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 历史文献学读后感(6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过程与方法： 通过在比较秦朝的各项制度和汉朝的各项制度的异同来理解汉武帝时期的所采取的措施的过程中，掌握通过比较来理解史实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郡县制和分封制对巩固中央集权带来的影响的过程，培养与人合作，自主探究历史现象及其意义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本课的学习，形成对汉武帝的正确评价。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统一的多民族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意识。

【教学重点】 汉武帝新的大一统的措施。

【教学难点】汉朝的一统于秦朝一统的区别。

【教学方法】比较法与自主探究法相结合。

【教学流程】

导入：汉族、汉语、汉人、汉文化、汉字。“汉”从何而来，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代表呢?让我们走进中国历史上的西汉王朝，分析其原因。

师：学生阅读课本，思考下列问题

西汉的开国皇帝是?

他得到天下后，考虑最多的问题应该是什么?

西汉初年社会状况如何?后来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过程?

汉景帝的继任者是谁?

学生阅读课本，一一回答。

教师讲解后，展开幻灯片4，介绍汉武帝，问与汉武帝相关的知识，大家学过的纪年方法。

展示幻灯片5，提示大家，公元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过渡)汉武帝即位后，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会是什么样子呢?请学生简要说明。

师：经济上，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政治上，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但是政局依然非常不稳定，诸侯王问题悬而未决。

展示幻灯片6，教师介绍“七国之乱”

出示资料：汉武帝的叔叔梁王出行，千乘万骑，和天子一样威风。他还自制弓箭十万，府库的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问：这说明了什么?有怎么样的影响?

省略

问：汉武帝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阅读课文思考以下问题：

1、为什么要实行推恩令? (削弱王国势力，巩固中央集权 )

2、推恩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除了诸侯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允许诸侯王自己的封地再分给其他的子弟建立新的候国 )

3、推恩令发挥了什么作用?

(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逐渐被分成许多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对抗)

4、与汉景帝削藩的措施相比，你认为推恩令高明在哪里?

(汉武帝不费财力、兵力，以和平的手段，削弱了诸侯国势力，使之无力对抗中央，而且大多数得到封地的诸侯子弟不仅不会反抗中央而且对此心存感激。)

(过渡)推恩令的作用使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逐渐被分成许多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对抗。 除此以外，汉武帝还有怎样的政治措施呢?

1、汉武帝建立监察制度有何必要性?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和对皇族的监督 )

2、全国的监察区有多少?官员的名称叫什么?

(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部;官员的名称叫刺史)

3、他们的主要职责上什么?

(监察地官吏和地方诸侯，向中央反映情况)

4、监察制度有什么作用?

(有监察地方政府和皇族，惩治吏治诸，镇压地方叛乱的作用)

阅读课文，思考以下问题：

汉武帝在经济上采取哪些措施加强大一统呢?

(统一货币铸造，食盐和铁器的生产收归中央)

2、中央统一铸造货币的背景是什么?

(汉初，币制混乱，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不一致，民间和铸行为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

3、西汉五铢钱上怎样来的?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

(汉武帝开始铸造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故称为五铢钱。五铢钱在中国历史上流行700多年)

4、统一货币、将食盐和铁器的生产与销售收归中央有什么重要意义?

(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极大地增强了中央的收入)

展示对话，资料：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天人三策》

问：1.董仲舒提出了说明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目的是怎么样的?(政治大一统的需要 )

3.主要的观点如何?(皇帝代表天统治人民-------君权神授;人民要服从皇帝，诸侯要听命于皇帝 )

4.具体做法有哪些?(举措：在长安设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在地方上设立官学)

5.有哪些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 )

6.学生 讨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历史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这一思想为汉武帝提供了实行政治大一统的思想武器，在解决汉朝分封诸侯引起的弊端问题上起了积极作用;

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它确立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种只发展一家学说，限制其他各家学说的做法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是不利的。 )

师：所以我们一定要辩证地、用历史地眼光看待问题。

王莽与“新”政权

公元前25年，刘秀在洛阳称帝，史称“东汉”，刘秀即光武帝。

东汉前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中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统治日益黑暗。

东汉后期，在黄巾军的打击下，政权名存实亡。

为后一课的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做准备。

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按照政治教育计划，安排由我给大家上一堂党课。我主要结合中央、省市从严治党重要内涵，联系目前办公室内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分析当前我办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下面，我围绕四个方面，讲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21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前段时间，我从相关媒体了解到，我们邻国朝鲜目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基本上还处于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连民众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 30 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一、不忘初心，学，做到心中有党

不忘初心，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 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二、立足岗位，明党规，做到心中有戒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 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 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三、履职担当，跟党走，做到心中有责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

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之际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正式出版了。这是党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党史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基本著作，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吸收近30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这29年党的历史，是90年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对待这段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其重要意义不可小视。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9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党史》二卷始终坚持这一主题和主线，强调这29年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准确揭示了29年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党史》二卷全面记载的这29年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是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史》二卷把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按照这样的划分，全书分为4编。

