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评估报告范文简短 生态影响评估报告(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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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生态治理评估报告范文简短一

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是一项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水源安全、供水安全，又涉及水环境安全、防洪排水安全，既有地下水的问题，又有地表水的问题，既面临水资源短缺的挑战，又面临水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并且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其中，城区河道是北京城市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供生产生活用水、防洪排涝、调节小气候、维持生态平衡、改善城市景观等多方面的功能。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重视，河道污染治理情况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各级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加强城区河道污染治理工作的紧迫性，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城市水环境的治理力度。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发布的《20xx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称，20xx年，北京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略有改善。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标准。河流、湖泊、水库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长期累计效应，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当前北京市面临的水环境安全风险在加大，威胁在加大。加强河道污染治理，特别是城区河道污染治理，改善区域水环境，是未来几年首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任务之一。

分析

水环境安全是影响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直接关系首都安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分属于海河流域的永定河、蓟运河、北运河、大清河、潮白河等北京五大水系100余条河流面临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在城区，东南地区的河流水质几乎都是劣v类，东部和东北部的河流水质也不容乐观。综合来看，北京城区河道污染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业废水仍在直排河道，生活污水成为污染主要源头。经过北京奥运会，一批重工业和污染严重的企业逐步迁出北京，工业污水、工业废水对河道水体污染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工业污水、工业废水直排河道情况依然存在，北小河、坝河、亮马河、通惠河等都存在直排问题，使得河水水质受到污染，这些地区的河道大多为劣v类水质。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北京的人口已经达到20xx多万，污水处理能力相对不足，生活污水已经成为北京市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城区部分雨污合流，致使汛期污水随雨水排入河道，也是导致城区河流水质差且极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第二，污水处理设施能力不足。在全国来说，北京市的污水处理能力、污水处理率、再生水利用率等都是走在前列的。但即使如此，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不足，依然是北京水环境体系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污水处理设施在建设初期，设计能力不足，城市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导致污水排放量增加，城区污水处理率为94%，郊区污水处理率仅为52.4%。五环路外大部分地区污水处理厂、配套污水管线尚未实施到位，污水直接排入河道而导致河道污染。

第三，“水少水脏”并存，水资源紧缺恶化城市水环境。水资源的紧缺状况加剧了北京生态环境、水环境安全的风险。对于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城区，城区水资源紧缺的状况更加突出。由于将有限的水资源用于更急需的生活、工业用水，河湖几乎无清水补充，城市水体自净能力降低，水和水生生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能力消失，进一步加剧了水生态平衡的失调，造成了水环境的日趋恶化。

建议

1.强化源头治理。河道作为水资源、水环境的重要载体，既珍贵又脆弱，既依赖本地区的保护又极易受上游水质的影响，因此源头治理是做好河道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重要保障。以北小河、坝河、亮马河为例，朝阳区下了很大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境内河道进行治理，但是朝阳区是下游，东城西城是上游，下游治，上游排，河道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工作成果难以巩固。因此，要加强源头治理，而不是按区域治理，应更加注重上下游的协调和联动，加强水利、建设、环保、环卫部门的沟通配合，进一步明确事权划分和责任分工，形成一套城区河道治理的长效机制。

2.加快系统推进。城区河道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实现污水截流，保证污水不下河，更要提高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污水的能力，同时在截污治污的基础上，开展河道生态治理，修复水生态系统。另外，城区河道还具有排水功能，应进一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完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4年完成中小河道防洪达标治理任务。总的来说，城区河道治理要在截污、道改、污水处理、防灾等方面系统推进。

3.加强市区统筹。城区河道治理涉及政策、资金、质量及安全等方方面面，而且还涉及市、区、镇和村等各个层面，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作为保障，很难推进河道整治工作深入开展。这其中，“市区统筹”是关键，也是根本，决策在市里，落实在区县。建议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组成统一的市区工作班子，形成市区联动工作机制，共同研究落实。

