，今年以来，我们身边这样令人感佩、催人奋进的正能量不胜枚举，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关键是有信仰、有追求、有坚守，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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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超的政治智慧，巧用一个“钙”字，就把“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具体化，给了全党一个十分直观的印象。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钙”论，对于怎样坚定理想信念，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从理论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信仰的坚定源于理论的清醒。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理想信念的源头活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代中国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补足精神之“钙”，加强信仰之“修”，熔铸信念之“魂”，真正让理想信念之树根深叶茂、四季常青。

二是坚持从知史明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什么“红米饭，南瓜汤”，能够天天打胜仗？为什么“吃草根，啃树皮”，能够走过雪山草地？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够打败“飞机加大炮”？说到底，靠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强信念。因此，我们要加强党史国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的学习研读，自觉从党的辉煌历史、巨大成就、成功经验中寻根守魂，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结合洪湖实际，我们就是要从洪湖辉煌的过去中，找回自信、找回自我，坚定信心、再创辉煌。我们在参加荆州党代会时，荆州领导说荆州就是在过去五年工作中，通过“壮腰工程”实现“五个千亿”，让荆州找回了自信。我们洪湖目前的状况与荆州前五年的状况大致一样，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抓招商，坚定不移上项目，坚定不移补短板，我们同样会找回自信。目前，这些工作已全面铺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再加力度、再强措施，更进一步。

三是坚持从践行宗旨中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每一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深不深，主要不在工作时间的长短，一个地方群众对干部的感情深不深，主要也不在工作时间长短，关键在于能否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目标，着力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市委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是否有利于发展，二是是否造福于群众，只要符合这两点，我们就决策、就拍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可能一生只在一个地方工作，往往在一个位置上工作的时间，也只有那么几年。所以大家更应珍惜机会、珍惜岗位、珍惜职责，毫不懈怠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当好那颗定盘的星。

四是坚持从对标先进中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坚定自己的信仰追求，就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用奋斗实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大爱。我们既要以焦裕禄、廖俊波等先进楷模为镜，日日拂尘、时时洗心，也要以谢爱娥、刘彦群、余光宝等身边先进为标，自勉自励、向上向善，不断提升党性修养、道德境界、人格操守和能力素质。

五是坚持从干事创业中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的理想信念，又脚踏实地从当前的事做起，从具体的事做起。坚持知行合一，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让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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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洪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实际，我认为我们践行理想信念，就是聚力建设红色洪湖、绿色洪湖和金色洪湖。“三个洪湖”是荆州市委杨智书记对洪湖建设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期待。

“三个洪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红色洪湖是本色，绿色洪湖是底色，金色洪湖是新发展理念下彰“红”凸“绿”的转型升级、换道超越，是富强文明的新洪湖。建设红色洪湖，就是要把洪湖的红色本色弘扬好，把洪湖的红色基因传承好，把洪湖的红色资源挖掘好，一方面弘扬洪湖精神，凝心聚力、跨越赶超，另一方面将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园、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等连片打造，精心构筑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大力拓展红色主题教育，全面提升红色洪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荆州市委已明确，今后荆州党校学员的第一课就是到洪湖接受传统教育；今后凡是到荆州来视察调研的领导，都要宣传洪湖，尤其要宣传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不能让人们在湖北说到革命根据地，只想到大别山，而忽略了洪湖，或者说，只讲大别山，而不讲洪湖。要以此进一步扩大洪湖的影响力，进一步彰显洪湖在中国革命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作为洪湖的党员干部，我们要当好红色洪湖的宣传员、讲解员，要打好老区牌、红色牌，积极争取项目。建设绿色洪湖，就是要把洪湖的绿色底色保护好、彰显好、运用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让洪湖全面实现“升级版”的依水而生、因水而名、凭水而美，让“绿水青山”成为洪湖永远的“金山银山”。我们紧邻长江、坐拥洪湖，要练好内功，既抓好长江保护、洪湖生态修复，又控制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确保洪湖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建设金色洪湖，就是要彰显“红色”、凸显“绿色”，把洪湖的红色品牌、红色文化和生态名片、绿色资源有机整合，实现裂变效应，让洪湖的富强文明与时俱进、勇立潮头。

