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 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总结(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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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一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我市各级政府强化依法管理，使民办教育取得长足的发展。全市现有民办中小学(含职业中学)共有219所，在校生6.7万人，占全市中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1.5%，三城区民办小学在校生3.8万人，占三城区小学在校生总数的3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民办职业培训学校69所，年培训量为5万人次。

民办普通中学专任教师1439人，占全市普通中学教师的9.88%;民办小学专任教师2262人，占全市小学教师的12.33%;职高教师173人，占全市职高教师的16.27%。教师的学历以中专、大专为主，其中除聘用的退休教师具有教师资格外，大多不具备教师资格。教师的平均工资约500元，幅度为250至1500元以上。

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由企业举办的办学水平高。如中天北京四中、车辆厂中学、川外附中学等学校，与全国名校合办，管理规范，教学质量好，设施设备较为先进，收费较高，学生大多是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个人举办，以外来务工农民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在逐步提高。如白云兴农中学，办学理念新颖，内部管理机制灵活，发展为现该校已拥有学生20xx余人，教职员工250多人，学生公寓、实验室、运动场等教学设施齐全的完全中学，20xx年高考成绩名列我市前列，并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民办中学。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设施设备先进，一些贵阳市常住人口子女也要求进入读书。达兴学校在充分依托28中的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方面积极探索，初见端倪。

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我市民办教育的现状，制定《贵阳市民办中等学校审批暂行办法》和《民办流动儿童少年初中必备办学标准》，成立了民办中学设置评审委员会，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标准。从20xx年起，每年拨民办教育专项补助经费20万元，帮助民办学校购置教学设备，其中80%用于帮助流动人口子女学校。20xx年，市政府拨专款300万元用于民办学校建校贷款贴息，帮助民办学校的发展。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民办学校的学籍管理、教学业务、德育工作、师资培训、教师职称评审等方面进行统一的管理，加强民办学校规范管理。

二、问题和困难

1、《义务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宣传力度不够，相关政策不配套。调查中感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新建、扩建民办学校，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落实得不好，认识普遍不到位。民办学校申请信贷，不能以举办者投资兴建的校舍作为抵押，制约了民办学校的发展。征用土地新建、扩建民办学校，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手续复杂。民办学校的学生由于不具有本市户口，不能升入本市重点高中，而升入普通高中也需交3000元借读费，民办学校认为这直接影响民办学校初中阶段的办学规模及水平，也是不平等待遇，同时我市也失去一批优秀的高中生资源。一些办学者对教育的公益性认识不足，办学急功近利，对学校建设和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2、民办学校内部管理不规范。我市民办学校90%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办学规模小。办学者有热情，但缺乏现代教育管理知识，常常是家族式管理，而聘用的校长没有管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利于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学校的长远发展。

3、相当一批民办学校教育教学设施不能达标，设备简陋，办学条件差。多数学校是租赁民房作校舍，教室面积窄小，采光不足、通风不良，有的教室就是通道。课桌椅多是公办学校淘汰的，新旧不一，教具配置不齐，实验设备简陋，影响学校教学质量。一些学校缺乏安全保障措施，学生活动场地少，课外活动受限制。以流动人口子女为主的学校收费往往较低(约80-500元)，仅能维持教育教学低水平运作。

4、教学质量令人担忧。除兴隆中学等少数学校外，相当一部分民办学校的生源是外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家长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要求不高，学生基础差别大，加上教学水平的原因，至使教学质量难以达到义务教育规定的要求。初中生的毕业合格率低。

5、职业培训专业结构不尽合理。我市的职业培训设置的专业虽然有四十多种，但市场需求量大的家政服务、药业加工等专业却很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

三、建议

1、加强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民办教育的认识。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形式多样的宣传民办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国家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和法规，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民办教育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扩大教育资源，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不同层次教育的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民办教育，支持民办教育，为民办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制定民办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各级政府应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各类民办教育的布局规模、办学条件、生源、师资进行全面的统筹，制定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划，引导民办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批民办学校，合理布局，保护合法办学，严厉查处违法办学，遏制恶性竞争。同时在流动人口密集地区，整合公办学校的办学资源，尽快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的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 的目标。

3、加大民办教育的扶持鼓励力度，改善办学条件。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需求日益增加，我市民办教育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依法逐年增加对民办学校义务教育的专项投入，促进教育公平，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办法，帮助民办学校解决贷款发展问题。

