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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 无意识偏见怎么消除(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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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 无意识偏见怎么消除(八篇)
2023-01-06 17:13:09    小编:ZTFB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一

二是学习积极性不足。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放松了自我学习,对学习“走过场”,流于形式,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学习中满足于“蜻蜒点水”,对有关政策、法规掌握不是十分全面,遇上处理具体事情,往往是凭主观臆断和经验去分析情况、处理问题;在理论学习上搞实用主义,与工作有关的就学一点,与工作联系不紧的就不去学或者很少涉猎,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使学习变得形式化、教条化。由于理论功底不够深,知识掌握不够全面,了解大局不深不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贯彻落实工作任务上存在走样、偏差现象。

三是工作作风松懈、不够严谨。表现在:在工作标准上不够严格,不能从尽善尽美、时时处处争一流的标准上去把握,离办公室要求的“一点不差,差一点不行”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文字校对工作中,有时出现错漏字现象,在卫生清扫方面有时不及时、不彻底;对待工作不够主动、积极,往往是领导安排什么就干什么,只满足于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常常等待领导的指示,说一步走一步,未把工作做实、做深、做细,等到问题的出现再想办法解决;主动考虑工作还有欠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系统地考虑和研究,有时把工作作为负担,未注意到工作方法的完善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动力。

通过这次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我看清了自己在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并不是查找了问题,分析了原因就行了,关键是今后怎样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拿出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地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

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创新上下功夫。牢固树立奋发有为、争创一流的观念,强化质量意识和自我超越意识,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扎实工作,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把创新意识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努力跳出以前的思路和框架,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求新、求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开展调查研究,确保写出一批有深度、有份量的调研成果。

二是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今后将全面、系统、准确地加强理论学习,努力打下坚实的政策理论功底,拓宽个人知识领域。按照通读与精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学习中心,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确定学习中心议题,确保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用于学习,坚持作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针对自己文字驾驭能力不强、写作水平需要提高的实际情况,加强写作方法理论的学习研究。三是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在求真务实上狠下功夫。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更加严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

始终保持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高标准、快节奏的做好每一项工作,重视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件小事,力争使每一项工作都不出纰漏,达到完美;进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科学性,工作想到前头,想细想全,克服盲目性,变被动为主动,做到“有的放矢”。总之,我将以这次思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为契机,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争取早日达到办公室独当一面的要求。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二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二、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某某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对于某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也要多想一想。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当年,苏联解体、东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及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

三、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第一,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秉持“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

谢谢大家!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三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近平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近平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近平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近平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

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某某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对于某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也要多想一想。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习近平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当年,苏联解体、东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第一,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及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近平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

第一,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秉持“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四

大学生环保意识及其行为模式调查报告

一、活动背景:

当代社会越来越强调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国家教育、企业商界也越来越注重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大学生最缺乏的就是社会实践、社会认识、社会经验。从素质教育的提出到具体的各项教育改革无不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同时,基层社会也需外界关注的急切的愿望,为改变他们落后的面貌找到一条渠道。身为主体的大学生更应积极响应,从而为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环境保护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是衡量发展质量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推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在政策的影响下,构建和谐社会,新农村新面貌。

二、活动目的:

1、让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特别是环境恶劣地区的状况,并从中有所体会、领悟以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同时也为了加强本社人员的相互沟通、理解,形成一种团结互助、上进的氛围。

2、通过对校园环境问题的调查,切实反映一些环保的实际问题,锻炼学生调查问题的能力。

3、通过调查,发现当校存在的实际问题,分析并做出解决方案。

4.宣传环保,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的队伍中来。

5.弘扬国家政策。

三、活动意义:

让同学们更好的掌握更全面的实况,发扬爱国热情,积极为社会、人民服务保护一片天,让同学们全方位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培养良好的环保素质,努力锻炼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用的当代大学生。推动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协调机制,深入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企业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让环保的思想深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从儿童教育开始。

四、活动时间:20xx年11月15日--20xx年11月20日

大学生环保意识及其行为模式调查报告:

1、调查对象及人数:

我校在校的80名学生

2、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3、调查小组成员:宿舍八名成员

4、调查地点:在我校的图书馆、教学楼、饭堂、宿舍等地开展调查活动。

众所周知,目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归根结底,人类是环境的主体,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其受意识支配的行为必然影响他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草坪上的一个脚印,墙角的一团废纸,垃圾堆里的一块废电池……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行为,甚至是不加考虑的一个动作。然而,殊不知这些看似无意的举动,却给我们的环境和资源留下了后遗症,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关注环境,关注绿色,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更多的大学生关注身边的环境,了解日常环境保护的知识和方法,增强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组成了一个10个人的调查小组,对在校的80名的同学进行了调查,其调查结果如下:

