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 中西方关于感恩的节日(7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一

让青春无悔

我什么都没有，唯一的本钱就是青春。梦想让我与众不同，奋斗让我改变命运。——题记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我已经二十岁啦，二十岁——一个风华正茂、富有青春的年龄。时间的转轮让我不停的改变着，从顽童到青年，从无知到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在我的青春年华里，我是学习着的、奋斗着的、永不止步的，仅仅为了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为了让自己的青春无悔。

回首过去的20年，我深深的感觉到：命运如同手中的掌纹，无论多曲折，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每时每刻都没有放弃过对梦想的追求!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但爸爸妈妈都比较注重我的学习。他们常常告诉我，只要有了知识将来才能挣大钱，而我也知道，在农村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每一份都是实实在在的血汗钱，他们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严寒酷暑，他们都在不停的工作着。为了我和姐姐每年高额的学费。而我也在不停的努力，那是幼稚的我不断的努力，仅仅为了期末后的那张奖状来换来他们疲惫苍苍的脸上那欣慰的笑。在老师眼中，我一直都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在父母眼里是个不用担心的好孩子。在家里，我可以把帮他们分担家务，农忙时干农活。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见识的增加，我也知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我一直都坚信，自己可以闯荡出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人说大学是一本书，如今我有幸的阅读了这本书。

2019年9月，我带着自己的理想和家人殷切的期望来到了黄河水院。大学给我展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浓郁的学习氛围和虎虎的运动生机，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也有纯而又纯的同窗之谊。回顾这一年来的大学时光，无论是在学习，为人处世，还是在思想方面…自己都进步了很多。这些进步都离不开老师同学的帮助，没有老师的指导、同学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大学期间正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分界点，带着高中的稚嫩走入大学，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下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在大一这关键的时期，我便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过程是枯燥的，有时也比较费解，但一种思想走了这么久，一种思想指导了多少代伟人，不能不让人折服。我带着这种敬畏，不懈的学习。在思想上，我不断追求进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保持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党的工作路线，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

有关活动，努力成为支部和班级精神力量的积极分子。同时，我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形势，以及国内外的局势变化，并与大一些学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进一步向党组织靠拢，思想境界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以个人价值主义为主导转变为以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虽然还未能真正成为党的一员，但我时刻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定期向上递交思想报告，不断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党员。俗话说，一个人的思想支配一个人的行动，“积极进取，永远奋斗”是我的思想指针，引导我在、工作、生活各方面不断努力。

在学习上，学习目的明确，在认真学习课本专业知识的同时，广阔涉猎东西方古今书籍，用以丰富开拓视野。学习成绩优秀，本学年综合测评专业排名第一名。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想在我所选专业的方向进一步深造。因此在大学开始之初，我便经常流连于图书馆查询与我所学专业相关的书籍资料，以便获得更扎实的专业基础。我在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不断加强英语、计算机等一些技能知识的学习。我的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并在为英语四级作者准备。同时，经过努力，我也通过河南省计算机文管二级以及普通话考试。只有我自己才明白这所有的一切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成绩是属于过去的，要走好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我还必须一如既往的努力和付出。在学习中取得的成绩并没有使我满足，我知道自己距优秀学生的距离还很远，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学生以学习为主，所以我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向老师、同学和学长学姐们请教﹑讨论﹑学习，经过自己的

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虽然这些成绩不足称道，但它们是我勤勤恳恳学习的明证，将成为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觉得在大学阶段，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与学习是同等重要的，应该全面培养各方面的能力。所以在注重学习的同时，我也积极参加班级学校组织的团日活动，与同学们团结合作。在班里虽然只是一名课代表，带也是极其重要的，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表达能力，加强了我的责任感，而且能够为同学们做点事感觉很快乐。

在生活中，我朴素节俭，性格开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在日常事务中，我积极和同学交流沟通，与同学融洽和睦地相处。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也乐于帮助同学，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我都愿意与同学们交流沟通,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难题。由于家庭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所以我利用暑假去富士康打工，去感受社会，去锻炼自己的意志，吃苦耐劳的能力。在打工期间，我也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与人处事的原则。这样的生活经历让我的大学时代更充实也更有质感，让我体味到生活的不易和父母的艰辛。每次想到亲手挣下的那寥寥数笔，就让我加倍地崇敬劳动人民、崇敬生养我的父亲母亲。

虽然家庭经济拮据，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没有放弃一直以来的理想。我一直以先进的学生为榜样，努力减少与他们之间的差距。

我要感谢我的大学给我这次机会，让我争取国家励志奖学金的机会。落叶在空中盘旋，谱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养它大地的感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绘画着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的感恩。鸦反哺，羊跪乳，也是因为它们对生养父母的感恩。因为感恩我们的世界才这样的美丽多姿，因为感恩我们的生命才这样绚丽多彩，是感恩让我们真心的为生命喝彩!

