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范文范本(大全13篇)

文学作品是用语言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创作成果。最后，我们还可以请教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来完善我们的总结。以下是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一

在当下这个难以言说的时代,那些专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以及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心存感念的人,一定还会对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繁荣刻骨铭心,也就愈发对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发出无奈的感慨和责难.沉溺于往昔的`繁荣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似乎与当下大众文化、文化批评的流行不相宜.但若从一个相对的远处望去,以检讨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到底失落了什么,也许不失为一个有积极建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举措.

作者：范玉刚作者单位：刊名：文学自由谈英文刊名：freeforumofliterature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二

梁实秋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在籍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几乎完全吻合,当然,在最古的时候,批评家就是哲学家。”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把哲学思想当作文学批评的基础,有哲学根据的文学批评才能有固定的标准,产生始终一贯的文学批评,而他的文学批评观就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主义哲学思想上的,其目的是研讨文学作品的哲学价值,特别是伦理学意义。因为他认为文学以人生为题材,以表现人性为目的,文学不离人生便不离道德。即便题材是非人性非道德的,比如母子乱伦,子弑亲父等,也会因其作家的态度是有道德的,文学也就是有道德的,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这是其“人性”文学思想的依据。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讲道:希腊文的“批评”本是判断之意。“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这段话可以作为他对文学批评的简要定义,可分为三个层次理解。

梁实秋坚持古典主义文学思想,认为古希腊艺术是最为和谐完美的,其批评理论也是来源于古希腊的批评作品。所以,他从“批评”的希腊文意义入手,将批评的性质界定为“判断”,文学批评的价值就在于公正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

为了强调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是判断,梁实秋首先对批评和鉴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靠着自己的感觉享受一件艺术品是“鉴赏”;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叫做“批评”。[5]鉴赏由印象而得,批评由品味而得。观众和读者处于鉴赏者的位置,批评家则不能停留在鉴赏者的位置,因为批评包含鉴赏而不等于鉴赏。对于作品是否合于艺术原则,是否人生之模仿,是否人生之批评等原理性问题,只有批评家才会去思考,观众和读者要的只是娱乐。此外,鉴赏常带有人类的同情,易使情感泛滥,而古典主义强调的是理性节制情感,认为文学批评应用理智约束情感,用理性去选择和判断。

其次,梁实秋还把批评同艺术、科学进行了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幸福,最高的幸福是心灵的活动,模仿就是心灵活动之一,这里所说的模仿是“诗的模仿”,将其引申到更广泛的文学领域,则诗就是指文学,模仿就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就是心灵的活动。梁实秋由此也设定文学批评是心灵判断的活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时间上无先后之别,性质上无优劣之异,都是心灵活动的方式之一,并且最上乘的文学创作必含有理性选择的成分,最上乘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必有深刻的鉴赏。但是,徒有理性亦不能成为创作,徒有鉴赏亦不能成为批评。“以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者,乃是否认批评家判断力之重要,把批评家限于鉴赏者的地位”，是创作天才与批评家品味的混乱,所以,文学批评并非艺术。此外,梁实秋反对近代以来将文学批评变成科学之势。他认为科学是归纳事实,统计研究,文学批评探讨的是价值问题,是伦理的选择,价值的估定,这些是科学所不能涉及的问题,所以,文学批评不是科学研究,它只能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和估定。

梁实秋坚信判断才是文学批评的正统,至于批评逐渐偏离正统,由判断到武断再到反抗,最终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流于科学的解释,要么停于印象的欣赏,这些都不能达到批评的终极目的――价值评估。

(二)批评的步骤。

文学批评分为两步,先是分辨选择,再是确定等级价值。对于第一步分辨选择的内容,梁实秋并未明确指出。从他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文中反对王尔德将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创造,反对其将批评家的工作归纳为对作家已选择的材料进行再选择,可以推论出其分辨选择的不会是所批评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梁实秋从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公共所企求者,所认为目标者即为善,反是为恶。”推论人类的善与恶都具有普遍性,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人类行为的善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承认了意志之自由与理智之效用。由善恶选择的意志自由可以暂且认定分辨选择的内容是伦理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古典主义所强调的善恶、真理、人性等。

对文学作品的等级价值的确定是文学批评的第二步,也是终极的目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有等级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倾向于一个共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离中心较远的是二三流的文学,与中心背离的是最下乘的文学。由此而来,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为中心的,其任务在于叙说文学作品与中心的距离和远近程度,最终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与伦理学关系甚密。

文学批评的动机是研讨真理并具有非功利性。喀赖尔认为,诗是真理的写照,诗人是真理的宣扬者。真理是隐藏的、玄奥的,并非人人都能窥探到,诗人也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与一般人中间需要一种人作为媒介物,把诗人探得的真理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形式进行转化和传达,这种人就是批评家,并由此引申出解说的、传记的、历史的三种批评方法。梁实秋在《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中表示赞同喀赖尔对诗和诗人的定义,但不满于他降低了批评家的地位,提升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将文学批评功利化。因为他认为“文学批评本来该是不计功利,无所为而为的活动”。“批评的任务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而是作品价值的估定。”[8]解说的方法、传记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只能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一部分,不能作为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只能是“判断”。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中,梁实秋是偏于“浪漫的”,后来在留学期间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由“浪漫的”转向了“古典的”,将新文学运动定性为“浪漫的混乱”,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树起了“人性”的旗帜。

在《文学批评辩》一文中,梁实秋明确指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他认为文学里可以不要规律,但不能不要标准。浪漫主义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无标准”,以致造成了“过度的放纵的混乱”,而文学应该在理性的指导下约束情感,描写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因此,文学作品可以用普遍的固定的“人性”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性”在这里成为文学批评的至善至美的批评中心,是统摄一切文学的形而上的批评标准。