一、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⑴环境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同学不知道环境保护日,73﹪不知道世界无烟日。这说明了大部分校大学生环保知识掌握不足,只有小部分对环保知识的了解比较全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何种原因所致呢?是我们对环境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还是大部分的同学根本不关注环境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还发现高低年级的环保意识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高年级的学生也是连基本的环境知识都不了解。这反映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社会对环境意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学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注重学生的环保意识,学生应该树立忧患意识,主动了解相关环保知识,配合学校,积极行动。这些对于在这个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⑵环境保护的意识

在环境保护的意识方面我们做了以下调查。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少部分的学生注意节约用水。大多数同学在节电方面做得还是比较还好的。50%左右的学生有废物利用和废物回收等好习惯。60%的学生意识到环保靠个人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但是,还有大概30%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与环境息息相关,还有大概45%的人觉得自己的环保知识还不是很丰富,这说明一部分的学生环保意识淡薄,他们很难将这种意识带到日常生活中,这需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环保,这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只有把这种意识带到行动中,才能对环境保护起到作用。

⑶环保知识的应用

在这方面的调查,我们做了口头调查,我们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当问及对建立绿色校园有何建议时,有24%的同学提倡加强宣传。宣传自然好,但不落实到行动中是很难做到保护环境的。另有34%的同学提不出任何的建议,这个结果很令我们吃惊,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居然有这么多的同学毫无建议。对于保护环境,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哪里会没有建议呢?看来没有对环境保护引起重视。还有42%的同学建议多种花草,加大校园的绿化面积等等。这些建议对建立绿色校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不够,这表明同学们应用环境知识的能力还不够强,还有必要将理论提升到实践中来。

另外,当我们提出我校在宣传环境知识方面应如何做时,有54%的同学认为以宣传为主。在我们宣传环境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实践吧,要在实际行动中去学习。同样,也有20%的同学没有建议,不知道怎么做,面对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心寒,自己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却速手无策,可想而知,这部分同学的环保意识有多强。还有8%的同学认为只要从自己做起就可以了。这一少部分的同学没有将自己容入到集体,他们简单地认为自己做好了就可以做好环保,这是很不现实的。另有18%的同学认为参加活动,以实践为主,在实践中学习。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有这样一个结论:在保护环境方面,无论是对环境知识的宣传教育,还是具体的对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得还不够。在宣传方面,应该在全校都开设环境方面的课程,让更多的同学了解环境知识;在保护环境的具体方面,要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保护环境的一些活动中来,在活动中学习,让保护环境的意识扎根于脑,让同学们真正做到环保。这样才能改变现状,改善生活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满足后代人发展的需要。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五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我想从一个事例来导入。这个事例就是20xx年揭露出来的“棱镜门”事件。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xx年小布什时期开始实施的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据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xx年x月x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xx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x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用一位黑客人士的话说,“你们就像图书馆,美国政府是每本书都读的读者”。这里的“你们”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大家了。且不说这个“棱镜计划”里面包含的对于个人隐私、各国主权尊严的无视和侵犯,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交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是透明。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

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在20xx年x月xx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有个学者很形象地说,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远的,如苏联解体;近的,从20xx年开始蔓延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

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

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比如20xx年x月,加多宝公司在微博上发起了一次名为“多谢行动”的营销炒作活动。加多宝恭喜“作业本(微博网名)”与“烧烤”齐名,并称“若‘作业本’开烧烤店就送10万罐凉茶”。为什么“作业本”开烧烤店加多宝送这么多凉茶?这源于20xx年时,“作业本”微博里一段话:

“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该微博在当时已经受到各方的谴责。而这一次加多宝通过大v抹黑邱少云的语言进行营销炒作,更是惹火了很多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再也不会买加多宝了”。邱少云是我们军史中的经典人物,而这种典型被一个公众公司出于商业目的肆意抹黑,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公众乃至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幼稚。

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刘胡兰是小三”、“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20xx年xx月《xx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xx日报》听了好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十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xx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下面我们就逐一从这五个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分析。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经过习总书记这么一提醒,我们发现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哪几把尺子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的为标尺,也不能以右的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xx%的服务器、xx.x%的存储设备、xx.x%的操作系统、xx.x%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的“八大金刚”的影子,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我们就要多想一想,这些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联系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棱镜门”,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里面,可能也隐藏着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xx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

