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 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怎么写(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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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推荐)一

各国垃圾分类大多具有以下特点：(1)法制健全，管理科学。各国重视垃圾分类立法。基本上做到了对各种垃圾分类具有严格明晰的规定和指引，同时对违反垃圾分类的行为处罚相当严格。政府在垃圾分类中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社会参与程度非常高。(2)设施完善，投放方便。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设施比较完备，而且布点合理，具备人性化的特点。如在日本，垃圾分类设施配备到各个小区，种类达几十种，同时严格要求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在超市等大型公共场所专门设立废弃物等回收点。(3)垃圾资源化产业成熟完备。在发达国家，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家政策的刺激下形成企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垃圾产业体系，有的城市甚至已实现了垃圾的零排放。(4)重视宣传教育。国外大多数国家把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就开展全民普及教育。垃圾分类手册发放到户，各种宣传资料在公众场所随处可见。

两市基本是按照源头粗分原则分“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它垃圾”三类。两市都在大力推广居住小区的垃圾分类，并鼓励社区和机团安装厨余垃圾机就地单独处理餐饮垃圾。目前上海有450个小区、北京有1827个居住区推行了垃圾分类。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三、今后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

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紧紧围绕建设“首善之区”的任务，抓好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以街道(社区)为中心，规范物资回收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法制化监管”的管理机制，建设“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垃圾循环利用模式，在全社会推行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主要目标：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力争到20xx年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80%以上，资源回收率达到30%。用2年左右在学校、社区，5年左右在全市普及生活垃圾分类。

一是建立指导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机构。垃圾分类是城市管理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配合协作。建议市政府成立生活垃圾减量工作领导小组，由市领导任组长，由环卫、经贸委、供销社、环保、法制、城管、教育、共青团、宣传、规划、国土、工商、税务、公安、消防等部门组成。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管理工作。 二是做好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从源头抓好垃圾分类、减量，是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实现节能减排，切实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总量，是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需要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参与，但必须由政府来主导，由强制性的法规制度保障实施，并由政府研究出台相关的奖励措施。

三是建立和规范废品回收体系。废品回收是当前最具广州特色、也是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方式，推进垃圾分类必须抓好废品回收系统的规范建设。建议采用“行业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以所在街(镇)为主，并联合城管、工商、环保、环卫、公安、消防等部门加强行业整顿，建设一批规范的废品回收站(点)，逐步淘汰不符合条件的回收站(点)，力争5年内完成回收站(点)的规划布点建设，建立起以街道社区的网格化的废品回收体系。 四是积极推进街道、社区的垃圾分类普及工作。要在现有试点基础上，总结推广经验，创新分类方式，推动实施垃圾分类全民行动计划，在各区(县级市)、街(镇)和社区普及垃圾分类。 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市市容环卫局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牵头协调，负责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规划及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垃圾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将垃圾分类纳入城市管理目标。积极筹建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厂。加强对余泥渣土的综合利用。

最新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推荐)二

推荐信是国外学校了解学生的重要依据，在研究生课程中尤其如此。国外高等院校不仅注意申请人的考试成绩，也很注意申请人在学习和专业工作中反映出来的多方面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推荐信，各大学和学院都自行规定推荐信的数目，一般大多数国外研究生院要求学生提交三封推荐信，学生可选择现在或以前的老师、教授或雇主作为推荐人。推荐人须熟悉学生的学习情况，应了解学生的目的是否明确，在学术上是否有前途，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创造性、个性和特长。一般情况下要注意以下几点：

推荐信应尽量避免使用人人都适用的评语，要力求反映出被推荐者的特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判断其是否适宜选学某个专业。比如：学生选学管理类课程，学校就比较注意学生的领导才能和沟通人际关系的能力;学生选学理论性较强的研究项目，学校倾向于接受那些理论基础良好并且有攻关精神的申请者，学生选学新的，渗透性强的学科，学校则考虑学生的`求知欲，对新事物的反映及适应能力。