随后,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表示反对新古典主义所定立的文学标准,认为它桎梏了文学创作的自由,是“外在的权威”,而文学标准应是“内在的制裁”,其节制的力量在于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在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中,情感与理性,“浪漫的”与“古典的”并不是两个可以平等对峙的名词。他认为浪漫主义运动追求“天才的独创”和“想象的自由”,这对于推翻新古典主义的文学标准不无价值,但其结果是过度的有害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所强调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的艺术应由各部分合理组合而成,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文学的创作、鉴赏和批评中,无论情感、想象还是形式,都需要一个制裁的总枢纽,即理性。理性是高于情感的,是节制情感的工具。所以,梁实秋也认为“古典的”即是健康的,“浪漫的”即是病态的,西方文学批评渐渐脱离健康的正统,反抗纪律,悖叛常态,文学批评者的任务就是以常态的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为标准来评估文学作品的价值。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给文学批评的方法作了如下定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具体的,是以哲学的态度施之于文学的问题。”并对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将批评和艺术混为一谈,把文学批评视为文学创作中的创作,批评者只凭主观偏好,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达到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目的,它只能算是鉴赏,并未达到批评。他强调文学批评必须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

对于在科学主义思潮中产生的科学的批评,梁实秋认为它与文学批评是两回事。比如,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首先认定文学创作要受社会影响的支配,所以批评文学作品要解释其产生的社会状况,注重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外部研究。梁实秋则认为文学作品不但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也表现了作家个人的人格。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并未涉及到作家个人的人格方面,也并未实现批评的终极目的――价值判断,它可以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备工作,却不是文学批评。此外,他还认为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的效用范围极为有限,只能对变态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分析,而伟大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健康的、常态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总之,他认为这些新的批评方法都是有用的,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批评方法的正统,因为批评不能抛弃哲学的态度,人性、道德则是统摄一切文学之哲学态度,文学批评应该根据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梁实秋对文学批评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建立在一个哲学王国基础上的,他首先设定了文学具有永恒性,其表现的内容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所以,文学批评要以恒定的常态的“人性”为标准,其方法是用有道德的有人性的哲学态度去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当他的这种“人性”标准和批评方法被放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时,便显示出形而上的伦理学意义,具有不可实施性。他在看到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的局限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其认识的片面性。

当然,我们回顾和探讨过去的理论,并不是为了去指责它的不足之处,而是为了探寻其在当代的价值。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具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强调理性的节制,它为我们明确了文学批评的任务和目的是进行价值判断,将批评与哲学、宗教视为一物,赋予批评以哲学意义,抬高了批评家的身份和地位。也正如他的理论所预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都经受了“人性”标准来衡量,充满着伦理学意义。但是,他的这种以“人性”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更多的应该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态度,至于具体的可实施之方法仍需进一步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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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三

作为一个严肃的追求卓越的站，应该正视文学批评的原则和要求。

我们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是要帮助作者找到自己在创作中之不足，用以弥补自己未知的缺憾；可是，只要大家认真看看编辑们的评语，我不敢笼统无端地说，都属于敷衍塞责之词，但是多数评语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交差性质的文字。

也许是我求全责备，心急了点；也许是我的期望值有些过高了。当然看到我如此苛刻的话语，很多人会激励反驳或者内心深处不以为然，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

我坚信，每一个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可是大家毕竟都是初学写作之人，都还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之中。

这里，我并没有刻意要否定编辑们的辛苦劳动；因为大家都是业余写作，时间弥珍，能够在业余时间为大家辛苦工作，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和赞扬。

古人云：文以载道。

大凡能够通过审查的作品，肯定有很多成功之处，但是也不乏有败笔；我以为，在充分肯定作品成功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作品的不足之处，这样，对作者本人是一个提高，同时也是对读者一个启迪和借鉴。

很长时间，本人之所以未来江山，就是看到了社团编辑有这样一个倾向，草率论断，多唱赞歌，溢美之词谁都喜欢，久日久之，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使人感到作者辛苦写出的文字，并未得到编辑认真的阅读，而是草草了之，或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语就算完事，如此一来，不能给作者以借鉴，更不能让读者从中受益，似乎每一篇作品都是优秀无比，让作者陷入迷惑之中，同时对读者而言，那种阅读的兴趣和欲望，由此变得不那么强烈了，无人阅读或者阅读的人逐渐减少，这对于一个网站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那么发展和壮大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曾做过校刊的编辑，那是十分辛苦的事情。你不但要认真仔细阅读作者的文字，还要更加深入的揣摩作者的'追求和写作的旨意，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对作者作品的精神劳动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必须能够看的出作者作品的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得起作者，更能够对得起读者，做到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

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或者是一篇短篇小说，作为编辑，必须具备诸多有关专业知识的储备，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或褒或贬，言语中肯。

许多编辑，看到诗歌，就如此评价：意境深邃，诗句清新……如此评语，恐怕是大诗人或者赫赫有名的作家才能够具备的；看到散文，就说：描写细腻，语句优美，构思精巧，主题深刻，发人深思等，是不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令人值得怀疑；对短篇小说评价更离谱，甚至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刻画生动，构思新颖，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等，这样的评语好像只有世界级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契柯夫等人才能做到的。

本人一直在一所乡下初中教授语文课，对学生的作文经常要批改，其中体会颇为深刻；除了要对学生错别字修改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其语言表达做仔细推敲，有时候一篇作文的批语，甚至比学生本人写的作文还要长呀！由此可见这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我们不是对我们自己妄自菲薄，更不是在此对编辑工作吹毛求疵，指手画脚，而是要说，既然大家来自不同区域，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来了，话说白了，是一种缘分，既是有缘，就应该对朋友们负责才行。

其实不仅是每一个网站存在有如此之诟病，就连现实生活中的纸质文学也如此。

文学批评家们，都是受人之托，拿人钱财，当然是好话多说，溢美之词多多益善。

我曾参加过许多次县级文学笔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唱赞歌的，而且形成了一种令人感到可笑的局面，互相吹捧，互抬轿子，很多人的话语叫人听了，感到肉麻。

网络里和现实里，形成如此一种浮躁浮夸之风，难怪这么多年看不到以前的许多扛鼎之作，因为这是一个浮华的时代，人人都很浮躁。

其实，所有的作者，特别是我，最最渴望的是想听到批评之声，更想听到朋友们的指教！

我知道我的文字极为粗燥，所以在写了几部长篇小说之后，从去年下半年，我暂作辍笔，认真向别人学习，阅读名家之作，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自己写作的不足之处，原本计划写作《李隆基外传》，材料早已收集好了，可是迟迟不敢动笔，唯恐自己又会犯老毛病。

