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法院拍卖房屋抵债协议书通用 司法拍卖债权人拍的后用债权抵房款(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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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胜于雄辩，律师实务不同于学术研究，律师在诉讼中的难点并不是解决法律如何使用，而是理清案件的客观事实。以法律为标准将生活事实整理为法律事实。因此律师在开庭前最主要的工作除了研究法律适用外，就是认真的搜集证据，掌握与案件有关的客观事实以及证据基础。并且应该注意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尽最大努力使我方主张的事实得到证据的支持。在分析证据的时候应该对全案证据作出综合判断，仔细分析每一个证据的证明事项，以及各证据之间的关系。主要工作在于检查证据之间是否相矛盾；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的强弱；所提供的证据与诉讼请求之间有无矛盾；以及不同的待证事实之间的证据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证据与诉讼请求之间的关系，不可割裂开各各证据之间的联系，孤立的审查证据。

例如，在一起发生在上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之一就是要求被告承担其交通费，而在其主张的交通费中主要的证据是两张价值400元的从郯城到上海的汽车票。而其起诉书中确表明在事故发生后原告的丈夫就赶到了医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中规定，对于必要的交通费用，原告的主张可以支持。由于原告的丈夫已经在原告身旁，这400元的车票不属于必要的费用。显然，原告的起诉书中所承认的事实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影响了诉讼请求的成立。

法律只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抽象，其并不是穷尽所有社会生活。对一些对社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的习惯，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一些商事交易习

惯，在与法律没有冲突的情形下，可能直接决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应该注意案件所涉及的交易习惯。在很多时候，交易习惯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果。

例如，在一起房屋买卖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房屋定购协议》，后房屋一直没有开工。我方当事人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对方当事人主张其并没有房屋预售许可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若干问题解释》规定，合同应该无效。我方当事人无权要求违约责任。我方主张：根据交易习惯，“订购”不同于“定购”其只反应了一种交易意向，而不是交易本身。合同的标的不是房屋所有权的转让，而是以协议中约定的条款来订立买卖合同。因此《房屋定购协议》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若干问题解释》。合同有效，对方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交易习惯在诉讼中的重要意义。

根据我国的宪政结构，地方政府、人大有权力指定行政法规以及地方规章。这些规章虽然效力低于法律，但是确具有规范性效力，可以在诉讼中直接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因此其在现

实中的诉讼纠纷中确十分重要。而且法律的抽象性与法律的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为了保证规则的涵盖面，法律不得不使用抽象语言表述规则，这样确又与客观事实之间产生一定距离。在大多数诉讼中，虽然都有法律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但是确没有明确给出解决纠纷的方，把相关问题交给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解决。因此在诉讼中一定要注意行政法规，地方规章。首先，应注意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地的政府，人大对案件涉及的问题有无规定。其次，应该注意案件争议的所涉及到的行业主管部门对此是否由规定。最后，分析各规定，法规之间有无矛盾，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效力层次。

例如，在上文中涉及到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涉及到的法律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的法律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涉及到的行政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涉及到的地方规定有：《上海市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上海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出补助标准》。在这样一起纠纷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大于法律文件。

在民事纠纷中大多数都涉及到损害赔偿的计算，计算方法将会直接影响到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这个时候引入一些基本的会计方法即简化了计算步骤，又比较容易被法院接受。

（1）预期损失，根据20xx年同期营业额为计算标准计算合同解除后原告应该获得的受益。以营业额的35%为利润计算标准。

（2） 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由于被告的违约，使原告的营业额下降，但是确必须按照原营业额给付员工工资，对于多给付的工资，应该由被告承担。

（3） 机器折旧费用，以其可使用年限比照实际使用年限，计算折旧额。

（4） 房屋装修的费用，装修的花费，减去使用年度的费用。

如果用会计方法来检验，这种计算方式显然不合理，根据会计基本公式，利润等于受益减费用。既然以受益的35%计算利润，那么在主张多支付的工资这一费用，显然属于重复计算。而且在计算折旧费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净残值，以及当事人所在行业所适用的会计准则的规定。这样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法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律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应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诉讼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并不是展示律师法律技能的唯一舞台。行政手段也是解决争议的一种高效方式。在遇到纠纷时，可以在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之间灵活灵活的选择。而不仅仅拘泥与诉讼或是仲裁这些成本高昂，耗费时间较长，且存在着诉讼风险的手段。比如在土地权属纠纷中，即可以选择民事诉讼中的确认之诉，又可以提起行政裁决或者行政确认。而且还可以在不同手段之间可以灵活切换，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结果发生，减少解决问题的成本。比如，当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如果政府的公证性受到外来因素不正当干涉，可以从行政手段跳跃到诉讼手段，将争议问题的管辖权由政府转移到法院。同时为了防止不利于己的终局性行政结果，也可以在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之间灵活切换适用，利用不具有行政强制力，确能够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措施去解决问题。