推荐信最好能举例说明学生的特点、能力和成就，例如，曾经获得的奖励，发表过的论文，参加过的重要学术会议，以及曾在学生组织事教学组织是的任职等等。

对外国学校招生办官员来说，恰如其分地评份申请人的能力(既指出优点又指出缺点)的推荐信比一味赞扬更有说服力，因而也更有价值。

(1)推荐人应对学生的学习或专业工作情况比较熟悉;

(2)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张其辞，也不要低估学生的能力;

(3)不要用套语，介绍学生的情况要具体、详细，不要过于单调，泛泛而谈。

(4)学生在教学活动以外的其他表现和成就也可作简略介绍

(5)如国外大学提供了推荐表格，则必须使用这类表格、并认真填写各项内容;

(6)学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冒名写推荐信;

(7)推荐信必须有推荐人亲笔签名，最好直接由推荐人寄难学校招生办官员。

(8)要用外语写推荐信，否则应附有翻译件。

最新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推荐)三

我在康大的体会

七月，告别了国内的骄阳似火和烈日炎炎，背着简单的行囊和满满的信念，我来到了康斯坦丁海外项目部。本想到了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会有些拘谨，可刚到康大项目部时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对我也很热情，就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我也很快融入了这个新的大家庭。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真诚、责任、执着、耐心以及不怕吃苦的坚强意志，这些都是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初到康大我想就学习、工作和生活谈几点体会，并就现阶段自身的不足加以反省和提高。

在生活上，这边海拔780左右紫外线很强，可是地处地中海沿岸，受地中海气候的影响，所以这里还是比较凉爽的，比国内要凉快的多。领导对员工的衣食住行都考虑的比较细致到位，大家也比较照顾我，所以我在这边生活也没有觉得不适应，反而消除了许多远赴异地的担忧。虽说“月是故乡明”，可我并不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在这个新的大家庭里，也能体会到很多温暖和感动。

在工作上，由于这边很多条文、规范和管理模式都是国外的标准，有很多东西和国内差别很大。比如，这边的设计单位是由施工方自己定的，让我感到非常差异。所以前几天我还找了我们的项目负责人王总请教一些工作经验与指导，他告诉我来到这边就要把自己在国内工地上学到的东西憋开，先熟悉这边的工作模式，多看合同和图纸，多到现场观察，虚心学习，不要怕问，今天不懂可以，但不能以后也不懂。这次谈话让我收益颇多，相信遇事多请教领导，多和同事沟通就会给工作带来很多便捷，获益良多。

在学习上，由于这边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图纸和很多资料用的都是法语，我们也要和当地人沟通，所以我也要学一些专业语和日常用语。合同和图纸上有很多的专业术语，规范图标和新名词我都闻所未闻，在这我要感谢技术员林哥和胡哥给我的热心帮助。我要一如既往的坚持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升到新的高度。

此外，这段时间我认真总结和反思了自身的情况，具体概括如下：

在学习过程中要沉着细致，举一反三。不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积极主动，不要怕丢面子，不懂就要问，而且要不耻下问，心里有什么话就要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不要怕出错，一定要说出来。只有善于发现错误，才能积极改正，查漏补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的同时也为我开启了另一扇崭新的大门。公司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也要尽快成长起来做出成绩。感谢公司的栽培，感谢领导的信任，也要感谢家庭的支持。我自己会努力的坚持和遵守以上几点，决不辜负公司对我的栽培，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不辜负家人对我的期盼。

此致 敬礼

靳长胜 2012年7月26日

最新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推荐)四

〔摘要〕政党社会工作是体现现代政党功能的有效载体。国外政党社会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重要手段，以民意调查为首要环节，以基层党组织为实施主体，以城乡社区为主要阵地，以群众社团为外围组织。其启示主要是：应用现代技术，实现党的社会工作信息化；建立体制机制，实现党的社会工作日常化；重视青年力量，实现党的社会工作年轻化；重视能力培训，实现党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扩大社会基础，增强党的社会工作的开放性。

