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 网课研修心得美篇(8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及《关于在中小学生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湘东区中小学书法教学实施方案》的精神，为进一步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以“端正写字，方正做人”为主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高雅的审美情趣，促进学生的性格、态度、气质、情怀等内在品质的提高，使书法教育成为我区的素质教育品牌。

遵循“育德、启智、审美、健身”的写字教学理念，强化书法专训，优化课堂教学开展形式多样的书法活动，坚待天天有练习、月月有验收、年年有提高；建立具有写字特色的教师队伍，造就学生的书法特长，营造浓郁的墨香氛围，打造学校书法特色。从20xx年下学期起在全校开设书法课程，利用三至四年的时间，把我校创建成有书法特色学校、培养1—2名书法骨干教师以及大批书法特长学生，使我校学生的书写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1、进一步明确写字教学的重要性。

2、在书法学习中，使他们养成良好规范的书写姿势和执笔姿势。 3、通过书法练习，培养学生认真负责、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精神。

4、让学生直接接触书法，接触中国文化艺术之美，传承祖国传统文化。

1.书法工作与学校常规相结合；

2.书法工作与全体师生相结合；

3.书法工作与科研工作相结合；

4.书法工作与学校文化相结合；

5.书法工作与师生成长相结合。

1.每周周四下午第二节课全校统一开设一节学生书法课，并安排周四中午为学生练字时间。

2. 每周周二至周四下午为教师练字时间（周二下午英语组和综合组教师练字；周三下午语文组教师练字；周四下午数学教师练字。

1.教师练字制度。要求：练字时统一到书法教室，每人每周上交一张钢笔字，一张毛笔字。考核：有专人登记，点评，每月考核。

2.学生练字制度。重视学生写字习惯的养成，首先从写字的姿势入手，每次写字，都要求学生做到：头正，身直+，臂开，脚直。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桌子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远。规范作业书写(一、二年级以学写铅笔字为主，写字内容可用语文书里的生字；三至六年级钢笔字和毛笔字相结合。)要求字迹清楚、工整、干净。学生每周上交一次书法作业（注：三至六年级必须上交毛笔字） 并由各班书法教师批改保存。

1.抓好每周每班一节的书法课，大力推进写字课堂教学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

2.学校的随课堂工作继续加大对学生双姿的监管力度，还要检查教师的课堂板书。

3.加强对兴趣小组的培养与提高工作。书法兴趣小组的作业要全收全改，采用当面批改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学生自评、互评、老师评的评价方式，提高写字教育质量。

4.建立一个书法展室。在展室陈列教师、学生创作的精品以及陈列所有书法工作的积累资料，以供师生观摩学习。

5.坚持每天30分钟的练习时间。

6. 加强对书法教师的培训，注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书法教师，积极创造机会参加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书法教学培训，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不断拓宽教师的视野，为提高书法教师的教学水平提供有利的条件。

7. 举行庆“元旦”全校师生书法大赛活动，要求教师参赛率达到100%，学生参赛率达到98%，评出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加大奖励力度。

8. 继续开展书法教研活动，每月召开一次书法教学专题会议，针对书法教学现状进行专题研究。根据学校书法教育的总体目标，围绕六个方面拟定教研课题：①训练纠正学生“双姿”的办法；②学生良好写字习惯的培养；③写字课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④写字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有机结合；⑤写字特长生的培养；⑥实施“短时高效”的训练方法和途径。

9.鼓励教师大胆进行书法教学改革，努力钻研书法教育理论，撰写有关书法教育的教学论文，上报各级书法协会参评，及时交流书法教学经验。

10. 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类举办的书法作品比赛活动，学习先进经验，查找不足，并争取取得好的成绩。

11.实行评比激励机制。作好一年级“双姿”合格率检测、二至六年级“双姿”优秀班写字模范班评比，每月一次。

12.继续做好记录的完善工作、教师三笔字练习比赛工作、书法之星评比工作。

13. 抓好

表率。树立写字标兵，表彰写字能手，定期举行作业展览，请“能手”介绍经验，给予一定奖励，形成你追我赶，后浪推前浪的局势。

14.调动广大家长的积极性，取得家长更有力的支持，举行家长问卷调查，如开家长会时向家长汇报成绩。

15. 重视文化墙和黑板报的出版。

16.

