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 东海交警索贿事件心得体会(六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对于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一

大家好!我是***，在***部门从事***工作。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朋友们，还记得，xx，一场空前的大灾，使我们失去了数万同胞，但也唤起了我们社会前所未有的大爱，唤醒了真诚的感恩之心。虽然很多人的心灵在这次震灾中留下了阴影，但大爱和感恩也令无数的心灵闪烁耀眼的光芒。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在今年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战役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无数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共产党员的坚毅身影!再次感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民族精神;再次体验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赴国难、共克时艰，凝聚起来的中国力量。

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灾难压顶，更见民族精神。我们在为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而欣慰的同时，我们更为抗震救灾战斗中体现出来的精神而感动!今天，我要借这次演讲，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韩老师，从事电力维护工作，他不仅有精湛的技术，在维护我电网安全及甘为人梯传帮带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在灾难来临时毅然请缨前往抗灾第一线，以党员顽强的信念，不顾自身生命安危，毅然在第一时间里赶赴灾区，克服种种艰难，与战友们及时恢复了电网运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最光辉的品质，看到了一个电力人最崇高的情怀!

老韩同志走入电力行业已近十年，十年拼搏，对电力事业有着无限深情!512灾难发生后，330kv成县变电站设备遭受重大损伤的坏消息传来，韩老师做为变电修试工区生产组长，立即感觉到肩上责任的重大!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抗震救灾十万火急!他再也坐不住，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一声，也没有准备一下行囊，就带领着工区试验，开关，变压器专业人员组成的抢险先遣队满载着试验用的仪器仪表，赶赴了最危险的第一线!

到达目的地后，望着几乎瘫痪的变电站，韩老师和队友们，这些都有着近十年保护维修经验的老维修人员都被震惊了：主变喷油、开关断裂，中央信号失控，直流系统损坏严重……如此大的破坏力度，如此高的难度系数，无疑给抢修设置了重重障碍!

怎么办?困难面前，韩老师咬着牙说了一句说：能揽得“瓷器活”，才是金刚钻!有多大困难也得上!就这样，顾不上歇一口气，老韩同志立刻组织抢险队连夜对受损设备进行全面检测，取得第一手资料!随后，使白天一身汗，晚上半身泥、不分黑白地奋斗起来!白天安装、检修、检测，忙得汗流浃背;夜晚理工作、查问题、找不足，虽然又冻又累，但却没有人叫苦叫累。

怎能忘记，为了解决抢修过程最棘手的配件完全不符的问题，韩老师没日没夜地扎在现场，和公司领导，技术攻关小组一起研究改造方案!经过一次次调整，终于研究出用金属支架和混凝土浇注共用的方法!虽然新调拨的开关没有安装图纸，而且二次回路与原开关的二次回路相距甚远，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造，但是韩老师利用现有的开关资料，硬是在施工过程中边接线边检查回路，绘制出了二次回路施工草图!

一滴滴汗水打透了衣服，在冷风中冷得让人瑟瑟发抖，过度疲劳、困乏与饥饿挑战着每个人的生理极限!然而，韩老师和他的战友们却始终坚持着，经过一天一夜不分昼夜的施工，终于保证了1#主变的提前供电!后方的家人那无尽的牵挂与担忧;电话中那哽咽的声音与无语的沉默，他们全都抛在脑后，心中惟一的信念，就是抗震救灾，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

哲人说，我们都不是最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在突入其来的灾难面前，韩老师和他的战友们，以处乱不惊的魄力，以团结拼搏的精神，以勇往直前的行动，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信仰、有激情,能吃苦、能奉献的最光辉的形象，展现了一个电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体现了在巨大困难面前，电力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就让我们学习像韩老师一样的先进共产党人，优秀电力人，心怀大爱，无私奉献!以庆祝建党95周年为契机，上下齐心，和衷共济，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为推动祖国建设奋发图强，服务群众、奉献群众，为构建兴旺和谐的祖国而努力!用我们火红的青春，铸就祖国建设的又一段辉煌!