同志们，践行理想信念，建设“三个洪湖”，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我们必须以“三个三”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和能力水平。

（一）端正“三观”。即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似乎“高大上”，实际上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一切的想法和行为，都源于自己内心深处对世界、对人生、对价值的认识，这是“总开关”。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总开关”不出问题，问题就不会成问题；只要“总开关”出了问题，问题就会成问题。因此，在建设“三个洪湖”的新进程中，我们首当其冲地就是端正“三观”，安装好思想上的“杀毒软件”，净化好“思想桌面”，不断拧紧“总开关”。

第一，端正世界观。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这也是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武器，必须入脑入心，自觉运用。如在“三个洪湖”的建设过程中，只要我们坚持联系的观点，就会把“三个洪湖”放到荆州、全省乃至全国大格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就会感觉上连“天线”、下接“地气”，豁然开朗，信心倍增。对国家政策，我们要敢于对接，不要在洪湖的“小圈子”里转，要敢于走出去。5月25日，外办负责联系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地方党委实践”，我们洪湖与武汉高新、黄石、潜江四个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同走进中联部，各讲各的做法、各讲各的实践，洪湖的实践引起了与会各国记者和媒体的关注，后续效应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近期10多名外国记者深入洪湖采访，这就是后续效应的体现，我相信，他们的宣传报道，一定会进一步提高洪湖的知名度，扩大洪湖的影响力，为洪湖的建设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和舆论环境。

第二，端正人生观。人生观不是抽象的问题，它与我们的工作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说，人生是什么？人生为什么？怎样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这就是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作为党员干部，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还是“人生在世，贡献二字”呢？答案肯定是后者。如果党员干部心目中的人生观是追求钱、权、利，那就一定会以为非作歹的方式来行事，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为公职岗位不提供这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官就不想发财，发财就不想当官。事实上，公务员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的要求就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为社会多做贡献，因此，我们要不断对表调校，把工作当乐趣，把事业当享受，自觉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三个洪湖”的建设发展中。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一些故事和一些观点，我觉得对我们陶冶身心、端正人生观很有启发，建议大家到网上搜一搜、看一看、学一学，题目是《王阳明：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

第三，端正价值观。作为党员干部，生命的价值、自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给他人、给社会创造价值。借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讲，就是我们创造奉献的剩余价值越多，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越大，我们的人生就越有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这是党员干部应有的价值观。离开了这样的价值观，不说坚定理想信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连平时的工作也会敷衍式、应付式、被动式进行，更谈不上在“三个洪湖”建设中积极建功立业、争先进位了。今年以来，大家不分昼夜地工作，有的完全不顾家，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而且应该秉持的价值观。说到这里，我还要特别讲讲我们洪湖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周军同志，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作为一个普通的彩票经营者，可以想像，他并不是一个物质上十分富有的人，但他精神上特别富有、特别珍贵。在多年坚持的无偿献血中，当他听说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与上海一名30岁的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把十万分之一的成功机率留给患者，继续进行高分辨配型。配型成功后，面对捐献过程中，身体上的种种痛苦和不良反应，他依然坚持，无怨无悔地谱写了又一曲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因为他的价值观是奉献。作为一个普通市民都能这样，我们党员干部更要立足岗位讲奉献。

（二）提升“三力”。即提升学习力、执行力、创新力。这既是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我们履职尽责必须提升的基本功，更是我们建设“三个洪湖”必须练就的看家本领。

