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党史十大谣言心得体会及感悟 党的十大谣言心得体会(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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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粉碎党史十大谣言心得体会及感悟一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一名有十多年多年党龄的教育工作者，能和大家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讲述国家的日新月异，我感到无比高兴。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与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一面光辉旗帜，带领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95年的风雨洗礼、95年的砥砺奋进、95年的自强不息，换来了95年后的盛世中国。

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因此，学党史、学国史，听党话、跟党走，是当代青少年的重要一课，党的光辉旗帜将指引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愤图强。

曾几何时，中国大地，外敌入侵，战乱纷起，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黑暗、迷茫、彷徨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党诞生了。

1.党的成立

1917年11月7日，正值俄国10月25日，俄国人民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东方沉睡的雄狮警醒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躯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信念，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有13名代表，共产国际派2名代表。伟大领袖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后来中央决定，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2.星火燎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挥师北伐，横扫军阀。就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党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工农运动走向低潮。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英明论断。共产党人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31日夜，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南昌武装起义爆发，8月1日占领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1日被定为建军节。

这一时期，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武装起义。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红四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也到达井冈山。红军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主席，革命高潮盛极一时。

3.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退出了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省，终于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毛主席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一首壮丽的诗篇《七律?长征》。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宣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它特有的战争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而且就像是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的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它的伟大功绩，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4.毛泽东思想

中央到达陕北，建立了陕北根据地，扎根延安13年。这期间，召开了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诞生、发展到逐步成熟。

在这里，毛主席写下了许多著名篇章，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如《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

5.驱逐外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沦陷。随着日军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党中央派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成新四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1940年10月，东进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在盐城白驹狮子口会师，成立了华中总指挥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从此，盐城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脏。位于市中心的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艺术再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和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的历史场面。

经过8年艰苦奋战，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当时，著名音乐家聂耳、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和光未然写的《黄河大合唱》，唱响大江南北。《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国歌。

6.革命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府拒绝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企图发动内战，却想嫁祸于共产党。1945年8月，他向延安连发3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欣然赴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唇枪舌剑，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又撕毁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党中央审时度势，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l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有一首歌由衷地唱出了共产党的丰功伟绩，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对于粉碎党史十大谣言心得体会及感悟二

1.《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区别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c。

a.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b.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c.无产阶级领导权

2.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a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a.思想

b.组织

c.政治

3.延安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c。

a.反对党八股

b.反对宗派主义

c.反对主观主义

4.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的重要讲话是a。

a.《论解放区战场》

b.《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c.《论统一战线》

5.党的七大确立b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a.马列主义

b.毛泽东思想

c.实事求是

6.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间是1945年a。

a.9月2日

b.8月9日

c.8月15日

7.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提出b三大口号。

a.和平、民主、进步

b.和平、民主、团结

c.独立、自由、民主

8.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是“弥天大勇”。这一行动是指b。

a.粉碎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b.重庆谈判

c.长征

9.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正式签署了c。

a.《国共代表会谈纪要》

b.《重庆谈判纪要》

c.《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重庆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是c。

a.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b.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c.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11.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是c。

a.东北和山东解放区

b.中原和山东解放区

c.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12.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在b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

a.沙家店

b.孟良崮

c.羊马河

13.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的a。

a.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b.如何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问题

c.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4.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b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a.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b.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c.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杭州西湖会议

15.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a中作了出色的论述。

a.《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b.《湖南农民运动调查》

c.《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16.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是：（c）

a.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

b.与苏联领导人交流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c.同苏联订立新的条约

d.商谈向苏联贷款的事宜

17.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a）

a.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

b.研究恢复新中国工业生产问题

c.制定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稳定经济的政策

d.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8.中国人民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是：（b）

a.10月19日

b.10月25日

c.12月1日

d.12月25日

19.我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时间是：（c）

a.1950年冬

b.1951年底

c.1952年底

d.1953年初

20.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是：（d）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土地改革法（草案）》

c.《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d.《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1.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在我国开展的一场运动是（a）

a.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b.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c.反对贪污反对行贿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d.反对贪污、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22.我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c）

a.1949年

b.1950年

c.1953年

d.1956年

23.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重要会议是：（b）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b.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c.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会议

d.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24.1954年9月20日，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的法律是：（a）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土地改革法（草案）》

c.《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d.《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5.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d）

a.1949年

b.1950年

c.1953年

d.1956年

26.在下列的毛泽东著作中，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是：（a）

a.《论十大关系》

b.《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c.《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d.《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7.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八大最重要的主题是：b

a.党的建设

b.经济建设

c.国防建设

d.文化建设

在正确地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形势的基础上，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

28.毛泽东在《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是：（c）

a.斗争——团结——斗争

b.团结——斗争——团结

c.团结——批评——团结

d.批评——团结——批评

29.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会议是：（d）

a.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b.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c.党的八大

d.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30.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a，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a.挺进大别山

b.进军豫皖苏

c.转战大西南

31.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a的问题，规划了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a.由战争转向建设

b.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c.由农业转移到工业

32.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任务是：（b）

a.宣告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b.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

c.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d.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特别邀请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其中列在首位的是：（d）

a.章士钊

b.柳亚子

c.何香凝

d.宋庆龄

34.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新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就职。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是：（a）

a.周恩来

b.陈毅

c.贺龙

d.罗瑞卿

35.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党领导的a，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36.1927年8月，党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的b方针。

推动工农运动高潮

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c.创建革命根据地

37.1927年8月，党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b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陈独秀

瞿秋白

毛泽东

38.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进军井冈山时，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著名的a。

三湾改编

新式整军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

39.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挑起了侵占我国东北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叫c。

卢沟桥事变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

40.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即b，结束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八七会议

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

41.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b，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六届四中全会

瓦窑堡会议

遵义会议

42.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a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

华北事变

两广事变

43.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c的著名讲演，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

a.《新民主主义论》

b.《论人民民主专政》

c.《论持久战》

44.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首先围攻我c，挑起全面内战。

中原解放区

陕北解放区

山东解放区

45.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进步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的c著名论断。

a.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b.东风压倒西风

c.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是：（c）

a.印度

b.朝鲜

c.苏联

d.南斯拉夫

对于粉碎党史十大谣言心得体会及感悟三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