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正能量第三集心得体会实用 正能量培训心得感受(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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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育正能量第三集心得体会实用一

相传古代有位老禅师，一日晚在禅院里散步，看见院墙边有一张椅子，他立即明白，有人违反寺规翻墙出去了。老禅师也不声张，静静地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蹲下。

不到半个时辰，果真听到墙外一阵响动。少顷，一位小和尚翻墙而入，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自我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我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只得站在原地，等待师傅的责备和处罚。

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很平静的语调说：

“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吧。”

人格的力量：张伯苓先生以身作则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19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微博]、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礼貌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说：“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我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我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有关教育正能量第三集心得体会实用二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科举、建新学为起点，正好大约一百年，并被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鲜明地一分为二。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得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动，教育制度一再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一个相当特殊的个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的。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标志着近代教育的脱旧入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行“以党治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育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构建了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育系统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得以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与“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军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初步建立起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各类学校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提倡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变革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和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正式的、独立的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提学司，各厅州县设劝学所，各县官立、公立、私立的各类小学堂都归劝学所主管，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成立教育部，教育部直隶总统。教育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三司一厅。此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本精简原则，循民主集权制思想进行。机构极为简单，除总长、次长为政府任命，其他工作人员概不呈请任命，均称部员。此后，教育部组成几经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的建设，主要围绕教育机关的独立设置及获得较大的事权。民国初年，大多数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下设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司设司长1人，由省长推荐，大总统委任。教育机关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后，教育司被裁撤，仅在政务厅下设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教育厅，设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厅下设3科，各置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的教育行政，经历了一番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的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行县教育局建制，市乡由教育局酌划学区，每学区设教育委员1人，受局长指挥，办理本学区教育事务。并规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董事5名，除县视学1人外，其余依据条件选举产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了一项重大的教育行政改革，是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中央撤消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构，下设以大学院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专家学者组成的“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关。省市教育行政则实行“大学区制”。即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每一学区内有一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理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事宜。大学区设评议会为最高审议机关，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员、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组成。

   这一由蔡元培发起的改革，反映其“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以学术化代官僚化”，由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采用合议制）。但这场改革实行一年多后即告夭折。1928年8月，蔡元培辞职，11月，大学院重新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止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有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为理想过高而人谋不臧，欲使教育行政学术化，结果反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以大学统率中小学，忽略中小学实际需要，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导致中小学居于附庸地位，而遭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气氛下比较浪漫的制度变革的尾声，此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整之中。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充实完善，从1928年12月公布《教育部组织法》起，至1947年公布的第10次《修正教育部组织法》而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督学室、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国民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边疆教育司、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总务司、会计处、统计处、人事处、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置“专门委员会”。教育部专门委员会始设于大学院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多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国语推进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国民教育辅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建立，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领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交议事项”。成员多为各领域知名专家，如按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委员25人至40人，其中对教育研究有经验之国内学者占20人至32人，在华从事教育多年著有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以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公布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委员制，下设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掌理的事务为：各级学校事宜，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及学术团体事项，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等事项，其它有关教育行政事项。教育厅虽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不同，但机构较大，人员较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有所提高。这一省区教育行政制度一直实行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的教育行政，又经历一番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公布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4局；1933年后，规定县政府“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时，重申改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均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掌教育大权，教育科仅为辅佐，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洽办事务，造成教育地位明显下降。此后，教育部及教育团体多次呈请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但直至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校制度

   中国的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癸卯学制”起，至1922年新学制得以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脱旧入新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从而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癸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等教育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规定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即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约需22年左右。此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院，学制5年。“癸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之始。“癸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学内容上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并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在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之外均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系统。小学堂、中学堂均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