〔关键词〕国外政党，社会工作，信息化，开放性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57-04

政党从本质上说是为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意志和利益诉求而追求执政地位的政治组织。它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利益表达功能，二是利益综合功能。纵观国外政党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出政党社会工作正是体现现代政党这两大基本功能的有效载体。总结国外政党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启示，对我党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巩固执政地位，现代政党越来越需要加强社会工作。

（一）现代社会的阶级分野日趋模糊。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是实现政党功能的基本条件，也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凝聚力强大的大群体逐渐为众多的小群体所取代，社会的阶级分野已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而是变得越来越模糊，党派认同也逐渐弱化。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政党都是在政治竞争的环境下生存和活动的，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被比作商家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内阁制国家，还是在总统制国家，大多数政党都是围绕选举这一中轴而运行的。政党为了赢得大选，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许多政党宣布自己为“全民党”，并专门设立了从事民众工作的地方组织，以保持政党与民众之间经常化、制度化的联系。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要使自己保持足够的合法性，得到民众的认可和继续支持，也必须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党的社会工作机制，通过党的社会工作较好地体现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这既能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又能使民意得到顺畅的表达。

（二）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明显。伴随着现代社会阶级分野日益模糊的现实，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和吸收，体现出明显的宽容性。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政党对意识形态采取更加实用的态度，走意识形态中间化的道路。意识形态中间化原则上在多党制国家既能够防止或减轻政党轮流执政时引起的动荡，也能够延续政党执政以及政党本身的生命力。在“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的国家，意识形态中间化也能够把党执政的根基建立在广泛的社会阶层基础上。但是，意识形态中间化也使执政党凭借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的力量降低，不能像过去那样使本阶级的群众义无反顾地支持你。因此，执政党为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就需要通过党的日常社会工作向社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如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将过去由党员干部召集选民集会的方式，改为自己深入集市、酒吧、娱乐场所等人群集中的地方，直面群众，体察民情，宣传党的主张。日本自民党为了加强与选民的联系，要求党的国会议员在社区培育自己的地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在每周一次的选民接待日时，须佩戴党徽，细心处理居民提出的包括协助申请营业执照，豁免交纳罚款、消灭邻里蚊子等等各种要求。

（三）现代社会群众社团逐渐壮大。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社会共同体，其中丰富多彩的社团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甚至可以说，结社对于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选举对于民主的意义。在西方城市社区，一般都有很多种非政府社团组织，如教师有教师工会，环保人士有环保组织，残疾人有残疾人组织等等。社区内的选民至少属于这些非政府社团组织中的一个，有的还是几个社团组织的成员。这些社团组织有自己的利益倾向，它们与政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平等关系多于一方对另一方的领导和服从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通过党的社会工作加强同群众社团的联系，对政党上台执政或保持执政地位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民主党就规定，基层选区主席要“熟悉基层选区的分界线、经济状况以及它的企业、学校和商业机构”，“参加家长教师协会和其他公民组织”。

（一）以信息技术为重要手段。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政党的运作逐渐向媒体化方向发展，媒体成为政党进行政治推销必不可少的工具。各国政党特别是西方政党变以往被动应付新闻媒体的局面为主动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日益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塑造政党形象，宣扬本党主张，并利用大众传媒充当选举工具，以提高政党候选人的社会声望。利用因特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注重利用媒体塑造党的领导人形象已经成为政党获得选举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政党往往选择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人作为政党领袖，然后通过媒体精心设计领袖形象来传递政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理念，进行政治宣传，赢得大众的政治支持”〔1〕（p240）。政党运作的媒体化倾向，甚至使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在选举中的作用不断弱化。

（二）以民意调查为首要环节。西方某些政党在处理与民众关系方面有一些好的制度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民意调查来掌握社情民意。各种民调机构或许会有一定的派别倾向，但其调查的数据往往都会有一定的真实性，是一种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严肃的民意调查结果不仅会影响政党的政治战略、政策和纲领，而且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1984年，英国工党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民意调查的委员会，一方面以各选民群体为调查对象，了解选民态度的整体变化，另一方面对特定选民的态度进行研究，以便更深入地连接选民，把握选民精神情绪的发展脉搏，从中分析提炼，为工党的战略决策提供思想支持。另外，为了掌握民意，还有不少政党建立了自己的思想库。思想库除了直接提供思想、思路、政策、方案等知识和信息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政党与社会或民众沟通的桥梁。

