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短篇(通用12篇)

写作是一种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艺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思路和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写一份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先明确总结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希望大家在总结的过程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写出优秀的总结成果。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一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瀑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花花花。

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

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

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

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

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

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

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

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

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

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

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

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

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

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

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

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

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

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法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

--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指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

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

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

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

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

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

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

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

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二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平和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他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着，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三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平常的自己，到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四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五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六

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信原是写给你或你们几个人看的;原是我对你或你们几个人的私人谈话，不过是笔谈罢了。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说的样子，教听话的受不了。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教看信的受不了，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说的才成。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口气合式，才能够如面谈。但是写信究竟不是面谈;不但不像面谈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没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谈难。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这种心思和技巧，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渐渐的程式化。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应用起来，如面谈倒也不见得怎样难。我们的文言信，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若教他们写白话，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两般秋雨随笔》记着一个人给一个妇人写家信，那妇人要照她说的写，那人周章了半天，终归搁笔。他没法将她说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样子的，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同样心理，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也并不用白话;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来信无别之类。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写给朋友的信，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白话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费劲，谁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还能苟偷懒，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语堂先生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过：

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来确是很经济，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噜哩噜苏的白话，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未必是实在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来信收到了，感谢，对不起，对不起得很，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很经济的。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不当相提并论。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才越能如面谈。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来写白话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烦点儿的是敬启者，专此，敬请大安，这一套头尾。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没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启者如同我们向一个人谈话，开口时用的我对你说那句子，专此敬请大安相当于谈话结束时用的没有什么啦，再见那句子。但是面谈不一定用这一套儿，往往只要一转脸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话，一点头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话。这是写信究竟不如面谈的地方。现在写白话信，常是开门见山，没有相当于敬启者的套头。但是结尾却还是装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进步!祝好!一类，像专此敬请大安那样分截的形式是不见了。敬启者的渊源是很悠久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开头一句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启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现行的格式将称呼在敬启者前面不一样。既用称呼开头，敬启者原不妨省去;现在还因循的写着，只是遗形物罢了。写白话信的人不理会这个，也是自然而然的。专此敬请大安下面还有称呼作全信的真结尾，也可算是遗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头差不多全剩了形式，这套尾多少还有一些意义，白话信里保存着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这一套儿有许多变化，表示写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给父母去信，就须用敬禀者，谨此，敬请福安，给前辈去信，就须用敬肃者，敬请道安，给后辈去信，就须用启者，专泐，顺问近佳之类，用错了是会让人耻笑的--尊长甚至于还会生气。白话信的结尾，虽然还没讲究到这些，但也有许多变化;那些变化却只是修辞的变化，并不表明身份。因为是修辞的变化，所以不妨掉掉笔头，来点新鲜花样，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过总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关切才成。如敬祝抗战胜利，虽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谈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肤廓些。又如谨致民族解放的敬礼，除非写信人和受信人的双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亲切的毛病。这都有些像演说或作论的调子。修辞的变化，文言的结尾里也有。如此颂文祺，敬请春安，敬颂日祉，恭请痊安，等等，一时数不尽，这里所举的除此颂文祺是通用的简式外，别的都是应时应景的式子，不能乱用。写白话信的人既然不愿扔掉结尾，似乎就该试试多造些表示身份以及应时应景的式子。只要下笔时略略用些心，这是并不难的。

最麻烦的要数称呼了。称呼对于口气的关系最是直截的，一下笔就见出，拐不了弯儿。谈话时用称呼的时候少些，闹了错儿，还可以马虎一些。写信不能像谈话那样面对面的，用称呼就得多些;闹了错儿，白纸上见黑字，简直没个躲闪的地方。文言信里称呼的等级很繁多，再加上称呼底下带着的敬语，真是数不尽。开头的称呼，就是受信人的称呼，有时还需要重叠，如父母亲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现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却换了学长我兄之类;至于父母亲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开头的称呼底下带着的敬语，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词，如膝下，足下;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递给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们的膝下，足下，让他或他们得闲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阁下，执事;这表示只敢将信递给阁下的公差，或执事的人，让他们觑空儿转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谁也不去注意那些意义，只当作敬语用罢了。但是这些敬语表示不同的身份，用的人是明白的。这些敬语还有一个紧要的用处。在信文里称呼受信人有时只用足下，阁下，执事就成;这些缩短了，替代了开头的那些繁琐的词儿。--信文里并有专用的简短的称呼，像台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语，却真的只是敬语，如大鉴，台鉴，钧鉴，勋鉴，道鉴等，有道也是的。还有些只算附加语，不能算敬语，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览，阅，见字，知悉等，大概用于亲近的人或晚辈。

