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阅读

哲学的论文(模板10篇)

格式:DOC 上传日期:2023-11-12 13:06:22 页码:14
哲学的论文(模板10篇)
2023-11-12 13:06:22    小编:ZTFB

总结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发现自身的优劣之处。注意语言的简洁明了,用简洁的语句表达复杂的内容,让读者易于理解。推荐以下范文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哲学的论文篇一

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

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

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您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视野雄阔,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

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谢意!

同时也感谢学院为我提供良好的做毕业设计的环境。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设计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着的作者。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

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

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

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xx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

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

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哲学的论文篇二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文臣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44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horizon年,卷(期):“”(12)分类号:b502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

哲学的论文篇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houseof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

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

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

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

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

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哲学的论文篇四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

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

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

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

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

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

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

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

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

哲学的论文篇五

冥冥运古,当第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注入混沌的海洋,生命由此开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此生命有了大胸怀;“巍巍呼高山,汤汤呼流水”,自此生命有了知音;“有了锲而不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自此生命有了愁绪“所谓伊有,在水一方”,自此生命有了爱情的朝思暮想,生命,源于水。

苏子贬于黄州,泛舟赤壁,于是他的生命为水所占据,有了水的胸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水予他的豪迈,“惟江山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是水赋他的胸襟〃情怀,他为水所成就。

“既生瑜,何生亮?何生亮?”秋风送去熊火,胜得赤壁战瑜气煞,羞终命丧黄泉。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私,宽广,博大荡漾在江面,周儿你为何不给水一隙之地呢?涤荡你嫉妒的心。生命,为水所成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诠释着李白的深情厚谊,“花白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水诠释着李清照的相思之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诠释着愁的数量,“水何渗澹,山岛竦峙”水诠释着曹操的雄心壮志,生命,为水所诠释。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一树丁香灿烂的纷扬着,香气氤氲。人们吮吸着清香。拾起一片掉落的花瓣,放在鼻间上嗅嗅,感受生命,感受水的存在,树安静的沉睡着,安静的接纳着“从今若许闲来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生命,为水所包容。

水的鼻息,你感触到了吗?

水静静的流着,带着它的灵魂,带着它的气息缓缓流动。遗留的脚印上,生命聚其精华开始成长。撷一叶草,苍翠欲滴;拈一片藓,翠色、欲流,生命,无人不充斥着水的鼻息。

生命,为水所成就。

哲学的论文篇六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教育学传统问题解析。

研究马克思教育学能够深化对人的本质和发展理论的探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社会价值取向正确以及全面推荐你认得发展.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育学中必须要从马克思教育学整体入手,把这个理论与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1.传统的马克思教育学研究意义。

研究教育学是从哲学角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入手的,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人的本质开始入手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是以人为本质的.对于马克思教育学它的哲学效应更高,它能够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强调认识自然世界的产物,也能够改变自然世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对教育学有新的认识.不断的研究能够拓展方向,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第一,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中,也能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正义.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教育的转型阶段,从以往的应试教育转型到素质教育,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教育学林论对教育部公平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根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公的现象.并且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的改变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的完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

第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深埋藏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中,一定要坚定人才培养,正确树立马克思教育学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目标.

第三,马克思的教育学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相结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这样就过于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其中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这种教育学思想就与当代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了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2.马克思教育学是改善大学教育的根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国民素质这方面,这样要提高国家实力就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这样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实践.发展他们与社会联系,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发展学生综合实践的能力是进行教育改革最根本的表现.

3.大学教育存在问题。

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在遵守马克思教育学规律时缺乏一定的自觉性,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教学学理论进行研究,但是没有得出很好的了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了马克思教育学与整个马克思理论整体的关系.忽视马克思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导向.这些是教育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速度非常慢,这与主张利用马克思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进程和教育发展不能够结合.根据一些书店的调查,目前只有一本书解释了以上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的教育学不是课本里边的抽象理论,他能够有效的通过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在当下马克思教育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教育学的关注度不高.同样也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这就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只是从概念逻辑进行分析,甚至用现代西方教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这不符合马克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资料很少,这样就不能够完整的研究.就会造成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这样虽然,这个问题的价值论和认识论有一点相符.但是更多方面是孤立了教育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特点,这种单一性非常不可取,要从整个社会中入手,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更完整性.