4、加强校长及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办学水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民办学校纳入统一管理，建立健全学籍档案和教师人才档案，对民办学校的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定，业务培训、评先评优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制定相关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积极鼓励公办学校的教师向民办学校流动，以吸引优秀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

5、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管理和监督，坚持公益性原则，诚信办学。建立和完善有关审批和督导评估制度，通过督导评估，对民办学校办学方向、教育教学质量、总体运行状况进行规范管理，促使学校依法办学，规范运行，健康发展。遵循社会与教学发展规律，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一个时间内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6、以市场需求为引导，合理设置职业教育专业。职业培训机构要调整办学方向，按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增强实用型和操作型技能培训，探索和民办学校接轨的方式，以适应我市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需要。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二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三

我xx年就读于xx幼儿学校，几年的中专生活炼就了我扎实的基本功。

1、责任感：热爱幼教事业，对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积极主动、一丝不苟地做好各项工作。

2、和幼儿相处的能力：尊重、理解、信任幼儿，善于发挥幼儿的积极性、创造性，热情活泼，能歌善舞，深受幼儿的喜爱和尊敬。

3、教育艺术：以细致的观察，敏锐的感受，准确的判断和丰富的经验为基础，灵活地运用教育的方法、技巧进行新颖、独特、有效的教育。

4、业务知识：掌握幼儿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能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有广阔的知识视野、较强的表达能力、丰富的工作经验、熟练的工作能力。

5、工作能力：能熟练地引导幼儿开展活动，活动有计划、有条理。

6、工作效率：能迅速完成工作，突出表现在以很快的速度完成某些活动上。

7、首创性和独立性：有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经常想出机智巧妙的办法解决问题，有很好的见解和较系统的计划，不依赖领导、同事，能自己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

8、人际关系：具有组织、应变、协调和交往的能力，和领导、同事的关系融洽，待人有技巧，善于交朋友，能广泛地争取社会各界对幼教工作的支持。

9、总结、表达能力：有较强的口述和笔述技巧，能有效地向同事和领导提出建议，对孩子讲话时能使用富有哲理且生动形象的语言，内容丰富，有吸引力。

10、理论学习和研究能力：刻苦钻研、不断学习，有较强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能力，努力进取，认真研究，能写出较高水平的论文

在幼教的工作中，我非常热爱幼教事业，热爱本职工作，热爱每一位幼儿，用爱心、耐心让幼儿喜欢我，愿意和我交朋友。五年的幼教工作，使我自身的素质和政治觉悟都提高了。在教学上，我结合《纲要》，不断探索、研究、领会其中的精神，树立了新的教育观念，尊重每一个孩子，能根据幼儿发展的需要，努力为幼儿提供一个可发展、可探索的环境，并不断将新的理念与教育形式融入到我的实际行为中。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四

中专三年，是我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这大好时光里，我本着学好本专业，尽量扩大知识面，并加强能力锻炼的原则，大量汲取知识财富，锻炼了自己的各种能力。我努力的学习基础课，深研专业知识，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多次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奖学金。本人在几年中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人体解剖生理学、教育社会学、声乐、舞蹈、美术、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心理学、幼儿保健学、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等课程。

通过几年的学习，本人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观察幼儿、分析幼儿的基本能力以及对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技能;

3.具有编制具体教育和实施的初步能力;

4.熟悉国家和地方幼儿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在校学习期间，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学校的纪律。在学校里，我积极参加从班到系、学校的各种集体活动，并为集体出谋献策。时刻关心同学，与大家关系融洽。作为班干部，我努力为同学服务，积极协助老师的工作，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协调同学与集体的关系，使我们班成为一个充满生气、有活力的班集体。

在课余生活中，我还坚持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坚持体育锻炼，使自己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为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各方面知识的运用能力，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性格开朗活泼，待人处事热情大方，生活态度端正向上，思想开放积极，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我最大的特点是：热心待人，诚实守信，具有创新和开拓意识，勇于挑战自我。为人处世上，我坚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若要人敬已，先要已敬人”，良好的人际关系正是建立在理解与沟通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与同学关系极其融洽。

天大地大，世界永无尽头，这三年中，在各方面我都有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但我知道自己除了理论知识之外，我的经验与阅历还尚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还需我在以后的实践工作和学习之中不断提高!我深信机遇定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刻准备着!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漫长的暑假即将过去，又将迎来新的学期。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新的目标。从这个学期开始我将踏入初中的校门。