   民国之初，1912年9月颁布了一新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章程修改和补充，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废除了经学；取消贵族学堂；体现男女平等的思想，初等教育实行男女同校，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为女生独立设校。学校系统基本延续“癸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有所缩短，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则从初小至大学需17-18年，共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生长的标志性事件。它是由民间的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和制定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了新学制的讨论和制定。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将此草案修改后交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教育会第八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新学制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学制由原先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美国式“6-3-3”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这一基本学制从1922年确定之后，一直沿用至今。此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系统，改为实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性中学制”，即美国式的单轨制。明确中学实行学分制与选科制。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止预科，并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颁发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并造成学校教育比较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在《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以及《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面是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是“规则”、“细则”、“办法”，教育立法数量繁多。据统计，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公布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多达1200余件；在1930年至1945年的15年中，单高等教育法规就有335项。立法比较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颁布后一直未变，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进行修订。[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一个背景，是对20年代“放任主义”的纠偏，整顿办学过“滥”之弊。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向着权威主义、“整一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之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国式教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学模式。这些教育法规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总纲、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师资、行政、经费、成绩考查、入学、毕业等都作了详尽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并将私人办学和华侨办学牢牢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国式的“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的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并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的科目和课程整齐划一，毫无通融余地，教育的钟摆又回到了从前。这既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品质，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含国民党整肃思想、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12年，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有关教育正能量第三集心得体会实用三

以爱之名，用爱灌溉

【背景分析】

威廉·詹姆斯有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赏识教育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挖掘学生的优点、闪光点，予以及时鼓励和赞扬，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教育行为，使学生把教育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促进学生健康主动的发展。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是促使他们将自身能力发展至极限的最好方法，是促使他们树立自信心、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成长中的孩子，在他们的身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截然相反的。孩子是变化发展的，教师的观念是要跟得上孩子的变化发展的。只有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才会在引导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责无旁贷的担当起孩子的心理健康医生，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使其人格健全发展，我们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为他们的成长导航把舵。 爱是人类一个美好的永恒主题。人类需要爱，社会需要爱，教育需要爱，孩子需要爱。切莫因学生的某些不足就对他们放弃培养和转化。

【案例描述】

中途接班，学生金某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作业不做，上课贪玩，考试成绩经常是个位数，老师头疼，同学厌烦。老师们苦口婆心地教育，收效甚微。我没有放弃他，主动地去接近、帮助他，在学习上对他降低要求，采取“小步勤挪”的办法，耐心辅导。我与他达成如下协议：简单的题目，做对一个，奖励2分。为了得到奖分，他上课开始认真写字了，虽然经常管不住自己，但有了转变;听写虽然不达要求，也有了进步。我每次奖分时，他向同学们投去羡慕的目光，轻轻地叹息着。我发现了他追求进步、渴望得到认可的优点，及时与他交流：“有进步!你把错字写会，老师二次检查，如果你全对，奖励5分，怎么样?”他点点头，算是对我的回答。每次到教室去，他总是主动地把本子拿到我面前：“老师，我改写完了!你什么时候检查?”此后，他多次得到奖分，心里美滋滋的。一次作业，他居然全对了。我给予他双倍加分、免一次作业的奖励。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自发地叫好!这是有史以来金某第一次全对，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深深地体会到：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是促使孩子形成自信、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好办法。 我认为小明已经彻底变好了。好景不长，刚上语文课，一位女生眼泪汪汪地的报告：“老师，我的钢笔下课时放在桌子上，回来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是星期天爸爸花了三十多元钱才给买的!” 我马上意识到班里出现“小偷”，怎么样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学生呢!我马上进行了调查，下课时，只有小明没有出去玩。许多同学要求检查金某的书包。我慎重地说：“也许哪位同学拿着用，没来得及说，下课后给送回去。” 金某低下了头。下课后，我把全班同学带到卫生区打扫卫生，让他负责擦黑板。上午放学时，那位女生找到我：“老师，我的钢笔找到了。”我和他进行一次长谈：“金某，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有什么困难对老师说，老师帮你解决。”他泪流满面地承认了错误，保证不再重犯。

