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了一些个人心得体会和感想 形成了一些个人心得体会和感想英语(4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22形成了一些个人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反复领会。按照党中央"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把学习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弘扬红岩精神结合起来，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接过他们的旗帜，发扬光大他们的优良传统，使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一、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

红岩精神包含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执着的追求、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情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的人格。简单地来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它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

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重庆。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力促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在特殊的战场上，深怀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出生入死，以实际行动捍卫业已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岩精神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集中反映，是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红岩精神曾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是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的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1.红岩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热情，曾激励着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勇气，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义凛然，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赢得中华各族人民的觉醒，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大觉醒。

2.红岩精神所反映的团结、民主作风，既加强了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人员的团结，充分调动了他们极大的工作积极性，又团结了国统区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同情和支持我党的工作。

3.红岩精神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曾经帮助南方局的工作人员，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在国统区的工作任务。

4.红岩精神所展示的奉献精神浩气长存。在红岩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一大批红岩英烈，而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民主自由，为民族的解放，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三、红岩精神的现实意义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事关革命全局、民族大义、国家前途、人民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民族气节、革命情操和革命原则的红岩精神，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它既可以激发人们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可以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保驾护航，避免出现或减少发生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形象的行为乃至丧失人格、国格的现象。因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鼓舞我们前进。

1.红岩精神倡导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永远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是弱小的，没有精神支柱也是难以强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就是通过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人民，激励人民，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空前丰富，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人生、社会、价值、伦理等观念和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人们却从内心深处感到崇高思想境界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追求物质、享乐、盲目崇拜，以及拥有豪宅、汽车、美女……并不完全是人们精神的需要，也不能完全体现人生的价值，更不能体现新世纪中国的时代风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倡导崇高的思想境界，构筑精神支柱。为此，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就是要使人们真正树立高尚的精神和共产主义崇高的思想，达到道德境界的最高峰。

2.红岩精神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帜，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它促使人们不怕千难万险，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始终不渝地追求。它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在红岩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能舍生取义，坦荡凛然正气。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办成了许多大事，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心民气，靠的就是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

今天，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更应该继承先烈遗志，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净化心灵，防止腐化堕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牢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升华精神境界，进一步坚定自信心和必胜心，众志成城，奋发图强，为党为人民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努力工作、与时俱进，进一步积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3.红岩精神注入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将为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增添无限的魅力。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相联的，是我们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强国富民的一大法宝。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国统区的各界人士，使他们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毅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充分说明，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可以救国救民。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仍然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既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忘记了艰苦奋斗，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就不可奋力开创新局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亟需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脱离中国国情的提倡高消费的"败家子"作风决不能说是文明行为。如果我们在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每个人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无疑会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将为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增添无限的人格魅力。

4.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是当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浩然革命正气是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新起点找差距，着眼形势求发展，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倡导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怕失败、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站稳了脚跟，取得对敌斗争的辉煌胜利。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养成这种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精神空虚、寻找刺激等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曾在中国绝迹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态。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只会索取，不讲奉献，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反科学的歪理邪说占有一定的市场，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蔓延的行业不正之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地干扰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需要正气鼓舞，人民需要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用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去纯正社会风气，在全社会树立正气。提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光荣；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可耻；提倡讲奉献、讲贡献，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克服"权钱交易"、"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浩然革命正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

5.红岩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亟需在全社会推崇，进一步发扬光大。

红岩精神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全社会起作用，影响教育了我国好几代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全社会推崇，发扬光大。

