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 大革命时期的感悟(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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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学习心得体会范文篇1

根据局党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部署，近期，盐城市局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

《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既收录了曾在盐城地区生活战斗过的刘少奇、陈毅等铁军将领留下的许多好家风故事，也收录了近年来全市上下涌现出的身边好人和先进典型，他们的先进事迹诠释丰富了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示了“厚德盐城”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品牌。

学习活动以支部为单位，支部委员们先学一步，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支部党员岗位、年龄等特点，共同研究确定本支部重点学习篇目，要求每名党员利用党小组会、支部大会就重点学习篇目结合自身工作和生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通过开展学习，进一步凝聚起全局党员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率先垂范的正能量，激发了全局党员立足本职，争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巨大热情。

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学习心得体会范文篇2

优秀革命前辈红祺个人先进事迹

张祺这个英名，对于像我这样的晚生、后学，的确有些陌生。有幸阅读这位历史老人，是从一摞厚重的党史资料和几位领导、专家的深情讲述开始的。

因为工作关系，促成了不久前的一次沪上之行。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告诉我们，张祺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为上海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老人于1993年在上海逝世，终年83岁。如果张老还健在的话，作为百岁老人，面对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喜人变化，他该何等高兴和欣慰!

张祺，1910月生于浙江浦江，幼年家贫，小学毕业即外出做工;1930年进上海美亚绸厂当织绸工，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美亚绸厂六分厂团支部书记，领导并参加震动全国的美亚绸厂工人总同盟罢工;1934年7月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筹备组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上海市委顾问等领导职务。

对于张祺的功绩，上海市人大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矢志不渝，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压力下，都始终坚持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他扎根群众，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服务大局和服务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会建设成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奋斗不息，不论担任何种职务，始终谦虚谨慎、勤勉好学，严于律己、恪尽职守，不计名利、甘于奉献，始终保持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崇高风范。

在白色恐怖下，张祺一次次经历了战友被敌人残酷杀害的悲愤、置身被特务紧追不舍的险境，但他从未动摇过理想信念。他的侄子张伯禧回忆说，1946年3月的一天，特务在雁荡路一带抓张祺。当时，张伯禧刚好坐电车经过，车外一片混乱，听说是抓共产党，而且传来了枪声，并看见一个人影朝电车奔了过来。早已对特务行径恨之入骨的电车司机在放过来人之后，故意挡住了特务的去路事后，张伯禧来到叔叔家，叔叔没有任何紧张、后怕，表现出的依然是自信、坚毅和果敢。直到多年以后，张伯禧才知道，雁荡路那惊险一幕，原来要抓的正是自己的叔叔。

1958年2月，张祺任上海市长宁区委第一书记。三年困难时期，张祺虽身患多种疾病，但仍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动员并带领区委干部和全区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经常抽出时间到各个菜市场了解副食品供应情况，倾听群众呼声。为克服暂时困难，抽调30名干部，组织267个单位自力更生养猪、鸡、鸭、鱼，分配给有关干部职工,减轻市场供应的压力。同时，他还抓工业生产，至1959年底，区工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增长46.1%，全区评出53个先进集体、117个先进生产者,其中全国先进集体4个、全国先进个人13人。平时，张祺生活十分朴素。他家孩子多，困难大，粮食不够吃，而自己常工作到半夜时分才下班回家，吃一碗菜泡饭充当晚餐。张祺当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组织上按规定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但他却经常把这些钱物拿去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张祺也和其他老同志一样惨遭迫害。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张祺，带领各级工会组织拨乱反正，大力恢复和发扬工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期间，他要求各级工会领导：“要做无名英雄，培养和树立一批又一批的劳模先进工作者，扬名四海，而自己却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舍己为人„„我们为党和国家发现和培养了人才，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晚年，张祺还分别担任了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主任，指导上海地方党史、工运史的征集、研究和编撰，满腔热情地为党史工作发挥余热。他历时8年，根据亲身经历，查阅大量资料，以80岁高龄抱病完成了27万字的《上海工运纪事》，为党史、工运史研究留下了一部重要史料。张祺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令人感佩，催人奋进。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wenge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冠名“红岩”，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

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重庆红岩村，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由此正式冠名，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任中共中央后第一次视察重庆，他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xx年5月，再次视察重庆，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xx年10月党的xx大召开前夕，到重庆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中国革命精神中的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了井冈山精神，其内核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其内核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其内核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其内核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因此，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库。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之所以“红船精神”是我们党革命精神之源，这是因为“红船精神”是我们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实践开篇、动力源泉。

一、“红船精神”是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回顾我们党九十多年历程，伴随其所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特性，又无论从定义解释还是从渊源关系看，更加清楚地感到，“红船精神”是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从定义解释看。《辞海》对“革命”作出如下定义：广义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狭义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里所指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一种狭义革命而产生的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思想结晶，是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精神风貌、精神力量的集中写照。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源于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它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能代表时代现实的一种又一种独特精神。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无论从定义解释看，还是从时间上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产生最早的革命精神。