对于一些所谓客观报道的新闻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将袭击者直接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大加声讨。但是我国“3·01”昆明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仅仅称恐怖分子为攻击者,同时还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国人开枪、向恐怖分子开枪等内容来淡化恐怖袭击的性质。在这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意识形态选择。

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举个例子,有人宣扬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于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但是,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不同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双赢”这么简单,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一种掠夺乃至剥削。所以,简单的理论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之眼去审视、思考,我们将犯下多么幼稚的错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一个后发国家,而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正是一个先发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历史上已经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尽快地让自己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不要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不要被这种“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对这些理论要多思考。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又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如何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反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标准就比较简单、直接、粗暴、机械。比如,是不是实现选举了,是不是实现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实现政党轮替了,用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国家国情的程序主义的东西来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大家是能够看清楚的,是能够想明白的。

怎么看待西方民主呢?我认为西方民主有四重镜像。第一重是流传于西方理论家在著述中所阐释和论述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理想中的民主,只是表达对于民主这种状态的憧憬和理论的向往。

这种民主不是一个现实的民主,包括西方国家也不是把这种民主直接拿来用的。这个民主要变成现实,就要设计,所以就落入了民主的第二个镜像——设计中的民主。通过权力机关的分设,通过一套监督制衡体系来实现这个民主。但是这个设计的民主,就如同我们盖大楼的设计蓝图一样,依然不是现实的民主,还要经过一层转化,转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这是第三重镜像。运行中的民主是设计中的民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运转出来的民主。比如,所有设计的民主都不会设计两党制的体制,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这些国家阶级结构和利益团体的区分,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党制或一党独大制,这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而运行中的民主又被西方国家移植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又发生了一次镜像上的转化,这就变成了移植中的民主。如果从民主的四重镜像来分析和看待西方民主,你会发现每经过一层镜像的转化,民主就会被打一次折扣,越到后面折扣就越厉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用理想中的民主来关照中国的现实,进行批评、指责、谩骂、嘲讽,而他们没有发现连西方用的是运行中的民主,并不是理想中的民主,如果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他们的民主也不达标。而他们却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和评判别人,并且把移植中的民主强加于人,导致了很多国家出现很多灾难。所以,西方的政治经验有用没有用,关键看怎么用,用好了是良药,用坏了就是毒药。中医老早就有这个思维,大黄用好了是良药,人参用坏了也是毒药。我们不能够因为西方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就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带上精神枷锁,拄上精神拐杖,这样的话就是舍本逐末,甚至是自毁长城,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很多国家都看到了。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有哪些关键呢?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比如,对于“普世价值”进行理论思考,“普世价值”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要坚持我们精神上的独立性?同时,我们还要进行事实上的分析。看一看西亚、北非地区被所谓的“普世价值”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引发思想上的警觉。

同时,还要看一看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20xx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深刻启示呢?这些问题想一想,我们意识形态思考力就会有所提升。

当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有人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工厂,很多人喜欢美国大片,好莱坞大片,但现在随着我们意识形态能力的提高,喜欢美国大片的人的立场和角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我觉得可以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好莱坞是造美国梦的工厂,他们传达的都是美国厉害、美国伟大、美国拯救地球、美国拯救人类、生活在美国真好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思考。随着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素养的提升,对于所谓的美国大片,大家的判断力、思考力提高了,这些大片受到的追捧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精神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在增强。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要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要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上、在意识形态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要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要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比如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也有一个战后70年谈话,你看我们用抗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用的词叫“战后70周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本身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我们有偏差。那么,他对“二战”进行这样描述:“上次的大战有3百多万同胞失去了生命。胸怀祖国的未来,期待家庭幸福而阵亡的人们。战后忍受着酷寒或者灼热在遥远的异乡之地,忍受着饥饿和病痛死去的人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以东京为首各个都市遭受轰炸,在冲绳地上战中,众多市民悲惨牺牲。”你看,他不提给其他各个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反而把日本遭受的灾祸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本身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再看他是怎么来为日本的罪责开脱呢?他说:“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xx%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他这样一个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他这样的话语背后就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陷阱性质甚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些我们都要警惕,都要思考。

第一,要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要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要秉持“三不主义”。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要坚持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我觉得要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难度更大,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要求我们具备的“刷子”就得更多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