17.对教师练习的毛笔字练习也纳入考核，（1）每周五集中学习的时候必须上交一张；（2）每个学习要交足学校规定的张数（至少35张，每张28个字）；

（3）将教师平时成绩和最后考评成绩综合纳入考核。

18.健全书法考级有关制度

19.鼓励书法兴趣小组的成员报班进行提高。

20.组织好11月初班级的书法展示工作。

21.每次的班会课班主任都要总结本班学生的书法练习情况。

22.鼓励学生人人有字帖。

23.要加强书法课题的研究工作。（书法课题研究组成员）

24.继续加强全体师生对理论、章法的学习。

25.12月份组织一次教师书法练习交流会。

（1）九月份：

a.“双姿”合格率检测、“双姿”优秀班写字模范班评比。

b.书法特色展示。

（2）十月份：书法比赛（一、二年级铅笔；三至六年级毛笔。）

（3）举办一次学生书法教学开放日活动。

（4）十一月份：：教工三笔字及毛笔书法比赛。

（5）十二月份：庆元旦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6）元月份： a.师生书法展;b.义务为村民写对联活动。

（7）三月份： 学生报到注册，学习书基础理论。

（8）四月份：举行一次学生书法比赛。选派学生参加区艺术节比赛。

（9）五月份：举行一次手抄报比赛。

（10）六月份：总结汇报表演。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12月x日下午第一节课，我们教研组开展了评刘老师的《愚公移山》课和研讨活动，全体老师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其间，教导处孙主任莅临我们教研组，指导我们教研组的教研活动。

经过四年级语文教研组全体教师的积极地研讨，针对四年级学生开展的中国神话故事阅读教学，我们达成以下共识：

目标1：通过中国神话故事的教学，让四年级学生认识故事中的生字，能把中国神话故事读通顺。

目标2：让学生在学习中总结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中国神话故事中鲜明的人物形象。

目标3：通过本课的教学，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这一中国神话故事。

目标4：通过学习，激起学生阅读中国神话故事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神话故事的阅读中去。

环节1：让学生把故事读通顺。

环节2：让学生读明白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环节3：能够用自己的话流利地复述这个中国神话故事。

环节4：推荐阅读类似的神话故事。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第三届)烟台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市区两级领导及车展组委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于9月17—22日在烟台汽车交易广场成功举办。第三届车展在规模、档次、配套服务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两届车展，展会期间，共接待观众8.22万人次，销售车辆767辆(其中现场提车138辆，仓库提车259辆，协议购车370辆)，销售额1.66亿元。给今年以来一度低迷的车市注入了活力。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扩大了烟台国际车展、烟台汽车交易广场和烟台城市的知名度，也取得了直接展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市区相关服务产业的消费，受到了国家、省、市、区领导的好评。

一、政府牵头，领导重视，发挥组织优势是车展成功举办的保障

市区党委、政府成立了会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区委书记魏秀田同志亲自挂帅，定期调度展会的筹备情况，及时安排和解决会议筹备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充分保证了会议的各方面筹备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扎实推进。世回尧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成立了车展工作小组，党工委书记陶强同志亲任组长，下设招商布展、宣传、后勤保障三个小组。各小组上下协调，分兵把口，争分夺秒，奋力拼搏，很好地发挥了团队合作精神，表现出了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会议筹备期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领导也多次亲临烟台指导筹备和展览工作，对展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车展门票推向市场遇到困难的时候，区委、区政府及时出主意、想办法，协调有关部门帮助销售门票，使车展的门票销售工作顺利完成。