结尾的称呼，就是写信人的自称，跟带着的敬语，现在还通用的，却没有这样繁杂。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见。光头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后学，职也只偶然看见。其余还有儿，侄等：世侄也用得着，愚侄却少--这年头自称愚的究竟少了。敬语是旧的顿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见;谨启太质朴，再拜太古老，免冠虽然新，却又不今不古的，这些都少用。对尊长通用谨上，谨肃，谨禀--叩禀，跪禀有些稀罕了似的;对晚辈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话里用主词句子多些，用来写信，需要称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话信的称呼似乎最难。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经成了遗形物，用起来即使不至于觉得封建气，即使不至于觉得满是虚情假意，但是不亲切是真的。要亲切，自然得向面谈里去找。可是我们口头上的称呼，还在演变之中，凝成定型的绝无仅有，难的便是这个。我们现在口头上通用于一般人的称呼，似乎只有先生。而这个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麦歇那样真可以通用于一般人。譬如英国大学里教师点名，总称密斯忒某某，中国若照样在点名时称某某先生，大家就觉得客气得过火点儿。先生之外，白话信里最常用的还有兄，口头上却也不大听见。这是从文言信里借来称呼比先生亲近些的人的。按说十分亲近的人，直写他的名号，原也未尝不可，难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亲不到直呼名号的。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词儿--将来久假不归，也未可知。

更难的是称呼女人，刘半农先生曾主张将密斯改称姑娘，却只成为一时的谈柄;我们口头上似乎就没有一个真通用的称呼女人的词儿。固然，我们常说某小姐，某太太，但写起信来，麻烦就来了。开头可以很自然的写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里再称呼却就绕手;还带姓儿，似乎不像信，不带姓儿，又像丫头老妈子们说话。只有我们口头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带姓儿，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还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头上已经有这么称呼的--不过显得太单调罢了。至于写白话信的人称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从文言信里借来的，虽然口头上自称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时候嫌不大客气，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给普通男子写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称弟既不男不女的，称妹显然又太亲近了，--正如开头称兄一样。男人写给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说，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话信的称呼却都不带敬语，只自称下有时装上鞠躬，谨启，谨上，也都是借来的，可还是懒得装上的多。这不带敬语，却是欧化。那些敬语现在看来原够腻味的，一笔勾销，倒也利落，干净。

五四运动后，有一段儿还很流行称呼的欧化。写白话信的人开头用亲爱的某某先生或亲爱的某某，结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挚的朋友某某，是常见的，近年来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里。这一套大约是从英文信里抄袭来的。可是在英文里，口头的亲爱的和信上的亲爱的，亲爱的程度迥不一样。口头的得真亲爱的才用得上，人家并不轻易使唤这个词儿;信上的不论你是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得来那么一个亲爱的--用惯了，用滥了，完全成了个形式的敬语，像我们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们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们用亲爱的，也不管他亲爱的不亲爱的。可是写成我们的文字，亲爱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亲爱的--在我们的语言里，亲爱真是亲爱，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碍眼，老觉着过火点儿;甚至还肉麻呢。再说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挚的朋友。有人曾说我的朋友是标榜，那是用在公开的论文里的。我们虽然只谈不公开的信，虽然普通用朋友这词儿，并不能表示客气，也不能表示亲密，可是加上你的，大书特书，怕也免不了标榜气。至于真挚的，也是从英文里搬来的。毛病正和亲爱的一样。--当然，要是给真亲爱的人写信，怎么写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宠爱的叭儿狗，都无不可，不过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论，只能以大方为主罢了。

