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革命小故事汇总(优秀8篇)

是提高工作效率和提升综合能力的重要环节。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全面了解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所经历的各种经验和教训。下面是一些智者们的名言警句，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一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的审讯室里，侦防科课长陆坚如领着一帮五大三粗的打手，正在拷问一个叫盛超群的青年。据报，盛超群是中共云阳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正为重庆地下党刊物《挺进报》一案忙得不可开交，忽听特务报告抓获共产党要犯盛超群，真是欣喜若狂。可是，经过两天的酷刑，盛超群却什么也不承认，徐远举命令陆坚如加重刑罚。到第三天，盛超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云阳县地下党负责人，还写出了一份“地下党组织”的名单。一看名单，徐远举吃惊不小：原来名单上的人物全是云阳县的头面人物：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杨发乙和周世禄等l2人。事不宜迟!徐远举立即派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率特务，会同万县专署专员李鸿焘一起行动。一到云阳就将云阳县政府机关团团包围，只准进不准出，按图索骥，将盛超群名单上的12人一网打尽，全部押往万县专署连夜审讯。折腾了一个多月，徐远举才发现上了当，被抓来的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县地主豪绅，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不得不将他们全部释放。国民党内就这样被一个进步青年狠狠地耍弄了一回，徐远举为此也受到上司的训斥，并被同行暗中讥讽。1949年11月l4日，盛超群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难友一起被枪杀于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电台岚垭，但他智斗大特务头子的英勇故事一直广为流传。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二

王孝和(1924～1948)，浙江鄞县人，生于上海。出身于工人家庭。民国27(1938)年在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参加读书会，读了《红星照耀着中国》等进步书刊，使他懂得中国的希望所在。民国30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年仅16岁。年底，投考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两处都被录取，党组织考虑上电是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于是他于民国32年1月进杨树浦发电厂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他虚心学习，工作勤奋，待人和气，结识不少工人朋友，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成为工人们的贴心朋友。

【人物经历】。

1938年，王孝和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党组织的培养。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1月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6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积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1948年1月，王孝和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上海电力公司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将工会内的5名党员理事组成党团，由王孝和任党团书记。在王孝和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2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在监狱中，王孝和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敌人从王孝和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他判处死刑。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说：“从我被捕第一天起，就作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他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9月30日上午，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在王孝和就义40周年时，上海各界隆重集会纪念，江泽民为王孝和题词：“四十年前，王孝和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王孝和永垂不朽!”

【人物事迹】。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崇高事业，永不动摇，一直革命到底。”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王孝和的入党誓词。最后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这一誓言。

1948年4月19日晚上，国民党特务来到王孝和家，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妄图使王孝和“自首”。王孝和愤然表示：“我是上电2800名职工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只知道为会员说话办事，没有什么可以自首的。”特务只得悻悻离去。两天后，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王孝和，将他关押在警备大队审讯中，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王孝和一言不发，坦然处之。特务恼羞成怒，对王孝和轮番施以“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等酷刑。王孝和怒目以示，敌人未得到一个字的口供。1948年4月22日，王孝和再次被施以酷刑，直至昏迷。1948年4月23日，王孝和受刑升级，特务对他动用电刑。王孝和以其坚强的意志，顶住了敌人的摧残。特务对王孝和无计可施。一个参与施刑的特务边摇头叹息，边说，这个人真厉害，上这么重的刑，居然什么也不讲，真拿他毫无办法。

被捕后的几个月，王孝和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凶残的敌人。他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一处又一处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敌人酷刑逼供的暴行。敌人黔驴技穷，1948年9月24日，刑庭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戡乱治安未遂”的所谓罪行判王孝和死刑。在死神即将来临的时候，王孝和毫无惧色，以满腔的激情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狱中难友;一封给年迈的双亲;一封给妻子。给难友的信中，王孝和写道：“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在给双亲的信中，王孝和写道：“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儿不能再为双亲尽孝养老，请多谅解。然而，儿为正义而死，死而无憾……”。在给妻子的信中，王孝和写道：“你要挺住，要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你已尽了做妻子的责任，我很感激。”给难友的信经各监房传阅，引起了强烈反响。难友们无不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完成王孝和未竟的事业。