第一、提升学习力。学习力就是学习的能力。无论修身养性，还是干事创业，都需要学习力。提升学习力，首先要爱学习。只有爱学习，才能变“被动学”为“主动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作为党员干部，要爱学政策理论和时事政治，惟其如此，才不会成为政治上的糊涂者、政策理论上的落伍者和思想观念上的落后者。要爱学业务知识和综合知识，自觉“缺什么补什么”，惟其如此，才不会“本领恐慌”，无所适从、无所作为。其次要会学习。关键是要做有心人。你是有心人，你就会观察、会思考、会琢磨、会研究，会多问为什么，就会时时处处在学习；你不是有心人，就会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肯定什么也学不到。作为党员干部，脱产学习和闭门学习的时间的确很少，那么就必须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多舍弃一些交际应酬，学会见缝插针地学、苦中有乐地学、持之以恒地学。有人说，人生的成就是由业余时间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八小时之外，对此我非常赞同。我们一定要业余时间多加强学习，学习是总归有益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提升能力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书本上学，二是走出去学。我们要求大家每月读一本书，大家做到了没有？今后我与同志们交流，除了谈工作，还要谈学习，看大家读了哪些书、有什么体会？最近，崔巍同志把我们的“湖畔读书会”推介到了省图书馆和长江讲坛，这很好！

第二，提升执行力。执行力就是抓落实的能力。如何提升执行力？我觉得有三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话，“不问为什么，只想怎么办”。比如说，某市决定整治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这个事本来既可以交给城管部门，也可以交给交警部门，但最终交给了城管部门。如果城管部门总是以为什么要整治、为什么要我们整治而不要交警部门整治等这些为什么的态度去对待，整治效果肯定会不好。如果城管部门以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充分信任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那就一定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管好管到位。第二句话，“不找借口，只找办法”。对工作，不要讲办不成的理由，要讲办得成的方法。如“一河两岸”整治，现正进入汛雨期，但工程并没有因水涨雨多而停止，而是筑坝排水、抢晴战雨，倒排工期抓紧施工。这是我们应该弘扬的精神和作风。第三句话，“不回避矛盾，只化解矛盾”。今天有问题，今天就要解决，不能把今天的问题放到明天，回避拖延只会使问题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我们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可以说害人害已，得不偿失。今天上午，在全市深化改革工作会议上，我也讲过，改革要有担当，无论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必须担当面对，积极化解。要做减法，不要做加法；要做问题的猎手，不要做问题的猎物。不然，执行力就会越来越差，更谈不上加快建设“三个洪湖”了。

第三，提升创新力。创新力就是创新的能力。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真正的破旧立新；创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践。发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是技术创新；创造新模式、新机制、新方法是工作创新。如我们今年开展的“三比三促三争创”活动，就是一种工作创新，也是绩效考核的改革，让工作有了抓手。建设“三个洪湖”，我们更要在工作上勤于创新、大胆创新，重点做好“三变”。一是变政策制约为政策许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可以变通的地方，要打好擦边球。财政债务不能超过红线，这是政策要求。荆门经验就是“重资产”招商，投入200多个亿，京山投入225亿，别人为什么敢投，而我们不敢？因此，在工作中对政策法律一定要吃深吃透，领会精神要义，真正把政策变成钥匙来解决问题，规避把政策变成制约而束缚手脚。二是变水到渠成为开渠引水。水到渠成是一种被动的等待，开渠引水是一种主动的作为。洪湖要大发展、大转型、大升级，就要开渠引水，我们正在实施的大湖拆围、正在实施的仙洪公路升级改造和招硕引博等，都是为洪湖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打基础、做铺垫，也就是为“引水”做准备。三是变看菜吃饭为种菜吃饭。看菜吃饭是习惯性思维方式，种菜吃饭是进取性思维方式，看菜吃饭的结果是食之无味，种菜吃饭的结果是津津有味。当前，招商引资推行重资产招商，无疑是一种新思路，这就是种菜吃饭的效果。

（三）弘扬“三干”。即弘扬实干、苦干、巧干的精神和作风。我在多次的会议上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县市一级，我们的工作就是抓落实，抓落实就是要实干、苦干加巧干。