二、广泛宣传，积极招商，热情服务是车展成功举办的基础

本届车展广告宣传面广量大，参与单位增多。从年初开始，先后投入30余万元在市内外10多家媒体上做了广告。从8月中旬开始，新闻宣传工作也相继展开，各有关媒体相继对会议的招商招展情况作了报道。展会招商组参加了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车展，学习外地经验，同时发放宣传材料，进行面对面招商。招商组还到北京亚运村、天津保税区、大连保税区、济南等地进行了招商宣传。本届车展共有六大看点，即近百辆进口名车和几乎囊括国内几万到几十万价位的各种车辆和相关产品齐聚展会，上百名车模和名车一起，使观众可以尽情享受人、车、文化完美结合的靓丽风采，中国车模收藏第一人蔡葵先生的千辆国内外名车车模展销，瑞典bob先生的汽车画展，使观众尽情欣赏异域文化的神奇魅力，首次举办上海华普杯汽车彩绘大赛，为爱车一族增添无穷乐趣，10万元门票现场刮奖，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参与热情。

广泛的宣传和成功举办了两届车展的信誉，吸引了广大的汽车生产商和经销商纷纷参展。本届车展参展单位160余家，参展品牌100余个，参展车辆700余辆。

三、追求档次，以人为本，打造烟台车展品牌是车展成功举办的关键

追求档次、讲究实效、打造烟台车展品牌、扩大烟台汽车交易广场的知名度是我们办车展的宗旨。本届车展参展车辆的档次高，所有的国产中高级轿车，以及东风307、日产天籁等多款尚未上市轿车全部参展。进口车有林肯、宝马等24个品牌。进口车中，跑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广大的参观者。今年车展是首次引进进口跑车，共有马自达、丰田、日产、现代四个品牌，6辆车参展。组委会按室内、室外划分了若干个布展档次，并与所有参展商签订了布展合同，组委会凭检查验收结果按实际档次收取展位费，大大提高了参展商的布展积极性。展厅的布置新颖、时尚，室内展厅全部铺设展台和旋转展台，配置灯光、音响，高档轿车都配备了模特。更有参展商设计了高山、海滩等自然景观，让参观者身临其境，流连忘返。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11年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20年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22年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16年）“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17年）“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20年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18年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12年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20年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2003年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2003年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2003年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为了充分发挥教研组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的积极主导作用，调动教研组长的工作积极性，特制订如下细则，对各教研组进行考核。

一、总分按下列公式计算：考核总分=教研活动(40)+教学教研常规管理(30)+教育教学成果(30)

一、教研活动(40分)：(每小项5分)

1.教研组必须按照学校的安排，组织好每一次教研活动，缺一次扣5分(不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教研活动的，以缺一次论处)。教研活动内容不务实,搞形式主义，利用活动时间扯谈者，每次扣该组5分。

2.每次教研活动必须扎扎实实组织好教师的集体备课等活动，每次教研活动要有教研专题材料，教研过程记载要详尽，每缺记一次或少一次专题材料扣2分。

3.各学科教师必须按时参加教研活动，每缺一人次扣0.5分，迟到一人次扣0.2分，事假扣0.5分。特殊情况，如需请假，必须经教研处批准。

4.应积极参加教研处和教务处组织的各项教研教改活动(如教学比赛、论文撰写等)，每缺一人次扣0.5分，论文每少完成一篇扣1分。

5.各教研组每期必须有校本教研计划、总结、校本教研课题(专题)，按时交教研组活动计划，并按所订计划完成各项工作，期末必须有总结，计划总结每迟交一天扣0.5分，每缺一项扣2分。

