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实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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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一

2015。

〕

40。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直各有关部门：

2014。

〕

8

2014。

〕

69。

2015。

〕

4

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坚持从我县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巩固和拓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强化长缴多得、多缴多补等制度的激励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健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2020。

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可持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9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13。

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按年缴费，多缴多得。

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当地设定的最高缴费档次标准。

政府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鼓励中青年城乡居民长期缴费、长缴多得，对缴费超过

15。

年且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每多缴费。

1

年，在省政府规定的基础上，其月基础养老金再增加。

1

元（最多不超过。

15。

元）。

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自。

2014。

年起，对选择。

元档次标准缴费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元；对选择。

500。

及以上档次标准缴费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60。

元。政府为重度残疾人每年代缴。

100。

元养老保险费。缴费补贴和重度残疾人代缴养老保险费所需资金，由省、县按。

2:1。

的比例分担。

鼓励乡镇人民政府为长期缴费和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参保人适当增加政府补贴金额，具体标准和办法由乡镇人民政府确定，资金由本级财政承担。

政府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在中央基础养老金（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标准为每人每月。

70。

元）的基础上，自。

2015。

年

1

月起，为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每人每月增加。

5

元，由省级财政全部负担。县财政可根据本地实际增加地方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承担。原已增加地方基础养老金的，在此次增加基础养老金后，不得冲抵或替代各地自行提高的基础养老金。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和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情况，逐步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目前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

（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从

2015。

年

1

1

个月的基础养老金，最多不超过。

12。

个月。二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的，按照死者生前应发。

12。

个月的基础养老金作为丧葬补助金，丧葬补助金支付给法定继承人。经费由县财政负担。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

60。

周岁、累计缴费满。

15。

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在本方案印发之日前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不用缴费，自。

2014。

年

2

月起，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

15。

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

15。

年，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其养老金。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核对；村（居）民委员会要协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政村（社区）范围内对参保人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等领取记录进行比对，确保不重、不漏、不错。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已经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其资格认证由待遇发放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接，按有关规定执行。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和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核算，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要在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探索逐步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

县财政要及时将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财政专户，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规定披露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要积极探索有村（居）民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做到基金公开透明，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结合本地实际，科学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资源，充实加强基层经办力量，做到精确管理、便捷服务。要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认真记录参保人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按规定妥善保存。地方政府要为经办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施设备、经费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

要在现有新农保和城居保业务管理系统基础上，适时使用省级集中整合开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和基金财务信息系统，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将信息网络向基层延伸，实现省、市、县、乡镇（街道）、社区实时联网，有条件的地区可延伸到行政村；要大力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逐级制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考核办法，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对下级政府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地宣传解读政策，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注重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城乡居民踊跃参保、持续缴费、增加积累，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已有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二

各乡（镇）人民政府、国有农林牧渔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

2014。

〕

8

2014。

〕

29。

号）要求，在认真总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按照全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覆盖全县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巩固和拓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强化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健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十二五”末，在全县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2020。

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9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12。

个档次。县政府依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标准。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

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将集体补助纳入社区公益事业资金筹集范围。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当地设定的最高缴费档次标准。

100。

元补贴。

30。

元、缴费。

200。

元补贴。

40。

元、缴费。

300。

元补贴。

50。

元、缴费。

400。

元补贴。

60。

元、缴费。

500。

元补贴。

70。

元、缴费。

600。

元补贴。

80。

元、缴费。

700。

元补贴。

90。

元、缴费。

800。

元补贴。

100。

元、缴费。

900。

元补贴。

110。

元、缴费。

1000。

元补贴。

120。

元、缴费。

1500。

元补贴。

145。

元、缴费。

2000。

元补贴。

170。

元，所需资金由省和县政府按。

6

﹕

4

50%。

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规定，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省和县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目前为每人每月５５元，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补助。对累计缴费满。

15。

年的，每多缴。

1

年，基础养老金每月加发。

5

元，所需资金由省和县政府按。

6

﹕

4

的比例分担。

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我县将按国家和省统一部署，建立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适时调整基础养老金标准。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目前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

（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

60。

周岁、累计缴费满。

15。

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从年满。

60。

周岁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15。

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在。

60。

15。

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60。

周岁，应补缴且只能补缴规定年限养老保险费，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从补缴完成的次月起领取养老金。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其养老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核对；村（居）民委员会要协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政村（社区）范围内对参保人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等领取记录进行比对，确保不重、不漏、不错。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已经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

“老农保”、农村独女户夫妇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接，按有关规定执行。

新农保基金和城居保基金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和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核算，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规定披露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要积极探索有村（居）民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做到基金公开透明，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要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结合本地实际，科学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资源，充实加强基层经办力量，做到精确管理、便捷服务。要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要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施设备、经费保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认真记录参保人缴费和领取待遇情况，建立参保档案，按规定妥善保存。

要充分认识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要认真做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地解读政策，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注重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城乡居民踊跃参保、持续缴费、增加积累，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本办法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起实施，我县已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三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

(

冀政〔。

2014。

〕

69。

号

)

(

石政发〔。

2014。

〕

44。

号

)

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坚持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坚持筹资水平和待遇标准要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巩固和拓宽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渠道，完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待遇支付政策，强化长缴多得、多缴多补等制度的激励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健全服务网络，提高管理水平，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2020。

