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 大革命时期历史心得体会(9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延伸一步，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不能怪老祖宗，老祖宗有了这么多的辉煌，并且将辉煌延续了下来，你作为华夏子孙，落后了，只能怪自己，只能是自己想方设法扭转落后局面，至于是否是发扬传统、全盘西化还是中西合璧，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

另外，看完这本书，觉得当年贺卫方关于说科举制度阻止了中国的民主不靠谱。记得当年在网上看贺卫方的文章，他说到，因为西方不同阶级不能流动，平民阶层永远是平民阶层，贵族阶层永远是贵族阶层，由于阶层之间没法流动，在经历你死我活之后，只好互相妥协，才有了民主;而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之间是流动的，平民也可以成为贵族，因此两个阶层就失去了妥协、协商的机会了，永远都是那些进入贵族阶层的人说了算。但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英国的平民和贵族阶层是可以相互流动的，而法国是不可以的;托克维尔认为正是因为英国的阶层间可以流动因此导致了渐进式的变革，而法国因为阶层间没有流动，只好爆发大革命。

这么看来，社会科学太难了，同样的现象，背后的解释可以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大多数没法做实证检验，更不要说因果推断了。

个人目前倾向于是因为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争夺，才有了西方的民主，如果不是因为王权、教皇的争斗、妥协、勾结，使得贵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那就不可能产生诸如三权分立、议会等制度安排的。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宗教的传统，就说中国没法形成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肯定会自己摸索出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民主形式的。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学习心得体会范文篇1

根据局党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部署，近期，盐城市局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

《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既收录了曾在盐城地区生活战斗过的刘少奇、陈毅等铁军将领留下的许多好家风故事，也收录了近年来全市上下涌现出的身边好人和先进典型，他们的先进事迹诠释丰富了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示了“厚德盐城”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品牌。

学习活动以支部为单位，支部委员们先学一步，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自支部党员岗位、年龄等特点，共同研究确定本支部重点学习篇目，要求每名党员利用党小组会、支部大会就重点学习篇目结合自身工作和生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通过开展学习，进一步凝聚起全局党员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率先垂范的正能量，激发了全局党员立足本职，争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巨大热情。

先辈先进典型事迹汇编学习心得体会范文篇2

优秀革命前辈红祺个人先进事迹

张祺这个英名，对于像我这样的晚生、后学，的确有些陌生。有幸阅读这位历史老人，是从一摞厚重的党史资料和几位领导、专家的深情讲述开始的。

因为工作关系，促成了不久前的一次沪上之行。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告诉我们，张祺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为上海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老人于1993年在上海逝世，终年83岁。如果张老还健在的话，作为百岁老人，面对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喜人变化，他该何等高兴和欣慰!

张祺，1910月生于浙江浦江，幼年家贫，小学毕业即外出做工;1930年进上海美亚绸厂当织绸工，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美亚绸厂六分厂团支部书记，领导并参加震动全国的美亚绸厂工人总同盟罢工;1934年7月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筹备组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上海市委顾问等领导职务。

对于张祺的功绩，上海市人大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矢志不渝，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压力下，都始终坚持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他扎根群众，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服务大局和服务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会建设成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奋斗不息，不论担任何种职务，始终谦虚谨慎、勤勉好学，严于律己、恪尽职守，不计名利、甘于奉献，始终保持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崇高风范。

在白色恐怖下，张祺一次次经历了战友被敌人残酷杀害的悲愤、置身被特务紧追不舍的险境，但他从未动摇过理想信念。他的侄子张伯禧回忆说，1946年3月的一天，特务在雁荡路一带抓张祺。当时，张伯禧刚好坐电车经过，车外一片混乱，听说是抓共产党，而且传来了枪声，并看见一个人影朝电车奔了过来。早已对特务行径恨之入骨的电车司机在放过来人之后，故意挡住了特务的去路事后，张伯禧来到叔叔家，叔叔没有任何紧张、后怕，表现出的依然是自信、坚毅和果敢。直到多年以后，张伯禧才知道，雁荡路那惊险一幕，原来要抓的正是自己的叔叔。