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谢谢大家。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六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我想从一个事例来导入。这个事例就是20**年揭露出来的“棱镜门”事件。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年小布什时期开始实施的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据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年*月*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用一位黑客人士的话说,“你们就像图书馆,美国政府是每本书都读的读者”。这里的“你们”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大家了。且不说这个“棱镜计划”里面包含的对于个人隐私、各国主权尊严的无视和侵犯,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交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是透明。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

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在20**年*月**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有个学者很形象地说,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远的,如苏联解体;近的,从20**年开始蔓延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

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

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比如20**年*月,加多宝公司在微博上发起了一次名为“多谢行动”的营销炒作活动。加多宝恭喜“作业本(微博网名)”与“烧烤”齐名,并称“若‘作业本’开烧烤店就送10万罐凉茶”。为什么“作业本”开烧烤店加多宝送这么多凉茶?这源于20**年时,“作业本”微博里一段话:

“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该微博在当时已经受到各方的谴责。而这一次加多宝通过大v抹黑邱少云的语言进行营销炒作,更是惹火了很多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再也不会买加多宝了”。邱少云是我们军史中的经典人物,而这种典型被一个公众公司出于商业目的肆意抹黑,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公众乃至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幼稚。

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刘胡兰是小三”、“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20**年**月《**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日报》听了好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十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下面我们就逐一从这五个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分析。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经过习总书记这么一提醒,我们发现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哪几把尺子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的为标尺,也不能以右的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的服务器、**.*%的存储设备、**.*%的操作系统、**.*%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的“八大金刚”的影子,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我们就要多想一想,这些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联系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棱镜门”,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里面,可能也隐藏着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

对于一些所谓客观报道的新闻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将袭击者直接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大加声讨。但是我国“3·01”昆明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仅仅称恐怖分子为攻击者,同时还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国人开枪、向恐怖分子开枪等内容来淡化恐怖袭击的性质。在这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意识形态选择。

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举个例子,有人宣扬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于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但是,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不同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双赢”这么简单,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一种掠夺乃至剥削。所以,简单的理论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之眼去审视、思考,我们将犯下多么幼稚的错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一个后发国家,而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正是一个先发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历史上已经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尽快地让自己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不要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不要被这种“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对这些理论要多思考。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又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如何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反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标准就比较简单、直接、粗暴、机械。比如,是不是实现选举了,是不是实现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实现政党轮替了,用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国家国情的程序主义的东西来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大家是能够看清楚的,是能够想明白的。

怎么看待西方民主呢?我认为西方民主有四重镜像。第一重是流传于西方理论家在著述中所阐释和论述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理想中的民主,只是表达对于民主这种状态的憧憬和理论的向往。

这种民主不是一个现实的民主,包括西方国家也不是把这种民主直接拿来用的。这个民主要变成现实,就要设计,所以就落入了民主的第二个镜像——设计中的民主。通过权力机关的分设,通过一套监督制衡体系来实现这个民主。但是这个设计的民主,就如同我们盖大楼的设计蓝图一样,依然不是现实的民主,还要经过一层转化,转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这是第三重镜像。运行中的民主是设计中的民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运转出来的民主。比如,所有设计的民主都不会设计两党制的体制,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这些国家阶级结构和利益团体的区分,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党制或一党独大制,这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而运行中的民主又被西方国家移植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又发生了一次镜像上的转化,这就变成了移植中的民主。如果从民主的四重镜像来分析和看待西方民主,你会发现每经过一层镜像的转化,民主就会被打一次折扣,越到后面折扣就越厉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用理想中的民主来关照中国的现实,进行批评、指责、谩骂、嘲讽,而他们没有发现连西方用的是运行中的民主,并不是理想中的民主,如果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他们的民主也不达标。而他们却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和评判别人,并且把移植中的民主强加于人,导致了很多国家出现很多灾难。所以,西方的政治经验有用没有用,关键看怎么用,用好了是良药,用坏了就是毒药。中医老早就有这个思维,大黄用好了是良药,人参用坏了也是毒药。我们不能够因为西方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就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带上精神枷锁,拄上精神拐杖,这样的话就是舍本逐末,甚至是自毁长城,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很多国家都看到了。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有哪些关键呢?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比如,对于“普世价值”进行理论思考,“普世价值”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要坚持我们精神上的独立性?同时,我们还要进行事实上的分析。看一看西亚、北非地区被所谓的“普世价值”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引发思想上的警觉。