7.认真组织好学生社团活动，,学生课外活动有记载资料,没组织者扣5分,无资料者扣2分。

8.积极开展教师传帮带活动并有详细记载,没开展扣5分,无资料扣2分。

二、教学教研常规管理(30分,每小项6分)：

1.教师应及时备课并及时将教学案交教研组长检查,

教研组长每两周检查一次教学案和作业,教研活动时小结检查情况。检查记载表应及时交教研处,每缺交一次扣2分。

2.每学期至少要有3堂公开课(含交流课、示范课,6人以下的组2堂)。每少一堂扣2分。

3.教师每人每月听课不少于2节,每节课必须写明听课日期,并有切实中肯的评价记录,每人每少一节扣0.5分。

4.每次教研活动要组织教师进行集体备课，集体备课的教学案、课件等应及时上传到学校的教学案库，每少一节扣一分。

5. 各教研组应按学校要求组织好教师业务学习，每学期业务学习笔记不得少于 5000字。每人每少500字扣1分。

三、教育教学成果(30分)：

说明：(1)、省教研室论文一等奖赋2分;二等奖赋1分;三等奖赋0.5分。：教育部课题小组论文按省级论文算。市教研室论文一等奖赋1分;二等奖0.5分;县区教研室论文一等奖赋0.5分。

(2)国家级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赋1分;省级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赋0.5分。

(3)中国教育学会学科专业委员会论文一等奖赋2分;二等奖赋1分;三等奖赋0.5分。

(5)编写教辅材料不予赋分。

(6)所有论文证书必须附有相应的文本，否则不予承认。

2、专业工作奖励赋分：

注：(1)、同年同类业绩获得不同次的奖励，按最高级别计分。

(2)、奖励均以获奖证书和表彰决定为准,凡由民间社团评选授予的各种奖励或成果的不得赋分。

3、关于优质课：

①省教研室优质课：一等奖赋4分;二等奖赋3分;三等奖赋2分

市教研室优质课一等奖赋3分;二等奖赋2分;三等奖赋1分

县区教研室优质课一等奖赋1分，二等奖赋0.5分;观摩课、示范课按优质课标准折半赋分;

校级公开课一等奖赋1分，二等奖0.5分。

②市教研室优秀教案、说课比赛、范读比赛一等奖赋1分(含市电教馆课件);二等奖赋0.5分;区级一等奖赋0.5分。

⑥市科技创新大赛奖赋1分。

⑦进行专题辅导讲座的主讲人(有证书的)按同级同类公开课赋分。

教育委员会，教育协会的各类证书按同级教研室发放的各类证书赋分标准计分。教师素质大赛按优质课对待

优秀教研组按相应级别人均加优质课一等奖赋分标准的2倍，组长3倍。

各类证书以公章为准，如发现时间不明确，有涂改痕迹，一律做废。

4、各类团体活动：辅导学生参加体育竞技类、艺术类等比赛，同一赛事只记最高奖项，不重复计奖。

5、辅导奖(必须是教育系统组织、学校同意参见的各类比赛，否则不与承认。

6、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作用,为校园网撰写文章(含上传课件)，每篇(个)奖0.5分。(本项累计不超过4分)

四、评比与奖励办法:

1.以上第一、二两款只扣分,不加分(不符合要求的扣分,超过要求的不加分)。

2.各教研组第三款奖分累计若超过30分，按30分计，因客观原因。

3.各教研组按初中和小学两个学段进行评比。按分数高低排出名次。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同志们：

很高兴参加今年的全省电大党委书记和校长会议。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借此机会向辛勤工作在全省各地电大的教育工作者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批示创办广播电视大学30周年，又是中央电大开放教育由试点转入常规办学的第一年，还是我省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高的关键一年。这一次全省电大党委书记、校长会议非常重要，对于研究电大教育的新形势、理清新思路、进一步促进电大开放教育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年初，中央电大召开了全国电大党委书记、校长会，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她的讲话阐述了当前我国教育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大力发展远程教育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就今后一个时期电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传达全国电大党委书记、校长会议精神，总结交流我省电大近几年来的办学经验，研究进一步加快电大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具体措施，安排部署我省电大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20xx年度的工作。下面，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充分肯定电大教育为我省高等教育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的高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和创新，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进一步提高。20xx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35.52万人，在校生109.52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招生9.28万人，在校生24.94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19.68%，实现了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在我省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河南广播电视大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办20xx年来，先后培养本专科毕业生41.68万人，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省高等教育的升学压力，部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教育公平，为我省实现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适应不同学习需求，多样化教育服务新模式初步建立。长期以来，我省电大始终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满足了各类社会成员在职学习的不同需求。我省电大在校生中，有超过65%的学生来自基层和农村，超过90%的学生来自在职人员。电大以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