白话信还有领格难。文言信里差不多是看不见领格的，领格表现在特种敬语里。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书，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严，内人，舍下，拙著，绵薄，鄙见等等，比起别种程式，更其是数不尽。有些口头上有，大部分却是写信写出来的。这些足以避免称呼的重复，并增加客气。文言信除了写给子侄，是不能用尔，汝，吾，我等词的，若没有这些敬语，遇到领格，势非一再称呼不可;虽然信文里的称呼简短，可是究竟嫌累赘些。这些敬语口头上还用着的，白话信里自然还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严，内人，舍下，拙著等，但是这种非常之少。白话信里的领格，事实上还靠重复称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样。称呼的重复免不了累赘，你我相称，对于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这里我想起了您字。国语的您可用于尊长，是个很方便的敬词--本来是复数，现在却只用作单数。放在信里，作主词也好，作领格也好，既可以减少那累赘的毛病，也不至于显得太托熟似的。

写信的种种程式，作用只在将种种不同的口气标准化，只在将面谈时的一些声调表情姿态等等标准化。熟悉了这些程式，无需句斟字酌，在口气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难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写信究竟不是面谈，所以得这样办;那些程式有的并不出于面谈，而是写信写出来的，也就是为此。各色各样的程式，不是耍笔头，不是掉枪花，都是实际需要逼出来的。文言信里还不免残存着一些不切用的遗物，白话信却只嫌程式不够用，所以我们不能偷懒，得斟酌情势，多试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觉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话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气的传达上至多只能帮一半忙，那一半还得看怎么写信文儿。这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这里可以借一个例子来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样不同的口气。胡适之先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裁缝，花了许多钱送他儿子去念书。一天，他儿子来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认识字，他的邻居一个杀猪的倒识字，不过识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杀猪的看。杀猪的说信里是这样的话，爸爸!赶快给我拿钱来!我没有钱了，快给我钱!裁缝说，信里是这样的说吗!好!

我让他从中学到大学念了这些年书，念得一点礼貌都没有了!说着就难过起来。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牧师，就问他为什么难过。他把原因一说，牧师说，拿信来，我看看。就接过信来，戴上眼镜，读道，父亲老大人，我现在穷得不得了了，请你寄给我一点钱罢!寄给我半镑钱就够了，谢谢你。裁缝高兴了，就寄两镑钱给他儿子。(《中国禅学的发展史》讲演词，王石子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报》)。

有人说，日记和书信里，最能见出人的性情来，因为日记只给自己看，信只给一个或几个朋友看，写来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笔所之。日记真不准备给人看，也许还可以信笔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给人看的，虽然不能像演说和作论，可也不能只顾自己痛快，真的信笔写下去。如面谈不是胡帝胡天的，总得有一点礼貌，也就是一份客气。客气要大方，恰到好处，才是味儿，如面谈是需要火候的。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七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儿；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也许不是最大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

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地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儿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

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诚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

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

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的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

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仆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

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

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笼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

（原载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华周刊》第３８卷第６期）。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八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痨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们看见她时她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的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念什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总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的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里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摧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那时正是光复的前年，还讲究这些，所以他们乐意做这门亲。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母亲心冷了。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末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担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末样?医生说，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就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教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的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末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末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

1934年3月作。(原载1934年《女青年》第13卷第3期)。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九

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若是我也可说是有作风的话。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在大学里学的原是哲学。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虽然幼年就爱好文学，也倾慕过《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但总不能深入文学里。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知道对于小说没希望，尝试的很少。那时却爱写诗。不过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一点儿也不能超群绝伦。我只是一个老实人，或一个乡下人，如有些人所说的。——外国文学的修养差，该也是一个原故。可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的情感和想象虽然贫弱，却总尽力教文字将它们尽量表达，不留遗憾。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已故的刘大白先生曾对人说我的小诗太费力，实在是确切的评语。但这正是一个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

后来丢开诗，只写些散文；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所以写得也多些。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原是对“正论”而言；一般人又称为小品文，好似对大品文而言，但没有大品文这名称。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又不需要小说的谨严的结构，写起来似乎自由些。但在我还是费力。有时费力太过，反使人不容易懂。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有一处说到“无可无不可”，有“无论是升的沉的”一句话。升的“无可无不可”指《论语》里孔子的话，所谓“时中”的态度。沉的指一般人口头禅的“无可无不可”，只是“随便”“马虎”的意思。有许多人不懂这“升的沉的”。也许那句话太简了，因而就太晦了。可是太简固然容易晦，繁了却也腻人。我有一篇《扬州的夏日》（在《你我》里），篇末说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有些穿上长衫，有些只将长衫搭在胳膊上。一个朋友说穿上长衫是常情，用不着特别叙出。他的话有道理。但这并不由于我的疏忽；这是我才力短，不会选择。我的写作有时不免牵于事实，不能自由运用事实，这是一例。

