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范文(模板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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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一

【内容提要】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当先从行为的客观性质着手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然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确定其行为是否属危害行为，进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的轻重；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危害行为（即原因）的产生带有偶然性，刑法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应当正确区分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与条件；不能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等同起来。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危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它反映了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正确解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于正确解决危害行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有重要意义。

辩证唯物论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现象，都会引起另一个现象。引起其他现象的现象是原因，由其他现象引起的现象是结果。因果关系就是指由包括时间先后程序在内的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具有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唯物主义同时认为，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具有客观的性质，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因果之间的联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为转移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正确认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论，首先必须坚持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现象，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是“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1]。因此，认识和判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既不能以行为人是否认识和怎样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以其他人的认识和意志为转移。例如后母计厌丈夫前妻的女儿，经常持棒追打该女。而该女一见后母持棒追打，便会产生条件反射，夺门而逃。某日，女儿为逃避后母的追打，夺门逃到马路上。此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当场将女儿撞死。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认定后母追赶女儿是女儿被撞的一个条件，而司机驾车相撞是女儿致死的一个原因，即司机的驾车相撞与女儿致死之间存有因果关系。因为只有司机驾车相撞的行为才包含了女儿致死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联系，它不是由人们主观地根据自己的想象制造的，而只是客观地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

然而，在认识和评价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过程中，并不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当我们假设，如果后母工于心计，早就知道某时某刻有汽车经过，于是故意持棒将女儿赶上马路，以致女儿被撞致死。面对此情此景，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女儿之死仍然与司机的驾车相撞行为存有因果关系。很多人自然地会得出结论，是后母的追赶行为与女儿之死存在着因果关系。既然认定后母的行为与女儿之死存有因果关系，就意味着后母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既遂。女儿已死后母就是故意杀人既遂，那么如果司机驾车相撞仅仅撞伤女儿，那就意味着后母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未遂。这样，后母的故意杀人是既遂还是未遂，完全取决于司机的驾车行为，而不是后母本身的追赶行为，这又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理论。

为什么有的人在理论上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然而在实践中很难贯彻到底？为什么有的人在抽象的角度上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然而在具体的应用上又否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呢？问题在于有的人在认识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时候，首先从人的主观方面着手，查明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是危害行为，然后再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这样，因果关系就必然随着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了。例如有的刑法学者提出，在刑法学上有意义的原因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有意义的结果是危害社会的结果。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如窃贼慌忙逃窜，违章横穿马路被司机驾车撞死，如果司机主观上无罪过，便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但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司机发现窃贼正是自己的仇敌，以致能刹车而不为，故意将窃贼撞死。按照有的人的观点，此时司机的行为与窃贼之死就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貌似将刑法因果关系具体化的观点，却完全违背了因果关系必然是客观的最一般原理，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看成是可以随着行为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的一种主观联系。

我们认为，如果作为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中的因果关系是纯客观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为转移，那么作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同样也是纯客观的，它也不以行为人和其他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时，不能先从行为的法律性质着手判断其是否属于危害行为，然后再确定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而是应该先从行为的客观性质着手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然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确定其行为是否属危害行为，进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的轻重。按照先确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后确定因果关系的观点，具有因果关系等于存在刑事责任，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在因果关系中已得到充分体现。然而这种观点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意无意地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

成的。正是这样，我们才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仅属于犯罪客观危害中的一个构成要素。解决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是解决了行为人对特定危害结果可以负相应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但并不等于解决了刑事责任的全部问题。行为人最终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是以行为时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罪过为主观依据的。只有主客观要件同时具备并一致时，刑事责任的根据才完全具备。那种有意无意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的深层错误，就在于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看成是属于行为人意识与意志支配下的客观产物。

当然还需要指出，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并不等于在认识、判断和评价因果关系时，一点不可能介入评价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的，司法人员可以认识它、评价它、反映它，但不能以自己主观的臆想创造它、消灭它，也不能以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替代它。然而在客观世界复杂的普遍联系中，司法人员截取哪一节联系环节作为评价对象，这多少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但是截取的一节事实，本身仍是客观的反映。这同样体现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同时，因果关系不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也并不等于说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对行为的发展一点不起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的这种精神力量实际上已经化为了行为中的物质力量。所以，因果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独立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联系，在行为之中本身已蕴含了结果发生的依赖性。

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因果关系成为刑法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和理解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和由此而产生的如何正确区分对结果都有影响的原因和条件，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除了必然因果关系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偶然因果关系。持“一分法”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一种形式。这种观点指出，危害行为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引起和决定作用的，就是原因。它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虽然起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引起和决定这一结果的发生，那就是条件。它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外在的、偶然的条件。无论必然现象还是偶然现象，都是一定原因引起的结果，都包含有因果性。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因果关系也应当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把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因此，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3]。持“二分法”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除必然因果关系之外，还必然包括偶然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是由这一个必然因果关系环节与那一个必然因果关系环节（即一对因果关系与另一对因果关系），在连续的形式下的交错和巧遇所间接产生出来的结果，这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形式——偶然因果关系的特点。这种情况是由行为人的行为同社会危害结果之间这种特殊对象所决定的。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这一特殊形式的因，对于社会危害结果来说，它所起的作用，不限于直接的，还包括间接的，不限于直接造成前一因果环节中的果，还包括间接造成后一因果环节的果。如果前一因果环节的因同后一因果环节的果之间发生了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犯罪中的偶然因果关系[4]。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从大量的哲学原理中寻找根据，并试图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认为对方没有正确理解哲学原理中有关必然性、偶然性与因果关系的关系。持必然关系的学者认为：把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拆开后分为必然的因果关系与偶然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是把哲学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一对范畴，与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混淆起来”[5]。持偶然因果关系的学者认为：“认为因果关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是把因果关系等同于必然性，不能正确理解因与果，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些哲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2]由此看来，要解决刑法中有无偶然因果关系的存在，还必须首先要正确认识哲学原理中相关范畴本身的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揭示、描绘和总结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现代哲学中，包含有大量的基本范畴。而在有着普遍联系的客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事物普遍联系的这些基本范畴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紧或疏的相互联系。就因果关系这一对范畴而言，它不但与必然性、偶然性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而表明因果关系产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且它还与其他范畴发生联系。例如结果反映了某种事物存在的现象，而原因揭示了这一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本质；结果可以表明某种事物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性，而原因则可以揭示这种事物会产生某种现象的可能性。关系作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现象，它的产生固然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又有着其偶然的原因。然而，哲学中的每一对范畴不但它的本身是对立的统一，而且它的本身各自有着自身的独特内容，它们与其他范畴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正因为如此，它们各自才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内容上揭示客观世界存在和具有的某种联系和矛盾。不然，这些范畴不但不能揭示什么问题，而且连它们自身存在的余地也会丧失。

原因与结果这对范畴揭示了客观世界中的什么样的一种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什么？因果关系实际上是指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与出现，都是由其他现象所引起的并又能够引起其他现象的产生。由于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定的因果关系现象的产生又是在一定现象作用下产生和形成的，所以因果关系是由一种现象在一定现象作用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产生的两种现象之间的本质、内在的联系。前一现象为因，后一现象为果，对这一因果关系实体现象产生一定影响作用的一定现象可以称之为原因的原因。

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7](p.240)由此可见，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

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这些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第一，因果关系表明了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内在联系。任何一对因果之间的联系由于是它们内在的联系、本质的联系，因而也就是一种现实的联系，而因果之间由于现实的联系又必然使它们成为一个现实的独立体，两者不可分离。有结果必然就有原因，我们不但能够找出这一原因，而且在解释因果联系时也必须找出这一原因。尽管就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而言，必定先有因，后有果。但就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而言，人们的认识是从结果着眼，由果溯因，有果必有因。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关系不但是现实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当一种新的现象出现之前，无所谓有原因的存在，正所谓无结果就无原因。原因是以结果的产生而“产生”，是以结果的存在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因果关系才是现实的，现实的又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以有结果必然有原因的前提为基础的，而不是相反。因为任何一种现象能否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产生，又得取决于许多偶然性的因素。例如开枪击头，其发展趋势是必然导致死亡，但死亡是否成为现实，又取决于子弹不会打偏，被害人没有躲避等因素。而开枪死人存有因果关系，是以死亡存在为前提的，没有死亡就不发生开枪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因与结果永远是一对现实的不可分离和分割的关联现象，因果关系永远是一种现实的联系。而有死亡的存在，就必然有导致死亡的原因存在又表明，因果关系永远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体现象内部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二，因果关系是作为客观世界的一个实体关系而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这一客观现象的产生和存在又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就是说这里包含着许多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但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身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能否成为现实性，又包括了多种可能性。因此，必然性、偶然性就事物的发展趋势而言，它永远表明了一种客观事物有引起另一种客观事物的可能性，是站在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之前的一种前瞻。因此，现实的是必然的，但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性。例如开枪击头，既包含着必然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也包含着因偶然因素不产生死亡的可能性，比如子弹打偏、子弹失效、被害人反应敏捷及时将手枪打落等等。在一切事物蕴含的可能性发展趋势成为现实性之前，这一事物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一种可能性。而当这一事物蕴含的可能性已经转化为现实性，那么这种现实性不但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的产物，而且也是必然性的最终反映，所以现实的都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现实的联系，所以因果关系又是一种必然的联系。