赞歌谁爱听，批评的话语谁都难以接受；这恐怕就是自古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吧？

本人写此文，旨在抛砖引玉，欢迎朋友不吝赐教！

（写此文，并不是跟那位编辑过不去，希望不要对号入座！）。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四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现象的日益复杂化不断对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而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又是培养主体中的中坚力量。作为高等法学教育里的基础教育即法学本科教育在这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宏伟目标中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本文试图探寻法学本科教育自身的价值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价值。

关键词：卓越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法治精神。

1法学本科教育的目的。

2法学本科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一个优秀的法律职业者不只是将法律条文熟记在心，只会纸上谈兵，还要学会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法律条文不是生硬冷血的规则，而是为满足大多数人利益而设定的人性化约束，这就要求法律的实践者必须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对之予以灵活运用，从而保障法律的尊严，保证公平正义。首先，我国目前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学生知识能力的欠缺，即基础性不足、覆盖面不广，并且受到或早或细的专业化倾向影响，某些高校还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保留方向或专业，使刚入学的本科生易产生过早的自我设定。今天的法律环境如此复杂，某一法律问题可能涉及多个专业，而这种方向或专业的提前设定，无疑影响了对基础知识广度的获取。对于基础知识的深度，做的又如何呢？关于这点，一直存在一种误解，面对日益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学生总会认为新问题需要新的法律知识来解决，容易忽略对作为析基础的原问题的思考，原问题是法律理论的最基本原则、概念，将新问题进行法律结构，归类为法律的某些基本原理和概念，进而解释分析归纳，从而为新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路径和方法，而这种寻找原问题的能力，既是基础的知识的深度问题，也是涉及学习如何学习能力的问题。其次，法学需要回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民主诉求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权力和权利的行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当性的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学教育能否敏锐捕捉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及时融入法学教育中以对社会需求作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考验一所法学院教学质量的验金石。这也意味着法律学术与法律实务需要更紧密的联系。大学仅教授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实践课程作为辅助，帮助法学院的学生去了解法学知识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第三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极度欠缺。目前，各高校法学院对学生进行一些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之下，法学教育不能走片面法律职业化的单行道。经过如此专业化培训的法科学生们，带着他们辛苦获得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走上了律师、法官、检察官的岗位，能否有能力有资格承担起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伟大任务？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价值、一种精神。若法律没有了权威，人们将不再相信它。只要法律不再被良好地遵守，法治梦想更无从谈起。

3法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之转型方向。

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法治状况，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条文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正义的裁判或决定诞生要依赖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这些都离不开法律职业者自身的专业素质。这种素质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法律职业者对法律本身的敬畏，如果法律职业者本身对法律没有尊重与敬畏，我们又如何期待他们自身也会遵守法律，如何期待他们能良好地立法、执法和司法，又如何期待普通公民能很好地守法。

3.1从知识型向素质型转变。

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人文精神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法律人才的培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力的培养，包括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和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躯体”。基础知识包括知识的理解、适用和评价，在基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对基本理论的透彻分析，同时不应过分追求对某些前沿、尖锐、新奇的观点和理论的获得，而是在熟练掌握基本理论之后，让学生自己学会辨别、分析和判断，把前沿知识作为一种附加题的形式，让学生自己研究、学习和讨论。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之所以在法学领域内尤为重要是因为法学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教师的教学任务不是将一切现成内容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而是让学生即使在没有课堂讲授的情况下，自身也能通过运用在法学教育中获得的基本知识和素养，快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二是素质的培养。它是法律人才培养之“灵魂”。这方面很容易被各高校法学院忽视，因为它属于人的内在，是无法直接感知和评判的，它不会直接体现为对某个具体知识点的掌握，也不像司法考试通过率那样能直接成为一种绩效。因此，实践中对于法律人才“灵魂”的培养必须引起重视，因为没有“灵魂”的“躯体”终将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者，无法担负起法治建设的重任。

3.2从法律的“技工”走向法律的'“绅士”

中国的法学教育同时伴随着这样一种现象即法学基本上在各类大学里都是必开设的一个专业，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模式也逐渐走向技术化。如果说，对于一所中学，升学率是一个无形指挥棒，那对于目前大学里的法学学科来说，就业率、司法考试通过率，就是悬在高校法学学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种客观压力势必会给大学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造成价值上的错位。在实践中就可能培养出在专业领域可能出色，但在情感上欠缺人文关怀的人才。法学知识的获得变成了一门技术，一门甚至是非法学本科的学生都能快速掌握技巧的技术，这一点从历年非法学本司考通过率可见一斑。而在目前以着重培养法科学生法律实践能力为目标的法学改革中，要求学生对法律条文熟练应用，学会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思考。于是，各种思维逻辑技巧、谈判技巧、法律分析技巧，成为法律实践课堂的宠儿，法律条文成为学生迅速提升自身实践操作能力的必备武器。娴熟的专业技术纵然必不可少，但真正的培养核心则是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须知只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做到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社会的良知也就无从谈起。大学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社会精英，而更在于能够培养具有历史担当的“民族脊梁”。法治离不开优秀的立法，法律条文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执法者和司法者的道德和职业良知。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公民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和守法意识缺乏西方法律文化深厚的历史根基。没有先天的文化土壤，只能依赖后天的法学教育，国民素质的养成，而对于中国，最现实的途径，是从法学本科教育抓起，因为在这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法律从业者，法律的脊梁。法律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人们生活的最高目标。作为技术的法学知识是最易为法学专业学生获得与掌握的，但除此专业技能外，还应通过职业伦理的培养来抑制在专业技能的运用中所包含的技术理性中的非道德成分，以此来保障法学专业的未来从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企业法律顾问等能够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真正实现法律本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王永.在法治发展新阶段振兴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研究视角.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3]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五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1][2][3][4]。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六

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喧嚣和骚动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作为精神背景的文化思潮还是作为思维方法论的哲学流派，都为20世纪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思考的温床和操作的工具，促使其诞生众多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并获得众多新的结论。因此，有理由推断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正如韦勒克所言：“18世纪和19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20世纪却十分恰当。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方法并得出新的评价。”（注：《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冯黎明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然而，20世纪的文学批评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是一个怀疑论(scepticism)缺席的时代，这直接地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思想厚度和削弱其批判的锋芒。与此相关，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充当思想鹦鹉和知识看守的模仿式批评，更难窥见怀疑论在批评舞台上的精神背影，这不能不造成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思想被遮蔽。因此，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怀疑论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理性工具，在一般形态上，把怀疑论引为基本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上，将它作为思考和分析的技术工具。从而将怀疑论作为主流文学批评的对立者，以期诞生新的批评观念和获得新的批评话语。