耐过残冬，便无需蛰伏;落尽寒梅，便能企盼新春。我要把奖学金化作今后不竭的动力，完成新的征程!小溪想要拥抱大海，需要锲而不舍的坚持;雏鸟要飞翔于苍天，需要振翅的勇气;幼马要奔驰于旷野，要跌倒又爬起的毅力。我会以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生活中，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梦想，放飞希望，励志在建设祖国的历史进程中勇挑重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在大学的青春中无悔。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二

论文关键词:孝道；家庭伦理观；个人主义；多元 文化；中庸；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 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 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作为媒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与符号，通过解读反映文化特征的电影，可使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在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早期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三部影片当中，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华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经历与感受，本文选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喜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矛盾冲突及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年届33岁尚未成婚的高伟同和美国人塞门同性相恋。高伟同的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高伟同的一所旧屋，租住着一位从上海来美国的女孩郭威威。为了安抚催促高伟同成婚的高家双亲，伟同与威威假“结婚”。最后，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事实真相以及自己与塞门同性恋的实情，高母大为震惊。病愈出院的高父跟塞门谈话，他与伟同关系早就被高父看穿了，但高父决定继续保守秘密。伟同和威威把要孩子的想法向塞门和盘托出，请求他答应做孩子的另一位“爸爸”。在机场，高家二老即将离开纽约时，伟同偕着妻子及塞门，目送二老相互扶持着走去。

复杂纠葛的情节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纷繁芜杂的现象有着背后深层的必然与文化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剧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孝文化就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所提出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尽孝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孝经》中“人之行，莫大于孝”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本，倡导要格守父子、君臣、尊卑、长幼、上下之序。在家庭的单位中，孝道讲的是尊敬老人、孝敬老人，顺从他们的意志与思想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文化学者朱永涛，孝的一层含义是顺从，即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另一层含义是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子女必须按照祖辈的意志，将家族的姓氏、家业、荣誉等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伦关系之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具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成为世代传承文化。由于各代人对它的认同，因而一直起到融合代际关系的作用。

在《喜宴》一片中，男主人公高伟同的父亲重病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儿子的未婚和没抱上孙子这样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中国 社会人人尽知的孝道信条。若让老父带着遗憾合眼，高伟同无疑就是不孝子孙了。所以在他的同性恋伴侣塞门的建议下，高伟同选择了假结婚。虽然假结婚绝非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作为同性恋的高伟同采取这样一个缓兵之计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动机是好的:安抚重病中的老父，满足双亲的愿望，顺从父母的意志， 实践中国人的孝道。

与孝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国人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本片中，文化的冲突浓缩到了家庭这一范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异常强烈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外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注重不同辈分的等级关系，强调一家人相互依靠、孝顺服从、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很少要求权利或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指挥、安排家的一切事务，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子女只能听话、顺从，否则就是不孝”。在这样的家庭观念背景下，高伟同选择以虚假为手段以欺骗为代价来满足父母的意愿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国人重视血缘、血亲关系，家庭的单位要比西方的核心家庭大，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家庭单位正在缩小，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抱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纽带关系，家庭的功能得到强调。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基础之上，高伟同虽然生活在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但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使他不可能脱离滋养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违背家庭和父母的意愿做出选择。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较少受到父母、家庭的约束与限制，享受更多自由权利。比如《喜宴》中的塞门，就没有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与烦恼，能够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自由生活。自由是指:“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来自政府、统治阶层、教会、或其他有 组织的权威的外界干扰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青年人就会较少地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干涉，较为独立地生活”。在学术界，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这一概念为“个人主义”，它表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在个人主义这一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西方人的生活更加自主、自由，更加注重个人的 体会与感受，较少纪律性的约束与束缚。