我们说因果现象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的产物，是就因果关系作为一个有关联的实体现象而言的，就因果关系实体内部的联系而言，其本质不但是现实的，而且又只能是必然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研究犯罪因果关系“是在已经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去查明这一结果是由谁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无论这种因果关系原来是必然的或者偶然的，结果都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如果说偶然因果（指原因——摘引者注）对结果的发生有一个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或然性，而我们所面临的正是百分之百。从相互转变的观点来看，偶然性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必然性了。”[8]这种观点正确地表明了原因的偶然性并不表示因果关系的偶然性。原因的偶然性也并不能否认因果关系的必然性[9](p.28)。当然这里也需要指出，偶然性转变为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偶然性本身没有存在过和没有发挥过作用，只是由于其自身量的堆积而发生质的变化转变为必然性，以致才引起和造成某种结果的发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因果关系是一种必然联系，只是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联系的问题上，才与必然性和偶然性发生联系，但原因的偶然性反映在因果关系内部又表现为必然性，即结果必然是由原因引起的。

唯物辩证法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在危害行为已经引起和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其因果关系是一种现实的联系，因而也是必然的联系。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承认危害结果是由一个危害行为基于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而造成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只要这种观点进一步承认危害行为（即原因）的产生带有偶然性和刑法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统一的产物，那么这个观点就能够正确解释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现象和本质了。而相比之下，偶然因果关系的观点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和谬论。

第一，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混淆了哲学原理各种范畴的基本内容，把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的联系，看成是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的混合。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因果关系这一范畴一旦与现实性和可能性、现象与本质等范畴相联系，势必又会出现现实因果关系和可能因果关系，本质因果关系和现象因果关系等不同划分，这样势必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我们看来，因果关系与必然性偶然性是两对不同的范畴，它们具有各自的固定内涵，它们之间具有的联系并不能取代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因果关系是客观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表现形式。因果性反映了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排除偶然因素的介入。因果关系的偶然性也有其原因，但这个原因与所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又是必然的。所以，对于作为现实的因果环节，具体的因果环节来说，根本不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

第二，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产物看成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对立后的产物，以致于“把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同一个因果运动过程中独立出来，作为两个实体而存在”[9](p.77)。有的持偶然因果关系说的学者甚至还不同意偶然因果关系仅仅是“前一因果环节中的因同后一因果环节中的果之间发生了间接关系”[4]的说法，认为在偶然因果关系的“原因和结果的这种联系中，包含着三个或四个而不是两个紧密连环着的必然因果环节。”[10]按照这种观点，偶然因果关系不但能够从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中独立出来，而且这里的原因是通过三四个必然因果环节才偶然与结果发生联系。然而这种观点不但把原因产生的偶然性看成了原因与结果的偶然联系，而且也实在不能解释偶然因果关系为什么只能是三个或四个而不是更多的必然因果环节的产物。而这种所谓的偶然联系又想说明什么问题？在我们看来，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个因果环节本身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一个因果关系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不可分离，对同一个结果不可能存在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所以，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原因的范围无限扩大，不但陷入了原因不可知论的泥淖，而且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偶然因果关系说把因果关系划分为必然因果关。

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实际上把因果关系因其产生过程中存有偶然性的因素而与偶然性发生的联系，错误地理解为原因与结果的偶然联系。而这种所谓的偶然联系，又被说成是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因作用而使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某种非本质的联系，这实际上把一切对结果曾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的因素不作原因和条件的区分就统统视为原因。而把条件上升为原因，等同于原因，又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分析因果关系必须遵循孤立、简化的基本原理。这种想在无限的普遍联系中寻找因果关系，既永远不能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又会不恰当地引起刑事责任的扩大。在我们看来，客观世界的诸多现象，总是处在因果相继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无限之长的链条之中，研究因果关系只有通过孤立、简化的原则，从中抽出一个具体因果环节加以考察才有针对意义。而在一个因果环节中，只有原因才具有引起和促成结果的作用，才能与结果发生本质的必然联系，而原因的其他因素不过是原因能够实现引起结果产生的条件，条件不是原因，条件与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我们想到，匡正偶然因果关系错误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正确区分对结果都发生影响与作用的原因与条件，把条件排除在因果关系之外，使因果关系真正反映事物之间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一幅由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一个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作用。同样，在一个因果关系中，一个结果的产生，离不开原因的作用，而原因在引起和促成结果的发生时，又离不开条件的作用。由于原因和条件对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和结果都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两者联系的性质不同，两种影响的作用不同，因此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条件说”（主张条件即原因）和“原因说”（主张条件、原因有区别）。条件说认为，凡是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行为，都属于刑法的原因；凡是原因对结果的发生都有等同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也称之为条件等价说。这种观点从逻辑的联系角度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无前者就无后者”的因果联系和思考方式全盘引进到刑法学中，把所有对结果产生有过联系和影响的条件因素都看成是原因，而不问它们之间联系的紧疏、影响的大小和作用的主次。条件说把自然科学上因果关系的评价标准作为判断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标准，势必导致刑法因果关系范围扩大，从而导致刑事责任的扩大。为了纠正条件说所存在的错误，于是原因说应运而生。原因说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说，凡是引起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可以称之为原因，但是刑法学应该在各种行为之间根据它们与结果的联系性质将各种行为分成原因条件和单纯条件，其中原因条件是原因，单纯条件属条件。应当承认，将各种对结果发生不同联系和影响作用的行为分成原因和条件，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明确的标准，以致又产生了多重观点，如“必生原因说”、“直接原因说”、“有力原因说”、“主要原因说”、“重要原因说”、“决定原因说”、“最终原因说”等等。原因说本来是为了弥补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但当其无法正确区分原因和条件，那么其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得以体现。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区分原因和条件，还得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客观世界中，“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一个为结果。”[11](p.575)因果关系只有在简化和孤立的原则下才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尽管这一因果现象是在一定现象（即条件）的背景下发生联系的，但是黑格尔所说的“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包含的东西。”[1](p.168]列宁进一步补充道：“反过来也是一样。”[1](p.168]这就是说只有原因才与结果发生内在的本质联系，而条件不过是与结果发生外在的非本质联系的现象。条件可以起着制约原因的作用，使原因加速或延续引起结果的发生，但条件本身不能直接决定和制约结果的发生与否。由此，我们可以为原因和条件的认定提供一个区别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原因的现象必须包含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这种内在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是结果现象发生和发展的根据，这种现实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按照其自然发展趋势，能够将产生结果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例如开枪杀人，开枪就已经包含了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只要开枪，就可以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而被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只是个条件。而条件就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和属性，被害人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的“进入”行为不存在包含死亡的可能性，就“进入”行为本身也不可能使死亡成为现实性，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开枪。

第二，作为原因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必须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这种内在可能性只有在合乎规律的情况下才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作为原因的现象具有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只是因果运动的必要前提，因果关系只有在结果成为现实时才能产生和存在。不可否认，由于因果关系的现实性，使得我们总是通过倒溯的方法来寻找原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结果发生之前的一系列与结果有或紧或疏联系、对结果有或多或少作用、或大或小影响的众多现象中，通过前瞻的方式来分析和确定是否是属于包含了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的原因。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一个因果关系不可能绝对重复。但人类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和重复行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由此确定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是否合乎规律。例如开枪杀人包含的发生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就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可能性，发生死亡就可确认开枪是原因，而用手摸人就不可能包含发生死亡的结果，一旦在用手摸人时发生死亡就可以确定必有他因。应当指出，因果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和一定的条件作用下才能发生，相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条件下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相同的行为一旦引起相同的结果是否就是原因，必须受是否符合规律这一要素制约。例如同是将人捆绑后置于交通要道上，希望被来往车辆压死，但置放于公路与置放于铁道，就有不同的意义。置放于公路上很难合乎规律地引起死亡，这里介入司机的行为，司机的开车行为完全可以制约死亡的发生与否。而置放于铁路上，由于列车的高速和强大惯性，发生死亡就显然是合乎规律了。因此置放于公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置放于铁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就存有因果关系。而条件虽然也含有促使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本身不可能合乎规律地直接引起结果的发生。确定作为原因的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是否合乎规律地转变为现实性，对于确定两个现象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然就很难真正区分原因与条件的界限。对于人们是否应该利用规律性来确定因果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的浅薄呵。”[6](p.552)。

四、正确理解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地位。

一门科学的学科犹如一架完整的机器，多个理论组成部分像一个个零件在自己。

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有机地汇总在整个学科功能之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和提出因果关系在刑法中的应有地位，不能把它与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完全等同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澄清来自三个方面的误解。