（三）以基层党组织为实施主体。民众工作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体制来加以实施。依靠基层党组织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是国外政党的一个最普遍做法。如日本共产党党章规定，在每个车间、学校、一定的地区，只要有3名以上的党员就可以组成一个党支部，党员的活动、组织和党的生活要以支部为单位来进行；埃及民族民主党规定，下级党组织每月要向上级党组织作书面汇报并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之一就是研究与群众利益有关的问题，并做好相关工作；古巴共产党党员分为基层、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基层为支部，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具体事务，在群众中开展了许多活动。政党通过基层党组织的这些活动，一方面可以把政党及其候选人的意图向民众有效传达；另一方面还可以把民众的利益要求及时有效地收集起来加以综合、转换，使政党及其候选人把握选举动态和人民的所思所想。具体做法：一是通过强化党内组织和纪律约束，动员本党党员在重大的政治活动中全力支持本党；二是通过建立和利用本党的后援支持组织如竞选服务班子、选举后援会、正式的政党外围组织（如工会、农民协会）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三是以政治精英个人为中心，广泛加强同选民的个人联系，巩固政党特别是政治家个人的民众基础。

（四）以城乡社区为主要阵地。党的社会工作只有进入民众日常生活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国外政党社会工作的经验表明，社区是开展政党社会工作的基本空间。在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全国各社区都设有区委员会（政党的基层组织），并通过区委员会设立俱乐部，提供书报阅览、电视欣赏或其他娱乐设备欢迎社区群众参加。基层党的社会工作就是在像这样的社交活动中进行的，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政党基层组织的投票区委员会深信，只有在社区把一切社会服务工作做好，社区选民才会投该政党的票。把城乡社区作为党的社会工作的主要阵地，原因有三：一是大多数外国政党的竞选活动都是自下而上的，涉及国家权力的选举都是从基层社区开始的，选区和社区密切联系在一起；二是政党的大多数社会工作是通过基层组织来展开的，而政党基层组织尽管也有部分设置在企业、学校，但大多数政党都是以社区为基层依托的，即使是企业、学校中党的基层组织也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三是社区是政党与选民相互沟通的最便利途径，成本最低，也最容易展开。因此，尽管大众传媒、互联网等越来越成为外国政党竞选中的重要武器，但是党的社会工作还是以社区为基础阵地。

（五）以群众社团为外围组织。西方社会的群众社团基本都是建立在自发秩序基础上的。正如埃莉诺所说的那样，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面前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2〕（p51）。群众社团，包括较大型的群众组织和较小型的民间社团，是政党开展社会工作必须依托的社会力量，也是重要的工作路径和组织环节。不少政党把这些民间社团称为自己的“外围组织”，注重与其互动，运用群众社团，扩大政党社会工作的影响。如英、法、德、瑞典等国的社会党（包括一些绿党），不仅注意加强其外围团体如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的联系，而且还通过党的社会工作致力于扩大同各种社会团体的联系。有些西方政党甚至吸收群众团体为团体党员，如英国工党的大部分党员都来自作为团体会员的工会。这些群众社团的活动，延伸了党的社会工作的作用，有利于政党真实地了解和反映民意。共产党方面，朝鲜、越南、老挝、古巴、日本、法国、葡萄牙乃至美国的共产党也都有自己下层的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些群众组织数量多、成员多、覆盖面广，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党的社会工作。