1958年2月，张祺任上海市长宁区委第一书记。三年困难时期，张祺虽身患多种疾病，但仍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动员并带领区委干部和全区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经常抽出时间到各个菜市场了解副食品供应情况，倾听群众呼声。为克服暂时困难，抽调30名干部，组织267个单位自力更生养猪、鸡、鸭、鱼，分配给有关干部职工,减轻市场供应的压力。同时，他还抓工业生产，至1959年底，区工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增长46.1%，全区评出53个先进集体、117个先进生产者,其中全国先进集体4个、全国先进个人13人。平时，张祺生活十分朴素。他家孩子多，困难大，粮食不够吃，而自己常工作到半夜时分才下班回家，吃一碗菜泡饭充当晚餐。张祺当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组织上按规定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但他却经常把这些钱物拿去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张祺也和其他老同志一样惨遭迫害。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张祺，带领各级工会组织拨乱反正，大力恢复和发扬工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期间，他要求各级工会领导：“要做无名英雄，培养和树立一批又一批的劳模先进工作者，扬名四海，而自己却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舍己为人„„我们为党和国家发现和培养了人才，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晚年，张祺还分别担任了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主任，指导上海地方党史、工运史的征集、研究和编撰，满腔热情地为党史工作发挥余热。他历时8年，根据亲身经历，查阅大量资料，以80岁高龄抱病完成了27万字的《上海工运纪事》，为党史、工运史研究留下了一部重要史料。张祺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令人感佩，催人奋进。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奋斗史，也是革命精神不断弘扬发展的历史。开展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研究，不仅要解决其学科内涵问题，也要明确其历史定位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很多具有各种具体表现形态的革命精神，有的在各个阶段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坐标。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将革命精神归纳为三种，即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将西柏坡精神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研究者把苏区精神和四大革命精神并列在一起。但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来考察，现有的“五种革命精神说”还是没有完整反映中共建党以后整个大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史。笔者认为，红船精神可以作为中共创党初期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的历史坐标，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精神。

红船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

红船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的全过程，蕴含着整个建党初期开展革命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而红船精神的提出则使中共革命精神史与中共党史在时间序列上实现了一致性。20xx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明确红船精神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将红船精神提升到“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的建党活动和革命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他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井冈山精神：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路先锋

井冈山精神是党在领导井冈山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20xx年5月，在视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的核心特征是“敢闯新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苏联的革命经验不能照搬，马列主义又没有现成答案。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依靠弱小的革命力量，革命先辈们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这正是坚持发扬勇于开拓、敢闯新路的革命精神的鲜活反映。

苏区精神：建立政权、执政为民的重要实践

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始终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推动创先争优，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以此为标志，苏区精神成为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并列的中共革命精神历史坐标。苏区精神的核心特征是“一心为民”，我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正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曾在全国二苏大会上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区各级党政军干部自觉践行“一心为民”的宗旨，关心群众生活、真心为群众着想、积极为群众谋利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长征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恢弘篇章

曾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作出过概括，他认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无论在中国军事史上还是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不畏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已经突破了时空界限，深入人心，不仅在中共革命精神史上，而且在人类精神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延安精神：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

延安精神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集中呈现，其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中共革命精神的主要内涵在延安精神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鲜明地打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二是延安时期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在延安时期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的核心特征是“实事求是”。在延安时期，我党首次全面接受了实事求是精神的洗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了“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聚集到延安宝塔山下寻求真理，奉献青春和热血;正是源于这种精神，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能量，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西柏坡精神：迈入新中国殿堂前的精神洗礼

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两个务必”的精神，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敢于”的精神，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抓住历史时机，展开战略大决战，展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胆识和气魄;“两个善于”的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精神。这些精神内涵都是在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中“两个务必”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特征。毛泽东同志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提升到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大课题的高度来认识，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执政的重大法宝和思想武器。西柏坡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高瞻远瞩。