同时,还要看一看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20**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深刻启示呢?这些问题想一想,我们意识形态思考力就会有所提升。

当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有人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工厂,很多人喜欢美国大片,好莱坞大片,但现在随着我们意识形态能力的提高,喜欢美国大片的人的立场和角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我觉得可以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好莱坞是造美国梦的工厂,他们传达的都是美国厉害、美国伟大、美国拯救地球、美国拯救人类、生活在美国真好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思考。随着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素养的提升,对于所谓的美国大片,大家的判断力、思考力提高了,这些大片受到的追捧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精神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在增强。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要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要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上、在意识形态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要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要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比如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也有一个战后70年谈话,你看我们用抗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用的词叫“战后70周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本身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我们有偏差。那么,他对“二战”进行这样描述:“上次的大战有3百多万同胞失去了生命。胸怀祖国的未来,期待家庭幸福而阵亡的人们。战后忍受着酷寒或者灼热在遥远的异乡之地,忍受着饥饿和病痛死去的人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以东京为首各个都市遭受轰炸,在冲绳地上战中,众多市民悲惨牺牲。”你看,他不提给其他各个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反而把日本遭受的灾祸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本身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再看他是怎么来为日本的罪责开脱呢?他说:“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他这样一个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他这样的话语背后就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陷阱性质甚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些我们都要警惕,都要思考。

第一,要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要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要秉持“三不主义”。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要坚持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我觉得要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难度更大,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要求我们具备的“刷子”就得更多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

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谢谢大家。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七

今年的“读书实践成才”活动,管理局领导欣然为我们推荐了三本好书。我是一个书虫,不愿意让任何好书与自己擦肩而过,加之开复先生在我心目中一贯的良师形象,使得《做最好的自己》成了我当然之选。在我看来,一本好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阅读过程的片刻愉悦,更是为人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这一点上,《做最好的自己》没有辜负我的厚望。

书中,开复先生提出了“成功同心圆”,即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核心,辅以积极、同理心、自信、自省、勇气、胸怀六种重要的人生态度作为同心圆的第二层,再以追寻理想、发现兴趣、有效执行、努力学习、人际交流、合作沟通六种行为方式构成同心圆的最外一环。

这本书大多的观点在开复老师先前的文章中已有阐述,对于拜读过那些文章的我来说,这本书并没有太多全新的观点。但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将所有散落于各处的观点系统化,汇集成册,让人一次领略,就如同转瞬之间遍览名山大川一般,痛快!

在阅读过程中,我总会情不自禁用自身与之对比,不经意间,便成就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很好的自省,让我对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有了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也让我得以重视自己曾经忽略的一些东西。课前的预习可以让人更好的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反之,仅仅被动接受一本书带给你的内容并不意味可以深刻的理解。一本好书,不同的人品味,感受差之甚远。工作的几年,我学会了思考,而这本书上的内容恰好是我近一年多时间里思考的问题,许多道理都是付出相当的代价才得以悟出,无意间的预习让我从阅读中得到了更多的震动。虽然感叹开复先生没有早点完成此书,但转念,即便那时我读到此书,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东西,对于开复先生的箴言,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体会。

读过这本书后,我对成功有了新的认识,成功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快乐、充实、有意义。事业进步是成功,给家人快乐是成功,广交朋友是成功,帮助他人也是成功。成功不遥远,不虚度此生就是成功。成功就是做好每件事,快乐每一天。

成功的标准不是单一的,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了不同的舞台,只要在自己的舞台上竭尽全力扮好自己的角色,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限,不管是令人瞩目的,还是普通平凡的,那都是一个成功者。比如:梅的凌寒,兰的幽香,竹的坚贞,菊的淡泊,他们都在自己的天地中展示他们独有的风韵;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虎啸深山,驼走大漠,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尽显独特的魅力。当然,在现实社会中,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或许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但是,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不要茫然,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情绪,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充分燃烧,追求做最好的自己。

