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 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作文(五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有关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案例二：李同学经常不完成家庭作业，每次回答都是落家里了。经过进一步调查，原来每次都是没有完成作业。

这是我开学两个星期遇到的两个典型案例，类似事件不胜枚举。对此我感到深深的忧虑，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学生说谎可以脸不红心不跳?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学生丢失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诚信?我们应该怎么帮学生找回诚信?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我们学校以及家长。

第一、什么是诚信

什么是诚信?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诚”通常表现为真诚、诚实、诚恳;“信”通常表现为讲信义、守信用、重承诺。“诚信”的含义，就是讲忠诚老实、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对他人给予信任，从而获得社会的普遍信任。“诚信”，是人的内心状态，不仅本身是一种道德操守，而且是孕育其他道德品质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诚信始终作为一种“善德”为社会各阶层所推崇;诚信之光始终普照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

第二、诚信的重要性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诚信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项根本性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是我国自古以来尊奉的道德原则和立身治国之本，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教育等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小学生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教育学生养成诚实守信的品质尤为重要。教育学生要保持言行一致，不说谎话不作弊，借东西及时归还，做的知错就改。

第三、小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1、上课不专心，课后作业不认真完成;

2、 借东西不归还，答应别人的事不能兑现;

3 、做错事，犯纪律，不敢面对现实，隐瞒事实真相，编造谎言，拒不承认错误。撒谎编各种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解。

第四、小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其一，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毒米毒酒毒奶粉事件不断，企业恶意逃避债务，做假帐、假证书„„层出不穷，虚假广告、虚假新闻屡禁不止;价格欺诈随处可见;人才市场有假文凭，体育界有假球黑哨„„

其二、家庭原因的影响。大部分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日常生活起居，忽视或根本不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引导。少数有的家长全然不管学生的一切，任凭孩子“自由发展”，有时甚至把错误思潮带回家中，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孩子涉世之初，父母亲往往“谆谆教诲”：“社会复杂啊!老实人要吃亏的!” 也有的家长自己不诚信。例如，家长本来在家干私活，却给单位打电话请病假，等等。甚至有的家长也在“教”孩子撒谎。

其三、认知与行为的脱节。高年级小学生都知道做人要诚实守信的道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去做，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许多学生对《中小学生守则》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不能很好地体现在行动中。有人在场与无人在场不一样，在校与在家不一样，在班主任老师面前是一套，在任课老师面前另一套。

第五、诚信缺失的危害性

“狼来了”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孩提时已深入人心。它告诉我们说谎的就要付出代价。 言一朝不信，人就会失掉立身之本，企业就会失掉生存之根，

城市就会失掉发展之机，国家民族就会失掉兴盛之源。老子曰：“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诚信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道德基础。一旦诚信缺失，社会上便会欺诈成风，市场混乱，道德沦丧，人心惟危。诚信的缺失，将会影响社会的发展，阻碍人类文明的进程。

第六、如何加强诚信教育

(一)以身作则，身正为范

身教重于言教，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证明了：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中国古代教育中注重的身教就是提倡为人师表。一个教师只有具备了“躬自厚而薄于人”的品格，学生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传道、授业、解惑”。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高尚的灵魂塑造另一个高尚的灵魂，用一个诚信的人格塑造另一个诚信的人格。教师无言的诚信人格感化，远远超过刻意的“教育”。

(二)正面教育、营造氛围

“立身处世，诚信为本”。我国自古就有“礼义之邦”的美誉。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说做人、做事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做人做事的道也就产生了。要发扬这一中华传统美德，学校就要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全校师生都认识树立诚信道德的重要性，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

(三)巧用激励，推动教育

结合班队会活动课，有针对性的开展诚实守信教育。选出诚信小标兵，让学生学习身边榜样，从我做起。诚实守信。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教育他们从小养成"诚信"的道德品质，从自身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

有关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时光荏苒，为期x个月的教学实习转瞬即逝。时间虽短，却给我留下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不可磨灭的记忆。回想起x月x日当天，年轻的我们捧着一颗颗热情、兴奋而充满期盼的心来到x实验高中，激动不安之情油然而升。一个个沉甸甸的问号，在我脑中盘旋。我不断自问：作为一个实习生，我能做好吗，我能给学生带来一点进步吗？如今，x个星期的实习工作已结束，我们x位实习生的收获，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为我们的实习画上一个完美的感叹号！在x个月的实习期间，我们向老师们请教学习，与学生们也逐步深入接触，从开始上课的羞涩拘谨到课堂上的谈吐自如，感觉自己在一天天的长大，一步步实现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化。xx高中给予我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真正站在讲台上面对着那些天真的面孔、第一次与学生面对面的探讨问题、谈心、第一次以老师的角色进行监考、第一次与多位资深老师讨论交流，共同探讨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现在，现将这x周来的收获与感受和大家分享如下：