2022形成了一些个人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一、近义近形成语辨析100组

1.耸人听闻：指故意夸大或捏造事实使人震惊，是虚的；

骇人听闻：指事件本身使人听了非常吃惊害怕，是事实。

2.如虎添翼：指使强的更强，一般用于人或组织，带褒义；

为虎添翼：比喻给恶人做帮凶，助长恶人的势力，带贬义。

3.养痈遗患、养虎遗患：二者都可以比喻姑息坏人而使自己受害，但前者还可以指人的错误或错误思想等。

4.无所不能：是褒义词，指什么事情都会做；

无所不为：是贬义词，形容什么坏事都干得出。

5.无微不至：是褒义词，指待人细致周到，体贴入微；

无所不至：是贬义词，形容做事无法无天。

6.迫不及待：用来形容心情十分迫切，指人；

刻不容缓：形容事情紧迫，必须立即去做，指事。

迫在眉睫：比喻事情临近,十分紧迫，指事。

7.因势利导：用于褒义，偏重于加以引导，使其走上正路；

顺水推舟：中性或贬义词，偏重于灵活改变原来的主张。二者都有顺应趋势办事之意。

8.披肝沥胆：用于表示个人对集体、对祖国、对党、对人民忠诚；

肝胆相照：用于表示同志、朋友之间或组织之间的真心相见、坦诚相处。二者都有坦诚意。

9.貌合神离：用于表示人或事物，用于人时偏重于离心离德；

同床异梦：仅用于人，偏重于各有打算。

10.另眼相看：是作横向比较，表示看待某个人不同于一般；

刮目相看：是作纵向比较，表示去掉老印象，用新眼光看待。

11.望梅止渴：指用空想安慰自己，虽有想法但无行动；

画饼充饥：指用空想安慰自己，虽有行动但不能解决问题。

12.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二者都指外表强大而实质空虚。但前者用于书面语，指精神状态；后者常用于口语，指力量。

13.滥竽充数：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冒充有本领，或以次充好，用于人或物，也可表自谦，说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水平，勉强地凑个数。滥，与真实不符，引申为蒙混。

鱼目混珠：以假充真，一般用于物，不表自谦。

14.川流不息：表示行人、车马、船只来往频繁，但往同一方向；

络绎不绝：表示行人、车马、船只来往频繁，但往不同的方向。

15.涣然冰释：表示消失，适用的对象是嫌隙或误会；

烟消云散：表示消失，指事情或情绪；

化为乌有：表示消失，指具体事物或念头；

化为泡影：表示消失，指希望与打算以及诺言等。

16.视而不见：指看见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偏重于不注意，不用心，看见就像没有看见，或装作没看见；