对于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二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这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一颗心》。正如朱自清所说：“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赤裸裸地回去。”

不错的，我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我有疼爱我的爸爸和妈妈，同样的，我们大家也有一个共同的家庭——祖国。我们沐浴在祖国的怀抱之下，情绪地享受着祖国大家庭的天伦之乐。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衣食无忧，整天都过着“公子哥”般的生活。而我们此刻的幸福生活，完全是那些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想想腐败的清政府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真是让中国蒙上了永远的耻辱。想想中国被压迫在三座大山之下的时候，更让我们中国跌入了万丈深渊。然而，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我们的民族是不屈的，我们的民族是永远也不服输的。正是因为这些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激发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为了祖国的独自和富强而不断奋斗下去。

祖国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祖国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把我们的智慧奉献给我们伟大的母亲——祖国!

伟大的祖国哺育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难道不就应为了我们中华的崛起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吗?难道我们不就应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吗?不就应为了给祖国增光添彩而努力吗?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的我们，不更有职责来继承并发扬我们先辈们的精神吗?不更就应有义务去把我们的祖国发展得更加强盛吗?对，我相信，凭着我们心中的这颗赤子之心，我们必须会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天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声声激情、豪迈的歌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勇往直前。站在五星红旗下的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为你自豪!

祖国，母亲，我爱你!

我的演讲完了，多谢大家。

对于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三

开展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开展以来，本人按照分局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的总体部署，根据全省、全市公安机关队伍整顿电视电话会议和我局召开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动员会会议精神，本人对照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实施方案检查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现检查剖析如下。

本人认真学习了有关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教育材料，对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收获和提高。总体来讲，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在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能够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在思想和行动与局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保持了政洽上的鉴别力和敏锐性;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真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切实解决好“为何从警、如何做警、为谁用警”这根本问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旗帜鲜明讲政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以实际行动捍卫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实施，切实担负起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确保宪法实施的神圣职责。教育引导党员民警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牢记忠诚为民、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从警、做事的基准和底线。

牢牢抓住管党治警责任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全面从严这个硬要求，切实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把管党治警要求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推动管党治警各项任务具体化、可操作，不断增强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的系统性、创造性和实效性，确保队伍政治上合格、思想上过硬。

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勇于改革创新善于破解难题，狠抓工作措施落实，促进工作整体提升，大力推进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实现省厅党委确定的三年奋斗目标和长治市局党委确定的“创一流业绩、建过硬队伍，努力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人重点从思想、作风、纪律、执法等方面，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警察的要求和标准认真检查。

存在在开创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的征程中没有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缺乏开拓进取的昂扬斗志。

严格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正常开展;能够严肃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存在落实“四个亲自”的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情况做不到位;对经常性开展对各科室所队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情况;

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规定，不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基层检查工作一律在食堂就餐。在“三公”经费开支、职务消费、办公用房等方面严格遵守规定，绝对不搞特殊化。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方面：虽然一直能够严格遵守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但有时也想现在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条件也比过去好得多了，对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有所动摇，感觉吃得好一点、穿得贵一点、住得舒适一点也无可厚非;偶尔有老乡、老领导来访，为了面子好看也存在接待大手大脚的情况，虽然都是自己花钱，但事后想想也是不应该的;在一些生活细节和健康情趣的培养上做的不是十分到位，还存在有小节无妨大碍的模糊认识。

1、是责任担当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工作中有时候会有畏难情绪，“涉深水、破坚冰、啃硬骨头”的勇气有所欠缺。

2、是工作标准不高。对上级作出的决策部署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但结合实际思考研究不多，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工作上还有前松后紧、深入扎实细致不够等现象。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时，有时会有畏难情绪和疲于应付心态，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降低了工作标准，满足于不出错、过得去。

3、是对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创新意识、进取意识不强，主动研究不够，措施办法不多，有时把工作推进慢、任务不落实，归咎于外部因素，不能从班子自身找原因。