人所处的位置是不相同的,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了不同的生活环境,只要正确找准自己位置努力去做,不盲目的比较,不管是出类拔萃,还是默默无闻,那都是一个成功者。比如:拿自己的优点与别人的缺点比,可能会比出上进心,也可能是比出沾沾自喜;拿自己的缺点与别人优点比,可能比出自卑,也可能比出努力奋斗。其实,成功有大小之异,无轻重之别,何必在意是否超越了别人,要在乎的是超越自己。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也需要李素丽、徐虎,只要敢于和不断超越自己,就有资格,也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选择成功的道路是多样的,成功给每个人提供了不同的途径,只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利弊,选择一条最理想、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不管是功成名就,还是身败名裂,那都是一个成功者。比如:中庸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中庸就是要在诸多对立统一的因素中,敏锐而智慧地寻找最佳的均衡状态。其实,无论抉择正确与否,无论结果如何,已经做出的决定就无法收回了,只有坦然接受。因为,现实社会上不是每个人做每件事情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只要达到择前“重重”思考、择后“轻轻”放下,那就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如此,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一个能够从思考中认识自我、从学习中寻求真理、从独立中体验自主,从计划中把握时间、从表达中锻炼口才、从交友中品味成熟,从实践中赢得价值、从兴趣中攫取快乐,从追求中获得力量的人;一个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的人。

结合当下的工作,首先,摆正工作心态,这是成功的基础。在平时工作中,不管做任何事,都应该把心态回归到零,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将每次任务都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一段新的历程。在刚工作的时候,我热情满怀,踌躇满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当初的热情减少了很多,而且有时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这样的心态首先让我失去了对工作的积极性,显得很消极,没有正确的心态,连成功的基础也没有,如何到达成功?所以,只要我争取摆正心态,积极面对一切,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做得更好,一定会有所收获。

其次,在生活、工作中要诚信待人,努力做到言行如一、言出必行。尤其在对待老同志方面,老同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作为一名为老干部服务的工作人员,要用真心换真心,只有充分理解老同志的心情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支持,才能体验到其中无穷的快乐。

做最好的自己,强调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比,不断地超越自己。我今天工作是不是比昨天更认真?我今天对待老同志是不是比昨天更诚恳?书中说:“每天都不是最好,甚至每天都有遗憾,但每天都这样自己和自己比,坚持不懈,便会不断地向最好的自己的境界靠拢。”

我想这也许不算最成功,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良师益友对一个人的成长大有助益,但良师益友却可遇不可求,良师尤为如此。可称之为良师的人,大多是在某一领域经验丰富且善于思考者,如此才能高屋建瓴为人指出明路。虽然不遇良师并不妨碍继续前行,但良师的催化作用,可以让人少走许多弯路,加速成长。开复先生便是一位良师,《做最好的自己》算得上这位良师悉心打造的一本好教材,通过它,虽不曾与开复先生谋面,却不妨碍与先生神交,听着先生将一些道理娓娓道来,辅以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乐在其中。

尽信书不如无书,简单的照搬书中建议恐怕也不是开复先生希望看到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再好的一本书也不会让人读罢便脱胎换骨,成就一番大事业,它给人带来更多的是一些可以指导我们未来学习工作生活的原则,和一些对待问题的思考方法。作为一名读者,我感谢开复先生带来了《做最好的自己》。

自我意识实训心得2

大家听到这个题目肯定很奇怪!认识自我?自己天天看自己,怎么要认识自我吧。别急,我说的是能正确认识自我!我是通过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的!

我是一位读书较好,在班里当认中队委的学生,老师总是夸我学习好,不说谎~~~~~~~,我也得意洋洋,在别人面前炫耀。

在一个双休日,我正在写作业,快把作业ok时,一个作业难住了。我说的可不是作业题目难,是这个作业要写很多内容,现在我有是想去玩。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产生:何不简便了作业。当时的我没有往常冷静的大脑,没有想想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只一味得想快点写好,早点出去玩,摆脱写作业的阴影。于是我开始了简便。

刷刷刷,几下,我就把这个作业写了好。心想:终于写好了,我的小组长是我的好朋友,不会“出卖”我的。于是我去玩了。

第二天,我的小组长来检查作业了。我把写好了的作业给他看,当他检查到最后一个作业是,说:“把这个作业拿出来。”我慢吞吞的把作业拿了出来。小组长一看,立刻大喊起来:“哇塞,中队委作业简便耶,大新闻,我要去告诉老师!”我马上制止,说:“行行好,我们可是好朋友!”但他不听这一套,马上告诉了老师。

自我意识实训心得3

哥白尼用火的考验让人类认识了"天圆地方"的错误;法布尔极尽一生的精力认识了昆虫世界的精妙绝伦;托尔斯泰用坟墓的朴素让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追逐的人们认识了人生真正的内蕴;甘地用一生不懈的奋斗让世人认识了和平和独立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用几世几代人的鲜血认识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正确性。

