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 文昌航天发射基地一日游的感想(8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推荐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一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推荐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二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推荐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三

“能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我太开心了……”9月20日13时许，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参观场坪上，前来参加“青春与星空对话”活动的中西部学校的青少年兴奋地交谈着，等待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发射。

“真想快点看到火箭升空……”来自甘南州合作第一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道吉东珠盼望着。

远处的发射塔上，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回转平台环抱中，静静伫立。

14时许，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杨利伟出现在草坪，与来自中西部的同学们见面互动，鼓励同学们逐梦太空。

15时10分，搭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伴随着火箭腾空而起，同学们高声欢呼、激动不已，目送天舟三号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

为激发青少年航天梦想，中西部青少年与载人航天面对面主题活动9月17日至21日在文昌举行。来自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湖南、广西和山西等十余个中西部地区的36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活动。其中，4名来自甘肃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跨越山海，逐梦而来。

9月17日晚，甘南州合作第一小学的道吉东珠和尚垚丞两位同学在袁俊兰老师的陪同下，抵达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航天文昌中转站。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会宁县韩集镇中心小学的杜依华、杜晨晞和带队老师刘学俊。

本次活动以“青春与星空对话”为主题，围绕童心绘梦、千里追梦、文昌圆梦、天舟载梦和星火传梦5个部分展开。

活动中，主办方邀请航天领域院士专家举行系列讲座，介绍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优良传统；邀请航天英雄杨利伟与中西部学生面对面分享飞天故事，引领学生们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家国情怀、激发学习动力；邀请航天科普专家通过模型搭建等形式，讲授火箭、飞船、空间站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带领中西部学生制作水火箭……中西部学生还与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及文昌航天小学学生手拉手，共上一堂航天课，共画一幅航天画。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同学们提前做足了功课，查找资料，了解相关内容。在聆听专家讲课的时候，孩子们特别专注，踊跃回答问题。”袁俊兰老师说，参加这次活动，让孩子们收获了知识和快乐，也感受到了航天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作为一名小学科学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努力培养孩子们探索科技的兴趣和精神，让他们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种下航天梦想的种子。”

“现场感受火箭发射，太震撼了！我要向从事航天事业的叔叔阿姨学习，学习他们勤奋努力、无私奉献的精神……”尚垚丞想要把这次活动中看到的场景、学到的航天知识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回去后，我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长大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道吉东珠说。

刘学俊老师告诉记者，除了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孩子们在美丽的海滩放飞亲手制作的水火箭，与大海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和文昌的小学生共同绘制航天长卷……这些特殊的体验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望和积极向上的学习劲头。

“这几天，我们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我们要学习航天员勇敢、细致、顽强的精神，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成为航天员！”杜晨晞和杜依华说。

短短几天时间，同学们共同见证神箭腾飞的壮美时刻，近距离接触航天工程、全方位了解航天事业发展，在他们心中，一颗向往航天、热爱科学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推荐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四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推荐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五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推荐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心得体会范本六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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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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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