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 党的政策宣讲活动总结(8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靠就是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提出的两个百年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我们党能不能继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能不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我们一起奋斗。指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具体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1.强化群众观点，牢固树立宗旨意识

一是按照提出的“四个对照”要求，自觉对照理论理想、对照党章党纪，查找自身在党性观念、宗旨意识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视存在的问题，端正行为，在思想作风上管得住小节，经得起诱惑，树立良好形象，真正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二是作为后勤部门，联系一线班组最紧密，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列车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关系到铁路改革发展与经营创效，关系到铁路声誉和形象。我们每一名党员都要时刻牢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立足本职岗位为一线班组提供更加优质便利的服务。三是每一名党员都要自觉按照“以服务为宗旨，，把让一线班组满意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改进服务“软件”，全面提升服务质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践行党员承诺。

2.消除模糊认识，积极投身教育实践活动

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消除教育实践活动是领导干部的事，是党委的事，自己是个普通党员，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模糊认识;更要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只存在于党员领导干部身上，普通党员身在基层，一没权、二没钱，不存在“四风”问题的错误认识。通过学习，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四风”在普通党员身上也有不同程度地存在，规章制度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这是形式主义。简化程序，不愿吃苦，懒惰散漫就是享乐主义。在生产一线一些不听劝阻、违章蛮干、不负责任等，就是官僚主义。由此感到，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每一名党员都不是旁观者，都应该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

3.立足平凡岗位，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牢记“人民铁路为人民”宗旨，树立“以服务为宗旨”理念，结合开展了“旅客满意、货主满意”(“两满意”)、“安全出行、方便出行、温馨出行”(“三个出行”)主题实践活动，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忠诚于铁路事业、热爱本职工作，争做政治素质优、岗位技能优、工作业绩优、群众评价优共产党员，带头将诚实、守信、爱岗、敬业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形成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真正做到：平常时候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危难之际能豁出来，亮出牌子，干出样子，创先进争优秀，率先垂范，引领群众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推进我段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

韶光易逝，我们即将走完三天难忘的培训之旅。在这秋高气爽的美好时节，在我们怀着满腔热情而来、又即将满载收获而归的心动时刻，我想，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极不平静的。三天只是时间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在这过去的三天里，我们以青春的名义聚在一起，增长了学识，增进了情谊，增强了对伟大祖国和我们党的赤子情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收获的秋天，一个胜利的秋天，一个激情燃烧的秋天。在这个秋天，和大家一样，我也得到了自己独有的一份收获，那就是：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时代青年，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只有将一颗年轻的心与伟大的祖国贴在一起，与伟大的党贴在一起，始终为共和国的繁荣而奋斗不息，始终为党的事业的强盛而奉献自我，筛网滤布 这样，只有这样，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才发现青春的诗行里写下了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那一笔。

也许有人要问：你的这种认识是怎样产生的?那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告诉他：这决非一种空洞的认识，这完全是一份理性而清醒的认知。这份认识的唯一来源就在于，在亲历和见证了很多事之后，对于祖国，对于党，我有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热爱和认同。

我暂且不说刚刚过去的六十周年国庆，伟大祖国用一场惊艳世界的盛典，带给每一位炎黄子孙多么巨大的自豪和荣光;我也不想一一细数，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还不想穷根究底，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伟大的政党是怎样托举一个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光辉历史，永载史册，伟绩丰功，举不胜举。但今天，我只想把目光定格到xx年，定格到这个无论对共和国来说，还是对执政党来说，都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

还记得去年年初的那场风雪吗?冰冻三尺又能怎样，冰封千里又有何妨，当共和国第一时间现身各大车站，当各方面力量全力配合支援，拥有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就没有回家路上的严寒。

还记得震撼世界的那场灾难吗?地震无情，人间有爱，在危险的废墟旁，在繁忙的医院里，在轰鸣的工地上，在重建的家园中，这爱汇成了海洋，撒下了火种，必将引领和照耀一个民族无坚而不催，无往而不胜。

还记得8月8日那个晴朗的夜晚吗?当一个民族百年的梦想照进现实，当一个国家完美的表现感动世界，不知有多少个声音在呐喊，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还记得翟志刚行走太空的飒爽英姿吗?在浩瀚的银河里，在深邃的星空下，五星红旗第一次迎风猎猎，黄皮肤、黑头发第一次和太空零距离，那一刻，我们和威武的“神七”一起，壮怀激烈，万丈豪情。