认识的过程是漫长的,认识的结果却是美好的。然而,最艰难的认识,却莫过于对自我的认识。

人无论是高尚的,猥琐的,优秀的,卑劣的,聪慧的或愚钝的,在匆匆的人流中,往往会迷失了自我。在无暇自我反省的意识形态下,往往会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孰不知,当你感到天空蒙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擦一擦你的那不太清亮的双眸。

善于自我认识的人是比比皆是的。伟大的鲁迅先生一向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律,他热爱青年,支持青年,甚至还闹出过为青年人补靴子的笑话。然而,当他发现“青年人中也有虫豸(蠹)"的时候,他并未因要保存面子而一意孤行,而是适时的反省自己,解剖自我,因而更为后人所推崇。当代的大作家史铁生,在与顽症的搏斗中,正确地认识了自我的缺陷和价值,而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坎坷和磨难。他写道:"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懦夫衬托了英雄,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伟人常常也是智者,他们不仅为我们发现真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敢于正视自我的人性的榜样。对于平凡的众人,自我认识却并不那么简单。“9·11事件"之后,美国的一些政府和学校开始实行每日唱国歌并宣誓的行动,以此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而一些真正能够自我反省的美国人却意识到了:这种做法说明美国政府是热衷于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政府在一意地反_怖,却没有能平静下来想想是不是美国自身的一些问题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是能够自我认识,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和他人的优点。.

自我意识实训心得4

人啊,常常败在自己的手下!

面对着镜子里面的人,你不妨问问:他(她)是谁?请不要偷笑我此话太傻,俗话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要战胜这个最大的敌人首先要认识自我,了解自我。但,究竟有多少人想过你了解自我有几分。

当你为了风度而故作潇洒,为了成熟而故作深沉,为了迎合他人而人云亦云,你是否暗地里想过,我了解自己吗?当你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徒劳奔忙时,你是否记得那句话: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我们固然渴望潇洒的外表,和谐的人际关系;顽强的毅力,进取的精神我们也不能少。但我们不能因盲目地追求而失去自我;不必因没有闭月羞花之貌而自惭形愧。找到自我,重要的不在于虚有其表,而在于丰富的内涵,在于自自然然如行云流水般的一言一行。

寻找自我,树立自我,相信自我。迷茫时不必祈求神灵,忧愁时不必寄情于深邃的夜空,最好的依靠自我。应当确信,上帝就是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认识自我,客观的评价自我,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只有认识到真正的自我,才能放飞希望的奔马,冲出浩瀚的大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去创造辉煌,奏响人生最美的乐章。

有关无意识偏见培训心得体会简短八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我想从一个事例来导入。这个事例就是20**年揭露出来的“棱镜门”事件。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年小布什时期开始实施的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据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年*月*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用一位黑客人士的话说,“你们就像图书馆,美国政府是每本书都读的读者”。这里的“你们”当然指的就是我们大家了。且不说这个“棱镜计划”里面包含的对于个人隐私、各国主权尊严的无视和侵犯,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交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是透明。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

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在20**年*月**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有个学者很形象地说,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远的,如苏联解体;近的,从20**年开始蔓延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

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

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比如20**年*月,加多宝公司在微博上发起了一次名为“多谢行动”的营销炒作活动。加多宝恭喜“作业本(微博网名)”与“烧烤”齐名,并称“若‘作业本’开烧烤店就送10万罐凉茶”。为什么“作业本”开烧烤店加多宝送这么多凉茶?这源于20**年时,“作业本”微博里一段话:

“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该微博在当时已经受到各方的谴责。而这一次加多宝通过大v抹黑邱少云的语言进行营销炒作,更是惹火了很多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再也不会买加多宝了”。邱少云是我们军史中的经典人物,而这种典型被一个公众公司出于商业目的肆意抹黑,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公众乃至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幼稚。

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刘胡兰是小三”、“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20**年**月《**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日报》听了好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十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下面我们就逐一从这五个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分析。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经过习总书记这么一提醒,我们发现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哪几把尺子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的为标尺,也不能以右的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的服务器、**.*%的存储设备、**.*%的操作系统、**.*%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的“八大金刚”的影子,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我们就要多想一想,这些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联系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棱镜门”,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里面,可能也隐藏着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

对于一些所谓客观报道的新闻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将袭击者直接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大加声讨。但是我国“3·01”昆明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仅仅称恐怖分子为攻击者,同时还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国人开枪、向恐怖分子开枪等内容来淡化恐怖袭击的性质。在这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意识形态选择。