第一，弘扬实干精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说的都是实干的重要性。实干要讲政治，对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坚决做到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做选择，扎实推进。现在，还是有些地方对上级党委政府和市委政府安排部署的工作不上心、不在意，前不久，大数据检查，省检查组就发现了问题，这个教训大家一定要认真吸取。实干要讲担当，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今年以来，我们取得的好开局、好来势、好气场，是全市上下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结果。希望全市上下特别是在座各位切实担应担之责、担该担之责、担必担之责，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重行，真抓实干，巩固提升全市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为建设“三个洪湖”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弘扬苦干精神。首先，在工作时间上，不以八小时上下班时间为标准，而是以任务完成为标准，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完不成任务的，该“5+2”就“5+2”，该“白+黑”就“白+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要成为我们今后工作时间的新观念。其次，在工作状态上，保持韧劲和定力，不向问题低头，不向困难叫苦，这一点，市棚改办的同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众所周知，棚改拆迁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但他们做到了棚改拆迁的零投诉、零上访和稳步推进。可以想象，他们要不是家家户户地去宣传政策，仔仔细细地实地勘测，心平气和地协商调解，认真下一番苦功，取得这样的成效是不可能的。

第三，弘扬巧干精神。就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任务，要善于“弹钢琴”，善于分轻重缓急落实推进，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抓不住重点，分不清主次，焦头烂额，搞成“一锅粥”。主要领导干什么、分管领导干什么？乡镇书记镇长、科局长都很忙，有的甚至连复印一个文件都亲力亲为，但手下的还有极个别的上班网上看电影、炒股，这就是问题了，这说明“钢琴”没弹好，连最基本的队伍都没有抓住。当前，洪湖的巧干最重要的是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要体现一个“快”字，要快谋划、快储备、快招商、快落地、快开工、快投产。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快办、快批、快拨、快复，确保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加快洪湖发展。在巧干的过程中，还要善于借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方法，能用机械的就不要用人工，能用智能的就不要用机械的，能走直路的就不要走弯路，能够“拿来主义”的就不要再“从零开始”。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我就不多讲了。

同志们，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是培根固本、强筋壮骨之所需，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之所需，更是党的事业和洪湖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所需，我们一定要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事业心和“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感，重实干、求实效，自觉把“精神”转化为“物质”，转化为加快建设红色洪湖、绿色洪湖、金色洪湖的实际行动，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力争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指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全面准确理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对于开展好广大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真正达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成效，为奋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史明理：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理解“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真理。“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百年党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还是一部自身建设史。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不断披荆斩棘、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并不断根据中国实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小党发展成为一个由9100多万党员构成的世界第一大党。因此，党员干部学好百年党史，可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可以深刻领悟“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只有准确把握这一真理，才能够更加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才能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中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学史增信：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寻找理论滋养、精神支柱，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深刻洞察我们党在处理重大选择、重大转折、重大挫折过程中展现出的坚守执着、历史清醒、科学态度和胸襟视野，必将有利于我们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真实、听清时代脉动，必将有利于我们从灵魂深处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通过百年党史学习教育，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百年历程中是经过怎样反复比较和总结，坚定执着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就会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学史崇德：通过百年党史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要坚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百年党史学习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要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历史之问，要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回顾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百年党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广大党员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百年党史中，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夏明翰、刘志丹、左权、杨靖宇、赵一曼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铸就了共产党人高贵的人格品德。从党史中体会这种精神，有助于更好地锤炼个人私德、培塑为民公德和铸牢党性大德，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准则。