时间如涓涓流水缓缓地流过，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实验高中的实习生涯中过得很充实，很快乐，也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不尽的光怀。尽管我们八个人来自不同的院系，在实习前我们完全是陌生的一群人，但在x个星期的实习期间，我们几乎每天早晨一起备课，一起探讨，一起吃饭，一起进步。实验高中里，记录了我们的欢笑，我们的忙碌，我们的进步与成熟。我们实习队员从一开始的不熟悉到逐渐的了解，再到现在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一切永远都会尘封在我记忆的深处！

我在实高的指导老师是x老师，班主任是x老师。x老师对人很热心，对于我的教学总是给予很认真的指导，并将他的一些教学经验传授给我们；x老师将班主任工作的方法、管理班级的方法、经验都很详细传授给我们，老师们都很热情负责，对我们的工作也很配合，生活上给予关心，工作上给予指导，我们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老师们和学校领导的帮助。

在实习期间，我负责的是高二x班的生物教学。高二不同于其它年级，它的教学工作复杂而又繁琐，而且还有面临升到高三的压力。实习的第一周，我主要任务是听课，每位生物老师的课我都去取经。四位高二生物老师中，x老师是资历最老的教师，他教学和生活经验都更丰富，他上课气氛轻松，语言幽默，逻辑性非常强，学生反应都很热烈，美中不足就是普通话带了部分的地方口音。x老师是高二生物组的组长，他为人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上课的时候也相对严肃，但偶尔也会引人轻松一笑。其他两位生物老师分别为x老师和x老师，x老师由于身体不好，所以课程较少，但是他也是资历很老的教师，上课有条不紊，而x老师作为年轻的老师，上课非常有活力，而且他搜索信息能力很强，经常在课上为学生带来大量的课外知识，拓展了学生的视界。

在听课中，我个人体会很深。因为每个老师都同时带x个班的生物课，所以在听课的同时，我注意到各个班里学生的不同反应，作好记录，思考以后我该以怎样的形式在不同班级上课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这种听课和我们以往的听课不一样，它并不仅仅为了学习老师所讲的知识，还要去学习老师怎么样讲课，学习如何传授知识，如何控制课堂气氛，如何把握授课时间，好好驾驭整个班级教学等。听课的时候，我会认真做好听课笔记，听课的重点是注意科任老师讲解过程中与自己思路不同的部分，以吸收老师的优点。每个老师各有特点，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难以忘记第一节课，刚好是周一下午的第二节课，由于第一次上讲台，虽然课前准备得比较充分，但是还是很紧张，所以感觉时间还是很紧，但是同学们非常配合，让我最后顺利的讲下来这节课。课后王老师给我认真指导和指出不足，认为我课堂气氛很活跃，但是有多余的语言，比如经常会不经意的问“听得懂吗”“都理解了吗”之类的话，在此后的课中，我就注意了自己的措辞，积极改进。

虽然第一节课讲下来了，但我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准备好后，讲课给老师听。指导老师听过以后，很认真的为我指出讲课中的缺陷，还有一些要注意的问题及建议，对我的讲课给以了很高的评价并鼓励我，这让我很欣慰。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以平常的心态去备课、上课，不再紧张了。

教学工作中，我个人觉得要注意如下几点：

1、认真备课：在备课中，认真研究教材，力求准确把握重难点，并注重参阅各种资料，制定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方法。教案编写详细具体，从复习提问、新课引入到讲授都精心设计，并不断归纳借鉴优秀老师的经验。在教学中，做到重点突出。

2、试讲：在每次正式上课之前，我都会先进行试讲，让指导老师听课并评课，纠正不足之处。然后修改教案再进行试讲，主要把握时间的安排，提高教学质量。

3、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上课时注重与学生为主，重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思维的严谨性、逻辑性和相互协作的能力。

