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研读心得体会实用 历史研究心得体会(4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主题历史论文研读心得体会实用一

要深刻理解这一历史现象，最好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征程中，不知道遇到过多少艰难困苦和挑战考验，遭受过多少失败和挫折。但是，这一切都被一个一个地克服了、战胜了。历经磨难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又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极为丰富，有非常珍贵的成功经验，又有十分惨痛的失败教训。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成绩，纠正错误，记取教训，并把它们提升到思想理论高度，教育全党，取得共识，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地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绝不因为犯过严重错误而全盘自我否定，也绝不因为取得伟大胜利而固步自封。

中国共产党90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巨大财富，把它们总结起来会给党以巨大的推动力。对于党的丰富经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列出若干条，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有以下三条，其中每一条都关系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

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不是什么别的理论、什么别的主义如民主社会主义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这一思想原则并付诸实践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不断向前的思想力量。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其中不少至今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主观条件来说，主要就是没有形成符合本国实际情况、有着明确奋斗目标、能够凝聚全党力量的正确理论指导。这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实现了令世人惊奇的大发展大繁荣，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背弃马克思主义，采取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结果纷纷失去执政地位，有的连国家都解体了。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

正确的理论来之不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集中全党的智慧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正确理论的形成来说，正面的经验是重要的，反面的经验同样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毛泽东同志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后也曾说过：“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甚至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外国的实践经验，学习和吸收人类创造的、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借鉴和学习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硬搬外国的东西，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有害。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吃过大亏，有过沉痛教训。

理论要发展，就一定要创新。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实践创新作出理论概括。这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不是只在词句上变花样，而是从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同时，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正确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理论，虽然它的某些具体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过时，但它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会过时的。在我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有多样性，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如果用其他的什么思想、学说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就是历史的倒退。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只有几十个人的小政党发展成为拥有77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多亿人民的执政大党?靠的是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够凭着小米加步枪打败由美国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人民。曾经十分落后的古老中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6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是人民。离开人民的支持，就一事无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我们决不应当忘记，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党的支持，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90年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办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同毛的会谈》中这样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他说得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在党的政策上。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党的政策好不好，对不对，要看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就是说，党的政策必须符合群众的愿望、需求、意见和现实的情况。要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放下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做系统细致而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调查研究;把从调查中得到的大量材料加以分析研究，集中起来，形成政策，再把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在实践中检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如此往复循环，政策便逐步完善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现在大家不是在谈论民主吗?民主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最可靠、最实在、最能反映民意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强调：“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者有一个教育群众的责任，即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正确的舆论去引导、影响、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境界。这是关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大问题，具有长远的意义，切不可等闲视之。在我们的工作中，自以为是，对群众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反对;对群众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甚至迎合群众中低俗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也是错误的，也必须反对。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忘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增多了，甚至出现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虽是局部的现象，但决不能有丝毫忽视。针对这种情况，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正所谓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再三提醒全党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并采取各种办法教育党员干部，用严格的纪律与制度规范和管理党员干部的行为，不断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以为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国家和民族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好，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党的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多个方面。这里着重就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谈一些看法。

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古田会议开了先河，延安整风是一次重大实践。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革命胜利，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它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对党的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着，在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著作高潮，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党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回顾从古田会议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80多年间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不仅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到20xx年，再次提出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应当引起全党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党的正确思想总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同时也不放松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长期忽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听任各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组织，最终垮台，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党在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有组织上、制度上的保证，这个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时候，曾这样说过：“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力量呢?很重要的是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削弱和否定它，就会损害党的战斗力，以至瓦解党的组织。”

实行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和集中是统一的，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独断专行;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行其是，就会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民主是基础、是前提，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集中制”而加以否定，显然是不对的。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证。

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哪个时期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就前进得比较顺利，遇到了困难也比较容易克服，党内生活就生动活泼;哪个时期违反甚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就很不正常，不能形成真正的全党一致，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发生倒退。不能因为党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犯过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损失，就否定民主集中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恰恰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又一个重要问题。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下来了。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一个组织优势。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关键环节，党的政策都要通过基层组织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基层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就是团结和凝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广大群众的核心力量。人们还记得，20xx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镇顷刻间变为一片废墟。就在这片废墟上，映秀镇党委的牌子挂出来了，让受灾群众立刻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了信心。镇党委及其成员成了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他们带领群众坚持战斗在救灾的第一线。类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说明了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心目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基层组织的状况，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牢靠不牢靠。当前正在进行的创先争优活动，就是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是满意的。但是，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凸显，而且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变、并不太平的国际环境。客观形势向我们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那么，中国共产党必将长期执政，带领全国人民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题历史论文研读心得体会实用二