学史力行：学习党史要与时俱进，身体力行，在攻坚克难中激发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高应对风险、战胜挑战的能力水平，推动各项事业开拓前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为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信念、红色基因和执政能力，通过对百年党史的内在要求和深邃内涵的学深悟透，从而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宗旨情怀、肩负初心使命，达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工作要求，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所以，学党史贵在“学史力行”，不断将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实事、办实事、干成事的动力。明理是前提、增信是保障、崇德是动力，力行才是最终目标和使命。因此，学党史首先就要往深里学，往实里学，用力学，用心学。学党史崇尚力行、贵在力行，坚持学史和工作融合并举、融会贯通、整体联动，将学的成果、学的方法、学的质效融入为民服务、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实干办事中，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四

中共产党党史党课讲稿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 今年7月1日是中共产党诞辰95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开展活动，纪念党的生日。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讲党课要求，在这里，我想通过对建前党的几届重要的代表大会(“一大”一“七大”)的讲解，来一起回顾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题目就是：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

1917年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的广泛传播，为中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并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际的帮助。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今天中共产党的最初级阶段的组织机构，是革命的火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基本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党的第一次全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产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还有两名共产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苏联人)。由于会场收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之举行。

“一大”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共产党”，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焘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会议，但鉴于他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大会仍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讲到这里，有些同志可能会问：我们年年岁岁庆七一，但“一大”召开的时间并不在7月1日。那么为什么把这一东、蔡和森、陈潭秋、悍代英、翟秋白、张焘、李立三、项英等3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了全420名党员。共产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三大”的主要贡献是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党，与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在1924年1月举行的民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当选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在此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在民党政府内许多重要的部门任职，这是共第一次合作最亲密的时候)。

党的第四次全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产党第四次全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横滨路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翟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994名党员。共产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四大”之后的几个月即爆发了一场中人民反对帝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 迅速席卷全。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中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四大”召开时党员只有994人，到年底就达到1万人，一年内增加了10倍。 五、党的第五次全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产党第五次全代表大会在武汉汉口召开，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共产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党员数字的变化，中共产党党员从1925年年底的1万人，又迅速增长到5.8万人，民党感受到了共产党快速发展带来的威胁，在中共“四大”以后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在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随后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了“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民党左派，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大革命失败。

“五大”就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此次会议主要纠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那什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呢?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错，是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是有我党造成的，会破坏共联合战线，主张对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讨好民党右派。

第二错，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与民党右派和解。 第三错，是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全面放弃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扶助汪精卫取得民党中央、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换取安陈独秀对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篆夺了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民政府和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了“五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解决了重要的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言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 1927年8月1日，中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委员会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据统计，到1929年底，全各地的武装起义多达近百次，许多被称为“红色政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些起义中诞生的。中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党的第六次全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产党第六次全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代表全党员4万多人(从这个全党员数就可以看出有多少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被杀害，据统计，被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体有31万之众)。由于当时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六大” 后的两年间，革命的局面在全范围内逐步走向复兴。到1930年9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万人。红军已有13个军， 6万多人，全十几个省区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革命武装已呈嫁原之势。

可惜这种大好形势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没能继续发展下去。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共产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取得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前面解释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呢? 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一是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二是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三是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采取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在此后的4年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使中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90%。面对危局，毛泽东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胜利的原因，强烈要求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对红军的领导。这是中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在毛泽东的带领和指挥下，英勇而顽强的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战胜了张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最终在陕北找到革命的立足点和新的胜利出发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此后，长征结束后一年，日本侵略中，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面临新的形势，中共产党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在山西瓦窑堡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达成“停止内战，共御外辱”的共识。在之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军民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经过浴血奋战，中军民用三千五百万人伤亡的代价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中。中共产党也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结束时，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大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产党第七次全代表大会在中延安召开。与会者有正式代表547人，代表121万中共产党员。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为确定打败日本，建设新中的路线而召开的大会。大会全面总结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阶段中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高度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中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七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七大”开的很好，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第二是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是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我们现在

