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援助中国协议书原文 美国请求中国援助(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有关西方援助中国协议书原文(精)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感恩的思想和传统,在我们这个有着浓厚传统的礼仪之邦,文化里记载着数不尽的感恩故事.在西方,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日为感恩节。现在感恩节走进东方，走进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都希望以独特的方式感谢身边的人，希望他们生活在幸福美丽的世 界中，感恩祖国!

二 活动目的：

为了让大学生学会感恩，学会回报社会，让自己更加有信心，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祖国的未来而打拼。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深切的体会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使同学们刚好的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

三 活动对象：

我系所有在校本专科生

四 活动要求：

1、文章需以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中心(最好是对共和国建立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代表性人物或事件)，感恩祖国为主题，抒发自己对伟大祖国母亲的感恩之情，要求文章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2、文稿要求原创，不得抄袭，字数不限，文体不限。

3、要求交一份电子档和一份打印稿，稿件要求标题黑体3号，正文小四宋体(所有字体不加粗)，1.5倍行距。电子档统一发送至xxx，打印稿在发送电子档之后于20xx/11/xx～20xx/11/xx晚7：00～9：00交至a602。

4、稿件打印稿和电子档均要在正文之后(电子档在word文档内)注明班级、姓名、联系方式、寝室号。

(负责人及联系电话：xx：13856442442xx：18956441518 )

五 活动时间：

稿件征集时间为20xx/11/xx～20xx/11/xx

稿件收集时间为20xx/11/xx～20xx/11/xx

六 活动流程：

1、我部门成员将在本活动开始前一周做好活动期间的准备工作。提前召开各班宣传委员宣传会议，将此次活动的相关事项传达到各班。

2、征稿期间解答同学们关于此次活动的疑问，确保活动的意义所在。

3、收集稿件的三天我部门会拍干事每晚至办公室值班，确保稿件准确收集，无遗失、损毁。

4、收集结束后及时请相关方面的人员对稿件进行评比，并在第一时间将获奖名单公布出来。

5、对优秀的稿件推荐发表。

七 奖项设立：

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

优秀奖：若干名

素拓认证：

一等奖自选分3分，二等奖自选分2分，三等奖自选分1分，优秀奖自选分0.5分，参赛为获奖选手加自选分0.2分。

八 活动组委会：

顾问：xxx(团总支书记)

主任：xxx(化生系学生会主席)

组员：xxx

有关西方援助中国协议书原文(精)二

论文关键词:孝道；家庭伦理观；个人主义；多元 文化；中庸；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 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 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作为媒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与符号，通过解读反映文化特征的电影，可使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在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早期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三部影片当中，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华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经历与感受，本文选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喜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矛盾冲突及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年届33岁尚未成婚的高伟同和美国人塞门同性相恋。高伟同的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高伟同的一所旧屋，租住着一位从上海来美国的女孩郭威威。为了安抚催促高伟同成婚的高家双亲，伟同与威威假“结婚”。最后，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事实真相以及自己与塞门同性恋的实情，高母大为震惊。病愈出院的高父跟塞门谈话，他与伟同关系早就被高父看穿了，但高父决定继续保守秘密。伟同和威威把要孩子的想法向塞门和盘托出，请求他答应做孩子的另一位“爸爸”。在机场，高家二老即将离开纽约时，伟同偕着妻子及塞门，目送二老相互扶持着走去。

复杂纠葛的情节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纷繁芜杂的现象有着背后深层的必然与文化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剧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孝文化就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所提出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尽孝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孝经》中“人之行，莫大于孝”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本，倡导要格守父子、君臣、尊卑、长幼、上下之序。在家庭的单位中，孝道讲的是尊敬老人、孝敬老人，顺从他们的意志与思想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文化学者朱永涛，孝的一层含义是顺从，即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另一层含义是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子女必须按照祖辈的意志，将家族的姓氏、家业、荣誉等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伦关系之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具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成为世代传承文化。由于各代人对它的认同，因而一直起到融合代际关系的作用。

