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 中国近代史纲要第二章感悟(六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最新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一

不忘初心才能开辟未来。在深入贯彻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

随着四史教育的进一步推进，通过学习，我们深刻领会了这些年国家的发展历程，知史而爱党，知史而爱国。学习了让我对党的历史，对初心有了更深的体会。

党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斗争史。新中国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史。改革开放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史。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改革开放史，在改革开放还未开始的时候，听爷爷讲，我们家那个时候只能温饱，那时候买东西只能用票。到后面改革开放的进行，东西种类更加丰富，我们家也从一个一居室的小房子到现在住上大房子，这一切要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我看到了在党的领导下大家万众一心，一起与新冠疫情做斗争的决心；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我看到了84岁高龄的钟南山爷爷不顾个人安危,奔波武汉,在一线奋战；看到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科教授吴安华一直奔波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从湖南到湖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

从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9年的光辉历程，这一路历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中国有了如今的繁荣昌盛，而这背后是每一位共产党人秉持初心，披荆斩棘，破浪前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初心也有了更多更广泛的解释，但归根到底，他就是一种深入骨子里的中国情节，不忘初心，青春跟党走，这便是时代对我们的召唤。

最新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二

中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

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巨大的狮子，不要惊动他，让他沉睡吧，他只要一惊醒，将会震动全世界”。

没错，中国的出现，造就了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中国的崛起，改写了全人类的历史。

翻开那一张张记载着中国历史的书页，100多年前，中国开始了它那饱受屈辱、不堪回首的历史，1840年起英国像中国发起了鸦片战争，1842年8月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可耻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1854～1856年英国与法国又找出借口，开始了侵华战争。

而事情并非这样结束了，1860年法、英国再次侵占中国，将圆明园洗劫一空，纵火焚烧，1901年，八国联军、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又与清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中国，一个原本让每个国家都朝拜的文明古国，却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那一张张签订的合约，一个个屈辱，都让每个中国人铭记在心中，一个落后的国家只得挨打，看那一位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却为祖国得不到统一，而在哭泣

我仿佛看见了陆游临终前在哭泣，泪中包含着祖国因得不到统一的无奈；我好似看见了杜甫在哭泣，泪中又包含着因看不到国强的失落；我又好似隐约看见了李白在哭，泪中好似包含着才华横溢，却得不到重用，而郁郁寡欢的感慨。

最新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三

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初心”的丰富内涵，凝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及为什么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课题的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透彻理解这颗“初心”，是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现实需要。

信仰和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首要内涵。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马克思主义信仰解决了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旗帜问题。

1921年6月30日-7月3日，13名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成立中共，这个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我们党重要的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错过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独秀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一笔钱，人一走，这笔钱就可能没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财务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资，这8所高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他是重要负责人，要去追讨工资，不能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轻的是应城市的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北京大学大学生。1983年接受采访时，81岁的刘仁静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共产党的成立何等的重要!当年有谁在意?一大开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这些人无论从智商、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见得会比毛泽东差，其中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一个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但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当了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他们7个人不管当汉奸的、当叛徒的，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共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吗?他们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能不糊涂吗?13个人中，7个人出了问题，4个人牺牲了，最后只剩2个人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我们这个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边缘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源自一个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居功至伟。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也就不能走到我们中间来!

中国共产党97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初心的第一要义就是坚定对党的忠诚。不忘初心，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李大钊：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瞿秋白：从容就义。

叶挺：出狱后要求恢复党籍。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定不移跟党走，始终以党为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96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和飞跃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就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不忘初心，就是要毫不保留忠诚于党。“对党忠诚”，是每一位党员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铮铮誓言，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忠心于党始终是党的好干部的基本标准。

不忘初心，就是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共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核心要义是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并首次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出身本来，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出身，党章中有明确的界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十九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载入新修订的党章，成为全体党员的根本遵循。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公仆本色，时刻牢记服务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人民”，一个是“服务”。一方面，执政党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摆正党与人民的位置。另一方面，“领导就是服务”，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如何维护人民的中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绵延流长，疆域辽阔(由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占领了欧洲和亚洲绝大部分地区，西到波斯湾、匈牙利、东到日本、南到越南和柬埔寨、北止北纬60度线以内，并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统治了1〜2个半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近代中国的落后让中国饱尝亡国灭种的灾难，割让和丧失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9.8亿两白银。抗日战争中人口伤亡在3480-5000万人之间。受战争损害的人口为2亿人。2000万英烈拋头颅洒热血，有名有姓仅330万人，红西路军烈士21800多人，仅有6600名有据可查。