1948年9月27日上午，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刑。那天清早，刑场上人头攒动，其中很多是上电厂的工人，他们都想见王孝和最后一面。王孝和的妻子哭喊着，痛斥反动政府滥杀无辜，刚满周岁的女儿在母亲怀抱中也不停地啼哭。目睹此情此景，人们无不怒火万丈，纷纷抗议。惊恐万状的敌人害怕了，只好对王孝和改期执刑。1948年9月30日，难友们从种.种迹象中预感到王孝和的最后时刻已经临近，各监房纷纷传来向王孝和致敬和慰问的纸条。纸条上言语不多，却充满了同志的深情厚谊，“我们一定为你报仇!”“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我们将前仆后继，踏着你的血迹前进!”……看到同志们这些动人心魄的心声，王孝和热泪盈眶，深受鼓舞。为了勉励两位同甘共苦的战友，王孝和留下了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绝笔：“张世宝、吴国桢两兄，今天我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两位不断把革命进行到底……祝你们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不出所料，这天上午几个法警闯进监房喊道：“王孝和提审!”王孝和从容不迫地穿上了白衬衫，向牢门处走去，他边走边怒吼：“特刑庭不讲理!”“特刑庭乱杀人!”在特刑庭上，王孝和镇定自若地提出：我要向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讲几句话。庭长的目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面对在场的20多家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他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王孝和昂首挺胸，慷慨激昂地痛斥反动当局蛮不讲理、滥杀无辜的残暴行径，要求记者主持公道，在报上披露事实真相。面对王孝和不屈的英雄气概，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王孝和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表示：我不承认你们的判决。特刑庭居然成了王孝和对反动当局进行控诉和示威的地方。接着，王孝和又神情坦然地回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使国民党特刑庭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敌人担心，如此下去场面将越来越无法收拾，急急忙忙强行将王孝和押赴刑场。在刑场上，王孝和被绑在一张木椅上，法警颤颤地举起枪，一颗子弹击中王孝和的胸膛，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圆睁，大口喘气。执行官下令补枪，执行的法警被王孝和的浩然正气所折服，拿枪的手抖动不已，连发数枪，竟然一枪未中。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踢翻椅子，用脚对王孝和腹部猛踩。殷红的鲜血流淌在大地上。王孝和----一位年仅24岁的共产党员以他的实际行动兑现了入党誓词。

文档为doc格式。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三

指导老师：刘婷。

我读了许多革命故事，比如炸碉堡、堵抢眼、火烧……我被书中一位位英雄所感动，我的眼睛湿润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我们年纪相仿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王二小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小村庄里。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当时的王二小是一名儿童团员，他经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这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走到山口时却迷路了，他们抓住二小，让他带路。这位小英雄从容地走在前面，为了保护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残忍地杀害了王二小。二小牺牲后，他的鲜血染红了大石头。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还创作了歌曲。

读完这个故事，我痛恨那些无恶不作、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也为这位机智勇敢、挺身而出，最终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小英雄感到惋惜。

每当我们听到嘹亮的国歌，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面鲜艳的旗帜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一名少年军校的小学生，我们要时刻铭记历史，在今天这样美好的环境下努力学习、发奋读书，为建设更强大的祖国出一份力。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四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流传，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们用自己文弱的身躯，为自己的丈夫，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也为俄罗斯的女人们，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传奇。

1825年12月，俄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_批青年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深受国内进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渐形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他们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义发生在12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但是，起义因准备仓促，指挥不力，且沙皇军队4倍于起义军，起义遭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十二月党人被逮捕，5位领导人被处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党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是一片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荆棘遍野的蛮荒之地。在漫长的30年间，不断有人因劳累疾病而死，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中无人会往后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何而来，更明白自己为何而活着!在困厄潦倒的处境中，他们一刻也不曾放弃斗争。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诅咒黑暗的专制制度，揭露政府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时间，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在俄国各地被人们争相传抄，就像不灭的火炬，鼓舞着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劳苦大众奋起反抗。

这些信件，最直接地冲击着他们的妻子们。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她们要不远万里去西伯利亚，到丈夫的身边去，为丈夫送去温暖与体贴，送去精神的支柱!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贵的贵族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沙皇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告别昔日的贵族生活!

但是，她们没有听从沙皇的命令，也没有被种种威吓所吓到，她们宁愿放弃都市中优裕的贵族生活，宁愿戴着脚镣手铐被拿枪的卫兵押送着远行。

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漫长的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罗斯贵族女性，演绎了一场最悲壮的颂歌。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义的，她们坚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们为自己是他们的女人而骄傲，她们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献身正义的事业!