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举个例子,有人宣扬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于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但是,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不同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双赢”这么简单,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一种掠夺乃至剥削。所以,简单的理论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之眼去审视、思考,我们将犯下多么幼稚的错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一个后发国家,而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正是一个先发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历史上已经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尽快地让自己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不要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不要被这种“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对这些理论要多思考。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又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如何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反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标准就比较简单、直接、粗暴、机械。比如,是不是实现选举了,是不是实现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实现政党轮替了,用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国家国情的程序主义的东西来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大家是能够看清楚的,是能够想明白的。

怎么看待西方民主呢?我认为西方民主有四重镜像。第一重是流传于西方理论家在著述中所阐释和论述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理想中的民主,只是表达对于民主这种状态的憧憬和理论的向往。

这种民主不是一个现实的民主,包括西方国家也不是把这种民主直接拿来用的。这个民主要变成现实,就要设计,所以就落入了民主的第二个镜像——设计中的民主。通过权力机关的分设,通过一套监督制衡体系来实现这个民主。但是这个设计的民主,就如同我们盖大楼的设计蓝图一样,依然不是现实的民主,还要经过一层转化,转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这是第三重镜像。运行中的民主是设计中的民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运转出来的民主。比如,所有设计的民主都不会设计两党制的体制,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这些国家阶级结构和利益团体的区分,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两党制或一党独大制,这就是运行中的民主。而运行中的民主又被西方国家移植到很多非西方国家中,又发生了一次镜像上的转化,这就变成了移植中的民主。如果从民主的四重镜像来分析和看待西方民主,你会发现每经过一层镜像的转化,民主就会被打一次折扣,越到后面折扣就越厉害。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用理想中的民主来关照中国的现实,进行批评、指责、谩骂、嘲讽,而他们没有发现连西方用的是运行中的民主,并不是理想中的民主,如果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他们的民主也不达标。而他们却用理想的民主来衡量和评判别人,并且把移植中的民主强加于人,导致了很多国家出现很多灾难。所以,西方的政治经验有用没有用,关键看怎么用,用好了是良药,用坏了就是毒药。中医老早就有这个思维,大黄用好了是良药,人参用坏了也是毒药。我们不能够因为西方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就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带上精神枷锁,拄上精神拐杖,这样的话就是舍本逐末,甚至是自毁长城,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很多国家都看到了。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有哪些关键呢?习总书记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比如,对于“普世价值”进行理论思考,“普世价值”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要坚持我们精神上的独立性?同时,我们还要进行事实上的分析。看一看西亚、北非地区被所谓的“普世价值”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引发思想上的警觉。

同时,还要看一看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20**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识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深刻启示呢?这些问题想一想,我们意识形态思考力就会有所提升。

当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有人说好莱坞是一个造梦工厂,很多人喜欢美国大片,好莱坞大片,但现在随着我们意识形态能力的提高,喜欢美国大片的人的立场和角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我觉得可以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好莱坞是造美国梦的工厂,他们传达的都是美国厉害、美国伟大、美国拯救地球、美国拯救人类、生活在美国真好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一些思考。随着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素养的提升,对于所谓的美国大片,大家的判断力、思考力提高了,这些大片受到的追捧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好事,这表明我们精神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在增强。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要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要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要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的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第一,要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上、在意识形态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要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要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比如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日本首相安倍也有一个战后70年谈话,你看我们用抗战胜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用的词叫“战后70周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本身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我们有偏差。那么,他对“二战”进行这样描述:“上次的大战有3百多万同胞失去了生命。胸怀祖国的未来,期待家庭幸福而阵亡的人们。战后忍受着酷寒或者灼热在遥远的异乡之地,忍受着饥饿和病痛死去的人们。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以东京为首各个都市遭受轰炸,在冲绳地上战中,众多市民悲惨牺牲。”你看,他不提给其他各个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反而把日本遭受的灾祸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本身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再看他是怎么来为日本的罪责开脱呢?他说:“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目前超过全体人口的**%左右。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他这样一个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我看来,他这样的话语背后就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陷阱性质甚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些我们都要警惕,都要思考。

第一,要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要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要秉持“三不主义”。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要坚持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我觉得要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难度更大,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要求我们具备的“刷子”就得更多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甚至包括我们的每一公民,必须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

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强了,我们才能不负这个时代。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我们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阔步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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