常说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领导集体，就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并在“七大”上确定和充实。 七大后不到三个月，中人民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当人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时，一直保存实力、坐等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抢夺胜利果实，把枪口对准了中共产党，发动了全内战。在两个中，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中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另外的选择。共开始全面决战，大家耳熟能详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再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标志着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至此，中内告别了战争年代，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外有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从亲密到恶化，内有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导致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八大”到“十一大”，我们走过很多弯路。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坚定了有中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此后的三十多年，我们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再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今天，通过“七一”党员大会这样一个集体活动，共同学习党的光荣历史。通过学习，坚定党员信念，找准党员定位，更加坚定地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我的党课学习内容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五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大革命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六

大家好！

这次的党史学习让我感受颇多、受益匪浅。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建立起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到今天有了建设和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100年风雨历程充满艰辛与坎坷。我党历经战火洗礼和历史考验，其历史凝聚着无数革命党人的智慧和力量。

《党历史》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卷编撰了从1921年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第二卷编撰了从1949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在这57年的历史中，党为国家的独立统一付出了无数的鲜血与汗水，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的未来置生死于不顾，为了祖国的明天而付出宝贵的生命与辛勤的汗水。自从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走过了一段艰辛而漫长的路，牺牲了一批批优秀的革命党人，自身也变得成熟与强大。从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中间有着多少艰苦抗战的战争年代；从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中间无数的党员为国家的发展出谋献策。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照亮了现实，也照亮了未来。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过去，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现在从两个牢记来说说我对党史的认识。

一是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理想信念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信念。失去了，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我们党的历史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底蕴，正是因为每一名共产党人都牢记党的理想信念，不畏流血、不畏牺牲，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二是牢记党的历史经验。历史是一本严肃的教科书，我们的党史，正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无不凝结于党的历史。

让我从思想到灵魂再一次地接受党最先进的思想、最伟大的理想和最崇高的事业洗礼。我感受到的是再一次的心灵震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学习党史，必须深刻领会，用心思考；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用。

党的历史像一条河流，曲折但是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流动。穿行在100年的历史长河，点点滴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我要做这长河中的一滴水，任他洪水猛兽还是壁立千仞都无所畏惧、坚定不移！我会一直坚定不移的拥护党的领导。

谢谢大家！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七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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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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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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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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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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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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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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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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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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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谈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复兴也好，百十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虑和追求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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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学历史要带着历史纵深感，历史上的事情不结合历史的纵深很难把它看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对抗的清兵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但是这场战争清军却被打败了。不但如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灭前的70年间：gdp从世界占比29下降到6；

不平等条约签订

数量达1145个，平均每年16个；

割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7个英国。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怎么了？我们知道，这和一种毒品有关——鸦片。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后，吸食范围非常广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监、差役、军士、

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魏源曾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曾对道光说，鸦片如果不禁，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因此，道光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远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国硬碰硬，同时他还是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也是有过程的。他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讹传，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认为敌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这就会直接影响战略。

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杨芳。杨芳到前线打了几仗，而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遇到了新问题，他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一句话，他认为陆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国人，我是主你是客，这非常邪门儿，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术。怎么破妖术？他们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场、买马桶，他们认为用污秽之物能破妖术，希望把马桶扔到海里能让英国人的炮打不准，取得战争胜利。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1.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此前，我们败给了西方列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这一次败给了几百年来跟在我们后面的学生——日本，我们受了特别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战败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2.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为、梁启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给光绪，光绪是年轻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

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地方上没有人帮光绪落实新政。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中国开始了16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苦闷彷徨了，他们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国家走得通的技术和政治革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都不能成功。这时，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术的革新。

4.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

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

但是，中国共产党98年前诞生的时候却是一棵幼苗。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实际上这和土壤有关系。总结一下，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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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此后，1920年8月和10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

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的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们是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我们知道，此前80年，历代仁人志士推这个门、推那个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推开，为什么？因为手里没拿钥匙。打倒军阀除列强就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有了钥匙，打开了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1926年7月，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各个击破；

这一策略实施的效果很好，北伐军进攻湖南，会攻武汉，攻取江西，进占福建，进驻上海，攻克南京，节节胜利。但是，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武汉、南京、上海等都是长江沿线城市，这说明北伐没有彻底过长江，这就出现问题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1927年7月