经受了考验，挺拔了脊梁，这一年的祖国，让我们读懂了多难兴邦的含义，也让我们体味了自强不息的真理。

放飞了梦想，拥有了荣光，这一年的祖国，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崛起的实力，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盛世中华的辉煌。滴水一颗，能够折射整个太阳;落叶一片，可以感知整个秋天。在历史的天空下，在时代的坐标里，xx年，不正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点滴过往的高度浓缩吗。

在座各位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成长起来的时代青年，幸运的是，对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来说，我们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不是吗，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亲历了一个国家从负重出发到渐入佳境，从浴火重生到蓬勃发展，一路走来，走出一条光明正确的坦途;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见证了一个政党和人民血肉相依，和时代同步前行，一路走过，留下一页彪炳千秋的青史。

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建国六十年来，建党八十八年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重托，虽饱经忧患但自强不息，虽历尽曲折但本色不改，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开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谱写着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今天的我们，生长于中华民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时代，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里，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何去何从?是勇敢地扛起历史的使命，接受时代的挑选，把誓言化作爱党爱国的实际行动，让青春在忘我的奉献中光彩夺目，还是急功近利地沉陷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泥潭中无力自拔，让青春荒芜成一张白纸，这是历史和时代向当代大学生抛出的严峻命题。对此，我的回答是：青春因为短暂才体现其宝贵，生命因为奉献才证明其价值，压滤机滤布 有理想有抱负有志气的当代青年，就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把满腔的热爱、热情和热血投入到报国爱党的宏伟征程之中，让青春与生命在不懈的进取中永恒。

马克思说，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全包含在“青春”这两个字之中。毛泽东说，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候，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李大钊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雷锋说，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作为正值青春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前辈关于青春的忠告，因为有朝一日，即使当我们青春不再的时候，这些经时间沉淀下来的优秀灵魂，依然是指引和呵护我们的明灯。

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踏上归途，回到各自不同的学校，但青春的誓言没有句号，青春的使命永无完结。我们正走在青春的路上，青春在，梦就在，希望就在。让我们永远集结在青春的旗帜下，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把爱党爱国作为永远鲜亮的青春底色，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追求理想，刻苦学习，肩负使命，勇敢担当，让火红的青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永放光芒。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大家好!

今晚，我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上这个演讲台的。

入党是我的人生追求，是我思想的一个升华， 是我人生价值一个质的飞跃。党在我们心中就是一座丰碑，是一个灯塔，是一面旗帜。让我敬仰、引我前行、促我奋进，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努力工作，不断学习，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也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献上我的力量。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会保持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坚信：党的思想，党的信念就是我的指路明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就是我的行为准则。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融入我这一颗火热的、赤诚的爱党、爱国、爱民，爱生之心!

其次，我想谈一谈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救世主，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从一艘简陋的渔船到宽敞明亮的人民大会堂，从历史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探索中国发展的坎坷道路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迅猛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

我愿党的事业将更加灿烂辉煌，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永远跟党走!

同样我也怀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渴望，怀着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崇高理想，我热切的期望能够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谢大家!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国家，祖国是我们千万万的小家组成的大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共同的家，我们热爱祖国。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和苦难，遭受了外国的侵略。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两万五千英里长征”，走过了艰难险阻。

从遵义会议到井冈山，再到飞夺泸定桥，有多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终于进入了新中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这几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筑业发展迅速，从卫星发射到神舟七号，从奥运会到南水北调，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正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为了祖国的发展，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祖国的一员，我们应该团结奋斗，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有一分热，发一分。

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面对社会，面对实际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

祖国需要我们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振兴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追求自我完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祖国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的祖国一定会更加富强，更加文明昌盛!

