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人物形象分析之鲁智深备课资料语文版八年级上怎么写 水浒传描写鲁智深性格特征的片段(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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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就是书中那一百零八单将。

里面的每个人物都革新鲜明，每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例如浪里白条张顺水性奇佳、智多星吴用文武双全、还有入云龙公孙胜令人闻风丧胆的魔法，哪一个不是人中奇才?有人说《水浒传》里108将是勉强凑齐的，就是为了凑传说中的一百零八星。可如果要是真这样写，那么不仅少了一份奇幻色彩，也丢失了一百单八将从天而降的意义，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可谓是极品。

第二，就是《水浒传》中对剧情的刻画描述。

《水浒传》从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到一百单八将聚一堂，从宋江奉招破大辽到微宗皇帝梦游梁山伯，中间事情的繁琐，人物众多。可作者在写作方面，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由不得你不继续往下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仿佛自己已经到了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到了梁山泊，随着英雄好汉们笑闹天下。

第三，我要说的是《水浒传》对于历史的记述。

作者对当时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社会表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巧妙的用故事叙述的方式，将一段历史娓娓道来。大家想，如果国家太平、人民生活舒适;如果徽宗皇帝向唐明皇一样，那么怎么会有数万好汉奋勇起义?但有一点我不明白，宋江为什么不推翻宋朝，自己做皇帝。而要投降宋朝，做宋朝的奴才。不明白!不明白!看来，水浒传不止是一本有意思的小说，更是一本反映当时社会和政府腐败的历史书。

《水浒传》揭露了古代的政治强权和社会腐败，我们可以以史为镜，联系现代的社会，警惕出现压榨劳动人民的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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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水浒传》这本书又让我重温了108条好汉的故事，是我心潮澎湃。

《水浒传》讲述了108条好汉为了天下太平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经过，让我仿佛身临其境，体会到了那雄壮场面对我的震撼。但是，那108条好汉中，我最喜欢的是“及时雨”宋江。

宋江，一位普通官员，却成为了这群好汉的领头，着实让人钦佩。他那挥金如土，对朋友有情有义的豪爽性格，也才是他成为领头的重要因素。

记得宋江和戴宗来到了酒楼碰见李逵，李逵开口就是借钱。宋江一问不问，便拿出十两银子给了李逵。在戴宗看来，这分明就是送钱。十两银子，什么概念?按当时情况。吴用拉拢三兄弟当晚，摆了一桌酒席，用一两银子就买了一大坛酒，二十斤牛肉，两只大鸡，还有一些小菜。吴用是来拉拢他们的，应该不会太小气。可也才一两银子，在生活中也差不多要500元，十两银子5000元。

宋江就是这样的疏财，才使李逵等人对他忠心耿耿。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钱再多也是没用的，并不能买来一切。但是一个朋友，才是人生中绝对的财富，使用金钱买不到的。

就像我哥哥，他有了钱就和朋友聚在一起，也就是这样，他有了好多朋友。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才是人生最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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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今天，我有幸翻开它，读了以后，感到《水浒传》中的108个好汉称作英雄是当之无愧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

其中，《武松打虎》和《武松醉打蒋门神》两个小故事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武松与宋江道别后，来到阳谷县，在一家酒店落脚，连喝十八碗。我心想：“武松真是豪爽，一下子就喝十八碗。但是，那酒是三碗不过岗的，”我接着往下看下去，武松不管酒保的劝说，要过岗。在一片树林里，武松酒兴大发。突然，在武松背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武送不愧是位豪杰，一点也不惧怕。只见老虎一扑，一掀，一剪，恶狠狠地扑向武松，但并未伤到武松半根毫毛。我想：“武松真是了不得，真是厉害！要是换了我，早已吓得半死。平时，我连见到一只小狗都害怕，更别说是老虎了。”可是，在紧要关头，武松的哨棒竟打在树上，折了。

我为武松捏了一把汗，只见武松一躲，一闪，一跃，就把老虎打倒在地。提起铁锤般大的拳头向老虎猛打，打了五六十拳后，硬是活生生的把老虎打得只剩下半口气，最后直挺挺地倒下，死了。看到这儿，我不得不佩服武松过人的胆量和高强的武艺。我接着看下去，武松下山后，阳谷县的百姓夹道欢庆，都称武松是个英雄，是位好汉，我也从心底里敬佩他是个有勇有谋的好男儿。