存在迟到早退、值班备勤精神状态不佳的问题。

在对应知应会的警规警纪、执法规范化要求、窗口单位服务标准等相关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到位情况有所欠缺。

严格落实省厅“四项整治”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保稳定、护安全促和谐的各项工作中真正把公安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严格落实门卫制度;办公环境保持干净整洁。公安民警严格执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有关警容风纪的规定。

虽然能够意识到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但实际中做得却不到位，认为党的理论知道了解就行了，不需要 花费过多的心思去研究， 存在只顾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现象。缺乏活到老、 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和劲头，常常借口工作忙、事情多，不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学习，致使思维层次徘徊于低水平，在理论指导实践上捉襟见肘。学习中有实用主义倾向，工作用得上的能积极地去学，暂时用不上的则不愿主动去学，使得自身的知识结构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对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抓得不够，是自己不能很好地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的首要原因。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是一名党员干部最起码的标准。但总认为自己是一名具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受党教育几十年，党性修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和程度，因而对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重视不够，认为中央的大政方针是管全局、管全面的，落实中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就可以进行变通处理，因而在考虑问题中习惯本位主义、实用 主义，站在全局的角度上想问题不够，缺乏共产党人大道至公、彻底无畏的心胸和襟怀。这是自己在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委决议决定,带头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对党忠诚老实，对党组织讲实话、讲真话等方面，做得还不是十分到位的重要原因。

内心抱有宁可不干事， 也要不出事的思想，一事当前， 习惯于看文件写没写、 过去有没有、 别人干没干， 思想深处不敢担当、不愿担当。工作中有惰性思想，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存在风来加衣、雨来打伞的依赖习惯，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缺乏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闯劲。面对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的山红芋，缺乏向困难叫板、向矛盾挑战的勇气。

在思想深处总认为细枝末节无关大局，小打小闹无妨大节，只要把工作干好了，就可一白遮千丑，因而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标准降低了，在定心正身、养德修行上做得还不够好，未能严格做到慎小慎微、慎初慎独。这是自己在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方 面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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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建设的必修课，努力在学深弄懂、 学用结合上下功夫， 使其成为自己从政履职的灯塔和干事创业的指南。时刻对照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生、先辈先进四面镜子，牵住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四个服从，看得清大势，站得稳脚跟，辨得清方向，不当糊涂虫、墙头草、两面人，始终与党中央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步调同拍。

改变等会议部署、等领导安排、等基层催问的被动应对状态，克服重计划安排、轻跟踪问效的漂浮作风，不当会议领导，不当文件领导，不当口头领导，既抓具体，又具体抓，以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件事抓紧抓好;对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不敷衍应付，不层层批示，不拖泥带水，不推卸责任，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事抓紧办，一时办不了的事积极创造条件办，努力让群众带着希望而来，带着满意而归。学会在细微处看实质，在角落处看不足，在敏感处看要害，不被表象所惑，不被人情所困，不搞无原则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真正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真正把群众 摆到心中最高位置，放下架子，沉下身子，自觉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交朋友，不断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把基层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作为干事情、做工作的首要问题，主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学会在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善于从群众的拍砖中查找不足，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心贴心感知群众冷暖，手握手破解群众难题，切实让群众的愁容越来越淡，怒容越来越少，笑容越来越多。

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校准价值坐标，坚守理想信念，净化自己的生活圈、交际圈、朋友圈，正确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苦和乐的关系，切实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管好嘴，管好腿，管好手，到基层不迎来送往，不吃拿索要，不收受礼品;抓工作不做表面文章，不讲求排场，不追求面子，生活中不公车私用，不比阔论富，不贪图享受，不大手大脚，以实际行动为所有民警作出表率。

对于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四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对于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五