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可持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我区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9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13。

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按年缴费，多缴多得。缴费档次标准根据国家和省的规定适时调整。

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公益慈善组织及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政府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鼓励中青年城乡居民长期缴费，对缴费超过

15。

年且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每多缴费。

1

年，其月基础养老金增加。

1

元。

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自。

2014。

年起，对选择。

元档次标准缴费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元；对选择。

500。

元及以上档次标准缴费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60。

元。政府为参保的重度残疾人每人每年代缴。

100。

元养老保险费。缴费补贴和为重度残疾人代缴养老保险费所需资金，由省、市、区按。

1

∶

1

∶

1

的比例分担。

政府为每名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及个人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支付终身。

在中央基础养老金（目前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的基础上，自。

2015。

年

1

月起，为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每人每月增加。

5

元，由省级财政全部负担。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目前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

（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发系数相同）。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60。

周岁、累计缴费满。

15。

新农保或城居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但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不用缴费，自。

2014。

年

2

月起，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

15。

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

15。

年，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从次月起停止支付其养老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每年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核对；受乡镇政府（街道办）委托，村（居）民委员会要协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作，在行政村（居委会）范围内对参保人待遇领取条件进行公示，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等领取记录进行对比，确保不重、不漏、不错。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一次性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按迁入地规定继续参保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已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无论户籍是否迁移，其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其生存认证由待遇发放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优抚安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衔接，按有关规定执行。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和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核算，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虚报冒领。要及时将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财政专户，同时要建立资金垫付机制，保证上级各项补贴资金在途或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并按规定披露信息接收社会监督。财政、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积极探索有村（居）民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的有效方式，做到基金公开透明，制度在阳光下运行。

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能力建设，科学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资源，充实基层经办力量，做到精确管理、便捷服务。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认真记录参保人缴费和待遇领取情况，建立参保档案，并按规定妥善保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

在新农保和城居保业务管理系统基础上，配合做好省级整合开发的集中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和基金财务信息系统，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将信息网络向基层延伸，实现省、市、区、乡镇（街道）实时联网，有条件的地区可延伸到行政村；要大力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加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考核力度，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地宣传解读政策，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注重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城乡居民踊跃参保、持续缴费、增加积累，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四

政府是指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是国家表示意志、发布命令和处理事务的机关，实际上是国家代理组织和官吏的总称。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摘要：自从分税制模式实施后，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国扩大内需，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迅速扩张，扩大自己的融资规模。然而这种现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各地政府实施不同的项目，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风险严重。鉴于此，对政府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政府财务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政府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导致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政府支出的责任变更非常频繁，但是没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2008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政策，结合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融资。大规模的融资导致债务隐性化，债务风险非常严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各类风险。在风险防控中，政府的债务风险防控是重点，从而有效地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

1.政府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符。自从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税种划分成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地方的事权不断增多，导致地方性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每年都要融资，产生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强化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在转移支付环节中存在各类问题，不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在增量调节环节，地方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断增加，但是财权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体制内的收入不能弥补财政支出，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加，他们只能通过举债的方式弥补财政不足。

2.政府融资不够规范。政府在融资环节中，产生非常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但是资金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各类融资平台，在融资环节中产生盲目性和随意性。政府的融资运作效率不高，融资的成本非常高，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佳。在融资平台建设中，资金不足。政府会通过各类方式补充资金，通过挪用年度预算等方式，甚至出现虚假注资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关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资平台的建设没有相关的监督措施加以辅助，采用多头管理的方式。融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资环节中，缺乏法律和公众的监督，导致商业腐败的产生。

3.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不完善，尽管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很多政府性债务，但是债务管理机构尚不完善。债务资金使用不够规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不能纳入到预算管理环节，债务资金不能充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资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进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政府债务领域的信息不够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不能及时地回报给人大常委，信息不公开，导致地方性债务的口径不能完全的纳入到预算管理系统中。债务管理的法制建设比较落后，不能结合债务管理建立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制定了《预算法》等，对政府的举债行为加以约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还是越来越多，已经超过政府的财力。

1.提升思想认识，强化债务管理。政府应强化风险认识，防止债务风险扩散为经济风险，要正确地认识债务风险问题，纵观大局，做到未雨绸缪。政府应树立忧患意识，认识到抵御债务风险的紧迫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举债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确保偿债有序。强化底线意识，底线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线思维的应用，其与风险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政府要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高警惕。将国家法律作为“红线”，做好风险的防范准备工作。政府还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杜绝违法违规的举债行为。有些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法治意识比较弱，对于一些惩戒视而不见。因此，政府应树立法治意识，规范举债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充分了解政府职能的权限，掌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发挥市场这只无形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2.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债务规模。结合权、责和利相统一的原则，各地区的财权和事权应得到明确，制定财权事权调整机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财权和事权清单，从而提升政府对于财权和事权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相关的改革协同配套方案，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债务监督考核问责制度。对考核的方法进行改进，抓住基础和发展的根基，充分发挥潜能，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完善政府债务考核和问责制度，建立公共服务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债务监督制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科学的监管工作，有效地杜绝违法违规操作，强化责任人制度。对政府债券资金进行全面管理，明确责任主体和财务主体。提升债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政府政务网站的方式，对债务限额明确，建立债务限额报告制度。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预算情况进行分析。