武松不仅是个勇士，更是个重情重义的朋友，为朋友覆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武松醉打蒋门神》中就可以知道。

武松在牢中结识了一位叫“施恩”的朋友。施恩经常好酒好菜地招待武松，并还让他免于棍棒之刑。武松出狱后感恩图报，知道施恩的客栈被一个无赖蒋门神抢了。武松知道后，感到很恼火，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把蒋门神和他的狐朋狗友杀了。并敢作敢为，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武松也！”

《水浒传》中的108个人物，不但是好汉，更是英雄，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个个都是有情有义，有勇有谋的好男儿。我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胆实，胆量和永往直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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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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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水浒传就定会说到宋江，宋江是梁山伯众好汉的头儿，带着起义军数次击败朝廷。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一心忠君，至死不渝的人，直到死都向君王表示自己的忠心。

在我看来宋江是深受儒家儒家文化影响的，他自幼受父亲教诲，一心报国，渴望建功立业，平天下。但他在郓县做了几十年的小吏，始终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心里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对现实的不满，这正是他题反诗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宋江就要造--。结合他言行中“全仗忠义，辅国安民”“光宗耀祖”，那所谓的“凌云志”也无非是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罢了。敢笑黄巢不丈夫，则是不赞同黄巢的行为，认为这不是大丈夫所为。

那么宋江为何造--呢?宋家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使他对“仁”有着较深的理解，无论是上梁山前还是上梁山后，宋江总是愿意帮助有难之人。来投奔他的人，不管身份贵贱，他总是好酒好饭招待，临走前还给些路费，因此他被称为及时雨。宋江扶危济贫，是因为他同情并理解下层百姓，也是他辅国安民的zz目标的体现。这是他做事的动机，但一旦超越这个动机便又是另一回事了。对晁盖的态度变化便可体现这一点。晁盖劫“生辰纲”，夺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时，宋江毫不犹豫地“担着血海干系”替晁盖通风报信。但后来晁盖造--的时候，宋江见到文书后，道：“晁盖等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下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这便与晁盖在zz思想上划清了界限。所以宋江的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事实所逼。

所以宋江是并不想造--的，即便是后来宋江已在凉山上站住了脚，心中依旧也依旧不愿当一个落草头目。面对朝廷钦差宿元景太尉时，他下了四拜，表达了对于效忠朝廷的渴望。宋江不厌其烦的向官员表明自己效忠朝廷的愿望，表达了他内心深处依然想报效祖国，落草是不得已的。

起义的头目骨子里却讨厌起义，起义的命运便已注定了。起义兴于宋江，亡也亡于宋江。宋江最后建了功，立了业，算是报国了。可是他真的完成了他心中所想吗?应该没有吧?他并没能阻止北宋这栋大楼的倒下，奸臣依旧为所欲为，朝廷依旧昏庸，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依旧受少数民族势力威胁。这定不是他预期的样子。问题出在哪呢?宋江的才能绝对没问题，尤其是军事方面，应算得上是当世无双。思想上宋江绝对是皇帝的孝子忠臣，无论何时，何地他心中排在第一的绝对是报国。这样的人在封建帝制时代确是无可挑剔，问题出在了社会。

北宋的腐朽黑暗在书中不少体现，小混混高俅的发迹，便是北宋真实状况的反映。昏庸的皇帝，无能的奸臣，少数民族的威胁，北宋内忧外患。这种关头国家需要像宋江这样的能人改变局面，前提是他得有机会。没有天空，雄鹰也无法展翅高飞。宋江迟迟没有意识到国家需要他，但朝廷并不想要他，面对能人奸臣自然想方设法排挤，北宋朝廷是没有他的用武之地的。报效祖国没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江并没有清楚的理解“祖国”的含义，在他看来皇帝便是祖国，报效祖国无外乎辅佐帝王，治国，平天下。即便他被逼上梁山见识了朝廷的面目后仍固执的说出“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这种话。他并没有意识到“国家”的真正意义是那无数百姓，是有了人民才有了国家，他们才是一国之本。在死前他依然“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的忠心着实可贵，到头来那一片忠心没有给人民百姓却给了腐朽的朝廷。他这一份放错的忠义，害死了自己也害了兄弟。可怜那一众英雄好汉，最后只能悲惨落幕。

让这么一个孝子忠臣做起义军头目本身就是一出悲剧。宋江若是能更早明白这一切相信也就不会酿成这样一出悲剧，可悲，可叹。

面对奸臣昏君，抗争才是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