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本编主要围绕党领导人民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转变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转变的进程来展开。用事实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本编强调，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探索过程。所述内容围绕“全面建设”、“艰辛探索”、“曲折发展”三个基本特征，浓墨重彩地再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阔场面，真实记载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说明尽管在探索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但成就仍然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本编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用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着重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本编记载的这段历史既保留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又孕育了后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新要素。按照这样的基本认识，用历史事实说明徘徊中前进局面的出现，以及继续前进的趋势。这样把握，为《党史》二卷记述的这29年历史展现出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全书结束语的标题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伟大成就”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在这29年中的不懈奋斗是怎样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基本经验”反映的是为何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以及期间发生严重曲折的缘由。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我们党全面正确地总结了这段历史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才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党史》二卷把29年党的历史放在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充分展现这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是深刻影响新中国历史发展的29年。纵观这29年的历史，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党史》二卷认识和把握这29年党的历史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充分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仅贯穿和体现在《党史》二卷对大量史实的叙述中，而且集中体现在结束语关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9个方面伟大成就、10个方面基本经验的概括中。“伟大成就”是对29年历史主流和本质的集中概括，“基本经验”则是对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升华。

《党史》二卷对29年党的历史取得的成就的表述，主要围绕6个方面展开。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中国的成立，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曲折，但仍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和认识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状况。

第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状况。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六，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的考验，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反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广大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

在这29年党的历史中，党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确看待失误和曲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29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对于正确看待党走过的这段弯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党史》二卷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党经历的这些失误和曲折，客观分析了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通过阅读《党史》二卷，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党在这29年的探索尽管经历失误和曲折，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进展，党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当然，这一切决不是“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左”倾错误，党和国家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在这29年中，党是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存在很大差距；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受到“和平演变”的威胁；中苏关系恶化直至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党在全国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这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增加了党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党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难度。

要探索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力图实现好这种结合，以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此作出积极努力。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实践，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经验而又要推进事业发展，使党的探索进程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曲折。党在正确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把战争威胁和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有基本认识的同时，也对所处历史方位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导致脱离实际、违背规律、超越阶段的问题不时出现；在注意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同时，也习惯于在工作中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发生过误解和教条化的问题；在注意扩大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同时，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

回顾总结这29年党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经历了失误和曲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在这29年中，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这29年中党纠正错误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党历经磨难依然具有带领人民共度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能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把事业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党不断克服自己错误的政治勇气和宽广胸怀，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党在长期奋斗中也认识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实事求是地指出29年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科学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的诚恳的、郑重的、负责任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结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奋斗历程已载入史册。今天，历史已经跨过21世纪的前10年。放眼神州大地，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习《党史》二卷，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教益，从中获得不断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一）必须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未能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超越阶段、违背规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失误，延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努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也曾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出过努力。但在探索发生失误和曲折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受到干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到空前破坏。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四）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29年中，党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促进社会稳定的可贵思想及政策。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国内政治关系趋于紧张，“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间几度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摧残是严重的，也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六）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29年中，党为大力加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作出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党的建设受到冲击。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丰碑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那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特别是这29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必将续写辉煌。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在《党史》二卷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使本书能够达到或接近这样的要求，但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当和不周的地方，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翟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翟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本学期将根据学校的工作精神，以学校教学计划为指导，落实推进课程改革，形成先进的课程结构和综合的教学理念，提高语言能力、教学能力;在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对话的能力，努力提升教学的境界;实施综合性学习，提高学生的识记、理解和综合分析能力。加强常规教学的研究力度，切实深化七年级历史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教学，要指导学生初步学会按时间顺序观察历史发展和变化，引导学生学会收集整理和运用相关的历史学习材料，启发学生对历史事物进行想象，联想和初步的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认识活动，对有关的历史问题进行简要评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与他人合作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1、学生知识能力基础方面：初一学生活跃开朗热情，上课积极发言。

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七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技能诸如：阅读简单材料，从图片、表格中获取历史信息，归纳整理等;但是由于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很好，惰性较强，所以历史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2、个别差异：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高，但是不会听讲和自学、不会做笔记、个别学生不交作业、课堂吵闹、回答问题天马行空。

3、疑难困惑：老师的难题是课堂常规管理、学习习惯的培养，学生行为的管理和规范，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学生的难题是知识点庞杂，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对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分析。

《中国历史》第一册，主要包括四个单元的内容：即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变革、统一国家的建立、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阐述了从我国的远古居民到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兴衰过程及其经济、文化的改革和发展

教学重点：夏、商、周的更替及青铜文明;秦的统一和灭亡;大一统的汉朝;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魏晋的建立;不同时期的文化科技成就。

教学难点：主要是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能力训练，教会学生灵活运用知识。

1、夯实基础，培养学生能力。

这学期的教学内容是授完七年级中国历册。理清每个阶段的历史线索，概括每个阶段的历史特征，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本学期教学最核心的内容。这就必须夯实基础，引导学生自己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培养学生的能力。

2、优化课堂教学结构，课堂上做到精讲多练，课后认真做好培优补差工作。

3、注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积极运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模型多媒体，网络等进行辅助性教学。