康德曾经以幽默的口吻把怀疑论称之为“哲学上的游牧民族”（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对怀疑论作出比较辩证的评价。参见蓝公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序言”。）。对它的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和破坏精神安宁的理性冲动给以戒备，然而也对其动摇独断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价值给以积极的赞许。其实，我们对于怀疑论进行历史的溯源，无论是古典怀疑论、近代怀疑论，还是现代怀疑论或者后现代怀疑论，他们的思想投影都闪耀着对蒙昧主义、独断论、实在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存疑与否定、提问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光辉，为诞生具有反叛色彩的精神存在开拓心灵道路。古希腊时代的皮罗(pyrrhon)和先秦时代的庄子，他们的怀疑论都为以后东西方的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这些思想资源都潜在地影响了文艺。在21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延请怀疑论作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的构成之一。

21世纪的文学批评延请怀疑论为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最重要的思维策略之一是，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传统文艺理论的独断论，清除一切前思维的先验之见。换言之，就是对以往所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观念与方法进行逻辑清理，采取怀疑论“悬置”(epoche)方法，以存而不论的姿态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给予悬搁和加括号，使自我的文学批评达到一种没有任何思维限制性的宁静状态。正像胡塞尔宜称的现象学的一个口号，即“没有前提”(voraussetzungslos)所提倡的摆脱他者理论话语束缚的那样，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也应该从“没有前提”开始自己的逻辑行程，这就意味着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拒绝各种虚假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方法的约束，不再俯伏于各种西方理论话语的压抑之下扮演一个思想奴仆的角色，而攫取到一张进入人格独立的精神剧场的入场券，获得自我的主体性求证和寻找到属于自我独白的话语。从怀疑论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理论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成为“从沉默开始”的求证自我的独立批评而不沦落为重复他者思想和话语的依附性批评。如果说胡塞尔认为“现象学从沉默开始”（注：赫伯特・斯皮尔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35页。）是借用了怀疑论“无言”(aphasia)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一种思维方法对于他者话语的批判和拒绝从而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意义，那么，21世纪的文学批评借鉴现象学“从沉默开始”的方法，以怀疑论的姿态斥拒传统形而上学给予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所设定的先验逻辑、理性观念和思维方法，对它们进行怀疑和否定、反思和批判，从而寻求自我的精神投影。

怀疑论和传统形而上学另一个重要的精神决裂是否定“真理”(truth)与“真实”(true)的绝对性存在，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则信守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有关“真理”和“真实”的哲学原则。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鉴怀疑论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怀疑和批判，消解以往批评活动中对于它们机械的思维承诺。怀疑论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所信奉的“真理”和“真实”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属于人类精神的“洞穴幻象”。如果说“在古希腊，真理这一术语是指公开展现人的理智之前的东西，具有确实、符合的意思”（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第1155页。）是一种不够确切的表述，那么，海德格尔对于真理的后形而上学意义的探究，则如此运思：“真理意味着真实的本性。我们通过追忆古希腊的词语aletheia（存在物的显露）来思考这种本性。但是这能规定真理的本性吗？”（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他认为：“人在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之本质意义上根据‘理念’来思考一切存在者，并且根据‘价值’来估价一切现实。”在海氏的视界里，真理是理念的逻辑异化，成为价值的潜在象征品。怀疑论在这样的逻辑行程行走得更远，它认为“真理”与“真实”是传统形而上学所信奉的精神偶像，是人类精神史上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们共同体现理性思维的逻辑暴力和思想极权，也隐喻着一种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心灵冲动，常常为独断论开辟道路，或者张扬一种知识论为前提的话语权力而实现对于主体的自由和智慧的压抑。因此，怀疑论否定任何一种外在的绝对“真理”与“真实”，认为它们是一种空幻的精神狂想或者机械的知识论。怀疑论认为，“真理”与“真实”只在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中显露，在主体的阐释和领悟之中。在这个理论意义上，文学批评就不应该再恪守对于“真理”与“真实”的机械信守，也不再沉醉于无论是以知识论为宗旨还是以虚假的精神信仰为前提的任何旧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和真实观。只有这样，我们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才不会再拘泥于“文学与真理”、“文学与真实”或者“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出真理”、“是否符合真实”等等这样陈旧的命题和提问，也避免像以往的文学批评那样遵循着各种理论的真理性约定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戒律，可以抛弃对于西方话语的简单模仿而走出一条属于自我发现的心灵道路，从而使文学批评获得独立的精神品格。

迄今为止文学批评都没有逃逸出历史主义的思维阴影，当然这和所有的精神哲学和文化活动都无法超越对它的膜拜有关，所以，“历史”成为令社会大众和个体存在所有创造活动与诗性智慧的抑制性力量，它甚至成为外在的物质性的扼杀想象力和审美自由的客体，潜在地充当了一个毁坏精神民主的封建君主。人们对于历史的图腾和崇拜构成了一个近乎集体无意识的魔圈，历史成为主体存在的异己对象，主宰了人的一切生命活动。传统哲学的思维迷津之一，就是制造了一个历史的神话，让人在“历史”之中丧失自身历史创造激情和勇气。

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92-93页。）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甚至提出“历史”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创造物，它起到一种压迫第三世界民族和非西方文化的民族的精神功能。还有些怀疑论者主张：“历史是枯竭，生活在现在的人类总是要竭力忘记过去，超越历史、超越历史知识的任何普遍性根据。”（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版第92-93页。）这些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考量，然而它们毕竟揭示这样的“历史”实质，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构成了对于精神活动的强大的压抑性势能，消解了主体的创造激情和生命冲动。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对于“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信奉，具体呈现为对历史理性和历史规律的坚定信念，并凭借它们的思维规定性去解释文学现象，论述历史事实和艺术形象的逻辑联系，分析经济状况和宏大叙事的客观对应，以物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作品意义联结估衡艺术的价值，因此，排斥超越历史情境的审美虚构和假定性的书写，拒绝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在文学领域中的应有地位。面临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膜拜主义的思维迷津，恢复主体存在的诗性智慧和想象力，超越历史理性和历史逻各斯中心论，和以往的历史概念保持一定的精神距离，即仅仅把它视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边缘角色，作为多种事件延续性的见证。而在批评活动过程，更多眷注文学的符号象征形式和意象隐喻的审美表现，恢复批评主体的独立意识和当下感受，从而揭示生命体验的现实情境，为领悟精神无限可能性的审美结构开辟路径。