为了让我们能尽快的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以及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加强集体荣誉感、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南苑中学的领导联系了城南消防支队三名教官以军训的方式开展了为期3个半日的六年级新生入学教育活动。烈日炎炎，所有的新生都穿着整齐的校服，在教官的带领下做着最基本的动作。立正、向左转。不一会，所有的人都满头大汗，小脸晒的通红。对于平时一热就要开空调的我来说，这样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觉得好累啊，我真想坐在空调间里美美的喝上冰镇的饮料。但是，所有的同学都在坚持着，我怎么能放弃呢，我和他们一样都能做到最好。结束后，同学们都累得东倒西歪，但是每个人都很兴奋，因为我们坚持到了最后，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

在这三个半天里我们不但参加了训练，还参观了校园，并且认识了新的老师和同学。学校的环境很漂亮，教室很宽敞。我将在这里度过至关重要的4年。作为一个6年级的学生，我将好好的做个规划，不能再将小学里的坏习惯带过来。

每天准时起床，不再需要父母的催促。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改掉爱开小差、爱说话的坏习惯。和同学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每天的作业按时认真独立完成，不拖拉不马虎对待。每天做好预习复习，争取取得好成绩。

在新学期里，我有一个新的目标——不能光说不练，要拿出行动!我知道了成功不是靠梦想来实现，而是需要不懈地努力!付出一份努力才会换取一份收获。学习并不是一种兴趣，而是一种责任，是我应该做而且必须做好的事情，同时学习必定会有负担。我把自己的喜悦，悲伤都化作前进的助力和动力，就会因此不断克服困难取得新进步。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没有付出哪有所得，希望我的每一天都过的充实而开心。大家一起加油吧!

这几天主要讲了如何激发无限潜能，成长，成才，成熟，成功，英语口语雕刻法和学习，生活中应注意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挺有用的，这不但让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也可以使我们明确新学期的目标。

每一个到这里来的同学一定怀着美丽的梦想，带着父母，亲戚和朋友殷切的希望，来挑战这个陌生的城市。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如果说选择需要胆量，冒险，那么终于选择需要勇气，决心。无论怎样，既来之，则安之。一个人成功与否毕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

我们光有梦想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付出实际行动。为了实现梦想，就要定出明确的计划，有坚定的信心。每天给自己积极的暗示，我一定行!我是最棒的!要相信经过自己刻骨的努力，一定能达到目标，创造奇迹。当然你努力了不一定能成功，但你不努力就一定不能成功。这就涉及到一个方法的问题，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才会得到对的结果。一次失败了你就该反省一下自己，问题到底出现在哪，我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成功，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找方法的。我们还应关注社会上一些人的经验和教训，做到别人吃一堑，我长一智。成功也需要沟通的技巧和积极乐观的态度。沟通就是说，说得别人乐听，听，听到别人乐说。谈话要使用一些代表性的词来肯定对方。问，问的是对方想答的等等。影响我们的并非事物的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尽管有人说自考通过率只有20%，但我仍坚信自己。

硕果累累的秋天也迎来了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史上新的丰收，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感到无比的自豪，经过入学教育及其这几天的学校生活使我对北京化工大学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使我的研究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为此我将我的几点心得简要叙述如下，以飨大家。

我对北京化工大学的整体认识是从校训“宏德博学、化育天工”中开始的，“宏德博学”是我们每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无以例外所要追求的，她既要求我们要有好的人文素养，又要有好的专业素养，此外校训中的“化育天工”又预示着北京化工大学是一所有专业特色的化工类高校。同时经过校园参观及实验室的观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北京化工大学能成为211工程院校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因为她那雄厚的科研实力以及一大批教书育人的优秀导师，这使我们更加珍惜在这里深造的机会。

为了学校更好的发展，我作为一名新生有自己的几点建议，首先希望化大能够尽最大能力多引进学科带头人，使我们学校的院士、长江学者、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尖端专业人才多起来，进而借以人才推动我们的学科发展，使我们的化工、材料等优势学科成为国家的领头羊，肩负起振兴中华的使命。其次在中国这几年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希望化大校领导能够把好关，不要盲目扩大在校生人数，而使我们的科研竞争力有所下降，最好是定好化大在中国高校及科研实力方面等的地位，以现有的教育资源更大限度的将同学们培养成为优秀行业技术人员。第三希望化大多加强一下学术交流，即既要有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交流，又要有校企间的合作。前者是与理工科科研实力强的一些院校加强我校的基础研究，后者我认为化大应与那些资金富足的大型企业合作，寻求较为合理的发展速度进行应用研究。这些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需要校领导充分考虑兼顾各种因素才能完成，望我们的校领导将学校整体的发展战略布局好，也不能急功近利，需要扎扎实实以合理的发展步伐朝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迈进!