【原因分析】

行为规范不良的金某，由于父母离异，从小缺乏母爱，父亲信奉“棍棒教育”，对他关心很少，感情上的交流沟通也较少，发现不良习气非打即骂，使孩子从小

养成孤僻、贪玩的内向性格，平时很少交朋友。但是内心渴望得到老师、同学们的认可，但是“恶习”难改。爸爸有时对他关心不够，有喜爱的东西，没钱买，导致发生偷窃行为，以至于干了这件不该干的事。

【措施方法】

在本案例中，我首先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多处，从细节入手，从易到难，采用奖分的办法，激发他在学习上追求进步、渴望认可的本性，逐渐改变他的不良习性，特别是在集体教育行为中，他由于学习上的努力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让他在班级中有了威信，树立了学习自信心，取得了进步。 其次，偷窃行为往往与家庭不良的教育方式及个人缺乏自制力有关。我在弄清学生偷窃行为的动机后，在为他保有自尊的情况下，以正面教育为主，又注意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教师任何时候都应尊重孩子的人格，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挖掘其积极因素，切不可进行心理打击、变相体罚，说不该说的话，挖苦讽刺训斥都不可取采用了为学生保密的原则，以保护他的自尊心为前提，引导他的情绪和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正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把一个学生的缺点和毛病公诸于集体，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事情，要很有分寸，讲究方法，要有很高的技巧。集体对于个人施加的影响应当是使学生认识自己，对自己负责。”我正是将事件简单化，人性化，起到了借他山之石的作用。

【效果分析】

由于家庭等多种原因，造成了金某任性、孤独、自私、说谎、情感不稳定的性格特征，如果老师放任自流，那很容易造成各种问题。“孩子的成长需要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教育。”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是赏识教育的关键。教师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捕捉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将其提炼成发光的金子，以积极的态度欣赏、接受和喜爱身边的每一个学生，不失时机地为他们的点滴进步而喝彩。对金某在学习上采用“小步勤揶”的激励措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批评教育效果好。 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偷窃事情发生后，当发现犯错人时，我庆幸自己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教训他，没有带着有色眼镜处理这件事。而是在保护学生自尊的前提下，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刻骨铭心，起到应有的教化作用。这次事件正是我冷静、巧妙的处理，让小明以正常的心态及时改正了错误，为他今后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

【理论阐述】

赏识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激励。赏识教育，是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赏识他们，学生就会在不断被赏识的过程中快乐成长。而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的小明更是渴望获得赏识，他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赏识。面对这些学生，依靠教师“孤军作战”，效果并不理想。只有以教师为主导，营造氛围、创设群体赏识情景，发挥学生“群策群力”的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棵树，如果花不鲜艳，也许叶子会绿得青翠欲滴;如果花和叶子都不漂亮，也许枝干会长得错落有致;如果花、叶子、枝干都不美丽，也许他生长的位置很好，在蓝天映衬下，远远看去绰约多姿，也流露几分美感。”

实践告诉我们，阳光属于每一个孩子。赏识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展潜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时雨点红桃千树，和风染绿李万枝”，经常赏识你的学生，必将会迎来桃李芬芳的春天，让你品味到“百花争艳”的教育美景。

有关教育正能量第三集心得体会实用四

一、从管理的问题入手，对问题进行研究。

在管理中肯定有许多问题，没有一个班级什么问题都没有。在班级管理中找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有的班主任就善于找问题，从问题着手，在问题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班里学生犯了错误，出现了问题，有些班主任采取的办法就是讲道理说教式，或请家长，长篇大论，结果怎么样?没有效果，有些班主任感到非常头疼，对待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如：姚坦老师采用的办法是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有针对性的召开了一个“胶囊为什么会融化”的主题班会，解决了学生常在自习课说话，进行批评时又喜欢找借口把责任推向别人的问题。

崔志强对待问题学生采取的办法也非常有创意，如：损坏班级利益，影响班级荣誉的罚为别人或集体做一件好事;不遵守纪律，写写自我警策的座右铭，对于问题严重的学生可以一天不犯错表扬他，一周不犯错让他收作业，两周不犯错让他当组长，一月不犯错让他当班长一天。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当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崔志强老师提到学生当中仍然还有部分厌学，男女同学间纸条来往也有发生。