3.提升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小组，发挥其职能。对政府债务的借、用和还阶段进行监督，进行债务管理工作的指导，对于债务风险要实时掌握。当风险发生后，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完善政府债务的预算管理工作，分别对政府债务收入、支出、付息和还本进行预算，防止超预算举债的发生。各地的人大应发挥审议作用，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提升风险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债务管理中，隐性债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债务管理中，要对各类风险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有些政府债务风险防范能力比较差，风险防控机制比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能力，抓住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债务风险是重大风险的类型之一，因此，我国应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财务风险，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时，政府应提升债务风险的化解能力，树立危机意识。

参考文献：

[2]胡才龙，魏建国.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激励契约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5）：118-127.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2]缪婷婷.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d].苏州：苏州大学，2016.

[4]高巍.当前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5.

[7]刘人宁.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8.

[8]许伟.我国当代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摘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有六个基本要素：参与、公开、透明、回应、法治和责任。回应作为治理的要素之一，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要与老百姓互动，对公众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能无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回应越快，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强总理说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应的内涵。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1]。

政府回应的两点要求：其一，政府部门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具有敏感性，要及时作出反应，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础上，要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复，满足公众需求或解决群众问题。

政府回应是个互动过程：对公众来说，可以通过利益诉求渠道表达自身的要求与期望;对政府来说，要及时有效地对公众的诉求给予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的结果可能是一种积极的表态，表明政府对问题的重视;也可能是对满足公众需求，还可能是对公众要求的一种说服和引导[2]。

2.政府回应的要素。

一是回应主体。也就是“谁回应”，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回应对象，也就是“回应谁”，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三是回应客体，也就是“回应什么”，指公众提出的需要政府满足或解答的诉求。这种诉求可以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也可以是个人的具体诉求。四是回应渠道，也就是“怎么回应”，即回应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应反馈，也就是“回应的如何”，即公众对政府的回应作出的反应性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政府。

1.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传统管制型社会中，政府也要根据社会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会事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公众很少有机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会承受太多回应性的压力。政府之于公众来说，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对公众的服务和诉求的回应。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意味着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宗旨。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政府需要准确掌握公众的需求，并及时满足公众需要，解決公众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过程。因此，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说文解字看“和谐”二字。“和”由“禾”和“口”构成，“禾”代表粮食，“口”表示人。据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构成，“言”指说话、表达，“皆”是全部的意思。据此，“谐”就是指人人都有表达的、说话的权力，能够畅所欲言。那么“和”“谐”二字连起来，为我们描绘的和谐社会的场景就是：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都能够得到保障。要实现这样一副场景，就要增强政府的回应性[3]。

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能够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给予及时回应，才能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3.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执掌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权威的基础。

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回应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个“产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人民的诉求是“需求侧”，政府回应就是“供给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呼声，向政府提出要求，实际上是群众有对政府产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能够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机构，而政府则通过回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资源，并使人民知晓政府是关心并愿意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赖的管理者。在呼应之间，“需求”和“供给”发生了相互作用并对接起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亦随之产生[5]。

在需求与供给间，就像社会经济领域要从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一样，政府不仅要及时回应人民提出的需求，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发展和人民权益状况，在需求产生之前主动响应，提高政策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强化服务意识，时刻将改善民生作为政府职能第一要务，以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权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断产生和稳定增长[5]。

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公众对于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盐的价格、房屋拆迁的政策、化工厂选址方案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不仅想了解政府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政府“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坦率地说，中央在深化改革开放、高压反腐、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等宏观层面对公众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回应在新闻事件、网络爆料等质疑时，仍时常显得迟疑、被动甚至恐惧。推进民主政治、打造阳光政府依然成为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关切”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是必须保障的公众权利，因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必须尽快适应并学会在质疑、追问的“杂音”中执政，就成为一门必修课，无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参考文献：

[1]何祖坤.关注政府回应[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张欧阳.政府回应：政府公信力产生机制的“供给侧”[j].江汉论坛，2017（4）.

摘要：以山东省950名青少年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均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1]。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生态和民主建设的发展与未来。学界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显示，当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度不高且呈工见非均衡状态[4]。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各级政府肩负着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人际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客体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务水平、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执行力等因素[5]。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即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分析模型，见图1。

什么因素影响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种解释理论预测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对此，本文进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4所中学和4所大学的95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学生147人（15.5%），高二学生140人（14.7%），高三学生118人（12.4%），大一学生166人（17.5%），大二学生146人（15.4%），大三学生120人（12.6%），大四学生112人（11.8%）;生源地为农村的571人（60.1%），城镇的为379人（39.9%）;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50人（5.3%），非党员900人（94.7%）;学生干部97人（10.2%），非学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建构了包含五个因素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初测问卷，分别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径（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政治参与路径（制度性参与、非制度行参与）。对初测问卷数据实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以上4个维度，共19题。问卷中每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问卷是稳定可信的。题项信度分析，见表1。

3调查结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

数据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维结构中，受访学生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3.591-3.70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量表得分为3.621，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见表2.