熟视无睹：偏重于漫不经心，不重视，并有经常看见之意，程度较深；

司空见惯：经常看到不足为奇（不可带宾语）。

17.参差不齐：不整齐。用于人，指水平不一；用于物，指高低长短不一；

良莠不齐：不整齐。用于人，指好人坏人本质有别；用于物，指好事坏事混在一起。

18.不胫而走：指不经推广宣传就迅速传播；

不翼而飞：既可指不经推广宣传就迅速传播，还可以指东西突然无故丢失。

19.步履维艰：指行走十分困难。但一般只用于有病的人或老年人；

寸步难行：指行走十分困难。一般比喻处境困难。

20.饱经沧桑：指阅历深。侧重于经历许多世事变化；

饱经风霜：指阅历深。侧重于经历长期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炼。

21.耳闻目睹：亲自看到亲自听到，强调突出其真实性；

耳濡目染：亲自看到听到，强调不知不觉地受到深刻的影响。

22.背道而驰：指彼此方向不同，目的相反；

南辕北辙：指（单方的）行为和目的相反。

23.不堪设想：有不能想象之意。适用于严重的、不良的后果；

不可思议：有不能想象之意。一般适用于奇妙深奥的或不可理解的事情、道理。

24.信口雌黄：随口乱说。语意较重，指妄加评论、诬蔑和捏造事实；

信口开河：随口乱说。语意较轻，指说话不假思索或漫无边际；

口若悬河：形容能言善辩，说话滔滔不绝。

25.大海捞针：指白花力气。比喻目的虽很难达到但仍有达到的可能性；

海底捞月：指目的完全达不到，只是白费力气。

26.无（未）可厚非：指不可过分指责，表示虽有缺点，但可以原谅；

无可非议：指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表示言行合乎情理。

27.相提并论：同一时间，不同对象方面的比较；

同日而语：时间上前后状况的比较，用于否定句；

等量齐观：把有差别的事物同等看待；

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在同一时间里来谈论，形容两者差距很大，不能相提并论。

28.相濡以沫：同处困境，相互救助；

同舟共济：比喻同心协力，共同渡过困难。

29.活灵（龙）活现：形容说话、作文描述生动或模仿的人或物生动逼真；

栩栩如生：文艺作品对人或事物的形象表现逼真；

惟妙惟肖：形容描写或模仿得非常好，非常逼真；

绘声绘色：文艺作品描述生动。

30.不期而遇：没有约定而意外地相遇；

萍水相逢：比喻从来不识的人偶然相遇。

31.不约而同：没有事先商量而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只可作状语；

不谋而合：没有事先商量而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不可作状语。

32.徇私舞弊：为照顾私人关系而弄虚作假（破坏纪律）；

徇情枉法：为了私利而不按法律办事（违法犯罪）。

33.顾名思义：看到名称就能联想到它的意义；

望文生义：只从字面去附会词句的意义，作出错误解释。

34.不以为然：不认为是对的，表不同意；

不以为意：不把它放在心上，表不重视不认真对待。

35.微乎其微：形容非常少或非常小；

微不足道：非常渺小，不值得一提。

36.专心致志：一心一意，集中精神；

聚精会神：集中精神集中注意力；

全神贯注：精神高度集中。

37.目空一切：形容骄傲自大，什么都看不起；

旁若无人：形容态度从容、自然。亦形容高傲，目中无人。

38.舍本逐末：舍弃根本的、主要的，追求细枝末节，形容轻重倒置；

本末倒置：比喻颠倒了事物主次轻重。

39.生吞活剥：比喻生硬接受或机械地搬用（别人的理论、经验、方法等）；

生搬硬套：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搬用别人的经验方法等；

囫囵吞枣：比喻读书等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

40.改弦易辙：改变方法或态度；

改弦更张：改革制度，变更方法。

41.改头换面：只换形式，不换内容，含贬义；

洗心革面：比喻彻底悔改，含贬义。

42.见异思迁：意志不坚喜爱不专；

喜新厌旧：多指在爱情上或对事物的喜爱不专。

43.两小无猜：男女小时候在一起玩耍无猜疑；

青梅竹马：男女小时候天真无邪在一起玩耍。

44.亡羊补牢：比喻在受损后想办法补救，以免再受损失；

未雨绸缪：趁未下雨先修好房屋门窗，比喻事先做好准备；

曲突徙薪：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发生。

45.胸有成竹（成竹在胸）：比喻做事之前已有通盘考虑；

心中有数：指对情况和问题有基本了解，处理有把握。

46.秘而不宣：守住秘密，不肯宣布；

心照不宣：彼此心里明白，不必明说。

47.望其项背：比喻赶得上或比得上（用于否定句）；

望尘莫及：比喻远远落后。

48.判若鸿沟：形容界线很清楚，区别很明显；

天渊之别：比喻差别很大；

大相径庭：两者相差很远或矛盾很大。

49.自欺欺人：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