15日，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公开“忏悔”。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同志选择加入共产党。我们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铺直叙，而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危难关头总有那么一批选择跟党一道走的人，这也是我们党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国共两党说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发动了大小一百场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此前没有着重抓枪杆子，有一些枪杆子还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队伍被消灭了。然而，一批在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的队伍却活下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

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后来，我们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对我们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胜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

军事上建立碉堡，这是硬的一手。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碉堡让我们吃了很多苦。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由于他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部委大秘整理，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12月突破敌人四道

封锁线，人数从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这个历史关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进入军事“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历史统计，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

3万人。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督剿红军。12月7日，张学

良劝谏失败，于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张学良。张学良在36岁时被扣押，直到90岁时才被释放。学习党史，细节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正确的历史观来指导我们对党史的学习。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战后，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是战前的40倍。国民党军

队由抗战初期的170万人增加到524万人。此时，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可以很快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条肯定躲不了、绕不过，就是土地。任何一次战争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都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7年，中共

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是满足老百姓切身的实际利益需求。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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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且不说国际上有势力要绞杀我们，单说城市建设和经济管理这摊事我们就不熟练。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开展，我们需要进行经验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财政赤字两大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发行

量增加1445亿倍；

二是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

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商200余人，打击了

非法金融活动；

二是“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投机商在银元之战后转而投机两白（米、棉）一黑（煤），陈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物资调运，适时抛售并收紧银根，投机商纷纷破产。

我们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有雷霆手段，有经济手段，立了威才开始搞经济建设。1956年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

正当我国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时，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

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我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勾画蓝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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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第二步，到20世纪末，部委大秘公

众号整理，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发现，“三步走”步幅不一样，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50年。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步10年，第二步

10年，第三步30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

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从中间分成了两个15年：从2020年

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发现，在“大三步”里面有“小三步”，“小三步”里面又有“新两步”，这就叫一脉相承。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教训，那就是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止步不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的发展速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其中十六大和十八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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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管不管用，

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认认真真把它学透。

马克思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我们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呢？当然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给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伟大了。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以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时形影不离的手机打个比方，因为世界上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的手机里都有app软件，每隔十天半个月它就会让你升级，我们看手机软件这么小的东西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给它升级，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死守一个教条，几十年不进行“升级”，肯定是不行的。我国之所以越发展越好，就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能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要和大家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耿飚。耿飚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革命家，是有着非常深的爱民情怀的。1991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当地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大家，而是说了个故事，又问了个问题。他说，50年前我所在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犯了严重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这些老百姓都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百姓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这一问，实际上是耿飚在拷问今天的共产党员还保留有多少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这值得我们深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大家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发现，在基层培训班上相对来说谈得比较少的是全面依法治国。难道全面依法治国相对于其他三个全面来说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热点和焦点新闻，其实都和法律有关。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1935年1月2日，红军长征来到乌江天险边，命悬一线。王耀南在江边进行勘探时发现流速太快不具备架设行军桥的可能性，这让他一筹莫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河是当务之

急，大家都非常焦急。这时，营里一个叫石长阶的战士跑过来说，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不是可以砍竹子做竹筏过江？王耀南说可以试一试。于是战士们就到竹林里开始砍竹子，刚砍了没几分钟，石长阶又跑到竹林里提醒大家砍竹子的时候要分公母砍，否则老百姓要遭殃了。石长阶说，他从小在竹林长大，所以对竹子比较了解。要知道这种地区的老百姓冬天挖冬笋，春天挖春笋，平常还要把竹子砍了编背篓增加家里的收入，就靠这点竹子生活。竹子是分公母的，第一个分杈的地方是单杈就是公竹，双杈就是母竹，如果不小心把某一种竹子砍光了，这片竹林说没就没了，竹子没了让当地老百姓怎么活？王耀南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他重新下令，让战士们对不能砍伐的竹子做标记。我想问大家，这个活儿细不细？实际上非常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在竹林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感觉辨认起来是挺困难的。那么战士们跟我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竹子分公母，都是现学、现辨认的，是挺耽误时间的，而且他们在长征途中，晚过河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老百姓的生计后面。我们今天谈初心和使命，谈先进性、纯洁性，什么是初心和使命？乌江边的红军战士给今天的共产党员上了最好的一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

