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汇总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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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一

13世纪前的欧洲音乐均为单声部音乐《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作品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它们是由作者荷马创作这是初期的声乐表现形式。到了公元590年圣咏的出现预示了欧洲声乐艺术萌芽的开始。随着圣咏的发展一些演唱者将它作了一些华丽、流畅的的创造与升华形成了新的、更好的演唱方法。所以说圣咏音乐是美声唱法的萌芽。后来阉人歌手促使美声唱法的发展。随着歌剧的产生美声唱法开始完善。意大利歌剧《达芙妮》是作曲家佩里根最早的作品歌剧通过作曲家们的创作突破了以往的唱法。随后歌剧《犹丽狄茜》的问世将歌剧艺术推向高潮美声唱法更加完善。本文从民族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审美、形体表演、适于演唱的曲目体裁上进行分析与比较。

从中、西声乐艺术发展史和声乐文化艺术特点等方面,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中国的民族唱法艺术包括了我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各种不同的声乐艺术形式和歌唱艺术风格,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主线是汉族民间歌舞,题材内容主要来自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体裁形式分别为民歌、民间戏曲和说唱艺术;从演唱形式上看,民族声乐以独唱、对唱、表演唱等基本形式为主,较少重唱、合唱等形式。音调旋律以五声民族调式为主,在声乐教学效果上,追求自靠前、明亮、清纯、高亢甜美的声学特点。这些都赋予我国民族声乐唱法的深刻的特征。

意大利美声唱法则是特指起源于17世纪意大利一种独特的流派唱法体系,美声唱法的形成与发展与世俗音乐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意大利美声唱法得益于歌剧艺术,其题裁形式多为宗教题材,宫廷和市民的世俗题材,体裁形式有合唱、重唱、独唱等多种类型,美声唱法更为强调圆润、柔和、丰满、浑厚和带有掩盖色彩的嗓音音响特点等等。所以这些都赋予了美声唱法浓厚的西方音乐色彩。

从中西声乐艺术理论体系看,中国传统唱论中包含了有关歌唱技术、发声原理和歌唱艺术表现方面的各种论述,民族声乐理论偏重于语音发声技巧、声腔技术和情感情绪表达方法的理论研究,它强调的是字与腔、情与腔和字与情,简而言之,就是字―声―情,以字带声、以韵补声的表现规律。民族唱法中大多是以真声为主假声为辅,并以演唱者的本嗓表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因此得到中国观众的普遍赞同,符合其真、善、美的审美情趣。相反美声唱法以假声为主,真声为辅,追求一种真假混合,获得更宽的音乐。美声唱法的审美追求是建立在科学的歌唱训练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其声音――曲调――抒情,是以美传声、以声传情,它是歌唱艺术与科学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中华民族唱法中,声音,表情,肢体的表演是密不可分的,在演唱中,情绪会随着音乐不断变化,演唱者的表情与身体会不自觉的随着心中的感情伴着音乐而舞动,中华民族唱法是从戏曲、曲艺发展而来的,因此它多带有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和多样性,舞台动作应与音乐韵律和谐统一,用真实自然的体态来表现音乐,带动表演者与观众共同进入音乐。在西方,一般来说,好像外国的声乐作品不主张有过多的外在动作来参与,表达都比较自然。他们似乎比中国人更主张用纯粹的声音来表现打动观众,由于欧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教会统治时期,在声乐唱法表演上具有既要表现真实情感又要节制的特点,所以西洋美声唱法中即使是感情及其激烈的,其表现也是比较节制的。两种演唱风格在这点上是有区别的。

西洋美声唱法与中国的民族唱法在演唱的曲目体裁上是具有共性的。演唱体裁一般分为(1)民歌:民族唱法的民歌有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美声唱法中的“谣唱曲”,实际上是西洋各民族各地域的民歌。(2)艺术歌曲:无论是美声唱法还是民族唱法都以艺术歌曲为重要的演唱曲目。所谓“艺术歌曲”又包含两大内容:一个是新创作的抒情歌曲(西方以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主要歌词而谱曲);另一个是歌剧的选曲或选段。(3)歌剧: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分别是西洋歌剧与中华民族歌剧的主要声乐形式。

综上所述,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历史、风俗的客观现实生活的推动下,尽管在歌唱声音特点、演唱风格、演唱方法、声音色彩和效果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深呼吸的支持,字正腔圆的审美,以情带声的观念始终是不同民族歌唱艺术的共同特征。这两种唱法的声乐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歌唱发声原理等方面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二者是可以完全借鉴、学习和沟通的。

参考文献:。

[1]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2]张淑芳.歌唱艺术与训练[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3]潘乃宪.声乐实用指导[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4]彭晓玲.声乐基础理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二

田野作业又叫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问段内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源的研究工作。它是文化人类学获得第一手资料、研究和解释文化最基本的工作。田野作业是人类学家获得资料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民族志形成的主体，一般情况卜，它被认为是一种工作方法。田野作业是在一定的自然场景和社会场景卜进行的，是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活动分不开的。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人类学的田野。田野作业需要走出去，走进来，走出来这样的一个“三走”模式，即田野工作者从自己的生活中走出去到所要调查的地方，然后走进搜调查的社群中进行深度互动与观察，最后从所了解的资料中走出来，进而作全面的资料分析。这是一种对客观中立态度要求很高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研究更加注重对客观现实存在的现象的解释与分析，反对迷信的、主观臆断的、带有偏见的理解与解释。人类学田野作业法产生已久，但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科学的人类学田野作业法。参与观察法是其重要的研究手段，参与观察法要求每一个调查者与所调查对象有一段共处的时问，并从中进行互动、观察、了解和认识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为了对所调查地区文化的深入研究与解释，调查者在所调查地区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当地语言是田野工作者的一种理想的调查状态。

其基本途径有三个:第一，学会当地的语言;第二，进行深入的参与观察;第三，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工作时问。马林诺夫斯基的调查方法中提到，调查者需要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进而熟悉当地的伦理、道德、习俗、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研究其文化全貌。因此田野作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

二、民族志。

对民族志最简单的一种概述，认为其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描述与记述。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观察与参与之上的关于社会、文化及习俗的撰写，是非常客观的研究成果。民族志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待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记录、评论，并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经田野作业后写成的文本形式。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是在长期的田野作业基础上形成一部民族志，完成某种理论证明，后来成为了现代科学的人类学研究范式。

众所周知，一部很经典的民族志著作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括三大部分，其一，有关所调查对象的制度与风俗的整体把握;其二，对所观察到得社会现象与生活行为的客观真实的描述与记录;其三，是对民族志客观真实的说明。相关学者提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点，能够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理解民族志。第一，田野调查的方式为直接观察与正面访谈相结合，并运用记录的形式将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与社会行为真实客观的呈现出来，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全貌与整体的把握。第二，民族志实质是一种经验研究、定性研究或质的研究的理论结果。第三，民族志研究范围是很广泛的，以达到对整个世界各种类型的社会与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以上两部分是对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分别作了简单的介绍，卜面将具体的谈谈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的关系。

民族志是一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通常以田野作业的方法来收集整理资料，田野经验与民族志文本之问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如若观察者以非常客观理性的心态去参与观察并提供客观可信的资料则其民族志的信度是很高的。第二，如若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研究取向等来描述分析所研究资料，则其民族志文本的形成可信度是很低且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也是民族志固有的两面性。田野作业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获取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被誉为人类学学者的“成年礼”，也是人类学学者完成民族志的必经途径。田野调查的现场进入顺利与否是完成民族志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时，也关系到民族志作品的信度与效度问题。田野调查越是能顺利进入田野现场，取得信任，那么民族志作品的效度就高，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其民族志作品的可信度越高。田野作业是民族志的重要方法，而民族志是田野作业的结果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主要描述了一种特别的交换制度即“库拉”贸易也称“库拉圈”。其描述了当地居民一系列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神话故事、巫术、经济生活及技术知识等，侵透了土著人得理想、荣誉和智慧，体现了人类学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当然，我们所要说的重点是此民族志著作是如何体现出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关系的，同时他们又是何种关系?首先，马林诺夫斯基他在特罗布里恩岛上和居民一同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捕鱼、耕种并参与当地的巫术表演，总共时长有两年半正是他这种亲身的投入观察及亲身经验写出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及其他作品。同时也体现了田野作业是民族志的重要方法，民族志是田野作业的结果之一。在这期问他学会当地的语言，参与观察从而得到民族志需要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民族志的撰写。