青少年在“结果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维度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为：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为了分析和比较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以及政治参与路径对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了四个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对青少年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学生干部这一个变量却具有显著差异。三种理论解释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3。

模型1关注理性选择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制度信任外，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均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理性选择路径对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模型2关注社会文化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3关注政治參与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参与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保留显著影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从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0.282+0.137+0.162=0.581），其次为社会文化路径（0.149），最后为政治参与路径（0.134）。由此可见三种解释路径都对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4结论与建议。

从表2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这与现在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热爱学生、关注学生、善待学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让青少年切切实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

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正逐年降低[8]。从学校角度来讲，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少年的“三观”培养和教育，增加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断提高对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水平。

政治参与路径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选修课、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大学生政治主体观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其政治权利和义务，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开设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技能训练。积极推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团群组织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验。

参考文献：

[2]冯岩.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d].济南大学，2015.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1问题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2]缪婷婷.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d].苏州：苏州大学，2016.

[4]高巍.当前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5.

[7]刘人宁.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8.

[8]许伟.我国当代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06）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11）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15）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11）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17）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16）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15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16）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10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16）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五

政府是指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机关。它是表达国家意志、发布命令和处理事务的机关。其实，它是国家机关和官员的总称。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以山东省950名青少年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均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1]。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生态和民主建设的发展与未来。学界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显示，当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度不高且呈工见非均衡状态[4]。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各级政府肩负着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人际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客体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务水平、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执行力等因素[5]。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即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分析模型，见图1。

什么因素影响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种解释理论预测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对此，本文进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4所中学和4所大学的95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学生147人（15.5%），高二学生140人（14.7%），高三学生118人（12.4%），大一学生166人（17.5%），大二学生146人（15.4%），大三学生120人（12.6%），大四学生112人（11.8%）;生源地为农村的571人（60.1%），城镇的为379人（39.9%）;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50人（5.3%），非党员900人（94.7%）;学生干部97人（10.2%），非学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建构了包含五个因素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初测问卷，分别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径（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政治参与路径（制度性参与、非制度行参与）。对初测问卷数据实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以上4个维度，共19题。问卷中每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问卷是稳定可信的。题项信度分析，见表1。

3调查结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

数据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维结构中，受访学生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3.591-3.70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量表得分为3.621，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见表2.

青少年在“结果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维度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为：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为了分析和比较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以及政治参与路径对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了四个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对青少年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学生干部这一个变量却具有显著差异。三种理论解释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3。

模型1关注理性选择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制度信任外，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均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理性选择路径对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模型2关注社会文化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3关注政治參与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参与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保留显著影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从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0.282+0.137+0.162=0.581），其次为社会文化路径（0.149），最后为政治参与路径（0.134）。由此可见三种解释路径都对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4结论与建议。

从表2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这与现在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热爱学生、关注学生、善待学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让青少年切切实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

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正逐年降低[8]。从学校角度来讲，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少年的“三观”培养和教育，增加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断提高对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水平。

政治参与路径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选修课、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大学生政治主体观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其政治权利和义务，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开设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技能训练。积极推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团群组织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验。

参考文献：

[2]冯岩.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d].济南大学，2015.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06）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11）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15）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11）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17）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16）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15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16）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10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16）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1][波兰]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stolle，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3][美]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谢治菊.大学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成长之关联研究——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5]張海良，许伟.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5（01）.

[6]赵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rahnwm，brehmj，alelectionsasinstitutionsforgeneratingsocialcapital[j].civicengagementinamericandemocracy，1999：111-160.

[9]capital，economicgrowthandqualityofgovernment：thecausalmechanism[j].newpoliticaleconomy，2003，8（1）：49-71.

[10]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01）.

[1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05）.

[12]刘建平，周云.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2017（06）.

[13]卢海阳，郑逸芳，黄靖洋.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08）.

[14]谢星全.“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15]朱春奎，毛万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

[16]罗龙真.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d].暨南大学，2014.

[17]刘明明.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01）.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1问题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2]缪婷婷.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d].苏州：苏州大学，2016.

[4]高巍.当前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5.

[7]刘人宁.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8.

[8]许伟.我国当代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六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18。

号）精神，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改革现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独立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既体现国民收入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又体现工作人员之间贡献大小差别，建立待遇与缴费挂钩机制，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提高单位和职工参保缴费积极性。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按照国家规定切实履行缴费义务，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形成责任共担、统筹互济的养老保险筹资和分配机制。

——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立足省情，合理确定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水平，切实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改革前与改革后待遇水平相衔接。

立足增量改革，实现平稳过渡。对改革前已退休人员，保持现有待遇并参加今后的待遇调整；对改革后参加工作人员，通过建立新机制，实现待遇的合理衔接；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人员，通过实行过渡性措施，保持待遇水平不降低。

——解决突出矛盾与保证可持续发展相促进。

统筹规划、合理安排、量力而行，准确把握改革的节奏和力度，先行解决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的突出矛盾，再结合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坚持精算平衡，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

（一）本实施意见适用于包括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

（二）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和人员，是指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纳入机构编制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和在编人员。对于应转企改制但尚未到位的事业单位，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仍继续参加；尚未参加的，暂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其转企改制到位后，按有关规定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包括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单位缴费）、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收入。