二是综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远程教育新平台初步搭建。我省电大注重多种媒体技术的有效整合，形成了天地人网结合、三级平台互动的开放教学和学习环境，并实现以广播电视手段为主向网络技术手段为主的教育技术转变，成为我省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

三是合作办学，整合与共享教育资源，教育教学新途径有效拓展。社会广泛参与是我省电大20xx年办学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我省电大先后与工商、铁路、油田、卫生、保险、机械等行业和企业联合办学，各基层教学点利用科研院所、厂矿企业的实验实习场所和仪器设备，开发各种社会资源，促进了我省电大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了电大办学的社会适应性。

四是有效保障远程教育质量，质量监控新机制基本形成。经过多年探索，我省电大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两导两学”教学模式、“六三一”教学管理模式和“三一二”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构建了我省最大规模的、遍布城乡的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天地人网结合、三级平台互动”的远程教育网络;建立了八要素教学质量保证、监控体系，有效保证了终身学习背景下的开放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这些成绩既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又是继续办好电大事业的基本经验,我们要认真总结，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省电大教育事业发展中还面临一些问题，我分析一下有这么几条：

一是电大教育仍不能适应多元化教育发展新形势的需要。近几年，电大虽然积极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由于受到普通高等教育多种形式办学的影响，电大开放式教育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使得电大广大干部教师对未来发展走向比较困惑。

二是电大教育系统办学功能有所弱化。由于近年来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电大的办学系统网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县级电大由过去的完全独立型分化为独立与非独立两种类型，县级教学点萎缩分化严重，电大系统管理难度大幅度增加，各地电大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三是电大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已转入常规，我省电大与各市电大也提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模式，但推广应用还不理想。质量较高、特色鲜明、适应学习者自主学习的优质教学资源还比较缺乏，网上资源的应用还未能引起师生的普遍重视。这些问题我们要很好的分析，认真地研究解决。

二、紧紧抓住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的历史机遇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电大来说，要进一步认清新形势，抓住新机遇，适应新要求，谋求更大的发展。

一是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为电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xx大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出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的小康社会教育发展目标。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是对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功能的新要求和新定位。这充分肯定了远程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党中央对远程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教育改革的深化，利用卫星、计算机、多种媒体和互联网等多种教育手段进行学习的方式，逐渐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终身学习的理念日益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中国的远程教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作为远程教育骨干力量的电大势必将占有重要地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教育部门的工作部署对电大提出了具体任务。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订《20xx—20xx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正在进行的《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已列入教育部重大课题。在教育部今年的工作要点中，第一次提出要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为依托，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大学等重要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现代远程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此外，教育部也正在加紧起草《终身学习法》，建立更加开放和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制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广播电视大学将发挥更大的平台作用。我省高度重视远程教育工作，积极扶持电大的发展，省教育厅今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积极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重视成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发展与改革，大力发展以实施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教育，推进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加大对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和函授站的监管，提高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质量。” 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同志在今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把人口大省转变为人力资源强省。人力资源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第一资源。”“教育必须为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做出新的贡献。”“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设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使广大人民群众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我想，随着这些重要措施的出台，必将推进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电大将迎来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春天。

三是社会的旺盛需求为电大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我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20xx年底，全省年末总人口9869万人，常住人口9360万人。这么多人口，素质低，就是沉重的人口负担;素质高，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源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的根本途径。要把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的跨越，必须优先发展教育。20xx年，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68%，而同期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多百分点。同其他省份相比，浙江是38%，江苏是37%，山西是24%。与上海、北京这些先进省区的差距更大，上海、北京都是70%以上。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则更大，仅相当于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要达到20xx年我省教育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基本建成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我省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道远。要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人力资源强省，除了发展传统的教育形式外，也要大力发展各种非传统的教育形式。不仅需要建设更加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更需要形成一个便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低成本、高效益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是目前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教育形式，应该成为我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因此，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将是我省基本形成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发展远程教育、继续教育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教育发展的重点之一。