第一，脱离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片面地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是在人的主观罪过支配下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导致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寻找因果关系的根据，使因果关系染上主观性的色彩。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就是指的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原因）而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事实’（结果），前者（指行为）称为构成了犯罪的原因，后者（指事实）称为构成了犯罪的结果。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作构成犯罪的因果关系。假设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就不能构成犯罪。”[5]还有的学者指出：“既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要研究危害社会的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查明某人的行为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那么从刑法意义上讲，研究该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危害性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没有必要。”[12]还有许多人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直接称之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试图首先借助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确定人的行为性质和结果性质，以此来确定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性质是违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特征的。事实上在社会实践中，当我们发现某一不正常或有害于社会的现象时，首先借助一般观念和认识水平判断它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的结果，只有人为的结果才能进入刑法的评价领域，但此时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一现象一定是危害结果和导致这一现象的行为就一定是危害行为。例如同一死亡现象，就存在着三种人为的可能性：一是意外事件；二是正当防卫；三是杀人所为。无论其中哪一种可能的行为，都应当进入刑法因果关系的评价领域。如果此时先认为死亡是一种危害结果，实际上就已先确定引起死亡的行为是属于危害行为，而确认行为是危害行为，又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主观罪过为前提。如果以此来评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势必无法摆脱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的主观色彩。例如有人举例认为司机开车压死人，如果司机主观上无罪过，司机的行为与死亡就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以此为例，如果司机主观上有罪过，他的行为就与死亡之间存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时有无因果关系完全以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出发点和依据。这种认识实际上把因果关系的存在看成是犯罪的构成，这样又势必把因果关系提高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放在一个不应有的位置。其实，当发生一个不正常或有害于社会的人为结果时，我们至多假定它是一个危害结果，并以此寻找是谁的行为造成了这一结果，但此时我们必须把这一行为是行为人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要加以区别开来。有无因果关系，是行为事实的一个内容，是否构成犯罪，是结合主观罪过后产生的结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片面地理解因果关系在行为事实和构成要件中的作用，以致把因果关系视为所有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因果关系无论与主观方面或主客观两方面有没有联系，都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仅凭它与主观方面或主客观两方面有联系而否认它可以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那是没有逻辑根据的。”[13]类似的观点在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存在，例如特拉伊宁在《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写道：“无论是罪过或是因果关系，都是每个犯罪构成的要件。”[14](p.147)更有学者直接提出：“没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没有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当然就不构成犯罪。”[15]我们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行为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有无不能代替整个客观行为事实的有无，而只有客观行为事实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而行为事实本身包括着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三个内容。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在不同形式的犯罪构成中有不同的要求。在直接故意的犯罪中，只要具有行为，就已具备了犯罪的客观危害要件，有无结果，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根本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至多影响到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在过失犯罪（包括间接故意犯罪）中，由于是以结果为条件才能成立的犯罪，因此此时行为有无结果，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才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必要内容。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1)因果关系本身不可能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它只是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2)因果关系在不同的犯罪中，具有不同的要求，在直接故意犯罪中，没有因果关系并不等于没有客观要件；(3)由于因果关系只有现实的因果关系，所以作为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它以存在与否与行为人能否预见不发生直接的关联。同时，因果关系作为犯罪构成客观危害要件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内容，与经过司法活动的价值评判后能否转化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作为客观的因果关系能否转变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罪过才能确定。

第三，片面理解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以致把具有因果关系与承担刑事责任相等同、相混淆，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甚至用抽象的刑事责任来取代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别。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不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间没有因果关系。……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绝对无刑事责任）。”[2]还有的学者提出：“没有因果关系——缺乏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4]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有无因果关系与有无刑事责任等同起来，这里说刑事责任不仅仅以因果关系为基础，还必须结合主观罪过加以综合评价后才能确定。有因果关系但无主观罪过，仍然不负刑事责任。而对直接故意的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支配下的行为，即使与某一个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所以上述观点在我国刑法理论没有应有的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学者提出：“因果关系作为客观事实虽然只能是为刑事责任提供客观基础，但经过价值评判的刑法（犯罪）因果关系，应该直接导致刑事责任。”[9]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在解释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时是正确的，但是在直接故意犯罪中，即使不存在经过价值评判的刑法（犯罪）因果关系，也能够导致刑事责任，这就是犯罪未遂。所以，当许多论者再三强调因果关系不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时，却忽略了主要的犯罪形式——直接故意犯罪的品性，这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

收稿日期：-7-20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龚明礼．论犯罪的因果关系[j]．法学研究，1981,(5)．。

[4]李光灿．论犯罪中的因果关系[j]．辽宁：辽宁大学学报，1980,(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曾宪信．对犯罪因果关系的几点看法[j]．法学研究。

1982,(4)．。

[9]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0]侯国云．刑法的偶然因果关系[j]．江海学刊，1982,(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杨兆龙．刑法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几个问题[j]．法学，1957,(1)．。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二

因果关系中的“因”与“果”须有必然联系，即须有引起某种现象的“因”，才会产生这一现象的“果”。今天本站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因果关系在辩论中是如何应用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强加因果，即借助联想或想象，在因与果之间找到某个语言连接点，构成一种临时性的因果关系，这种强加的因果关系貌似合理，又有“笑”果。运用到论辩中，可让你的论辩风度翩翩。

刘震云的妈妈在镇上卖酱油时，旁边有个书店，经常拿上一本鲁迅的书学习识字。当知道儿子写作时，她问：“你现在也写东西?这个事不难。”

“我觉得挺难的。”听儿子这么说，她又问：“鲁迅在作家里边算是牛的吗?”

“好多人都把鲁迅当祖师爷呢!”

于是，她放话道：“嗨，那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都能写出来：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你看是不是很容易?”从此，刘震云便坚定地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最终成为大家。

此中，刘妈妈为鼓励儿子，便用亲身经历为据，以证明写作很容易。她的逻辑是：鲁迅的东西我也能写(因)，所以“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果)。殊不知，她能写的只是语句，这与整篇文章显然不能等量齐观，这便意味着，这个简单类比虽是以偏概全，但这一让人忍俊不禁的强加因果，又确实给了对方莫大的鼓励，由此可见此术的巨大功用。

20xx年2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由于此前有普京总统将要辞职的传闻，于是，一名希腊记者便问道：“我明白，您在自己的任期内是不打算离开的，但……”还没等说完，记者们都笑了起来;见总统普京也在尴尬地苦笑，这名记者连忙解释：“您是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曾看过一种观点，说您正坐在手提箱上，随时准备跑掉。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听到这话，普京先是故意地向脚下的两边各看了一下，然后问道：“手提箱在哪儿呢?”在一片笑声中，他又说道：“我当年练的是柔道可不是田径，我不打算提前离开克里姆林宫。”

于是，一片笑声和掌声。

捕捉到问题中“手提箱”这个比喻后，普京随即化虚为实并假痴不癫地既看又问，继而用“我当年练的是柔道可不是田径”(因)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来为自己“不打算提前离开克里姆林宫”(果)提供理由。不难理解，“我当年练的是柔道可不是田径”意即“我不善于跑”，这个跑步之“跑”显然与离开(辞职)之“跑”是一种词义别介，普京的辩解机智幽默，却又合乎情理。

看到某知名“幽默”杂志社招聘编辑，一位喜爱幽默的朋友便欣然前往。面试时，见这位仁兄浑身黑亮，主考官含笑问道：“你刚从非洲旅游回来吗?”

“没有，我还没出过国呢!”朋友实话实说。

“嗯，那一定是刚从煤矿考察回来?”

虽听出了考官话语中的幽默色彩，但朋友却不敢造次，仍老实作答：“我最近什么都没干，在家专心写字呢。”

“写字能把人写黑?”主考官穷追不舍。

“近墨者黑嘛!”听到这句脱口而出的妙语，主考官随即向朋友祝贺道：“欢迎你即将成为我们杂志社的一员!恭喜!”

朋友听到“写字能把人写黑”这一歪问时，他随即予以歪答：因为写字——因为“近墨者黑”，所以，这个用“墨”写字的人当然会“黑”了。近墨者黑与用墨写字，此墨非彼墨，但朋友偷换概念，强行使“近墨者黑”(因)与“我长得黑”(果)之间构成一种临时性的因果关系。既显机智，又貌似合理，给人以幽默风趣之感，最终，朋友赢得主考官的青睐。

为推销自传《黄瓜的黄西瓜的西》，黄西回国做巡回演讲，不仅赢得无数国人的喜爱，还荣获了《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人物”。颁奖典礼上，记者问：“41岁写自传，是不是有点太早?”

黄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笑道：“所以我尽量把我的自传写得短一点儿。”

记者又问：“我注意到自传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不喜欢我的书的人。为什么要写‘献给所有不喜欢我的书的人’?”

黄西则含笑说：“因为不喜欢我的人还是占多数。”

闻言，记者先生也禁不住乐而开怀。

记者追问41岁写自传，是否为时尚早，黄西却以“写得短”答之;看似答非所问，实则强加因果——因为我年轻(41岁嘛)，所以就写“短自传”。再看，其“因为不喜欢我的人还是占多数(所以我要把书献给他们)”之说，似乎有违正常逻辑;但这种逆向应答，却能引发人们的兴趣。“因为不喜欢我的人还是占多数(所以我的书大有市场)”;这一逆向而思的强加因果，颇有笑料。

南朝时，齐太祖崇尚道教，平日，他都会找个大臣来陪他谈仙论道，以致大臣们都唯恐避之不及。一天，齐太祖派人去叫长史张融，并叮嘱越快越好。可过了好长时间，这位张长史也没个人影;不得已，齐太祖便再次派人催促。见到姗姗来迟的张融，齐太祖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疾言厉色地问他道：“你怎么这么难请?让我等了老半天!”

听到这话，张融不慌不忙道：“陛下是天之子，小臣乃凡间人啊!”

“笑话，这就是你故意推迟见朕的借口吗?”齐太祖老大不高兴。

“天之子仙居天上，我是自地下凡间升到天上，想快也快不起来啊!”