20%。

；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

8%。

由单位代扣。

（三）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为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人员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之和。机关单位（含参公管理的单位）工作人员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包括：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中的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警衔津贴、海关津贴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发基数的项目）、规范后的津贴补贴（地区附加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包括：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中的基本工资、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国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发基数的项目）、绩效工资。

（四）个人工资超过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00%。

以上的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60%。

的，按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

计算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参保缴费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下简称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二）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工作人员养老，不得提前支取，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免征利息税。参保人员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一）。

2014。

年

10。

月

1

日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1

年发给。

1%。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本人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二）对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且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

15。

10。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年

12。

月

31。

日）发放超出部分的。

10%。

第二年退休的人员（。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放。

20%。

依此类推到过渡期末年退休的人员（。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发放超出部分的。

100%。

过渡期后退休的工作人员执行新办法。

（三）。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同时执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离休费，并调整相关待遇。

（四）。

2014。

年

10。

月

1

日后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

15。

13。

号令）执行。

（一）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等情况，国家和省统筹安排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逐步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

（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按照国家统一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一预算、分级管理、省级调剂，逐步实现省级统筹。

（二）各市政府要切实履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管理和支付的责任，执行国家和省统一制定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统一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筹项目和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单独核算，执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审计部门依法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情况的监督，确保基金安全。

（一）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只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基金。

12%。

的总和转移基金，参保缴费不足。

1

年的，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基金。转移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

8%。

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4%。

缴费。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

（二）职业年金的具体办法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一）改革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劳模、有重大贡献的高级专家等荣誉称号的工作人员，在职时给予一次性奖励，退休时不再提高基本退休费计发比例，奖励所需资金不得从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对于改革前已获得此类荣誉称号的工作人员，退休时给予一次性补贴，资金从原渠道列支。符合原有加发退休费情况的其他人员，按照上述办法处理。

70。

岁时仍继续工作的，个人可以选择继续缴费，也可以选择不再继续缴费。待正式办理退休手续时，按规定计发养老金待遇。

（三）对于改革前曾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其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应予确认，不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并与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他情形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在本人退休时，根据其实际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及对应的视同缴费指数等因素计发基本养老金。

（四）改革后对于符合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条件的在职人员，其改革前在机关事业单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连续计算的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退休时按照有关规定计发待遇，其本人改革前参保缴费形成的个人账户本息，划转至改革后的本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退休时该部分个人缴费本息不计入新老办法标准对比范围，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对于符合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在改革前已参保的退休人员，其养老保险待遇按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费计发。各市在按省原有政策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期间形成的结余基金，并入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统一使用。

（一）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按规定按月及时足额缴纳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切实加强基金征缴，做到应收尽收。

（二）各级政府应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为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一）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实行社会化发放。

（二）各市要加强街道、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建设，加快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为退休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一）各市要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加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适当充实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服务设施。

（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在辽宁分支机构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工作。

（三）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缴费申报、关系转移、待遇核定和支付等工作。各市要按照国家和省统一制定的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经办规程和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专业化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一）建设省级数据平台，集中部署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全省数据资源，通过专网支持全省业务经办，并统筹考虑与其他业务领域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二）各市要积极筹措信息系统建设配套资金，做好网络延伸和终端配置等配套工作，加强对信息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的培训。做好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加载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发行应用工作，实现人手一卡，并在养老保险业务经办中积极推进身份凭证和待遇领取应用。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直接关系广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项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严格按规定确定参保人员范围，编制外人员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于人员管理不规范的单位，要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理规范，待明确人员身份后再纳入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改革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要组织各方面力量，按照全省统一要求宣传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解读各项政策，针对群众关切问题解疑释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改革工作，保证改革顺利实施。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要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策和经办管理培训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按全省统一要求，结合实际，集中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业务培训工作，帮助相关工作机构和人员全面、准确掌握政策和经办管理流程，提高贯彻落实的水平和业务能力。

本意见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此前省政府公布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本意见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七

公众是指公共关系的主体成员面临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社会群体。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有六个基本要素：参与、公开、透明、回应、法治和责任。回应作为治理的要素之一，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要与老百姓互动，对公众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能无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回应越快，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强总理说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应的内涵。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1]。

政府回应的两点要求：其一，政府部门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具有敏感性，要及时作出反应，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础上，要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复，满足公众需求或解决群众问题。

政府回应是个互动过程：对公众来说，可以通过利益诉求渠道表达自身的要求与期望;对政府来说，要及时有效地对公众的诉求给予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的结果可能是一种积极的表态，表明政府对问题的重视;也可能是对满足公众需求，还可能是对公众要求的一种说服和引导[2]。

2.政府回应的要素。

一是回应主体。也就是“谁回应”，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回应对象，也就是“回应谁”，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三是回应客体，也就是“回应什么”，指公众提出的需要政府满足或解答的诉求。这种诉求可以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也可以是个人的具体诉求。四是回应渠道，也就是“怎么回应”，即回应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应反馈，也就是“回应的如何”，即公众对政府的回应作出的反应性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政府。