特鲁别茨卡娅是她们中第一个到达西伯利亚监狱见到丈夫的女性。她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会的情景：“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声使我惊呆了!他那高贵的双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

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们的妻子也先后到达了那里，她们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坚韧不屈。

这段历史远去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也远去了，但是，她们不屈不挠的身影，却依然在历史的时空中闪烁。

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病而死，没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岁的侄子刘欣被拥上帝位，后世称之为汉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过一次大手笔的革新——对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调整，史称“绥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三公”的权位排序。按照西汉旧制，“三公”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太尉辅之。“绥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与权力彼此对等，遂成鼎立之势。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刚刚起步的“绥和改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改变元帝以来君权旁落，尤其是外戚横跨内廷与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刘欣虽然能够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国入继大统，急需获得长安实力派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绥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声，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贤之间关于“断袖”的那段风流公案。为后世所忽略的，则是哀帝实有重建武帝与宣帝时代君权至尊无上的“政治辉煌”的雄心，为此，哀帝与彼时当权的王氏外戚缠斗不休，并一度将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领军人物罢职，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这一切如成帝的“绥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义。

日食让王莽重返政治舞台。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被罢免，两年后，又被逐离出了京师，一辆破陋的马车把他载回了封地南阳新都。在那里，他将度过三年孤寂的时光，同时也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汉帝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刘向当时给出的解释。刘向说：“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帝国将亡。不单单是出身皇族的刘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认为，年轻的汉哀帝同样也感触极深。也正因为如此，王莽才会被年轻的新皇帝决绝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坚信：正是王氏外戚长期把持着帝国的朝政大权，蝇营狗苟，才使得帝国的形势江河日下。

年轻必然气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阳湿热的宅院里不断听到来自北方长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压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没落的赵飞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总会让王莽忍不住摇头叹息——哀帝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好青年，但却找错了方向。

帝国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国有病，外戚只是病症，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王莽就忍不住感叹：年轻人总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处理。那是登基大典过后没几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开问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而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哀帝抛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统性和宗法来源，来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垄断的朝政大权。

新皇帝不认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认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亲舅舅。王莽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新皇帝在操纵宗法正统，以图打击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恰恰莫过于正统性危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需要一场完美的“禅让”，至宣帝、元帝两朝，儒家知识分子上升成为帝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这种对刘氏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越发变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顺应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环论”而自杀成仁的盖宽饶，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则下的帝国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却还纠结于血缘法则下的皇位合法性。

长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终于传递到了南阳的新都。刮风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则更是令所有长安高层人物时刻胆战心惊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现的这次日食，就彻底改变了汉帝国此后的命运。

日食出现之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这种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根据规则，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让他回来照顾他的姑姑——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够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可，源自他个人的彻底儒家化。多年来，王莽一直遵从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世做人，甚至带有强烈的左倾和教条主义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因为儿子杀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说“仁者爱人”，孟夫子说“人人素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按照夫子们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须同等以“仁”相“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礼经》出身的儒家门徒王莽，患有强烈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道德洁癖。

这样一个曾经处在大司马那样显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国儒家知识分子们注视的焦点。

而当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势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来抗衡王氏之后，丁、傅两家的不学无术和贪得无厌，让儒家知识分子们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阳的王莽——日食，正好给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执掌兵权。

属于王莽的时代来临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和平“禅让”仪式下，取代汉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尧、舜、禹三代以来，“禅让”一直都只是个美丽的政治传说，从未有人将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过——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禅让”游戏，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刀枪加颈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获得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之后，顺应“民意”和平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的。

这一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其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则毫无疑问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个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轻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国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朝廷内外权斗此起彼伏，帝国一派末路景象。也许是过度的悲伤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数年来的努力每每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许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神棍夏贺良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贺良告诉哀帝：“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年轻的新皇帝显然对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事后回顾，这份诏书的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言：“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将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又说问题出在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痴，夏神棍被处决了，大汉朝又回来了。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三万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祷告祈求原谅，然而民众的禁忌之口一旦打开，却再也难以封闭。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讨论“汉家天下气数已尽”。换言之，正是哀帝自己，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禅，打开了最关键的那扇禁忌之门。

多少年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至治社会——“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被万民……简而言之，汉儒们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来总结。所谓“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皇权受命于天，一旦无道，则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若顽冥不改，则必遭上天抛弃，所谓“法古”，则是回归上古三代的“礼治”，换言之，回归周公时代。