马林诺夫斯基也曾有三次到新几内亚土著居民中做调查;他学习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直接观察土著民族每天的生活，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一手资料。这样长期的田野调查，是西方人类学界从未有过的。他也由此创立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民族志也是一种通过亲自去实地“参与观察”而将自己亲身的见闻写成自己的科学报告的形式。民族志的作品，首要目的在于被调查目标的深入，细致而又真实全面的描述，所以特别强调“参与观察”，要有客位的观察和判断，更要强调主位角度的体验和观点，强调了解事物的背景和内容的相互联系，民族志并不专于理论，是它建立理论的基础。这些马林诺夫斯基都做到了，因此撰写出了此经典民族志。

总之，民族志与田野作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田野作业是民族志的重要研究方法和工具，民族志是田野作业的结果，民族志也是一种经田野工作后写成的文本形式。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三

优化作业形式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经过优化处理的作业，更大程度地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意愿及实际操作性问题，使广大学生都能够从作业的完成过程中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趣和充实感。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对某一活动有浓厚兴趣，那么活动效率就高，而且不易产生疲劳和负担过重的感觉。这样，就从根本上为学生的减负与乐学走出了真正的一步，为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素养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是否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成为检验作业优化程度的一个标准。真正做到有效优化的作业一定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优化作业设计形式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1、因年龄特点布置作业可以提升学习兴趣。比如教学中，我们会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更适合他们的作业。我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认知水平，设计了许多作业练习，有的是课前的预习，有的是随堂练习，更多的是学习课文时的动手动脑作业。由于作业形式多样，内容适合学生的读写，学生不但不把它们看成是负担，能够按时完成，而且还花了很多时间，把他们自己的作业完成得与众不同、独具匠心，可以说以作业为乐。因为我们在作业设计的同时，是从学生兴趣出发，根据学生兴趣爱好的特点，达到我们一般做练习才能达到的效果，也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因此，也将学生从单一的写字中解放了出来，不但激发了学生浓厚的'作业兴趣，而且培养了学生动手、动脑、想象、思维等多方面的能力。

2、因知识掌握差异布置作业可以提升学习兴趣。对某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适当减少他们的作业量或适当降低作业的难度，让他们做一些简单动手、有趣味的作业，一方面使这些“后进生”易学、乐学，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他们“吃不了”的问题。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适当拔高要求，设计一些积累语言文字、扩展课外阅读、提高动手操作能力等方面的作业，这样，学生的能力不但得到了锻炼，满足了他们渴求知识的心理，而且也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这样就做到了充分尊重差异、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信任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在不同起点上获得最优的发展、获得最大快乐。

3、融合各科“语言”，可以提升学习兴趣。我们知道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学习语文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较好地掌握这一工具。实际上，运用语文这一工具的场所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在学习说明文的时候，请同学们拿出生物课本，去了解生物课中如何用简洁准确的语言来描述自然界的动植物、如何用形象的语言来阐述我们无缘见到的一些生物个体。

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语文学活了，而不是单纯而死板地记忆一些词句。同时在学习语言的平实与生动的区别时，让学生对照《昆虫记》与生物课本的相关内容去实际感悟在实际的文学形式中平实与生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运用平实与生动两种形式并存的方式写一写自己日常生活中见过的生物，学生普遍反映有兴趣完成这一作文，作文完成情况良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段落；同时学生通过这样的比较与实践真正认识了说明文的相关知识，使他们能够真正学到实际操作中的语文。4、在生活中寻找语文可以提升学习兴趣。学习语文离不开听、说、读、写的基本功，我认为新时代也应给这些基本功附上新的功能与各种丰富的表情，让学生乐于听、乐于说、乐于读、乐于写。为此，我在作业布置时，往往会给学生布置操作较单纯的作业，比如听的作业主要指的是听听大人的言谈，这类作业主要是训练学生认真听别人说话，培养敏锐的反应能力和快捷的思维判断能力。如听老人讲故事，请老人讲讲孩子时代的趣事，不仅可以让学生能够认真坐下来与老人沟通，同时也很吸引他们，这些自己不曾经历又纯朴有趣的往事不知不觉中会成为他们宝贵的写作素材。

5、改变作业设计者队伍可以提升学习兴趣。作业设计的参与者可以打破传统的教师权威，可以有教师布置作业、学生供题教师择题布置、学生自主布置、学生互编作业、家长参与布置等形式。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把脉，寻找真正适合学生的作业，使课堂与作业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练习加固，而是延伸和提升。如对于一节课的知识点使学生充分学习后，让每位学生根据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心得或易产生错误的地方制作习题，经过收集、整理，找出本节课最适合学生的一套习题。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弯路，直击学生的软肋。也可以同桌或各小组互编习题，教师把关。另外，为了增进学生和家长的交流，我们会特意留有空间征集家长的好点子，集众人的智慧，绘制共同的乐园。在多种作业产生形式下，每位学生都能起到充分的作用，这对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参与热情有很大作用。学生在出题的同时，必须充分了解要考察的知识点，这样他们自身的学习就能够更深刻、更透彻。

二、兴趣是检验作业是否优化的有效手段。

我们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个作业的设计者，在最初的操作中往往会偏离学生的实际，为了检验自身的设想是否真正适合学生，我们在设计作业的同时，做了很多实验。如在讲《皇帝的新装》时，在两个班实验，一个班使用原有的课后习题，另一班使用优化设计过的习题，结果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学生的交本速度、认真书写、有无抄袭现象、回答是否流畅踊跃等方面来看，后者都远远好过前者。这证明这次的作业优化设计获得了成功。当然也有设计失败的情况发生，当学生不能从作业中找到快乐，成为一种负担时，我们就会及时收集到反馈情况，及时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更加娴熟地使用兴趣这个试金石来时刻鞭策自己做到更好。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四

当今，“田野作业”一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应用，包括民俗学和文艺学。在我国，自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文艺学即有结盟之缘，当时是由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两者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联系。20世纪后期，现代方法论崛起，两者在某些部分上也时有并轨之势。本文试从现代方法论的角度简要探索这种关系。

民俗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民间文学，而文学的知识之一是民俗。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因此，研究它们的学问――民俗学和文艺学，也有着天然的联系，彼此有许多共同点，都可以用本民族成员所共享的和体验的民俗类型做分析，两个学科在相关对象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性。对文艺学来说，十分重要的，也是很困难的，是研究文学现象的内部结构，它的创造和加工的过程，这类内容，需要用民俗学的方法去协助解决；而民俗事象也有其内在结构，需要借用文艺学的方法将之提升出来，从中找到它的诗性特征和表演风格。当我们在研究民俗的这种鲜明要素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它的文学，这时文艺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延用到民俗事象上。不过，文艺学的方法，只能发现民俗的诗性现象和民俗的法则，却不能说明它们。民俗学的方法，在分析文艺作品上，也需要通过中介转换，才能成为文艺学者的民俗视角，而不是直接兑换。在现代学术史上，田野作业的理论能使双方优势互补。