谢谢大家!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18月1b，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b)

a.1921年b.1927年c.1928年d.1931年

2、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是o(c)

a.陕甘宁边区政府b.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c.广州苏维埃政府d.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3、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的会

议是o(b)

a.遵义会议b.八七会议c.中共六大d洛川会议

4、1927年12月，我党领导发动的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领导人是

o(d)o

a.叶挺b.张发奎c.叶剑英d.张太雷

5、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

o(b)

a.湘鄂西革命根据地b.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c.闽西革命根据地d.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6、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c)

a.不打无准备之仗

b.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1页共34页

c.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d.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7、1928年4月，毛泽东将过去陆续提出的工农纪律和注意事项归纳

为“三条纪律”和“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其中三大纪律

内容是o(abc)

a.—切行动听指挥b.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c.—切缴获要归公d.不虐待俘虏

8、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

移，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会师。(c)

a.湘南b.茨坪c.宁冈湾市d.永新

9、1928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总结工农革命军作战经验，提出游

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以为内容的“十六字诀”。(ab)

a.敌进我退、敌驻我扰b.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c.集中兵力、诱敌深入d.迂回穿插、围城打援

10、192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颁发的《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各革

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o(b)

a.新四军b.红军c.八路军d.革命军

11、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古田

会议决议，确立了o重要原则。(abcd)

a.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b.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

第2页共34页

c.红军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d.红军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

12.1930年8月，红军第1军团与第3军团会师后，前敌委员会举行

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

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任方面军总司令、

总政治委员。(c)

a.朱德、周恩来b.彭德怀、周恩来

c.朱德、毛泽东d.彭德怀、毛泽东

13.1930年u月至1933年3月，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由

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于开始长征。(c)

a.1934年7月b.1934年8月

c.1934年10月d.1934年12月

14.1931年，b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反抗侵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长达14年之以艰苦卓

绝的斗争。(bc)

a.东北抗b义勇军b.东北人民革命军

c.东北抗b联军d.东北抗b救国军

15.1931年u月7b，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七

里坪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方面军。(d)

a.第一b.第二c.第三d.第四

16.1931年u月27b，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第3页共34页

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

席。(a)

a.毛泽东b.周恩来c.项英d.张国煮

17、1934年10月10b，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

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d)

a.红二方面军b.红二十五军

c.红四方面军d.中央红军

18、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领导坚持游击战争的是o

(c)

a.项英、彭德怀b.秦邦宪、徐向前

c.陈毅、项英d.陈毅、蔡申熙

19、1935年1月召开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

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

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c)

a.古田b.黎平c.遵义d.通道

20、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其成员

是o(b)

a.毛泽东、朱德、彭德怀b.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c.毛泽东、朱德、王稼祥d.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21、1935年5月25b，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名勇士在安顺

场强渡大渡河，一举突破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b)

a.15b.17c.19d.21

第4页共34页

22、在长征途中，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款血为盟留下佳话的红军将

领是o(a)

a.刘伯承b.叶剑英c.贺龙d林彪

23、1935年5月下旬，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

飞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大渡河。(c)

a.赵州桥b.黄桥c.泸定桥d.卢沟桥

24、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有“神仙山”之称

的o(b)

a.大凉山b.夹金山c.折多山d.岷山

25、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的

口号。(a)

a.停止内战，一致抗bb.反蒋抗b

c.国共合作，共同抗bd.逼蒋抗

26、9月15b，红军第25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西北

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一方面军随后也到达陕甘

革命根据地与该军团胜利会师。(b)

a.1934年b.1935年c.1936年d.1937年

27、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红军抵达陕甘苏区的o

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胜利完成二万五千

里长征。(d)

a.会宁b.静宁c.延安d.吴起镇

28、毛泽东高度评价长征的伟大意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

第5页共34页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长征是播种机。(b)

a.主力军b.宣传队c.战斗队d.突击队

29、著有《西行漫记》、向海外介绍红军长征的外国记者是o

(b)

a.艾格妮丝・史沫特莱b.埃德加・斯诺

c.安娜・路易斯・斯特朗d.博复礼

30、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中，有参加了红军长征。(c)

a.7位b.8位c.9位d.10位

31、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通过了《中央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b民族统一战线