他们所选择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诚信徒。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顾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仅存在于儒家经典着作中，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而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变成了实物。

接下来是“四夷宾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政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了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

对于未见动静的西方，王莽自己动手弥补了这个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

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们日趋一日越来越强烈地拥戴王莽称帝，他们开始批评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批评王莽太过谦让。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一度堆满了群众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缘由是王莽推辞掉了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引发了群众的极度不满，人们纷纷抗议，要求王莽接受这个封赏。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当王莽再度拒绝接受封赏之后，民众的情绪高涨到了巅峰。这一次，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推上“当代周公”的宝座——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缘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时已经是安汉公，是“宰衡”，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任何光环。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确立王莽的“当代周公”地位来说，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因为6前的规矩早已失传;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到了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淳朴，生活美满幸福，“当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终于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画上乌龟，或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两个字)的味道。

回归三代之治。

知识分子们对王莽“重制礼乐”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拥护，着名学者扬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严重口吃的扬雄，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已近六十岁。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着《法言》，怀钱十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吝啬的扬雄，却罕见地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当汉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岁末神秘病倒;当王莽效仿周公当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祷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当平帝最终神秘去世，当王莽严格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为平帝操办了丧葬仪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巅峰，和整个汉帝国儒家知分子们的政治理想国的巅峰，同时来临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帝位。

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欢乐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胸口，“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一个崭新的周公时代来临了!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被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已经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归，无可推辞。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迅速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张邯和孙阳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在再现三代盛世的光辉这个伟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末已高达380多万，占全部人口的15%。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杀死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这次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无可理喻，但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着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着里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着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诚地按照《周礼》的指导思想去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但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盛世没有来，乱世却更乱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破产，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开始慢慢发生分化。儒家知识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们却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够解决汉帝国积弊了近百年的流民问题，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结果却是恶劣的，流民们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们却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对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推翻新莽政权、剁碎王莽的乱兵，其一是无地的流民，其二则是以南阳刘秀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识分子们与王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败，后世多归结为其新政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是极不公正的，因为王莽所面临的难题，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以和平解决——在西汉末年漫长的蝗灾与饥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在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提升的条件下，汉帝国的人口却较之文景之治时代增加了六倍。生产力无力负担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积垦荒潮的出现，无节制垦荒的后果，则是环境的大破坏;环境的大破坏随之引发大规模的蝗灾;大规模的蝗灾随之再度削弱生产力……整个汉末的农业生产生态，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精神文明填不饱民众的肚皮。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有着深度的认识：“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败，遂使得后来的政治家们“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而真正将“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导入歧途的，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五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一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头插了鸡毛，明白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细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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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小故事汇总篇六

革命烈士，简称“烈士”，是指那些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烈牺牲的人员。下面是关于缅怀革命先烈故事3则的内容，欢迎阅读！

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激励与教育了几代人。他那奋不顾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人们所景仰，他的英雄事迹为人们所传颂。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0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当过儿童团团长与民兵，被评为民兵模范。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与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关键时刻，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带领2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在多处负伤，弹x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与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与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xx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七

每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动人的小故事,都能给人以启迪,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抗日的革命故事。

熊寿明，生于1920xx年，193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军校六分校交辎科十四期。后在国军16集团军170师当少尉见习参谋，先后参加桂南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高峰坳战役。1942年调到云南，编入中国远征军当连长，参加滇西松山战役和龙陵战役。近日，记者一行来到熊寿明老人家中，聆听了熊老抗战中的那些峥嵘岁月。

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随即占领昆仑关和武鸣高峰坳两大要地，并派重兵把守，企图困守南宁。当时驻守在广西的中国军队奉命攻克昆仑关进而收复南宁，总攻前，第16集团军170师奉命攻击武鸣高峰坳牵制敌军主力，防止敌人支援昆仑关。

中国军队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高峰坳就只有派出一支敢死队直接冲上峰顶摧毁掉日军的据点。战士们听到要组建敢死队攻击高峰坳，争先恐后的报名，很快350人的敢死队伍就满员成立。当时在腾翔指挥作战的白崇禧非常感动，他吩咐伙房做了一顿有鸡、鸭、鱼肉的饭菜，并将最好的酒端上了，让战士们好好吃，好好地喝。

敢死队队长冯和刚举起一碗酒对战士们说：“弟兄们，打下高峰坳，就是昆仑关的胜利，就是我军的胜利，让我们奋勇杀敌，为胜利干了”，第二天，敢死队员每人领了两支手枪，6枚手榴弹后，便向高峰坳进发。