综观中共革命精神史，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都是党在奋斗历史过程中积累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一脉相承，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形成完整的精神序列。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拜访”完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似乎是在读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

1. 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我们最引以为耻的wenge来“说事”。它究竟是历史的逆流畸形，还是革命的继续?我们应从其爆发的原因说起。无论其客观原因(国内左倾，国外“修正”)还是毛泽东的主观原因(打倒官僚主义、建设更加高尚的社会主义)都是大势所定，都是革命进程的因素“作怪”。毛泽东不过是煽风点火(也决非一时头脑发热),四人等不过是添油加醋而已。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

2. 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官员致仕不再还乡，农民中有文化有钱财有志向的都纷纷涌向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一些货真价实的土豪劣绅。除了几个戴眼镜的乡村建设者和国家征税征兵时会想到他们外，大多数农民也被抛弃了。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

3. 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的位置虽然没有这么显赫，但其作用也不容小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

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

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进优秀的看家法宝、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走向胜利的政治优势。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就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通过彻底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地把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1、革命精神来自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深刻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精神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革命理想高于天”到“不忘革命初心”，革命的觉悟、情怀、意志溢于言表。特别是2016年年底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明确提出“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精神的重视与强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深刻认识、科学遵循与自觉践履。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有些人把革命简单地等同于曾经发生过的暴力革命、革命战争、革命运动等，并且认为革命已经逝去、革命不再需要。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虽然上述形态毫无疑问是革命的形态，甚至还是革命最直接的、最现实的、最管用的形态，但却不能说是革命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说是革命的本质形态。关于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做了极为简明而又科学深刻的论断，这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后来马克思又称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总是要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危机、痉挛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解决了，社会就发展进步了，历史就前进了。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革命直接政权的阶级更替，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兴亡存废，但深藏其后更为根本的是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邓小平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因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社会矛盾不会消失，革命自然不可避免也不会消失。所以，对革命不存在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必然性的物质力量”。1851年恩格斯给马克思写的信中讲“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建立新的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

正是有着对革命的科学认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就是革命者，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碎旧世界夺取政权的革命当然已经结束了，带领人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却依然在进行中，并且要继续进行下去。从身份上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党，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带领人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党，是具有革命精神的执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革命精神是十分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用旺盛的革命精神来进行自我革命，并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2、保持革命精神就要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了慷慨悲歌的社会革命运动，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革命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当代中国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这一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这一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代，中国开始了从快速发展到全面发展的模式跨越，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发展阶段跃迁。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从观念到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要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高度进行战略筹划，从推进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做出应对之策，以更加旺盛的革命精神开启新时代的新革命。通过革命精神深化社会革命，用社会革命淬炼革命精神。

3、保持革命精神还要勇于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建党初期对党员和党的一些组织“思想不纯”以及“左”倾“右”倾错误进行自我革命，在长征途中对党和军队中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裂逃跑主义进行自我革命，在延安时期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自我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一系列的自我革命。也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带领中国社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僵化、教条、片面、不成熟思想认识、行为习惯与制度模式的自我革命，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摒弃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踏上了带领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也让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从八项规定转作风到雷霆万钧反腐败，从扎紧制度的笼子到高扬理想信念，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到加强党内监督，从洗澡出汗、壮士断腕到刮骨疗毒、凤凰涅盘，中国共产党切实解决了党在作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现了政党面貌的大革新、政党形象的大提升、政党制度的大完善、政党能力的大提高。

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及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更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要想不被挑战打倒，要想永葆生机活力，一定要勇于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自警，同样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自信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这一斩钉截铁的论断，同样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新觉醒。一个世界上最伟大又最强大的政党，当然不应该犯这种颠覆性的错误，也不允许犯这样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我们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中继续百炼成钢。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六

根据组织安排，我有幸参加了__组织的井冈山学习，在革命胜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领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襟、壮志情怀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几天的培训学习虽然短暂，但却给我留下了很多的震撼、很多的启迪、很多的沉思、很多的激励，平凡而又伟大的“井冈”二字，从此更加鲜活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镌刻在我的生命历程中。