4、加强对个别学生的检查和督促工作。

通过每天的抽考和每月的月考，及时查漏补缺。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抓好后进生的个别辅导工作，从端正其学习态度，积极参与课堂的读、思、练活动，使其成绩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

5、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如课堂上答题、小讨论，故事会，通过这些活动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同时也使学生主动复习当天所学的内容。这样就使学生上课的注意力集中，加强课堂纪律的管理。及时发现不足，及时总结。

6、集体备课强化教学质量，让教师之间取长补短，资源共享，每周进行集体备课一次。

严格按照市教研中心安排的进度表进行。

历史教师学期教学计划2

为更好的抓好七年级的教学工作任务，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四有一代新人，本学期初一历史除传授学生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之外，还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其他思想品德教育。“以学生发展为本”为宗旨，制定如下教学计划。

初一学生总体水平查不多。历史是他们新接触的一门新学科，所以大部分同学求知欲较强，课堂纪律较好。但缺乏综合归纳能力，且有部分同学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欠积极。

1、教材特点

本学期初一历史第一册选用的是人教版教材，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于一体。可读性强，图文并茂，新增了许多趣味性较强的课堂知识活动。

2、教材内容

《中国历史》第一册的内容是从我国的远古居民写到的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兴衰过程及其经济、文化的改革和发展，共22课。

3、教材重点、难点

教材重点在于与历史发展的线索相关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难点在于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及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

第一、落实好课堂的教学目标

1、目标统一，准确。

2、以“内容标准”的要求为依。

3、体现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统一。

第二、使学生主动叁与到课堂教学中，如课堂上答题、小讨论，故事会，通过这些活动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同时也使学生主动复习当天所学的内容。这样就使学生上课的注意力集中，加强课堂纪律的管理。及时发现不足，及时总结。

第三、积极开展历史活动课，鼓励学习参与历史小制作，通过课外读物，网上探访古迹、名人轶事，扩大历史的知识面，通过自主的学习方式，提高探究学习能力。加强培养学生创造精神实践能力。

第四、集体备课强化教学质量，让教师之间取长补短，资源共享，每周进行集体备课一次。

第五、上公开课及听课，课后评议互相促进，提高教学效果。

新教材初一历史第一册总共有22课，其中新课讲授占二十二个课时，单元复习占四个课时，期中复习占两个课时，期末总复习占四个课时。

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5个峥嵘岁月。在这三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它时时刻刻为实现祖国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第一个三十年的苦难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抵御外来列强入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第二个三十年的曲折历程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上艰辛探索、曲折前进。在第三个三十年的发展时代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迈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二、党的三大优良传统

回顾这95年的光辉历程，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使党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先进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大的战斗力。三大优良传统也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应对任何困难和挑战的制胜法宝。

(一)理论联系实际

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党的历史里，指导思想的升华和飞跃都是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我党几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都是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才得以渡过难关、继续发展。

(二)密切联系群众

党的xx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直以来，我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历史，在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没能挽救中国，除了由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正是因为有深厚的群众根基。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我们党内重要有效的防错纠错机制，而且对于促进党内民主和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就是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的目的。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也是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三、如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从小生长在党的诞生地的我，一直对党充满着敬仰和向往之情，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今年，我作为全国学联驻会执行主席，有幸来到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的领导核心机构团中央工作一年。通过这一年的工作和学习，特别是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学生党员，在学习党的光辉历史的同时，更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这是给建党90周年最好的献礼。

(一)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我们首先要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让我们掌握知识的本身，也让我们掌握对这类知识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正如陆昊书记讲的：学术不只是一个结论，更是一种工具和方法。其次要加大社会实践的力度，年轻的我们由于自身阅历不足、社会体验不够，因此，我们的想法总会带有一些局限性或不足，甚至脱离实际，沦为空想，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社会实践和体验。最后，要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学习获得的知识更具有系统性和一般性，社会实践获得的更加具体和真实，要将理论学习获得的知识用于实践中，通过实践的检验和升华，实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将到群众中去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相结合

中央领导王兆国同志在在全国大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青年学生要有深厚的群众根基，并指出判定一个青年是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不在资历的深浅、职位的高低，而主要是看对群众的态度、与群众的关系。因此我们青年学生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扎根在人民群众这片土地上、汲取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青年学生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敢于到祖国最困难的地方去。通过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村官等途径投身西部、农村等困难地区的开发建设，通过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社会现状和人民需求，建立与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意志品格，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将正确的是非观和准确的自我定位相结合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环境复杂，并且存在“不讲原则，明哲保身”的消极现象。我们青年学生要胸怀理想主义，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要敢于讲实话、讲真话，不做老好人;要讲原则、讲是非，不做两面人;要敢于承认错误、接受批评，不做孤家寡人。要公私分明，不做江湖人。我们也有准确的自我定位：要正确认识自我，根据自身的优势、特点和兴趣，制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成长途径，做到个性发展;要经常开展自我批评，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及时弥补;要塑造核心竞争力，加强对自身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要促进自身全面发展，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意志品格的磨砺。只有将正确的是非观和准确的自我定位相结合，才能做到健康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一重要时期，我们青年学生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深刻理解党的责任和使命，牢牢把握党和青年学生的关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