4.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问题解决办法。

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价值论和认识论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研究来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的状况.应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讨论人实现价值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的价值,忽视人的个性发这两方面,只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利于人在社会中发挥,不能偏向于哪个价值论和认识论,这样就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起重工的应用.

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进行研究,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出发.马克思教育学理论把整个教育改革比喻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改革,这样就包括了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方方面面.要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大的范围去了解这个教育学理论,另外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够改善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中,要把这个理论与整体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这样能够更深层次的研究,得到更深刻的理论.教育学理论关系到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应用这个教育学理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要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

参考文献。

哲学的论文篇七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哲学的论文篇八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

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

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

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

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

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

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

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

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

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

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

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

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哲学的论文篇九

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受贵校和张百春教授之邀,我曾经于和两次来到这里举办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

我的这次系列讲演是对北京师范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我们协同人学研究所之间友好合作的延续,也是我个人与张百春教授之间友好关系的延续,我们之间己经有多年的学术交往。但是在我们的合作中,这样大规模严肃的学术活动还没有举行过。现在我们打算在这里举办一个系列讲座,它们构成一门内容独特的课程。我们将考察许多主题和各种问题,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问题和主题无法容纳在一门课程或学科里。首先我们将考察一个历史问题,从基督教诞生到今天。我们还将讨论俄罗斯文化、拜占庭文化、西欧文化,如果时间允许,可能还要涉及到日本文化。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哲学问题,也是在一个比较广阔的范围考察,从古希腊哲学直到今天的后现代哲学。此外我们还将涉及宗教、神学和心理学问题。不过,内容和主题上的这种多样性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要把听众搞晕,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理解现代人,学会描述他。我们将要表明,旧的古典科学己经没有能力描绘今天的人。我们将提供对待人的现象的一些新的可能立场。我们在这里要突出一个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协同人学。这个立场主要是由我以及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宄所制定的,但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逐渐地也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大致提纲。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讲。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哲学的起源及其开始阶段,这个阶段尚处在独立的俄国哲学传统出现之前。

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完整的现象,俄国哲学属于庞大的欧洲哲学传统。欧洲哲学源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今天。在这个传统框架下,欧洲每个主要民族的文化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俄国哲学就是这些地方的民族哲学传统中的一个。不过,在这些欧洲地方哲学传统中间,俄国哲学很独特,它与其他地方哲学传统有明显的不同。

为了理解俄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个性面貌,为了理解欧洲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多样性,首先我们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即一般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说,哲学应该干什么。每个民族的哲学传统都有其普遍的任务:哲学应该以特殊的方式,即以哲学的方式表达自己民族的社会和人的精神内容、文化内容和精神追求。俄国哲学应该表达俄国社会和俄罗斯人的追求,表达俄罗斯理性形态的基础。

就性质而言,哲学的这个任务是普遍的。每个哲学传统在开始自己道路的时候,都应该有个一般的任务。这就是说,应该首先有一个需要用哲学形式来表达的资源。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描绘俄国哲学在其开始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源。

学术界通常认为,俄罗斯文明文化的有机体及其历史存在开始于罗斯受洗。罗斯受洗是个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接受基督教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传递,即从拜占庭向罗斯传递一种广泛的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包括物质的和思想的内容。对我们的主题而言,思想层面的内容是主要的。我们用一个词组来表达从拜占庭传到罗斯的这些文化和思想的内容,这就是本课程的第一个基本概念:东方基督教话语(bctoohtiixpicthahckugcyp)对我们这门课程而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下面我会给出它的定义)。