我的《背影》、《儿女》、《给亡妇》三篇，注意的人也许多些。《背影》和《给亡妇》都不曾怎样费力写出。《背影》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话。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亡妇一生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她。写《给亡妇》那篇是在一个晚上，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虽然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当时只靠平日训练过的一支笔发挥下去，几乎用不上力量来。但是《儿女》，还有早年的《笑的历史》，却是费了力琢磨成的。就是《给亡妇》，一方面也是一个有意的尝试。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给亡妇》用了对称的口气，一半便是为此。有一位爱好所谓欧化语调的朋友看出了这一层，预言我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我也渐渐觉得口语不够用。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愿意称为现代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所以我又回到老调子。所谓老调子是受《点滴》等书和鲁迅先生的影响。当时写作的青年很少不受这种影响的。后来徐志摩先生，再后来梁宗岱先生、刘西渭先生等，直接受取外国文学的影响，算是异军突起，可是人很少。话说回来，上文说到的三篇文里，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背影》里若是不会闹什么错儿，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原故。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

国文教师做久了，生活越来越狭窄，所谓“身边琐事”的散文，我慢慢儿也写不出了。恰好谢谢清华大学，让我休假上欧洲去了一年。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和一些《伦敦杂记》。那时真是“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已经腻了，而且有人攻击。我也觉得身边琐事确是没有多大意思，写作这些杂记时便专从客观方面着笔，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但是客观的描叙得有充分的、详确的知识作根据，才能有新的贡献。自己走马看花所见到的欧洲，加上游览指南里的一点儿记载，实在太贫乏了，所以写出来只是寒尘。不过客观的写作却渐渐成了我的唯一的出路。这时候散文进步了。何其芳先生的创作，卞之林先生的翻译，写那些精细的情感，开辟了新境界。我常和朋友说笑，我的散文早过了时了。既没有创新的力量，我只得老老实实向客观的描叙的路走去。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这大概是经验和知识还不够的原故。但是自己总不甘心，还想尝试一下。于是动手写《语文影》。第一篇登在《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平明》上，闹了点错儿，挨了一场骂。可是我还是写下去。更想写一些论世情的短文，叫做《世情书》。试了一篇，觉得力量还差得多，简直不能自圆其说似的，只得暂且搁下。我是想写些“正论”或“大品文”，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正”不住我的笔，也得再修养几年。十六年前曾写过一篇《正义》（见《我们的七月》），虽然幼稚，倒还像“正义”，可惜没有继续训练下去。现在大约只能先试些《语文影》。这和《世情书》都以客观的分析为主，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

我的写作的经验有两点也许可以奉献给青年的写作者。一是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入手。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本领。据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讲究文字，却也成为大小说家。但是他若讲究文字，岂不更美？再说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大才力，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为一般写作者打算，还是不放松文字的好。现在写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无论他们的理由怎样好听，吃亏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不是别人。二是不一定创作，五四以来，写作的青年似乎都将创作当做唯一的出路。不管才力如何，他们都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戏剧。这中间必有多数人白费了气力，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这也是时代如此，当时白话文只用来写论文，写文学作品，应用的范围比较窄。论文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经验，青年人办不了，自然便拥挤到创作的路上。这几年白话文应用的范围慢慢儿广起来了，报纸上可以见出。“写作”这个词代替了“创作”流行着，正显示这个趋势。写作的青年能够创作固然很好，不能创作，便该赶紧另找出路。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出路，便是新闻的写作。新闻事业前途未可限量，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现在已经有青年记者协会，足见写作的青年已找出这条路。从社会福利上看，新闻的写作价值决不在文艺的写作之下，只要是认真写作的话。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十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酒色蒙蒙月风雅，夜游秦淮尽喧哗。

文墨不图报国志，落笔惟书八艳佳。

——夜游秦淮记。

几个好朋友商量去南京玩，征询我的意见，我没有片刻迟疑，说要夜游秦淮河。

说来惭愧，虽然南京近在咫尺，高铁只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我总是找不到游南京的借口，确切地说，我从来没去过南京，没有机会亲身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终于可以一睹秦淮河的风采了，我无比欢悦。