高峰坳地势高险复杂，从峰顶可直接看到山下，日军就是利用高峰坳地势高的优势，在坳顶及周边一带相连的重要山头挖战壕，建立碉堡群，并配上重炮机枪，企图以这样“坚不可摧”的防御阻击我军。

12月19日凌晨1时，敢死队穿山林、攀绝壁、越深涧慢慢地摸进大高峰坳顶日军堡垒的对面，在日军看不到的另一侧山头布置阵地。凌晨3时许，随着机关枪“达达达达”地声音响起，敢死队员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迈着矫健的步伐，举起战刀，怒吼着冲向敌人前哨阵地。日军在梦中惊惶失措四处乱窜，趁着日军混乱，战士们的大刀狠狠地劈向敌人，经过近2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战士们占领了高峰坳碉楼附近的山峰。

敢死队必须在峰顶日军反应过来并采取行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峰顶日军据点附近建立防线并与日军交战。19日拂晓，在没有挖掘战壕的情况下，敢死队与日军一部发生遭遇，双方随即交火。日军占据高地优势，在山上架起以几挺机枪为主的火力防线，压制我军前进。将士们冒着弹雨、顶着炮火不断地向敌军阵地发起一波波猛烈地进攻，战况十分激烈，迫击炮和山炮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双方冲锋近战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很多战士负伤，满脸鲜血，但是依然紧绷着脸，举起手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凭借着矫健的身体，在山林里来回穿梭，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扔进敌军阵地。敌人始终不能往下走一步，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尸体。

战士王乃英拿着手枪对着战士们说：“兄弟们，胜利就在前方，哪个有种的就和。

老子。

冲上去把山头夺回来，要死大家也死在一起好有个伴!”将士们的热血一下就被点燃，纷纷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撕开敌军的防线。战士们随即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前面的战士刚倒下，后面的战士马上补上。敢死队员个个视死如归、十分勇猛，敌人心生畏惧狼狈地逃离战场，敢死队。

成功。

占领了高峰坳。而此时敢死队仅剩27名战士站在峰上，而且个个带伤，峰上四周的沟壑坡坳里布满了尸体，有敢死队员的，也有日军的。看到昔日的战友永远的躺下，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相拥在一起，恸哭不已。

高峰坳战役结束后，当地军民到山上收殓尸体时，看到有的战士牺牲时依然目瞪敌方，有的战士手里还紧握住大刀欲做劈砍，有的战士还压在敌人身上，双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喉咙。收殓队伍忍住哭声，慢慢地把323名牺牲战士收殓起来。

高峰坳战役是我军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成功地牵制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日军借道武鸣支援昆仑关战役的希望破灭，为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初次听到“陈敏学”、“铃木三郎”的名字时，不少人会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一个出生、生活在深圳老东门，13岁就到日军大本营卧底当翻译的东江纵队老战士。而这个平凡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平凡的精彩人物故事。

陈敏学，1920xx年生，是土生土长的广东省深圳市东门人，当时家在“深圳墟”，即今天的老东门一带。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分三路在大亚湾沿澳头至平海强行登陆，入侵后派一小股部队驻扎在“深圳墟”一带，并开设了一个。

学习。

班，逼迫小学生到那里学日语。陈敏学和四、五十个孩子都被拉去。

1943年，陈敏学13岁不到14岁，学了3年日语后出口流利。日军看中这个小鬼的聪明伶俐，将他招到司令部，强迫他给日本人做翻译。日军可谓费尽心机“培养”陈敏学，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1943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夜晚，陈敏学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东宝抗日游击队的。他向陈敏学问了一些他在宣抚班当翻译的情况后，很严肃地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知道你在给日军当翻译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帮过不少老百姓，同情被日本仔迫害的人，你也曾经无意中解救过我们的游击队员，他们反映你有正义感，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你为我们做点事情。”

陈敏学对游击队早有所闻，他们神出鬼没，炸桥梁、毁铁路、烧炮楼、袭击日军，有时岗田部队抬着伤员回来，陈敏学还暗中叫好呢!可他从来没见过游击队，今天他们竟然找上门来了，面对这个在黑暗中看不清面目的人，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与惊讶。

“你去帮我们了解日本鬼子的情况，譬如长官叫什么名字，部队叫什么番号，有多少人数，有什么武器，什么时候到哪里去;还有，如果有游击队员被抓，我们会设法通知你，你要想办法协助我们营救。记住!你做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兄弟!不然，会招杀身之祸。”来人口气带点命令式，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来人拍了拍他的脑袋，之后便消失在夜幕中。陈敏学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来找他的这个人是谁，是怎么样找到他的。陈敏学没提条件，也不讲报酬，自己都说不清当时为何一口就答应了人家。用现代的意识很难诠释往日的观念，陈敏学当时的举动，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民族灾难，对侵略者有切肤之恨的人才能理解!