在我刚入学几天的各场报告会中，校长及各院系领导对我们的研究生生活作了一个大略的指导，听后深有醍醐灌顶之感，给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有王校长关于在研究生期间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每个人只要通过创新思维、创新工作，进而才能做出创新的成果。郭校长谈到的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他谈到我校一流的工作精神、一流的工作态度，最终创作出一流的业绩!两位校长都在阐明我们每一位同学需要珍惜时间搞出高技术含量的优秀成果，这一方面校长又给我们上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就是学术上不能太急功近利，否则会出大的差错，最好的例证就是以前出现的学术造假。如果出现作弊造假行为，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影响到导师、课题组、学校等等一连串的大问题，所以说我们追求博学是最好不过了，但宏德必须作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科研健康前进!

通过报告会使我对研究生培养机制和新的学生管理有了初略认识，首先作为一名研究生做的是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逐渐提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要较好的达到这种效果研究生教育就采用了“课程+论文”的培养模式，一年的课程学习加上两年的深入实验室学习，要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除了要有基本的道德规范外，化大要求两个必要条件才能条件才可以申请学位，其一就是我们的课程总学分至少28个，且学位课至少要18个。

我希望经过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能将我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第一，要有意识的提高自身的口头表达能力，抽出时间学习汉语，因为在本科做毕业设计时就已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下降太多，为此必须调控时间学习母语。第二，学习好与人交往，包括与导师、师兄、师姐、班级同学、宿舍舍友等的交往，做到心胸开阔，遇到挫折时能够及时调节好低落情绪，同时多与周围人沟通，希望自己的言行能缓解这一肩负重任人群的心理压力，其次与周围人一起作好身体锻炼，最终使大家达到心身健康的目的。第三，学习好三大工具：英语、计算机、数学，使其更好的为专业服务。第四，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即学习好自己的专业，除了学好自己所选课程外，多涉猎与高分子材料有关的书籍，同时还要多读一些与本专业相关的其它学科书籍，原因很简单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单一领域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作好以上几点我想我的综合素质定会有一个大的提高，将其与“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结合起来，我一定能把我的研究生研究工作做好。

大家都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是北京化工大学还是我们每位新生，都要牢记发展的影响力，只有时刻朝着发展的方向迈进，我们才能不辱祖国交给我们的使命，这样我们才更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踏入宿州电大校门的第一天起，我又有了新的系统学习的机会，开始了工作并学习着的另一种生活。

曾看过的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学习，什么时候就开始衰老”。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到了六、七十岁没有衰老，因为他还在努力学习;而有人在十六岁就开始衰老了，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学习。因此，我要把学习变成一种生存方式，变成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心中有爱，肩上有责，腹中有墨的人。

电大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实用型人才，多元化的办学模

式，宽进严出的育人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坐在教室，听着老师精辟的讲解，我学到了许多，尝到了甜头。这是个学习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学做人，学做事的地方。平常跟你接触最多的就是同学，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来到这里，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有老师的爱护，同学的帮助，这是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美好时代。让我们用生命中最浓的激情，最美的期待迎接日出，琅琅的读书声是我们献给太阳的礼赞，晶莹的汗珠是我们迎接日出的眼睛，那灿烂的朝阳预示着我们美丽的人生。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六

自从xx年年被xx理工中专成教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录取后，充满信心的我即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函授学习中。上课期间，我坚持不迟到、不早退，勤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有要事则向班主任请假。在单位工作期间，我一边认真备课，一边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一边也不忘理工大的任课教授的嘱咐。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把学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相联系，把函授时不能作具体解说的书本知识理解消化。通过两年半的本科函授学习，本人在思想认识、业务认识、专业技能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先概括如下：

本人在函授学习期间，认真学习了学院开设的专业课，特别是对学院开设课程《教育学》、《心理学》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本人明白了，合格的教师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更关注学生的心里，塑造健康的人格和培养乐观上进的心态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xx理工中专函授学院的授课老师业务精湛，教学认真、负责，使本人在函授学习期间收获颇多，大大提高了业务能力。使本人的业务大大提升，本人把所学理论运用到教学和教育实践中，效果效果相当不错。