4.完善政策配套。发挥市级财力的牵引作用，根据区县工程实施情况市里予以奖励、补助，区县政府负责工程实施的配套资金。针对完善河道管理养护体系出台专门文件，市财政落实专门经费，实现城区河道管理养护规范化、长效化。

5.推动社会协同。进一步加大水资源法律法规的贯彻力度，运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多样形式和载体，进行宣传教育，增强排污机构和广大市民的水环境保护意识和水法制意识，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对城区河道整治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共同营造全社会爱水、护水的浓厚氛围。

2023年生态治理评估报告范文简短二

亲爱的广大群众：

针对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状况，人们必须根据雾霾形成原因，做好相关防御措施。要想彻底防治雾霾天气的再次发生，人们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雾霾天气的治理工作。

1.加强雾霾天气的预防

加强预防雾霾天气的发生，有利于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降低雾霾天气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及安全损失，气象站应采取一些措施：一、业务值班人员实时监测雾霾天气，根据雾霾特征、观测数据资料，综合分析能见度、相对湿度等气象条件，及时发布雾、霾预报预警信息;二、密切关注天气，认真做好预报服务。三、加强与公安交警、高速、农业、环保、交通、公交、建设等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四、加强对此次雾霾天气过程发生和持续的成因、雾霾天气过程的影响、后期天气变化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做好决策气象服务和公共气象服务;五、认真分析总结当前雾霾天气预报预警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完善雾霾预报业务。

2.提倡节能减排、环保出行

这里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加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行，积极提高人们环保意识，提倡人们外出游玩时，多采用乘坐公交车、自行车、徒步等方式出行，减少私家车的使用率，从而降低空气中污染物含量。同时，继续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工程，提供空气质量。

3.合理规划城市整体建设

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导致城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比较多，不容易扩散和稀释，给雾霾天气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4.建立相应的环境监管和协调制度

由政府部门牵头，加强气象与相关部门的合作，组建雾霾天气预防工作小组，建立必要的监管和协调制度，认真分析本地区的天气状况，并采取相应对策。同时，加强城乡违法、违规污染环境单位和个人的调查与处罚。

5、加快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

前段时间，长时间、大范围笼罩我国华北、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引发了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如何治理大气污染，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民生周刊》记者近一周的采访发现，这亦是代表委员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多位代表今年提交了相关建议。

1989年颁布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早已落后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不能适应当前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首先要研究其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定位问题，理应将其上升为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基本法。

其次，应当明确其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性质，以国家意志形式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全局性、战略性制度，规定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根本战略、公民的环境权益、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基本体制、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基本制度、违法责任以及环境诉讼程序等，都应当在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中有所体现。

环保涉及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健康，环境保护法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将保障人体健康作为立法目的。同时，环保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共同参与，只有形成政府、企业、公民的“共治”，各方面都齐心协力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才是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尽快推动《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是这个行动最重要的方面。

总之，雾霾天气对人体有着较为严重的影响，同时也不利于交通的安全，因此，加强对雾霾的预防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在此过程中，要不断采用先进技术，降低环境污染，从制度上、法律上强化雾霾天气的预防和控制。

2023年生态治理评估报告范文简短三

从20xx年主政浙江时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来，宁海县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力求城乡最协调、农民最得益、发展与环境最匹配，以骄人成绩绘就“千万工程”宁海的样本。

这些年来，宁海县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农民收入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1.8个百分点，20xx年上半年城乡收入比缩小到1.74:1，多彩农村、多产农业、多金农民培育成型，荣获国家生态县、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等多项生态文明荣誉称号，位居全国“两山”发展百强县第二。

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对乡村振兴成效至关重要。经过数次赴宁海县调研，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宁海县可喜成绩的取得，在于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在于基层党员干部立足实际、聚焦特色、精准引领的责任担当，在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1.带领乡亲们鼓起钱袋子