的政策。(b)

a.六届四中全会b.瓦窑堡会议

c.遵义会议d.洛川会议

32、1936年7月5b，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红32军与红四方面军

在甘孜会师后，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

分别任总指挥、政治委员。(d)

a.贺龙、肖克b.王震、任弼时

c.肖克、王震d.贺龙、任弼时

3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于

，长征胜利结束。(a)

a.甘肃静宁、会宁地区b.陕北洛川地区

c.陕北瓦窑堡地区d.陕北延安地区

第6页共34页

34、1936年12月12日废晨，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

，逼蒋抗b，我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a)

a.西安事变b.晋西事变c.华北事变d.豫西事变

35、1937年1月，中国抗b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领导机关从保安迁至延安，改名为o(c)

a.陕北公学b.军事学院

c.中国人民抗b军事政治大学d.彭杨军事学校

36、1937年，b本侵略者挑起事变，全国抗b战争爆发。(c)

a.九一八b.八一三c.七七d.华北

37、1937年8月和10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

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ab)o

a.八路军b.新四军c.抗b联军d.华南抗b游击军

38、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了，这是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

灭战的胜利，打破了b军“不可战胜”的神话。(b)

a.台儿庄大捷b.平型关大捷

c.长沙大捷d.黄土岭战斗胜利

39、由于国民党的干涉，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改编八路军时，取消了

政治委员制度，并将各师政治部改称政训处。为加强，1937

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各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

政治部名称。(bc)

a.部队建设b.党的领导

c.思想政治工作d.组织工作

第7页共34页

40、抗b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有o(abcd)o

a.八路军b.东江纵队

c.新四军d.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41、东北抗b联军的主要领导人有o(a)

a.杨靖宇b.林彪c.罗荣桓d.彭雪枫

42、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的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a)

a.《论持以战》b.《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

c.《实践论》d.《矛盾论》

43、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b

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提出的基本策略方针。(abd)

a.发展进步势力b.争取中间势力

c.消灭顽固势力d.反对顽固势力

44、1940年8月2012月初，八路军总部组织105个团，在华北

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b军进攻战役，史称o(c)

a.忻□战役b.台儿庄战役

c.百团大战d.中条山战役

45、1941年1月20b，在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

军军部的命令，任命分别为新四军代军长和政委。(a)

a.陈毅、刘少奇b.陈毅、粟裕

c.张云逸、罗炳辉d.叶挺、刘少奇

46、1941年初，八路军359旅开赴地区，实行“屯田政策”，

开展大生产运动。(a)

第8页共34页

a.南泥湾b.金盆湾c.槐树庄d.大风川

47、抗b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

抗b部队，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这支部队的司令

员是o(d)

a.马立训b.马永昌c.马海德d.马本斋

48、1941年1月17b，周恩来在《新华b报》题写了：“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

造的真相。(b)

a.晋西事变b.皖南事变c.平江惨案d.确山惨案

49、抗战时期，毛泽东概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内容是

o(abd)

a.官兵一致b.军民一致c.军政一致d.瓦解敌军

50、抗b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是o(a)

a.晋察冀抗b根据地b.晋西南抗b根据地

c.晋西北抗bd.晋绥抗b根据地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七

9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炎黄儿女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满怀豪情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特别是用四万万同胞换来的血色红安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红安，花如海，歌如潮，百姓安居乐业。如今的红安，山隽秀，水婀娜，人民幸福安康。路宽了，楼高了，夜变亮了，环境变美了。生活在这样的红安，我们无比幸福，无比自豪。然而这样的红安是离不开红安财政人前仆后继，孜孜不倦地执着追求，离不开红安财政人心血和汗水。

先来说说我们财政战线的“领头雁”---财政局长们。他们是党的政策忠诚的执行者。每一任在各自的任职期间和他的领导团队一起带领着我们红安财政人，为着一个梦想，怀揣“党运昌，财运兴”的信仰，带着最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在红安红济发展建设中，他们都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心血和坚辛的汗水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周常发局长带领我们成为黄冈市财政收入第一个突破亿元大关的县城;耿纪谦局长带领我们为红安县赢得了桂冠顶顶，串串美名;而如今的刘建凤局长和以他为核心的财政局党组带领我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以科学发展观为基调，用阿拉伯数字作音符，谱写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咏叹调，红安快速崛起的交响曲。仅2019 年就完成财政收入95269万元，比上年增长22.5%，刷新了历史。 ，