本人是一名幼儿教师，在校我们学习了不光《教育学》、《心理学》，还有《幼儿卫生与营养学》、《家庭教育学》等，通过学习让我学会了很多，也学会了怎样处理突发事件。

短暂的两年半的学习过去了，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文化知识，重温了快乐的中专生活，提高了教育教学能力，而且更加坚定自己的追求，我将充分挖掘人生价值，发挥个人潜力，有效地服务于教育事业，服务于社会。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七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但目前青岛市各级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据统计只占总投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包含70%的自收自支的公办性质幼儿园的自收部分，财政投入数字"掺水"，部分市(区)投入明显不足。

此外，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向单一、分配不合理，影响了学前教育的普惠性。本来就不多的学前教育财政资金通常只分给占1.2%的公办园，主要用于在编教师的人头费和公办幼儿园的基建项目，70%属于公办性质的乡镇(街道)办幼儿园大部分属于自收自支，对于具有普惠性质的民办幼儿园财政补贴仅占0.04%，其房租、教师工资主要由自己负担，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收费。

幼儿教师缺口6000人

在市人大的调查报告中，青岛幼儿教师数量不足，待遇偏低，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的现状也很突出。一是从教师数量看，青岛市现有园长及幼儿教师13800余人，按3岁至6岁在园幼儿约20万人测算，2020年前配齐幼儿教师约需新增6000人，这其中还未包括正常的教师流动及退休等情况。

二是从学历情况看，现有学前教育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9%，大专学历者占37.5%，中专及以下学历者占53.5%，其中约有一半的教师未接受过幼师院校的专门培养，五市幼儿教师中仅有35.1%接受过幼儿师范及以上院校专门培养，教师素质亟待提高。

三是青岛市85%的幼儿教师由于自收自支或民办性质而享受不到公办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目前平均工资仅为公办教师的一半左右，农村幼儿教师月平均工资不足1000元。

35所配套园没交付

市人大对于小区配套园的建设进行了权威调查，调查报告中指出，当前在旧城改造和新建住宅小区中存在规划与建设配套幼儿园不同步现象。

《青岛市托幼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开发商或推迟建园，或者虽已建设幼儿园但将其出售或出租给私人办幼儿园，有的甚至被改为物业用房等。目前，全市已建成未交付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共有35所，市内四区总计23所，其中出让地12所、划拨地11所;五市三区总计12所，其中出让地11所、划拨地1所。

三类公办园需分清

"市人大的报告对青岛学前教育的问题分析比较透彻，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突破。"在4月29日的分组审议中，刘丽萍委员认为，根据政府的报告，在2020年前，青岛要有八成公办和公办性质的幼儿园，从目前情况来看，公办园有财政全额拨款和差额拨款;公办性质幼儿园，基本指由政府提供场所，但运营要靠自收自支的幼儿园，在八成幼儿园中，这三种各占多少比例，应该具体一些。

此外，刘丽萍认为，2019年前建设1000所农村独立幼儿园的数量有点儿少，目前青岛农村有6000多个村居，这些幼儿园还不太够，达不到让所有孩子就近入园的要求。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八

中专三年，是我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这大好时光里，我本着学好本专业，尽量扩大知识面，并加强能力锻炼的原则，大量汲取知识财富，锻炼了自己的各种能力。我努力的学习基础课，深研专业知识，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多次名列前茅，连年获得奖学金。本人在几年中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人体解剖生理学、教育社会学、声乐、舞蹈、美术、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心理学、幼儿保健学、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等课程。

通过几年的学习，本人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观察幼儿、分析幼儿的基本能力以及对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技能；

3、具有编制具体教育方案和实施方案的初步能力；

4、熟悉国家和地方幼儿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在校学习期间，我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导。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学校的纪律。积极参加各种校内党校活动，向党组织靠拢，并取得了党校结业证书。在学校里，我积极参加从班到系、学校的各种集体活动，并为集体出谋献策。时刻关心同学，与大家关系融洽。作为班干部，我努力为同学服务，积极协助老师的工作，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协调同学与集体的关系，使我们班成为一个充满生气、有活力的班集体。