天蓝、地净、水清，绘就了宁海县乡村的美丽底色。宁海县委书记杨勇介绍，作为一项“生态工程”，宁海县干部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把乡村蝶变的美好蓝图绘到底，保护了“绿水青山”，也带来了“金山银山”，越来越多的村庄形成了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成为绿色生态的富民家园。

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宁海县在以下几点尤为突出。

因地制宜，聚焦特色发展。宁海县各村镇情况不同，发展首先要结合各自实际找到正确的出路。以“党建+”做精做特民宿产业，激活千年古镇旅游红利是前童镇的发展思路。前童镇党委书记张畅芳带领镇党委班子，组建服务民宿产业发展的党建联盟，仅4年时间，全镇民宿数量从3家增至24家，20xx年民宿产业经营性收入突破千万元，古镇旅游连续两年成为当地第一大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党建联盟”的民宿样本仅是宁海县发展的一个缩影，该县目前建成海水养殖、白枇杷、香榧、水蜜桃等产业党建联盟23个，涉及党组织191个。目前，宁海县已初步形成以党建工作为引领、产业支撑为桥梁、抱团合作为手段、民生发展为目标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

创新破难，坚持整体发展。“党组织引路要维护和发展村民的利益，要让资源变资本、让资本变资金，带领乡亲们鼓起钱袋子。”胡陈乡梅山村党支部书记蒋善斌在任职的20xx年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聚焦村集体经济薄弱短板，蒋善斌带领党员群众开发栽种集体荒山120亩、流转出租山地300余亩，并结合精品村创建等项目，打包资源与宁波高远文旅合作组建“心宿无尘”山水人文度假空间，村集体每年增收35万元以上，通过餐饮和农产品销售带动村民每户每年增收8万元以上。

思维超前，布局长远发展。一心为民，也要兼顾现实和长远。岔路镇是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态镇，省级中心镇、卫生镇，近年来，全镇不仅经济社会稳步持续发展，而且注重总体与长远，创造了不少亮点和特色。这离不开镇党委书记葛欢善的革命情怀、党性担当和超前思维。这些年，葛欢善带领党员干部，为群众营造好的生活发展环境：成功架起梅花大桥，圆了老区群众安全出行梦;加快推进白溪小流域综合治理，荣获浙江省“五水共治”先进集体等荣誉;在宁波全市范围内第一个实现垃圾分类行政村全覆盖，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小城镇综合整治，20xx年获评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健全制度，保证权力健康运行。宁海县推出并不断深化“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百姓一个明白，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宁海模式，20xx年成功承办“清廉浙江”现场会。

干事创业，需要党员的担当。“当家人要比百姓想得更远些。”力洋镇平岩村党支部书记张贤安在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情况下，仍坚持带领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修出了一条平岩柑橘产业发展的致富之路。村民邹孝文说：“书记当年的做法是对的，现在很多人家都买了小轿车，还嫌这路修得不够宽呢。”

2.“全村都是我的家人”

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

记民于心是党员担当的力量源泉。前童镇大郑村，葛爱珠放下蒸蒸日上的自家企业，回乡担任村支部副书记。20xx年前，刚入党的葛爱珠远赴重庆经商。当得知村支部书记病重，村领导班子几近瘫痪时，她毅然回乡任职。葛爱珠心里挂念家乡父老，心中坚守党性信念。她上任后，仅用7个月，就让村领导班子从泱散得连会都开不起来变成团结一心为村民干实事，村里接上了几十年都没通上的自来水，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

群众所需是党员履诺的动力引擎。20xx年以来，昔日的后进村越溪乡下湾村先后获得市级全面小康村、市级法治村、县级森林村庄等荣誉。这些变化源自坚守奉献20余年的村党支部书记陈贤法。村民称他为“百事通”“难不倒”。“您是如何坚持20余年如一日，一心一意为百姓办实事的?”这是在调研中，笔者见到陈贤法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全村都是我的家人，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就是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朴素情怀，也是一位普普通通共产党员的庄重承诺。