一、实习概况

(一)实习时间：20xx年7月——20xx年1月

(二)实习地点：旅行社

(三)实习目的：旅游业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旅游专业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不仅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旅游时以娱乐为目的的，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个大方面，每一个方面的安排和操作都是很繁杂的，所以参加旅行社岗位的实习主要是培养我们的自学和动手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思维能力。通过旅行社实习让我们进一步的巩固和理解课堂所学知识，培养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更好的掌握课本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二、实习内容

(一)接待实习内容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一个服务性的产业，有的时候一个旅行社的接待质量要比服务质量还要重要，不管是游客还是业务客户，对一个旅行社的第一印象都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旅行社的信任程度，所以对于旅行社的员工来说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公司的“形象大使”。这也是我进入旅行社后的第一课。

当游客主动上门咨询旅游产品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微笑服务，这是服务业最基本的要求，要针对顾客的需求介绍相对应的旅游产品，对于游客的疑问要细心的给予解释不要表现出不耐烦，在介绍过程中要有诚恳的态度，让游客觉得你是真的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当客户前来拜访时要主动的热情招待，有针对性的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向客户介绍旅游产品，在刚到一个旅行社时应对公司的主要客户有大致的了解。

在服务业中最忌讳让客户感到自己被冷落，所以旅行社员工要有敬业精神，不要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

(二)产品线路安排实习

作为一个刚到旅行社的新人刚开始是不会直接参与旅游线路的设计的，只是做一些零散的工作，在旁边多接触多学习，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线路的安排是一个旅行社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旅行社不断注入活力的源泉，在旅游产品的设计中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旅游产品的设计要迎合旅游者的需求，要在充分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推陈出新，避免雷同产品的出现;其次在设计旅游产品时要注意行程的安排要松紧有致，不要让 游客觉得行程太松散，时间上要紧凑，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游客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景观，达到自己的要求;再次是设计旅游产品的工作人员要有丰富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设计线路时要合理一有吸引力，并且在设计完成之后会用优美的语言向游客描述，让游客心向往之。

(三)导游员职责实习

作为一个导游人员，他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但要保证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要保证游客的游览质量。

1.担任全陪工作的导游人员的主要职责是：(1)实施旅行社的接待计划，监督各地接待单位的执行情况和接待质量;(2)协调领队、地陪、司机等各方面接待人员加强合作，做好旅行各站的衔接工作;(3)配合、督促地方接待单位安排好旅游者的食、宿、交通和参观、游览活动，照顾好客人的生活起居;(4)维护旅游者的人身和财物安全，处理好各类突发事件，并能提供与之相关的延伸服务;(5)耐心解答旅游者提出的问题;(6)反映旅游者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市场调研工作，协助开发 、设计新的旅游产品

2.担任地陪工作的导游人员的主要职责是;(1)认真做好旅游者在本站的接送服务;(2)严格按照接待计划确定游览日程，安排好旅游者的食宿、游览、购物、文娱等活动;(3)热情做好导游讲解工作，积极向旅游者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4)妥善处理好旅游相关服务各方面的协作关系，认真处理旅游者发生的各类问题;(5)维护旅游者的人身和财物安全，做好事故防范和安全提示工作。

三、实习体会

虽然我在旅行社的实习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感触还是很深的，实习的这段时间让我改变了对旅游业的看法，真正的旅游业远远没有我们在学校里想像的那么简单，食住行游购娱每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学问，作为一个导游员不仅要有耐心还要细心，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多了解时事变化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了解客源地的相关情况，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在旅行社实习的这段时间我发现旅游者对旅行社大多存在着不信任的心理，在对旅行社的选择上也很谨慎，经过我的总结我发现旅游者在选择旅行社时主要考虑一下几种因素：

(一)旅行社的规范性

旅行社的规范性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该旅行社是否为根据我国《旅行社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设立的合法旅行社，二是指该旅行社在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欺骗旅游者、不正当竞争和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旅行社的规范性是旅游者在选择旅行社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游客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游客的旅行质量和游客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得到保护。