1944年，驻深日军调防，新来的日军取代了岗田部队，陈敏学在日军的临时“编外翻译”生涯也就此结束。15岁这年，他进入日本兵牟田退役后开的“安东洋行”，负责翻译工作。

陈敏学被“安东洋行”聘用不久，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便教育他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他为游击队的情报人员。

几次突击行动受挫，日军对陈敏学的身份产生怀疑。陈敏学被带到宪兵队的审讯室，这里是老百姓的鬼门关。很多群众都曾在这里被刑讯逼供，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竹杠、吊飞机，拷问谁是共产党、游击队。

被审讯时，他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一直在安东洋行当翻译，怎么成了游击队了。你如果不相信，那就杀了我吧!”说完，把头一扬，闭上眼睛。

中岛盯着陈敏学的表情，突然双手一挥，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好!你想死我就成全你，现在我倒数30下，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30、29、28……”

这时，陈敏学觉得地球好像停止了转动，眼前一片红色，身上直冒冷汗。可是“飕”的一阵凉风过后，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还在脖子上，赶忙用手捂着划出血痕的颈部。原来中岛下刀的瞬间，把刀刃反了过去，用刀背往下划的。

审讯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中岛严刑拷问，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狠狠推了陈敏学一把，歇斯底里地吼着说：“八格牙鲁!开路!你马上滚蛋，我不想见到你，再让我见到你就立即杀了你!”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告投降。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在日军撤离后，立即进驻沙头角，并在东和小学举行了入城仪式。当地老百姓，沿街挂灯笼，点爆竹，夹道欢迎子弟兵，庆祝抗战胜利。当陈敏学挎着驳壳枪随部队出现在沙头角时，大家才知道“安东洋行”的小翻译原来是游击队员。

沙头角中队队长邓华率领几位游击队员，代表东江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在接受了一个宪兵队士兵投降的返回途中，日军警备队设下埋伏，并叫嚣说“武器不能交给游击队。”邓华让陈敏学把他的交涉理由翻译给对方听，见到陈敏学，这群日本兵傻了眼：这不是铃木三郎嘛?原来是给游击队的干活!“我仰着头，理直气壮翻译给他们听，日军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时过境迁，提及当时的经过，老人一脸自豪。

抗战最艰难时期，在跨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上，中美双方用三年损失609架飞机、牺牲1500多名飞行人员的巨大代价，为中国内地运来作战物资65万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95岁高龄，家住安徽省宣城市城区电大巷的刘子诚老人，曾经就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名飞行报务员。当年，他在西藏坠机跳伞负伤。被救伤愈后，又被派到敌后开展谍报工作，用特殊方式打击侵略者。

“七七事变”后，刘子诚在老家河南省汝南县成了一名流亡学生。他和其他流亡同学辗转驻马店、汉口和长沙，来到贵州，进入铜仁县国立三中公费。

读书。

1939年春，读高二的他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通信兵科。“两个指头按键，短按是‘嘀’，长按是‘嗒’。当年发报，内容是英文，每个字母，用几个数字代表。数字‘1’是‘嘀嗒’，‘2’是‘嘀嘀嗒’，‘3’是‘嘀嘀嘀嗒嗒’……‘9’是‘嗒嘀’，‘0’是‘嗒’。这是国际通用的，但哪几个数字组成一个字母，就是密码了。”老人说。两年后，刘子诚毕业分配到贵州防空司令部无线电总台，参加防空预报网络的电报收发工作，为防空网络预报来袭敌机的方向、架数等情况，让我方军民提前防备，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1942年初，日军在占领缅甸后，滇缅路这条中国当时剩下的唯一一条陆上交通线被切断了，为了把抗战急需的物质运进中国，盟军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质运输空中航线，这条长约800公里，穿越海拔4500-5500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于山峰连绵，犹如驼峰，加上飞机只能在山峰间穿绕飞行，飞行线路也如驼峰，故被称为“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最艰险的运输线——驼峰航线”。