我们不仅有智慧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有创先争优的优锋，红安财政人的优秀代表：把青春奉献给岗位的姜咏辉，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的吴燕玲等等。。。。。。他、她是我们红安财政人的一面旗帜，是我们财政工作的一片亮丽的风景。他们用青春和智慧，心血和汗水谱写着一曲勤廉为民，务实进取的财政之歌。他们的事迹感动着千万个红安人，激励着更多的财政干部自觉践行为民理财的思想，象他们一样，扎实工作，开拓创新，敬业奉献。为实现红安财政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再来说说我们普普通通的财政人吧。为了金库财才充盈，抓收入的同志熬红了困倦的双眼，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增收的新途径。为了把党的阳光雨露更彻底地滋润到各个角角落落，支撑起弱势群体的一片蓝天，安排支出的同志认认真真地测算着每一项预算，反反复复地审核着每一分钱。精心组织，谨慎划拨。是啊! 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血与汗，哪能不需要用智慧和汗水科学把握呢?为党的恩泽保驾护航，是财政监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早出晚归，秉公执法，廉洁奉公，浩然正气震摄了歪风邪气，更好的传递了党和政府的亲民温暖。这就是我们红安财政工作者凝固在瞬间的几幅工作画面，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凡凡的事，一切都细小得不能再细小，一切平常得无法再平常。就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同事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中蕴藏着感人心灵的可贵品质，没有一鸣惊人的创举，却用对事业的坚守诠释着为民理财的诺言。他们传递着党对人民的关怀，沟通了人民对党的理解和信任。是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大使。是他们用平凡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财政之歌。

今天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要感恩党的领导，献礼党的生日，唱响红财之歌，作一个歌颂者，讴歌我们的红安财政，他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生机，他是我们财政人用大脑和双手，谱写的一曲财政之歌，建设发展的大合唱。雄浑激越，气势磅礴。他是我们红安财政人同心同德，共同拼搏的结果。我也要讴歌饱含着责任、荣誉、勤劳、勇敢、团结、真诚气息的红安财政人。我为能和这样的集体一起工作、生活和奋斗而倍感自豪和骄傲。我要再次引吭高歌：

有一种计量很熟悉 元角分

有一种图形很直观 表账证

有一种称呼很古老 账房先生

数字谱写时代曲 算盘拨动百姓心 图表绘制的是公仆情

收支平衡平衡了一方安宁 收也为民 支也为民

滚存结余节余是百业后劲 节也为民 余也为民

生财理财要你要我也要这群人 干这行处世讲道德 诚和信

干这行职业讲法则 公与平

干这行观念讲发展 以人为本

保障为弱势的群体 发展是补充的血液 公共框架好比脊梁撑

核算精细精细彰显出高效强能 精也为民 细也为民

为政清廉清廉造福为黎民百姓 清也为民 廉也为民

勤政廉政有你有我还有这群人 ……

对于党的政策宣讲心得体会和感想八

与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相比较，形势与政策课内容变化较快、教材体系不完备、课时相对较少，因此在学科建设上往往相对薄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民办院校而言，受各种条件限制，往往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而民办高校教师往往为了自身生存忙于教学，能抽出教研时间有限。而形势与政策要求不断更新热点、难点问题，紧贴时事变化内容。这就要求不断的花大量时间进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研。遇到重大突发热点、敏感问题要能够迅速、适时的调整教学内容。同时形势与政策各校没有统一固定的教学内容，各自为阵，不利于同行之间的交流。民办高校由于成本问题，形势与政策课常采取大班教学，导致课堂组织工作难度加大，大班授课带来的课堂参与度低下、教学质量下滑、教学考核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决定了这门课程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理论修养，唯有如此，才能在教学中自觉贯彻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次要具备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形势与政策对于帮助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作用毋庸置疑。正因如此，这门课需要有高度责任心、爱岗敬业的老师去讲授。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由于自身的特点，需要有一批具有高度敏感性、有知难而上的勇气和创新意识并能驾驭多领域复杂问题的老师去讲授。坦白说，这往往不是一个教师所能完成的，即使这位教师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它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团队。在这样一支团队里，教师拥有共同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互补的知识结构等等。每每遇到国际、国内热点和难点问题时，这支团队又可以迅速演变成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做出教学内容的调整，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进行现实有效的引导。而民办高校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一部分政工干部、党务干部、辅导员甚至个别机关管理人员都参与到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导致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良莠不齐。这些政工干部平时自身忙于各种行政事物，很难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教学的摸索和提高。民办高校民办性质、市场化导向的管理方式使教师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疲于教学，科研、教研时间相对较少。民办高校教师师资力量不足，青年专职教师为了生计忙于教学，兼职教师难于管理的现象，不利于形成醉心教学的教师团队。