(二)旅行社产品的价格

旅游者之所以选择旅行社组织的旅游线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节省旅游费用。因为每个游客的经济状况是不同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适当的旅游线路。因此，旅行社能不能在向旅游者推介旅游线路时提供诱人的旅游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旅游者的购买决策。作为旅行社的线路设计人员来说应该尽量的减少成本为自己的公司争取价格优势，但是要在保证旅游服务质量的基础上。

(三)旅行社的服务质量

随着我国旅游消费者渐趋理性，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已不仅仅着眼于旅行社的报价，而是综合平衡旅行社所提供旅游产品的“性价比”，从而权衡其所作出的购买决定是否“物有所值”。因而，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在旅游者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

(四)旅行社产品的丰富度和个性化程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多方面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旅游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团体标准等全包价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相反，那些能够为旅游者提供多种包价形式和旅游服务，尤其是能够提供根据旅游者特殊需要“度身定制”旅游产品的旅行社越来越多地受到旅游者的青睐。

(五)旅行社的诚信度

诚信是旅行社企业立足于社会和长期盈利的基石，也是旅游者选择旅行社的关键因素。旅行社的诚信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切实履行其出行前向旅游者所作的服务承诺。

(六)旅行社的品牌形象

旅行社产品的无形性特征增大了旅游消费者的“购买觉察风险”，而购买名牌产品是降低该风险的有效方法。所以，旅行社在旅游者心目中形成的品牌形象，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购买选择。

四、实习思考

旅游业是朝阳企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旅游企业的可进入性高，门槛低。现阶段我国各地方旅行社相继建立，旅游企业的发展趋势如下所示：

(一)旅游中介分工越来越细分，旅行社从过去的传统的做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之分外，现在更加分工细致，不同的旅行社开发不同的旅游专线，同一品牌的旅行社也分别开发出不同的主体旅游和专题旅游。

(二)旅游中介的附加服务越来越突出。随着顾客越来越挑剔，竞争越来越激烈，各旅游中介机构为争夺顾客，提升品牌的竞争力，在为顾客服务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服务的附加作用。如为顾客提供票务预订服务、租车接送服务等，提供金融服务、保险保障服务，还与许多其他餐饮娱乐等消费单位合作等等。

(三)旅游向郊区化、短期化发展，一日游、两日游越来越多。人们对双休日逐渐习惯和开发，旅游逐步从长线向郊区短线延伸，因此一日游、两日游这种短期的旅游活动越来越突出，因此各种各样的度假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在双休日、节假日期间，抛下一周的紧张和都市的浮华，来到郊区吃农家饭，参加田园劳动，欣赏山水风光，追求自然、清醇和土朴。这从国内旅游相关增长指标远远高于出境旅游增长指标可以得到印证。

(四)自助旅游渐成时尚。传统的旅行社服务，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负面的印象(主要是吃不好、睡不好、玩不好)，使旅游变成了只有旅没有游，但随着交通的越来越便利、私家车越来越普及、酒店预订公司繁荣以及飞速的发展，自助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并渐成时尚。尤其大型节假日期间，三五个家庭结伴出行，驱车数千公里，跑遍大江南北已不是稀奇事，他们通过酒店预订公司预订酒解决住宿问题。余下的就是自己自由的安排游玩，弥补了传统旅行社的不足店。

(五)商务旅游越来越突出。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国内及国际性的商务考察旅游也越来越突出，据统计我国各类商务大军有4000万人，每年平均每人出行3次计，全国全年的商务旅游人次在1.2亿人次左右。而且商务旅游大军的队伍每年都在以数百万人次的速度在递增。商务旅游也呈现出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大型的商务活动(包括传统的和新兴的商务活动)是导致商务旅游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且商务旅游的构成者中，从入境旅游人数的构成比例中可以看出，其中参加会议商务的人数占到17.7%，而从25-44岁占整个旅游人数的48.6%的比重也可以看出。所以，无论是旅行社或是其他旅游新兴的中介都会非常重视商务旅游市场。