虽然同性恋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就可以自我做主的事情，它也涉及到舆论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少还是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家庭价值观都赋予了其个体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使一位同性恋者至少不会受到像高伟同那样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塞门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同性恋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在《喜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高家父母所期盼的传统的中国式婚姻为体现的。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让老俩口抱上孙子是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导演却未能让二老如愿，剧中儿子高伟同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伴侣塞门，这与中国传统水火不容的情节安排是本片的一个主要冲突。同性恋这种在美国已被接受的现象在中国则是不能容忍的。当儿子高伟同最终不得不向母亲告知事实的真相时，母亲无法接受，如五雷轰顶，还反复叮嘱不要告诉高父。 由于大多数 中国人对同性恋行为持反感态度，且无 法律明确声明要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所以同性恋者在 社会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欺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以农耕 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较为闭塞，很少接触新鲜的 文化和事物，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较弱。片中高伟同是个在美国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 台湾人，收人、事业稳定，还有多余的房产出租，事业小有成就，其同性恋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生活的平静、事业的 发展。然而，如果高伟同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在中国，那么无论他的能力如何优秀，学历如何显赫恐怕也难以受到认可，只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异端，受到排斥，难以求生存、图发展。

而北美人较为开放，较容易接纳新鲜、新奇的事物，文化呈多元性、多样化的特征，与他们移民国家的性质有较大关系。美利坚和共国就是数个不同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集合体，所以“美国被称之为一个‘马赛克夕国家—是由不同颜色的小个体构成的一副图画。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个体仍保持各自鲜明的特征，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整个文化呈现出内容迥异、各具特色的特征。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新生事物及现象能够较容易理解、接受。美国社会认同同性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认可，但是他们深信个人对各自生活选择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因此这种社会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同性恋以较为自由的形态出现在美国社会。

三、解决中西方婚姻矛盾问题的“中庸”处世 哲学

影片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和谐。在《喜宴》的最后，高伟同在一番挣扎后终于向母亲交待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样的情节在中国的影片当中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同性恋这个在中国社会很难被认同的概念被运用于影片中主人公身上，这是与中国父母所期盼的传统婚姻相对抗的尖锐的事实。中西方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导演李安巧妙地运用影像 语言解决了这样的冲突。在机场送别父母时，郭威威、高伟同、塞门三人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镜头，这三个原本立场对立的人，怎么会拥抱在一起呢？其实，导演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这一信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可以共存的，一种是被尊重的同性爱情，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婚姻。

这样的矛盾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即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做事不走极端，寻求和谐宽容的氛围。对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和而不同”，只有接纳了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才能和谐共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差异，面对异己的宽容接纳的心胸与睿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具体讲，中庸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度”，是人们行为做事不走极端的合适的行为标准。

“中庸概念对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个名称不仅仅代表一个地理概念，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掌握中庸这一原则，他们已经发现了哲学所有学派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掌握了中庸之道，即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应对自如，它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标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讲中庸之道其实就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中庸》中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就是“从容中道”。它是达到中庸后的人的一种高度自觉，不期而然，不有意而为，却无所不为的境界。”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成为生命的习惯时，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喜宴》纷繁复杂的剧情反映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它包括中国人的孝道观、家庭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透过生动的电影情节和人物的精彩表演，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风情习俗的了解与认知，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比与感受。电影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实际上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在习得、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理解、认知着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因此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学习者可通过观看不同国家的电影，来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文化的差异，并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及文化敏锐性。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三

   【摘要】：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得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在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摘录自《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注释：

[29]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5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四

一、活动背景：

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西方传统节日感恩节，虽然是外国节日，但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每个人都应该的。感恩包括感恩 我们的亲人、感恩老师、感恩学长等，懂得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借西方“感恩节”的机会在校园内开展以“暖冬之行：情系暖 冬，感恩之行”为主题的感恩节系列活动。

二、活动目的：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同学们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灵去感 受，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培植一种感恩的情感，无论对待父母或者老师，朋友或者对手，快乐或者悲伤，都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么，你们就会明白生活是一面 镜子，你哭她也哭，你笑她也笑。当你心存感恩，生活也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三、活动主题：暖冬之行：情系暖冬，感恩之行