掩耳盗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明明掩盖不了的事偏要设法掩盖。

50.一蹴而就：一步就取得成功。多用于否定句；

一挥而就：形容写字、画画、作文等很快就完成；

一气呵成：形容文章的气势首尾贯通。

51.不孚众望：不能取得众人信服；

深孚众望：深得众人信服；

不负众望：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52.目不暇接：东西太多眼睛看不过来；

应接不暇：人或事太多接待不过来。

53.一意孤行：不听劝告，独断专行；

我行我素：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按我本来的一套做。

54.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措施；

养精蓄锐：养蓄精神，积蓄力量。

55.暴殄天物：任意损害糟蹋物品；

焚琴煮鹤：比喻鲁莽庸俗的人糟蹋美好事物。

56.转危为安：把危险转化为平安；

逢凶化吉：遇到凶险转为吉祥。

57.叶公好龙：比喻说是爱好某事物，其实并不真正爱好；

两面三刀：比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两面派手法；

表里不一：比喻思想言论不一。

58.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技艺、社会地位达到很高境地；

炉火纯青：技艺功夫达到完美纯熟境界；

出神入化：技艺达到绝妙境界。

59.苦心孤诣：费尽心思钻研或经营，达到别人达不到的境界；

惨淡经营：形容苦心规划或经营（程度轻于上词）。

60.阳奉阴违：表面上遵从，暗地里不执行；

暗渡陈仓：比喻暗中进行某种活动。

61.临渴掘井：比喻平时没有准备，事到临头才想办法；

临阵磨枪：比喻事到临头才仓促准备；

临渊羡鱼：比喻只有愿望，不去实干，就无济于事。

62.纷至沓来：纷纷到来；连续不断地到来；

接踵而至（来）：形容人多，接连不断。

63.络绎不绝：（人马车船等）前后相连，连续不断；

川流不息：（行人车马等）像流水一样连续不断；

车水马龙：车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车马或车辆很多，来往不绝。

64.得鱼忘筌：比喻成功以后就忘记了赖以成功的条件或凭借；

得意忘形：因高兴而忘乎所以，失去常态（贬义）。

65.鱼龙混杂：比喻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对象是人；

鱼目混珠：比喻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对象是物。

66.无稽之谈：没有根据的言论；

不经之谈：荒唐的没有根据的话。

67.重整（振）旗鼓：失败后重新组织力量再干；

东山再起：比喻失势之后，重新恢复地位；

卷土重来：卷土，人马奔跑时尘土飞卷。比喻失败之后，重新恢复势力，贬义；

死灰复燃：死灰重新烧了起来。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得势。现常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含贬义。

68.不拘一格：不拘泥于一种规格或形式；

无拘无束：形容自由自在。

69.不刊之论：不可更改的言论；

不易之论：内容正确、不可更改的言论；

诛心之论：揭露别人做事情动机好坏的议论。

70.言不及义：尽说些无聊的话不涉及正经道理（贬义）；

言不尽意：所说的话不能表达全部的意思（多用于书信尾）；

词不达意：说话或写文章不能确切地表达意思。

71.良莠不齐：好人坏人都有；

参差不齐：事物长短高低大小不齐。

72.目不见睫：比喻没有自知之明；

目不交睫：形容夜间不睡觉或睡不着觉；

目不转睛：形容注意力集中；

目不斜视：眼睛不偷看旁边。比喻为人行止端方。或形容目光庄重，神情严肃。

73.撼人心魄：（思想艺术）震撼人的心灵；

发人深省：（思想力量）启发人深刻醒悟。

74.半青半黄：指庄稼未成熟或思想未成熟；

青红皂白：比喻是非、情由等。

75.情不自禁：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不由自主：由不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76.燃眉之急：非常紧迫的情况；

当务之急：当前急切应办的事。

77.不足齿数：数不上，不值一提，含极端轻视；

不足挂齿：形容事情很小，不值一提。

78.风声鹤唳：形容惊慌疑惧；

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自相惊扰。

79.纵横捭阖：指在政治、外交上运用手段进行联合或分化；

纵横驰骋：往来奔驰，没有阻挡。

80.语无伦次：话讲得很乱，没有条理层次；

颠三倒四：（说话、做事）错乱，没有次序。

81.痴心妄想：一心想着毫无指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胡思乱想：没有根据地胡乱猜想。