4、认真及时批改作业：布置作业力求做到精练，有针对性，有层次性。同时对学生的作业及时而认真地批改，给以及时的反馈

5、做好课后辅导工作：课余时间与学生交流并帮助答疑，有助于他们对当天所学知识的掌握和巩固，弥补课堂时间仓促等不足。

做一名好的班主任的确很难。不但教学工作复杂而又繁琐，而且还要管理好整个集体，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同时又要顾及班中每一名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还要多关心留意学生，经常与学生交流，给予学生帮助，让他们感觉老师是在关心他，照顾他。如何形成亦师亦友，积极健康的学习氛围和团结的集体关系，对于实习的新班主任来说是具有很大的挑战的。

我做实习班主任的班级是高二x班。

刚到实验高中时，原任班主任x老师就给我们大概的讲了一下班上学生的整体情况。真正开始是在实习生活开始的一个月后。在刘老师的介绍和自我介绍之后，我与x班的学生们认识了。学生们都很热情，对我的工作也很配合，经过将近一周的跟班与相处，我逐渐和班上的学生熟络起来，迅速熟悉了全班学生和班级内的各种情况和特点，对班主任工作也逐渐得心应手。

日常工作方面：在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里，我主要的是监督学生的学习、纪律以及卫生，具体安排为：

1、每天坚持x之前到教室监督学生进行晨读，并做好纪律的记录。x时，安排并监督学生做好清洁工作。

2、在课间操和做眼保健操时，到班上监督学生做操。

3、每天中午到教室与学生聊天解答疑难问题，了解学生的情况，并指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辅导，鼓励学生。

4、大扫除期间，安排，监督学生做好大扫除工作。

5、班会期间去看班主任组织班会，学习班主任如何组织班会，并组织一次主题班会

6、每天，除休息时间之外的其他时间，都在办公室坐班，以便学生有事第一时间能找到我。比如中午，所有学生是不允许外出的，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之后都必须回教室自习。我监督和指导他们学习之后，就会在办公室坐班，方便处理学生有事临时请假等各种事宜。

班级活动方面：在班主任刘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再针对7班学生的现况，我策划了一个名为“理性接触网络”的主题班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实习班主任的期间，我意识到，作为一名班主任，不仅要管理好日常秩序，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要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内心情感世界，这些并不容易做到。对学生要贯注了班主任浓浓的爱心。“爱”是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唯一秘诀，只要用心去做，没有做不好的。在这里也要感谢刘老师，他让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教书育人，真的是要用自身去感化别人，不是单凭课堂四十五分钟的功夫。

在实验高中实习期间，我们小组根据实高的教学现状，做了一个教学调查报告，题为“交互式电子白板对普通高中教师教学方式变革的作用研究”，对这种形式的教学手段的优劣基于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全方面的分析，得出一些可用的成果指导新课标教学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以期使教师们教得舒服，学生们学得开心，真正从这一新式的教学手段中受益。

在这次调查活动中，我们得到了x高很多老师和学生的热情帮助。

实习是我大学期间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一次学习，是我工作最初阶段最重要的一次实践，两个月中，我收获颇多，感慨也良多。

1、在实习中，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全方位的实战训练，有利于提高从教技能，在我们身份转换中健全心里素质；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身体素质；在教育教学中提高专业素质；在文明教育中完美人格素质。

2、理论联系实际，使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接触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增强感性认识，培养和锻炼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去独立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打下一定的基础。

3、同时，可以检验教学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积累经验，并为自己能顺利与社会环境接轨做准备。

8周的实习时间过去了，我顺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想到就要回到华师，心里却空落落的，很怀念实习的生活。因为，那里有我忙碌的身影，有我的欢笑以及一张张稚嫩可爱的脸庞。在那里的生活是快乐的、充实的。并且使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播，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实习有苦有乐，有欢笑有泪水，有数不尽的酸甜苦辣；实习让我丰富了知识，增长了经验；实习让我坚定了学习的信心，给予了我勇气；实习带来的是无价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一课。待到明年秋来时，能圆我教师之梦。

有关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幼儿园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建筑，它服务的对象是幼儿。幼儿园建筑设计受到幼儿教育方式、内容以及幼儿身心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建筑师处处以 “童心”来思索，才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优美的环境。我们8人为小组，利用工作日及休息日时间分别对广和幼儿园、湖光山色幼儿园、青岛实验幼儿园曙光园和文蒸嘉尔幼儿园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幼儿园建筑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现将体会简述如下：