1.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传统管制型社会中，政府也要根据社会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会事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公众很少有机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会承受太多回应性的压力。政府之于公众来说，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对公众的服务和诉求的回应。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意味着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宗旨。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政府需要准确掌握公众的需求，并及时满足公众需要，解決公众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过程。因此，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说文解字看“和谐”二字。“和”由“禾”和“口”构成，“禾”代表粮食，“口”表示人。据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构成，“言”指说话、表达，“皆”是全部的意思。据此，“谐”就是指人人都有表达的、说话的权力，能够畅所欲言。那么“和”“谐”二字连起来，为我们描绘的和谐社会的场景就是：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都能够得到保障。要实现这样一副场景，就要增强政府的回应性[3]。

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能够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给予及时回应，才能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3.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执掌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权威的基础。

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回应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个“产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人民的诉求是“需求侧”，政府回应就是“供给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呼声，向政府提出要求，实际上是群众有对政府产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能够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机构，而政府则通过回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资源，并使人民知晓政府是关心并愿意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赖的管理者。在呼应之间，“需求”和“供给”发生了相互作用并对接起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亦随之产生[5]。

在需求与供给间，就像社会经济领域要从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一样，政府不仅要及时回应人民提出的需求，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发展和人民权益状况，在需求产生之前主动响应，提高政策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强化服务意识，时刻将改善民生作为政府职能第一要务，以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权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断产生和稳定增长[5]。

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公众对于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盐的价格、房屋拆迁的政策、化工厂选址方案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不仅想了解政府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政府“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坦率地说，中央在深化改革开放、高压反腐、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等宏观层面对公众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回应在新闻事件、网络爆料等质疑时，仍时常显得迟疑、被动甚至恐惧。推进民主政治、打造阳光政府依然成为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关切”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是必须保障的公众权利，因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必须尽快适应并学会在质疑、追问的“杂音”中执政，就成为一门必修课，无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参考文献：

[1]何祖坤.关注政府回应[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张欧阳.政府回应：政府公信力产生机制的“供给侧”[j].江汉论坛，2017（4）.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06）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11）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15）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11）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17）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16）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15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16）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10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16）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1][波兰]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stolle，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3][美]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谢治菊.大学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成长之关联研究——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5]張海良，许伟.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5（01）.

[6]赵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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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01）.

[1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05）.

[12]刘建平，周云.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2017（06）.

[13]卢海阳，郑逸芳，黄靖洋.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08）.

[14]谢星全.“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15]朱春奎，毛万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

[16]罗龙真.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d].暨南大学，2014.

[17]刘明明.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01）.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1问题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研究分析。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5研究结论。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1）假设1得到验证：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过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包括权威信任、社会信任及邻里信任。其中对权威群体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响政府信任最显著的因素，人际信任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最低。

人际信任一直都被当作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何通过提高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际信任中居民对警察、医生、法官、村干部这类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信任水平，这与我国传统的信任特征有关，人们对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中，这部分过去极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临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际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释。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社会信任显得尤为重要。近年出现的“扶不扶”、“小悦悦”等问题和事件极大的打击了人们的信任感，使得人们对外界保持极高的警惕心，人们越发地变得更为“冷漠”。因此，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厉打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

（2）假设2得到验证：政府绩效越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强。政府绩效越差，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越低。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从政府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绩效成果来考察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三个维度中环境保护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

政府绩效是政府行为的直观体现，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我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关于灾区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提高灾区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绩效，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2]缪婷婷.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d].苏州：苏州大学，2016.

[4]高巍.当前中国居民政府信任的区域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5.

[7]刘人宁.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8.

[8]许伟.我国当代政府信任的比较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4.

摘要：自从分税制模式实施后，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国扩大内需，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迅速扩张，扩大自己的融资规模。然而这种现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各地政府实施不同的项目，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风险严重。鉴于此，对政府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政府财务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政府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导致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政府支出的责任变更非常频繁，但是没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2008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政策，结合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融资。大规模的融资导致债务隐性化，债务风险非常严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各类风险。在风险防控中，政府的债务风险防控是重点，从而有效地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

1.政府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符。自从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税种划分成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地方的事权不断增多，导致地方性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每年都要融资，产生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强化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在转移支付环节中存在各类问题，不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在增量调节环节，地方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断增加，但是财权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体制内的收入不能弥补财政支出，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加，他们只能通过举债的方式弥补财政不足。

2.政府融资不够规范。政府在融资环节中，产生非常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但是资金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各类融资平台，在融资环节中产生盲目性和随意性。政府的融资运作效率不高，融资的成本非常高，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佳。在融资平台建设中，资金不足。政府会通过各类方式补充资金，通过挪用年度预算等方式，甚至出现虚假注资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关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资平台的建设没有相关的监督措施加以辅助，采用多头管理的方式。融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资环节中，缺乏法律和公众的监督，导致商业腐败的产生。

3.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不完善，尽管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很多政府性债务，但是债务管理机构尚不完善。债务资金使用不够规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不能纳入到预算管理环节，债务资金不能充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资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进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政府债务领域的信息不够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不能及时地回报给人大常委，信息不公开，导致地方性债务的口径不能完全的纳入到预算管理系统中。债务管理的法制建设比较落后，不能结合债务管理建立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制定了《预算法》等，对政府的举债行为加以约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还是越来越多，已经超过政府的财力。