为民尽责是党员担当的行为指引。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离不开每一位党员的团结、担当和付出。只因群众想要登山步道，越溪乡南庄村6名党员便自发造路，激活支部带动群众，出资、出力、出物，建成一条“连心路”，较好地起到了“一名党员一面旗”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了从亟须整转攻坚的软弱落后对象到团结动员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的“嬗变”，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总额连续3年位居全乡首位，“大爱南庄、和美乡风”成为最美宁海乡风剪影。

为民所为，源于服务意识。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体现在正确的决策，发自于内心的服务意识。深甽镇党委书记的名片上赫然印着“泉小二”，笔者不解，得到的郑重回答是：“书记就是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定位。这里以温泉著称，所以我叫‘泉小二’”。宁海县的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就是源于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美丽心灵。

3.基层党组织是前哨，基层党员是前锋

聚力打造“锋领宁海”，基层党组织是前哨，基层党员是前锋，发挥着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先锋示范，党群同心。初到宁海县，四处可见印着“党员志愿服务”的“红马甲”。其中有一位老同志，他是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党员潘常跃。他热心公益服务活动，全年无休，坐着公交赴偏远山村，参加“党群同心圆”各类活动近400次，充分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宁海县探索开发“党群同心圆”网页和微信平台，开展“互联网+党员志愿服务”，已有1万余名党员注册成为志愿者，累计参与志愿服务13万多人次，20xx年，“互联网+党员志愿服务”获评“全国百佳志愿服务项目”。

比学赶超，弘扬正气。在深甽镇走访调研时，笔者发现大幅的优秀典型照片挂在路灯边的广告标语牌上，镇党委书记王东海说：“这是我们组织评选的好教师、好学生、好干部、好党员、好乡贤、好邻里、好媳妇，为的是弘扬正风正气。正风正气起不来，歪风邪气就下不去。”“好人”的评比极大激发了党员干部比学赶超的热情。创先争优、正气弘扬在宁海县蔚然成风……如今，宁海县万名先锋提质工程，“以攻坚见行动、岗位建新功”，正在打造过硬党员干部队伍。

激活阵地，引领同向。在宁海县，“互联网+”让党性教育更受欢迎。20xx年，宁海县创新“o2o”运行管理模式，建成运行主题党日“红动宁海”智慧平台，推进支部活动线上线下精准对接，丰富主题党日活动，激活红色阵地资源。目前，全县有30个红色教育基地上榜，涵盖农村、社区、机关、两新组织等各个领域，近500个党组织、1.5万名党员通过网上预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4.“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群众才能笑得更阳光”

宁海县基层党员能被村民信任并拥护的重要原因是党员真心想为村民干实事。干实事的党员干部积极让权力置于监督之下，透明运作，干部放手干，村民自然信得过，村子发展快也健康。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走访宁海县各个村庄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几乎每个村都有“村级权力清单36条”的宣传标语和漫画，涵盖村级重大工程招投标、宅基地申请等村级事务主题。“20xx年实行村级权力清单之前，宁海县和其他地方一样，面临村级治理困境。”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说，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干群之间信任危机、农村信访问题不断、“小官巨腐”等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群众才能笑得更阳光。”力洋镇平岩村支部书记张贤安说，“以前村里基本是村干部说了算，群众很少有发言权，现在根据36条，凡是村里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村党组织提议、党员会议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大小村务都必须按时按规定向全体村民公开。”

“五议决策法”，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到位。深甽镇柘坑戴村，离宁海县城35公里，全村290户、650人。虽地处偏远，但在村干部及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先后获得省级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省级文明村、省级民主法治村、市级五好村党组织、市级生态村、市村民自治模范村等荣誉称号。柘坑戴村诸多荣誉离不开全县推行的“五议决策法”。20xx年5月15日晚，柘坑戴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村环境提升改造各项工程的决议。在此之前，有关村环境提升改造项目在支部提议的基础上，先后通过了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和党员会议审议。村民代表纷纷表示，村里的各项大小工程严格按照“五议决策法”程序，即公开又透明，另外，该村还制定了《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建立民主监督小组，落实民主评议制度和群众监督机制，通过设立村务公开栏、规范公开程序等措施，力争让大事小事由村民说了算。