在黄昏的灯光下，苍老的身躯伏在破旧不堪的书案。用瑟瑟发抖的皲裂的指，拈着一页一页黄纸，头上的钟表走得怆惶。我怒吼着，声嘶力竭，指尖错落着一列列密密杂陈的方快字。我摸了眼睛来看：“梦想！”发黄的纸上跃然着血印似的两个字……

是的，梦想。于我们而言，这熠熠生辉的俩字早已烂熟于心。谁不曾有过梦想？从古至今，多少仁人志士为自己的梦想从青丝拼搏至白发，他们呕心沥血，用行动讴歌梦想，成就华章。

历史河岸涌过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我仿佛还能听见孔子在高山之颠吟唱；屈子低头行吟于汩罗江畔；李太白站在长安街上，感叹蜀道之难；一个个儒生满口之乎者也，攥着翻烂的经典，奔赴考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印证着他们的奋战……年少的我也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每每遇到闭塞时常常故作深沉状，继而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言壮语，但我深知，自己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灵动的水，不受世俗的束缚，梦想也没有年岁的限制。没有人规定老年人就该不谙世事，意兴阑珊。魏武帝还曾写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决垂暮之年的理想呢？

人活于世，应于梦想结伴而行，直到终老。

现今社会中，花甲之年仍坚守着自己的梦想的人并不少有。诸如那些许多高校作为旁听生的伯伯、奶奶们，他们用自己剩余的时光坚守着梦想，多么可歌可泣！

梦想是指路明灯，是世人呱呱坠地一刻起，迈向成熟的催化剂。拥有梦想等于在给自己的未来铺上厚厚的基石，给海上航船安上了航标灯。我们真心地感谢那些为梦想不懈拼打，拼搏至死的人，他们活出了精彩的一生，活得充实浑然。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说的便是一个人从确立梦想到通过奋斗实现梦想的过程。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梦想，正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但我想在后面添一句：“尘封的梦，重拾未晚”。

主题历史论文研读心得体会实用三

中国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甲骨文”(不过这是个现代词汇)。些许零星分散的陶器标记和其他人造器皿上的符号可以追溯到三千到四千年前，不过它们构不成可以记录一种句法清晰的语言的书写体系，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与后来中国文字有什么关联。这样，基于现存记录，中国的书写体系首先出现于将近两千年前，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二者都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明显略先于埃及)要晚。这自然生发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字是否独立产生?以下几点证据会表明，颇有一些刺激性传播发生着作用：一、汉字看起来是在一夜之间羽翼丰满，没有经历过长期的逐渐演化过程，而在西南亚，文字产生中的这些演化有案可稽;二、汉字被证明是紧接着炼铜术产生的，并和马车的出现几乎同时，而考古学家和科学史专家已经确认炼铜术和马车都源出于西亚;三、中国文字体系的特性(基本上是具有语义量词和听觉元素的语素音节，同时也包括象形成分和表意成分等等);四、许多学者多次独立发现最早汉字的一些字符群在视觉上和对应的西亚字符群很相像(在中国用于计数和历法的二十二个天干地支，可比之于在它之前的腓尼基人和乌干特人呈现各种变体的二十二个字母[特别是其最短形式最明显])，并且就我们所知的三千多年前它们的发音而言，它们似乎有共同的语音对应(这不必然需要黎凡特地区和中国之间有直接联系，而是某种间接传播，或者刺激物最早产生于东西方之间的某地，同时向两个方向传播);五、大量个体汉字在形状上、意思上以及有时甚至发音上很像其西亚对应字;六、已经高度发展的汉字在最初的几百年间只服务于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用途(王朝卜筮的记录)，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又用于另一个高度专门化的用途(贵族青铜钟鼎上的铭文)，这暗示着汉字为贵族或者神职人员及其后继者这一小团体所垄断，他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书写汉字的技能。以上没有哪个单独证据能够充分质疑汉字的本土原生性，但是这些证据加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不能轻易打消外来影响的可能性。

不论它何时形成，我们今天所知的汉字原来只是用来记录卜筮中的问与答，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甲骨文。甲骨文和商朝国君有密切的关系，起始于武丁(在位时期：约前1200—约前1181)及其长于卜筮和释卜的亲近顾问。这样，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王室专属物，专门指派给史官卜人。然而在近东(西南亚和东北非)，早期的文字有从经济管理到文学宗教等各种用途。

不能说甲骨文是出于一种文学意图，它们所触及的仅是君王所感兴趣诸主题的一小部分，但是有时也显示出某些文学效果，或者预见了后来中国文学写作的一些特质。下一时期的文字(金文)同样也是如此。金文主要是在周朝，不过重要的是，汉字在这一阶段已经伴随着青铜器流布到王公贵族一层。而且，现存最长的金文从甲骨文的十数个字扩展到将近五百字。