这次井冈山之行安排得丰富而又充实，我们在井冈山参观了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斗争史展览馆、井冈山碑林、小井红军医院、毛泽东旧居、黄洋界哨所等地。随着老师讲解，大家追忆着井冈山革命先烈英勇抗敌、顽强斗争的感人历史，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感受着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每到一处参观，都是一次教育、一次熏陶，让人终身难忘。这些有关井冈山斗争及井冈山精神的专题教学，使我的心灵接受洗礼，情感受到震憾。我的情绪一次一次被感染、共鸣、振奋，在我的心中，井冈山早已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更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震撼、一种吸引、一种信仰。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当年这些革命先烈经历了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仍然矢志不渝、坚守信念?是什么力量激励着当年这些革命先烈经历了惨烈悲壮的战争，仍然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解放之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零四个月，但却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培育出了凝聚中华民族之魂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和这条道路，伴随和指引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从此走向胜利，走向成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井冈山燃起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祖国大地，燃出了一个新中国。“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默默地吟诵着毛泽东同志的《西江月•井冈山》，脚踏着革命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片红土地，耳边似乎回响起密集的战鼓、嘹亮的号角和震天的喊杀声，眼前仿佛浮现出满山遍野的革命者在猎猎红旗的指引下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打击进犯之敌。我忽然意识到，这股力量的源泉正是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就是井冈山的红土地和革命先烈的鲜血所凝炼、所铸造的井冈山精神。

通过本次学习培训，确实使自己受到了深刻的心灵净化和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到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伟大现实意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政治素养，也切实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思维能力。联系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主要有以下一些感受和启发：

一、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井冈山斗争时期，环境非常恶劣。一方面，新生的革命队伍处在强大的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多次“围剿”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敌军实行了经济封锁，革命根据地物资匮乏，供应十分紧张，可以讲是极度艰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力量做支撑，革命胜利恐怕会成为天方夜谭。“红米饭、南瓜汤”，吃树根，穿草鞋，这既是当时红军生活的真实写照，又反映了他们的革命乐观精神，井冈山根据地军民正是凭借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战胜了一批又一批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根据地军民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精神，不向困难低头，不向敌人屈服，坚忍不拔将革命进行到底，以点滴星火燃起燎原之势，创造了中国革命的奇迹。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队、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没有精神支柱,势必走向沉沦。当前新经济新常态下，作为一名__，更要像革命前辈学习，努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

二、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红军当年在井冈山时期，条件极端艰苦，面对国民党频繁的“会剿”和经济封锁，正是依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依靠群众，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过去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现在搞建设、抓经济仍然要靠艰苦奋斗，尤其是__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头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认真执行中央、省、州各项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坚持勤俭节约，从自身做起，努力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切实提高作风修养，做模范先锋表率。

三、要始终践行群众路线。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制定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证明，共产党和群众是一心的。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到，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谋得意，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在战争年代共产党能取得胜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充分相信依靠群众、组织宣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井冈山精神的法宝。当前，各项惠民利民政策陆续颁布实施，精准扶贫、医疗卫生改革……无不体现了共产党对群众的关心和关爱。我们一定要用好手中的权力，强化责任，明确目标，讲求方式方法，切实做到“权为民所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做到上下左右共同前进、协调发展。

四、要始终做到求真务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和逆境面前，不灰心、不气馁，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创新之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开拓进取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精神。当前，各项工作纷繁复杂、任务很重，但不管情况怎样，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在工作中，要注重强化务实意识，要讲真话、重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敢于担当，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进一步加强计划性、摸索规律性、增强实效性，积极开拓创新，把工作做实做好。

井冈山之行虽然结束了，但革命先辈的情怀、井冈山的精神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指引和激励着我今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我一定把革命优良传统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坚定信念，开拓创新，以更高的境界约束自己，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__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七