二

1、存疑(epokhe)。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里说：“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由于研究者探究之后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也被称为‘存疑派’，由于他们怀疑和探索的习惯，以及由于他们对肯定和否定不作决定的态度，也被称为‘犹疑派’，更由于我们觉得皮罗之委身于怀疑主义，要比他的前辈更彻底、更显著，所以也被称为‘皮罗派’”（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9页。）。在前期的怀疑论存疑(epokhe)还局限于消极的主体意识，缺乏对事物明确的态度。而后来的怀疑论显然对存疑灌注一种积极的`哲学态度，赋予这一方法以解构的功能和挑战的意味，在这些具有反叛意识的怀疑论者看来，存疑更应该具有斥拒和批判的意味。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说：“在认识批判的开始，整个世界、物理的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存疑这一思维线索在西方哲学史一直延续至今，启示着思想的发展和演变。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接纳存疑论这一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具体工具，首先，汲取怀疑论的批判精神，建立一种笛卡儿的“普遍怀疑”的思维原则，从而对东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虚假意识予以存疑；其次，借鉴后现代的怀疑论的解构策略，对以往的文学理论的种种概念、命题、观念、方法进行否定性的消解，清除文学批评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独断论，拉开文学批评和意识形态的距离，守护着文学批评活动的纯粹性和主体性尊严，以期盼获得批评的独立性。

2、提问(question)。在怀疑论的哲学意义上，提问大于回答，回答或阐释是知识之学，而提问则为智慧之学。虽然怀疑论就提问这一方法没有明确的诠释，然而，它却以隐蔽出场的方式存在于古典怀疑论的思维殿堂里。庄子哲学里蕴含着丰富的东方式的怀疑论的提问。例如，他不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满足于追问知识如何存在、如何获得的问题，而是转向追问主体的能否获取确定性的知识？知识如何可能？能否满足人的精神意义的要求？知识是否存在局限性？主体有否必要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存在？在怀疑论的提问方法的启发下，21世纪的文学批评，不能沉醉于以往的眷注于阐释性的批评，阐释学(hermerneutik)视界的文学批评尽管有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哲学思维上，它毕竟是属于知识范畴的“回答”式，而不是智慧境界的提问式，因此就在方法论意义上决定了它的局限知识领域特性，并且难以提升到更宽阔的精神自由和思维创见的理论境界。所以，21世纪的文学批评必须在关注阐释的同时更大热情地瞩目于提问：一方面对以往的文艺理论、美学的所有命题、概念、观点，进行非知识论形态的提问，反思以往的诸多结论是否可靠、它们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的阐释是否合理与正确？不再去阐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而是追问文学如何可能？文学批评如何可能？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不再单向度解答问题，而是以提问的思维状态去关注作家与文本(text)、世界与读者，去追问创作主体在生活世界、文学世界如何得以可能？文学作品如何得以可能？生活世界如何在文学世界得以可能？读者的阅读活动和所产生的接受意义如何得以可能？等等。总而言之，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以提问作为自我的精神目标之一。

3、对立(antithesis)。作为怀疑论的主要方法，对立成为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进行对话和论争的理性工具，也成为怀疑论拥有探究和批判能力的重要来源。塞克斯都・恩皮里可在《皮罗学说概略》中说：“怀疑论体系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相对立原则：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停止独断，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论。”（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6页。）怀疑论者采用或者把现象与现象对立起来，或者把思想的对象与思想的对象对立起来，或者把现象与思想的对象对立起来的方法，从现象与思想的关系中发现种种矛盾并揭示对立的命题，以解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寻觅到自我的精神存在可能性。

赖如此思维逻辑相应推导出文学批评上的对立命题。21世纪的文学批评，首先，把以往的文学批评现象和自己的批评对象予以对立。其次，将以往的文学批评的思想的对象和自己的思想的对象给予对立。最后，使以往文学批评的现象和21世纪文学批评所思考的对象对立起来。由此达到和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同的思想境界，以获得心灵独创的批评果实。

4、宁静(ataraksia)。怀疑论的创始者之一皮罗将怀疑论的起因之一归结为是因为主体“希望获得安宁”。宁静既是一种思维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古希腊早期的怀疑论者确信，在道德问题上没有确切的知识，也不应该做什么判断，放弃对这类知识的信仰和追求，才能攫取一片心灵宁静的空间和获得内在的幸福感。在庄子哲学里，对于道德、知识、经验、情感等等的悬搁和“坐忘”正是精神逍遥以游的内涵之一，也是心灵才获得宁静与快乐的手段之一。宁静在庄子的怀疑论语境里，还是一种“无言”的智慧，因为唯有宁静心灵可能领悟智慧和诞生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放弃对于以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道德信守，和传统的道德批评保持距离。在批评姿态上，应该借鉴怀疑论者的宁静修养，以古典主义的“雅量”从事文学批评，而放弃司空见惯的情绪化批评，因为情绪化批评往往脱离理性和智慧，导致文学批评走入错误的路径和思想的泥潭。21世纪的文学批评如果试图获得丰富的理性和智慧，必须选择宁静作为自己的批评品格和姿态。以往的文学批评存在着过剩的激情和狂喜、悲悼和苦闷，沉重的情绪化和担当道德、历史、政治、党派等意识形态的重负以及知识论思维的压抑，使它成为不是制造偶像就是抨击妖魔的虚假话语的狂欢场所，这些痛苦的记忆和经验应该被21世纪的文学批评所记取和反思。失落了宁静的文学批评往往沉湎于激烈的论争和空洞的对话而遗忘了内心的领悟和独白，因此也缺乏想象与智慧，不可能获得对于作家和文本的富于洞见的提问和解答，21世纪文学批评如果希冀获得想象力和智慧，就必须守护自我存在的宁静的姿态和方式，以期有所作为。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七