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主题党史故事河南篇心得体会实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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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党的光辉历史进行了回顾，对党在奋斗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科学概括，着重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八个方面要求”进行了深刻阐述。我认为，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领会讲话蕴含的深刻内涵，要牢牢把握这八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理解，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总书记强调的第一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从党史来看，毛主席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才逐步被我们党所认识、所理解，一直到党的七大，才真正成为我们党普遍的共识，毛泽东思想才成为我们党一致赞同的指导思想。所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得出的历史经验。现在，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党不是很多，在这个时候，总书记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二要加深对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解，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又一重大贡献，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我们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有骄傲，这条道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三要加深对增强“四个自信”的理解,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书记强调的第三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我注意到，在建党95周年前，从文化自信的提出过程来看，2014年2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贵州团审议时提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2014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015年，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又进一步阐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这次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鲜明的，也是在非常重要的节点上，再次提出“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对于我们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四要加深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始终坚持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书记强调的第四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说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谋划的一个总的纲领、总的方针、总的布局安排。所以我们全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就要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一步一步地向前努力。

五要加深对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理解，始终坚持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总书记强调的第五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大家知道，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两个基本点”之一。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再次提出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对于我们坚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意义十分重大。

六要加深对坚定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理解，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书记强调的第六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人民立场涉及到我们党根本的宗旨，这次“七一”讲话，总书记再次重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对人民群众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们要深入理解总书记人民观的深刻内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七要加深对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总书记强调的第七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总书记在讲话中，有几句话特别鼓舞人心、非常提气，总书记讲，“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听了之后感到掷地有声，精神特别振奋。

八要加深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解，始终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总书记强调的第八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总书记特别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所以，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说到底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够巩固的问题。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上统一思想，坚持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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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理解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用讲话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当前就是要把高质量发展推向前进。

第一，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通过对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温，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看齐，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认真落实重点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各项要求，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结构调整，积极鼓励创新创业，找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努力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第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打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按照好干部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真正把苦干实干、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第四，狠抓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推动发展环境改善。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发展环境、事事关乎发展前景的观念，持续在软环境建设上下功夫，着力解决好投资者和创业者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倡导深入下去、解决问题的作风，深入到问题当中，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分析产生原因，拿出破解之策。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干事创业谋发展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敢于直面问题，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真正敢担当、勇担当。

第五，认真抓好上级督导检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坚决做到整改到位。把抓好整改落实作为净化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大契机，作为推动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一项硬任务，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根据整改方案确定的整改事项，逐条逐项整改，坚决把指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整改落实到位，做到责任不落实坚决不放过、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坚决不放过，特别是一些挠头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对待，不能回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认真查找落实中的薄弱环节和执行不到位的地方，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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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年机关党建工作安排，七一前后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做出了系列部署。做合格党员，学好党章党规、学好系列讲话是前提。

一要组织好学习。要求各级党委中心组把党章党规、系列讲话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组织开展专题研讨，力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坚持把有关精神融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教学的相关内容，融入大、中、小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推动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二要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各级党委讲师团广泛深入机关、学校、社区、乡村、企业、军营开展宣讲，营造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学习贯彻系列讲话精神的浓厚氛围。自媒体精心策划，在点栏目节目进行集中连续报道，深入阐释解读党章党规、讲话精神，宣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的热烈反响，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和工作成效。

三要加强督促检查。对学习贯彻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精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既要对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制度等进行督查，也要对讲话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成效进行督查，确保学习贯彻出成果、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