比如姚坦老师提到11班的管理中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与管理中的优柔寡断、处理问题欠缺果敢有极大的关系，管理方法还需要不断的探索改进。

他们善于发现问题，并抓住问题进行研究，这四位班主任做法是在班级管理的问题中，是在对问题的处理中，不断摸索和不断反思中逐步提炼、总结出来的。他们的这些做法都很有针对性，对他们的付出，对他们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工作中，有很多的班主任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没有这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我们的工作，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失败的体验比成功的体验要多的多，从某种程度上讲，失败的做法与成功的做法在成长道路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失败是常态，而成功是非常态的。

二、从体验中反思，在反思中寻求教育的最佳方案

没有体验就没有感悟，没有感悟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不可能成长。这四位老师和其他54位班主任一样，承担了班主任工作，有非常丰富的体验，肯定有很多感悟，肯定对工作中的做法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反思，丰富了自己的阅历，这就是成长，这种成长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

就像靳青老师所说的，用严厉的方式简单地处理了发生在愚人节上的事情，反思总结出对学生要严中有度，在处理这届学生的问题时讲究了技巧和策略，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作为教师，我们在教书育人时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每位学生，应该树立允许学生犯错误。错误也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关注学生的感受，选取切实有效的做法，才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对待考试作弊的现象，姚坦老师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比较科学有效：相信学生一定能改好，与学生建立约定，给学生自我纠正过错的机会。利用学生的爱好，举球星的例子，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来自别人的羞辱。读《一次成功就够了》这篇文章，教育学生如何正确认识失败。

三、在管理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家长的作用

我们的班主任已经逐步认识到家长和社会的作用，积极想办法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为学生、家长沟通开辟一个新的平台，使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很好的为教育服务。

崔志强老师为了和家长、学生能更好的沟通，筹备在网上建立“班级博客”，准备开通三个板块：一是班主任寄语;第二块是真情留言;第三块是第二课堂，为学生补课。

面对不同层次的家长，我们要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尊重他们，提高他们，尽一切可能争取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姚坦老师采取的做法是利用家长会发一些教育资料，对家长进行指导，帮助家长提高管理水平。帮助家长沟通与孩子的感情，请回家看看你爸爸的头发，请摸摸你妈妈粗糙的手，和学生一起阅读文章《当我老了》使学生认识到父母的唠叨其实也是一种深爱。

四、我们的管理队伍在逐步走向成熟。

每个学生都独立成圆，他们都有自己单独的运行轨迹，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个体。我们要承认学生的差异，采取灵活的机制来应对发生在学生身上的所有问题。从他们四位班主任身上，我感受到了班主任队伍的变化，虽然我们的班级管理工作还有许多的问题和不足，但是我们的这支队伍在一天天走向成熟。

我们学校发展到今天，与班主任的辛勤工作分不开。面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类型的学生，他们采取了灵活的工作机制，抓住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把问题处理的比较圆满。

像郝玉红老师望着小满那逃避的眼神，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种陌生和不信任，于是转移话题。

像姚坦老师凭个人武断定下的班风，让一部分学生感到不可理解，听到学生的反映后决定让全体学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采取了及时交流沟通的方法。

五、从四位班主任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对学生的一种爱

冰心说“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而育人应该是班主任的首要天职。如何育人?我认为，爱学生是根本。班主任这项工作非常辛苦，辛苦到有些老师不能承受，因为这项工作确实责任重大。一说要安排当班主任就睡不着觉。班主任这项工作非常幸福，幸福到什么程度，只有班主任心里最清楚。

靳青老师对爱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班主任工作要用心来做，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关注学生的情绪，甚至是家庭，关注就是爱!