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向罗斯传入,这就是俄罗斯文化过程的开端。在俄罗斯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俄罗斯意识的历史上,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作用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正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塑造了俄罗斯意识,决定了它的结构,成了其内容的基础。后来,在俄国历史上,当哲学开始产生的时候,东方基督教话语又决定了俄国哲学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准确地界定,什么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描绘其内容。

我给出的定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首先是一套话语。什么是话语(gcypc)?我是在一般的学术意义上理解话语的。话语是一个符号过程,是表达实在的方式,是理解实在的一种语言。具体而言,东方基督教话语是由东正教,即东方基督教创立的,它包括塑造东方基督教(拜占庭,然后是俄罗斯)的心智(mehtanuet)和文明文化有机体所需要的精神的、观念的和认识论的资源。这套话语大致是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创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特点也形成了。这个主要特点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基础是一定的基督教宗教经验。理解这个特点的最好手段是对比。在四世纪,离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分裂还很遥远,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己经形成了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套西方基督教的话语managhftxpicttahckhujgckypc)西方基督教是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产生的,它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完善的教会组织,发展出完善的无所不包的教义体系。尽管这个任务是很自然的,但是,东方基督教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这里,而在另外一方面。对东方基督教而言,主要任务是使人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自己个人的精神经验和宗教经验,就是最初基督教信徒,即基督的学生们所获得的那种经验,他们曾经直接与基督发生过个人的交往,在这个交往过程中,他们达到了与基督的结合。这样,东方基督教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获得真正的基督教经验,即追求神,与神结合。显然,这个任务的特点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建制性的,而是个人的,存在意义上的任务。要解决这个任务,就需要另外的资源。假如首要任务是获得经验,那么就要发展一种特殊的实践,以便培养这样的经验,展示如何获得这样的经验。其实,这里也有自己的普遍逻辑。在每个文化里,在每个大的世界宗教里,也都会出现这样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以建制为主,创造完善的学说,另一个趋势是不以建制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人获得一定的经验,通过一定的手段铺设自己的道路。

我尝试做个类比。在中国文化里,儒家强调生活的组织建制方面,相反,道家则强调获得个人的经验。由此可见,儒家更类似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道家类似于东方基督教(东正教)当东方基督教把获得一定的宗教经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在公元四世纪,它就开始制定相应的修炼方式(实践,npakthka)这种修炼的任务就是再现真正的宗教经验,即与神交往的经验。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发展出东方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即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静修主义实践(hcuackahnpktka)这种修炼的一般结构,在当时立即就清楚了。在这个修炼过程中,人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改变自己,从一般人的通常状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里,人可以与神结合。这里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清楚地理解人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应该构建一个过程,在其中要改变自己。这个状态可以用一个东方基督教的特殊概念来表达,即神化(〇〇〇weut03c)其意思是与神结合。这是东方基督教的基本术语,主要理想。在这个状态下,人与神结合,因此他要经历非常巨大的改变,在他身上不但有人的特质,而且还要有另外一个存在层面的特质,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尽管这个状态只涉及到个人,但是,当时就清楚了,孤立的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应该有一个共同体,其成员共同制定这条精神道路。

需要什么样的经验,如何获得这样的经验,借助于什么样的手段才能获得它,这不是一个人的任务,而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完成的任务,是多代人努力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一个传统,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其成员在从事一种特殊的修炼。当东方基督教为自己提出获得一定经验的任务后,它就要同时形成两个东西,一个是一定的人学实践,人学过程,在这里人将改变自己,这个部分涉及到个人。此外还需要集体,要有集体的任务,就是要成立这样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要从事这种修炼,逐渐制定修炼方法,当这种修炼方法被制定出来后,还要将其保存下来,并完全精确地传递下去。

这样,东方基督教话语应该有自己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静修主义。从内容上说,静修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静修主义实践,第二是静修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即实践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就是静修主义这个词的基本内容。当我们说静修主义时,指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又看到,静修主义这个词所描绘的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在每个宗教文化里都应该出现,比如在道教里,既有个体修炼的人学方面,也有修炼集体方面,即成立共同体,建立修道院,制定修炼方法,并传递这个修炼方法。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就被称为精神实践(yxobhahnpkthkk也可以翻译成灵修)和精神传统(gxobhahtpaguu)这样我们就大致地解释了什么是静修主义。至于静修主义的具体历史,我们会用专门一次课去讲解,就是明天的第三讲。