实现中化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突出历史贡献。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96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漫漫长夜难明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那个时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她为了把人民大众从这种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脱出来，用了28年的、懈奋斗和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阶段，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据中国档案馆记载，从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年，就有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成长需要交学费，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也不例外，当时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交了10年的学费，10年的学费让我们党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所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依靠伟大智慧带领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从1978年12月到现在。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主要是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这期间，我们党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等国际风波的影响，经受住了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从第1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载人航天、蛟龙深海下潜，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运筹帷幄，沉着应对，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作出一系列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走上了全面复兴、加速崛起的新征程。

今天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领导中国科学发展的党;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党。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捧着一颗为人民做实事的初心，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来概括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那么，为什么说是全方位的和开创性的?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所谓开创性的，是指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靠什么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靠什么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论述，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根本原因，即三个“一”：一个核心、一个理论、一条道路。

一个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重大历史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的国家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这个核心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凝结起来，集中起来，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

一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科学的理论能够引导着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纵深发展。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强大的理论指导力量。五年来，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一条道路，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共同发展，开拓前进。我们一直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巳经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辉煌。

我们有幸处在新时代，更有责于新时代。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必将加速推进。

最新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四

大家好：

泰戈尔曾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恰恰印证了泰戈尔的这句名言。

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瓜分造成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困局，面对百年来层层累积的社会阵痛，新中国的们却能从中窥见革新民族、重塑国家的契机，于是报之以歌，持续不断地向对手，乃至敌人，学技术、学制度、学思想，遂有今日傲立东方之雄姿。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老牌强国与昔日霸主不忍地位下滑，接二连三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专利战。没有硝烟的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剧痛，但积极乐观的中华儿女依旧视痛苦为上帝之吻，将之视作倒逼自己提档升级的难得机会，于是报之以歌：在商业谈判中慢慢学会了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在技术壁垒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优势。

在建国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当然要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我也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会永远一帆风顺，而新中国过往70年的发展经历也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在痛苦中崛起的国家，更是一个善于借助痛苦，痛定思痛，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国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说出“多难兴邦”的自信话语，才能在痛苦到来时，将它看作命运的眷顾，乐观坚定地报之以歌。

有人说：世界都一样，风景各不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相差无几，但视野和境界的差别，却能带来不同的认知。70年的发展经历，让我们对民族之难、家国之痛，有了更为辩证的看法，我们善于挖掘苦难中的价值，并以此为促进，迫使自己日新月异。因此，我们珍惜所有痛苦，视痛苦为福报，为财富。

何须回避近40年来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阵痛，这何尝不是改革走向深水区，全中国迈向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最后一里路?何须回避中国高科技质不如量的隐痛，这何尝不是推动科研体制转型、加强高新企业扶持力度的最迫切动因?一个从积贫积弱中崛起的国家，早已积聚了足够的智慧与经验来面对痛苦、转化痛苦，也就没有理由去逃避痛苦、隐瞒痛苦。

新中国建立将满70年，盘点历史，沉淀经验，这或许就是的献礼。

透过这波澜壮阔的70年，希望你我永远铭记：所有的痛苦，都值得珍惜。

最新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五

党的十八大前后，习近平同志围绕党史、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既为我们深入学习总结党史国史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为我们正确借鉴运用历史，更好地以史鉴今继往开来，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科学指引和有力思想武器。

一全党必须学好党史国史必修课，不断增强历史意识，努力学会历史思维，自觉培养历史眼光

我们党是具有高度自觉历史意识、十分注重历史思维、善于以历史眼光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同志从不同角度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好的营养剂。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历史，学习历史一定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要以自觉的历史思维从以往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开展党史国史学习，不断增强历史意识，努力学会历史思维，自觉培养历史眼光，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任务和途径。只有学好党史国史，增强历史意识，掌握历史思维，具备历史眼光，才能坚定对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进而坚定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中，知所从来，明其所趋，继往开来，坚定前行。