四、活动对象：

五、活动时间：11月xx日

六、活动内容：

1、 前期宣传：由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出一块展板在24中午之前摆放在食堂门前，在学院堂门口，院青协的志愿者设立的摊点，提供全院学生在已准备好的“感恩砖”上 写下自己的感恩祝福语，然后由自己亲手贴在“感恩墙”上，一起“共筑”感恩之墙。联系学院广播站，广播时间播放相关活动信息。

2、感恩丝语——中午写下的感恩祝福语，粘贴在孔明灯上，希望通过点亮“感恩灯”的形式，来唤醒人们感恩的心。放飞孔明灯，祝福在飞翔(11月xx日)

七、策划主办组织：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五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代表张家界旅行社全体同仁对大家的远到而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到奇山异水的张家界欢迎大家来到神奇瑰丽的湘西.我是大家此次张家界之行的地接导游员,我叫王芬芬,大家可以叫我小王，王导或者按照我们湘西本地的称呼方式,也可以称呼我为王阿妹.在接下来的这x天以内,就由小王带着大家导来导去,希望王导旗不倒大家都玩得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前面给我们开车的x师傅.为什么要称他为重量级人物呢?一会下车的时候,大家看看他的大肚子就知道了.x师傅是跟我们旅行社经常合作的一位老师傅了,有着x多年旅游团队车辆的驾龄,尤其对我们湘西的山路十八弯每一弯每一拐都非常熟悉.相信,有他的保驾护航,我们的行程会更加顺利.同时也请各位注意车内的环境卫生,这x天我们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汽车就是我们另一个流动的家.

那么,在接来x天的接待任务就由王导和x师傅负责完成,我们会用十二分的热情服务于大家,竭尽所能的解决大家旅程当中的每一个问题.同时,旅游活动也是一个可变性较大的团体活动,大家如果在期间给予陈导更多理解信任支持的话,将更有助于整个团队顺利有序的进行.陈导在这里谢谢各位了!(鞠躬)

各位朋友,刚刚我们上车的地方就是张家界市新建的火车站.张家界新火车建设工程是国家“十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于20xx年3月动工建设，工程总投资达3亿元,到20xx年1月18号正式竣工通车.车行至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回头望一下,整个火车站设计新颖,建筑错落有致,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极具时代气息.它是张家界城市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也被誉为湖南省最美的火车站.

我们的车子转弯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个索道站.这个索道站就是闻名遐迩的天门山景区上山索道站.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主峰 1518.6米,它距城区仅8公里，因自然奇观天门洞而得名。天门山古称嵩梁山，又名云梦山,是张家界最早载入史册的名山,它于1992年7月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三国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 ，嵩梁山顶部之处峭壁忽然洞开，玄朗如门，吴帝孙休视之为吉兆，天门洞开之说流传天下，嵩梁山也由此更名为天门山。1999年12月8日至11日，张家界市举办的“穿越天门”99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就是在这里举行，世界顶级的飞员表演师驾机从天门山洞中穿过去，当时由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全世界大概有8亿人观看了实况直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自此以后天门山景区闻名海内外。

天门山景区以三大看点彰显特色。一是索道，刚才我们看到的位置就是天门山景区索道起始点，它总投资2.26亿元，全长7455米，在世界同类型的索道中，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二位。总条索道有98个吊厢，其中两个vip吊厢单个吊厢的造价是20万元人民币。二是上山盘山公路。整条公路全长仅10.77公里，但就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它的海拔却从200米急剧提升到了1300米，大道两侧绝壁千仞，空谷幽深，180度的急弯此消彼长，层层叠起，“堪称天下第一公路奇观”。从山顶俯瞰这条公路，又似一条玉带缠绵在群山之间，极为壮观。中国书法协会常务副会长沈鹏先生走过后欣然为其题字“曲道通天”。第三大看点是动植物。作为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顶拥有完整的原始森林，布满青苔的奇石随处可见，珍稀树种、珍贵药材也时有发现，甚至还能看到整片整片有着“植物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世界著名观赏植物——珙桐。由于相对独立，这里还是动物的乐土，野生动物有麝、狐狸、猕猴、豪猪、 、飞虎、岩鸡、岩鹰、锦鸡等。

刚才路过天门山索道站，陈导就简单地给各位介绍了一下天门山景区的大致情况。接下来，我们开始步入正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旅游行程及张家界市的基本情况。