在《喜宴》一片中，男主人公高伟同的父亲重病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儿子的未婚和没抱上孙子这样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中国 社会人人尽知的孝道信条。若让老父带着遗憾合眼，高伟同无疑就是不孝子孙了。所以在他的同性恋伴侣塞门的建议下，高伟同选择了假结婚。虽然假结婚绝非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作为同性恋的高伟同采取这样一个缓兵之计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动机是好的:安抚重病中的老父，满足双亲的愿望，顺从父母的意志， 实践中国人的孝道。

与孝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国人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本片中，文化的冲突浓缩到了家庭这一范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异常强烈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外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注重不同辈分的等级关系，强调一家人相互依靠、孝顺服从、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很少要求权利或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指挥、安排家的一切事务，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子女只能听话、顺从，否则就是不孝”。在这样的家庭观念背景下，高伟同选择以虚假为手段以欺骗为代价来满足父母的意愿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国人重视血缘、血亲关系，家庭的单位要比西方的核心家庭大，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家庭单位正在缩小，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抱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纽带关系，家庭的功能得到强调。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基础之上，高伟同虽然生活在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但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使他不可能脱离滋养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违背家庭和父母的意愿做出选择。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较少受到父母、家庭的约束与限制，享受更多自由权利。比如《喜宴》中的塞门，就没有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与烦恼，能够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自由生活。自由是指:“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来自政府、统治阶层、教会、或其他有 组织的权威的外界干扰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青年人就会较少地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干涉，较为独立地生活”。在学术界，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这一概念为“个人主义”，它表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在个人主义这一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西方人的生活更加自主、自由，更加注重个人的 体会与感受，较少纪律性的约束与束缚。

虽然同性恋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就可以自我做主的事情，它也涉及到舆论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少还是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家庭价值观都赋予了其个体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使一位同性恋者至少不会受到像高伟同那样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塞门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同性恋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在《喜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高家父母所期盼的传统的中国式婚姻为体现的。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让老俩口抱上孙子是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导演却未能让二老如愿，剧中儿子高伟同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伴侣塞门，这与中国传统水火不容的情节安排是本片的一个主要冲突。同性恋这种在美国已被接受的现象在中国则是不能容忍的。当儿子高伟同最终不得不向母亲告知事实的真相时，母亲无法接受，如五雷轰顶，还反复叮嘱不要告诉高父。 由于大多数 中国人对同性恋行为持反感态度，且无 法律明确声明要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所以同性恋者在 社会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欺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以农耕 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较为闭塞，很少接触新鲜的 文化和事物，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较弱。片中高伟同是个在美国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 台湾人，收人、事业稳定，还有多余的房产出租，事业小有成就，其同性恋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生活的平静、事业的 发展。然而，如果高伟同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在中国，那么无论他的能力如何优秀，学历如何显赫恐怕也难以受到认可，只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异端，受到排斥，难以求生存、图发展。

而北美人较为开放，较容易接纳新鲜、新奇的事物，文化呈多元性、多样化的特征，与他们移民国家的性质有较大关系。美利坚和共国就是数个不同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集合体，所以“美国被称之为一个‘马赛克夕国家—是由不同颜色的小个体构成的一副图画。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个体仍保持各自鲜明的特征，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整个文化呈现出内容迥异、各具特色的特征。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新生事物及现象能够较容易理解、接受。美国社会认同同性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认可，但是他们深信个人对各自生活选择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因此这种社会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同性恋以较为自由的形态出现在美国社会。

三、解决中西方婚姻矛盾问题的“中庸”处世 哲学

影片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和谐。在《喜宴》的最后，高伟同在一番挣扎后终于向母亲交待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样的情节在中国的影片当中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同性恋这个在中国社会很难被认同的概念被运用于影片中主人公身上，这是与中国父母所期盼的传统婚姻相对抗的尖锐的事实。中西方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导演李安巧妙地运用影像 语言解决了这样的冲突。在机场送别父母时，郭威威、高伟同、塞门三人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镜头，这三个原本立场对立的人，怎么会拥抱在一起呢？其实，导演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这一信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可以共存的，一种是被尊重的同性爱情，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婚姻。