从定义要素看。根据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需要两个要素。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主体要素。这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而产生的精神属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其次，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基本要素。按照这两个要素来观察，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符合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要素;但“五四”运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仅仅具有革命精神形态，并不属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而“五四”运动后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所蕴含精神的形象概括，理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从渊源关系看。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段的任务不同，革命者在各个革命实践活动中会有不同精神表现，因而在伟大革命历史进程中分别产生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伟大中国革命精神。然而，这些革命精神产生又有其共同思想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为核心的“红船精神”。在红船上完成缔造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红船精神”指引下，沿着红船航向，走向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并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也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其中“红船精神”是这些革命精神之源，其它革命精神都可以在“红船精神”里找到源头;其它革命精神既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又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发展，是“红船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二、“红船精神”是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开篇

回首我们党发展史，“红船精神”不仅是我们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开篇。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为标志，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篇章铺平了道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支撑，并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创建了我们的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历史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强大物质力量。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到了一个关节点，迫切需要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它剥削阶级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一经出现，就自觉地担当起阶级重任和民族重任，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地主阶级洋务派幻想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来补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天，资产阶级维新派幻想通过圣明贤达的皇帝进行多方面改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随后的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始终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走笔直的发展道路，而必须先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才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这一切认识的起点，都有源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所确定的根本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三、“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展的动力源泉

面向新征程，需要新精神。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的精神历程，追根溯源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动力源泉，那就是“红船精神”;面向新征程，同样需要依靠“红船精神”，让我们党革命精神不断延续与发展。

拥有首创精神，才能勇于开辟新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尤其认识到革命没有现成道路可走，没有现成模式可循，这就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解决，这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创新精神为自己开辟道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作为“红船精神”的核心始终贯穿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激励广大共产党员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识，沿着红船航向，根据实情，结合实际，勇探新路，不断成功走向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面向新征程，拥有首创精神也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也只有不断弘扬首创精神，才能我们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发展、实践不断创新，推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拥有奋斗精神，才能不断赢得胜利。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灵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复杂，无数共产党员为什么能够抛头颅、洒热血，甚至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因为他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共产主义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美好事业。面对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经遭受多次挫折与失败，但凭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奋斗精神，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把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过多次挫折与失误，也是凭着这种奋斗精神，不断开拓创新，终于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支撑着无数革命先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向新征程，同样离不开奋斗精神的正确引导与精神支撑。

拥有奉献精神，才能始终保持本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党的一大会议最后在红船上通过的纲领，就明确提出了要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思想。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立志于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使党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汲取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正是同这一历史创造者建立起血肉相连、鱼水相依、亲密无间的关系，革命力量才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战胜一切貌似强大、欺压人民的反动势力，创建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面临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只有广大共产党员继续弘扬奉献精神，才能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整个社会倡导奉献精神，才能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总之，“红船精神”作为我们党革命精神之源，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六

1.主旨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样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240)，包括贵族、宗教、法律等社会机制，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中央的集权化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72-73)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87)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自18世纪初规模就不断扩大。与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渐消失不同，巴黎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3.贵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18世纪的法国贵族无论在国家管理乃至农村事务上，都丧失了其政治权力，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上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不是贵族而更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240)。

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面在内部排除中产阶级(新兴的资产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

4.非宗教倾向

在此之前，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之中普遍弥漫着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倾向。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维尔看来，“治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91)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因此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

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

5.知识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从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事件的指导，使得一切法律体系都在攻击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不满完全对立。(241)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感到惊奇。”(243)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七

从南昌某校内狭窄的书店角落里，穿越到烟台某县某院冷清的自习室内;从爽快清澈的南方七月夏日，到喑咽无言的十一月北国寒秋。从第一页的翻阅前行，历经多少页的步履蹒跚，却也终于到了这最后一页——《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终于在今天，被此阶段的我给吃干抹净了。

书是死物，书里作者的观点态度也许只能表达传递出万一，此刻合上尾页，想问问自己学到了多少，又进步了多少?没有直观的经验值与进度条让我去探寻——也许真的探寻量化了起来，会发现那进程不过竟也不过涨了毫末。但书本身承载的时光已经足够动人，由一本书延伸而来的，那些千千万万新的思考，哪怕我能抓住一点点，就已经很满足了。

东拉西扯这么多，一篇读后感的初衷隐隐有酿成杂文的趋势，我还是太啰嗦了，那个不舍得放弃什么都想要的坏习惯，从生活延续到笔端，浸润的是一整个偏执又虚弱的自我——写作是和自我对抗的过程，而表演一个试图写作的人，则让这件事变得丰厚。这句话之于我，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让我好好想想。在看这本书之前，法国大革命，留给我的是怎样的印象呢?他是巴黎公社的先导，是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运动;是封建统治没落时期朝代兴衰的必然。而历经这一场彻底的、从下至上以全盘推翻的流血革命，资产阶级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良币驱逐劣币，过往分利集团彻底毁灭，也总该让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那通往近现代国家治理之路的旅途上走的快一点，该比那些王朝或是改良后的王朝走的更快一点。