党史上，我们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10年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今天我们就围绕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汲取血的经验教训三个方面为大家讲述一下这跌宕起伏的十年。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扛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还创建了一系列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英勇的武装反抗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瞿秋白为主席。

这次会议为挽救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换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复兴陷人低潮的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新确定的革命方针，党先后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各级组织，发动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在进攻长沙受挫后，转往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寻求立足之地。12月11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

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最著名的三大起义，其他起义遍及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很快失败了。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武装暴动中建立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发出通告，将革命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此前有的起义武装已称红军）。此后，各地革命武装相继改称红军，继而又开始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二）胜利召开党的六大

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了，但怎样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应当通过十月革命一样的形式靠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把恢复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所部署的一系列武装暴动，都把向城市进攻、夺取城市作为主要目标。这种脱离实际的模式化方式，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酿成了不少严重的后果。党内也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在这个关键时候，经过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多次沟通，党的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是唯一的例外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很多人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贵族庄园，对中国的影响比这首歌大多了！2016年7月4日，经过中俄双方10多年的努力，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第一次展示新容，并举行了建成仪式。习近平专门致贺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致贺辞。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建成仪式，俄罗斯副总理也一同出席。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六大开会的地点安排在莫斯科南部郊区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叫“银色别墅”的贵族庄园里，距莫斯科市区40公里。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主席团由瞿秋白等21人组成，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斯大林、布哈林（共产主义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主席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大会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编定了号码。在大会上发言和领取物品、材料时，均用号码，不用正式姓名。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长期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六大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局势下，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

（三）上山走出新道路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后，1927年的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相继失利。当时，毛泽东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了经萍乡退往湘南的决定。第二天，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踏上了沿湘赣边界山区向湘南农村进发的征途。9月29日，起义部队不足1000人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此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特别是开始以连为单位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11月1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上山了！从此，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在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从此朱毛红军就诞生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突破了城市暴动或进攻城市的模式，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在这个时期，不得不提一次重要的会议，那就是1929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关键是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前面，我们讲到根据六大强调的“中心任务”，开展苏维埃运动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当有了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就具备了基础条件。

（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把政权建设进一步提上日程。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农村苏维埃区域，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1930年，中共中央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通过两年的准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会议还通过了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大会选举63人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设立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之下分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9部1局，并确定了各部部长（人民委员）人选。会后，瑞金改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是在局部范围执政的一次重要实践，是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理政艺术的一次重大尝试。

（二）红色“苏区”的建设

从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主力红军部队，人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省的边界地区。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到1933年，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中央根据地为中心，周围的湘赣、赣东北、湘鄂赣、东江等根据地密切配合，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三大根据地互为犄角、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

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都叫苏区，即苏维埃区域的意思，由此也可见苏联模式的影响。所以，当时中央领导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决策，也多少都带有“左”的倾向，这是后来招致失败的原因之一。因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且是通过红军创立的，所以，习惯都称红色根据地。

在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机构，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开始学到治国安邦的本领，培养了执政能力，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主要有这些实践内容：一是进行政权组织建设。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革命的命脉。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依靠贫崔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据此，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给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变化。

三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1931年11月的一苏大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为苏维埃政权规定了有关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项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依据。同时，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建设，以满足根据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形成了苏区地方卫生管理机构。

在这场执政实践中，我们各级苏维埃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他们工作作风的生动写照。他们身体力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后来被称之为"苏区精神”，成为党的执政风格和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来党的建设和执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于是，“围剿”与反“围剿”，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博弈的主要形式。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我们战术不变，在5月16日到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多，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人”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历时3个月，歼敌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围剿”。特别是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先后进行了四次“围剿”。两个根据地军民坚决斗争，粉碎了敌人前三次“围剿”，也使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里可能大家就要问为何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原因就是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以及毛泽东对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错误战略方针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又集中100万兵力对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根据地。但是这次，由于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并实施堡垒主义新战略，苏区力量和资源也陷于枯竭，加上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斗争陷于失败。党中央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中国共产党也经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这是一种磨难，也是一种考验，必须系统总结、深刻汲取这些血的教训经验。

