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的耕耘者心得体会及收获 对耕耘与收获的思考(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推荐作为教育的耕耘者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效课堂呢?

从学生角度来讲，高效课堂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学生对三维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要高。二是在实现这种目标达成度的过程中，学生应主动参与并积极思。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效课堂就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是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课堂，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是学生对所学内容主动实现意义建构的课堂。

从教师角度来说，高效课堂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教师能够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课堂的三维教学目标。因为教学目标的预设与课堂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吻合，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学目标作出适时调整，最大限度地面向全体学生，使其更好地体现教学目标的适应性。二是教学的过程必须是学生主动参与的过程。这种主动参与主要体现在教师能否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策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否积极引导学生积极思维，能否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必要的合作和展示，使全班学生分享彼此的学习成果。三是教学中适时跟进、监测、反馈、消化，以多种方式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使三维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更高。

那么，如何构建高效课堂呢?

第一、抓好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和教学方式的转变。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在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动教师观念的转变，进而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以逐步消除由于教师讲得过多、学生参与过少而导致的靠大量课后作业来完成教学任务的问题，逐步解决忽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实现的问题。

第二、开展以学课标、研课本、研方法、课后反思等为主要形式的校本培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课堂的低效是由教师对课标与课本的学习与研究不足所造成的，而教师这方面的不足又影响和制约了其课堂驾驭能力，课堂驾驭能力又反过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率。

第三、抓好教师备课中的备学生问题。不少教师在备课时，只习惯于备教学内容，而忽视备学生。如果教师不去研究学生对所教内容的掌握情况，不去研究学生的个体差异，一切从本本出发，课堂教学的适应性就会大打折扣，课堂教学的高效更无从谈起。

第四、研究和设计好课堂提问。在真实、常态的课堂教学中，我常常发现教师所提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无效问题、假问题、无价值问题充斥课堂，教师的很多提问耽误了学生宝贵的课堂学习时间，影响了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因此，教师要高效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就必须注重对课堂提问的研究，所提的问题必须是有价值的、有启发性的、有一定难度的，整个课堂的问题设计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第五、加强对课堂节奏的把握和管理。课堂上，有的教师刚给学生提出问题，学生还没来得及思考，就马上要求其回答，这样不仅浪费了学生课堂思考的时间，而且有效性很差。这种形式主义的教学方式使无效劳动充斥课堂，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有的教师让学生阅读课文、讨论、交流、做巩固练习等，不提任何时间和标准的要求，学生漫无目的地阅读与交流，课堂组织松散，时间利用率低。有的教师只对学生提出比较笼统的要求，学生不明白教师要他们干什么和要他们怎么干，这样，学生就失去了教师的有效指导。因此，要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和思维空间，要减少“讲与听”，增加“说与做”，尝试“教与评”。

第六、积极实施小组互助学习制。现阶段，大班额的班级授课制也是课堂教学效率难以提高的一大原因。在小班化教学难以推行的现实条件下，在班内实行小组互助学习可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个性心理特点，可以把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发挥优秀学生的优势，积极推行学生互助机制，同时，教师通过对小组的学法指导和激励性评价，进一步提高学习小组的自主学习效果。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面向全体学生，做到因材施教，以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第七推行作业分层布置制度。教师在布置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做到“不布置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作业，布置启发性、思考性作业;不布置重复性作业，布置可选择性、层次性作业;不布置繁难偏旧作业，布置实践性、研究性作业”。布置的作业数量要少，质量要高，要避免进入“教师随意布置大量作业——学生应付作业——教师随意批改作业——教师再随意布置过多作业——学生再应付作业”的恶性循环，消除教师无暇顾及教学内容的研究和设计、无暇顾及研究学生的现象，从而解决学生不堪重负、疲于应付、厌学情绪滋生等问题。因此，加强作业的管理与指导，避免超负荷、重复性、低水平的作业，给每个学生留有充分自主发展的余地，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必由之路。(以上内容来自互联网，特此说明。)

最后总结：高效课堂其本质仍然是我们对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是实施素质教育和道德课堂的具体体现。高效课堂的提出和实施，对我们农村学校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和开始，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因此课堂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课堂的实施者——教师和学生，尤其是作为课堂引导者的教师，我们要深入研究、多思善想，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善于反思、总结提高。我相信我们遇到的困难一定不会不少，碰到的问题也会很多，因此我们要树立一种信念，把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益作为自己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我始终坚信“不是一番寒彻骨，怎的梅花扑鼻香”，我们终会一定会取得高效课堂教学改革的成功。