在课余生活中，我还坚持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坚持体育锻炼，使自己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为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各方面知识的运用能力，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三年中，我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参加了学校党校培训，这些经历，不仅增强了我吃苦耐劳、自理自立的能力，还提高了我与别人合作与交往的能力。

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性格开朗活泼，待人处事热情大方，生活态度端正向上，思想开放积极，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我最大的特点是：热心待人，诚实守信，具有创新和开拓意识，勇于挑战自我。为人处世上，我坚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若要人敬已，先要已敬人”，良好的人际关系正是建立在理解与沟通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与同学关系极其融洽。

天大地大，世界永无尽头，这三年中，在各方面我都有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但我知道自己除了理论知识之外，我的经验与阅历还尚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还需我在以后的实践工作和学习之中不断提高！我深信机遇定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刻准备着！

2022中专教育时期校史心得体会简短九

市普陀区现有高中4所，其中普通高中3所，在校学生4829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1所(下设沈家门中学、勾山机械分校、普陀旅游学校、鲁家峙学校四个校区，其中鲁家峙学校暂隶属海洋渔业局)，在校学生2817人;初中14所，在校学生8700人;小学24所，在校学生15040人;幼儿园50所，在园幼儿7392人。有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13所，有电大普陀分校、区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全区现有在职教职员工2783人，其中专任教师2500人。我区先后于1995年和1998年，通过省“两基”和市“两高”验收;1997年，成为省首批素质教育实验区，于20__年，被省教育厅评为区域性推进素质教育先进县区;20__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教育强区称号，并于20__年通过省教育强区复评。普陀区作为省首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验区，自20__年9月全面实施新课程，20__年接受了省市课改实验评估组的阶段性评估，20__年被评为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第一批先进集体。

我区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建设全教育和谐发展的的重要阶段，教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做好我去区教育工作，在坚持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积极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关注教育公平，突出内涵发展，坚持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以下几方面实现突破和加强：

一、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协调发展，需要加快学前教育的改革、推进义务教育、深化普高教育、高度关注弱势群体教育，努力完成教育的布局调整，使城区学校布局结构更趋合理，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教育保障水平、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明显提升，教育均衡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全面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好职高学生奖学助学行动，深化“离岛就读困难学生补助”、“学生健康工程”，提倡校本教材和课外读物的循环使用，确保每一个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

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一是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从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点和学习、生活实际等出发，遵循“三贴近”原则，把加强德育工作的各项重大举措抓实抓细，提高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班主任、学生成长导师等德育队伍和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家校沟通，重视家庭教育，促进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格局的形成。二是落实和深化课程改革。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完善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深化高中新课程改革研究，形成有效的选课走班制度。重视教学有效性策略和方法研究，强化教师研训，深入探索小班化教育，切实推进教育“轻负优质”工作。加强高中、初中、小学与幼儿园的相互衔接，提高各段教育的针对性。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三是普及和提高体育科技艺术教育。强化体育与保健，提高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推进大课间操活动和阳光体育运动，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开展“全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省级示范区创建活动，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抓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群体性体育、科艺活动和展示学生才能的竞赛活动，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

三、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第一要深入开展教师关爱工程。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工作理念，努力提高教师的身心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营造尊重知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第二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业务培训。把教师职业道德作为师资队伍素质提高的首要内容来抓，强化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加大对体罚和变相体罚、以教谋私等有悖于教师职业道德、有损于师德形象的行为的处罚力度。按照“面向全面、突出骨干、倾斜农村、注重校本”的原则，制定教师培训规划，健全师资培训经费保障机制，创新培训机制和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精神品质和专业水平。第三要改进评价激励机制。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鼓励城乡教师跨校互聘兼课(兼职)。改进并完善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和提高全面教育质量需要的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强化对教师团队的评价，努力形成合作、共赢的激励机制。

四、以维护安全稳定为重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认真总结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基础上，围绕“服务海洋经济、社会管理、全民素质转型升级，提高均衡、优质、和谐教育新水平”的目标，着力解决与普陀人民“读好书”要求不相一致的理念、实践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党员思想和工作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共同体建设，努力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强化教育行风建设，抓好行风治理和行风监察工作，规范机关行政行为、学校办学行为和教师教育行为。维护好教育系统的安全稳定，全面落实校园安全工作责任制，推动各校(园)按学生年龄特征、活动内容和季节特征，加强安全管理和教育。加大对教育业绩、教育均衡、教育政策、素质教育等正面宣传工作力度，做好舆情分析引导工作，营造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