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关注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史，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标准，并要求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谱写妇女作家的传统。本文着重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解构男性中心文学的框架与建立女性主义诗学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富有的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英美文学;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而兴起的西方文艺批评新军。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个人色彩。之所以把英美文学合在一起，是因为二者不约而同地对女性理由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给予格外关注。另外，同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批评者致力找寻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

一、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层背景和理由。

以往所谓的文学传统一律以男性为中心，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也都被父权主义意识所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批评要具备普遍作用和有效性，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女性意识包括在内，坚决动摇和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对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总批判，整理提供掀起一场女权主义的文化革命。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从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而开始的。这主要是通过考察、分析、审视男性文学中那些陈旧的女性形象。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故事中，女性总是以虚幻、美化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是象牙女郎、安德洛美达、夏娃、潘多拉，是为男人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在《性别政治》一书中，米勒特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奈特等男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和分析，指出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写都把女性给非人化了。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和过程全都是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出发的，女性人物自始至终都处于被制约的地位，男性人物则是绝对的操纵者。米勒特的分析说明，男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夸张的描写，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为正常的政治关系，让女人处于屈从、附属的地位。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世纪(乃至今日)占统治地位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把艺术创造力当成男性的一种根本优质，由于创造力被界定为男性，其结果必定是，占统治地位的女性文学形象也必定是男人幻想的产物，女作家们被剥夺了创造自我形象的权利，而必须努力遵照父权制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标准。吉尔伯特和格巴条分缕述地论证了19世纪的《不朽女性》是怎样被男人想象为虚无飘缈、温柔美丽的天使形象，认为从但丁的贝雅特里齐、歌德的葛雷特和玛甘泪一直到考文垂·帕特莫尔的《屋内天使》，理想的女性始终被视为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创造物。她们还指出，在天使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妖妇的形象，男人把女性理想化的对应面就是对女性的恐惧。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会使他产生厌恶。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中心的文学把性别推向边缘，让妇女成为文化的接受者，批评的功能在于揭露隐藏在作品中的男性沙文主义的真正面目。因此，女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女性神话，作一种对抗性阅读，把根植于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识根除。文学批评一旦揭开了这些形象的政治含义和文本的性歧视，就能帮助读者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动摇父权制的根基，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二、建立女性主义诗学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一些实践。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试图通过对男作家笔下诸多女性形象的考察、剖析和审视来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但她们并不只满足于此，她们努力扩大批评的范围，拓展新的批评领域，确立女性主义批评原则，建造一座她们自己的文学宫殿，发掘被男人和社会所忽视的妇女文学传统，将批评的焦点对准女作家及其作品。她们要求拓宽妇女生活题材，创造一种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迥然有别于男性文学的妇女文学;她们系统阐述女性主义批评原则以此肯定妇女的文学经验和社会经验;建构女性主义诗学，以此对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重新书写文学史;此外，她们还对男女作家在文学传统方面的差异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对女作家的创作经验、想象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显示出来的不同倾向进行初步研究，对既存的批评观念和文学的道德性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审视。

具体做法就是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及作品。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丽娜·蓓姆指出，如果从已出版的文学史或文集来看，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女性大作家，而主要的小说很容易发现，早在移民时期，女作家就开始活跃了。到了19世纪中叶，在销售和品种方面，女作家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位置，连霍桑那样的名作家都免不了担心自己的读者会被女作家吸引过去。然而，这些女作家在文学史上却名不见经传，因为文学史对她们不屑一顾，认为女人不能算是作家，其作品也够不上载入史册的标准。正是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标准将女性作家长期摒弃于文学史外。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之一便是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发掘被埋没或受冷漠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性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重铸文学批评的策略。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承认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存在，但它时时被迫中断，妇女文学的发展呈间歇状态，直到19世纪以后才能较清楚地看到文学创作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相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这一女性文学的传统无疑是十分短暂的，并且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19世纪初期的妇女创作又被男性的文学批评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故导致妇女文学传统的难以发现。尽管有着种种困难，但妇女文学传统的存在是无疑的。伍尔夫认为她自己的创作也是沿着这条女性先辈开拓出的道路而进行的，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阿弗拉·本、哈利·马提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伊莱恩·肖瓦尔特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中最为活跃、影响较大者之一，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八

文学批评写作当然要遵循一般写作的规范，但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写作门类具有其独特规定性。

就写作的语言表达而言，与一般应用文写作的语言程式化不同，也与文学创作的语言个性化追求不同，文学批评的语言运用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一方面，批评写作的语言具有科学性，也就是在专业术语的运用上要遵守概念内涵的明确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说理推论的逻辑性。文学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系统，如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兴味、风骨、虚静等，现代文论中的形象、典型、风格、文本、情结等，只有恰当选择运用这些术语，才能使文学批评规范化，具有学术性。除了科学性之外，文学批评的对象毕竟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写作活动，所以批评写作还要注意语言的艺术性。因此，好的批评家应该在批评的写作中做到语言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合。

就阅读而言，文本阅读是批评写作的起点。正确的文本阅读方法，首先应该是“遗忘式”阅读：直接面对文本，忘记它的作者、写作背景、流派归属以及所有关于它或褒或贬的论述。如果不能斩断这些“情丝”的话，很容易在进入文本之前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这会成为走进文本的阻碍。在这点上，新批评提倡的文本细读方式可以借鉴。这是文本阅读的第一步。但新批评对语义、语境以及文本中所用的各种修辞手段的深入挖掘，更适合诗歌这类短小精悍的文体。在经过遗忘式的第一遍阅读后，对作品就有一个从零散到整体的把握，把作品看成一个整体，并形成关于作品的初步印象。建设性的批评，还应该谋求批评家之间的“递增型发展以建立一套有生命力的批评思想”，要达到批评的这一目的，我们不仅需要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印象派批评的独特体验，更需要批评的某种规范性、科学性。所以阅读的最终任务就不仅仅是文本的细读，而是要读出具体文本在整个作家创作之中的序列，作品的研究情况，甚至与作家创作相关的其它因素都应成为阅读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好的阅读应当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既要遗忘关于文本的种种既定结论，以便能够真切地进入文本内部，由这个内部联系到相关的内容，更需要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冷静审视，在这样的基础上，批评写作的学术性才有保障。

台湾作家龙应台关于文学批评写作的一席话值得借鉴：“我必须在灯下正襟危坐：第一遍，凭感觉采撷印象；第二遍，用批评的眼光去分析判断，作笔记；然后读第三遍，重新印证、检查已作的价值判断。然后，我才动笔去写这篇一个字三毛钱的文章。”