静修主义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东方基督教是个复杂的现象,静修主义表达了基督教实质自身所规定的部分。但是,罗马帝国的'遗产,罗马多神教也进入到东方基督教里。在自己道路的一开始,从四世纪开始,在东方基督教里,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出现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己经具有了罗马多神教的特征。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罗马帝国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就是对政权的神圣化使国家建制合法化。国家赋予宗教的任务是,在所有臣民,所有公民的意识里,确立世俗政权本质的神圣性。这里不但是政权的神圣性,而且还包括政权的体现者的神圣性,即确立政权及政权领袖的神圣性。罗马官方宗教,古代罗马多神教的礼仪,就履行了这个功能,即使政权及其体现者神圣化。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宗教时,皇帝必然要把这个功能交给基督教。早期基督徒所创立的那个基督教没有担当这个功能,当时的基督教对待政权的态度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根本不把政权神圣化。当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其内部发生了改变,新的组成部分进入其中。我们用一个词来描绘这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神圣化(cakpauauu)。所谓的神圣化,就是肯定某些现象、对象、建制和一般的人间存在秩序与神的联系,根源于神,具有神的本质。对哲学家而言,很明显,在神圣化背后有一个哲学立场、论点。如果我们断定经验生活里的一个现象或事物拥有神的本质,拥有与神的联系,那么我们就说,它们拥有某种神圣的本质,就是说,在世界和神之间,在经验世界与神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

显然,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宗教性。如果我们说,人可以追求神,通过交往的途径与神结合,那么我们并不说,他有某种本质,这个本质具有神圣性^我们说,如果他用自己的能(hp1u)追求神,这时他就与神有联系,如果他不追求神,那么他与神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一种能的联系,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联系。这样,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了能的宗教性,这个宗教性就是由静修主义表达的。但是,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其中就有了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种类型的宗教性,即神圣化的立场。于是在东方基督教话语里就出现了两个组成部分:神化瀞修主义)和神圣化,它们拥有不同的本质。因此,基督教不是均质的,在它的组成部分里包含了能的宗教性因素,即人在个性交往中与神发生联系,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全部关系。但也有另外一种宗教性,另外一种立场,即认为在世界上有神圣的东西,如神圣的礼仪,神圣的建制,首先是国家政权及其体现者,即皇帝。

这样,在东方基督教里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宗教立场,它们引起了不同的后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但不是和谐的,而是冲突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或方法,可以描述历史过程,其手段是考察这两个宗教立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每个时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这个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跟踪这个关系的演化。就一般特点而言,在东正教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通常就是神圣化。但我们记得,基督教宗教性最实质的方面是另外一个部分,即我们所谓能的宗教性,静修主义,神化。这些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代,是基督教文化繁荣的时代,它们为基督教文化带来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会有自己的未来。这就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组成。这套话语从拜占庭传到罗斯,并成为俄罗斯意识需要加以表达的资源。

我们要记住,东方基督教话语有两个组成部分,神化范式和神圣化范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在每个时代形成了它们之间特殊的关系,我们要研宄这个关系是如何变化的。这就是我们研宄俄国历史的方法。因此,下面我们就过渡到俄罗斯。

首先,东方基督教话语从拜占庭传递到基辅罗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详细描述俄国的历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指出俄国历史中的三个主要阶段:基辅罗斯(910—13世纪)莫斯科罗斯(14一17世纪)俄罗斯帝国(从18世纪到十月革命)。我们看看,这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关系。