(六)期货式旅游也已萌芽。尽管分时度假这种旅游形式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还很不规范，但越来越多的城市的白领们选择了长达20xx年、20xx年、30年的分时度假的旅游服务项目，目前许多旅游中介已不同程度地介入期货式旅游服务中来，并有几家知名的品牌旅行社联手在全国范围内兴见度假村，开展分时度假业务。

(七)旅游管理趋于有序和规范。旅游中介的规范化工作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包括景点收费、旅游购物消费、导游索要小费等。

通过这次实习，我深切的了解到，独立和好学是一个实习生首先应该具备的。只有培养自身的独立能力，不过分的依赖，自己主动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才能在工作上得到进步。另外，在工作上，有问题，有不懂应该大胆请教，而不是不懂装懂。“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该学该问的不仅仅限于我们的同事，前辈，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每个领域，都有我们要学该懂的东西。通过学习，才能独立工作，积累经验，最后得到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东西。

导游的工作是重复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它时刻挑战着我的耐心和忍耐力。有时候，心生厌烦的并不是外界的环境，而是自己的心态。往往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满怀激情，而慢慢地，这种热情却冷淡了下来，其实环境依旧如此，变化的只是我们的心态。每一天，我们可以选择好心情好心态，也可以选择坏心情消极的心态，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好心情好态度!

如何与人和睦相处，良好的进行沟通，是一名实习生必须要学会的。在与人相处方面，我一直坚信，诚实加真心，自尊与尊重他人，肯定不会被拒于千里之外的。首先和同事相处，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很多事情要多看多学，我所有的同事都是我的老师，前辈，工作过程中，怎么发挥团队的作用，协调内部关系，我学会的是尊重和礼貌。做为一名旅游人，直接面对的是顾客，你的一句话可以影响客人对旅行社甚至整个旅游的整体印象，甚至影响客人整天的心情状态。如何让自己说出的语言让客人听得舒服，听得开心，进而选择和你合作，是作为一名实习生所必须要学习的课程。人不免会有情绪上的波动，然而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往往会影响他人的心情。如何调整好自身的心态，用最好的心态去面对客人，面对同事甚至上级，如何带给别人一个最好的笑容，是我每一天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次实习中，我不但在沟通能力上得到了提高，还学会了如何调整自我的心态。

在几个月的实习过程中，我对整个旅行社行业的运作模式和日常操作程序都有了一定得了解。在此过程中，我学习到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同时还结识了很多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社会，他们拓宽了我的视野，也教会了我如何去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对于中国交警乌龙事件心得体会范文六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增加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通过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找回共产党员的初心，找回当初入党时的澎湃激情，从而牢记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一)党史、新中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奋斗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科学教育文化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后来的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我们必须重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让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加深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更加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加自觉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有一个这样伟大的党而自豪。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党的历史并且珍惜党的历史。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多么艰辛;通过新中国史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重视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是开展党内教育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在党内教育中历来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通过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可以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走过来的;在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党史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科学总结和概括，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既凝聚了全党共识，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汇聚全党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和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强劲动力。

(三)努力提高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自觉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历史之所以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历史能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启示与借鉴。如果我们对土地革命前期中期党内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有过了解，就能深刻认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如果对长征途中发生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这段历史有过接触，就能对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全党服从中央有深刻的认知;通过我们党大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可以深切感受到政策与策略确实是党的生命;通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作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和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可以明白全党一盘棋、树立全局意识是多么重要;从老一辈革命家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进而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守初心、担使命;反过来，党史上某些历史人物因理想信念动摇、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最后走向革命的反面的教训，亦能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首先应做一个党史、新中国史问题上的明白人，因此，应当努力把党史、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修好。

与老一辈共产党人不同，今天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不存在天然的熟悉，有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因此，不但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应抓好学习，就是主题教育结束后也应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常态化，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党建的重要内容，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持续抓下去，切实抓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