这样的矛盾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即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做事不走极端，寻求和谐宽容的氛围。对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和而不同”，只有接纳了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才能和谐共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差异，面对异己的宽容接纳的心胸与睿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具体讲，中庸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度”，是人们行为做事不走极端的合适的行为标准。

“中庸概念对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个名称不仅仅代表一个地理概念，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掌握中庸这一原则，他们已经发现了哲学所有学派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掌握了中庸之道，即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应对自如，它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标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讲中庸之道其实就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中庸》中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就是“从容中道”。它是达到中庸后的人的一种高度自觉，不期而然，不有意而为，却无所不为的境界。”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成为生命的习惯时，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喜宴》纷繁复杂的剧情反映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它包括中国人的孝道观、家庭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透过生动的电影情节和人物的精彩表演，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风情习俗的了解与认知，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比与感受。电影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实际上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在习得、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理解、认知着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因此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学习者可通过观看不同国家的电影，来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文化的差异，并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及文化敏锐性。

有关西方援助中国协议书原文(精)三

周一下午，老师提议举行一场万圣节party,还说我们可以带糖果和面具，来玩“trick or treat”。

第三节同学们期待的party开始了，老师说：“第一个节目就是猜人，谁能猜出装扮好的同学是谁，就有糖吃。”太有意思了!带服装的同学们纷纷去乔装打扮起来。

第一个上场的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戴着刘昊男的面具，不过一看体形就被猜出来是佟昕卓。第二个是孙浩博，他那个魔法披风太明显了。

紧接着第三个人上场了，他脸上戴着一个金黄色的面具，披着魔鬼披风，披风下面一半穿着校服，一半穿着毛衣，头上还披了一件大衣，腿上也包裹着各种各样的大衣，为了防止掉还特意系了个腰带，鞋子都被盖上了。

这也太难了，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讨论着，忽然杨首权说：“是李政航!”老师微微一笑，摇着头说：“不是。”师一杨提议：“让他说句话!”台上的人娇滴滴的学着女生说话，声音都变了。

听了这声同学们都大喊：“是个男生!”可还是猜不出来，苑俊奇又说“让他走几步!”台上人一听马上配合的走起来，不过这回他学鸭子走。这下同学们更乱了，高铭甚至跑到台上要摘掉他面具，但被拦住了。

没有线索同学们都放弃了。老师说：“不知道我就公布答案了!”台上的人一听赶紧伸出手去摘头上的大衣。咦?这小胖手怎么这么熟悉?这不是他的吗?我赶紧喊：“老师，我知道!是徐卓男!”

台上的人一听一下子扯掉了头上的衣服，喘着粗气大声喊道：“不可能!我都包成这样了，快憋死我了，你还能猜出来?”“哈哈，刚才你要摘衣服的时候你的手出卖了你!”他一听气得“啪”的一下拍了自己的手，同学们一看都笑了。接下来几个都很容易就被猜出来。

这时老师宣布说：“下一个节目——吃糖!”一听这话，同学们都把带来的糖拿了出来，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是花花绿绿的一片，有棒棒糖、奶糖、口香糖、粘牙糖、巧克力糖、胶皮糖……

我拿了一个波子汽水味的棒棒糖，这是口味的，好多同学都想要，于海一最想要，他求了我好久，可是就一个，我也不想给他，只见他跑过来趴在我同桌身上伸出手一把抓起棒棒糖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用手撕糖纸，可是不好撕，他就用嘴使劲一咬，糖纸掉了，他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嘿嘿，这回你还敢要吗?”“太恶心了!我不要了!”我气得直跺脚“你得再给我一个!”就这样我们这里抢一块糖，那里抢一块糖，正当我们玩的开心的时候下课铃响了……这是我上过的最有趣的一节课，也是我过得最特别的一个万圣节了!