简介青岛广和幼儿园始建于2019年3月，隶属青岛广和物业公司和市北区托幼办双重领导，地处风景秀丽的浮山脚下，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分南北两园，南园称六小区园，北园称二小区园。总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总户外活动区3800平方米。设22个教学班，在托幼儿约800余名，是青岛市办园规模较大的幼儿园之一。我们去的是南园。

该园位于开放式居住小区内，两条小区干道的交角处，主次入口分别向两道路开放。便于家长接送。幼儿园主体建筑位于用地北部，南部是室外活动场地，既保证了两者兼具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又避免了道路交角带来的干扰，营造一个良好的声环境。整栋建筑建于坡地之上，但并未完全依就地势，而是部分添平，借高差抬高一平台作为附属活动场地，安置部分活动器械。踏步的设置丰富了院落的空间层次，加强了趣味性。平台沿园周绕至北面场地，这一抬高桥廊不仅将两边有机联系，还拓展了孩子们的游戏方式，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手法。园周用通透铁栅栏与周围相隔，并在内周植以绿化，既美化了环境，又于外界保持适当距离。但不足是绿化与铺地没有很好的结合，院子满面铺砌，使庭院显得非常枯燥，同时幼儿活动极不安全。

建筑采用集中式布局，将幼儿生活用房、服务用房和供应用房集中布置在主体建筑内，其中生活用房位于南部，朝南偏东;供应用房位于建筑后端，与幼儿园的次要出入口有方便的联系;服务用房位于建筑东部，与幼儿园住入口接近。这种平面组合的方式节约用地，减少了交通面积，使各功能部分联系方便。

建筑造型以六面的坡屋顶为母题，体现出一种小建筑的尺度感和幼儿建筑的独特个性。坡屋顶的运用不是单纯地抄袭沉闷的传统方式，而是巧妙地采用了各种坡顶组合形式，统一中求变化，创造出一种丰富多变而又协调统一的屋顶形式，在体量连接上流畅自然，尖顶的屋檐又活泼了气氛，其线形的动感与幼儿的性格相吻合。各单独的体量粉饰成不同的浅色调，黄蓝相间，活而不乱。

考察中曾留意有这样一个细节：广合幼儿园北广场有一戏水池，但由于管理方的种种原因已废弃不用，上面覆盖了杂物。幼儿天性喜欢水，对水有很大的适应能力。水不但使幼儿增添活力，而且可以使皮肤经常保持清洁。同时水的特性也富于游戏，活动于较高价值。该园的行为既是对建筑用地的浪费，也让幼儿失去了与水亲近的机会，最终违背了设计的初衷。与此类似的还有实验幼儿园曙光园里的小动物饲养房。本以为里面会饲养一些小动物，走进发现仍旧是堆放的杂物。在考察中大多数幼儿园都有类似情况，本设计好的小动物房大都闲置。幼儿对温顺的小动物有天生的亲切感，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接触他们。通过与小动物的交流，可以激发他们对幼小生命体的兴趣和爱抚，从而唤起对大自然的热爱。但与此同时，因为小动物房舍需要成人更多的料理，如喂食、打扫卫生等，给管理者带来诸多不便，从而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环节，任凭“空房子”摆在那里。当然，这不能归咎于建筑师，但作为设计者，也应当有责任在建筑交付使用后多与使用者进行交流，在获得反馈信息的同时敦促他们按设计意图进行维护和使用，以使物尽其能。各方共同努力为幼儿创造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有关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有关教育扶贫干部见闻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成功需要爱心加技巧

一、弱智学困生状况：

王晓明在一年级开学那天插入我班，在这之前，他已经完整地上过一年一年级了，因期末考试数学、语文两门功课都是零分，连名字都不会写，家长给他办了留级，重新读一年级。据前任教师介绍，他不仅家境贫困，而且有先天性不足：弱智、弱视，一直戴着眼镜。平时从来没写过作业，也没交过作业。

一连几天的入学常规训练，我发现他每节课都是不停地扭动、转动着身体，嘴里不停地嘟囔，手里不停地往周围同学的身边扔东西。有时候，他嘴里还不停地嚼东西，往周围同学的身上吐，弄得周围同学甚至全班同学像耍猴一样地看他，无论我怎么嘱咐、甚至大声点他的名、每天都留下他练坐姿、单独教育他，都象对牛弹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依然我行我素。

学习课程接近三分之一了，我检查他的课堂作业，发现他一天只会写一行“1”，而且还弯弯曲曲写不好，每天都是这样，连数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做题了。