世界各国政党社会工作在指导思想、工作对象、方法手段、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创新变化和改进发展，对我党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应用现代技术，实现党的社会工作信息化。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等因其具有便捷性、多元性、层次感、多角度的特点，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现代技术形式对群众开展社会工作已成为现代政党普遍采用的方式。同样，我党开展社会工作，也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党的各级领导人要定期在网上与群众对话，加强与群众沟通，引领群众、动员群众，实现虚拟社会向实体社会的正向扩散；要及时了解舆情，畅通民意诉求，认真对待和处理好网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二）建立体制机制，实现党的社会工作日常化。要始终保持党同群众的联系仅仅利用现代技术传递信息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整套的体制机制，以确保党的社会工作进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否则难以取得真正的效果。一方面，要提高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制度水平，自觉加强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特别是区、县党组织要积极对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探索予以总结、交流，在充分论证、反复探讨的前提下，使其落实为各项制度规范，通过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整合党的社会工作资源，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另一方面，要在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深化”、“细化”上下工夫，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另外，还要充分考虑制度建设的后续措施和配套措施，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完善制度规范，使各项制度相互联动，形成严密的有机体系。

（三）重视青年力量，实现党的社会工作年轻化。青年时期是人生创新能力充分显示的高峰期、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期。但同时，青年时期也是人的生理、心理剧烈变化的时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把对青年的社会工作放到一个突出位置，是现代政党的共性所在。同样，我们在这方面必须予以重视。加强对青年的社会工作，一要进一步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创造环境，搭建舞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接班人；二要维护好青年的权益，满足青年在学习、生活、就业、文化娱乐等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特别要切实帮助困难青年群体解决学习、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三要使更多的青年人来参与党的社会工作，促进党的社会工作者年轻化，进一步推进以青年志愿者、希望工程为重点的青少年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青年在奉献社会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四）重视能力培训，实现党的社会工作专业化。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对此，大多数国外政党都加强了对政党干部，特别是党的基层工作者的培养和训练。专业化，是对新形势下提高党的社会工作能力水平的新要求，也是党的社会工作发展方向之一。就我国而言，加强能力培训，实现党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既要着力提高现有党的社会工作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解读、分析能力，使其能用喜闻乐见的语言为广大群众解疑释惑，又要通过内选、外调、下派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引进一批新人以充实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另外，还要根据目前党的社会工作者特别是基层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在待遇方面偏低的现象，提高其物质待遇，增强党的社会工作的吸引力。

（五）扩大社会基础，增强党的社会工作的开放性。西方政党执政模式是以竞选和组阁为中心的，竞选获胜是政党执政的唯一途径。而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发挥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支持。因此，国外不少政党都在努力增强党的社会工作的开放性以扩大党员队伍和社会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机制的调整，引发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党如何同化和吸收新生社会利益主体，加强党与他们的密切联系，是党的社会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只有增强开放性、包容性，才能得到广泛认同，才能把新生社会主体化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增强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要求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同时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民主制度的建立，创建各种沟通渠道，使各阶层的意见得到通畅表达，以减少不同阶层的摩擦和碰撞。

参考文献：

〔1〕周敬青.中外执政党制度建设论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3〕施凯.党的社会工作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最新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推荐)五

虽然一直都没有机会在国外的校园学习，然而我经常听身边出国留学的朋友说起，在那里你将会看得更广阔，产生各种各样的思考，自然流畅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谈分享。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此外，我的专业是经济学。经过大量的搜索，我在您学校的主页上发现了许多和我专业相关的课程。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紧密相连。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包括它的运行机制，分析模型，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问题，我非常想要得到这次nthu提供的交换机会，和其他学生一起交流讨论。出境交换学习将不仅仅是一种肯定，一种荣幸，它还是对自我管理的一种挑战。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地为自己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充分利用身边的学习资源，抓住各种锻炼机会。以下就是我的具体计划：

1. 课程学习

在已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考虑到我的学习能力和兴趣，我计划选择如下课程：

---经济学原理(ii)

这门课程将会让我理解基础的经济学原理，让我知道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分类，帮助我用经济学的思考角度来解释经济现象，让我具备在就业时必不可少的商业和管理知识。

---商业银行学

这门课程主要介绍如何将先进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应用在商业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我将会掌握许多与货币和银行相关的理论技巧和专业知识。