诉讼是一个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在律师的工作中，除了认真，敬业的工作精神之外，还应该注意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灵活的运用诉讼技巧不但可以减轻工作负担，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实习期间，我所接触到的工作技巧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在诉讼中，代理词与诉状之间起到的作用不同，适用的诉讼阶段不同，因此应该注意好二者的区别。起诉书的目的是提起诉讼程序，因此重点在于陈述案件涉及的事实以及诉讼请求。而代理词是在法庭辩论中使用的，目的是让法庭接受自己的观点。其重点是表述清楚诉讼主张的法律依据，以及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二者不可混淆。如果在起诉书中过多的涉及到了代理词中的内容，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泄漏了我方辩论观点，使对方可以提前准备，不利于我方诉讼理由的有效展开。同样，如果代理词与起诉书在内容上大同小异的话，等于放弃了法庭辩论的权利，失去了一次陈述我方诉讼主张的机会。

律师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案件相关证据，理顺案件事实。将客观的社会生活梳理成抽象的法律事实。而证据规则就是将客观事实抽象为法律事实的工具。因此，律师在工作中应该十分注重证据规则的运用。根据证据规则中的规定，选择案件的且入点，以便规避自己的举证责任，增加对方的举证义务。比如在依据《民事诉讼规则》侵权案件和违约案件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因此在遇到请求权竟合的案件中，应选择举证最有效的一种请求权方式主张权利，减少工作量，降低诉讼风险。

在诉讼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法律冲突或是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地方，在法律适用上会产生争议。在这种时候，对各种争议解决的方法的选择适用往往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定。因此如何处理案件的争议问题成为律师在诉讼中面临的一个工作难点。在我接触的诉讼中，律师曾经使用将争议问题后置的方法来解决法律争议的问题。在庭审中，如果将争议问题作为辩论的重点，会遭到对方的集中

反驳，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而且从客观上讲，即便对方没有充分的驳倒我方主张，对争议问题的过多论述也会加深了审判法官对我方主张的怀疑。因此在诉讼中应该尽量回避争议而不是激化矛盾。因此在辩论过程中，在顺位安排上尽量将争议问题后置，将其作为一个法律结果处理而不是法律适用前提。这样即使争议问题不被法院支持也不会影响其他的诉讼主张。

将争议问题后置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但是并不是彻底的回避矛盾，因此在法律争议问题出现的时候，还可以将争议问题分撒在各各诉讼利用之间。利用这种方式来回避争议问题。当采用这种方式时，将争议问题化整为零，分解成数个独立的问题。在阐述我方观点的时候将其分撒与各各观点之中，不但回避了主要问题，在客观上也加强了诉讼理由对法官的心里影响。同时也能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使其顾此失彼，难以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且即使单个问题出现错误时，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方对争议问题的观点的说服力。

由于我国特殊的法律文化传统，法院在审判民事案件中倾向于调节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法院内部工作统计中，调节也是作为对法官职称评比的一个标准。因此在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激励促成调节，即便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明确表示拒绝调节，法官也会在法庭外积极促成调节。甚至在没有法官参与下，原本拒绝调节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调节请求时，法院也会违背程序法规定联系调节。因此在诉讼中调节的机会有很多。并不仅仅是开庭审判过程的那次调节。所以我们可以灵活的运用调节来加强我方诉讼请求的力度。一般来说，很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中，当事人总是希望使用调节来解决问题。因此法官门大多会得出这样的经验：如果一方当事人积极主张调节，是一种心虚的体现。从心理上否定一方的诉讼主张，即使最后支持了主张调节放的请求，支持的内容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在诉讼过程中，即便证据不全，事实不清，也要主动回避调节。法官由于工作需要会积极促成调解，如果在庭审后我方接受了法官的调节工作，不但不会影响诉讼请求的力度，还会使法官在感情上偏向于我方当事人。由此可见，调节程序对诉讼请求使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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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好主线，认真开展教育。