此语一出，齐太祖也不好意思再为难张融了。

面对齐太祖的质问，张融故意将“天子”之称皇帝，理解为“天之子”——“天的儿子”自然住在“天”上，所以我到您这里来就是“自地下升到天上”。如此夸张，“自地下升到天上(因)，想快也快不起来(果)”这一强加因果，不仅看起来理据充分，而且还能借此猛拍皇帝的马屁，可唯妙哉。

由上可知，这种“强加因果”虽不合逻辑甚至荒诞不经，但由于是论辩者有意而为，既具效果又有“笑”果，值得我们仔细体味进而学以致用。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三

因果关系在刑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间被证实存在因果关系才能认定构成犯罪。随着时代发展，新型刑事犯罪的出现使得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面临着很多困境。对于一些新型刑事犯罪很难运用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处理。尤其是面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公害犯罪的频出，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引入新的理论。在此形势下，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引入刑法弥补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不足。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是因，被引起是果。因此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要严格依据客观事实的联系进行判断，不能随意主观臆测。我国刑法中的传统因果关系学说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但无论是哪一种学说都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都必须以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实验来证明其合理性。而在现实中很多公害犯罪是无法寻找到确定的客观事实证据。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惩罚犯罪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疫学因果关系引入刑法之中是必须的。

一、疫学因果关系之内涵和外延。

疫学一词最初来源于日本，也就是“流行病学”，疫学因果关系即所谓的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疫学是“关于决定人的群体的疾病的频度和分布的诸因素的研究”。此理论最初应用于刑法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九州的水俣地区发生的水俣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当年造成了水俣、新泻地区很多人因汞中毒而出现四肢麻痹、运动功能障碍。病情严重的有痉挛、神经错乱以致最后死亡的。至今为止依然没有能够有效治疗此病的疗法，因此水俣病被称为日本第一大公害病。在当年的法院审判过程中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居民汞中毒与工厂排放的污水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当时的法院引入了疫学的理论，认定被告方的工厂为了企业利润而随意向水俣弯中排放含有大量汞的工业废水导致被害人因食用鱼虾而得了不同程度的水俣病，二者构成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排污行为与居民患病的损害结果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而对此作出了判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起将疫学因果关系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案件。

通俗地讲：疫学因果关系就是没有甲因子，就一般不会发生乙疾病;当甲因子出现之时，乙疾病也开始随之出现，根据人类能掌握的病理学知识无法确认两者有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病例的研究和样本的分析可以表明是甲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乙病发生概率，也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疫学因果关系之特征。

一般疫学因果关系具备下列四项特征：

1.某因子在疾病发生前的一段时期起着一定作用;。

2.某因子作用越显著，该病患者的比率就越高;。

4.某因子作为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其机制发生和生物学并无矛盾。

这种理论就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所认定的固定思维给打破了，这样惩治公害犯罪就有了理论上的基础。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具有正当性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从大量随机的现象中排除合理怀疑，寻找出引发结果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通过统计学原理所推测出的高概率事件在去除一些偶然因素后，已经与科学法则得出的必然性结论相差无几，这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理论。因此，疫学因果关系是以统计科学为基础的高概率量化条件关系判断，“高概率是一种事实，而非社会观念的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是其中的关键，因此首先要充分考虑种种可能因素，对于各类可能因素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可能性最大的那个因素。在找到这个最可能因素之后，通过与其他不存在这种因素的地区进行对比，以及和没有这种因素时本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从空间和时间上排除合理怀疑，确定此因素是否为相关因素。如果事实证明此因素和某病的出现为高概率事件，即使难以确切的知道其内在联系，那么也能推定存在疫学上的因果关系。

三、疫学因果关系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

(一)引入疫学因果关系是现今形势之需要。

自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是在这背后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频发。正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速度忽视自然环境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毫无疑问，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害犯罪正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并且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有关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而全国其他刑事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及这些公害犯罪的冰山一角。我国在97刑法之前并没有对公害犯罪的有关规定，即使后来刑法中规定了有关条目但也未引起各方的注意。直到近年来各种公害犯罪井喷式的出现，社会各界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经验，公害犯罪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如“癌症村”等现象的存在都直接反映了这些问题。因此，通过引入新的理论用来解决公害犯罪问题是迫在眉睫的。

(二)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不足以应对现状。

我国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就是通过某人的个人危害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来断定是否有罪。对于个体问题个体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来说，其危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明了，通过科学实验容易证明。而公害犯罪则不然，公害犯罪相比一般的刑事犯罪具有不特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我们很难获取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且危害后果也不易判定。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害犯罪的产生是基于多种因素且危害结果也有潜伏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还相当有限，难以证明一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间的联系。于是在面对一些无法从医学和药理学上确切证明的流行病时，运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即认为某个因素与基于它的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不能符合法则的证明，但是，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方法，肯定其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冲突，与中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之间更加没有冲突。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依据对大量事实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客观结论，而不是主观上的臆断。在传统理论中，刑事案件就是应当清楚的描绘出事实的因果经过，即危害行为是如何具体的导致危害结果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无法确切的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如何“引起”与“被引起”时，通过一种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式找到其“因”，继而推测出其“果”，就能解决一些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公害犯罪。这无疑是我们惩治公害犯罪，保障公民权益的需要。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建立在现代概率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是以高概率为核心，采用流行病学原理判断作为整体的公害结果和公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论。在我国公害犯罪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再墨守成规，大多数公害犯罪案件就会因为不具备因果关系而得不到有效惩治，公害犯罪就会越来越猖獗。

因此在刑法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不足之处的补充和完善。总而言之，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引入我国刑法还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当然，我们对这种理论在刑法中如何具体适用以及如何用好这种新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四

我国于2011年颁布并实行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刑法典修订最为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刑法修正。这次修正有着丰富的内容，充满鲜明的特点和亮点以及先进的修法理念，在我国刑事法治的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的立法得以完善，而是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法治水平不断上升的基础上，未来还有更多的立法完善任务等着完成。对此，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刑法立法的现状，并结合存在的问题，为以后刑法立法的发展指出方向，促进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

一、引言。

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刑法的完善程度在很大意义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它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犯罪形态的不断更新而进行不断地修正。在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刑法现代化这个问题的分析，以防将这个概念模糊化，最终导致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方向出现偏差。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应该要始终建立在我国实践的基础上，放眼未来，不断完善和发展刑法的立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刑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刑法典经过了从无到有，从稚嫩到发展比较成熟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在很多立法方面都具有了自己的特色，这种成就是可喜可贺的。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国在建国之后没有制定新的刑法，直到1979年、1980年正式颁布和实施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但是，由于在时间上很短，导致很多司法人员对这部很难得刑法没有时间去熟悉，再加上又出现了严打的政策，从此，严打便在我国刑法的司法实践中成为了主流。[1]这种情况下，本来应当体现刑法罪行公正的刑法典就出现了严刑上的偏差，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的水平。

(二)社会各方面对刑法的认识和需求上存在差距。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刑法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情况，为了应对这种现象，我国立法机构也在不断进行刑法立法的修改和完善，到目前已经出现了《刑法修正案(八)》，但是这不是最终的刑法。在世界各国中我国刑法修改的频率和速度都是少见的。即使这样对于社会对刑法的需求仍然不能满足，特别是发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更是屡禁不止。广大民众面对这种现象无不加大对刑法立法严惩性上的呼吁，所以刑法的立法必须考虑到民情。

(三)刑法立法出现模糊的现代化问题。

刑法的现代化问题在刑法进行立法时是不容忽视的。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之际，从事刑法法律专业的人对刑法的现代化问题自然是很关心的，但是由于现代化这个词涉及到时间概念，所以在进行现代化研究的时候，现代化的问题成为了一个难点，也正因为这样容易在概念上造成模糊。如果说我们只从时间上来看待我国刑法的现代化问题，那么说我国刑法已经实现现代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就刑法的内容而言说我国刑法已经实现现代化了，那就意味着我国刑法已经很先进，位居世界前列了，这样很明显是不对的。[2]因为在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的新刑法是一种与我国刑法不同类型的刑法，较之我国的刑法，在很多方面还要远远高于我国刑法的水平。

对于我国现行的刑法制度来说，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在传统社会没有出现的新问题。这种新问题，有的是原来没有在社会上出现过或原来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是并没有被认为是犯罪的，有的是原来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客观对象但现在被社会赋予了新的认知。这样一来，对我国刑法立法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就很有必要了。

(一)打破刑法典统一刑法制度的束缚，建立分散的不同制度。

社会发展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倾向，比如在传统的刑法上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的区别是在量上，而现在新的认识则是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在质上，不是在量上;还有的是比原来的情况更加复杂，需要对这些情况进行分类管理，将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犯罪区分开来进行分类管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分散的不同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基于以上的考虑，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和独立的法人犯罪制度势在必行。这里所说的独立的制度，不仅仅是要有独立的`实体法，而且在程序法上也必须是独立的。

(二)建立多样的刑种和诉讼方式，罪要分等。

1.在建立刑罚体系，确定刑罚方法时，要从增加教育刑的份量考虑，适当将刑罚的种类增加，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增加轻微刑的种类和方法上。在对法治建设不会造成大损害的情况下，要对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灵活性，主要是在设置刑罚的方法上，增加刑罚的种类和教育刑的份量，减少惩罚在刑罚中所占的份量。

2.在法国，将刑法的罪分为了三种，都很有智慧和创意，很值得我国加以学习和借鉴。把犯罪分为三类，当然这里的犯罪也仅仅是说成年刑法典上的罪，同时用三种不同的诉讼方式来对犯罪进行处理。[3]这样可以做到对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处理，既能将刑法的作用发挥都最大，又能将司法资源节约，是一举两得的方法。根据这样的说法，在刑法中关于劳动教养纳入刑法体系是理所当然的。