82.七手八脚：形容一起动手，人多手杂的样子。指多人；

手忙脚乱：形容做事慌张无条理，应付不过来。指一人。

83.奇货可居：①指商人把难得的货物囤积起来，等待高价出售；②比喻人有某种独特的技能或成就，拿它作为要求名利地位的本钱；

囤积居奇：投机商把货物储存起来等高价出售。

84.善贾而沽：原义等好价出卖，后用以比喻怀才不遇等时机出仕；

待价而沽：等好价出卖，比喻怀才者得赏识才肯出仕效力。

85.功亏一篑：比喻一件事只差最后一点未能完成；

功败垂成：事情将要成功时遭到失败。含有惋惜的意味。

86.不堪一击：强调对象的脆弱；

一触即溃：强调易被打败、粉碎。

87.如火如荼：形容旺盛、热烈或激烈；

雨后春笋：比喻新事物大量涌现，褒义；

阪上走丸：比喻形式发展迅速。

88.屡见不鲜：指多次见到，就不感到新奇了；

层出不穷：形容各种事物或现象接连不断地出现。

89.奄奄一息：形容人生命垂危时呼吸微弱几乎要停止，也比喻到最后关头；

危在旦夕：形容危险就在眼前。

90.不三不四：在形容人时多指人的品行不正派；

不伦不类：在形容人时多指人的着装不得体。

91.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跟上去，形容勇敢；

前赴后继：前面的人奔赴而去，后面的人再跟上，形容踊跃。

92.洋洋大观：形容事物繁多、丰富多彩；

洋洋洒洒：形容文章或谈话内容丰富、连续不断。

93.春风化雨：适宜于草木生长的风雨，比喻良好的教育；

满城风雨：不指自然界的风雨，而是比喻消息一经传出，到处议论纷纷。

94.蹉跎岁月：虚度光阴与岁月；

峥嵘岁月：不平凡的岁月。

95.侃侃而谈：形容说话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含褒义；

振振有词：形容理由似乎很充分，说个不休，含贬义。

96.学富五车：形容人读书多，学问大；

汗牛充栋：形容书籍多，不能形容人。

97.不动声色：不说话，不流露感情。形容态度镇定；

无动于衷：心里一点也不受感动，一点也不动心。

98.息息相关：比喻关系密切；

休戚相关：比喻关系密切，利害相同。

99.扬汤止沸：比喻办法不彻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釜底抽薪：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00.一发而不可收：一旦开始便不能停止；

一发而不可收拾：事情糟糕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二、高考易用混的20组虚词

1.【从而进而因而】从而：上文是原因、方法等，下文是结果、目的等，重在表目的关系。进而：表示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重在表递进关系。因而：重在表因果关系，表示下文是上文的结果。

2.【对对于关于】对：很多场合与“对于”的用法相同，比“对于”动作性强；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对。对于：用法同“对”，表示引进对象或事物的关系者，凡用“对于”的地方均可用“对”。关于：主要表示关涉的范围。“关于……”作状语，放在主语前后均可。

3.【以至乃至以致】以至：①连接两个或几个有时间先后、数量多少、程度高低、范围大小等表递进关系的词语时，一般用在最后一项之前，有“直到”“一直到”之意；②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由于上文所说的动作、情况的程度很深而形成的结果。乃至：“甚至”之意。以致：用在下半句话的开头，表示下文是前述原因造成的结果，大多指不好的或说话人不希望的结果。

4.【况且何况】况且：表示后面进一步申述或追加理由，表递进关系，多用于陈述句中。何况：通过比较来表递进关系，用于后一分句句首，用反问的语气表示更近一层的意思。

5.【而且反而】而且：表示同方向的递进关系，前面往往有“不但”“不仅”等跟它呼应。反而：表示反方向的递进关系，前边常有“不但不”“不仅没有”等跟它呼应。

6.【尽管不管】尽管：表让步，引出的分句的内容是事实，常与“但是”“然而”“还是”等呼应。不管：表条件，引出的分句的内容是假设的，常与“怎么”“多么”“哪种”“什么”等呼应。

7.【虽然尽管即使】虽然（尽管）：只表示让步，不表示假设，引出的情况是事实，后与“可是”“但是”等词呼应。“虽然”让步的程度比“尽管”轻，一般情况下两者可通用。即使：既表示让步，也表示假设，引出的情况可以是尚未出现的事情，也可以是与既成事实相反的事情。

8.【逐步逐渐】逐步：指一步一步地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逐渐：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多用于事物缓慢的、自然而然的变化。

9.【几乎简直】几乎：表示相差很微小。简直：表示完全如此，语气比“几乎”强，带有夸张，强调相差极微小或几乎相同，非常接近。

10.【连续陆续】连续：动词，指一个接一个，时间或空间上比较紧密、均衡。陆续：副词，表示前后相继，时断时续。

11.【屡次一再】屡次：副词，指一次又一次，强调动作或活动次数多。一再：副词，也指一次又一次，语气比“屡次”重，强调动作或活动的重复，不一定有明确的次数。

12.【偶尔偶然】偶尔：间或，有时候，跟“经常”相对。偶然：指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而发生的，超出一般规律的，跟必然相对。

13.【尤其特别】尤其：副词，表示更进一步，语气较重。特别：既作副词也作形容词，用途较广。作副词时，有“尤其”意，但语气较弱；作形容词时有“与众不同，不普通”之意。