推荐作为教育的耕耘者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我家瑾途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个性的雏形，很讲道理，遵守规则。不论是跟小伙伴玩游戏还是生活中遇到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学习和看电视冲突的时候，最后总能够听得进去道理。能够遵守事先的约定。这跟我们长期以来对孩子一点一滴地灌输自律能力以及遵守规则分不开。

我们一家大小营造出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给孩子满满的爱，让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也深信这样他的内心会充满阳光。姥姥姥爷比较宠孩子，原则性略差，爸爸妈妈则原则性较强，有时稍微严格一些。这样形成一个方圆互补的氛围，让孩子既感受到家人对他的关爱，也明白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有序，有规则，有原则的，而不是自己为所欲为，自己是小皇帝。

孩子每天都接触新鲜的事物，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电视上或者同学那里每每见到的新鲜玩具，也会第一时间念叨想要，但是我们不可能也觉得不应该立即响应，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就算孩子实在太喜欢的也得过上一段时间，约好孩子有某方面的出色表现时，才买给他。这样做一来给了孩子努力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动力，二来也让他懂得了这世上没有伸手即来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来之不易，要学会珍惜。

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从小就引导他要懂得爱别人，关心别人。姥姥病了，孩子会很着急地让姥姥吃药；妈妈睡觉呢，孩子会自觉地蹑手蹑脚，小声说话不打扰妈妈；姑姑回来，临走的时候，孩子会把家里的牛肉干拿出来塞到姑姑的行李箱里。小小的举动非常体贴也非常让人感动。他有好吃的，我们会鼓励他跟所有人分享，他跟我们分享时，我们也会象征性地接受他的分享。平时生活当中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会鼓励孩子去帮助别人，关爱别人。时间长了，孩子心里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关爱身边的人。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接受周围人对他的爱，社会对他的爱，同时又要把这种爱传播给更多的人的一个过程，这样他才能有一种幸福的体验。

不能让孩子生活懒散。一旦允许孩子饮食起居、玩耍学习没有规律，要怎样就怎样，睡懒觉，不吃饭，白天游游荡荡，晚上看电视到深夜等。恐怕孩子长大后缺乏上进心、好奇心，做人得过且过，做事心猿意马，有始无终。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努力维持动静有序的生活习惯，以身作则。让孩子一天中要有动的游戏，也要有静的活动。时间有个大致分配，使孩子动则活跃、静则专注。我们也会教他如何自己分配好时间，自己看时间掌握。其中每天有固定的一二次劳动。我家瑾宝基本上具有时间观念，能够自己把握时间。他每天自己定闹钟起床，自己知道几点钟该出门，几点该学习，学习之前能看多久电视，等等。作为一年级刚入学的小家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希望从小培养孩子具有同情心、爱心，友好、合作，具有责任心，能与他人和睦相处，活泼开朗、充满自信。我们会在生活中小事情鼓励孩子自己做决定，我们只负责帮助孩子分析利弊，最终的主意由孩子自己来拿，当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孩子也会承担他的小小责任。这样既培养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教育了孩子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只有懂得承担责任，将来才会是一个诚信，可靠，受社会欢迎的人。学会这一点，孩子将受益终身。

总而言之，孩子品质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关怀和努力。就家长而言，不仅需要确立孩子人格、社会性发展及培养的正确认识，同时更需要将这种正确认识转化为有效的行动，落实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培养一个孩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成长，经验不妥之处还希望多向老师学习。

推荐作为教育的耕耘者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推荐作为教育的耕耘者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班主任作为学校教育中的骨干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和学生接触最多，是学生效仿、学习的直接对象，班主任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做一位快乐成功、受学生欢迎的班主任是我不断努力的目标，而培养学生拥有健全人格、健康的身心、勤奋好学勇于探索以发挥其最大潜力，在掌握知识、方法的同时学会做人，则是班主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认为做班主任首先要有一颗爱学生之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热爱学生应当成为班主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要善待班级中的后进生，培养他们的自信，激发他们的热情。对一些问题学生教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真情去感化他们，这是每个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班的王志勇同学是一名最令老师、家长头痛的学生，他的一言一行总是那么令人讨厌，无论是学习还是行为，表现都是“与众不同”，非常差劲。因此没有同学想跟他玩，跟他做朋友。他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到恐惧、讨厌和无奈，上课时，时而侧坐在玩，时而趴在桌上，时而在座位上玩玩具，不听课，不愿做练习，测验考试乱。老师批评他，就做好几秒钟，老师视线一离开他，他就放松、捣蛋。我做班主任就给点面子，其他科的老师真的拿他没办法，影响了老师的教学。课余时间，经常楼梯趴扶手，用脏话和小动作公开挑衅同学，趁同学不注意推人一把，打人一拳，追着同学打。他个人卫生差，自理能力也不行，每天他的座位上周围都是纸屑，文具书本满天飞，一天下来手、脸、衣服都弄脏了。犯了错事，若不是老师亲眼目睹，从来不承认，说谎话，撒赖。在家不自觉做作业，经常没作业交，没有学习的兴趣，学习懒惰，怕困难，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差，要家长在身边看着才做。