郝玉红老师的真情感化，不仅用爱心感化了学生小满，也感动着她周围的每一位学生：每次需要买辅导用书时，这位同学的桌子上就会早早地放上了一本崭新的书，却从没有人承认是谁买的。

着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是坏的生活就是坏的教育。”这就需要我们在学生生活中，发掘教育资源，捕捉细节，积极为学生提供精神愉悦、思维活跃的空间。要让学生感受教育的真爱，就需要我们思考教育细节，运用教育细节，以童真交流童真，以真心换取真心。

同时这也证实了一句话：大汇报必须有大付出。是辛苦还是幸福，这要看我们的感受，我们感受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一切付出都那么有价值。

就像郝老师所说的那样：每逢急雨突降，总会有家长给我递来一件雨衣，而且总说顺便捎来的，那时我感觉特别幸福，也很知足。

结合这次交流会，对下步的班主任工作提几点要求和建议：

首先是绝大多数的班主任老师都认识到许多同样的词语。比如，爱心、细心、恒心、挖掘闪光点、诚信、建立竞争机制、腿勤、嘴勤、眼勤、以真心换诚心、保护自尊心、发现闪光点、刻意与学生交流、少埋怨，多鼓励、自我教育、建立监督小组、注重与家长的联系、严、细、衡、做学生的知心朋友……等等。的确，这些词在班级管理的词典中确实需要认真解读。

第二，班级管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班主任老师个人的人格魅力。只有融入到学生中去，发自内心，与学生同喜同悲，同舟共济，自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班级管理才会水到渠成。也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自己管理的成功与失败，才能不断扬长避短，获得进步。

第三，班级管理，任重道远。管好了学生，也就成就了教师自己。靠什么?靠对教育的奉献精神，靠对学生们的挚爱，靠敏锐的洞察和感悟能力……

第四，班级管理要有传统，要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有常规管理和习惯养成，包括课堂的常规、学习的常规、纪律的常规、卫生的常规、礼仪的常规。要注意事事、时时、处处的习惯养成教育。

第五、班级管理要有创新。要与时俱进，要体现班级特色。

最后，我想用全国优秀班主任李镇西老师在《爱心与教育》一书中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他说“我们所做的，都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感受了学生太多的爱，我们只有用更多的爱去回报我们的学生!”

有关教育正能量第三集心得体会实用五

为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推进队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工作，根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按照《自治区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指引》文件要求，xx县公安局召开教育整顿查纠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我认真参加学习教育，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等创新理论，切实夯实思想理论根基；认真参加查纠整改，围绕重点整治的顽瘴痼疾进行自查自纠，主动向组织说清楚、交明白账。同时，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严格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标要求，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党的光辉历程、党的伟大精神、党的重x论成果进行了深研细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再次对党章党规党纪进行全面学习，谈心谈话、交流思想、交换意见、自我检视，深入查找理论短板、工作弱项、思想差距和作风不足，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是学的自觉性不够。学习中还存在沉不下身子、静不下心的问题，有泛泛学、重摘抄、赶进度的现象；统筹抓学习成效不好，存在时紧时松、用力不均的现象；全面学兼顾不够，学习不够全面系统，挑重点、选内容，还存在实用主义思想。二是悟的深入性不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法治思想，有时满足于学习了、理解了，表面上看有所学、有所悟、有所得，但深入领悟其核心要义还不够，不能很好的运用理念观点解疑释惑、廓清迷雾，在武装头脑、固魂铸本上还需要重点用力。三是用的实效性不够。没有真正把创新理论转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内化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特别是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还缺少清醒认知，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还缺少理性辨别，有时分析处理一些问题没有真正站在政治全局高度，反映出自己的政治素养、政治能力还有明显差距。