田野作业理论中的田野定位说，在打通民俗学和文艺学上，是一个重要关节。田野定位的含义，指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把学者的知识相对化，把个人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利于有效地分析和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围绕它所构建的学说，可以研究民俗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的历史关系，也可以分析两个学科在现代操作中的交叉现象，就学者对民俗事象与文艺作品的分析活动做反观和前瞻。近年来，民俗学等对象化很强的学科都十分关注田野定位问题，文艺学等主位意识很强的的学科也开始介入这类实践。一时间，人们多谈田野作业。当然，这种讨论，冠以“田野”二字，并非狭义地单指现场考察和实地研究，还有其他田野作业理论做支撑，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现代史的深厚背景。在其中，田野定位说，对营造一个不同学科的对话平台，特别有拉力而已。它还能让我们由此而入，发现田野作业整体理论对于不同学科建设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重点讨论它的思想观点和与之相连的细密方法。

一般认为，田野定位说的渊源，可追溯至马林诺夫斯基。从马氏的经验看，一个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定位到与研究对象“亲近”的水平上，去掉好奇、歧视、乃至对立之心，才有资格阐释对象文化的资料。他在日记里写到，他当时和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关系就达到了这种水平：“当地人每天来看我，他们不再由于我的出现而新奇”，“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p.8)。他在田野定位上所表现的这种自觉性，对传统和现代学者都有启发。

田野定位说的理论目标，是要解决在阐释对象文化资料上的基本问题。一方面，学者从事研究，要搜集和阅读材料；另一方面，学者在归纳和分析材料中也不能把自己框住，而要始终耐心地关注和使用所搜集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正确的描述和阐释。在如何描述和阐释上，学者的自我定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时，你再也找不到纯粹的“客观性”，相反，那些口称“客观性”的学者，往往把自己的解释加到对象的身上，结果是对学者知识的想象和对对方文化的估价都做出冒险之举，有时还会自告奋勇、兴高采烈地充当对方文化的代言人，直至导致学者在认识上的变形现象。有人还把这种变异归咎为文化视角的差异，其实不过是一种诡辩和托辞。

田野定位说的核心，是从一种可操作的理论构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要求对学者的主观思考和对别人的文化估价两者都可能出现的冒险之处进行限定。从田野定位说的角度看，在研究工作中发生某种误读，有时是接近对方文化真实的必要过程。学者的任务，是在不断地搜集和分析对象资料的同时，发现自己的误读之所在，并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描述形态。而由学者的误读所推导出来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类型和文化真实，与端正学者认识自己和认识对方的心态而求得的研究对象的文化的普遍性，根本是两码事。为了达到每位学者其实都想要达到的理解对方文化的目的，就要求学者对自己的搜集资料和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的预想，与他人的成果不应该是彼此错出的，而应该是遥相呼应的、或互相补充的。矫正学者的定位视角，就有希望发现对象文化的普遍性特质，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

田野定位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求学者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在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中，一个聪明的说法是，我们走到哪儿，就把个人学问的行李背到哪儿，这应该是民俗学者的本事。这样做的理由是，民俗学者不仅是与对象文化打交道的工具，而且是制造文化含义的关键性工具。民俗学者只要开始调查对象文化，就要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研究自己，民俗学者正是在这种既卷入又边缘化的二重矛盾中，给自己进行学术定位的，然后再写出调查文本。民俗学者会把这种学问写进调查成果，把它作为描述对象文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层次。这个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文艺学。

不管怎么说，学者的田野定位，是学者理解对象文化和创造自我学术新理论形态的一种认识上的内化过程。现代学者追求和期待这一过程的出现，在现场环境中，他们还成为这一过程的创造者。

田野定位说的方法细密，从现代学者的实践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2。

固定位的方法。指一些学者基于既定的个人现实因素作出的定位，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国籍等，它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者对资料的看法。这种定位的一个功能，是在学者在离开固定位之际，会出现个人与原有固定位之间的.距离感，产生意想不到的新看法。

在北京的南郊悄然出现了一个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所出现的所有人物和器物都被理解为与现实中国有差别的“民俗”报价上市。任何中外人士来到这里都会看到一种热火朝天的“卖民俗”的景象发生异样的心态距离。无论你是哪种年龄、性别、民族和国籍的个中人这时都会发现自己好像忽然失去了原有的自我文化。

在原有自我文化的群体中，过去民俗是无主名的，现在却是有主名的，还有摊位编号的。过去民俗是有情没价的，现在却是无情有价的，还可以讨价还价，砍价杀价。过去民俗被放在犄角旮旯里灰头土脸的，现在却被摆设在光天化日之下，光宗耀祖。过去民俗是熟视无睹的，现在却一夜成名，成了稀世珍品。过去民俗是被当作一家一户的私物保管的，现在却被传扬为整个民族的历史瑰宝，进入了别国别民族的大众文化渠道四海流通。总之，过去民俗是“女儿绿”，现在民俗是“状元红”。

60年代后，国内许多民俗物品一度消匿了，时隔多年，却在这里闪亮等场，就连本民族人也会一见钟情，感慨万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更何况那些来自纽约、巴黎的外国人呢？他们中的不少人想法还很怪，文革前，依然以为中国文化是大清铜币、三寸女鞋和男辫马褂；文革后，以为中国文化是红宝书和绿军装；现在他们一下子看见了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民俗”市场，又以为是中国。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呼开放、丰富、自由，比起他们的西方文化，是另一个东方天堂。

一个中国民俗学者可以从原有自我文化的固定位的角度，观察这种被“后结构”了的“民俗”事象，发现中外人士是如何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和民族工艺的概念的？观察本民族成员是如何出于对外国人惊喜出价的估计，来认识本民族的文化标志物并加以复制和批量生产的？了解曾经居高临下的上层文化和千年仰视它的底层文化又是怎样在“民俗”的名义下，变成了平级物品汇集在一起的？思考本民族的男、女群体如何毫不掩饰地联袂出售“假”民俗，并认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同性别角色的？例如，在潘家园摆摊的女性以出售手工艺品和家庭日用品为主，男性以出售文房四宝、出土文物赝品和旧宅门窗为主，这种区别，是否与他们固有的群体分工、知识范畴、运输组织和体力差别有关？而种种性别、年龄、民族、国籍、文化的差异，又怎样在潘家园获得了认同？这种认同又在保护民族民俗文化和发展现代化生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调查分析这些新问题，能写一篇民俗学博士论文。文艺学当然不研究这些事象本身，但民俗学的研究视角会对文艺学者分析文本有一定的启发。

主观位的方法。指学者基于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经历所作的定位。一些人生成长中的人文环境的差异会被带到研究工作中去，成为学者的建构理论的一个因素。一个在大城市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偏远乡村的简朴和睦的小家庭中出生和长大的人，对人类美满和谐的生活模式的看法，是会有区别的。在对这种区别的描述上，文艺学者的研究，又能给民俗学者很多启发。许多民俗事象特别富于表现技巧，其文化内涵也可以通过文艺学的方法去求得。文艺学者对它的研究过程，也与民俗学的田野定位法的主观位方法相通，文艺学者童庆炳的学术散文《母亲的故事》即为一例。

从闽西农村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儿子的童母，返回前要求画一张画像，重庆炳欣然答应了，但提议不如去拍照，老太太也同意了。老太太随童妻来到一家上乘照相馆，遇见一位高级摄影师，摄影师给老太太拍了一张成功的艺术照，效果是侧脸，柔光，老太太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驼背也看不出来了。照片拿到后，童本人以为，构图讲究、层次分明，母亲准会高兴，谁知老太太看了，开始一笑，突然又收起了笑容，问“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以后不管童怎样解释此为艺术照，老太太都坚持要有两个耳朵的照片。他们只好又请那位摄影师给老太太重拍了一张有两只耳朵的相片，老太太才心满意足地告罢。这件事给童庆炳的印象很深，事后他专门写文章做了分析[3]。