我每天下午放学都留下他，单独给他辅导。他那白发苍苍的奶奶来教室接他时，对我说：“老师，俺知道您留下他是为了教育他，您没有扔了他不管他，俺一辈子忘不了您”。听了这些话，我心情很沉重，更坚定了我要教育好他的决心。

可是，从哪里下手呢?他对于批评不起作用，表扬他吧，实在找不到他的优点，他不仅弱智，还弱能，就是什么也不会做，不会学习，不会听课，不会劳动，不会站队„„就连走路都走不好，一歪一扭的，手里不停地挥舞着，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天天被校执勤的学生扣分。新生注册学籍要照相，他连照相那短短的几秒钟都坐不住，两个照相的工作人员加上我，三个人哄着他，照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照了个半侧面的脸。他和任何人都没有交流，从来不说话，嘴里发出的只有嘟囔声，听不清嘟囔的什么。我感觉他的大脑好像没有知觉，只有身体和四肢在扭动，像一个转动着的植物人，在自我的世界里转动着。我搜遍他全身也没找到他一点闪光点，想表扬他，就是找不到理由，当时我对他绝望了，认为他是重度智障儿童了。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

1、像医生抢救病人，抓住一线希望就永不言弃。

就在我灰心绝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下午的一节数学课上，他竟然呼呼地睡着了，我看见了，心想：反正他也不学习，还弄得别人没法学习，让他睡吧。我第一次上了一节安宁的数学课。第二天下午，他妈妈到教室里来接他时告诉我，他回家告诉妈妈：课堂上他睡着了，数学老师没有批评他。我听到这话，心里又内疚又惊喜：他能把课堂上的事情告诉家长，说明他还有是非感，知道上课睡觉不是件好事，而且还知道感恩。就像医生见到昏睡的植物人微微的有了知觉一样，我兴奋极了，他有救了，我终于找到教育他的突破口了。

2、科学分析成因，制定相应救助计划及措施。

我根据他平日的状况，上网搜寻资料，调查他的家长，请教医生，访问有关儿童多动症、自闭症的症状和成因，大致搞清了他智力偏低、学习困难的原因。医生查体发现他视力弱、色盲，除此之外，还是自闭症、多动症导致智力低下，语言表达差，不会和别人交流。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孩子啊，我更有责任关心他，呵护他。我觉得要抓他的学习，得先抓好他上课听讲的习惯，首先要让他课堂上能坐住。

3、惩罚中寻找突破口，低标准，严要求，循序渐进。

既然找不到他的闪光点，找不到表扬鼓励他的理由，我就从惩罚开始寻找他的闪光点，以此寻找教育的契机、教育的突破口。先训练他上课能坐住、会听课，然后再抓他的学习，也就是：低标准，严要求，循序渐进。

4、家校联手创造奇迹。

我把我的计划和家长进行了协商，同时告诉家长：我们要为这孩子的一生着想，培养他最起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要不将来谁养活他一生?家长非常同意和我配合。于是，我就把他调到最后一排有空调的那个角落里，单独一桌。他在上个一年级已经尝试了一年的孤独滋味，这次再重新回到过去，他肯定会有所表现。我告诉他，什么时候上课能坐住了，会听课了，就把他调到前面来。晚上给他布置的家庭作业也是练习坐姿，先是坐6分钟，由家长负责监督记录，第二天拿便条来。两三天过去了，他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我还是照例每天单独留下他练坐姿，他妈妈每次来接他都配合我轮流教育他一番，并把练坐姿的家庭作业延长到10分钟。一周过去了，回家练坐姿的时间延长到15分钟，最长的一次他妈妈让他练坐了30分钟。在又一周的一节数学课上，我发现他居然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了几分钟的课，我终于看到了我所期望的结果，自开学以来终于找到表扬他的理由了，我赶紧当众表扬了他一番，并鼓励他：再继续这样好好表现，就能到前面来了，就能找到同桌了。

表扬后的效果就更好了，一天比一天坐姿有进步，我就一天一天地表扬、鼓励他。到了第二周末，整个一堂课下来，他基本能坐住听课了。周五下午我先是表扬他一番，接着问：谁愿意和他同桌?班里同学纷纷举起了手，他看到这一幕，心里肯定震撼很大。我把他调到最前排和一个学习、纪律各方面特别好的同学一桌，和3个学习、纪律各方面特别好的同学一组，三个优秀生围着他，轮流看着他，帮着他，从此以后，他的课堂纪律再也没用我费多大的劲。尽管时有反复，我还是能控制住他的纪律。至于放学路队的纪律也是有专人帮着他、看着他：一个同学牵着他手和他并排走，两个同学在后面看着他，让他掉不了队。