“聊天长廊”，村民成为家乡的主人翁。在宁海县，村村都有“聊天长廊”。聊天的除了村民，还有县里和乡镇的干部，上至党的方针政策，下至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是村民感兴趣的话题，无话不谈。有个村民写了一副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你聊我聊大家聊。在“聊天长廊”里，村民与干部面对面聊多了，感情上的距离自然就拉近了，村民纷纷说出心里话。理论宣讲点、党群联系点、民情收集点、文化传承点、和谐促进点，是“聊天长廊”承载的多种功能。

村规民约，文化场所，提升村民素质。宁海县积极探索全民参与的治水理念，将“五水共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民事约定的形式纳入新村规民约，使治水工作由政府主导推动向村民主动参与转变。目前，全县所有行政村陆续修订了村规民约，梅山村还有自己的村歌。宁海县几乎村村都有文化广场、文化礼堂、文化室，逐步富裕起来的村民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宁海县党建引领发展关键在于党员干部心里装着百姓，做事时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以身作则，甚至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做党的工作，一要对人民负责，二要对党忠诚，三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023年生态治理评估报告范文简短四

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顺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从现状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也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整和变革，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或经商；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被征收；农村和城镇的生产经营形式日趋多样；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改变。因此，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况迫切需求社会治理创新体制和机制来解决纠纷。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已现端倪：基层社会阶层的细化带来利益和文化冲突的加剧；基层社会流动性增加使得社会治理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外来文化冲击使得基层社会价值出现真空和失范的情形。与此同时，一些社会治理的难题在基层社会不断积聚，如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矛盾、农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强、社会自治程度不高、社会保障缺失等。若不及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难题，农村与农业生產的稳定与发展都将受到影响，进而必将危及基层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上述问题，必须意识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因而，分析和梳理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困境成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制度体系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创新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给农村、城镇带来了巨大变化，并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多重挑战。因此，分析和研判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有助于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任务和实践路径。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产业形态和运行机制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公平、户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增大、人口流动性大等具有时代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以收入差距为例，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民收入水平低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医疗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从本质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法律运行和制度设计在城镇和乡村存在差异性。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社会阶层细化的现象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居住在城镇，从而形成了农民工阶层。农民工阶层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事非农业劳动。然而，他们多数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子女也很难享受城镇教育资源。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正在被细化的现实，进而满足这一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大量农民离开农村集体进城务工或创业，乡村治理很难有效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的机制，并且农村和城镇都缺少加强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建设的阵地。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面临需要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满足人们参与行政决策和法律公共服务的需求

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他们希望自身的合法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及得到行政机关提供更为公平的公共法律服务，如积极参与征地拆迁、村民选举等涉及切身利益的法律事务和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实现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程序化和法治化，并不断提升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认真对待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社会转型时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化市场等重点领域的基层执法直接关系到人们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发事件、网络诈骗、村霸恶霸、邻里纠纷、留守儿童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社会治理领域来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法治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由于基层工作分工细、事务繁琐、人员不足等问题，致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面临瓶颈问题。《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问题。”

三、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信访不信法”现象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们普遍存在相信上访而不相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由于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并开始有意识地维护自身权益，但法律知识有限、法律途径时间长且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人们往往选择成本低、效率高的信访途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和集体上访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难题。究其原因，为了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纠纷，致使人们相信权力大于法律、上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压过下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但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纠纷，而信访可以解决正常法律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从顶层设计上规范基层依法行政、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以此扭转人们“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和现象。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力量不足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专业的工作机构。一是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机构设置无法满足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致使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的无法全覆盖和效果打折扣，如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执法。尽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重点和终点在基层，但是在基层行政机关中专业从事法治工作的工作人员严重缺乏。二是由于基层工作待遇差、工作压力大等因素，致使从事法律工作的工作人员不愿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而是选择辞职或调离基层工作单位。三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不强，表现为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不强，习惯依照惯例、传统方式和行政方法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部分村居两委工作人员不习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各村居委员会虽然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但多数形同虚设，如仅仅有几名老同志，由于法律知识不足导致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不完全，因而倾向于依靠经验和人情来化解法律问题，以至于出现许多矛盾纠纷无法在基层化解，形成集体上访、越级上访。”[1]