积极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活动，配合协助做好一些教育活动的辅助性工作。

二、认真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和《若干意见》。

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坏体系实施纲要》和最高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相继制定的完善了《某某市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细则》、《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某某市人民法院构建和惩治预防腐坏体系工作计划》，将《实施纲要》和《若干意见》规定的有关内容充实到责任制考核办法中，加大责任检查、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的力度。在工作计划的制定中，我们以“明确目标，分解任务，确定职责，严格制度，强化监督，便于操作”为指导思想，以“紧紧围绕‘四不为机制这一核心，将教育、制度、监督各项任务具体进行分解，落实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将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制约上。

三、突出重点，加强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和制约。

加强对审判权、执行权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实现，始终是我院反腐倡谦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认真落实最高院“四项制度”，完善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审判、执行案件时，认真执行回避制度，避免因此可能产生的不公、不廉的因素。今年，某一当事人反映一审判人员未按法律规定，与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并怀疑与对方当事人私下接触，接举报后，我院即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查实来信反映的情况虽有夸大之词，但也反映了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确也存在工作不细，规范意识不强的问题，庭里以此案为鉴，进行讨论后，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决定该审判人员作出回避，由其他审判员进行审理。按时做好各类纪检报表的统计、报送、上情下达工作。认真执行拒礼拒贿登记报告、离任审计等制度。全年，共上交市纪委礼金元、礼卡计价值元;拒礼拒贿计人次，合计金额元。院长调任后，已进行了离任审计。开展每年度领导干部述廉评廉、述职述廉、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制度，对中层干部的述职述廉工作已作出布置。加强对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监督，严格按照本院《拍卖机构工作考核细则》、《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实现统一管理的规定》执行，做到程序公正、公开、透明。确保监督的到位和监督的实效。

四、加强与人大的联络、沟通。

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制度，确保监督工作规范化、日常化。一是建立重大案件、重大事项向人大常委会报备制度，对本院的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情况以及上级法院的重要会议精神等，坚持定期向人在常委会汇报，以便人大随时了解和掌握法院工作情况，从宏观上监督、支持法院工作。本是多形式、多渠道接受监督，加强联络。全年共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审理、监督执行次，共人次。三是认真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对我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开展司法评议，先后召开部分执法执纪监督员座谈会，走访调查，多渠道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自查自纠，做好人大代表的提案和政协委员的议案工作。

五、抓监督体系建设，切实抓好案件督查。

一年来，共受理各类督查案件件。其中被二审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件（发、改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本院提起再审而改判案件件;上级法院、市委、市人大、市纪委、市政法委等上级机关领导批示，重大纪检信访案件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呈现了案件质量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增加的局面。通过对这些案件的督查，没有发现干警有违法违纪的问题和违法审判的情形存在。但也反映了在个别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公正的理念不强，造成诉讼主体的不适格，实体上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定性不当，执行不力等问题。在查办案件中，我们高度重视，态度积极，做到有举必查，有查必果。认真做好准备，制定工作方案，定人员、定方案、定时间、定纪律，确保查办案件的顺利进行。一当事人向我院反映，提出起诉后，七日内未被法院受理，违反民诉法的规定。接反映后，经我们了解，是因庭领导出差原因造成，我们即要求所在庭将情况向当事人作出说明，马上作出是否受理的法律文书，该当事人为此又向我院电话表示满意，得到了赞许。××年还参加市纪委组织的效能建设明查暗访，政法机关的暗访协查，完成了两个调研任务，一个是政法委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调研，一个是中院队伍建设调研课题。

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年来，我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坏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队伍建设连续五年“另违纪”，但与形势的要求和当前所面临的工作任务还有差距，主要表现在：

少数同志在思想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坏工作还存在模糊认识，认为所谓的惩防体系无非是对原有的教育、制度、监督方面的措施进行重新的组合，意义和作用不大，从而工作不够主动，教育工作如何取得实效办法不多;服务意识不强、不注重司法礼议。程序公正的理念还不够牢固，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不高，在督查的部分案件中，不规范问题仍是“常见病”、“多发病”;制度的规范功能发挥尚不充分，没有遵章办事或打“擦边球”的现象时有发生，纪检工作与审判工作的结合尚有差距，监督乏力滞后;在内部管理上，管理手段缺乏创新，考核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受现行机制及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实施“不必为”的激励保障机制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