高校的大扩招诚然使更多的学子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也造成了生源素质的参差不齐。民办高校在与公立院校招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学生生源质量不高。一些学生狭隘的认为形势与政策课与己无关，只关心自己的专业课，凡事以通过考试和就业为动机，并不注重自身人文素质的增强，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或敷衍了事的完成作业，这些现象有学生的原因，也有体制造成的影响。

学科是对知识的分类，“学科意识就是有意识的把学科作为教育教学的基础和依托，并按照学术分类研究学问”。形势与政策课从属于政治理论课教学，其具体内容虽然多变，但框架体系可以分为基本稳定部分与时事热点部分。基本稳定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势与政策观。时事热点可以分为：经济专题、政治专题、文化专题、社会专题和国际关系专题。这两个部分交织在一起，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以学科为背景构建和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体系，就是将不同专业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归属到以上不同的学科队伍中，着重深入研究自己擅长的领域，形成术业有专攻的局面。然后在大的学科框架中进行整合，已达到集体智慧效率的最大化。

在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之上，改变传统观念，重视加强形势与政策师资队伍建设。这要求民办高校改变轻视政治理论教学的错误观念，改变经济效益优先，凡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错误观念，更加重视社会效益、综合效益。加大投入，壮大师资队伍、提高师资待遇。形势与政策老师备课十分辛苦，教学课件又要不断更新，在课酬上应给予相应回报。适当减少兼职老师，引进更多专职教师，早日形成有战斗力的教师团队。虽然民办高校受条件限制，很难引进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但只要精挑细选，引进的一些硕士教师，常常更具活力、更敬业。笔者所在的民办高校，一些年轻教师在讲授形势与政策课时，比老教师更受欢迎，相对于一些已经具备高职称而冲劲不足的老教师的墨守陈规，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滞后，他们更具闯劲和活力。所以民办高校在引进、打造师资队伍时，可以有自己的思路和模式。

民办高校的大学生是不同于普通公办高校大学生的特殊群体。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大班教学中，他们自我约束、自我学习的能力不强。所以在教师层面上，尽量选择学生感兴趣的主题制定教学内容，在课件的准备工作中，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设备，制作出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富含时代气息，体现社会焦点、难点的ppt。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努力拓展互动环节和多样化的课堂活动，适时采取案例、专题、辩论、提问的方式活跃课堂气氛，引发学生共鸣。针对大班教学管理难的问题，在校级层面进行制度建设，尽快建立班级导师参与的教学管理制度，充分发挥班级导师的监督、管理职能，以达到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效果的最优化。

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大学生主体意识更加活跃，个性发展日益突出。形势与政策课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教学，尊重学生个性，充分利用信息化资源，革新教育手段，因势利导疏导结合。所谓以人为本，“就是社会的一切发展既依赖人的发展又为了人的发展”。笔者所在高校正在探索的形势与政策课的网络教学就是迈出尝试的第一步。通过建设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网站，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创新教育方法，拓展教育空间。信息社会下思维活跃的大学生已不仅仅是课堂的受教者，他们更渴望融入教学过程之中，提出自己的疑惑，陈述自己的主张。网络教学新模式因势利导，调动积极性的同时，也可以让教师有的放矢，更好的答疑解惑。

民办高校将有限的教学资源上网可以达到资源效果最大化的目的，同时也方便了学生随时查阅、学习、下载、研究。同时借着课程网站建设的东风，民办高校也可以适时启动一轮的教学资源库的扩大工作。在网页设置关于热点问题的文字、图片、视频专栏进行讲解；丰富文字、影音资料；利用互联网资讯丰富的特点，设置相关名家讲坛、专家、教授形势政策报告的链接等都是可以选择的教学手段。在网上还可搭建师生互动平台，学生实名认证提问，教师定期给予解答。教师尝试性探索利用qq空间、网络博客等方式介绍热点问题，利用网上互动式教学，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关心时政的学习兴趣。通过互联网教学模式，抢占网络主阵地，弘扬主旋律，指引莘莘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古语有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的虽然是选才标准，但对于施教也有借鉴作用。民办高校可以针对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在当前各高校摸索该课程的教育模式过程中走出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