四、结语。

高水平的立法源自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同样地高水平的刑事立法也源自于高水平的刑事法律制度。现阶段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秉着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的目标在进行立法，当然，我国刑法立法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要始终的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并且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要积极的予以借鉴，进而为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促进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五

因果关系一词本是哲学概念，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刑法上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其定型性，它是“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刑法因果关系，中外学者发表了诸多的专著和论文，然而至今为止，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纷争并未停止，这也就导致了无论是在中国第一考“司法考试”还是审判时间中遇到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大家总是迷惑不解，其实在应用中因果关系还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本文作者就是想通过对中外各界对刑法因过关系判断标准的阐述中为大家理出一条思路。刑法因果关系不是笼统的概念，它是指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为了对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我们必须确立判断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中外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事实上都是为了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本文作者就从中国刑法学界、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阐述:。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研究的影响，形成了同前苏联相类似的以哲学因果关系作指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亦称相当说、适当条件说、相当原因说、定型的因果关系说、一般观察说或一般化说。该说主张，因果关系以条件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由其行为发生该结果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认为”相当”的场合，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以什么范围的情况为经验判断的基础，该说又进一步分为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认识或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凡是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能认识到的因果联系事实，不论社会上一般人是否能能认识到，皆认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客观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应当由法官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及行为后所发生的结果能否遇见为标准，做出客观的判断。凡是一般人已经遇见或可能遇见某种行为会引起某种结果的，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判例中引入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出现了对相当因果关系的批评。认为将因果关系的有无取决于行为人与一般人认识的有无，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相矛盾。实际上这种指责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虽然它确实以一般经验作为决定刑法因果关系有无的标准，但这种经验是人们对于客观的因果规律的主观反映，因而其基本内容仍然是客观的因果规律，并非无客观根据的主观臆造。

英美法系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双层次原因学说，并对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认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原因是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由”but-for”公式来表达，即无a即无b，事实的原因及其广泛，对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仅仅当作一个事实问题来把握难以完成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的使命。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应当从刑法角度加以判断，使之真正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法律原因是为了弥补第一层次的缺陷，限定事实原因的范围，从事实原因中筛选出一部分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的分离，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正确解决提供了基础。通过本文对刑法因果关系作一简单的介绍，希望读者可以在头脑中对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在学习中形成一条清晰的学习脉络，因为作者明白无论研究的学问多么高深，都需要有扎实且清晰的基本功做基础。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六

只要能从自然的、科学的或者社会生活经验法则上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则应直接认定两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将危害结果归于该危害行为。

2.条件说。

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的危害行为就是后者的危害结果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在判断时应注意：

（1）作为条件的行为必须是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

（2）认定因果关系时须结合特定的具体条件，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去讨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但条件说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判断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刑罚的处罚范围，具有一定的缺陷。

3.相对因果关系说。

相对因果关系说以条件说所确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为基础，认为“经验上的通常性最符合定型的思维方式，并由此要求因果进程具有经验上的通常性”，即依据社会生活经验和常识，当实行该危害行为通常都会发生该危害结果时，则认定该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介入因素，就是介于先前行为和最后结果之间的因素，与结果的发生存在密切的联系，可能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根据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判断介入因素出现的异常程度。如果介入因素的出现概率很高，符合常态，或者其出现是由于先前行为引发的，则该介入因素的出现是正常的，不会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如果介入因素出现的概率很低，与常态差异较大，则该介入因素的出现就是异常的。

其次，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判断异常的介入因素能否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异常的介入因素能够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该介入因素是引发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异常的.介入因素不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仅仅是稍微提前了危害结果发生的时间，则先前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两者之间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中断。

三、不同类型的介入因素下的刑法因果关系。

1.介入被害人行为。

（1）如果被害人的介入行为的出现是正常的，则无论其是否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如果被害人的介入行为具有异常性，且能独立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被害人的介入行为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被害人的异常介入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作用轻微，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则不能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4）被害人的异常介入行为是依照处于优势地位的行为人的指示而实施的，则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行为人并未处于优势地位，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有被害人自我冒险导致的，则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5）如果在特定环境下，结合被害人精神紧张或者内心恐惧等情形，被害人的异常介入行为在行为当时属于正常的，则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介入第三人行为。

（1）如果第三人的介入行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并导致结果发生，由于属于正常情况，不能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如果与先前行为完全无关的第三人的介入行为导致结果发生，则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3）如果先前行为与第三人的介入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均起决定作用，则两者与危害结果之间均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4）如果在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后，介入了有义务防止危险现实化的第三人的行为（例如警察），且第三人能够防止却没有防止危险的发生，则只能认定第三人的行为（包括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5）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高度危险，由于介入医生或者其他人的过失行为而未能挽救伤者生命的，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并没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高度危险，导致其死亡的是医生或者其他人的严重过失行为，则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3.介入行为人其他行为。

（1）故意的前行为有导致结果的高度危险，介入过失行为造成结果的，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过失的前行为有导致结果的高度危险，介入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直接造成结果的，介入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3）故意或者过失的前行为有导致结果的高度危险，介入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对结果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后行为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作用，而且前行为通常不会引起后行为的，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前后都是过失行为，对结果的发生都起决定作用的，则前后行为与结果都有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李洁.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张明楷.刑法的私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5]张明楷.也谈客观归责理论―兼与周光权、刘艳红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

[6]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七

驾驶汽车故意撞击他人车辆，倒车时因对方司机抢夺方向盘致使汽车行驶方向产生偏差，将围观的群众撞，驾驶人和抢夺方向盘人的行为符合多个罪名的客观要件，在刑法上如何定罪量刑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原理为出发点，具体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是否构成危害结果的主导原因力，以期对实践办案有所裨益。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6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曹某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借用一辆红色马自达轿车，拉载王某、蒲某，与对行刘某驾驶的蓝色福特轿车在会车时发生刮蹭，双方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被周围群众劝开后，犯罪嫌疑人曹某某驾车为泄愤，驾车撞击已停放在路边北侧刘某的福特轿车，致该轿车损坏。曹某某欲倒车继续撞击刘某的轿车，刘某为制止曹某某此行为，在车外争抢曹某某驾驶轿车的方向盘，致使曹某某所驾驶车辆的行驶方向发生偏差，该车将位于车辆东南侧墙边围观群众慈某某父女撞到，造成该二人死亡的后果，刘某的福特轿车损失值为人民币9210元。

二、主要争议问题。

第一种观点：曹某某行为侵犯的客体为二被害人的生命权，曹某某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生命被剥夺，生命权利的丧失，故曹某某撞他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刘某不构成犯罪，其行为具有正当性。

第二种观点：曹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事发地不特定围观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具有公共属性，故曹某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驾车撞击的行为特征与放火、决水等方式危险程度相当;刘某的行为与曹某某的行为相结合直接造成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刘某也应该认定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种观点：曹某某驾驶车辆连续撞击他人的汽车，且处于事发地点的人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曹某某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但其主观上应为过失，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是其追求的，故曹某某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民事上需承担责任。

三、评析意见。

(一)曹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为公共安全。

1.考量曹某某的行为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关键点是准确把握“不特定多数人”的涵义。所谓“不特定”的人，是指行为威胁到公众中不确定的一人或者几个人，因而具有社会危险性。至于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个别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危害结果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均不影响公共安全的认定。“不特定”是独立于行为人主观意识与意志的客观判断，“不特定”需要自然地或者物理地观察与分析，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尽管实行行为客观上只能威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但是，只要我们将实行行为与“公众”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和评价，实行行为指向来自于公众当中的某一人或者某几个人，行为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行为具有针对公众的社会危险性，本案中“周围围观群众”属于“不特定多数人”的范畴。

2.本案中对于“安全”的解释应恰当，不宜缩小或者扩大。社会“公共安全”法益的表现形态应该是公众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单纯对财物的损坏和特定某一个人生命权的侵害，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表现为超个人财产法益的社会法益，具有公共安全属性，或者属于公众所有，或者虽然属于个人，但是直接地为公众服务，对其进行破坏实际上可能会造成针对公众的死亡、重伤以及重大财产损失之结果的发生。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维护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而在于保护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即公共安全。

3.分析本案的具体情形，当时围观群众众多，且人数不能确定，事中有人加入或者中途有人离开，在场的人员都在曹某某驾驶车辆的四周围观，曹某某的行为可能危害到在场每一位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对任一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法益的侵害，完全符合以上我们讨论的“不特定人”和“安全”的范畴，因此该案侵害的客体是应是公共安全。

(二)曹某某驾车撞被害人的行为应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曹某某驾车连续撞击他人车辆的行为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其危险程度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相当。其次，曹某某在现场多次撞击刘某停放的车辆，此行为对周围群众的危害程度也相当之大，现场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曹某某的行为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之中;最后，曹某某作为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应对自己所实施行为的危险程度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其知道事发地点有多名群众围观其和刘某父子打架，且应该能够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对周围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影响。