在童文中，当他把母亲的两张照片当作研究资料来剖析时，他从中既研究了母亲，也研究了自己，这与现代作业中的田野定位说的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者自己当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从他所描述的个人经历看，他由于身份的转换、学问的拓展和心智的早悟，还能创造出一个研究自我资料的主管层面，并对这个层面做理性分析，这也符合主观位的工作方法。

童肯定母亲、妻子和摄影师三方对照片的解释都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这等于划出了属于对象文化的一片“田野点”，设定了学者自我与对象文化的观察距离。在保持距离的基础上，他从自我和对象文化的不同角度，分析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所得出的一次次结论，又成为对个人主观描述形态的一次次积极调整的结果。

他的第一次分析，是从自幼被母亲养育的民俗环境谈起的。他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画像要求欣然接受，是少年时代潜伏在头脑中的人生价值观在成年后浮出水面的结果。他的第一次描述形态为：

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画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3](p.21)。

他的第二次分析，是从他作为大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的角度出发的。文中，他反思了自己看第一张照片的精神活动，进而发现，自己把学术职业经历中的主体“预成图式”理论，加到了对母亲所拥有的对象文化的分析中，得出了自我认识正是对象文化的知识空缺的结论，实际上是自己替母亲做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却不等于母亲本人的想法，他的第二次描述形态为：

因为母亲缺少“侧影”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3](p.22)。

他的第三次分析，从回忆自己上大学后仍使用母亲的手缝鞋垫开始，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非民俗原型的、也非学者理论的、而是两者兼具的新构成的中介意识。从民俗学的一方看，更可贵的是，他能一把抓住这种意识，不让它溜走，迅速生成对前两次主观认识的反观思考，然后进行理论提升，才产生了对母亲所能接受的第二照片的解释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第三次描述形态是：

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侧影”，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上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时在鞋里给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晴，把本应是长在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来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神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神像融为一体。[3](p22-23)。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参考文献】。

[1]brornislawmalinowski,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newyork:,inc.

1961,ndpress,inc,1984.

saddlecehall..

[3]童庆炳.苦日子甜日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五

内容摘要：文章从对“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唱法”的专业术语的概念分析出发，对目前社会上广为流传和使用的这些术语进行了辨析，认为传统的“民族唱法”应该改为“中国唱法”更切题，而目前流行的“原生态唱法”一词应该更符合“民族唱法”的含义。

在中央电视台第12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歌唱家蒋大为与作曲家刘青谈到现在的所谓“民族唱法”用普通话来歌唱，应该重新定位，是否应该叫它“中国唱法”。其实早在1986年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厉声先生就在《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了《“民族唱法”应正名为“中国唱法”》一文，非常有理有据地阐述了“民族唱法”正名为“中国唱法”的理由。厉声先生从学术层面上把正名的道理分析得非常清楚。文章大意是：“民族唱法”的概念是不确切的，因为不同场合“民族”一词有不同的涵义。“中华民族”“我国各民族”是一层意思，对国外而言。而“少数民族”“兄弟民族”“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政策”一般不包括汉民族在内。而“民族民间音乐”又主要是指汉民族，“民族唱法”事实上也指汉民族音乐的一些传统唱法。由于“民族”一词有着不同层次的解释，致使“民族唱法”的概念也含混不清了。我们日常所真正意味的“民族唱法”，是指在继承民族民间演唱的传统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吸取了世界的科学方法而提高发展起来的，有更丰富的表现力又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演唱方法。厉声先生建议把“民族唱法”正名为“中国唱法”，并说我们都已习惯了“中国画”的名称，过去和现在港澳地区还称“民乐”（器乐）为“国乐”，而我们“中国音乐学院”也没有人责怪我们为什么不叫“民族音乐学院”。

其实厉声先生所说的“中国唱法”与蒋大为和刘青所说的“中国唱法”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民族唱法”是指以金铁霖教授为代表所创建的在声乐界占统治地位的，中西结合的中国新唱法。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民族唱法”是所谓的“金氏唱法”正处于萌发和形成阶段，而厉声先生能在前就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及在学术上的责任心。

而让人困惑的还有另一层意思。翻开中国音乐理论家们的专著,提到“民族唱法”，几乎所有的理论家都是这样界定的：民族唱法是指传统民歌唱法、曲艺唱法、戏曲唱法和民族新唱法的总称。这又和人们日常意味上的“民族唱法”不相符了。因为由中央电视台所主导的青歌大赛（全国最权威，级别最高的声乐赛事）给人的印象好像“民族唱法”就是专唱民歌、民歌风的音乐作品及一些民族歌剧选段。这又把人搞糊涂了，到底“民族唱法”是指什么？如果按照理论家们的界定，青歌大赛民族组就不应该少了戏曲唱法、曲艺唱法，更不应该少了传统民歌唱法（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原生态唱法”）。而若日常意义上的“民族唱法”就是如青歌大赛所限定的民歌、民歌风的声乐作品和民族歌剧选段唱法，那么这种唱法正名为“中国唱法”最合适不过了。因为正如一些专家们所指出的，这种唱法用的是普通话，而普通话是没有任何地域特色的一种规范化的语言，它是中国话。所以无论是80年代还是现在，一些专家提出把现在的所谓“民族唱法”正名为“中国唱法”，是很有道理的。

“原生态”一词来源于自然生态研究与环境保护领域，是专指那些未受到人类太多开发与破环的且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但把“原生态”的概念转用到艺术领域是否恰当，甚至是否会造成某种误导与思想混乱，却值得商榷。因为一些实事已说明了这一点。陕西教育学院音乐系副主任，西北民间音乐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晓平发表在《人民音乐》杂志上的一篇《弘扬民族音乐守护精神家园》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203月各地进行的‘青歌赛’选拔时，陕西省选拔赛上，16对原生态歌手，演唱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陕北民歌，个别选手一出声就能辨别出经过了系统的声乐训练，有近一半的歌手所选曲目相同，且多为我们熟悉的经典歌曲，绝大部分歌手的伴奏为midi的制作好的伴奏带，如同一场卡拉ok比赛。有的省市代表队在选择歌手时，自己没看中的，别人看中了，代表别的单位拿了好成绩。有的代表队在报组时报错了，把长调报到民族组了，到比赛的时候才发现应该报原生态。内蒙电视台代表队的张主任说：‘大家对原生态唱法不太理解，我们选了两个歌手参加原生态，其实我们应该把报在民族组里面的几个歌手报在原生态组的，分数可能会高一些。’”在青歌大赛的现场，就有观众提问田青教授“原生态唱法”是否就是可以不要伴奏，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随便喊，随便唱?田青教授回答说：“‘原生态音乐’不等于简单，很多‘原生态音乐’发展得相当成熟，比如内蒙的‘二人台’，它的伴奏乐器相当讲究……唱法也很成熟……在河套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音乐文化活动……”在青歌大赛的第二现场，著名歌手万山红回忆起多年前自己所唱的陕北民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时说：“那时只当它是一种普通的民歌，并不知道那就叫‘原生态唱法’，原来我那时就唱的是‘原生态唱法’。”她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多年前所唱的民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不是“民族唱法”而是“原生态唱法”。其实万山红当年唱这首歌时还没有出现“原生态唱法”一词，而事实上她当年唱的这首歌就是地地道道的“民族唱法”。她以为自己当年认识不清而现在突然搞清楚了。