（一）“左”倾错误的危害

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几次重大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危害。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实际上从建党以来一次次用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次“左”倾错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召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要求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造成了许多损失。

1928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这一决议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

第二次“左”倾错误：六大之后，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在在1929年间，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四封指示信，这些信的精神都是反“右”的，导致了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手指示信的决议，党内“左”的急性病又出现了。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不切实际地提出“左”的“策略总路线”。随后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成立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了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也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于是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其错误。于9月24日到28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第三次“左”倾错误：不幸的是，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以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为名，宣扬“左”的错误观点。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口号，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临时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将肃反斗争扩大化，使大批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对红军反“围剿”斗争造成严重影响。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和政策。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宣称中国革命进人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其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除陕甘、海南琼崖以外的各根据地也都相继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又一次跌人低谷。

（二）战略转移与历史转折

长征，完整和准确的定义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后来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遵义会议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都在我们驻地附近，后面将组织现地参观见学）；遵义会议后，召开了鸡鸣三省、扎西等会议，这些会议研究决定了与遵义会议内容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有时也称之为总书记），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不应视为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主，包括前后多次会议在内的系列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从历经时间上看，按四路红军计算，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整整两年。按各路红军所走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一方面军长征2.5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2万余里，红四方面军长征1万余里，红二十五军长征近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程约为6.5万余里。

从艰难程度上看，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共进行了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四路红军出发长征时，总人数为20.6万人，沿途补充了1.7万人，到结束时共保留下来5.7万人。这就是说，在长征途中，红军一共损失了16万人。其中牺牲营以上干部达432人。

从历史意义上看，长征宣传了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曾形象的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尤其是，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三）党在磨难和考验中成长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大革命失败、左倾主义影响、反围剿斗争失败等严峻危险中，在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做好抗战准备的时间中，党不断探索和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结血的经验教训，一步步成长起来。

一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扩大力量。

1927年4月党的五大时，有党员5.7万名。大革命失败后，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只剩下1万多名。但是党没有屈服，在革命陷于低潮时继续坚持斗争。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城市，组织群众开展特殊形式的斗争。到1928年6月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恢复到4万多名。六大的举行，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0年3月，党员增加到10万多名。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与此同时，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还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方法。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也就面临着执政的考验。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

毛泽东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比如在1935年12月，毛泽东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说明了党的政策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高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样，就看是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

三是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在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长征胜利后，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同时克服了关门主义，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的政策。

1936年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遭受重大损失的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直到年底，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扭转了时局，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到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党员总数已发展到4万余名。

土地革命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种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八

1921年7月，当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启航的时候，全国仅有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为什么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青春活力，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坚持自我革命。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推进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

1.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中华民族自省革新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错误面前，一个政党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成为检验一个政党品格的“试金石”。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可以从理论动因、文化动因和实践动因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理论动因：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革命。列宁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这种革命，不只是适用于革反动派的命，也适用于革自己的命，即自我革命。可以说，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品质和要求。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理论品格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品格和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了，党能够勇于自我革命。因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文化动因：中华民族自省革新精神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渊源。强烈的自省革新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汤在自己的洗澡用具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箴言，提醒自己要像每天洗澡一样及时反省和不断进行革新。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更是众所周知。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从这些故事和典籍中可以看出，自省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华传统文化“审视其是非，辨识其善恶”的自省革新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以发扬光大，弘扬为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在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将这种自省文化传统继承好并进行现代化转化。

实践动因：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之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基本的实践品格。1938年7月26日，张闻天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讲演中就指出：“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而承认这个真理，就是一方面要善于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大禹、商汤善于自我批评，其王朝快速兴盛;而夏桀王和商纣王总是谴责别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其王朝迅速灭亡。在张闻天看来，一个政党要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一方面要善于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我党一直居安思危，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才成为百年大党、世界大党，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2.思想上高度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正确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