曹某某行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但其主观上是过失而不是故意，所以其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一是从本案发生的原因分析，曹某某与刘某因汽车之间的刮蹭产生矛盾，曹某某驾车撞击刘某汽车的主观目的也是为了泄愤，其直接的意图也是损坏刘某的汽车，与围观的群众没有仇恨，其也没有报复社会、危害周围群众安全的主观故意。撞人的行为是在其预料之外的，不是曹某某积极追求的结果，因此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是曹某某所积极追求的，其主观上是反对和排斥这种结果发生的;二是曹某某实施行为时，有刘某抢夺方向盘这个因素加入，使得危害结果超出了曹某某最初的预料，刘某的行为也影响了曹某某对汽车的操控能力，从而使曹某某的行为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三是曹某某应有预料危害结果的义务，在事发地点周围好多群众围观的情况下，其应该意识到本身行为的危险性，可能会发生人员伤亡的附属危害。综合以上三点曹某某主观上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三)刘某抢夺方向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争议。

1.刘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讨论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理清一个问题，就是刘某的行为是否与慈某某父女二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此因果关系则构成犯罪，反之不构成犯罪。而要界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要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因果关系的原因力。刑法因果关系原因力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一定的场域内对危害结果所发挥的作用力。本案中曹某某和刘某的行为共同结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二人的行为分开，任何单人的行为均不会发生危害结果;二人并无主观上的意思联络，两个行为之所以能够结合完全出于偶然，但是他们的危害行为共同导致了同一危害结果的出现，而且是危害结果出现的直接原因，因此曹某某与刘某的行为均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刘某主观上是存在过失的。刘某与周围群众没有仇怨，也没有追求或者放任围观群众死亡的主观故意，但是其作为成年人，对抢夺正在行驶的汽车的方向盘行为的危险性应该具有预见的能力，但是由于其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其没有预见，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存在过失。

3.刘某行为具有一定正当性。其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谨慎定罪。我们承认曹某某和刘某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且二人作出行为时主观上均存在过失，但是二人行为对危害后果所起到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二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责任负担份额应该以其行为的实际原因力大小来确认。在当时情况下，曹某某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其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作用较大，因为曹某某对肇事车辆享有绝对的控制力，且其当时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比如将汽车的倒退挡换成前进挡，直接改变汽车的方向，亦或直接踩刹车停车，这些行为均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正因为曹某某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危害结果，才使得其对危害结果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反之刘某的行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车辆的行驶方向，对于回避结果可能性作用不大，故刘某对危害结果承担小部分的责任，但是刘某究竟需要承担多少份额的责任，现在无法给出一个量化的答案，因此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就民事而言其应当承担部分经济赔偿的责任。

(四)综合评析。

1.曹某某撞刘某汽车的先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曹某某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号牌的轿车上路，与刘某驾驶的汽车发生刮蹭其存在明显过错，后又与刘某互相殴打、撞击他人车辆，其行为具有逞强争霸、无事生非的主观意思，符合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且造成刘某车辆的损失，损失值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构成寻衅滋事罪。综合本案总体情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分析，曹某某驾车撞被害人的行为应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应对曹某某数罪并罚。寻衅滋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个罪名，虽然客体均具有公共属性，但是两个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存在本质差异，寻衅滋事罪的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其中涉及他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客体指向的是确定的人和物，具有特定性;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安全，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曹某某行为侵犯的两种不同的法益，应该对其以寻衅滋事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八

只要能从自然的、科学的或者社会生活经验法则上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则应直接认定两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将危害结果归于该危害行为。

2.条件说。

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前者的危害行为就是后者的危害结果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在判断时应注意：

（1）作为条件的行为必须是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

（2）认定因果关系时须结合特定的具体条件，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去讨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但条件说的“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判断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刑罚的处罚范围，具有一定的缺陷。

相对因果关系说以条件说所确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为基础，认为“经验上的通常性最符合定型的思维方式，并由此要求因果进程具有经验上的通常性”，即依据社会生活经验和常识，当实行该危害行为通常都会发生该危害结果时，则认定该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介入因素，就是介于先前行为和最后结果之间的因素，与结果的发生存在密切的联系，可能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根据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判断介入因素出现的异常程度。如果介入因素的出现概率很高，符合常态，或者其出现是由于先前行为引发的，则该介入因素的出现是正常的，不会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如果介入因素出现的概率很低，与常态差异较大，则该介入因素的出现就是异常的。

其次，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判断异常的介入因素能否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异常的介入因素能够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该介入因素是引发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异常的.介入因素不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仅仅是稍微提前了危害结果发生的时间，则先前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两者之间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中断。

1.介入被害人行为。

（1）如果被害人的介入行为的出现是正常的，则无论其是否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如果被害人的介入行为具有异常性，且能独立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被害人的介入行为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被害人的异常介入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作用轻微，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则不能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4）被害人的异常介入行为是依照处于优势地位的行为人的指示而实施的，则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行为人并未处于优势地位，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有被害人自我冒险导致的，则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5）如果在特定环境下，结合被害人精神紧张或者内心恐惧等情形，被害人的异常介入行为在行为当时属于正常的，则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介入第三人行为。

（1）如果第三人的介入行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并导致结果发生，由于属于正常情况，不能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如果与先前行为完全无关的第三人的介入行为导致结果发生，则中断原因果关系，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3）如果先前行为与第三人的介入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均起决定作用，则两者与危害结果之间均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4）如果在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后，介入了有义务防止危险现实化的第三人的行为（例如警察），且第三人能够防止却没有防止危险的发生，则只能认定第三人的行为（包括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5）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高度危险，由于介入医生或者其他人的过失行为而未能挽救伤者生命的，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并没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高度危险，导致其死亡的是医生或者其他人的严重过失行为，则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3.介入行为人其他行为。

（1）故意的前行为有导致结果的高度危险，介入过失行为造成结果的，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过失的前行为有导致结果的高度危险，介入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直接造成结果的，介入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3）故意或者过失的前行为有导致结果的高度危险，介入的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对结果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前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后行为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作用，而且前行为通常不会引起后行为的，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前后都是过失行为，对结果的发生都起决定作用的，则前后行为与结果都有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李洁.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张明楷.刑法的私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张明楷.也谈客观归责理论―兼与周光权、刘艳红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013（2）.

[6]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兼与刘艳红教授商榷[j].中外法学，2012（2）.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九

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所涉及到的关键词都是风险。如何对其中的风险进行界定，是风险刑法理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直接依据。由于风险刑法和社会风险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两者的存在有着统一性和类似性。在对比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对风险刑法中的风险的概念开展相应的研究。风险社会中关于风险概念和理论，是由法国的著名社会学者贝克描述出来的。这种风险在传统社会的时候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以人的决定作为前提条件。这种自然风险是指关于自然的破坏所带来的风险，比如说山洪的爆发、干旱带来的灾害、雷电的袭击、暴风等自然灾害。社会的发展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虽然自然风险依旧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风险了。主要的风险转化为了来源于人类自身的工业活动所造成的危险，也就是技术风险。这些风险包括:环境的污染、核辐射、转基因等。所以，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其理论依据是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技术风险。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主要指的是犯罪风险，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便证实了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没有关系的。我国的一些学者把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变得严重广泛化，有的把这种风险扩展到了犯罪风险。这种外溢性的理解，让风险概念的特定性消除，所以风险理论的解释能力也失去了。最终导致风险刑法缺乏现实的基础和风险理论不能够形成合力对接。这是风险刑法开展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它未能深入解读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对风险社会的见解非常的肤浅和狭隘，最终导致其将风险范畴的真正含义曲解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是技术风险。风险是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科学及时的广泛应用所产生的副作用。而风险是不确定的，所以在开展风险控制的时候也是不能够施行和发展以及推进的，刑法不能因为科学探索存在风险就将其禁止，也不能够对其产生的风险进行处罚。刑法和科学领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有的刑法的制定干涉科学领域方面的发展。所以，社会中所说的风险的概念和法律中所说的风险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风险社会中会引发很多风险理论，其最大失误就是将完全不相干的风险进行类比和等同。这种建立在没有实际根据基础之上的理论，思想会发生混乱。社会风险和刑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风险”这个含义广泛的词语上，只是建立了一种虚幻的联系，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解构风险刑法中的话语体系。

风险刑法没有建立与社会风险的真正联系，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对此，对风险刑法认可的学者中，也存在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完全认同风险刑法，甚至认为应该用风险刑法将社风险社会取代。一些学者相对比较客观，认同的同时也提出了风险刑法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学者是主张将风险刑法中的一些做法引用到传统刑法中，让二者共生互动。而事实上，风险刑法的话语体系跟社会风险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是独立存在的。为了避免风险刑法理论的盲目扩展，必须要通过法教义学对风险刑法理论进行分析。

（一）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关系。

风险刑法理论的提出，使以法益保护为功能的刑法和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形成对立。刑法教义学自其古典学派产生以来，一直将刑法界定成法益保护法。虽然历经百年，法益内涵产生很多改变。但是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现代刑法的主要功能依然是保护法益，以风险控制为功能的刑法观是非常虚幻的，无法作为刑法的核心。

（二）危害原则的弥散化。

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化的努力，包括其对危害原则进行的重新厘定。风险刑法理论反思了刑法里的危害原则，认为在风险社会下，危害原则现在已经出现了问题，概念也出现了裂变，对概念和定义要学会重新的定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中的一些概念理所当然的会产生一些变化，其中也包括危害概念的变化。但是如何对这种变化进行评判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产生这个现象是常规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也要受到非常规因素的影响。风险刑法理论将危害概念的变化过分夸大了，用去规范化描述这种变化也并不妥帖。在英美刑法中，危害原则是为了确定刑法的边缘化所带来的危害，该理论是由密尔提出的，弗恩贝格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化和阐述。这样危害的原则要重新定位，危害也具有弥散化等特征，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刑法里的危害和社会风险里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