“原生态音乐”一词是指来自乡土民间的，没有受到太多外来文化影响的原汁原味的音乐，是一种比喻叫法。但事实上已有很多观众把“原生态音乐”理解为初级和简单，也造成了很多人思想上的混乱，包括一些声乐比赛组织者及一些名人，更不用说广大的电视观众。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原生态唱法”这一名称概念不够学术化所导致的。“原生态唱法”就是中华各民族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的纯粹的民族唱法。然而，“原生态唱法”却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非民族唱法。如果叫它“乡土民间唱法”“民族民间唱法”“原味民族唱法”都很正常，偏偏叫它一个不正常的，易引起异义的名称。有些事情本身很简单，但不知怎么回事给搞复杂了。所谓的“原生态唱法”是我们“祖先的声音”（田青语），是草根的咏叹，它表示了一种“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余秋雨语），它才是真正强调民族音乐风格及民族文化特征的真正的“民族唱法”。

参考文献：

[1]厉声《“民族唱法”应正名为“中国唱法”》，《人民音乐》，1986.10。

[2]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3]郭建民《中华民族声乐文化引论》，万卷出版社。

[4]王晓平《弘扬民族音乐守护精神家园》，《人民音乐》评论版，2006.7。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六

分析教材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和基础。下面，我来谈谈对教材的理解。本课属于人教版(2016)历史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本课的主题是通过郑和下西洋与戚继光抗倭两件史事，使学生认识到明代对外关系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平友好的国家间关系，二是在面对侵略的情况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从而感受我国自古以来作为大国的气度与骨气，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二、说学情。

分析完教材，我来说说对学生的认识。知识上，初一学生对郑和下西洋与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有粗浅的印象，知道这两件史事的存在，但没有具体细节支撑，也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两件史事。思维上，学生经过近一年的历史学习能够对历史文本进行初步归纳与解读，并开始有意识地去辩证分析问题，但理性思维仍旧较弱。情感上，学生对这两件史事的发生有着直觉的钦佩与自豪，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细节根据，因此这种钦佩与自豪只停留在感觉层面。

三、说教学目标。

基于以上对教材和学情的分析，我确立了如下的教学目标：【知识与能力】。

通过分析图文资料，概括归纳郑和下西洋的概况、特点及戚继光鸳鸯阵的优势，提升历史信息归纳收集能力。

通过分析史料、分小组讨论探究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及影响，树立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历史意识，同时提高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能够从郑和下西洋的事迹中感受郑和不畏艰辛、大局为重的精神，能够从戚继光抗倭高超卓越的军事智慧中感受其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逐步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四、说教学重难点。

体会戚继光的军事智慧。

五、说教法学法。

新课程教学中的指导思想是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基于此，我将采用如下的教学方法：讲授法、谈话法、图示法、小组讨论法、史料分析法。

六、说教学过程。

接下来我来说说教学过程，以践行前面对本课的分析与设计。本课的教学过程主要包含了三个环节：导入新课、新课讲授、小结作业。

环节一：导入新课在导入环节，我采取了创设情境导入法。我会利用多媒体播放在非洲发现明朝工艺品的视频，并提出问题：我国明朝时期的工艺品怎么会出现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呢?由此导入新课。

【设计意图】利用播放视频创设情景进行导入，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为下一步学习新课奠定良好的基础。

环节二：新课讲授。

根据教学内容，我将本环节分为2个部分，一是针对本课重点郑和下西洋的学习，二是关于戚继光抗倭斗争的学习。

(一)郑和下西洋。

对于郑和下西洋内容的学习，首先，我会先让学生分享课前收集到的关于郑和的故事，使同学们对郑和其人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我会提出探究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思考：明成祖为什么会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为什么能够下西洋?学生在结合相关史料思考回答之后，我会加以总结帮助学生认识到郑和能够下西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和的个人素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二是郑和出生于回族家庭，受家庭的影响，有丰富的航海知识经验;三是郑和对朱棣的忠诚。此外，明朝前期，我国是世界上强盛的国家。为了加强和海外各国的联系，寻找建文帝，及当时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这也是郑和能够下西洋的原因。

【设计意图】通过史料分析法，可以培养学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历史意识。通过合作探究的方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深层思维，从而掌握这一重点知识。

接下来我会充分发挥历史课程的特色，通过图片和材料的分析引导学生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概况和特点。比如学生可以通过观察郑和航海图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次数、航程和经历的国家地区等信息，从而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概况，并归纳出“航程远、次数多”的特点。再比如通过观察郑和的宝船图片和阅读相关文字介绍，可以归纳出郑和船队“规模大、分工明确”的特点。

在了解完郑和下西洋的概况和特点之后，我会通过播放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郑和下西洋场景表演，让学生更加直观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观场景，引导学生认识到明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使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激励他们为国家复兴而努力学习。

【设计意图】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有利于实现本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最后，我会展示相关史料，组织学生进小组讨论思考：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和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学生组织讨论后，我会进行必要的总结，帮助学生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航海等多种角度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从而挖掘历史表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含义。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合作和史料分析的教学方法，能够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及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

(二)戚继光抗倭。

对于戚继光抗倭斗争的学习，首先我会播放相关纪录片，引导学生直观了解倭寇的概况及其肆虐的表现。之后我会补充关于戚继光的相关材料及其来到浙江前线准备进行抗倭的相关史实，通过表格对比敌我双方的实力，从而让学生认识到戚继光面临的严峻困难和挑战。接下来，我会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戚继光练兵的具体实践，比如招募新兵、训练新兵、研究新型战法等，归纳戚继光抗倭的特点，感受戚继光的军事智慧，并且为之后理解戚继光抗倭的胜利奠定基础。

能够分析出来鸳鸯阵的巧妙之处在于充分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回避了我方因地形产生的军事劣势，可攻可守，从而更加深刻直观地感受戚继光的军事智慧，也能够体会到在这智慧背后戚继光保家卫国的决心。

最后，我会向学生提问：在你们心中，戚继光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通过提问，完成本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认识到戚继光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抗倭寇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赢得了当时以至后世人民的称颂。

环节三：小结作业1.小结。

在小结环节我会引导学生对比郑和与戚继光这两位历史人物，总结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从而锻炼学生历史对比的能力，并且提升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2.作业。

在课程的最后我设置了开放性的作业：课下收集郑和下西洋的小故事，下节课分享。【设计意图】开放式的作业设计，更能够提高大家的历史学习兴趣，让同学们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历史课堂的学习中来。同时也能让他们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加深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

七、说板书设计。

根据历史课程的特点，我采取了提纲式的板书设计，既简明扼要，又条理清晰。这就是我的板书设计。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七

政治价值目标和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的道德性和伦理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学的主要内容。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凸显，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转变，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格林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驱”。

在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化的过程中，自由主义从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唯理主义论证方式向多种论证方式转变。格林采取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与伦理主义的论证方式是以道德的“共善”理念为基础论证个人自由、国家理念等的合理性。善、至善与共善在格林视野里呈现的方式、“共善”理念如何推导出个人自由以及“共善”如何才能实现等就是文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已有的研究。

坐标格林政治伦理中呈现的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出现的科学与宗教对立的应答以及试图用“道德善”为核心概念对当时洛克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并没有引起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的足够关注。霍布豪斯发现了格林揭示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是一种伦理纽带而非法律纽带的真谛并且声称是这一理论的继承人。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打破了格林思想三十多年的沉寂并对格林的积极自由概念进行重击，认为伯林的积极自由理论混淆了自由与平等的区别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极易滑向极权主义。

李科特的《良心的政治：格林和他的时代》揭示出了格林为受古典自由主义侵染而失去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提供的一种道德的解决方式并且李氏沿袭了伯林对格林的积极自由理念的忧虑。

二、善、至善、共善。

正如格林在其《伦理学导论〈导言〉》中的阐述：“民众对一个伦理学家的期望是,伦理学家阐明的不仅是人的行为本身，而是应该说明人为什么这样行动。”格林在此将自己的伦理学与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区别开来，行动背后的道德判断被提上日程。在对功利主义善的观念批判中格林阐明了自己对善的理解，功利主义将判断人类行为的善恶(道德性质)放在人类行为的效果中进行度量，其没有将人类本身的内在的善良与恶的欲望严格进行区分，从而忽略了动机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也就是格林沿袭了康德强调动机在人类行为的重要性。伦理学对善恶的区分在于“行为的道德判断来自对象的性质”。