（二）工作作风方面。一是认真较真不够。有时存在“好人”主义思想，总感觉大家相互共事，低头不见抬头见，怕说多了影响团结、讲过了容易得罪人，对于一些不良现象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不能够真正做到较真碰硬，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一切遵照指示要求去做。二是攻坚克难不够。与入党之初比，信仰追求虽然没有改变，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攻坚克难的韧劲确实有所减弱，对于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公安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如何解决执法不严的难点问题，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真正落到实际工作中，有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畏难情绪、等靠依赖思想，寄希望于上级出主意拿办法，立足自身主动思考研究还不够。三是推动落实不够。工作中时常被老思维、老经验和老习惯束缚，在敢于谋新策、出新招、走新路上做得不够，有时强调的多、跟踪的少，在抓回路、抓全程、抓末端上做的不多，还存在查不实、摸不清、找不准的问题。

（三）在履职尽责方面。一是思考谋划还不够深。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决策部署有时还存在按部就班、机械式落实的倾向，缺少创新性的思路举措；有时处理问题单凭老观念、老经验、老习惯，只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做完，不求做好、做快、做完美。二是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不力，在抓严明纪律，抓作风建设，抓督办检查不到位，在落实监督执纪常态化、长效化有差距。三是担当精神还不够强。有时“被动式”太多，工作不紧凑，连续性差；有上篇没有下篇，跟踪问效不及时；管理不大胆，存在推一推动一动的现象。有时存在好人主义，工作上不愿得罪人，不愿指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四）在治理顽瘴痼疾方面。一是多维度反思剖析不够。对于“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参股借贷，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等重点问题，能够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但对于这些顽瘴痼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有时单纯认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联，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顽瘴痼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深蒂固的，看面上影响多、看潜在影响少，就事论事批判多、躬身自省反思少。二是深层次挖根除弊不够。对于“六大顽瘴痼疾”，既要反思自身，查找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要提醒和纠正身边人身边事，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缺少长期持续深入抓的韧劲，除恶务尽、铲除毒瘤的举措方法不多。三是全方位查纠整改不够。有时看别人多，想自己少、查自己少、改自己少，不愿揭露伤疤、触及痛处、割舍利益，反映出自己还没有真正把思想正过来、导向树起来。

一是虽然能够认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和熟悉“三个规定”和各项要求，能够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没有违反“三个规定”方面的问题，因没有过多的案件经验，所以对“三个规定”在学思悟践，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方面做得不够。二是违规干预过问案件，以案谋私的问题过问过少。按照规定自查2018年以来贯彻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不到位问题，虽然有史以来xx县公安局警务人员因干预过问案件、与当事人和律师等利害关系人存在不正当交往问题被给予纪律处分的人数数据为零，但作为分管法制领导对此项问题过问过少，疏于重点关注。三是落实“三个规定”的措施不够有力，工作机制不够顺畅。市局下发“三个规定”制定的实施办法，对登记记录、核查处理、分析通报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我们内部在制度的刚性没有体现出来。我们法制、纪检监察室等部门多头管理“三个规定”执行情况，没有形成合力。许多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将贯彻落实“三个规定”的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考评的指挥棒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一）政治理论学习难以起到积极效果。虽然平日里政治理论学习时常开展，但缺乏全面、系统、认真的学习，在学习上只重通读不求精解；只重形式，不求实效；只重局、所、队安排，不求自学。学习不用心、不深化、流于形式，缺乏迫切性和自觉性，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政治鉴别力，缺乏用政治的角度去分析观察事物，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不少警务人员自认为掌握的一些业务知识足以应付目前的工作，满足现状，对业务知识的掌握求精求深不够，存在被动主义，工作中等遇到了问题才会想到去学，领导要求了才被动去学，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少学甚至不学。

（二）执法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个别民警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在为群众提供执法执勤服务的过程中，带着不以为然的从众心理和不关痛痒的漠视心理，在执法活动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少数民警法制观念和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树立得不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意识和法制观念，仍有以管人者自居的意识。放松学习，无视纪律法律强硬规定，特权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能力素质不能满足当下工作严、实、硬高标准需要。