5、细心、耐心引领，走进数学。

我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抓他的学习，首先从家庭和课堂两种作业抓起。他在上个一年级里，从来没有交过这两种作业，已经养成了惰性，想一下子就让他按时、独立完成作业是不可能的，何况他的视力不太好，脑子反应慢、动作迟缓，我还是像抓他的纪律那样，低标准，严要求，那就是可以不按时，但一定要完成。他算题很慢，不数指头就不会算题，就连1加1等于2也要伸出指头数，而且看一个加数伸一个指头，两个指头都伸完了，再数数一共几个指头，再写得数，而且如果不在他身边指导着他做作业，他就一道也不做，一个字也

不写。课堂作业我尽量地站在他的一边靠着他，鼓励他不停地努力地做下去，他只会用指头数得数，我教他尽量用学具去摆得数，用学具摆熟练了，再教着他脱离学具计算。他算一道，别人能算10多道，就这样的速度，课堂上是写不完作业的，下课了实在写不完了，我就下午放学后留下他写，写到家长来接了就让他拿回家让家长监督写完，第二天交上来。别的孩子是不准把课堂作业拿回家写的，必须课堂上完成，而且学校里也不准放学后留下学生，但在这个特殊的孩子面前，我破例了，而且也上报了学校。至于家庭作业，那就和家长达成一致，让家长在家里监督、鼓励完成。据家长反映，他的作业经常写到9点以后才能写完，而别人十几分钟就能写完。但不管写到什么时候，我和家长都要求他必须完成作业，不给半点逃脱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多月后，奇迹出现了。那天下午第一节数学课，我布置了写作业，下课了同学们都交上作业出去玩了，只有他还在写，三四个孩子围在他的周围边说话边看他写作业，而他理也不理，一直在认真地写着，直到写完交上才出去玩。我和语文老师同时目睹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刘老师激动地说，真是不容易啊!这标志着他能独立地按时写完作业了。我当时激动得差点流出眼泪，立即表扬了他。

6、表扬加鼓励永远是制胜的法宝。

有付出就有收获，老师和家长的心血没有白费，从此以后无论家庭作业和课堂作业他都按时完成，只是做题还需要数实物，书写的字体不是很规范，是班里书写最差的。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训练他完全脱离实物计算，规范地书写，也就是对他提高标准，严格要求。课堂上除了手把手地指导他书写，在本子上给他写几个规范的数字让他照着写，我还把班里最好的作业拿给他看，让他照着写;晚上的家庭作业我也给他家长一本优秀作业让他照着写。很快他的作业书写规范多了，我就经常表扬，在他本子上盖上一朵小红花，再写上优+好，他高兴极了，写得更好了，到了优秀作业档次了。无论是课堂作业还是家庭作业基本上都是优+好，而且他做数学题由数指头，到摆小棒，到脱离实物正确地独立计算了。

7、发挥群组帮助的优势。

进入三年级以来，他的纪律、学习、卫生、作业几方面都不用我操心了，由他所在小组的三个优秀生负责帮助，有不会做的题，组内同学负责教会;作业完不成，组内同学轮流看着他补上;上课纪律不好，组内同学随时提醒他，教育他;不履行值日生职责，值日班长和组长就会找他。我制定了一个奖励政策：他每进步一次，他的组就奖励5分;每教会他一道题，教的同学就奖励1分。

三、取得的成效：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每次期末考试各科都在70多分，最好的一次是数学88分，达到了及格和良好水平。除了值日生干得稍差一些，他在纪律、学习、作业几方面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基本能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书写认真，多数时候都得优+好，有时还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回答问题。每次我送路队看见他家长脸上也挂上了笑脸。

四、案例反思：

有位教育家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试想一下：马戏团的小动物

都能训练做简单的数学题，为主人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我们的孩子呢?每个孩子都是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只要付出爱心，科学培育，枯草也会发芽。作为班主任教师首先要热爱学生，然后科学管理，对学生寄予希望，学生在心理上就会得到满足，从而乐于接受班主任老师的教育。我班弱智学困生王晓明同学的转化过程让我深深体会到：爱，是一种力量，技巧是一种智慧，教育成功需要爱心加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