他真的一无是处吗?却不然。当跟他聊天时，当听到他天真的歌声时，我会觉得他很可爱。在辅导他做作业时，他总是一点就通，很快就掌握，我觉得他是那么的聪明。于是我心存一种坚定的信念：“有药可救!一定要把他拉上来。”

一、接纳

面对这样特殊的问题学生，我首先端正态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用宽容、平和的态度接纳他，不仅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学生，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如

既往地关心他，鼓励他，辅导他。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若心存抗拒、讨厌、自然就会放弃。因此我用爱的雨露浸润他的心田，想方设法地转变他落后的面貌，让他认识自我，更好地融进班集体。

二、究其成因，以便对症下药。

1、欠缺良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孩子并不是天生就是懒惰任性，学会攻击他人的，归根到底是自孩子年幼起父母的教育方法不正确。王志勇父母工作忙，由奶奶带大，所以特别娇宠，孩子一哭闹，奶奶就张皇失措，想尽办法满足其愿望和要求，若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就闹个没完没了，或做出报复的行为，过分的迁就养成了孩子任性的习惯。父母不在身边，学前教育更不用说，良好的习惯没有养成。因此他不会与人交往，自理能力差，做事马虎懒惰，贪玩好动，没有学习兴趣。

2、家长不当的教育方法,同学的歧视，教师的疏忽，都造成孩子心理的扭曲。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潜移默化，所以家长应注意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方法。当王志勇的家长意识到孩子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很焦急，很烦恼，马上把他从奶奶家接回来，但坏习惯已形成，纠正起来很困难，反反复复讲道理也无济于事，真的拿他没办法，就采取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主要用打骂的方式来惩罚孩子。打多了，孩子变得顽固，为了逃避打，学会了说谎，做错事从来不承认。孩子有样学样，也学会了暴力。

3、好动贪玩，注意力分散，没有学习兴趣，是王志勇厌学的原因。

由于长期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家长没有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所以王志勇上课注意力容易分散，无法定下心来学习。桌上的一支笔，一把尺子，甚至自己的手指都能玩上一节课。对上课的内容不感兴趣。加上过去很少受到教师的关注，因此课后不想做作业，也不能独立完成作业。

三、方法:用爱去感化，用心去交流，用理去引导，一如既往地给予鼓励与关怀。

1、多给予鼓励与关注，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

学生都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和鼓励,都希望自己在教师心目中有位置.因而我努力为他们不断创造成功的喜悦,给他们表现自我的机会,不但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也能发现自己的优点。

(1) 王志勇 不会听课,注意力容易分散,有厌学的情绪.因此我注重培养他学习的兴趣,通过评价,外部奖赏来激发其学习的动机,并给予及时积极的反馈.在上课前让他调整好情绪,不让他在课间玩得过度兴奋,课前准备给予充足的时间安定情绪,使孩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上课.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听课习惯,我鼓励孩子课前预习,把不懂的问题记下来,在课堂上带着问题听课,寻找答案.为了使他不分散注意力,要求将与上课无关的东西放在书包里.在上课时,对不认真听课的王志勇给予更多的关注,亲切地摸摸他的头,拍拍他的肩膀,竖竖大拇指,投向鼓励的目光,不吝啬赞许的话语.并经常提问他,使他注意力集中,促使他思考问题.现在已经改掉了上课坐地,到处乱走的毛病了,还会做笔记,主动做练习呢.