获得了积极的发展。但可以说,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本真的基督教立场,即静修主义和神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把基辅时期理想化,将其视为俄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关于俄国历史的这个早期阶段,历史学家们的这些意见有些夸张,但是他们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在基辅罗斯确实存在了正确的基督教,理想的基督教,它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基督教的基本方针,如慈善,社会公正等.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很长时间里,在几百年内,在宗教和国家里,另外一个立场获得强化,即神圣化的趋势增长并占主导地位。神圣化范式首先表现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国家政权越来越强大,它越来越要求宗教服从自己,宗教不但要为国家服务,而且要为最高政权服务,并对其神圣化。除了与政权的联系,这另外一个范式,即神圣化范式还表在礼拜仪式上。神圣化倾向越是强烈,日常的经验生活因素就越被认为是神圣的。在这种情况下,曰常生活方式受专门的礼仪规约,任何事情都不能简简单单地做,在一切里都有礼仪的、神圣的和神秘的方面。日常生活自身成为神圣的、礼仪化的。这种状况与历史的动态过程对立。既然一切都是神圣的,日常生活成为神圣的,那么国家和社会就脱离了实际的历史过程。既然国家和社会里一切都是神圣的,那么它们就不需要任何发展过程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其中结束了。社会成了一个僵化、神圣的机体:上边是神圣的政权,下面是神圣的日常生活,一切都变成了庞大的礼拜仪式系统。历史在这里结束,历史不再发展。俄国在莫斯科罗斯时期就朝着这个静止的、神圣的和礼拜仪式化的社会发展。东方基督教意识的指向是另外一种类型,它追求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性交往,这个方针显然区别于哲学的惊讶,它导致另外一个过程,不是发展哲学,而是发展精神生活,这种精神发展的自然表现就是静修主义实践,而非哲学。无疑,要实现这个方针,意识也要进行某种理智活动,它应该有理论任务,发展出某种类型的神学,理论话语。但是,这个话语与哲学话语不一致,因为它首先要包含活生生的交往经验的见证,并遵循这种经验的指引。这种见证是通过特殊形式的论题和论点来表达的,这些形式是哲学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教义的形式。这种类型的意识导致特殊类型的理论话语,它区别于哲学。这就是所谓的教义神学,在古希腊世界是没有的,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有,它与哲学构成竞争。

其实,对待哲学的特殊而复杂的态度不但在俄国有,在拜占庭也如此。拜占庭意识对待哲学的态度也是很特殊的。在西方古典意识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拜占庭的哲学在哪里?很难界定,什么是拜占庭哲学。初看起来,那里只有神学。所以在西方古典学术里,在近代和启蒙运动的一开始,就形成了对拜占庭理智生活的经常性的轻蔑态度,说那里没有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断定,拜占庭是个静态的社会,没有发展出任何理智生活。只是后来,到了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拜占庭有独特的理智生活,思想创造,但这个创造是在另外的形式下发生的,这个形式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提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类型的意识。由于这种类型的意识把个性的宗教经验放在首要地位,那么它就不能发展出哲学,只能发展出一套神学话语。

不同于首先在希腊,然后在欧洲出现的那种哲学形式。

在俄国,在东方基督教话语基础上,哲学没有产生。拜占庭之路有所不同,它毕竟尝试从神学过渡到哲学,但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哲学。就是说,拜占庭企图在东方基督教话语基础上,创造自己独特类型的哲学。在拜占庭末期,在这方面甚至取得过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己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到西方哲学传统框架之内。

如前所述,俄国文化的历史顺序是这样的:起初,最积极的文化形式是文学,然后是历史思想,最后逐渐地出现了哲学思想。至于说到俄国文化的形式问题,具有实质意义的是,俄国当时没有出现大学文化,没有形成学术和学者的共同体。那些早期的哲学过程是在典型的俄国特有的形式下产生的。当时在俄国有一些人数不多的私人共同体,它们被称为小组。此外,就是朋友们之间的私人谈话,这些谈话起初是在贵族沙龙里,然后是其他阶层的沙龙里经常举行。但这里没有西方社会的现成的文化形式,比如大学和科学院,这些东西在俄国很晚才出现。因此,早期的哲学过程在俄国主要是在私人谈话和朋友们的小组里出现的。在俄国社会里,在学术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没有形成发达的建制。但是,借助于俄罗斯综合,强大的思想和文化的潜力得以发挥,并在其他形式里获得表现,比如在私人家里,私人小组里。在这里也有理智的显著发展,这还不是哲学过程,但可以称之为前哲学,哲学的开端。