---文化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这门学科将着重思考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的产生，这个领域非常值得我去学习。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将数学理论、统计学方法和应用越来越普遍的计算机科学应用到经济数据的分析中。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它帮助我们将经验型的分析转变成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我已经学习过许多的数学课程，包括高等代数、概率论，数学分析和微分方程等课程，我相信我可以将这门学科学好。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伴随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运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之间越来越依赖的发展状况。作为一名交换生，我的计划之一就是学习如何在全球的视角下看到经济现象。

---行为决策学

决策学研究价值定义、不确定性和在给定决策时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它的合理性和最优化的最终选择。它与博弈论这一领域紧密相关，研究彼此相互影响且至少存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决策者行为的相关关系。我现在正在学习博弈论，因为我想在这门课程上学到更多知识。

除了必修课程外，我还会选择一些体育、艺术和其他有意思的学科。

2. 积极的学术交流

由于缺少交换经历(我只去过一次日本)，我看待问题还是不太全面的，无法从许多不同的视角上进行分析。因此，我及其渴望和中国台湾的学生、学者进行关于学术的直接沟通和探讨。一方面，我可以体会到我们教育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将会尽力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来看待各种经济现象。

以下这些方法将会帮助我将自己的想法表达给我的同伴们和老师们：

---在课上发言和进行演讲展示

---加入学术研讨会

---参加团队合作

3. 科研&其他学术项目

具备研究课题的能力对于一个大学学生来说是必备的。目前，我已大致了解如何去搜索文献资料、如何去写一篇形式规范的论文、如何去分析大量的数据。因此，在中国台湾交换时我将会继续进行我的研究项目。首先，我将会向我的同学们请教，加入他们的科研活动。与此同时，我将会花费许多时间到图书馆阅读大量的图书。听取讲座也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还可以扩大我的眼界。之后，我计划主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开展一些研究。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将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处理它们。如果我的任课老师在做一些项目，如果有机会，我非常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4. 多彩课外活动

学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对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来说，在常规的学术课程外还有一个多姿多彩的部分，那就是课外活动。课外活动除了给我们乐趣，让我们与同伴们交流合作，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时间管理、压力管理能力，提高总效率。在bnu读书时，我就非常喜欢打排球。每逢周末，我都会和几个好朋友相约一起去球场练习。此外，参加课外活动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学术和生活技巧，包括纪律、目标设定、团队合作、责任和义务。总之，课堂外学习到的这些东西，比如在玩排球、下棋的过程中，可以帮助我应对未来工作中的挑战。

5. 建立深厚友谊

由于一些历史因素，中国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很充分。我将会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向他们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大陆社会画面，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增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保证，我将会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遵守nthu的校规校纪，巩固两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加强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联系。

最新国外开设彩票公司申请书(推荐)六

《大国外交》是为全面展现中国外交领域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新成就，由中央组织拍摄的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这部专题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划、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恢弘历程，充分展现我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形象。

纪录片《大国外交》共6集，分别为，《大道之行》《众行致远》

《中流击水》《穿云破雾》《东方风来》《美美与共》。向我们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奉行“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理念，充分体现大国领导人风采和当今中国大国形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即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国外交中的自信表现，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总书记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达到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离不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示出非凡的生命力，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内政发展为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夯实了敢于担当的底气;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自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提倡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沉着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十三五”规划进入深入推进的重要阶段及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继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要继续保持战略实力，积极在世界舞台构筑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中国要积极稳妥地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深层次、宽广度发展，保持中国实力，推动中国战略。当前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力争新的合作是当务之急，此外还要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并进一步拓展与欧洲国家关系;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摒弃被动，积极开拓。近现代中国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独立自主的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体现大国气量，坚持积极进取，开展各式各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与震慑力。中国高水平筹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这两大主场外交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实力与积极姿态;

要有大局意识、大局观念，经略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问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的变化直接关乎我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要想谋稳定谋共赢，就要有大局意识，掌握周边战略环境，管控热点，以自身实力与魅力促进周边稳定及共同发展;

要秉持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特别是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顺势而行，利于千里。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下，建立更加公平互惠的经济全球秩序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最期盼的。公正合理的多边外交能够带来互惠与共赢，是中国一直秉持推崇并将继续推行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站在公道正义一边，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更有成效、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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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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