二以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对党史国史等作出新的科学阐释和总结

对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党的90余年历史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自己命运，开始建设自己国家，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找到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对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进一步深刻揭示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深刻论述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史所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强调指出，作为生动的历史过程，实践发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历史的关系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祛疑释惑，为正确认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正确思想指导和科学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两个历史时期既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但同时又都是我们党领导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实践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历史是连续的生动的丰富的发展着的客观进程，既不能割断也不能虚无，事实上也割断不了虚无不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深刻论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同志系统回顾总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外国到中国500年来的历史，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艰辛探索到破浪前行的历史进程，深刻阐明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探索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终于开创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回顾总结，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结论。

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牢记中华民族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和警示，从中获得有益的镜鉴和启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既需要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地前进。

三以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科学阐明必须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更好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在党的十八大前后有关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定要以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他强调，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前途。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一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90多年党的历史，就是围绕这个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成果的历史，就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构成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只有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才能从党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强调党的历史的主线和主流，并不是要否认党在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我们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从事的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艰辛探索的历程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一些失误，遇到这样那样一些曲折，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重要的是要从正确的立场和积极的目的出发，正视失误和曲折，认真考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特别是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中探索出防止重犯错误再走弯路的正确办法和对策，不断提高水平增长本领。事实上我们党也正是这样做的，这可从中央专门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得到生动的证明。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复杂、取向多元、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必须更加自觉地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认真关注、分析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与党史问题有关的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以所谓“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评价”等之名，行歪曲、颠倒甚至编造近代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之实，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于社会上和境外一些人通过多种方式，肆意歪曲我们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混淆历史是非的行为，必须提高警惕并有理有据地予以澄清和批驳，用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占领党史舆论阵地。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一个政党，历史就是根基，历史就是血脉。历史根基、血脉被虚无、被否定了，必然“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全面否定苏共历史、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全面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打开了缺口。这是我们应该深刻铭记的历史教训。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未来发展，总结好运用好党的历史经验，更好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只有对我们党昨天的奋斗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使命，更好走向未来。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总结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分析总结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为正确认识和改造现实提供历史依据、借鉴和启示，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服务。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切实做好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提供借鉴和启示的工作，是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的重大政治责任。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必须自觉做到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四以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郑重宣示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为此而进行的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一个立意高远、内涵深刻的重大论断。“新”则意味着前所未有，“多”则意味着繁重艰巨，“斗争”则意味着尖锐严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只有敏锐捕捉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特点”，才能更加自觉坚定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敏锐捕捉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特点”，必须深入分析新世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继续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世界格局正发生广泛深入调整，国际秩序正经历快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进入新的分化组合，新旧矛盾、新旧力量、新旧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发力，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大，明显改变了与国际社会的战略关系，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越是发展，来自国际上利益冲突方的现实阻力和战略挤压就会越大。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辩证把握时代主题，科学研判世界格局变动调整新动向，深入分析战略机遇期的新条件新内涵，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合作共赢、韬光养晦与积极作为等重大关系，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和科学的战略运筹，奋力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

敏锐捕捉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特点”，必须深入分析新国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长期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仍未得到较好解决的同时，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增多和凸现。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认识。事业越是向前拓展，难度就越会增大。改革越是深入，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越深刻越尖锐。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开拓精神，不断解决新问题、战胜新困难，不断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敏锐捕捉和准确把握“新的历史特点”，必须深入分析新党情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近年来，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加强。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实施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党风建设、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效，极大地净化了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极大地鼓舞和凝聚了党心民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党是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党，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党必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提高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全面建设清廉清正清明的政治生态。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都反复强调，新形势下，党正面临并将长期面临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必须看到，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与人民的要求和期待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作风等，都还有不小差距。新形势下如何经受“四大考验”，如何战胜“四种危险”，如何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必须打铁先得自身硬，使自己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习近平同志对党史国史等问题的重要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历史规律，把历史有机地融入治国、理政、管党的现实实践，经略全局，擘画长远，为全党树立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运用历史的典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把习近平同志对有关历史问题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历史意识，努力学会历史思维，自觉培养历史眼光，更好总结运用历史馈赠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更好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和自身建设规律，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最新近代史纲要第二章心得体会总结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40年了。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跨度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五分之三。然而，这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

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

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