（三）违法违纪问题查处不严，当前，我局协辅警队伍日益庞大，基层所队协辅警人员岗位“点多、线长、面广”流动性较大，加之综合素质良莠不齐，人员管理难度较大。个别协辅警工作不在状态，法律意识淡薄，组织纪律性差，思想不稳定，导致违纪违法现象屡禁不止。有的领导认为对违纪民警查处严了不好，对公安队伍中发生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严肃对待，失之于宽，失至于软，存在“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现象。有的民警总认为自己犯了错误有单位保、领导抗，不会受到什么重的处理，久而久之，大胆放肆，不把“禁令”、纪律制度放在眼里。

（四）责任意识不强。个别所队领导“一岗双责”意识不强，对上级和本局党委的决策决定和工作部署落实标准不高、打折扣，没有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要求。末端检验落实不够，对各项工作亲力亲为、抓落实不够，责任意识不强，预警意识淡薄，对队伍中存在不良的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抓苗头不够，平时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不够，导致各项维稳措施没有扎扎实实的有效开展。

本人及家属大都从事行政、事业单位工作，自从警以来按规定通过自学、领导领学、按计划学习等方式全方位系统了解下发的各项文件精神、各种规章制度。能够对党的各项规定都做到严格遵守，不触碰底线。本人及家属不存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参股借贷情况。

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到位没有问题。但是个别警务人员存在厌战、抱怨情绪，我认为这是中层领导管理方面欠缺的问题，对警务人员关心关爱不够，待人处事急躁等；分管领导责任心有待进一步加强，抓工作落实按部就班、思路方法不活，创新力度不足，执行力和刚性约束需要进一步提高；党委书记抓班子凝聚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持续思想改造有差距。对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不深，思考领悟有时还不够到位，在进入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上还有差距，虽然能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但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还有待提升，有时对上级政策规定、决策部署存在落实变形走样的现象，反映出政治意识、号令意识也有待加强。

（二）强化党性锻炼有差距。坚守初心使命贵在坚持，而反思自己的党性觉悟和思想境界，并没有随着党龄的增长而升华，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工作标准等方面，自我审视、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能坚持常态化，有时自我放松要求，弱化了改造锤炼的紧迫感。

（三）牢记为民宗旨有差距。对于新时代公安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认识领悟还不够到位，虽然能够自觉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但在坚持民意导向上重视不够，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主动解决不够；在贯彻群众路线上落实不够，不能真正深入一线，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

（四）保持初心本色有差距。有时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前途进步问题，滋长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对自身要求有所放松，缺乏脚踏实地一抓到底的恒心和韧劲；有时不能正确看待职能使命、岗位职责，对能力提升思考不深、研究不多、招数不够处理好法治与人治关系等方面，还不够严谨严格严肃。

（一）着力在提升政治能力上下功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推动理论武装往深里走、往实处落。自觉加强主观世界改造，时时处处与党中央对标对表，查找反思政治定力、担当精神、工作方法、敬业精神上的差距不足，提升站位层次，及时纠偏正向，保持思想领先，永葆政治本色，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

（二）着力在担当有为上下功夫。进一步振奋精神状态，正确对待个人成长进步、利益得失，始终把事业摆在首位，爱岗敬业、勤奋履职、甘于奉献；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准确把握党委意图，树立重执行、搞服务、抓落实的鲜明思想，少说多做、打牢基础，精准发力、钉牢钉子，确保各项工作稳中求进、行稳致远；进一步提升执行能力，坚持把各项工作与党委决策部署衔接起来，在大局下统一行动，只要号令下达，遇到再大矛盾和问题都坚决执行、毫不动摇。

（三）着力在执法为民上下功夫。坚持把不忘初心、服务为民作为必修课，牢固树立以为人民中心的发展理念，时刻牢记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积极投身党风廉政建设等专项斗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主动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工作赢得群众理解和信任。

（四）着力在纠风除弊上下功夫。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从自身做起，带头尊崇法律、敬畏法律，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带头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号令意识、守纪意识；坚持以这次教育整顿为契机，以案促教、以案示警，如实报告个人事项，认真过好双重组织生活，切实管住管好自己，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