14.【只要只有】只要：表示必要的条件，常与“就”“便”呼应。只有：表示唯一的条件，常与“才”“方”呼应。

15.【不只不止】不只：不但，不仅。不止：表示超出某个数目或范围，后面通常接具体的数量词。

16.【按照依照遵照】按照：强调动作行为的凭借和根据。依照：强调以某事物为根据完全照办。遵照：多用于介绍行为依据的原则、指示。

17.【基于鉴于】基于：主要表依据、根据。鉴于：含有“觉察到、考虑到”的意思，多指可以引以为鉴或经验教训的事。

18.【继而既而】继而：连词，表示紧随在某一情况或动作之后。既而：连词，表示上文所说的情况或动作发生之后不久，相当于“不久”。

19.【恰好恰巧】恰好：正好，刚好，重在好的结果。恰巧：凑巧，重在“巧”。

20.【往往常常】往往：表示通常情况下一般怎样或可能怎样，常常带有规律性或推论性质。常常：指动作行为重复的次数多，不一定有规律性或推论性质。

2022形成了一些个人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郭清宏，男，1966年5月出生，汉族，安徽宁国人，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1997年11月加入九三学社，2004年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案发时任广东省地质局下属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以下简称“测试中心”)副主任(副处级)、珠宝玉石及贵金属检测站(以下简称“珠宝检测站”)站长。

2014年11月27日，省监察厅派驻省国土资源厅监察室对郭清宏违反政纪问题立案调查。11月28日，经省监察厅批准，对郭清宏采取“两指”措施。2015年2月10日，移送司法机关调查。

郭清宏主要违纪违法事实如下：一是违反财经纪律，私设“小金库”。郭清宏任珠宝检测站站长以来，私设“小金库”涉案金额约1.68亿元，情节十分恶劣，郭清宏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二是私分公款，郭清宏本人分得560万元。珠宝检测站未经其上级主管部门(测试中心)批准，用截留检测款形成的“小金库”私分奖金，2003年至2014年期间郭清宏个人分得560万元。三是公款私存，从中贪污公款5162.6067万元。

郭清宏以珠宝检测站工作人员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用来存放检测费等收入，达到向测试中心隐瞒经营收入的目的，从中贪污公款3079.6067万元。另外，通过大量存放现金，随意支取贪污公款2083万元。四是使用贪污的公款购置房产，涉案金额757.1388万元。郭清宏利用前述贪污的公款购置房产8处，涉案金额757.1388万元。

五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郭清宏伙同曹姝旻(珠宝检测站副站长，另案处理)等人为了逃避罪责，组织指挥、亲自参与和指使他人销毁“小金库”涉及的财务资料，涉及金额约1.68亿元，情节十分严重。六是挪用公款。2002年7月，郭清宏挪用公款27万元，替曹姝旻支付购买广州某处房产的部分购房款。七是违规开办私人同行业公司。郭清宏违反有关规定，牵头开办了广州某珠宝贵金属鉴定中心有限公司和广州某贸易有限公司。

(一)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是“小官巨贪”。 郭清宏作案时为正科级，案发时为副处级领导干部，其所主持的部门为省地质局下属三级生产经营单位(珠宝检测站，二级事业法人单位)，个人和单位级别均不高。但郭清宏利用珠宝检测站站长职务之便，长期违反财经纪律私设“小金库”的金额竟高达1.68亿元，贪污公款5162.6067万元。涉案金额之大，令人震惊，在省直单位的下属机构中实属罕见，是“小官巨贪”的典型。

二是作案时间跨度长。自2003年起，郭清宏便利用珠宝检测站收取的检测款私设“小金库”，至案发跨时12年。其中，2003年至2010年8月期间，先后向公款私存的21个账户存入检测费、培训费等共计6040万元。2010年下半年后，郭清宏本人或授权下属直接到珠宝检测站下设的各地办事处直接提取现金，并将大量现金存放在出租屋及本人办公室内自由支取。