三、着力推进电大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今后电大教育的发展，一定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国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全局，要以全民终身学习为己任，以搭建服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大平台为目标来思考电大的未来。为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电大教育工作，我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办学要开放。开放教育是电大教育的特色，也是电大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定要很好的坚持。首先思想认识要开放，电大人要主动接受和理解新生事物。新的教育理论、新的教育媒介、新的教育形式都是新生事物，电大教育要主动吸收和利用这些新生事物。要真正从思想上明白“开放教育”才是自己真正的发展方向。其次办学形式要开放。要采取开放灵活的办学形式，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非学历教育;坚持执行和完善学分制，做好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衔接;坚持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教育服务。

二是定位要科学。首先我们要认清形势，利用好教育政策调整创造的有利条件。教育部《关于“”期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和办学秩序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发挥成人高等学校在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成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力度;积极适应在职从业人员的需求，继续坚持以业余学习为主的办学形式，大力发展以实施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教育;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主要采取函授、夜大(业余大学)、电大、自学考试等业余的教育形式。教育部同时要求从20xx年起，普通高等学校停止招收成人脱产班，成人高等学校招收成人脱产班的规模要根据具体行业需求从严、合理确定。教育部规范成人高等教育的举措，给电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我们要把握机遇，一心一意办好开放教育。去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总结性评估结论，开放教育由试点转化为电大办学的常规形式。这一点充分说明了电大经过八年开放教育的实践，探索了一条符合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的新路子;探索了一种适应不同学习需求，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新模式;探索了一个合作办学，整合与共享教学资源的新途径;探索了一套有效保证远程教育质量的新机制。今后，各级电大一定要以开放教育为发展方向，明确开放教育的主体地位，牢牢抓住开放教育这个中心，聚精会神、心无旁骛把开放教育办好。这项工作做好了，会有效带动非学历教育的开展，使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公共服务等多项功能之间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推动电大教育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是质量要提高。质量是电大教育的生命线，在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高的大背景下，电大教育要继续坚持教学管理的“五统一”制度，进一步健全以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建设、教学过程控制、学习支持服务、教学管理、系统运作五要素为重点的质量保证体系，以高质量的办学成果和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来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鉴于电大特殊的教学方式，更要注重优质教学资源的汇聚。开放教育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本质上就是学生利用多种媒体教育资源来自学，加之以适量的教师辅导与指导。多种媒体教学资源质量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电大作为我省远程教育的平台，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整合和利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包括整合普通高校的资源，行业部门的资源，培训机构的资源等等。这种优质资源整合能力是推进开放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促进质量提升的重要保证。

四是管理要规范。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全省电大已经建成了以省电大为龙头、22所市级电大为主干、100多所县级电大为基础的基本覆盖全省城乡的开放教育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我们就可以把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全省城乡，输送到基层行政区域。这个系统是电大的优势，同时也是我省远程教育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维护好、发展好这个系统。规范管理既是电大办学的自身需要，又是实现电大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电大系统建设的有效途径。电大办学要以规范求质量，以规范树形象，切实做到三个“规范”。首先是市、县级电大设置要规范。设置市、县级电大必须具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符合中央电大和省电大专业教学要求的专、兼职教师及管理、技术和科研人员队伍;具有完成专业教学所需的实验和实习条件，以及能够胜任相关工作的指导教师;具有开展教育教学支持服务所必须的场地和基础设施;具备基本的远程教育设施条件。其次是省、市、县三级电大职责要规范。全省电大实行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省电大的主要办学职责是制定发展规划，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协调运作;市级电大的主要办学职责是区域教学管理，信息上通下达，提供支持服务;县级电大的主要办学职责是落实规章制度，组织日常教学，创建办学环境。再次是各项管理制度要规范。电大系统要实施规模与质量协议管理。市级电大(含直管县电大)要保证开放教育和省管成人教育在校生规模保持在当地总人口的万分之五以上;县级电大要保证开放教育或省管成人教育在校生规模保持在200人以上，或年招收注册新生100人以上。要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对当年教学工作绩效考核不合格或招生规模不达标的市、县级电大，省电大要在全省电大系统内给予黄牌警示，限期整改，并通报给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限期整改(一年)又无明显成效的办学单位出示红牌，终止办学协议，就地重新选定办学单位。市级电大如不愿意或无能力承担对所属分校的管理，经协商，该市所属分校可由省电大直接管理。要建立正常的培训机制。就电大来说，由于是系统管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辅导教师的培训就更为重要。特别是今年是省教育厅确定的教师培训年，希望此项工作省电大要牵好头，市级电大要积极配合，认真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教师培训年的一系列精神和要求，做好电大系统的教职员工培训。