就立意而言，批评写作对立意同样有着很高的要求。批评写作立意的新颖深刻与否决定了它的价值高低。立意是文章的灵魂，纵然是再华丽的词藻没有了新颖、深刻立意的支撑，最多也只是拾人牙慧的重复之作。

文学创作需要独创性，批评写作同样需要独创性，新颖的立意不仅能深化具体的文本研究，更可以通过个案的研究，形成某种独创性的观点，再用来解释同类的文学现象。

除此之外，批评写作属于理论研究活动，它要选择一定的理论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没有理论思想的批评写作，往往是单薄的。而在文体风格的要求上，它主要是一种议论文，以议论为主，虽然也会涉及说明、叙述描写等，但这些表达手法的运用要服从于说理的需要，观点和例子的简单叠加不能形成深度，令人信服。

5．下列对文学批评“文本阅读”的要求，理解全面的一项是（）。

a．就阅读而言，文本阅读是批评写作的'起点。

b．文本阅读首先应该是“遗忘式”阅读，其次是对作品形成整体把握。

c．文本阅读不仅仅是“遗忘式”细读，还要读出与文本相关的一切内容。

d．文本阅读需要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作冷静审视，批评才有保障。

6．下列各项，不属于文学批评写作独特规定性的一项是（）。

a．文学批评的语言既不同于应用文写作的程式化语言，又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语言，其语言要做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融合。

b．文学批评的文本阅读既要“入乎其内”，能够真切地进入文本内部，又要“出乎其外”，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

c．批评写作与文学创作不同，它需要独创性，新颖的立意能深化具体的文本研究。

d．批评写作属于理论研究活动，它要选择一定的理论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文学批评的写作要恰当地运用古代和现代文论中的一些术语，使之规范化且具有学术性。

b．建设性的批评更需要批评的某种规范性、科学性，那种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往往不够科学。

c．文学批评写作上的立意是它的灵魂，语言上拾人牙慧，一味地追求华丽的词藻，毫无价值。

d．文学批评属理论研究，它通过对个案的研究，从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指导文学创作。

参考答案：

5．c（a项是对阅读与文学批评关系的解读，不符合题干要求。b项“对作品形成整体把握”是“遗忘式阅读”的结果。d项属于“文本阅读”要求的一部分。）。

6．c（文学创作也需要独创性）。

7．a（b项个性化的体验强调其独特性，但并不排斥科学性；c项，作者强调的是“没有了新颖、深刻立意的支撑”，才是“拾人牙慧”；d项于文无据。）。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九

中西园林间形成如此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只能从文化背景，特别是哲学、美学思想上来分析。造园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要受到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美学又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体系下成长的。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十分强调理性对实践的认识作用。公元前六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试图从数量的关系上来寻找美的因素，著名的“黄金分割”最早就是由他们提出的。这种美学思想一直顽强的统治了欧洲几千年之久。她强调整一、秩序、均衡、对称、推崇圆、正方形、直线......等。欧洲几何图案形式的园林风格正是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典园林是滋生在中国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并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由于诗人、画家的直接参与和经营，中国园林从一开始便带有诗情画意的浓厚感情色彩。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直接、深刻。可以说中国园林一直是循者绘画的脉络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没有什么造园理论专著，但绘画理论著作则十分浩瀚。这些绘画理论对于造园起了很多指导作用。画论所遵循的原则莫过于“外师造化，内发心源“。外师造化是指以自然山水为创作的楷模，而内发心源则是强调并非科班的抄袭自然山水，而要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以粹取其精华。

除绘画外，诗词也对中国造园艺术影响至深。自古就有诗画同源之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对于造园的影响也是体现在“缘情“的一面。中国古代园林多由文人画家所营造，不免要反映这些人的气质和情操。这些人作为士大夫阶层无疑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儒、道、佛”的重情义，尊崇自然、逃避现实和追求清净无为的思想汇合一起形成一种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实无华的气质和情操，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造园的“重情“的美学思想。

义，多元化、综合化的发展是景观创新设计的关键之一，所以我们应该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而着眼与实践和创造，从而使古老的园林艺术呈现出新的生机。

总之通过这次继续教育的学习，收获是非常丰富，它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知识，使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提高，我将在我今年的工作中把我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十

一天的培训充实而幸福，在大家的带领下我的思维遨游在儿童文学之中，思想飞到课堂，飞到故乡，感受着每一位领读者的赤子之心。

朱永新老师在阐述自己为什么喜欢儿童文学时说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育。因为教育，阅读儿童文学，因为家长的喜欢和关注，朱老师微博上的“童书过眼录”注重推荐好书。

让整本书贯穿了学生的课上和课下，遇见这样的带领阅读的老师，何其有幸。

朱永新老师说，喜欢儿童文学也是在弥补自身儿童时期的阅读遗憾。我见到过孩子们渴望阅读的神情，也很欣喜于和孩子们一起的阅读。在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的过程中，干净纯粹的儿童文学是最主要的，作为小学教师，我们要用儿童文学带着孩子自由徜徉。

故乡既童年，童年是心灵中的故乡。

在高中时期课本上有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当时十分喜欢，想在想来，大概是那文中有作者的故乡，故乡中也带有他的童年，而我在阅读时也会找到自己故乡和童年的片段。

梅子涵老师说，文学可以让人想起忘记的东西，在今天的阅读课上我们也看到了梅老师的童年，看到了他在那个春天去想看的人身边坐坐，看到了他在外婆、姑妈照顾下一起度过的童年。

童年是要边回忆边记录的，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儿童文学的作者是成年人，他们在作品中回忆，读者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故乡与童年。老师与学生一起读儿童文学，会读出来不同的内容，在交流分享中会有别样的精彩。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十一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十二

2014年10月14日，是我们南盛小学特别喜庆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我们请来了全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专家、博士王林老师，台湾现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管家琪女士，江苏省优秀青年教师刘颖，江苏省青年特级教师、海门实验学校小学部儿童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国内最成功的班级读书会推广者周益民，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副秘书长张明舟。这一天有三位著名教师执教班级读书会，让我受益匪浅。王林、管家琪作了儿童文学阅读的有关报告，尤其是王林老师的阅读—悦读—越读，给我的影响极为深刻。