来到秦淮河边，还不到四点，太阳更是耀的刺眼，于是决定在夫子庙逛到天黑再下河。

于是叫了辆旅游车，在秦淮河两岸窦了一圈。

忽然发现，一道不宽的秦淮河，被割裂开的竟然是宏图之志和风花雪月。

仔细想想，原来这就是现实，一种令人悲哀的现实。

这边的贡院，是专门为帝王挑选治国良臣的神圣之地，但狭窄的秦淮河那边，却是一片风花雪月。

“君子不过桥，过桥不君子”，说得是连接秦淮两岸的一座石桥，来到这里都是君子，是不能走过桥的，过了桥便是眷念温柔乡的小人了。

于是，秦淮河上的渡船生意红火起来了，特别是在夜间。

真是惊叹于君子们的智慧。

这些人的确智慧非凡。

能来到贡院的书生们，都已经是当地经过层层选拔后举荐的才子。

但他们来到这里，却只为一个目的，高中，金榜题名，谋一官半职，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于是我便能理解这一切了。

得志之徒，总不忘在秦淮河对岸的歌声中，饱尝成功的喜悦，享乐十年寒窗带来的富贵荣华，还很得意地对自己说，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佳人总是属于才子的。

失意之友，也能在秦淮河对岸的温柔里，抚慰受伤的心，在歌舞升平与酒色中，找到活下去的意义，甚至很可笑地欺骗自己，既然得不到功名，那就抱的美人归吧。

不敢想象，在这样一群人的带领下，我们的民族将会走向何方，也许会走向灭亡吧。

如果灭亡，那真是人类的幸福，真的。

今天的秦淮，又如何呢？

我不敢妄加评论，但现实总是那么令人心寒。

我只能从心底发出真挚的声音：

书生误国，书生误国。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十一

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信原是写给你或你们几个人看的;原是我对你或你们几个人的私人谈话，不过是笔谈罢了。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说的样子，教听话的受不了。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教看信的受不了，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说的才成。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口气合式，才能够如面谈。但是写信究竟不是面谈;不但不像面谈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没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谈难。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这种心思和技巧，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渐渐的程式化。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应用起来，如面谈倒也不见得怎样难。我们的文言信，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若教他们写白话，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两般秋雨随笔记着一个人给一个妇人写家信，那妇人要照她说的写，那人周章了半天，终归搁笔。他没法将她说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样子的，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同样心理，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也并不用白话;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来信无别之类。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写给朋友的信，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白话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费劲，谁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还能苟偷懒，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语堂先生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说过：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来确是很经济，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噜哩噜苏的白话，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未必是实在的例子。我们可以说来信收到了，感谢，对不起，对不起得很，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很经济的。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不当相提并论。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才越能如面谈。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来写白话信，我想是合式的。麻烦点儿的是敬启者，专此，敬请大安，这一套头尾。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没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启者如同我们向一个人谈话，开口时用的我对你说那句子，专此敬请大安相当于谈话结束时用的没有什么啦，再见那句子。但是面谈不一定用这一套儿，往往只要一转脸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话，一点头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话。这是写信究竟不如面谈的地方。现在写白话信，常是开门见山，没有相当于敬启者的套头。但是结尾却还是装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进步!祝好!一类，像专此敬请大安那样分截的形式是不见了。敬启者的渊源是很悠久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开头一句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启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现行的格式将称呼在敬启者前面不一样。既用称呼开头，敬启者原不妨省去;现在还因循的写着，只是遗形物罢了。写白话信的人不理会这个，也是自然而然的。专此敬请大安下面还有称呼作全信的真结尾，也可算是遗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头差不多全剩了形式，这套尾多少还有一些意义，白话信里保存着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这一套儿有许多变化，表示写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给父母去信，就须用敬禀者，谨此，敬请福安，给前辈去信，就须用敬肃者，敬请道安，给后辈去信，就须用启者，专泐，顺问近佳之类，用错了是会让人耻笑的——尊长甚至于还会生气。白话信的结尾，虽然还没讲究到这些，但也有许多变化;那些变化却只是修辞的变化，并不表明身份。因为是修辞的变化，所以不妨掉掉笔头，来点新鲜花样，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过总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关切才成。如敬祝抗战胜利，虽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谈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肤廓些。又如谨致民族解放的敬礼，除非写信人和受信人的双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亲切的毛病。