“善就是欲望得到满足,道德意义上的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真正意义上的善是对道德主体的满足,也就是自我实现,不仅仅是自我的满足，更为紧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善与他人联系在一起。”这里格林将一般意义上的善与道德善进行了区分，也就是人是道德的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完成善的伟业。单纯的善只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自我品格完满实现的道德善只有通过人的道德的对象来实现，正因为对象的善性才成为对象，而善的目标构成了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想就是至善，就是人最终的自我满足、完全的满足，人的人格或本性的自我实现，人的心灵的完善，这是道德评价的最终标准。

真正的善或道德善对于所有人都具有共同性，也就是“共善”，促成实现“共善”的一切对象以及每个人都是善的，正因为“共善”得到对象与每个人的认同才成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德主体的社会性决定了道德实现的社会条件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实现的可能性领域，至善的个人品格的'理想道德性与“共善”的社会品格的两种形式指向个人与社会两种维度。

三、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的核心涵义是“一种去做值得做的事情或者享受值得享受的事物的而积极力量或能力，而且这种事物也是我们与他人共做或共享的事物。”这一句话透解了格林对自由的理解，也就是“真正的自由”包含三个要素，首先，其与做某事的能力结合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对限制的突破，其次，“值得做的”是对自由的道德考量，也就是真正的而只有与道德紧密联系，自由的“共做或共享”将自由与社会紧密相连。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是以“共善”为基础与前提的。人们用“积极自由”概念涵盖格林整个自由概念其实是对格林自由思想的误读。格林对自由的理解包含意志自由、法律自由与“真正的自由”三个层面。

意志自由是一种意志选择力，在道德的善恶、好坏面前皆具有这种选择性;而法律自由则是“没有外人干涉的前提下，自己有选择自己行为的权利”，这里主要强调的是非外力的干涉的一种状态;“真正的自由”是高于意志自由的最高意义上的自由，是对个人真正的善的自由，是一种完满。意志自由是后两种自由的基础与前提，而“真正的自由”则是意志自由与法律自由的最终目的。

四、共善与国家古典自由主义。

洛克、霍布斯等设定国家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各有不同，然而都秉持国家产生的契约论。格林在对自然权利进行评判时说：“先于国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人们在达成契约时并没有将权利带进社会。”格林对功利主义将趋利避害看作是权利基础的观点也进行拒斥，因为趋利避害不能成为人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共善”的实现，也就是自我的实现。格林视野里的自然权利不是天然的或先于社会的状况下设定的，而是因共善的实现这个人类的目的而设定的，这就是自然权利所包含的共善这个目的性或者成为道德理想性的因由。

在国家形成的基础这个问题上，格林对奥斯丁的主权概念和卢梭的“公意”概念进行拒斥，重新设定了国家的基础是由“共善”奠定的这个命题。共善这个道德目标被社会成员认定成为一种社会的道德理想的“普遍意志”。“道德意志”这个道德理想真正体现了“共善”成为国家的基础而非暴力。前文已述，格林认为人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存在物，人的自我满足归根结底是个人对善的欲望的满足以及实现道德的善，真正的善就是“能够满足一个道德主体欲望的东西，或一个道德主体能在其中得到他所必然寻求的满足自己的东西”。

而在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中，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不是在于满足自己的道德上的善，更不是“共善”，国家也仅仅是个人获取并保有财产、自由、权利等的工具，国家以不干涉的态度对待经济和社会生活，管理得最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可以概括以前的自由主义国家观，这是一种消极的国家观。

以上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共善在格林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共善是权利、自由、国家概念的逻辑起点，离开共善的张扬，权利、自由、国家等概念不要说理解，甚至于将不复存在;共善也是权利、自由、国家追求的目的，这些机构以及制度的存在皆是为了实现共善;所有的概念都在共善的浸泡与滋养下得以存活与生长，无不打上共善的烙印。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八

正文：

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是两种歌唱艺术。它们之间不是格格不入，互相独立的歌唱艺术；而是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它们有共性，也有许多独特的个性。不论我国的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在呼吸问题上，原理上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在演唱时既要注意民族唱法风格与美声发声的歌唱技术相结合，又要根据每个人的发声机能的不同进行具体的调整。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它们之间互有联系，互相依存，它们以不同的声乐模式呈现着特有的艺术色彩。

民族唱法：是由传统的民间艺术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融汇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演唱风格与方法，是我国人民根据汉语言的发音吐字以及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在戏曲唱腔，民歌自然唱法的基础上，吸收美声唱法的优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民族唱法。它包括中国的诸多的说唱艺术及中国的民族歌剧等体裁的演唱艺术。同时继承中国民歌唱法的精华，并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美声唱法的先进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具有音域宽广、声音圆润明亮、咬字发音亲切动人、演唱风格淳朴优美等特点。

“共性赋于个性之中”，科学的发声方法是共通的。比较和研究两种唱法之间的共性规律与个性差异，将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两种唱法艺术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声乐理论研究和歌唱艺术事业的不断进步发展。民族唱法在注重科学性与时代性的同时，又体现着美声唱法的艺术性与完美性。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都是科学的，两者都必须始终是高位置、深呼吸、打开喉咙歌唱的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唱法都要求掌握正确的歌唱方法，不论是哪一种唱法在歌唱者看来都必须具有两个八度以上的音域，而且都具有足够的气息和持久性的演唱能力。在声音明亮、吐字自然、控制音量强弱的程度上都能一致。

2.呼吸位置的共同性：

两种唱法都有优美的音质，这足以证明是正确运用和控制气息的结果。呼吸是歌唱的基础、发声的原动力。民族唱法讲求丹田运气，而美声唱法讲求胸腹式呼吸，实质上两者呼吸是完全一致的。两者都要求深呼吸，美声唱法通常以闻花、叹气、倒吸凉气、吓一跳等感觉使气沉下来；而民族唱法则以气沉于底，贯于顶等方法来深呼吸歌唱，二者都是靠气息托住声音，以求纯净、优美的音质。他们提法各异，但所求目的却是一致的。

3.高位置的声音安放的共同性：

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两者都讲究声音上下贯通、流畅、自如，都需要高位置、深呼吸，都强调声音、气息向相反的方向走，两者都不能用挤塞喉咙的方法歌唱。都主张用打呵欠状态或微笑状态来打开喉咙歌唱。美声唱法要求打开喉咙，甚至喉咙底部都要打开，无限制地扩张和硬撑。近年来，民族唱法大量借鉴西洋唱法发声技巧，讲究喉头下放，拉长发音管，这使得民族唱法在具有我们民族发声的特点以外，也具有了圆润性、柔和性、通透性，表现力进一步增强。

5.心理因素的共同性：

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两者都必须具有共同的歌唱心理素质，两者都需要具有能动、兴奋、积极、朝气蓬勃的歌唱心理状态，都需要展开想像的空间，形神兼备、身临其境、声情并茂地进入演唱境界。

总之，歌唱艺术中，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都有其共性。民族唱法，是我国人们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以及汉语语言的发音吐字，在戏曲唱腔、民歌自然唱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美声唱法的优点。在呼吸的运用上，演唱民歌和民族风格特色较强的歌曲作品时，充分借鉴戏曲唱法中的“气沉丹田”，在共鸣的运用上，更多地使用口咽腔与头腔的共鸣。在这一点上，它们两者之间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应该了解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发展动态和最新成果，不断积累经验，认真研究、分析美声唱法在我国的发展趋势，为我国民族唱法探索出一条更为理想的、科学的发展道路。将两种唱法的歌唱理论兼容并蓄地运用到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和实际演唱中，使之与我国民族语言特点，民族风格的表现手段相结合。在充分借鉴美声科学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大胆的结合我国民族风格的汉语语言特点，以及在运用气息、咬字吐字等方面，不断丰富、创新我国的民族唱法。不难看出，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在演唱技术上存在着许多共性。