当前电大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但是我们要很好的抓住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发展电大是建设人力资源强省的需要，是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需要，是缩小地区之间差异的需要，同时也是电大自身发展的需要。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就要落后，就要被淘汰，我们自己的生存就成了问题。作为事业的发展，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大形势，不能找客观原因，应当从主观上，从自身多检查问题，多研究发展，这样电大才能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同志们，广播电视大学是我省发展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也是我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原崛起、推进两大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任重而道远。省教育厅依托电大构建了精品课程共享在线平台，质量工程的一些建设项目如省级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特色专业等优质项目资源也将放在电大在线平台上。省教育厅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电大教育的发展，进一步制定促进电大开放教育发展的政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落实支持地方电大发展的具体措施。各地方电大也要开拓创新，不等不靠，多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汇报沟通，更加积极的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利用好整个电大系统，提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的能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希望全省电大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工坚定信心，增强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认清形势，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扎实苦干，为构筑我省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七

12月x日下午第一节课，我们教研组开展了评刘老师的《愚公移山》课和研讨活动，全体老师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其间，教导处孙主任莅临我们教研组，指导我们教研组的教研活动。

经过四年级语文教研组全体教师的积极地研讨，针对四年级学生开展的中国神话故事阅读教学，我们达成以下共识：

目标1：通过中国神话故事的教学，让四年级学生认识故事中的生字，能把中国神话故事读通顺。

目标2：让学生在学习中总结故事的主要内容，感知中国神话故事中鲜明的人物形象。

目标3：通过本课的教学，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这一中国神话故事。

目标4：通过学习，激起学生阅读中国神话故事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神话故事的阅读中去。

环节1：让学生把故事读通顺。

环节2：让学生读明白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环节3：能够用自己的话流利地复述这个中国神话故事。

环节4：推荐阅读类似的神话故事。

最新中国教研网研修心得体会和感想八

中秋节结束了，我校开启的主题活动也圆满的结束了。现就活动总结如下：

一、教育学生了解中秋传统文化。

1、学校通过布置假期作业，让学生主动自行了解中秋节文化，收集地方中秋习俗，让学生更易了解中秋节的来历，了解中秋节的相关文化，体会、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开学后各校组织“我们的节日――中秋节”国旗下讲话，开展“中秋节”主题班会。

3、制作黑板报，通过营造节日氛围，宣传中秋知识，让学生多渠道了解传统文化。

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愉快有意义的节日。

1、中秋节是人们盼望团圆、思念亲人这情感的寄托节日，是一个以亲情为主干线的节日。全县各乡校广泛开展了“表孝心、送关心”、发亲情短信、送节日祝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等实践活动。

2、开展了以“品月饼、赏圆月、过佳节”为主题的征文、绘画、书法等活动，帮助学生合理表达过节的愉快心情。

三、开展中秋节慰问活动。

1、中秋节前，我局组织

人员到援疆教师李维超家进行了慰问。表达了对援疆教师家属的感谢和祝福，让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援疆教师家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2、各乡校开展慰问退休教师活动。为家庭困难的退休教师送去月饼、水果等慰问品，向老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们为献县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3、各乡校还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慰问贫困学生等活动。让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与其他同学一样，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节日。

中秋节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我局通过组织全县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引导学生了解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而且能大大地激发学生们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