通过这些小组的形式,在私人家里的小团体,私人谈话的形式,俄国得以开创自己观念发展的重要时代。起初是文学小组,它们逐渐成为理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小组。在私人争论中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在19世纪代,特别是在30年代出现一些小组,它们的主题是纯哲学的,起初它们受到谢林哲学的影响,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小组里,一些独特性的主题逐渐地成为思考的对象,比如俄国历史的机制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己经是历史哲学的思考了。大致可以说,第一代、第二代小组都有文学指向,浪漫主义倾向,在它们之后,在第三代小组的文化里,己经出现了哲学性质的小组,它们开始制定独特的哲学思想了,这就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小组,它们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俄国哲学史里的重要片段。

有这样一个小组,其成员发展出俄国中心论的方向,认为俄国不应该被看作是落后的民族。在俄国实际上出现了自己真正的历史道路,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会形式,与西欧不同的社会形式,以后也应该继续如此。与西方社会形式相比,俄国形式有自己的优势。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小组,这是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小组。其成员也同意,俄国的发展和社会形式与西方的发展和西方社会形式之间有根本的差别,但对这些差别的评价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差别不是优点,而是不足、缺陷,它们表明了俄国落后于西方。这两个小组分别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西方派所说的俄国的不足和缺陷,在斯拉夫派看来,恰好是俄国的优点。

于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开始形成两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思想立场,在俄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纲领。尽管它们还不具有哲学的形式,但己经是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了在这个时期,与这两个小组并列,不依赖于它们,出现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人们经常说,他的哲学对俄国哲学的产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恰达耶夫写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了其历史哲学方面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他完全独立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小组。但是他的立场接近于西方派,而且是西方派里的一个极端形式。恰达耶夫断定,俄国历史至今都没有实现任何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完全是无意义的,无结果的。相反,他把西方历史与俄国历史的无益处对立,认为在西方实现了基督教的理念和价值。在其第一封信中,他甚至断定,在一定程度上,在西方己经实现了上帝的国。很好理解,这种对俄国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激烈否定,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激发了俄国的思想过程。

在俄国哲学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少被理解,甚至根本就不提及的因素,这就是尼古拉一世时代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官方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立场,自己的意识形态纲领,其中最著名的论点是由教育部长乌瓦洛夫表述的,即这样一个著名口号: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这是一个明确的思想纲领,也产生了自己的影响。俄国社会的文化圏子相对于这个官方意识形态处于反对派立场上,并且表达了自己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轻蔑。但实际上,当时这个文化圏子没有明确形成的思想纲领。因此,尽管文化圏子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待官方意识形态的消极态度,但是,这个官方纲领,其中所包括的观念、思想,以及术语自身在事实上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这也是对俄国哲学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我们看到,到19世纪40年代初,俄国己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思想场景:西方派小组、斯拉夫派小组、恰达耶夫历史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己经足够形成第一批思想学说,即西方派学说和斯拉夫派学说。这是最初的一些思想学说,以后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传统.

在自己存在的第一个阶段,斯拉夫派学说和西方派学说都有了自己的文本,借此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是决定性的阶段,即公开的论战。这些论战发生在莫斯科,总共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大约在1842一1845年之间。这些非常积极而活跃的讨论和争论是俄国文化史上以前所没有的片段,它们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在这些论辩过程中形成了对俄国历史的新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还不是哲学的。在这两年的积极论争中,两个小组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双方彻底断绝了关系,甚至是私人关系。但这些争论的结果是,两大学说都具有了自己完善的形式,这就是西方派的学说和斯拉夫派的学说。就内容而言,它们包含两大主题,第一是俄国的问题,第二是个性的问题,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哲学的论文篇十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

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

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

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

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

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

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

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

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

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

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

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