三是作案手段隐蔽、疯狂。郭清宏把珠宝检测站当成自己的“私人公司”，完全不受上级监管，一个人说了算，任意支配，肆意妄为。先后利用自己、下属、客户的20多个银行账户私存公款，以及通过大量存放现金的形式，随意挪用支取、贪污公款超5000万元。

为掩盖罪行，郭清宏多年来一直严禁本站员工擅自与上级单位(测试中心)任何人员接触，“违者立即开除”，并要求所有员工对外口径一致，形成内部堡垒，企图“密不透风”。为逃避罪责，郭清宏从2011年起，不定期亲自或指示下属删除财务资料、销毁账册凭证，尤其是2013年珠宝检测站被省地质局审计部门审计期间，郭清宏更是疯狂销毁会计凭证、财务账册以及电脑硬盘存储的所有财务资料数据，企图逃避甚至对抗调查，情节十分严重。

(二)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郭清宏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之所以发生，除了其本人目无法纪、理想信念丧失、欲壑难填等根本原因外，还包括一系列外在诱因，即在经营管理、制度规范及监督制约等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和问题。

一是无视法纪，理想信念彻底滑坡。身为领导干部、一站之长、政协委员，郭清宏长期以来不重视政纪法纪学习，毫无法纪观念和规矩意识，毫无自我要求和约束，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极度扭曲，贪欲膨胀。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缺乏自律又逃避监督，疯狂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同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上面有人不会出事，瞒报单位经营收入，藐视法纪销毁财务凭证，长期大量贪污公款，最终坠入犯罪深渊。理想信念的滑坡也导致其在行动上、生活中日益奢靡享乐，郭清宏利用贪污的巨额公款，先后在多地购买住宅、写字楼、车位等，购置各种昂贵珠宝玉石，其中仅购买单颗宝石便花费超百万元，奢靡程度令人咂舌。

二是挥霍权力，完全不受监督约束。作为珠宝检测站的“一把手”，郭清宏“家长式”作风严重，把珠宝检测站完全当作自己的私人档口进行经营，完全游离于上级的监管之外，毫无接受监督约束意识。郭清宏(伙同曹姝旻)对该站的经营管理尤其是该站在省内各地下设的20多个办事处的经营活动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决定权，包括办事处的设立或撤销、合作经营方选择、站点人员招聘、设备仪器采购、检测业务登记审核、检测款收入存放使用、财务会计账册编造等“一条龙”运作都自己做主说了算。

此外，测试中心原主要负责人冯超(另案处理)是曹姝旻(珠宝检测站常务副站长)的丈夫，对珠宝检测站的日常管理运作采取有所偏颇和袒护的态度，测试中心其他班子成员难以过问和不敢监督，测试中心监察、审计部门介入珠宝检测站的内部监管更是难上加难。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郭清宏利用单位管理与监督上的漏洞肆意挥霍手中的权力，欺骗上级主管单位，瞒报经营的检测收入，截留站点的收入资金，大量侵占公款。

三是管理粗放，单位经营运作以包代管。珠宝检测站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隶属测试中心的二级事业法人单位，统一采用测试中心制定的以承包收入任务的经营管理模式。但测试中心本部对珠宝检测站人、财、物的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基本上是放任不管，尤其是对珠宝检测站下设的办事处没有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导致珠宝检测站下设的多个办事处长期游离于测试中心本部的管理和监督之外，存在管理运作缺失制度约束，只求完成定额上缴经营收入，缺乏财务收支的监管等漏洞。各办事处的检测业务未经登记审核，检测费经营收入也不开发票。

该中心本部对珠宝检测站各办事处选择的合作方的情况也一概不知，郭清宏利用此漏洞编造虚假的合作经营，订立对付上级的虚假合作协议，骗取截留公款。同时，珠宝检测站的人员管理严重不规范，全站实有员工近200名，但在测试中心人事部门备案管理的只有50多名，有的办事处雇了10多名员工，只有2名与测试中心本部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他人员都是以虚假“合作方”的方式聘请任用。

办事处员工只对郭清宏等人负责，言听计从，对外口径一致，形成了“内部堡垒”、“攻守同盟”。综上所述，珠宝检测站其实就成了郭清宏等人的“私人企业”，各办事处其实就成为郭清宏等人的“私人档口”。郭清宏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最终积重难返，铸成大错。