（三）责任疏离化原则。

刑法的基石之一便是责任主义。在德日的刑法中，责任论经历了心理责任、规范责任到罗克辛提出的实质责任这样的演变过程。而风险刑法想通过解构责任主义，证明刑事归责在功能性、客观性和规范性上存在问题。可见，风险刑法对传统刑法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误解。而风险刑法本身就有着理论构建中存在的脱节和断裂，其实客观上有所夸大，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分析风险刑法中的立法案例。

风险刑法理论的立法决策是针对刑法开展的，出发点是把法益保护变得更加提前化，对法益开展前瞻性的保护，避免法益受到风险的侵害。所以在传统改造之外，在具体的观点上面，要开展举例论证。比如刑法修正案将醉驾入罪，设立了相应的危险驾驶罪。一些学者通过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风险刑法的理论角度，解读危险驾驶罪相关设定的规范目的，立法的作用是约束公民的行为、强化公民的规范意识。因此，降低交通风险是危险驾驶入罪的原因，交通风险的控制是立法发展的整体目的。这个例子可以解读为我国刑法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所以要对刑法开展深入的研究。在刑法教义学的问题上面，要和社会的民生发展的状况结合起来。但是，风险刑法理论会把一些抽象的概念作为在其背景下扩张的例证。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内在规定也是没有前置性的。总之，风险刑法的理论，没有跟风险社会建立起无缝对接，其论述空想成分多于科学论证。风险刑法是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不断改变的必然产物。刑法风险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刑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所以，对于风险刑法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要肯定其好的方面。目前风险刑法存在的问题是未能很好的与其理论根据，即风险社会很好的进行无缝对接，导致其理论基础不稳，无法经受细致的推敲。因此，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开展批判研究，不是全盘否定风险刑法的相关内容，其实是开展引导和创新，法义学作为刑法开展的依据，对其进行知识的补充和思想的升华。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十

翻阅中医学典籍，“魂魄”一词出现频率颇高，众多医家对魂魄均有所论述。但这一理论瑰宝却在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阙如，本文拟从传统医学发展脉络中疏理“魂魄”的概念，探讨其临床意义。

1.1“魂”

“魂”为人体中的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左传·昭公七年》曰：“人生始化为魄，既生魂，阳曰魄”，意思是阳气附身叫做“魂”，在他们看来，作为阳气的“魂”附于身人则表现为生命活动。《说文解字》曰：“魂，阳气也”，“附气之神曰魂”（《左传注疏》），可视其为抽象之体。它又常用来特指显示出勃勃生机的少阳之气。《白虎通·情性》：“魂，犹伝伝也，行不休与外也。少阳之气，故动不休。”《灵枢·本神》有：“随神往来者为之魂，并精出入者谓之魄”，故知其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有关联，张景岳为此对“魂”具体界定：“魂之为言，如梦寐恍惚，变幻游行之境是也。”（《类经·藏象》）。

1.2“魄”

2.1.3魂魄与精气血神的关系早在《内经》就指出了魂魄与精、神的关系：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肺藏气，气舍魄”。黄元御《素问悬解》“血藏魂，魂生神”，汪蕴谷《杂症会心录·魂魄论》“气足则生魂，魂为阳神，精足则生魄，魄为阴神，合而言之，精气复，魂魄聚”，也均述及魂魄与精神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魂魄与气血也有着密切关系，魂藏于肝得血养，则思维敏捷，深思熟虑；魄藏于肺得气养，则行为果断，充满魄力。杨西山《弄丸心法·神论》云：“神气之灵曰魂，魂则属木；精血之灵曰魄，魄则属金；魂张则神随之运矣，魄定而精乃随之凝矣，魂魄寓乎气血之中，气血鼓乎，魂魄之用”。可见，魂魄寓生于精气血神之中，精足、气足、血足、神足，才会魂魄充盈附体，而使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2.1.4魂魄与七情的关系魂居于肝，肾与肝为母子关系，肝在志为怒，肾在志为惊为恐，肝血足则魂安而不惊不恐；魄居于肺，脾与肺为母子关系，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为悲，肺气充则魄定而不忧不悲。《灵枢·本神》中有：“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又曰：“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因而，魂充魄足，情志调和，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2.2魂魄的病理意义。

2.2.1影响五脏功能肝不藏血，肝血不足，可导致魂不随神而动，出现梦游、呓语等病症。肝藏魂，悲哀过甚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灵枢·本神》言：“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肝气衰竭，则不藏魂而见性格改变，言语不清；肺气衰竭则不藏魂而见兴奋，烦躁，肌肉抽搐，最终而因魂不守舍，魄无安居而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肾精不足而魄不充，则出现目盲，耳聋，惊恐不安。脾气虚，在思而不记，纳差食少，饮食无味。

2.2.2影响精神活动神魂魄意志失调会导致神魂不相随，失眠多梦，神志恍惚，神魄失和等病证。张介宾在《类经脏象类·去神》云：“神藏于心，故心静则神清，魂随乎神，故神昏而魂荡”。又引朱子曰：“魄盛则耳目聪明，能记忆，老人目昏耳溃，记事不及者，魄衰也”。这都说明“魂魄”影响着精神情志，临床上出现记忆衰退、精神失常、癫狂等症状时，可以补充人体的精气，而使精气充，魂魄鼓，疾病除。如果魂不鼓则人的精神会失常，就会导致癔症、颠症、狂症，甚至死亡。

2.2.3影响情志活动过怒则肝失疏泄而扰乱魂魄，魂受扰而不静思。过恐则伤肾，肾不藏精，精不养魂，因而出现多梦，甚至噩梦，痴呆，发傻，癫证。张景岳言：“魂之为言，如梦寐恍惚，变幻游行之境皆是”（《类经·脏象论》）。过于悲忧，则肺气闭郁，魄无所居，而散乱不安。过度思虑，则志意太高，所欲不遂，耗伤脾之营血，致魄无所养，则出现烦躁不安，失眠，甚则发狂等症。《灵枢·本神》云：“喜乐无极则伤魄”，这也论及魂魄影响情志活动。

综上所述，魂魄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外延，魂与魄有着各自的本质含义，但又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其生理功能和病理特征在现代看来都还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她是中医学中的一块瑰宝，应该加以继承与创新。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十一

(三)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有明确的知识产权权属约定。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就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和实施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转让与许可订立的合同，按技术转让合同认定登记。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就技术进出口项目订立的合同，可参照技术转让合同予以认定登记。

第二十九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涉及专利申请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当事人应当提交相应的知识产权权利证书复印件。无相应证书复印件或者在有关知识产权终止、被宣告无效后申请认定登记的，不予登记。

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可以提示当事人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明的复印件。

第三十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为技术秘密的，该项技术秘密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不为公众所知悉;。

(二)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三)具有实用性;。

(四)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前款技术秘密可以含有公知技术成分或者部分公知技术的组合。但其全部或者实质性部分已经公开，即可以直接从公共信息渠道中直接得到的，不应认定为技术转让合同。

第三十一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合同标的为进入公有领域的知识、技术、经验和信息等(如专利权或有关知识产权已经终止的技术成果)，或者技术秘密转让未约定使用权、转让权归属的，不应认定为技术转让合同。

前款合同标的符合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条件的，可由当事人补正后，按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重新申请认定登记。

第三十二条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其合同标的仅为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不包含技术转让成分的，不应认定为技术转让合同。

随高新技术产品提供用户的有关产品性能和使用方法等商业性说明材料，也不属于技术成果文件。

第四章技术咨询合同。

第三十三条技术咨询合同是一方当事人(受托方)为另一方(委托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所订立的合同。

文档为doc格式。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十二

风险刑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范畴的内涵，并没有有效区分新社会与旧社会中的风险。该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而当今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未知性及系统性等诸多特点，难以更好地应对系统风险，因此我们应积极面对风险刑法理论当中的批判和反思。

一、风险刑法理论批判。

(一)理论层面的批判。

风险刑法理论对传统刑法的创新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刑法基本立场而展开的批评。如有的学者认为风险刑法理是反统治的`;二是追溯到社会学领域，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批判，通过否定理论描述的风险社会否认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价值。如一些学者认为风险社会并非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者治理的产物。这种批判理论仅关注了理论层面，但受到理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对社会的状态分析和判断刑法的科学、有效性，于社会真正的状态存在较大差别，难以被公众接受和理解，在实践中的有效指导作用的发挥更是无从谈起［1］。

(二)对批评的批评。

由于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解不够完善，上文对于理论的批判深度不够，不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其中第一类批评是错误的，极易将人们引入到自由与安全、结果与行为无价值的争论泥潭当中。不同的主张都具有独特的理论渊源。尤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这些主张不能够完全接受。而针对另一个批评来说，都定了风险社会是社会的本质，无异于都定了风险社会理论。从根本上来说，风险刑法理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出现在它去接了风险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的内涵。简单而言，风险刑法理论谈及的风险，是与传统社会风险之间的差别，出现了混淆。因此在引入风险社会理论作为根本主张时，风险刑法理论犯了基础性错误，促使理论的正当依据受到了消极影响。因此本文的根本任务就是还原风险社会理论的真实本质，并将曲解问题提出来进行反驳，完成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

二、风险社会刑法反思。

就本质来说，风险社会是对自我批判的社会，风险社会的危机属于系统危机。因此需要采取系统手段进行解决，其中科学、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日渐突出。笔者认为，刑事法律人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视野在当今社会中，需要大力拓展到整个法律体系中，而非刑事法律领域之内，否则，法律将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积极作用。