思想上高度重视自我革命。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就没有行为上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保持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就在于党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自我革命。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为古田会议起草了8个决议案，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在阐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之后，又条分缕析地列出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指明了它的危害，给出了纠正的方法。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缩影，其关于从思想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实践中根据不同问题进行自我革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来进行自我革命。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的土改整党运动，主要是为解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整党运动。这场整党运动的主要方法是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内容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三查”“三整”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从而使得土地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大后方的基层政权得以巩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拥军支前的热情得以充分调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是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开展的，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党的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实践，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而进行的自我革命，有效地改进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自我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党的自我革命也是一样，要想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也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在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

方法之一：经常地进行党内集中教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党内集中教育的方法来进行自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至1949年的土改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争先创优活动，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成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到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在一次次集中“补钙”“加油”中，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

方法之二：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解决党内矛盾、净化党内生活的主要武器。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来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新时代，我们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方法之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重视思想建设，是党的传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越是重视用理想信念强魂健魄，自我革命的骨头就越会硬起来。在百年历程中，我们党一直坚持要求全体党员坚定崇高而远大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解决好“总开关”问题。2018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比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它不是一次活动，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经常性教育的重要举措。在社会思潮日益多元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好思想建党这个法宝，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3.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这使得我们党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概括说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其精髓要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始终体现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一要义。

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纠正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错误行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向人民负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兴旺起来，就在于党“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比如，2013年6月18日启动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集中解决党的干部队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等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同违背实事求是的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超强的自我革命精神，就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并在实践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靠着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敢于刀刃向内，向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尖锐矛盾。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永远没有暂停键，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更加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但是，我们党只要保持“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继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2022大革命周年心得体会及收获九

在法国的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历史人物值得大书特书，感谢人类历史上有了法兰西这样的优秀民族，让在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当中多次的出现“人类群星闪耀时”。我选择的这位历史人物，在法国历史群星当中并不算璀璨，甚至很多法语系的同学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拜读了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之后，我决定去研究这位学者，不仅仅因为他在著作中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语，更多的是向这位学者致敬，因为他在书中的许许多多针对大革命的思考和论断放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有特殊的借鉴和参考的意义。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在新闻上看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显示多次推荐这本书，甚至有消息称“海里”的高层们都在翻阅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够让高层如此的看重，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买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带着这样的好奇，我试着去研究托克维尔。短短的一本书，边看边思考，让我收获颇多，所以这篇小文章，不仅仅是对托克维尔其人的介绍，也不仅仅是对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的思考，而是我读这本书，学习大革命这段历史一点体会和心得的报告。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托克维尔的一生当中，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之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这就是对托克维尔一生的简单介绍。可以说托克维尔经历过法国王朝快速更迭的那一段动荡时期，虽然他本人生于大革命之后，但是他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也正是由于靠近大革命发生的那段日子，让他有机会大量的翻阅资料，翻阅大革命前期旧政权的各种文件，从而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大革命前旧政府的风貌。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说服力，正是源于其这种研究的态度和角度。而托克维尔言语的说服力，更源于他对大革命的思考后作出的论断，这些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值得借鉴和参考。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在其著作第四章“旧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统治期间何以加速大革命的到来”中提出的那段令人醍醐灌顶的话“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唯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开始解除臣民长期遭受压迫的君主。苦难，一旦有人主张清除，就会显得无法忍受。已经解除的一切弊端，似乎都会让人自动联想到尚未解除的其他弊端，从而导致人们的情绪更为激烈。事实上，痛苦减轻后，感觉却会更痛。”这段话，就是现在很热门的“托克维尔定律”。