王林老师的悦读我最欣赏。悦就是喜悦高兴，阅读就是高兴的读。用王老师的一句话说就是享受阅读。曾经有教师提出一个问题：孩子读书时是否必须读懂，是否必须写读书笔记或日记。王老师解答说：关键是享受阅读。关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前两年，由于受传统意识传统习惯的影响，在大量阅读的年代，倡导学生大量读书，并倡导学生写大量的读书笔记、日记。

学生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收效，可是耗费了学生更多的精力，为读书而感到疲惫，从而失去了读书的兴趣。从喜爱读书，到厌恶读书，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后来，我渐渐地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大量写读书笔记和日记使我们可爱的孩子失去读书兴趣。这是我不想看到的现象。再后来，我取消了写读书笔记和日记的作业。这种做法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因为学生从繁琐和忙碌中解脱出来，有更为充分的时间享受阅读。

关于阅读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孩子读书是否必须读懂。许多人认为应该知道故事内容，或说明什么中心等。可这样一来，学生一读书首先想到作业，孩子带着思想负担去读书，哪里还有读书的乐趣，带着任务读书是一种痛苦，久而久之，就失去了读书的`兴趣。因而，近几年为了让学生大量读书，对读书产生浓厚兴趣，我采取的办法是：可以给学生推荐优秀的阅读书目，但是从不逼迫孩子必须读书，从不逼孩子读我们认为好的书，读书时从不定任务。我的想法是只要喜欢读书，能读出乐趣是最为幸福的。我想这就是王林老师所说的享受阅读吧。现如今，我班的孩子正无拘无束的读书，看到他们如醉如痴的样子，我真替他们高兴。

王林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南盛小学带来了希望，给我们教师带了新的理念，给我们孩子心里植入一颗理想的种子。儿童文学阅读一定会在南盛小学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文学批评范文范本篇十三

20xx年5月我参加了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知识更新培训，通过此次网上继续教育学习，园林专业学习了园林设计原理、园林各要素整体布局、园林植物种植设计、综合性公园设计和专类公园等。公需课程学习了triz理论的资源分析、技术矛盾与物理矛盾解题过程与方法、物质场分析、triz与计算机辅助创新软件。本次学习使我了解了园林工程专业的设计发展动态，掌握了本专业的最新设计理论，通过自己认真的学习使我获得很大收获，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前进的方向，现就本次学习体会阐述如下。

通过学习园林知识，以及比对各国园林的异同，丰富了自己的景观知识，在设计的时候有了清晰的思路，想要设计什么，想要遵从何种风致，都在之前的理论学习中有了明确的概念。在接触了实际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后，发现我国的景观设计近年来在强调功能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了设计感和时代感。这也就同时要求设计师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的迎合人们对景观欣赏的需要。

学习景观设计是一个不断肯定与否定的过程，刚开始，会有许多的想法掠过脑海，但是却抓不住什么，零星的片段和支离的画面总是扰乱我的思路，这个过程的设计思路繁复紊乱，慢慢的经过对设计方案的散碎的想法也就跟着渐渐消失了。有了大致的方向确定了设计风格后，就着手于收集和精炼该风格的特征和神韵，无论是东方园林还是西方园林都有自己特殊的特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何种特征来表现设计方案，以什么特征为表达的主题则又成了新的问题，例如根据实际要求与要求确定设计的景观风格为中式风格，那么这个景观中应该出现中式园林的元素。那么如何精炼具有特征的元素并加以利用就是设计者进一步应该考虑的问题，在选定一个自己认为最具有表现力和代表性的元素之后，放到自己的布景中，并且贯穿整个设计的思路。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设计是到目前为止我所学习并与致用的，我认为作为一名设计者，是为服务他人和社会而存在工作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设计学习更偏向于如何更好的为人服务。我们设计的东西是否能让使用者在使用与置身其中时感觉到舒服与和谐，是否能让他们有新的体验或勾起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在现代的城市中，人情总是越来越淡薄，我想在我们得设计中能够更好的帮助人们沟通和添加这个城市的趣味性和参与性。我想这些也是设计人性化的体现。在设计中，更注重这个设计的参与性，人们是否能都参与这个设计中，体会生活，而不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品，更多的强调设计的参与性与适应性。

中、西园林从形式上看其差异非常明显。西方园林所体现的是人工美，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连花草都修整的方方正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从现象上看西方造园主要是立足于用人工方法改变其自然状态。中国园林则完全不同，既不求轴线对称，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相反却是山环水抱，曲折蜿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人化自然与自然拟人化。

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自然，但中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却很不相同。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到自然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便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理应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的某些方面。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而是在深切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蔼然的天性，恰恰相反，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的表现自然。中国人看来审美不是按人的理念去改变自然，而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契合点。因此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人化自然而中国则是自然拟人化。

形式美与意境美。

马时期的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中也提到了比例、均衡等问题，提出“比例是美的外貌，是组合细部时适度的关系“。

中国造园则注重“景”和“情”，景自然也属于物质形态的范畴。但其衡量的标准则要看能否借它来触发人的情思，从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环境氛围即“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方造园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而诗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清人王国维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是追求意境。

一个好的园林，无论是中国或西方的，都必然会令人赏心悦目，但由于侧重不同，西方园林给我们的感觉是悦目，而中国园林则意在赏心。

明晰与含混。

西方园林主从分明，重点突出，各部分关系明确、肯定，边界和空间范围一目了然，空间序列段落分明，给人以秩序井然和清晰明确的印象。主要原因是西方园林追求的形式美，遵循形式美的法则显示出一种规律性和必然性，而但凡规律性的东西都会给人以清晰的秩序感。另外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对事物习惯于用分析的方法以揭示其本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观念。

中国造园讲究的是含蓄、虚幻、含而不露、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人们置身其内有扑溯迷离和不可穷尽的幻觉，这自然是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观念使然。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认识事物多借助于直接的体认，认为直觉并非是感官的直接反应，而是一种心智活动，一种内在经验的升华，不可能用推理的方法求得。中国园林的造景借鉴诗词、绘画，力求含蓄、深沉、虚幻，并借以求得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从而把许多全然对立的因素交织融会，浑然一体，而无明晰可言。相反，处处使人感到朦胧、含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