参考文献：

1、张建华:《论美声唱法对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影响》，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1期。

2、《周小燕声乐教学》vcd，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dvd，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发行，。

4、唐晓琳：《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特点及中西声乐表演艺术的相互借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第4期。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九

穿过勐海县勐遮坝，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行驶10多公里，一路青山环绕，茶山云海翻涌，宛如置身于仙境之中。西定乡一幅幅民族团结绘就的和谐美丽新乡村幸福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

一直以来，西定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着力点，以民族大团结促进全乡经济社会大发展，开创了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统筹抓好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西定乡立足村寨实际，把工作重心下放到村寨，选优配强村组干部，特别是选好用好党组织书记。通过“三个坚持”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基础，即坚持做到乡党委、村级党组织全面领导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坚持做到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作为年度党建工作重点内容推进，坚持把党的民族大政方针及时宣传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基层党组织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目前，全乡设有机关党支部、青年人才党支部、事业单位联合党支部、卫生院党支部各1个，11个村党总支和94个农村党支部，共有党员683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647名，占94.7%。注重选树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近年来，全乡有13个村组荣获省、州、县民族团结示范村荣誉，11名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荣获国家级、省级、州级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0年12月，西定乡被州委、州政府授予西双版纳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在党建引领下，成功打造了西定乡现代化边境小康村、无毒村、平安村，形成了全乡上下学先进、争先进、当示范的良好氛围。

将重大项目作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在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等重大项目中，西定乡经过前期对项目的科学调研、分析、搜集，全乡4个边境村28个村民小组以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为契机，逐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强做精优势产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环境，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取得明显成绩。截至2021年底，全乡共有少数民族群众茶叶初制所125家，茶叶种植面积6.74万亩，其中生态茶园6.44万亩，较5年前的5.15万亩增加1.29万亩，增长25.05%；全乡甘蔗总面积3.25万亩，较5年前的2.19万亩增加1.06万亩，增长48.4%，工业入榨量为13.6万吨，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少数民族学生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考取大专院校人数逐年增加。

营造民族团结进步良好氛围。

西定乡积极唱响民族团结进步好声音，讲好民族团结进步好故事，传播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共建美好精神家园。结合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广泛开展以各民族一家亲等群众喜闻乐见、各具特色的活动。全乡各级各类学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小故事诠释大道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在孩子们心中。牢牢把握好重要时间节点，通过群众活动、民族节庆、道德讲堂、专题学习，在各族群众中全面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系列主题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同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工作大局，全方位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教育工作等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更加浓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更加明显，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更加突出。党员自觉在公共场合佩戴党员徽章、在集体难事前带头站出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十

多数的企业只重视产品的建设，而忽视品牌建设，更可笑的是很多企业口口声声说重视品牌，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仍只把重心放在产品上。其实重视产品并没有错，错的是没有通过产品来塑造品牌，这一点很多企业存在严重的失误，其原因就是它们根本不知道产品与品牌的关系。

产品与品牌二者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又是互依存的关系，没有谁轻谁重的问题，就像枪和子弹个关系，你说枪重要还是子弹重要？再好的子弹没有枪也是废品，同样只有枪没有子弹，枪也是如此，所以说二者只有相互结合了才能发出威力，产品与品牌的关系正如枪和子弹的关系。

因此，企业在品牌的运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产品对品牌塑造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成长型的品牌，必须明白产品与品牌的关系。下面就此笔者就浅谈一下产品与品牌的关系。

1、产品是品牌的生存的基础，品牌是产品认知升华。

虽然说品牌很重要，但不能忘了产品是品牌的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品牌是产品的生存基础。很多企业在品牌塑造过程中受一些理论的影响，误认为品牌是产品的生存基础，品牌比产品重要，正是受这种思想影响，企业在品牌的塑造过程中挖空心思地去塑造品牌的个性，提炼品牌的核心价值，提升品牌形象等等，而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创新。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样品牌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或品类）相对应，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品牌就很难做大做强做久。例如说可口可乐是可乐品牌，它所对应的就是可乐这个产品或可乐这个品类；如王老吉是凉茶品牌，它所对应的就是凉茶产品等。虽然产品有产品的价值，品牌有品牌的价值，但二者既有区别又是相互的、统一的。产品的价值满足的是消费者基本需要，或者说是生理需要和功能性需要，而品牌满足的是消费者情感需要或者精神需要，但消费者只有在认同产品基本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与品牌建立感情。因此说，产品是品牌的生存的基础，品牌是产品认知升华。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十一

自古以来，“德才兼备”是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学生的基本目标，但是目前很多教师和家长都只重视了“才”的教育，而忽视了“德”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会直接导致很多严重事件的发生。例如前几年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马加爵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学校只重视了学生的才能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和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这一悲剧事件的发生。智力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思想品德的教育更是如此。因此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就应该重视思想品德的教育与体育教学相结合，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一、德育教育与小学体育教学的关系。

小学体育是一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健康体魄的重要科目。但是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小学体育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德育教育相辅相成。德育教育与小学体育教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体育教师与德育教学。体育教师自身言行举止会给学生的德育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教师在体育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会给学生平时的文明用语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教师的工作态度会给德育教育带来影响，比如有的体育教师健康充满朝气，工作认真负责，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和激情，对学生极具吸引力，学生就会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进行模仿，学习教师认真负责的态度。

最后，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也会给德育教育产生影响。例如，学生在学习体操时，因为身体协调性比较差而学习得较缓慢，对学生负责的教师就会耐心讲解，对学生给予鼓励，对学生说：“只要肯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在课下多练习练习，相信你会比其他的学生做得更好。”从而能够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树立信心。

在训练时，教师还要对学生进行多关心与指导，对某些难度大的动作进行示范，在他取得一定进步时给予及时的鼓励，这样一来学生就会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待体操学习，进而学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其它的事情。

2.体育课堂内容与德育教育。体育课堂往往丰富多彩，其中很多内容与环节都与学生的德育教育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例如，田径等枯燥的体育活动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意志和忍耐力；各种球类运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合作意识；体育小游戏可以训练学生遵守规则的习惯，等等。

以体育最常用的小游戏接力赛为例来说，小学生对游戏非常感兴趣，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才能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小学生由于好胜心强、表现欲望强烈、自制力较差等，往往为了取得胜利而出现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现象，例如抢跑、没有到达终点而接力棒扔出去，更有严重者没有接到接力棒就往前跑，这些行为严重妨碍了游戏的正常进行，也不能体现游戏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这时教师应该停止游戏，告诉学生只有遵守规则才能够实现公平竞争，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学生了解遵守规则的重要意义。

例如，笔者就给学生讲述了194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我国自行车选手何浩华，在将要到达终点时，被敌视我国的他国选手恶意撞倒而摔伤左臂并严重骨折，最终与金牌失之交臂的故事，来让学生体会游戏中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同时，还穿插的讲述了旧中国耻辱的参赛经历和新中国体育的光辉历程，增强学生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自豪感，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德育发展。而后再重新开始比赛，学生的行为明显得到改善，更加遵守规则。所以，参加体育游戏的过程也是训练学生遵纪守法的过程。

3.体育教学评价与德育教育。小学阶段，学生的各种潜力未被挖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都处于朦胧的状态。教师要是能够及时予以引导，那么学生的心理素质就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有的学生自尊心较为强烈，很容易因为教师的`一次批评或否定而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所以，体育教师的教学评价与小学生德育教育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某个学生性格内向，胆小怕事，在体育课上表现不好，但是体育教师却时时进行批评和挖苦，这个学生就会在体育锻炼方面产生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可能会影响其未来的健康成长。