随着文本长度的增加，汉字的数量也激增。甲骨文单字总共加起来接近4500个(包括约1000个异体字)，其中仅有1000到1500个字有后世的对应文字。周朝的金文有差不多4000个单字，其中略超过2400个字是可辨的。由于证据过于支离破碎，所以很难确定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丝帛、竹简、青铜和石刻铭文等中使用的汉字数量，不过肯定是超过了5000个，包括各地使用的许多异体字。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统一六国，“书同文”政策清除了各地的异体字和重复字，不过不久汉字的数量又再次激增。此后各时代字典收录的汉字个数如下：9353(100)，11520(约227—239)，12824(400)，13734(500)，22726(534)，26911(753)，31319(1066)。最近的字典收录了超过六万个汉字，有两部字典甚至收录了超过八万汉字，而几位北京大学学者甚至计划编写一部罗列超过十万汉字的大字典。汉字的这种天文级数量对于表音文字使用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字母表中的字母通常在20到40个之间。

实际上，汉字的数量是开放的，仍然在不断增长。汉字使用者可以自由创制新字(许多人这样做了，比如在取名时，或者科学家首次发现未知元素时)。某个汉字一经创制，它就永久在汉字表中获得一席之地。这迥异于不增加字母总数而通过重新排列字母来创造新词的表音文字(莎士比亚一个人创造了将近1700个新词，比如barefaced, castigate, countless, critical, dwindle, excellent, fretful, frugal, gust, hint, hurry, leapfrog, lonely, majestic, monumental, obscene, pedant, radiance, submerged和summit)。也就是说，无论英语中加入多少新词，字母的数目(26个)是不变的。当然，汉语也可以通过组合语素来增加词汇量，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在官话中，天、花、粉和板四个字可以组合成为“天花”“天花粉”(栝楼根制成的一种中药)“天花板”等等。实际上这是汉语中创造新词的标准方式，但它没有阻止新汉字的激增，这部分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全新语素产生，不过也是由于人们希望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的方式之一就是创造新词。

很明显，人们只能记住这些天文级数量汉字中的很小一部分。若要基本能够识文断字，需要记住1000个汉字，2000—3000个汉字则足以应付大多数环境，而达到“完全识读”水平(包括读报以及就各种主题进行书面交流)则需要约4000个汉字。掌握6000个汉字(中文处理软件和常用案头字典所提供的汉字字数)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单个人是否掌握1万或者更多汉字则值得怀疑。大多数书写都习惯性地仅限于使用几千个汉字，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今天，在中国文学的最高峰唐诗中亦如是。数万汉字中的许多字在历史上仅仅被使用过一两次，它们的发音或意义(或者二者都)很难确定。然而，字体创建者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汉字，因为它们会不时出现在文本中。信息处理专家必须准备提供至少25000个汉字以敷日常之用，即便这些汉字中的绝大多数在大多数文本中的出现频率小于十万分之一，它们仍然不时出现在姓名、历史事件、词汇讨论等中间。

汉字的数量虽然很庞大，但它明显不等同于任何一种汉语中的全部词汇，也更不等同于所有汉语中的全部词汇。实际上现代标准汉语中的词通常是双音节的，即便是文言文中也经常使用双音节或者多音节的词或者术语(包括所谓连绵字、复合字或者复音字、拟声词、同义词，以及其他种类的共同词项)。于是，虽然汉语被广泛认为是单音节的(由单音节词构成)，但是经过对实际使用情况的细心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汉语中的绝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但是包括英语在内的绝大多数其他语言中的语素也以单音节为主，另外在汉语中(甚至在文言中)有大量多音节语素，比如“蝴蝶”“蜘蛛”“孑孓”“琵琶”“枇杷”“珊瑚”“麒麟”“凤凰”“忐忑”“逶迤”和“尴尬”。这些词中的一部分也许在古代是包含复辅音的单音节字，而语音演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音位配列导致了汉语中所有复辅音的分裂。复辅音被再分配在两个相邻音节中，这叫做“一分为二”(dimidiation)，此种双音节化过程似乎在晚近的上古汉语中相当常见。并且一些学者认为，复辅音的分裂和某些末尾辅音的消失导致了汉语中声调作为一种补偿而诞生。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这些过程也导致了双音节词数目的激增，使得汉语在面临日趋同音化时，能确保口语中有足够的词汇差异性，特别是在一些汉方言中的声调日趋减少的时候(在普通话中，现在只剩下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但在一些传统分支如闽南语和粤语中，声调要多得多)。