(2)怕困难的王志勇不爱做作业,经常拖作业.所以我每天都要督促和检查他记载作业的情况,让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用更多的时间辅导他做作业和复习,要求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培养他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做得好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现在的他已改掉了不做作业的坏习惯,学习成绩也有了进步.语文,数学物理都及格了。

2、从小事抓起,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针对王志勇任性、行为习惯差的毛病，我从小事抓起，持之以恒地对他的无理要求和不良行为予以严拒和批评，加强他的自控力。为他创造自控的情景，让他自己确立目标并自我评价，自我奖励，从内心的感受到自立和理智的成长喜悦。例如：为了培养他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自理能力，我要求和督促他每天放学后收拾抽屉、收拾书包，不能在课室随便摆放自己的东西，不允许乱扔纸屑，见到纸屑杂物马上捡起，每天要把座位的卫生搞好。课间不允许坐楼梯，坐地，乱吐口水。还每天坚持晨检。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已初步成为习惯，个人卫生好多了，自理能力也强多了。

四、案例反思：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把这句经典名言作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座右铭。教师只要有一颗慈爱的心，再特殊，再棘手的孩子也能转化。我认为一个老师必须热爱学生才能教好他们,没有不可教育或教育不好的学生。我爱每一个孩子，相信人人都能成才。单纯地爱学生还不够，爱要建立在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对学生的爱，不仅表现为治学的严谨要求，更表现为他对学生的尊重、理解

和信任。教育的前提是尊重。人皆有自尊心，处在成长期的学生的自尊心更是敏感与脆弱，更需要老师的悉心呵护。在此前提下，学生才会在一种健康、自由、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自觉学习。

虽然对问题学生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进行细致的教育和引导，然而爱一个“问题”学生才是对教师的考验，而这正是教师的天职。作为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鼓励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

推荐作为教育的耕耘者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这次实习令我感受颇多。一方面，我深感知识学问浩如烟海，使得我不得不昼夜苦读;另一方面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深刻内涵。比如在我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时。在我第一次深入课堂时，我就遇到了许多没学过、没想过的难题。即当自任口才出众的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一节课后，我问学生：“你们听完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学生面面相觑。学生何以如此呢?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兴趣对于一个学生的学习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班主任实习工作中，我在班上开展了各种主题班会活动。起初，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学生的不配合就常常令我痛心疾首。当时，有人建议我使用强制方法。比如说罚站、罚蹲等。诚然，这种方法可以勉强维持班级秩序。然而，这也无疑加深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作为教育工作者，就要想方设法创设和谐的教学气氛，在教学活动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教师要把自己当成活动中的一员，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引发者，是学生的学习伙伴、知心朋友。

通过和学生的接触也使得我对班上的一些学生有了一定的了解。班上有几个同学家庭相当困难，于是有人向我提议：在主题班会上为这些同学献爱心——为他们捐款。可是，经过我的再四考虑，我还是把他否定了。因为，为贫困生捐款献爱心动机非常好，可是这样做却很容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学生没有了自尊，也就很难再有强烈的学习兴趣了。最终，我还是把班会主题敲定为一个十分时尚的主题——迎奥运。

为了办好这个班会，我努力为每一个同学创造展示自我的机会，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感觉到自我的价值，品尝到其中的乐趣。结果，在准备班会的过程中，同学们都很积极。班会的节目花样繁多，唱歌、跳舞等应有尽有，而且还组织一次辩论会。论题为：体育是否可以创造友谊。辩论中双方各执异词，辩论深刻到位。另外，为了普及奥运知识，我还在班会上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奥运知识有奖抢答活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都很浓烈、热情也很高涨。最后一曲笛子独奏——歌唱祖国将班会推向了高潮。

当然，在开展班会活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曾经问过班上的同学一个问题：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尽管我一再“放水”，可是人有为数不少的人回答：“当然是一斤铁重了!”最近，我还在学生的习作中发现这样的句子：“除夕之夜，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色的圆月。”除夕之夜，天空中又怎么可能出现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呢?严重失真，近乎荒谬。其实，这仅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好，问题似乎就变得复杂了，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思了：不懂得这些常识的学生，又怎能拥有完整的人生?这样的教育能被称作素质教育吗?

此外在一些观摩课上，还常常呈现表演的风气。一个学生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后。教师说：“讲得真好!”其余同学马上“啪、啪、啪”地鼓起掌来。另一个同学回答了另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得到了同样的“殊荣”。一节课下来，表扬不断，掌声此起彼伏。这就是明显的弄虚作假，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针对以上问题，我也想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1、教师应该坚持客观的原则。弄虚作假对学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为从教师的职业道德，从教师在学生、家长的心目中的形象以及从教师的高尚责任来看教师都不应该弄虚作假。而应该坚持客观的原则。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更富于魅力。

2、 针对学生所犯的常识性的错误。教师应该科学地因材施教，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综合的发展。

3、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很有必要把教育的着眼点放低一些。让他们发现爱其实很容易;爱就在身边;爱就在儿女亲情里;爱就在柴米油盐中。为此，我给孩子们布置了一道别开生面的作业——亲情作业。即让孩子在吃饭时给他的父母夹夹菜、在晚上睡觉前为他的长辈们洗洗脚。

总之，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老师只要认真投入教学，孩子就会积极配合。这种过程是很开心的!