（三）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基层群众自治的终极目标是达到自我管理和服务，并且基层群众自治应当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在现实运行中，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出现目标偏差和路径偏离。一是民主选举不规范问题。在换届选举中，贿选现象、政府干预、宗族派系主导等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的现象大量出现。二是村居两委职能问题。村居干部滥用權力、村居财务缺乏监督、集体财产被侵吞、权益分配讲关系等问题导致群众自治性组织内部矛盾增加。三是村居两委民主决策形式化。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机制替代成村居两委干部的内部会议和宗派势力的私下决定。在特定时期，乡镇政府干预村居两委的民主决策以实现特定目的，以至于出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徇私枉法的情况。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功能虚化。从法律规则和顶层设计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产权的权益归属者，但事实上村居两委基本代表其行使了基本权能。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致使参与人数少和没有规范化的制度保证。由上可知，基层群众自治的法治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不足

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是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但是基层社会公共法律服务不足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一是对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性组织而言，公共法律服务的内容、质量和效果尚未得到明确界定，并且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成本高、覆盖面窄。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公共法律服务存在差异性，即城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优于乡村的公共法律服务。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公共法律服务存在队伍缺失、水平低、服务差等现实问题。三是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载体，但是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相对滞后，表现为平台建设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四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考核尚不完善，如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需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指标。

（五）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治安防控体系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解决好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问题，因为基层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影响着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制度建设不完善、不规范。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的综合协调制度、工作机制创新、合法性审查等规则体系尚不完善。二是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由于人口流动性过大，基层行政机关难以监管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如偷盗问题、赌博问题、黑恶势力问题。三是基层社会治安的大数据平台存在数据共享度不高、数据应用不充分等问题。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为例，公安机关之间、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以及社会主体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存在数据不开放、不能整合利用和隐私保护不完善的法律问题。四是社会治安防控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缺少法律法规作为制度支撑，如“雪亮工程”建设仅为中央出台的文件而非法律法规规定。社会治安的信息化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社会治理信息化的推行存在法律支撑不足的问题。

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落后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导致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即重视权力轻视规则、重视维稳轻视引导、重视管控轻视法治。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社会治理观念下，基层社会治理以地方稳定为第一要务，从而轻视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因此，不出事的行为逻辑将基层社会治理陷入非法治化的治理怪圈。基层社会治理理念落后体现为：一是价值导向上重视管控而轻视法治。基层社会治理应当体现出平等、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精神和服务精神。二是社会治理主体上重视政府职能而轻视社会组织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下，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而非仅仅由党委政府完全负责。三是治理方法上重视行政方式而轻视法律方式。在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习惯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轻视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方式。四是社会治理理念上重视应急治理而轻视制度化治理。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容易形成在纠纷产生后采取应急措施解决问题的理念，而非提前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治理理念。

（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定位不准

尽管中央已经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定位，但是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单一社会治理现状。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定位不准表现为：一是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党委和政府越位和缺位的现实问题。党委和政府负责提供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党委和政府往往容易忽视村居文化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事项，从而出现党委、政府缺位的问题。二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与自治的结合不够。村居两委的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础。从法律上看，村居两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应当是指导、支持、帮助与协助，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村居两委与党支部之间的权责关系存在模糊的情况，容易形成党支部掌握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村居两委缺少民主化的程序机制，即村民和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容易被剥夺。三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缺少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参与机制。基层社会组织面临缺少法律法规支撑的制度困境；农村生产合作社、调解委员会、治安巡逻队等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数量和程度有限。此外，村居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和满意度也陷入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