说话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

古文尚书里说，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说话是不行的;说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说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说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说，讲解，乃至说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说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说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说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说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朱自清散文短篇篇十二

朋友送来一匣信笺，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相对拱揖，一旁题了如面谈三个大字。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恰說出了写信的用处。信原是写给你或你们几个人看的;原是我对你或你们几个人的私人谈话，不过是笔谈罢了。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說的样子，教听话的受不了。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教看信的受不了，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說的才成。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口气合式，才能够如面谈。但是写信究竟不是面谈;不但不像面谈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没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谈难。写信要如面谈，比面谈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这种心思和技巧，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渐渐的程式化。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应用起来，如面谈倒也不见得怎样难。我们的文言信，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谈的信。若教他们写白话，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两般秋雨随笔记着一个人给一个妇人写家信，那妇人要照她說的写，那人周章了半天，终归搁笔。他没法将她說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样子的，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同样心理，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也并不用白话;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来信无别之类。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写给朋友的信，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白话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费劲，谁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还能苟偷懒，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语堂先生在论语录体之用(论语二十六期)里說过：一人修书，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来确是很经济，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噜哩噜苏的白话，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未必是实在的例子。我们可以說来信收到了，感谢，对不起，对不起得很，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很经济的。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不当相提并论。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才越能如面谈。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来写白话信，我想是合式的。麻烦点儿的是敬启者，专此，敬请大安，这一套头尾。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没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启者如同我们向一个人谈话，开口时用的我对你說那句子，专此敬请大安相当于谈话结束时用的没有什么啦，再见那句子。但是面谈不一定用这一套儿，往往只要一转脸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话，一点头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话。这是写信究竟不如面谈的地方。现在写白话信，常是开门见山，没有相当于敬启者的套头。但是结尾却还是装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进步!祝好!一类，像专此敬请大安那样分截的形式是不见了。敬启者的渊源是很悠久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开头一句是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启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现行的格式将称呼在敬启者前面不一样。既用称呼开头，敬启者原不妨省去;现在还因循的写着，只是遗形物罢了。写白话信的人不理会这个，也是自然而然的。专此敬请大安下面还有称呼作全信的真结尾，也可算是遗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头差不多全剩了形式，这套尾多少还有一些意义，白话信里保存着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这一套儿有许多变化，表示写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给父母去信，就须用敬禀者，谨此，敬请福安，给前辈去信，就须用敬肃者，敬请道安，给后辈去信，就须用启者，专泐，顺问近佳之类，用错了是会让人耻笑的——尊长甚至于还会生气。白话信的结尾，虽然还没讲究到这些，但也有许多变化;那些变化却只是修辞的变化，并不表明身份。因为是修辞的变化，所以不妨掉掉笔头，来点新鲜花样，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过总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关切才成。如敬祝抗战胜利，虽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谈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肤廓些。又如谨致民族解放的敬礼，除非写信人和受信人的双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亲切的毛病。

說话 谁能不說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說，那个时候不說。有人这个地方說，那个地方不說。有人跟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爱說，有人不爱說。哑子虽然不說，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說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话，不见得就会說话;许多人說了一辈子话，没有說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說话里。

古文尚书里說，唯口，出好兴戎，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說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說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說话。說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說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不过文章不甚自然，还可成为功力一派，說话是不行的;說话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够瞧的!說话到底有多少种，我說不上。约略分别：向大家演說，讲解，乃至說书等是一种，会议是一种，公私谈判是一种，法庭受审是一种，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这些可称为正式的。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可称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只有闲谈，可以上下古今，来一个杂拌儿;說是杂拌儿，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闲谈說不上预备，满是将话搭话，随机应变。說预备好了再去闲谈，那岂不是个大笑话?这种种說话，大约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闲谈也有——天气常是闲谈的发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够用的，神而明之还在乎人。会說的教你眉飞色舞，不会說的教你昏头搭脑，即使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同一句话。

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說话。左传，国策，世說是我们的三部說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說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加以这些年說话的艰难，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他们知道用侧面的，反面的，夹缝里的表现了。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这时期說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說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說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鲁迅先生的立论就是的。这可以证明我所說的相当的进步了。

中国人对于說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是免不了說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說话，小心說话自然就少說话，少說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說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說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說话，說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說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