10月31日是西方的万圣节前夜。那天下午，我参加了“联大”的“走进万圣节，感受万圣节”联欢会。下午四点，我准时来到了联大的303教室。首先，每个人得到一个棒棒糖。

我找到一个座位，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棒棒糖，一边听一位老师介绍万圣节：万圣节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年年都会庆祝的秋季节日。这个节日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节日，而主要是孩子们的节日。在万圣节这一天，人们最主要的庆祝方式是：1、制作南瓜灯。2、孩子们提着袋子挨家挨户串门，说：“trick or treat，money or eat.”意思是：不款待就捣乱，给钱还是吃的!于是大人们就会把准备好的零用钱或糖果放在他们的口袋里。“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好不好?”老师问。“好!”同学们都开心得叫了起来。体验完“要糖果”，我们又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可爱的面具。最后进行最重要的一项：制作jack-o"-lantern(南瓜灯)。

老师给每人发了一个桔黄色的小南瓜，然后由外教带领我们制作。我先用铅笔在小南瓜上画出它的眼睛、鼻子和嘴巴。我画的是可爱型的，咧着嘴巴在哈哈大笑，还有一双眯成一条线的眼睛。形状画好了，就开始刻南瓜了。我用刻刀对着眼睛的轮廓一刀扎了下去，可是因为南瓜太硬了，没有扎透。抱歉，小南瓜，我于是把刀从南瓜“肚子”里拔出来，然后瞄准好位置，使出全身力气，这回终于扎透了。沿着画好的轮廓扎几刀，用力一拔，眼睛部分就掏空了。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依次掏空了另一只眼睛和嘴巴。唉，只是南瓜太坚硬了，我有次差点扎住手，看来制作南瓜灯真是不容易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小时的精心打磨雕刻，我的南瓜灯终于完成了。它看上去很开心，好像在感谢我“创造”了它呢!老师给每人发了一根小蜡烛，我把蜡烛点燃，放进小南瓜被掏空的“肚子”了，桔黄色的温暖灯光立刻照亮了小南瓜。呵呵，好像冰心笔下的“小桔灯”啊!忽然，教室的灯被关灭了，黑暗中无数“南瓜小妖怪”在冲我们微笑，我们也开心地笑起来!

聚会结束了，我捧着暖暖的南瓜灯回家了，好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万圣节，而亲手做的南瓜灯是我在万圣节收到的最珍贵最美丽的礼物。

有关西方援助中国协议书原文(精)四

一、活动背景：

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西方传统节日感恩节，虽然是外国节日，但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每个人都应该的。感恩包括感恩 我们的亲人、感恩老师、感恩学长等，懂得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借西方“感恩节”的机会在校园内开展以“暖冬之行：情系暖 冬，感恩之行”为主题的感恩节系列活动。

二、活动目的：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同学们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灵去感 受，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培植一种感恩的情感，无论对待父母或者老师，朋友或者对手，快乐或者悲伤，都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那么，你们就会明白生活是一面 镜子，你哭她也哭，你笑她也笑。当你心存感恩，生活也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三、活动主题：暖冬之行：情系暖冬，感恩之行

四、活动对象：

五、活动时间：11月xx日

六、活动内容：

1、 前期宣传：由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出一块展板在24中午之前摆放在食堂门前，在学院堂门口，院青协的志愿者设立的摊点，提供全院学生在已准备好的“感恩砖”上 写下自己的感恩祝福语，然后由自己亲手贴在“感恩墙”上，一起“共筑”感恩之墙。联系学院广播站，广播时间播放相关活动信息。

2、感恩丝语——中午写下的感恩祝福语，粘贴在孔明灯上，希望通过点亮“感恩灯”的形式，来唤醒人们感恩的心。放飞孔明灯，祝福在飞翔(11月xx日)

七、策划主办组织：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有关西方援助中国协议书原文(精)五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