(旅游行程略)

在湖南省内有14个地州市，其中有13个地级市再加上一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而张家界市是其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成立时间最晚的一个。张家界市辖两区两县，总面积965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70万其中市区人口不足20万，正式成立于1988年4月4日。它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湘西大范围内，位置在云贵高原隆起与洞庭湖沉降区结合部，东接湖南常德的石门县桃源县，南至湖南怀化的沅陵县，西邻湘西自治州的龙山县，北抵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张家界历史悠久,早在四千五百多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不过,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在古代,张家界被称为 “九洲之外,圣人听其自然”的“南蛮荒芜”之地,其名称也几度更改,先后有大庸所,大庸卫,永定卫,大庸县,直到85年才有大庸市之名,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张家界市.

目前我们位于张家界市两区之一的永定区，永定区是张家界市的主要市区，张家界市的一些市政机关及主要的商业中心都集中在永定区。湖南省有很多别称,湘,潇湘,毛主席的诗词里面也有"芙蓉国里尽朝晖",也有芙蓉国的雅称,另外还有一种别称叫"三湘四水",三湘指的潇湘蒸湘漓湘,指的湘江流经过程中的三个不同的地段,四水指的湖南省境内四条比较大水系湘资沅澧.其中的澧水河就在湘西,它发源于桑植县的八大公山原始森林内,几经曲折最后流入洞庭湖.大家现在看到的穿城而过的河流就是澧水河,它是我们张家界的母亲河.在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诗词湘夫人中就有诗句"沅有芷兮澧有兰",其中的"澧"就是说是我们看到的这条河流,在它的上流,有一段河道风景秀美,满岸遍生茅草,得名茅岩河,是全国知名的漂流线路.我们现在前往的方向是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那边在八十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毛之地，只有少量的山民住在那边刀耕火种的生活，随着八十年代初期张家界景区的对外开放才慢慢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张家界的一个区。现在主要是以旅游风景点为主，我们接下来的x天时间都在那边。

张家界的两县，慈利县和桑植县。如果团里面有熟悉民国时期历史的朋友就知道，那个时候出了一位号称“中华第一保镖”的人物，青少年时期留学日本打遍东瀛无敌手，归国以后以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贴身保镖，有没有朋友知道是谁呀?对，杜心伍!杜心伍先生在早期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一方面他帮助孙中山黄兴等的革命活动，一方面他又曾经是上海有名的 组织青红帮的几个元老之一，辈份极高。 早年也曾加入青红帮，不过，只属于杜心伍先生徒孙辈的人物。杜心伍先生就是慈利江垭镇人，据传，江垭的龙王洞就是杜心伍少年时期习武练艺的地方。慈利县山青水秀，基本以山地为主，没有什么工矿业，环境质量非常之高。烟民们都知道，湖南有个叫芙蓉王的香烟品牌，很多人都喜欢抽，是一个年产值近100亿的大企业。那么这么多的香烟需要的烟丝哪里来的呢?主要产地就集中在湘西，其中慈利环境质量高也有大面积的种植，被称为“第一生产车间”。细心的朋友进入张家界市后就会发现张家界很多卖土特产品的地方都打有“张家界一绝杜仲茶”的广告。杜仲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材，全国集中生产地主要是在湘鄂云贵川，其中在张家界的慈利县种植面积达4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杜仲林基地县。1995年3月26日，途经张家界慈利县在慈利县政府宾馆用中餐，桌上的茅台酒酒鬼酒没开，倒是喝了一点杜仲酒，还说了句“杜仲酒，蛮好喝嘛!”从此就作为广告语在用。大家往自己左手边这个路口看一下,这边就是通往桑植县的张桑公路入口.桑植县由种植桑树养蚕而得名，它是一个既令张家界人骄傲又令张家界人脸红的地方，说它令张家界人骄傲说因为十大元帅之一曾经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出在这里，说它令张家界人脸红，是因为直到今天它仍旧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每年中央要拨款3000万才能维持整个县的财政需要。在我们湘西流传着很多好听的民歌，其中桑植县更是被誉为“湖南的民歌之乡”。20xx年11月23日，湘妹子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就唱了一首典型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其中马桑树是一种藤本植物，灯台树则是一种高大的树木，搭就是缠绕的意思，象征着阿哥阿妹情意缠绵。