回顾那段时间的法国历史，可以说托克维尔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在法国大革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二十年那样的繁荣发展。这样的快速发展时期，只有和平和迅速发展的为期三十七年的君主立宪时期，才能和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时期相媲美。如果仔细去了解那段时间的法国历史，我们就会惊讶，在这样一个政府存在一切弊病，工业存在一切问题的国家，竟然会如此的欣欣向荣。当时的法国，赋税是如此的不平等，军役税的问题分离了贵族阶层和农民阶层，农民阶层在当时被其他阶层所孤立开。而且还存在着国内关税，封建的特权，以及卖官鬻爵出现的各种贪赃枉法的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任然繁荣发展着。读到这样的叙述时，我不禁思考，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有着一切弊病的政府领导这如此深阶级矛盾的国家仍然飞速奔跑在繁荣发展的道路上。托克维尔的一席话发人深省，他提到“是两种及其强大的动力，使整部社会及其联为一体，朝着国家繁荣昌盛的目标运转：一个是不再实行专制但是却任然非常强大，保障社会秩序的政府;另一个是拥有开明，自由的上层阶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家致富并拥有其财产的民族”。但是在这样的原因推动下繁荣发展的当时的法国，人心却依然躁动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仇恨一切旧制度的情绪在加剧，国家在走向革命。

为什么当时尽管政府存在一切弊病，社会矛盾如此深厚，却依然繁荣发展的法国，欣欣向荣的法国，最终走向了革命，是什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根导火索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托克维尔提到的改革，让法兰西最终走向了托克维尔笔下的“毁灭”。曾经在法国人民看来的那些苦难，一旦有人主张清除，就会让更多人觉得无法忍受，已经通过改革解除的一切弊端，似乎都会让人想起那些未曾解除的弊端，让人民的情绪更加的激烈，更加的起来反抗目前的一切。

这仅仅是整本书中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的研究提出的一个论断，但是我认为这也是最精彩最值得深思的论断，因为这一被称为“托克维尔定律”的论断，在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有借鉴意义。托克维尔的成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大革命的研究，而更多的是其作为一个学者对未知的预测的准确度，托克维尔在其另一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当中，提到的许许多多对未来状况的预测都成为了现实，准确的预测出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我想这也是为何如此多的高官在热捧托克维尔，热捧《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想法与反思，是对当今的中国社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前车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戒，能让同样在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这也是在众多的法国历史人物当中，我选择托克维尔，读托克维尔，写托克维尔的原因。

现今的中国，不负责任的可以类比于大革命爆发前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一样的欣欣向荣，一样的整个社会在高速的发展当中，日新月异，让很多外国人都叹为观止。和当时的法国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股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一股力量来自于不再实行专制，但是却任然非常强大的政府，另一股力量来自于我们拥有着勤劳肯干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每一位大众。我们的政府在进行改革的同时，依然拥有着强大的权利，和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小政府不同，我们政府目前依然是大政府，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不能单独用大政府就是不好，小政府就是好这样的幼稚的论断来进行评判。短短几年时间高铁从无到有，从有到成为世界里程第一，能够出口到国外，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超级工程，在国内有太多太多，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力量的推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的。而另一股力量的中华民族的千千万万大众，本身就有着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很多社会弊端也和当时的法国是如此的相似，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各种贪赃枉法的官吏等等。

所以说，在前提如此相似，与当时的法国相比，同样拥有强大政府，勤劳人民而高速发展的中国，和同样拥有如此多社会问题的中国，会不会和法国一样，爆发断绝一切的大革命呢?或者说如何才能避免中国在同样的前提下走向那条不归路?我想这正是高层和普通百姓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

当时的路易十六，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催生出了法国大革命，而目前的中国，也是在不断的改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现在已经没有了石头，一切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不断继续在深水当中继续前行。我依稀记得在习近平主席刚担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很接地气的词“不折腾”。今天的中国，改革在进行的同时，我们应该是要走一步稳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向前走。不能出现法国在路易十六时期改革路上所犯下的错误，我们的每一个政策的出台，每一个政策的实施，都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吸取法国当时的教训，才能让国家免于混乱，处于稳定发展的道路之上。才能让这些政策不会丧失掉它的初衷，即推动社会公平进步，让人民更加富裕，而不是成为混乱的导火索。改革路依然要继续，中国依然要在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

我想，这一切是我读托克维尔，了解托克维尔，写托克维尔的最大收获。写下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交作业，更是为了向托克维尔先生致敬。merci! monsi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