1.提升思想认识，强化债务管理。政府应强化风险认识，防止债务风险扩散为经济风险，要正确地认识债务风险问题，纵观大局，做到未雨绸缪。政府应树立忧患意识，认识到抵御债务风险的紧迫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举债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确保偿债有序。强化底线意识，底线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线思维的应用，其与风险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政府要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高警惕。将国家法律作为“红线”，做好风险的防范准备工作。政府还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杜绝违法违规的举债行为。有些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法治意识比较弱，对于一些惩戒视而不见。因此，政府应树立法治意识，规范举债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充分了解政府职能的权限，掌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发挥市场这只无形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2.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债务规模。结合权、责和利相统一的原则，各地区的财权和事权应得到明确，制定财权事权调整机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财权和事权清单，从而提升政府对于财权和事权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相关的改革协同配套方案，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债务监督考核问责制度。对考核的方法进行改进，抓住基础和发展的根基，充分发挥潜能，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完善政府债务考核和问责制度，建立公共服务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债务监督制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科学的监管工作，有效地杜绝违法违规操作，强化责任人制度。对政府债券资金进行全面管理，明确责任主体和财务主体。提升债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政府政务网站的方式，对债务限额明确，建立债务限额报告制度。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预算情况进行分析。

3.提升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小组，发挥其职能。对政府债务的借、用和还阶段进行监督，进行债务管理工作的指导，对于债务风险要实时掌握。当风险发生后，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完善政府债务的预算管理工作，分别对政府债务收入、支出、付息和还本进行预算，防止超预算举债的发生。各地的人大应发挥审议作用，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提升风险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债务管理中，隐性债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债务管理中，要对各类风险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有些政府债务风险防范能力比较差，风险防控机制比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能力，抓住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债务风险是重大风险的类型之一，因此，我国应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财务风险，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时，政府应提升债务风险的化解能力，树立危机意识。

参考文献：

[2]胡才龙，魏建国.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激励契约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5）：118-127.

摘要：以山东省950名青少年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均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1]。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生态和民主建设的发展与未来。学界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显示，当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度不高且呈工见非均衡状态[4]。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各级政府肩负着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人际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客体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务水平、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执行力等因素[5]。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即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分析模型，见图1。

什么因素影响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种解释理论预测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对此，本文进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4所中学和4所大学的95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学生147人（15.5%），高二学生140人（14.7%），高三学生118人（12.4%），大一学生166人（17.5%），大二学生146人（15.4%），大三学生120人（12.6%），大四学生112人（11.8%）;生源地为农村的571人（60.1%），城镇的为379人（39.9%）;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50人（5.3%），非党员900人（94.7%）;学生干部97人（10.2%），非学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建构了包含五个因素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初测问卷，分别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径（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政治参与路径（制度性参与、非制度行参与）。对初测问卷数据实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以上4个维度，共19题。问卷中每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问卷是稳定可信的。题项信度分析，见表1。

3调查结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

数据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维结构中，受访学生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3.591-3.70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量表得分为3.621，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见表2.

青少年在“结果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维度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为：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为了分析和比较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以及政治参与路径对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了四个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对青少年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学生干部这一个变量却具有显著差异。三种理论解释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3。

模型1关注理性选择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制度信任外，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均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理性选择路径对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模型2关注社会文化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3关注政治參与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参与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保留显著影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从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0.282+0.137+0.162=0.581），其次为社会文化路径（0.149），最后为政治参与路径（0.134）。由此可见三种解释路径都对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4结论与建议。

从表2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这与现在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热爱学生、关注学生、善待学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让青少年切切实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

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正逐年降低[8]。从学校角度来讲，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少年的“三观”培养和教育，增加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断提高对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水平。

政治参与路径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选修课、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大学生政治主体观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其政治权利和义务，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开设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技能训练。积极推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团群组织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验。

参考文献：

[2]冯岩.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d].济南大学，2015.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汶川的地震灾区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没有随着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得到相应的提升，通过运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探究了人际信任、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绩效、人际信任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人际信任;政府绩效。

2008年汶川8.0级特大地震给震区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损失，我国政府在救灾所表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应急能力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通过政府的各项震后恢复政策，使得汶川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获得历史性机遇，基础公共社会高水平重构，产业发展能力也持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对于震前有较大幅度提高。

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有效降低政府运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会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执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信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中不乏对政府影响因素的探讨，程倩认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质内涵，政府信任关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相关要素、政策执行过程以及政策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在二者的关系解释上，政府高校的运作过程以及较好的绩效水平可以带来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程倩，2011）。缪婷婷认为，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具体包括政府作为、政府绩效以及新闻媒体的兴起（缪婷婷，2016）。在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更为显著。在突发事件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领导者的价值观以及政府政策执行情况的影响，政府信任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受灾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影响（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十周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1人际信任。

在文化主义视角下，人际信任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影响。高巍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民众越容易相信他人，则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荣等学者研究发现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度会产生显著影响（胡荣，2007）。陈天祥构建了包括村内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了民众个人的信任水平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陈天祥，2017）。人际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刘人宁，2018）。人际信任变量作为文化路径中重要的解释变量，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自变量的指标之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际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绩效。