1942年8月，由于刘子诚忠于职守、年轻才俊，被空军总司令部无线总台派往由美国陆军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护航的c-46运输机上，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和美国战友常年飞行在气候恶劣、高山峻岭，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c-46运输机要从云南送远征军到印度受训，还要从缅甸接送伤员回国，刘子诚说，当时真是历尽艰险，日军的飞机经常堵截和追击他们，加上暴风雪和冰雹等恶劣天气，所以牺牲很大，他们经常从飞机的舷窗下看到战友们失事飞机发光的碎片。

年轻的刘子诚作为一名见习少尉和战友们为前线提供战事的情报和天气情况，当时防空司令部设在贵阳市水口寺仙人洞，这里山高岭峻，遮天蔽日，非常隐蔽，由于是处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国军空军只有少量的苏式和德式飞机，根本无法和日军飞机对抗，所以当时只能依靠无线电台组成的电波和防空网络预报空袭敌机的方向、架数，提前防备，最大限度的保护政府和老百姓的损失。在总台默默工作两年后，由于尽职和勤奋被升为上尉报务员，并于1940年底，调往四川省成都市沙河堡空军总司令部监察电台，专门手抄日军密码，交机要科译电室进行破译，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供重要情报，用电波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年8月，刘子诚奉派到“驼峰航线”，在一架c-46运输机上担任导航报务员。“c-46满载时总重20吨。我们有时一天要飞两三个来回，来往于印度加尔各答达姆的达姆机场和昆明市巫家坝机场，运回作战物资。那时，牺牲不少……”

同年10月8日上午，刘子诚的飞机快到西藏上空时，突然出现故障，将要坠落。飞行员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在西藏跳伞，“我以前没跳过伞，也没训练过，当时为了保命，不怕了。”跳离飞机一两分钟后，开关一拉，伞就张开了，高空空气稀薄，心里慌闷。四五分钟后，刘子诚挂到一棵大树上，右臂被划伤。后来，我方侦察机找到他们，派出救护队，把他从树上放下，抬进村子，用运输机送到成都救治。老人动情的说：“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和美国战友飞越生死航线的驼峰，美国人为我国的抗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1943年，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十四航空队，经常出动b-52轰炸机袭击日本鬼子的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国民政府为了协助盟军飞机安全执行任务，决定组织一些优秀的无线电报务人员，到敌后铁路沿线附近，传播天气预报工作。此时的刘子诚战伤也已痊愈，他被派往大别山河南信阳县鸡公山龚家棚村，该村地处平阳铁路东百余里，南近武汉，北连驻马店和郑州，都是盟军轰炸的重要目标，每一天能够知道这一带的天气情况，同盟军飞机执行轰炸任务，非常重要。

“我们行至河南省唐河县一个集镇上，遇到伪乡公所人员检查行人。看我脸白手嫩，不像农民，便命令我站在一边，准备待检查结束后，把我带回伪乡公所审问。忽然，有一支日军路过该集镇。敌伪人员忙着接待日军，我趁乱溜之大吉。如果我被他们带到伪乡公所，隐藏在衣服里的密码和文件被搜出，我必死无疑。为避免再遇危险，后来我都选择走小路，躲开敌伪的哨所。”刘老回忆说。

刘子诚介绍，那时发报用的发电机是手摇式的，电力小，电报讯息难以直通四川成都总部电台。上面要他把信阳县的天气讯息，发给湖北省老河口草店镇五战区司令部的电台，再由他们转到成都总部。1944年春，刘子诚由成都乘飞机到重庆，雇民船顺江而下过三峡、步行经巴东三斗坪高山区，历经艰苦，抵达老河口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交上。

介绍信。

无线电波长和呼号，领了一份储备伪币，在当地雇一向导(谎称送我回老家探亲)，化装成商贩，才进入敌占区。

到达目的地，遣返了向导，做了几天的准备，开始利用县政府电台与六战区电台取得联系。每天早晚播报当地天气情况两次，包括：晴、阴、雨、风速、能见度、云层种类和高度等。历时两年余从不间断，刘子诚为支持盟军作战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

革命小故事汇总篇八

1945年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他工作进取、做战勇敢，先后立过四次大功，得过三枚奖章。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城的战斗中董存瑞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胜利开辟了道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董存瑞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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