钱穆讲:历史的事有发生在桌上的，也有藏在台子下的。我们多注意发生在卓子上的事，却总忽视了藏在台下的事一样有力量。”而祸患多积于忽微，要探究什么真相、真理，就该从这些细微处发力，以小见大。放到一寸一寸的见分晓。托克维尔也说过，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与其用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还不如用近距离的，视角来得准确。哦，这本书也就是从零碎微末的各方面细节，为我展示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也正从。多个角度的管中窥豹中，渐渐显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历史本就好比一件美术展览馆，多赝品而少真货。我们更应一件一件一天一天的这样去看，方能离开某些大而化之的结论，脱离低层次的认知怪圈。

一。封建体制是在复兴时期迎来了这场大革命——因它的复兴速度远远跟不上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这本书每每令我想起万历十五年中的那个明王朝。自由，自1573至1610，明王朝的衰落已是一种制度发展至衰落后的必然。虽个人许有天纵之才、神机妙算，又或是智勇双全、万夫莫开。也全都已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无人可阻挡这种发展的必然。在中华大陆轮回反复多少次的历史反复推演过了，也难怪有人讲中国历史虽长，却简单明了——不外乎就是这个道理了。

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封建皇权统治极根深蒂固的国家，与古中国在诸多方面也都有着相似共通之处:两者同有着繁荣的文化成果，或是体现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或是体现在奢华骄逸的上层生活。中央集权曾一度让帝国达到威势之顶峰(路易十四)。但每落下一片阳光，当也投下一片阴影。所谓盛世的繁荣也总藏着积重难返的颓势，盛世，总是衰亡之始。(哪怕把所谓的康乾盛世划掉也没用，秦皇汉武贞观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的。。)

但这场由法国民众组成的大革命，和明末农民起义或是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在封建时期经常产生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并非民不聊生，人民在奴隶的位置上坐不稳才揭竿而起，不是王室衰弱以致政治无药可救，人民“不争自由便是杀头”。恰恰相反，如本书第三篇第四章题目所言，“路易十六统治的年代是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最昌盛的时代，可昌盛，却加快了大革命的发生”。

从行政措施里对自己和生命的重视、到税收机制里对“平民困境的彻底关怀”、再到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发展，“所有消费税的税收收入，每年都要增加200万。”法国的贸易量在1768至1788年的70年里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也增长到那个马尔萨斯都看不下去程度。如果我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对其进行阐述，那描画的会是”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主题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和方法八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奋斗史，也是革命精神不断弘扬发展的历史。开展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研究，不仅要解决其学科内涵问题，也要明确其历史定位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很多具有各种具体表现形态的革命精神，有的在各个阶段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坐标。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将革命精神归纳为三种，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将西柏坡精神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者把苏区精神和四大革命精神并列在一起。但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来考察，现有的“五种革命精神说”还是没有完整反映中共建党以后整个大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史。笔者认为，红船精神可以作为中共创党初期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精神。

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

红船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的全过程，蕴含着整个建党初期开展革命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而红船精神的提出则使中共革命精神史与中共党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20xx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明确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将红船精神提升到“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的建党活动和革命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他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井冈山精神：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路先锋

井冈山精神是党在领导井冈山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20xx年5月，在视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的核心特征是“敢闯新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苏联的革命经验不能照搬，马列主义又没有现成答案。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依靠弱小的革命力量，革命先辈们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这正是坚持发扬勇于开拓、敢闯新路的革命精神的鲜活反映。

苏区精神：建立政权、执政为民的重要实践

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以此为标志，苏区精神成为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并列的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坐标。苏区精神的核心特征是“一心为民”，我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正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曾在全国二苏大会上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区各级党政军干部自觉践行“一心为民”的宗旨，关心群众生活、真心为群众着想、积极为群众谋利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恢弘篇章

曾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作出过概括，他认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无论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已经突破了时空界限，深入人心，不仅在中共革命精神史上，而且在人类精神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延安精神：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

延安精神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其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中共革命精神的主要内涵在延安精神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鲜明地打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二是延安时期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在延安时期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的核心特征是“实事求是”。在延安时期，我党首次全面接受了实事求是精神的洗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了“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聚集到延安宝塔山下寻求真理，奉献青春和热血;正是源于这种精神，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能量，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西柏坡精神：迈入新中国殿堂前的精神洗礼

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两个务必”的精神，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敢于”的精神，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抓住历史时机，展开战略大决战，展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胆识和气魄;“两个善于”的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这些精神内涵都是在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中“两个务必”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特征。毛泽东同志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提升到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大课题的高度来认识，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执政的重大法宝和思想武器。西柏坡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高瞻远瞩。

综观中共革命精神史，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都是党在奋斗历史过程中积累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一脉相承，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形成完整的精神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