四是监督缺位，上级单位的监管形同虚设。多年来，珠宝检测站的直接上级(测试中心)的财务部门仅对该站定额上缴的经营收入进行核算，对该站在检测业务中收取的现金或没有上缴的资金没有监控或控制不全，在财务账目设置上一直分不清上缴的经营收入来自哪个办事处，各办事处的经营效益如何也不进行考核和过问，没能有效发挥财务全覆盖及统一管理的作用，郭清宏等就是利用检测费不开发票、测试中心财务部门无法准确掌握珠宝检测站各办事处的实际收入等漏洞，大量截留各办事处收取的经营检测费用，公款私存，挪用侵吞公款。

同时，测试中心长期以来对地质实验测试工作，尤其是珠宝检测业务预防腐败工作的形势研判不足，自认为地质实验测试机构是“清水衙门”，存在“检测是一门技术活，是服务性工作，利润低、赚钱少、总量小”的观念，长期弱化建章立制工作，对公职人员廉洁自律的教育也抓得不紧。

因此，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方面只满足于开会、传达文件、签订责任书“三个样板动作”，对领导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不严，对苗头倾向性问题未能抓早抓小，对腐败行为警觉性不高，缺失自我防范和自律意识，测试中心职工群众中对珠宝检测站员工的收入早有议论，对该站的市场经营收入和员工的实际收入存疑，反映也不断，测试中心获悉后虽也曾对有关情况进行过调查了解，但大多采取应付的做法，加之珠宝检测站员工上下口径一致，没有发现实质性证据，平时调查也只是点到即止。

郭清宏私存、贪污巨额公款一案，是“小官巨腐”、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一桩大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教训也是深刻的，发人深省。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真正做到预防为主和严惩腐败相结合，需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廉政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做到坚定理想信念，不越红线，守住底线，筑牢防线是防止领导干部犯错误，违纪违法的根本所在。要把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做到教育更有针对性、更有警示震慑性，使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都能自觉适应从严管理与监督的工作约束。

明确重点，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和载体，案发单位和全局系统要从这次地质局系列腐败案件中认真反思，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案发的原因有哪些;针对制度上的漏洞要抓好哪些环节进行整改。同时，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政纪法纪教育，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增强领导干部的纪律观念、法制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充分利用发生在本单位本系统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以案论纪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增强教育实效。

二是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结合各单位实际，扎实做好立规矩、建制度、严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尤其要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内部控制和管理等制度的建设，加快修订和完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大额资金使用、人事管理、设备仪器采购、合同管理、违反财经纪律责任追究等制度和办法。推进规范化管理，堵塞管理漏洞，建立按制度经营、依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

通过深入调研、学习借鉴、广泛征集干部职工意见等方式，制定、健全、优化一套合法合规、以人为本、上下认同、行之有效、针对性强、可操性好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各单位班子成员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带好头，以自身严格执行制度的行为，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彻底解决以往不拿制度规定当回事、我行我素的任性行为，对违反者一律从严从重查处和让其付出代价。

三是强化监督制约，使领导干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始终坚持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首先，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相互监督，坚决克服班子成员之间“老好人”，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的现象。“一把手”要自觉带头接受监督，班子成员既要相互尊重，维护、支持“一把手”，又要大胆监督“一把手”，敢于提醒，。把监督当成班子成员间、领导干部之间一种防止犯错的“援手”，时常拉一拉，促一促，拍一拍。

其次，强化职工群众监督，完善事务公开制度，把本单位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原因、决策依据、决策执行过程和结果，通过一定的形式向职工干部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以公开保证公正。再次，加大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力度。纪委要强化双重管理，加强对同级及下级的监督管理，并加强同上级有关部门的联系。

抓住干部管理的各个环节，把监督寓于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权力的严格管理之中，要让大家认识到平时的严格律己和监督是在保护干部，不要出现一旦犯错悔之已晚的情况。此外，加强审计外部监督，审计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早纠正问题、避免重大错误的有效手段。要完善单位内控机制，加大审计力度，定期对本单位及下设机构的财务制度执行情况、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堵塞管理漏洞。

2022形成了一些个人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