二、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的建议。

德育教育与小学体育教学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小学体育教师就应该积极贯彻新课改的要求，在体育教学中积极渗透德育教育。

1.在体育教学中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教师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利于培养学生品德的时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常规教育，教学生讲文明、懂礼貌，严守课堂纪律和校规校纪等等。在上课过程中，教师要借助于特定的体育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上课结束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例如，笔者在开始新课之前，都会根据学校的规定制定本班级的体育道德规范，包括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爱护体育器材等。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抓住细节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比如在篮球投蓝训练中，有的学生不怕辛苦经常捡滚落很远的篮球，这时笔者就会抓住这一细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让大家明白“舍我一个、服务大家”高尚品德。在体育课之后还可以安排值日生，让他们负责整理体育课结束之后的场地整理和体育器材的送还等任务，以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爱护公物的品德。

2.在体育教学中加强意志培养。小学体育教学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很多体育项目可以供学生参加，但是长跑运动是大多数学生最讨厌的一项体育运动，但是长跑运动恰恰是培养学生坚强意志的重要方式，教师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帮助学生培养坚强的意志，用巧妙的策略鼓励学生坚持到底。

例如，在学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老师可以随学生一起跑步，并唱羽泉的《奔跑》“即使有再大的风、再大的浪，也要勇敢闯一闯”来激励学生，让他们坚持到终点。在长跑结束之后，教师要对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任务；同时还要有选择性的鼓励那些中途放弃的学生，例如某一学生平时只能跑完500米，而今天却跑了700米，任课教师可抓住这一点对学生进行适当鼓励。

3.在体育教学中加强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的培养。体育活动中有很多项目可以帮助学生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

例如，笔者经常通过团体羽毛球这一体育游戏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按照各同的学羽毛球水平并兼顾男女搭配的原则把班级同学分为若干组，每组4～5人。比赛规则为每组各队员按顺序轮流击球，并且只能击球一次，如果连续击球超过一次则本小组失一分。每局七分，先输七分的队即被淘汰，换另一队上场。这个体育游戏能很好的锻炼学生的竞争精神，为了达到良好的竞赛效果，各小组成员积极出谋划策，通力配合，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调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育课堂既应该是提高学生体质的课堂，也应该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课堂。体育教师要抓住时机，通过各种体育活动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想品德、坚强的意志，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竞争意识和抗挫能力。

民族与国家关系论文范文简短篇十二

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是当下乡村工作的两大主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几年来这些来自高层的决策部署落地祖国南疆百色右江河谷，乡村之间各族群众形成你追我赶奋发探索的生动实践，并逐步开花结硕果。

笔者发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以团结促振兴，以振兴保团结”的融合发展理念比较典型，到该村调研后成此论文，期望能为广西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四平村概况及做法。

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位于县城南郊右江河畔，与县城中心隔河相望，辖4屯886户3229人，其中汉族2874人，壮族304人，瑶族33人，苗族18人。近年四平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近4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万元，成为百色市“产业兴旺红旗村”“生态宜居红旗村”“生活富裕红旗村”，入选第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荣获“自治区生态文明村”“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称号。

3年来，四平村积极探索“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模式，具体做法如下：

“民族团结+组织振兴”相融合促进乡村有效治理。村“两委”是四平村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四平村党总支部下设4个党支部，共有83名党员。作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结对共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2020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各级领导先后多次带队到四平村开展调研、指导和检查，同时派出驻村工作队到四平村开展创建工作。县委、县政府印发《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认真落实自治区民宗委创建工作要求，制定《四平村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工作计划》，推进四平村完善“一委（部）两会三中心”组织架构，配齐配强人员队伍，初步形成党建引领、“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的“战斗堡垒”。通过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与“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有机融合，强化村“两委”班子成员及全体党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工作中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让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实施乡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发展。2021年6月10日四平村被评为“百色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至今不到一年，又获得“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称号。

“民族团结+产业振兴”相融合促进产业兴旺。产业兴旺靠人才与科技。四平村依托本村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创建四平村股份经济联合社，以民族团结、产业兴旺为指导思想，以规模化、产业化思路，大力培养、大胆选拔各民族的人才骨干，通过从高校毕业生、乡村本土人才中选拔年纪轻、素质高、懂经营、善管理，能带领群众致富，愿意扎根基层的人才进班子；依托四平村番茄种植示范基地优势，发挥种植大户、种植能人、新型职业农民的示范作用，激发乡土人才内生动力。通过人才指引村民发展芒果、优质稻、西红柿种植等特色产业，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和“广西农业科技园区”品牌基础上，加强与该县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加强本村特色产业的“科技含量”。翻修农田灌溉水渠约6.1千米，安装产业基地太阳能诱虫灯44盏，建设番茄种植基地灌溉反虹管道改造提升2.64千米，新建四平村果蔬分拣及冷库项目等，推动农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产业兴旺奠定坚实基础。该村近年来西红柿产业种植面积约1700亩，年产量1.2万吨；水稻种植面积约1500亩，产量约900吨；芒果产业种植面积约3000亩，年产量0.41万吨，产值约1600万元，随着销售渠道的拓宽及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四平村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齐头并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四平村已从城郊村逐渐向城乡接合部生态村变迁。

近年来，四平村结合示范创建“乡村生态环境良好，人居环境质量逐年提升”的工作要求，开展“三清三拆”，提升村容村貌；对民宅进行风貌改造，村内实现全面亮化；开启“三微”（微菜园、微果园、微公园）设计建设，塑造美丽四平之“形”。通过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的一系列举措，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2021年，四平村成功入选“广西乡村旅游重点村”。

“民族团结+文化振兴”相融合促进乡风文明发展。四平村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过程中，注重挖掘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民族多样性的优势与特色。举办四平村蔗园山歌晚会、端午节龙舟赛、四平夏日芒果香、中华民族一家亲文艺晚会等，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民族知识，增强全村群众筑牢“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意识。

为加强本村文艺传承，该村组织蔗园山歌、师公戏等文艺队经常性排演，收集、研究传统曲目，结合时代创作新曲，创作的《家乡美》《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等曲子广为传唱，师公戏入选自治区“非遗”名录，该村还将师公戏名剧《八娘过渡》的舞蹈改编成四平小学课间操舞蹈，从小培养孩子们对本村民族文化兴趣及认同感。形式多样的各族民俗文化活动，满足了各族群众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让村民物质、精神两条腿健壮起来，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四平启示”

四平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为右江河谷地区乡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活样本”，笔者认为四平村经验对广西乃至省外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有如下启示：

以组织凝聚乡土人才，培育新型农民促振兴。四平村依靠党建引领，通过村“两委”、经济合作社组织，以党员作为党和各族群众的联系纽带，利用高校毕业生、经济能人、新乡贤、乡土文化能人等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一批掌握科学技术、有市场意识的新农民，深耕细作，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突出村民主体地位，让主人翁精神引领乡村振兴。四平村以本村各族村民为主体力量，通过加强与地方农业科技龙头企业合作，靠科学耕种，产业化经营，让农村、农民、农业在本村土地上相互依存，利益共存，把各族群众组织起来，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共享产业升级和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

本村文化进村小，培养新一代村民根植乡村的爱国意识。曾几何时，学校教育与乡土文化有所分隔，一定程度上造成民族青少年跟本村本民族文化的隔阂。四平村把师公戏舞蹈等本村文化“去粗取精”进村小学校园，有利于从小培育各族儿童的爱村爱乡情怀，进而上升为爱国情怀，使“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意识有具体可感的着眼点，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乡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