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翻转课堂的心得体会实用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解读课程心得(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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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史翻转课堂的心得体会实用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初心”的丰富内涵，凝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及为什么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课题的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透彻理解这颗“初心”，是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现实需要。

信仰和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首要内涵。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马克思主义信仰解决了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旗帜问题。

1921年6月30日-7月3日，13名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成立中共，这个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党重要的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错过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独秀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一笔钱，人一走，这笔钱就可能没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财务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资，这8所高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他是重要负责人，要去追讨工资，不能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轻的是应城市的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北京大学大学生。1983年接受采访时，81岁的刘仁静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共产党的成立何等的重要！当年有谁在意？一大开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这些人无论从智商、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见得会比毛泽东差，其中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一个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但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当了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他们7个人不管当汉奸的、当叛徒的，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共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吗？他们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能不糊涂吗？13个人中，7个人出了问题，4个人牺牲了，最后只剩2个人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我们这个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边缘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源自一个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居功至伟。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也就不能走到我们中间来！

中国共产党97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初心的第一要义就是坚定对党的忠诚。不忘初心，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李大钊：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瞿秋白：从容就义。

叶挺：出狱后要求恢复党籍。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以党为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96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和飞跃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就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毫不保留忠诚于党。“对党忠诚”，是每一位党员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铮铮誓言，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忠心于党始终是党的好干部的基本标准。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共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核心要义是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并首次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出身本来，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出身，党章中有明确的界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十九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载入新修订的党章，成为全体党员的根本遵循。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公仆本色，时刻牢记服务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人民”，一个是“服务”。一方面，执政党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摆正党与人民的位置。另一方面，“领导就是服务”，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如何维护人民的中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绵延流长，疆域辽阔（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占领了欧洲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西到波斯湾、匈牙利、东到日本、南到越南和柬埔寨、北止北纬60度线以内，并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统治了1〜2个半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近代中国的落后让中国饱尝亡国灭种的灾难，割让和丧失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9.8亿两白银。抗日战争中人口伤亡在3480-5000万人之间。受战争损害的人口为2亿人。2000万英烈拋头颅洒热血，有名有姓仅330万人，红西路军烈士21800多人，仅有6600名有据可查。

实现中化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突出历史贡献。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96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漫漫长夜难明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那个时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她为了把人民大众从这种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脱出来，用了28年的、懈奋斗和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阶段，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据中国档案馆记载，从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年，就有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成长需要交学费，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也不例外，当时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交了10年的学费，10年的学费让我们党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所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依靠伟大智慧带领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从1978年12月到现在。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主要是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这期间，我们党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等国际风波的影响，经受住了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从第1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载人航天、蛟龙深海下潜，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运筹帷幄，沉着应对，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作出一系列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走上了全面复兴、加速崛起的新征程。

今天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领导中国科学发展的党；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党。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捧着一颗为人民做实事的初心，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来概括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那么，为什么说是全方位的和开创性的？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所谓开创性的，是指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靠什么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靠什么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论述，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根本原因，即三个“一”：一个核心、一个理论、一条道路。

一个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重大历史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的国家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这个核心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凝结起来，集中起来，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

一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科学的理论能够引导着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纵深发展。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五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一条道路，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共同发展，开拓前进。我们一直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巳经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辉煌。

我们有幸处在新时代，更有责于新时代。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必将加速推进。

对于近代史翻转课堂的心得体会实用二

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强调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营养，这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现实要求，也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学习“四史”对于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科学掌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四史”是党员、干部的“营养剂”、党的建设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

1.推进自我革命，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营养剂”

加强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促进党员、干部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需要从“四史”中汲取丰厚滋养。

历史文献蕴含丰富营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经典著作史，经典著作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创作、传播并接受检验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到邓小平的《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从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到胡锦涛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再到习近平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阅读经典文献可以帮助党员、干部感悟真理力量、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

党内教育提供实践经验。我们党历来重视利用各种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毛泽东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从xxx整风运动到新中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从1983年整党运动到1998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从20**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到20**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20**年“创先争优”活动到20**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20**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20**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借鉴党的历史上党内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是帮助党员、干部突出政治性和保持先进性的重要途径。

警示案例折射历史镜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中的警示案例可以发挥“惩前毖后”的作用。1949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从新中国初期发生的“第一大案”，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犯贪污腐败罪被判处死刑，到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查处包括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在内的多起举国震惊的大案要案。这些必须引以为戒、自我镜鉴的反面材料，就是历史提供的“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2.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修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习“四史”，有助于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员、干部练就过硬的政治本领，提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能力，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

提升党员、干部把方向的能力。把方向的能力事关党员、干部能否在大是大非、重大危机面前临危不惧，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成功挽救了第一次革命危机。1935年1月，xxx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再次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一再证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问题，是关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败的首要问题。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清醒、客观地去分析历史，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规律，提高党执政的战略思维。

提升党员、干部谋大局的能力。谋大局的能力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从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出发，毅然放下政党恩怨，连续两次推动“国共合作”，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努力奋斗。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置身于历史视域中去思考、定位、谋划，提升深刻认识和自觉服从大局的能力，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提升党员、干部定政策的能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定政策就是从党和国家发展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和策略，是对党员、干部决策能力的考验。“政策是体现执政党性质宗旨的试金石，是反映治国理政水平的标志。”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从发展着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如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解决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三农”政策、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的宗教政策、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等。我们党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党的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学会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对世情国情党情进行科学研判，把握客观规律，解决现实问题，提高党执政的决策水平。