藏缅语中的对应词研究，以及与印欧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其他语系之间相互的古老借词比较，表明了汉语中原来是有复辅音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语音变动，汉字本身的音节特性也强化了复辅音的分裂，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音节文字都展现了一种在结构上单个辅音加元音的大趋势。类似的语音约束，加之以上提到的对极致简洁的追求，也导致了曾经一度存在于上古汉语中的词形成分(前缀、后缀和屈折等等)的丢失。而在中古汉语，甚至在现代汉语中，这些丢失的词形成分在上文提到的阿尔泰化和白话过程中，又得到了复原，区别在于语法成分不再加于词根之上作为变化，而是作为加于语素音节开头或末尾的单独音节(书面中则为单独汉字)。

主题历史论文研读心得体会实用四

在当前全面倡导减负增效的素质教育背景下，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我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与思考，谈谈启发学生思维的三种方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定势思维是指人们思考问题往往沿着合乎习惯的传统方向正向“顺推”，逆向思维是一种常规思维的“背离”，即反其道而行之。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选择地突破教学常规，以史实为依据，对已形成定论的史实，运用悖逆法，设立新情境，交给学生猜测、推导、反证，对改变学生的定势思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讲到必修二《殖民扩张与掠夺》这课时，在分析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美进行殖民侵略所造成的影响时，学生对殖民侵略深恶痛绝。我提醒学生:深恶痛绝不能代表对殖民主义的完全评价，侵略的罪恶只能算一个方面。及时启发:如果殖民主义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能轻易征服其他地区吗?当学生作否定性回答后，再提问:那么，殖民者强大的实力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又逆向设问:这种以先进进攻落后，以强击弱，是否也有可取之处呢?学生此时恍然大悟:殖民主义可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带来先进的制度、生产方式等，也破坏了当地落后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具有建设性作用。原来殖民主义具备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作用。再如在讲选修一《戊戌变法》这课时，我假设了一个观点:“假如袁世凯不向荣禄告密，那么慈禧太后就不会发动政变，去囚禁光绪帝和逮捕、杀害维新派，即变法不致失败。”观点提出后，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批判，最后，在他们争论的基础上，再及时诱导、总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袁世凯告密只是加速了变法失败的进程而已。恰当地启发学生的逆向思维，不失为教与学的好方法。

类比联想，就是通过联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问题连接起来加以类比，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受到新的启发，得出新的结论。在历史教学中巧妙地运用类比联想方法，通过对所学知识进行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异同中求规律的处理，有助于活化知识、活化思维。如:分析王安石变法的时代政治特征，请学生依此类比联想中国古代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改革，归纳出它们在时代背景上的共同特征，形成对改革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再如:英、法、美、俄四国同为19世纪中期的侵华国家，但它们在侵华的方式、目的和地位上却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结果学生思考得出:是因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再比如在对必修四“克伦威尔、拿破仑、华盛顿”进行比较评价时，我训练学生进行类比联想，最后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评价历史人物的三条标准:

①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②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

③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要求。这样进行类比联想处理，既能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又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已有知识进行动态组合的能力。

超前意识，大多数教师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在培养学生超前意识方面加大力度，充分挖掘。例如复习美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两次革命的根本原因、斗争目标和斗争结果的对比得出结论:①两次革命都是为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②独立战争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第一个障碍——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国家的独立;内战扫除了第二个障碍——黑人奴隶制，使资产阶级单独掌握了全国统治权。学生对于美国内战后“资产阶级单独掌握了全国统治权”这种观点比较熟知，于是再深挖一步:实际上当时先进的人物已意识到一场大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工业资本家认为现状不利于大工业的发展，必须迅速废除黑人奴隶制，而农业资本家却满足现状，死守奴隶制。双方矛盾斗争的结果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接着回顾美国的历史:1860年以前，还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状态，1860—1890年美国通过工业革命，使产值上升9倍，到1880年，它已经是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了，1890年跃居世界第一。最后学生得出结论:美国科技革命的发展、经济的飞跃都跟黑人奴隶制的废除分不开。又如在讲“中国近代国防意识近代化”是中国实现国家近代化的一个要素时，可以启发学生:近代中国国防意识的产生，与主要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一系列的侵华战争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战争，由局部到全面，即有陆路，又有海路以海路，进攻为主，使得一些中国人产生了国防危机感，从而也就产生了近代国防意识。如此经常训练，对学生潜在思维的挖掘定有帮助。

历史教学是生动的，在当前减负增效背景下，我们在教学时最基本的一点应该是将课文讲活。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基础上，运用智慧，找准启发学生思维的切入点，既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激活学生学习的潜力，又使教材的生动形象在课堂中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