我们光说不练是假把式，下面陈导就献上这首山歌，一则是为对大家的远到而来表示诚挚的欢迎，二则也是为了让大家更近距离的亲近湘西。

(唱歌)

刚才跟大家介绍张家界的地理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张家界是处在大湘西的范畴之内，说到湘西，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湘西土匪多，其次呢，大家想到的可能不是湘西的山水之美，因为央央中华地大物博，奇山异水，多不胜数，据陈导所知在各位的家乡就有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其实湘西这个地方是以丰富多彩的地方民族特色和神奇瑰丽的巫傩文化而闻名于世。就拿张家界来说吧，它就具有显而易见的湘西特色。

我们刚才讲到张家界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口，这一百六十多万人口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大，占到百分之七十三点多，包括有土家族白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在内的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相反的，汉族人口在这边所占不多，只有三十多万人。我们团里面的各位团友都跟小陈一样，是汉族的吧，到了张家界以后您就可以自称为少数民族了。因为这边汉族人口是少数，少数民族才是多数。

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其中土家族是当地人数最多的民族，在全市一百六十多万人口中，他们占了接近于一百万，是张家界市的主体民族。土家族在全国总人口约八百来万，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几省交界处。张家界这一支据说是秦以后定居在湘鄂川黔交界的巴人后裔，因战争流离辗转到张家界并且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开来。他们自称为“毕兹卡”，意思是当地人。在古代，勤劳勇敢的土家族人世代居住在山林野地，文化开化程度极其有限，因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但长期稳固的生活环境下他们却形成了自己专属的语言，一代代口口相传，传承了下来。大家在这边会发现很多冠以“毕兹卡”名称的酒店餐馆摊点，老板就是土家族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年轻一代的张家界人会土家语的已经不多了，只有僻远落后的山村里面一些老人还保留着这种习惯。

陈导知道一点点，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语句，大家要不要学啊?要学的左手拍右手，不要学的右手拍左手。掌声不够热烈，陈导就想不起来。(笑)

首先教大家怎么样跟土家人打招呼：“呢/岔” 是“你好”的意思，早上问好可以跟人说“早古爹/岔”，意思就是早上好。明天大家起来相互碰面的时候就可以用土家语来问候早安了。当然，如果我们团里面的阿哥在张家界对哪个心灵手巧的湘西土家妹子瞧上了眼需要表白的话，还可以说“厄阿泥阿蚩”，意思是我爱你。哎呀，如果你运气足够好，能够赢得美人心抱得美人归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娶了“里/泥嘎”回家了。

大家猜一猜“里/泥嘎”是什么意思?(引导客人参与，活跃车内气氛)“里/泥嘎”的意思是“母老虎”，刚才陈导话只说了一半，我们湘西的土家小阿妹除了心灵手巧外还牙尖嘴利。

刚才陈导说的，还只是土家族这个民族在语言方面的与众同不同，还不足以说明当地民族特色丰富多彩。其实，与其它民族相比较，土家族还在称呼节日婚嫁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有着浓郁的湘西风格。

有些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刚才我称呼团里面的男士为“阿哥”，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湘西叫法，男的叫“阿哥”，女的叫“阿妹”，年龄比你大的则称为“阿姐”。如果是湘西当地人，他们叫得还要亲切腻人一些，“哥厄~”“妹厄~”后面的音节拖得很长，尤其是在一些山歌里面表现得更加情意缠绵。我们在晚上的民俗演出中可以看到这种语言方面的湘西韵味。男士在当地还有另外一种称呼方法，称为某某郎。姓什么，在前面加上姓氏就可以了。如果姓罗，称呼为罗郎，如果姓李，称呼为李郎。不知道我们团里面有没有姓唐和姓张的阿哥，如果有的话，可以称呼为唐郎或者张郎。(笑)有的话，也不要紧，我们入乡随俗，这个称呼在这x天以内可以保留下来，过了这几天等大家回后，我可就管不着了。

车里面好象刚才有朋友在嘀咕，姓色的是不是应该叫色狼?!唐郎张郎不要紧，有色狼麻烦可就大了。不是陈导麻烦，是色狼同志麻烦。据湘西老辈人讲，在以前的湘西捉到色狼是要关到竹笼子里面丢到澧水河最深的地方去的，那叫浸猪笼。(笑)