3.科学认识“三大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百科全书”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四史”中蕴含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经验与智慧，是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学习“四史”、把握“三大规律”，是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保证。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列宁指出：“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但后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的道路上接力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70多年，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学习“四史”，是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法宝，对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发挥着重要作用。

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16世纪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问世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已有500多年，先后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多国实践的发展历程，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发展图景。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无论其中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转变工作重心，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交相辉映。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帮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发展规律。

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现实矛盾等各不相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又具有特殊性。比如，俄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其后又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淖的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无数次救亡失败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并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巨大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学习历史可以帮助党员、干部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先辈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进步、领导革命进程中，创造了科学的理论成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精神，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经验。“四史”是理论宝库，是精神荟萃、经验集成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借鉴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是学习“四史”的核心要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必备的知识、智慧和力量之源。

1.学习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史”是一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四史”，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这是党员、干部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深刻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弘扬精神——汲取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力量

历史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动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信仰信念信心是思想之光、精神之钙、力量之源，学习“四史”，就要汲取这些精神力量，将其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魂”。“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如李大钊、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蔡和森、左权、叶挺等为坚守信仰而英勇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夏明翰在就义前呐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被捕入狱仍坚信：“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向导，党员、干部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信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该何去何从，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廓清了“左”和右的错误思想迷雾，坚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党员、干部要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不移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精神，离不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xxx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xxx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工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宣示着新时代的“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党员、干部学习“四史”，要从新时代的任务目标出发，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

3.借鉴经验——继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优良传统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学习这些历史，就是要以科学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继承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借鉴。

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新中国，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四史”，就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群众路线这一生命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党员、干部学习“四史”，就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精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总结两次成功、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涵义，经过xxx整风，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并被写入七大党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努力，既有丰硕成果，也历经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将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纵观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就能够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就能够取得成功;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甚至严重挫折。党员、干部学习“四史”，就要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并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去。

党员、干部学习“四史”，重在抓住本质、明晰主线，核心是把握要义，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加强研读与思考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未来的连通，不断提升学习和研究水平，在汲取历史智慧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走向未来。

1.学习历史和坚定信仰相统一

学习“四史”，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到思、信、行一致，实现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

要学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四史”，要做到学思结合，“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学习“四史”，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正视自身的理论素养问题，结合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寻找差距，查摆漏洞，提升理论思辨能力，做到不仅能科学解释历史发展问题，还能以历史之光照亮现实之路。

要学而信。学是信之基，信是学之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党员、干部要带着信仰去学习，在学习中坚守信仰。党员、干部真学、真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要在思想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学习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自觉做好精神上思想上的免疫防护，经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

要学而行。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四史”，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解决中国问题、解决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学习“四史”，旨在为指导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党员、干部要在学习中增强本领与能力，做到知信行统一、学思用贯通，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

2.学习历史和把握规律相统一

社会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党员、干部学习“四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养成科学的历史思维，培养敏锐的历史眼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在学习历史中把握其中固有的规律性。

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在遵循历史规律中把握历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学习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党员、干部要学会对具体历史问题作出具体结论，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历史经验应用到实际工作或学习中去，如果“药不对症”，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历史学习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需要做到既全面、整体地看待历史，又要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针对历史问题学会抓重点、抓关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光辉典范。学习“四史”，就要做到以史为镜，坚持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作为认识标准，不可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错误。

正确对待历史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历史总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交相呈现中不断前进的。“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既有辉煌成就，也经历过挫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学习“四史”，就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同时做好走曲折道路的思想准备。

对于近代史翻转课堂的心得体会实用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大革命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对于近代史翻转课堂的心得体会实用四

——艰难曲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同志们，中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93年的光辉历程。

93年来风风雨雨，我党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魏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学习党史，回顾党在过往93年路途上的风风雨雨，熟悉和了解我党自创建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主要就1921年建党至1949年建国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进行授课，希望同志们能够认真听讲。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以及本国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深重苦难和各种屈辱，无数仁人义士都在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方法道路，从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尝试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革命的道路。但这些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最终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它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逐步具备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四项条件。1920年8月和10月，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别成立，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式成立。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随后我党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但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党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无法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挥师北伐，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虽然革命形势逐渐好转，但在伟大领袖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步控制军队和政权，实力迅速膨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政治方面，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军事方面，1927年8月1日，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标志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此建立。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

而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我党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教训，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不足，但大体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革命运动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随着斗争的发展，我党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和其他红军部队相继组建，在红军中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从1930年秋到1933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多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随后，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

于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随着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则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展开了震惊中外世界的长征，一路上，我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跋涉大草地，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决斗争，终于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流传下了珍贵的长征精神。

而在长征途中，还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却都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而我党由杨靖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便始终坚持在一线同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最后，杨靖宇同志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愤怒的日寇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他竟以军大衣中的棉花、树皮、雪下的草根为食，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震惊和折服，当年杀害杨靖宇的岸谷隆一郎特意为他举行了“慰灵祭”。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合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八路军，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俗称的新四军。改编后的人民军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战争开始之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特别是淞沪、忻（xin）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而八路军所取得的平型关大捷，更是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10月，随着广州和武汉失守，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我党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8月至翌年1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更是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展开全面抗战的同时，我党始终没有放松自身建设。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侵略者。1943年后，华北抗日军民开始发起攻势作战。1944年，各敌后根据地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随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

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最终撕毁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进攻，我党领导各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中原军区主力成功突围，各战场捷报频传，人民军队8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调整部署，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华东野战军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挫败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西北，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西北野战部队与敌军周旋，相继取得青化砭（bian）、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初步改变西北战场局势。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8年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人民解放军又先后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于4月23日解放南京。随后，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

而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略的问题，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会上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1949年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更漫长更艰险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