我们的教育实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班主任工作，另一部分是教学工作，说白了就是既要带班又要教课。无论是带班还是教课，作为实习老师，都会有一个该校的正式老师带我们。带我班主任工作的当然就是我带的班级的原班主任。

前段时间实习的主要任务就是听课，看其他老师是怎样讲课的。

这种听课和我们上学时听课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听课的重点是观察老师怎样讲课，学习如何传授知识，如何驾驭课堂，如何控制授课时间，而并不是学习老师所讲的知识。

我第一次上讲台时，自我感觉并不紧张，只是课讲得有点快。后来的课，越讲越熟练，越讲越流畅，同学们对我讲授的知识都能吸收。对于教学工作，最后要请教学主任听一节自己的公开课。我的公开课，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而且课堂纪律非常好，同学们也非常配合。有了前几次讲课的经验，我认为自己的课堂驾驭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但可以良好地控制授课时间，也能够适时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这一阶段的课程结束以后，全年级进行了一次统一考试。作为实习老师，我也参加了监考。从同学们的考试成绩看，授课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教学工作更重要的就是班主任工作。在学校里，班主任就是学生的第一监护人，所以班主任的工作非常琐碎。一名真正尽职尽责的班主任，在学生身上下的功夫比学生的父母还要多。我觉得，在班主任工作中始终要坚持“一个标准”，就是在处理班级事务时，尤其是奖惩方面，对好学生和后进生应使用同一个标准。通常好学生易受到偏爱，而后进生则常常使老师产生偏见，所以班主任“执法”一定要公允，要一碗水端平。

班级工作千头万绪，工作方法也是千差万别，形势和任务又在千变万化，需要我们不断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落实到班级工作中。刚来实习不久，我们就参加了一次30岁以下青年班主任的培

训，由学校一名具有--年班主任工作经验的老教师进行讲座。他在讲座中强调：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新经济时代，面对一场世界性的教育转型，必然要带来“中国新教育风暴”。我国正迫切需要从工业化时期的教育向信息化时期的新教育转型，人们也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这就是新时代。当前正在由“以教学为中心”向“以导学为中心”转型，一个教师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一个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这就需要我国1000多万教师再培训、再充电，培养拥有健康人格的人，是教育者必须面对的难题——这就是新教育。

作为实习班主任，我也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带我的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待学生，要打一巴掌揉三揉。”有一次，班里有一个同学上课睡觉，放学后我留下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起初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让他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对的，随后语气渐渐缓和下来，开始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教育。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了解到了这名同学的家庭及经济状况，也听他说了自己毕业后的打算，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我又从侧面了解到，这个同学是班里的“典型”，是班里最“活跃”的分子。有了对这个同学的全面了解，对我今后开展班级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体现教学工作的成果是讲一节公开课，而体现班主任工作的成果则是开一次主题班会。我开的主题班会的题目是《花季、雨季——把握今天，展望明天》。这次主题班会所倡导的思想是“把握今天，展望明天”，也象征着“把握现在，展望未来”。班会旨在让同学们认识到时间是宝贵的，应该珍惜时间。激发同学们对珍惜时间的敬佩感，

让他们体会到因珍惜时间而获得成功的快乐。使同学们能够做到珍惜时间，做时间的主人，让大家意识到珍惜时间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通过这次主题班会，很多同学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从风度翩翩的主持人，到乐感十足的吉它手，所有同学都表现得很出色。同学们也从主题班会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认识到了时间的宝贵，也学会了怎样珍惜时间。从同学们在班会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主题班会达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在这次教育实习中，我们这些实习老师都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两个大型的活动。一个是全校的课间操比赛，我经常带领自己的班级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晚上放学时间练操，同学们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最后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并且还获得了全校的精神文明奖。另外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观看“乐华”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出，这对全校师生都是一种教育。残疾人尚且能够自强不息，以他们惊人的毅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是健全人呢?同学们在观看演出后都写了自己的感想，表达了自己努力学习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型活动中，我的组织、协调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在我们实习期间，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会，我作为实习老师在家长会上也对自己的工作和班级的情况做了总结，会后也和个别家长进行了谈话，培养了自己作为老师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的能力。

在这次实习中，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这也会对我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会不断努力，攀登人生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