土家族第二个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两个节日跟汉族不一样。第一个节日是过年。

土家族人过年，称为“赶年”。什么叫赶年?顾名思义，赶年，就是急急忙忙过年，赶着日子过年,赶在汉族过年的前一天过年。汉族腊月三十过年，土家族就在二十九过年。汉族在二十九，土家族就在二十八过年，反正要比你汉族提前一天过年。可能有些朋友想不通，为什么土家族一个小小的民族，过年都要压着汉族过，是不是历史上土汉民族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呀?如果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

关于“赶年”的来历，土家族民间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这些传说可能故事有别或情节不一，但大都与土家族的历史及战争有关。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湘西土司王为率领土家军赶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从而提前过年的故事。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就是当时的日本海盗，屡屡侵犯东南沿海，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于是明朝皇帝恼火了，下令征调兵丁前往征剿，而且限期必须到达指定海防前线。当时湘西这边是什么情况呢?湘西这边属于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在湘西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溪州之战，止于清朝末期，在湘西流传了八百多年。土司王有自己的王宫朝庭文武百官军队，甚至还能私造地方钱币，对当地人民也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治程度非常之高，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在张家界城区边上就有一座专门展示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土家风情园，当地老百姓也称其为土司城，就是按照以前的土司王城模样修复起来的，里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吊脚楼群。土司王虽然自治程度很高但他从名义上要服从于中央朝庭的统治，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一是纳贡，二是征丁。纳贡的物品都是地方物产，如布匹茶叶岩耳药材朱砂等种类繁多，在明朝正德年间，湘西彭氏土司王就曾向朝庭进贡楠木而受到赏赐。至今湘西进贡的大楠木还支撑着北京城里的那些宫殿。征丁就是一旦有战事发生，土司王有责任和义务向朝庭输送兵丁。湘西离北京城有几千里地，以前通讯手段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可以一个电话就通知到，在古代得通过驿站快马加鞭一站接一站把皇帝老子的圣旨传过来，赶过来的时候刚好在过年的前一天，皇命不可违，战事又紧急，可又新年在即，没有办法，老人们决定把准备过年的萝卜豆腐腊猪肉干牛肉一锅煮了，提前一天过赶年，由此还产生了当地的一种火锅---三下锅。

三下锅三下锅，“三”只是个虚数，其实是把很多东西一齐放到铁砂锅里去煮。原料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的，土家人有句老话，“一红二绿三黄”。“一红二绿”是指荤素搭配要合理，“红”是指荤菜，主要是指湘西各式各样的腊肉制品，“绿”是指素菜，荤素搭配要按一比二的比例，这其实也是符合现代膳食的营养搭配的，多吃蔬菜身体好嘛!什么叫“三黄”呢?“三黄”是说，如果原料只选三样，其中必须要选黄牛肉，这样才能吃出来味道。湘西人爱吃牛肉，有“肥猪抵不上瘦牛”的说法，还有“宁吃牛屁股，不吃猪头肉”的说法，挑牛的标准是“一黄，二黑，三花斑，水牛肉味最平淡”，吃牛肉以黄牛肉最佳。黄牛养殖遍布湘西，张家界湘西州都有，主要养殖地在湘西与贵州交界处，也就是成语故事“夜郎自大”中夜郎国的所在地。牛在湘西人的生活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祭祀活动的时候要锥牛，告慰先祖的时候要杀牛，民间活动的时候要斗牛，牛头用来挂在大门上避邪，牛骨用来做成骨雕图腾守身，牛皮---牛皮不是用来吹的，是蒙成鼓用来擂的!

这就是土家族人赶年的习俗和由此产生的一种地方特色火锅三下锅，至今，无论是山村还是市区只要是土家族人，他们都是提前一天的晚上过年。时至今日，湘西还流传着这样的诗句“八月里是中秋，堂前点兵下苏州。右手举起刀一把，左手提起倭人头。”在土家风情园内，也有明朝皇帝题写匾额“东南第一功”悬挂于城内。

这就是土家人第一个节日赶年的来历。接下来，陈导给大家说说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节日。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的情人节在阳历的2月14日，日本还有个白色情人节，在3月14日。农历的7月7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那一天，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传统的情人节。那么，土家族人的情人节是哪一天呢，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来的?(提问)