制度主义路径认为政府绩效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绩效涵盖政治、经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绩效。许伟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变量对政府信任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验证了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杨培鸿（200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共服务绩效作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对公民政府信任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天祥在研究中国乡镇政府的政府信任情况时也将政府绩效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陈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部中国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同西南交通大学开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况调查”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5市/州30县/区共198个行政村/社区，共抽取了30個受灾县中的4950户住户，共完成家户问卷3826份，完成个人问卷3751份。

3.2变量的操作化。

因变量：政府信任变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关于政府信任被划分为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街道四个层级政府的信任，选项分别为“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对四个信任度赋值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类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变量一：人际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中，对人际信任变量操作为题目——对“家人”、“住在你周围的人”、“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医生”、“法官”共8种不同类型群体信任情况，答案与测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指标特征，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为“权威信任”、“社会信任”、“邻里信任”。

自变量二：政府绩效。

本研究中关于政府绩效感知被测量为居民对“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失业情况”、“空气污染”、“水污染”、“缺水问题”、“孩子上学不方便”的严重程度评价，答案包括“特别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成问题”四个程度的测量，从“特别严重”至“不成问题”分别赋值为1-4。通过因子分析，提取3个公因子为“人民生活”、“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4.1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显著性均为0.000，小于0.05，均呈显著性相关关系，表明民众个人信任水平会显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其中权威人群信任维度的得分系数最高，为0.665。

该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线性回归方法进一步验证各影响因素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建立了2个回归模型，对影响灾区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模型1中检验的是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国，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人际信任的3个公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模型1的相关系数为0.678，调整后的r方为0.459。因此，最终建立的模型1包含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3个影响因素。通过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该模型回归的显著性水平均显示p0.05，表明回归程度显著，可以认为该模型有效。从回归系数表可知，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6、0.161、0.085，均大于0，说明权威信任、邻里信任以及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检验中，权威信任、邻里信任、社会信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模型2检验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回归中，采用逐步回归法，将绩效感知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根据选取自变量的规则p0.05，共选择了3个变量，包括制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三个维度的变量，建立模型2。根据模型2可知，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9、-0.118、-0.109，絕对值均大于0，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以人民生活各方面问题的严重程度越高，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绩效水平与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政府绩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检验中，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人民生活和常数项的显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显著意义。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验证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验证了相关假设。具体结论如下：

政府养老保险话题范文汇总篇八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建立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

2011。

〕

18。

2011。

〕

24。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要求，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管理规范化、服务社会化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使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享有基本养老保障。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为

“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从城镇居民实际情况出发，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个人（家庭）和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和义务相对应；政府主导和居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城镇居民普遍参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市统一，实行属地管理。

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市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等构成。

参保人员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为每年

300。

元、

500。

元、

8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3000。

元、

4000。

元、

5000。

元

10。

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按年缴费，多缴多得。市政府依据国家、省规定和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政府补贴包括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两部分

1.

基础养老金。

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按照国家、省规定，确定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中央、省补助。

40%。

剩余部分市和各市区（含高区、经区、工业新区下同）按照。

2：8。

的比例分担。其中，省财政直管县，由省级财政单独核定补助比例进行补助，剩余部分由县级政府负担。

2.

缴费补贴。

政府对参保人当年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每人每年

50。

元。补贴资金由市和各市区。

(

不含省财政直管县。

)

按照。

2：8。

的比例分担。参保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的，所补缴年限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对城镇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由所在市区根据实际情况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政府为每个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中，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部分在个人账户中单独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年度最后一次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息。

年满。

60。

周岁、按规定缴费、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城镇居民，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2011。

年

7

月

1

60。

15。

年，自补缴的次月起，按月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

45。

周岁以上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应不少于实际年龄到。

60。

周岁的剩余年数，也允许补缴，但补缴后的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

15。

年；

45。

周岁以下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

1.

基础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各市区政府（管委）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标准。另外，参保人员按规定缴费超过。

15。

年的，每超过。

1

年，月增发基础养老金。

2

元。提高和增发部分的资金由所在市区政府（管委）负担。

2.

个人账户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

139。

（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

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相同）。参保人死亡，其个人账户余额，除政府缴费补贴外，可依法继承。

市政府根据国家、省规定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市基础养老金标准；各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本市区基础养老金标准。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等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以及与城镇五保供养、社会优抚、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策制度的配套衔接，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跨地区转移，可将养老保险关系及个人账户资金转入新参保地，按新参保地有关标准核算，并享受相应待遇；转入地尚未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可将其养老保险关系及个人账户资金暂存于原参保地，待条件具备时转移。

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逐步提高管理层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职责，制定完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业务程序，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并定期披露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财政、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

各市区要加强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切实加强经办能力建设。要加大投入，解决基层经办服务场所，充实经办服务队伍，落实必要的工作经费，提高经办服务水平。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中开支。

按照国家、省部署要求，建立全市统一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整合，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

“金保工程”）建设，并逐步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和完善参保人员档案管理制度，逐步推行社会保障卡，方便参保人持卡缴费、领取待遇和查询本人参保信息。

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广大城镇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大民生工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级要充分认识开展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威海市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并督促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等工作。各市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重要意义和各项政策的宣传，使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引导适龄城镇居民积极参保。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好事办好。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积极研究解决，重要情况及时向市领导小组报告。各市区要根据本实施意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经市领导小组审核同意，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