(一)科学反思。

现代社会过程中，科学能够将宗教的神秘有效化解，在反思性现代化阶段，对科学的传统理解同样如此，科学的怀疑已经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外在，而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反思主要是借助一些方式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将这种方式作为基础，能够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尤其是科学文明进入到新时期，人类已经不仅仅是科学认识自然、人与社会，而是认识它本身及其产物等。

(二)政治反思。

社会不断进步，传统思想、观念势必会被淘汰，进步不仅仅是否认风险的绝对理由。民族国家政治逐渐走向世界主义、地球政治当中，亚政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政治领域［2］。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政治民主将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如工厂管理的神秘领域，商业与技术也将被赋予一种新的政治与道德约束，古典工业社会风险定义将会被完全改变，朝着伦理学、哲学等多个方面发展。风险社会当中，处处是危机，在科学和政治完成制度性反思前，刑法不能够为所欲为，更不能够盲目进行，而应时时反思自身。反思能够让我们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及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善和调整。因此古典工业社会紧紧围绕着传统风险都建立起来，不仅无法有效化解风险社会当中的风险，且会产生更多推动力。因此需要对刑法进行一些基础层面的反思，如刑法保护的法益有哪些等。反思性不仅是当前刑法理论应对风险社会危机的主要态度，也是风险社会当中刑法的基本立场。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明确认识到刑法反思会受到科学与政治的影响，刑法反思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立法，且无法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其能够在冒进与悲观之间做出权衡，提供一条乐观的悲观主义道路，从而促进刑法的保护效益能够发挥到最佳状态。

三、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形势下，风险社会意识是寻求复杂环境下国家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只有真正意义上理解了风险社会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和控制刑法，促使其能够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有效约束和限制，为公众构建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当前存在地风险社会理论误解，我们应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寻找风险社会理论中社会风险的根本概念及定义，不断完善刑法理论体系，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促使刑法体系能够获得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推荐刑法因果关系辩论稿篇十三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主要用来解决行为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所以刑法因果关系研究无论对于刑法理论研究还是刑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完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时，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实践。

（一）条件说。

条件说是最早出现的因果关系理论之一，由奥地利诉讼法学家juliusclaw：创立。格拉斯的条件说得到了德国著名法官vburial的支持，成为德国刑法理论通说并被广泛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条件说认为，在出现一定危害结果的场合，如果某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存在“没有前一事项就没有后一事项”的必然性条件关系，就可以认定该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公式为没有a（b，c……）就没有z，则a（b，cw…）就是z的原因。

条件说同其它学说相比，具有以下三个优点：

1、条件说把一切与结果有条件关系的行为都加以考虑，不会遗漏掉任何原因。

2、条件说使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简单明了，有利于法律的稳定。

3、根据条件说“没有a（b，c……）就没有z，则a（b，c……）就是z的原因”的公式，法官很容易判断某条件是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简便易行，可以顺利的在一切案件中得以运用。

然而，因为条件说认为一切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都是原因，因而有扩大因果关系判断范围之嫌，从而招致了各国学者对条件说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而：

1、根据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连锁关系，将毫无刑法意义的条件纳入刑法因果关系。例如，a杀死b，不仅a的杀人行为与b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且a父母生育a的行为也与b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笔者认为，这种怀疑是不合理的。从事因果关系研究必须从刑法的角度看待问题，条件说中的行为仅指具有刑法学意义的危害行为而不是任何行为。判断是否应当处罚某一行为，必须判断该行为是否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在上例中，a的父母生育a的行为当然不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即不存在a的父母生育a的行为与b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认定问题。

2、如果前行为是结果发生的条件，但在因果关系发生过程中，介入了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则不能肯定前行为是结果发生的原因。例如，a欲杀死b，但仅造成了b轻伤的危害结果，b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于车祸。显然，让a承担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是不恰当的。

针对因果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介入因素，条件说提出了因果关系中断论。中断论认为，如果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介入因素，则原行为不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在上例中，b遇到的车祸中断了a的行为与b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a应负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但是，笔者认为既然条件说的理论基础是“一切条件都是原因”，而中断论又否认这一点，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针对中断论的缺陷，frankjacobs等人提出禁止溯及的理论，也只是中断论的翻版，不具有实际意义。”

（二）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改正条件说的缺陷，在条件说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修正而出现的理论。原因说从对结果有法律作用的许多事项中，选择一种准则选出应当作为原因的事项，仅仅在此种事项和结果之间，肯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该学说主张根据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又称为“个别化说”。

原因说己经认识到了刑法因果关系区别于哲学因果关系含义，开阔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视野。然而很多危害结果是在多个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只承认其中的一个条件为原因，本身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因说在十九世纪极盛一时，此后很快就被湮没了。

（三）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产生于大陆法系三层次犯罪构成体系，再此之前，相当因果关系说广泛的运用于民法理论中，德国生理学家建逻辑学家vkris将之引入到了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之“相当性”来源于数学上的概率原理，行为与结果之间有一个客观上的，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的概率。刑法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指的是：根据普通人的法律知识及经验，某行为是否导致了一定的结果，与行为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无关，只有足以对人类社会一般关系造成法益损害违法行为，才可能具有相当性。判断因果关系之相当性不仅要符合一般社会生活经验，也要看某行为是否在个案中具体的引起了危害结果。各国学者针对相当因果关系说提出了以下批判：第一，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来源于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带有天然的模糊性；第二，犯罪主观构成要件中己经包括了社会相当性“故意”“过失”的含义，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没必要去做重复工作；第三，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只有违法的行为才具有相当性。在认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时加入了有责论的判断，超出了因果关系应涵盖的范畴；第四，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案件是纷繁复杂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不可能提供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判断标准；第五，由于法官的社会经验、职业素养不同，对“相当性”本身就存在多种理解。这就使相当因果关系说成为个别法官肆意擅断的工具。

因此，笔者认为，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并不能很好的适用于司法实践。

（四）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由德国刑法学家roxon创立，其理论建立在条件说的基础上，认为在与结果存在条件关系的诸多行为中，只有某行为产生了刑法所禁止的危险，并且该危险属于刑罚的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行为人进行客观归责，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危险特指刑法所禁止的危险。

（2）行为导致了刑法所禁止的危险。

（3）危险必须被犯罪构成要件所涵盖。

在刑法因果关系的个案判断中，客观归责理论不仅着眼于行为，而且同时着眼于行为造成的结果和行为人对结果的可控制程度，将三者统一于因果关系判断中。客观归责理论将因果关系限制在客观领域，使个案判断直观明了，便于操作。

然而，客观归责理论也有缺陷。客观归责理论没有明确实行行为的概念，试图将刑法因果关系下降为纯粹自然力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社会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的联系。从而得出在不能认定不作为犯因果关系的同时，又可以让不作为犯承担刑事责任的矛盾结论。客观归责理论仍待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由于受当时的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和研究模式的影响，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一开始就与哲学因果关系研究有天然联系。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指导，把哲学上原因与结果的范畴引入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哲学上研究因果关系时必须严格区分内因与外因，根据内因外因在事物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同，哲学认为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固在因果关系中，内因是根本原因。在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外因是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内因是受害人的自身状况。很显然“刑法主要研究外因对因果关系的决定作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对内因加以考虑。”例如受害人自损、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刑法因果关系不能采用哲学中内外因的理论观点，刑法学必须跳出内因外因的范畴看待因果关系。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因果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上。

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只有当危害行为内在的包含危害结果的发生原因，并且必然性的.产生危害结果发生时，才可以确认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只有当某种或某些危害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引起某种或某些危害结果时，我们才能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必然因果关系说对“必然性”没有做出便于操作的解释“必然性”带有天然的模糊性，是与刑罚的准确性相违背的，另外，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承认必然联系而否认偶然联系，不当的缩小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范围，导致行为人可能因此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偶然因果关系说认为，有这么一种情况：危害行为本身不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在犯罪形态发展过程中介入了其它因素，此介入因素成为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原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介入因素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了必然的作用，成为必然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论从哲学中脱胎而出，把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偶然”，本身就与哲学必然偶然对立统一规律相违背，存在逻辑上的漏洞。此外存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关键并不存在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认定刑法因果关系，应当研究因果关系的实质，不可偏离明确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目的而单纯的研究其哲学意义。因此，我国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并不可取。

通过对以上因果关系认定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当综合运用各种理论，采彼之长，避彼之短，总结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

首先，借鉴“条件说”和“双层次理论”中的“事实原因”，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物理因果关系。“条件说”存在很多缺陷，但判断因果关系的出发点就是某行为成为某结果的条件，这是“条件说”的可取之处。

其次，借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物理因果关系进行法律上的筛选，这与“双层次理论”中的“法律原因”相类似。这时，因果关系判断从事实层而进入到法律层而，可以避免“条件说”的弊端，解决是否可以让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

本文从刑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的可操作性出发，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一首先，在众多的行为与结果中筛选出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其次，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作为事实原因；最后，从事实原因中筛选出刑法意义上的法律原因，作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简便易行，以期望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土宝祥。从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理论出发。前沿，，02：116。120。

[2]李金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及其在不作为犯中的运用。河北法学，12：125。131。

[3]储槐植，土永乐。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法学，2：56。

[4]白先亮，何永东。论刑法因果关系分层次的司法认定。法制与社会，2011，10：243一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