告诉大家，是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尤其是团里面还没有娶上老婆的年轻阿哥们。在晚上的民俗晚会现场和人间瑶池宝峰湖上，有时候小阿妹会问大家，土家族人的情人节是哪一天，如果答对了，小阿妹就跟着你回家了。陈导现在告诉大家了，让大家白捡一个便宜。当然带了老婆一起出来的，就不要贪便宜了，小心吃不了兜着走。(笑)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六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不同。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外贸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挣扎，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有关西方国家感恩节的心得体会实用七

尊敬的校领导：

你们好。

我是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1001班的沈永刚，此次荣获湖北省2011-2012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这是我第二次获得此项奖学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唯有用拙笔陋文，以谢国家、政府和恩师。

2007年，我国政府首都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旨在资助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寒的莘莘学子，这对于农村广大寒门子弟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而我再度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自古"将相本无种，白屋出公卿"。窃以为，出身寒门的子弟，如果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必大有可为。

一、家大口阔粮少，父母委实不易

我家位于全国红色革命老区同时也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麻城，坐落于麻城市夫子河镇芦柴坳村新屋垸，是一个典型的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幼年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后来来到城市务工，成为亿万农民工大潮中普通的一员。父亲念书时，智力超群，成绩优异，有望成为"精英"。然而由于无法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他选择了辍学，16岁便独自一人养家糊口。父亲十分尊重爷爷，2001年春，爷爷因肺癌踏鹤西归，留下他的大儿子——国家二级残疾人——我的大伯。大伯早就过天命之年，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对其不离不弃，想到在这个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社会，这般的兄弟情深，委实难能可贵。母亲是一个大家闺秀，家境较为殷实，外公曾为村支书，母亲冲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桎梏，执意要委身下嫁给父亲，母女俩为此矛盾不前。由于年轻时勤奋学习，用眼不科学，视力受到严重损害，下嫁到父亲家后，独自一人守着一亩三分地，务农数十年。几十年来，父母伉俪情深，相濡以沫。

二、恩师谆谆教导，兄弟姊妹情深

2007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麻城市第一高级中学学习，相对于其他同学而言，我成绩平平，但我可以很自信地讲，我是我们那个班级最勤奋的学生之一。然而，爱因斯坦在就警告过知识分子，成功等于少说空话加勤奋再加正确的方法。我所缺乏的正是"科学的方法"。老实说，高考之后，我仍不理解何谓"科学的方法"。现在我明白了，我所缺乏的正是"健康的心态"，在中学时代，极度的虚荣心和巨大的压力使得我屡次吃力不讨好。当我在每本高考资料的封皮上写下"志在清华"时，事实上决定了我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吸引我的眼球正是长江大学那一群勇敢的学长用"人链"挽救落水少年，还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进入到长江大学后，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怕吃苦，莫入此道；想成才，请进斯门"这句标语。这让我联想到燕京大学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想到，进入这所大学，将来必定大有可为。大一的时候，在经过一年级教学工作部的魔鬼训练，国家英语四级对于绝大部分新生而言，不过尔尔。我们的辅导员黎传稳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虽然他不再担任我们的辅导员，但我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各种情节，冷暖自知。后来，我结识了一批很要好的朋友，但，终究没有生成爱情的火花，实为一大憾事。

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理学家张载这四句名言经久不衰。知识分子的"救世"情结莫过于此。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应当具备"铁肩担重任，妙手著文章"的觉悟。进入大学以来，我认真学习理论，除了马列著作外，还广泛涉猎西方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大家的著作。刘军宁、秦晖、胡适、徐友渔、王绍光、许纪霖、杨奎松、余杰、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诸君的著作。正如商务印书馆所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人的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所感兴趣的领域大可深入研究。然而，只顾既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只待在书斋里，不去参加社会实践，知性不结合，学到的知识只是死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注重实践，先后去中山市做了暑期实践，湖北省"挑战杯"以及国家创新性实验计划。此外，"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一直是我的人生信念，我也是这么做得，凡事要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被谣言蒙蔽双眼，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注定不会畅通无阻，过了这些坎坷，前方风景秀丽无限。

此次5000元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我家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如何合理利用这笔资金需要多动脑子，但绝不会铺张浪费。

寥寥数语，诚表谢意。

此致，

敬礼！

沈永刚

于2012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