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通用18篇)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综合体。梳理思路是写总结的关键，要有清晰的主线和分支。下面这些总结范文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总结写作的要领。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一

摘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

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二

为做好社区居委会消防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有效的消防安全防范应急机制，落实消防安全防范工作责任制，部署消防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应急机制，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明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提高自防自救能力，遇有火灾事故发生各职能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并及时开展有效的扑救和救助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火灾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特制订本社区消防应急预案：

一、和社区物业联系了解本社区消防重点部位的基本情况、火灾危险性、扑救方法及措施。熟悉了解重点部位的消防设施配备数量、放置部位、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必须掌握管辖范围内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是否存在火灾隐患以及消防设施配备是否到位等基本情况。

一旦本辖区内发生险情，立即报告上级部门，并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初期火灾扑救工作，把事故损失降至最低。保持通信畅通，社区工作人员手机24小时开机。

二、报警。

救电话（120）准确报告起火地点、部位、火情、报告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并安排专人到路口等候，引导消防车辆进入火灾事故现场。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要在20分钟内赶到火灾现场。

三、应急措施。

（1）社区发现火灾，应保持头脑清醒、沉着，迅速切断起火楼层电源。火势较小时，就近利用现场配备灭火器、室内（外）消火栓等消防设施进行火灾扑救，最大限度的避免火灾事故的扩大或蔓延。

（2）由发生火灾部位的领导和消防责任人负责组织现场人员进行扑救，做到初起火灾力争扑灭，较大火灾力争控制。

（3）火灾现场所有人员必须听从指挥，确保火场秩序。

（4）情况处理完毕后，恢复各种消防设备备用状态。

四、疏散的原则：确保生存，相互帮助，快速有序，远离火场。

（1）火灾发生后，无论火灾大小，除必要的扑救人员外，所有人员应尽快撤离。人员疏散后应撤离至安全区域，防止因坠落物造成伤亡。

（2）火灾发生后，所有车辆应迅速远离起火现场，腾出疏散、灭火通道,保障消防通道畅通。

（3）社区物业负责人与居委会负责组织所有人员迅速选择就近撤离，按疏散通道的指示方向疏散，确保在最短时间远离火灾现场。确保人生安全。

三、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与措施。

1、为使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顺利进行，护卫队应加强日常性检查，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2、公共聚集场所（1楼大堂、1楼消防楼道出入口、地下室、楼顶）应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出入口有明显标志，消防通道及安全门不能锁闭，疏散路线有明显的引导图例。

3、火灾发生时，疏散引导人员应迅速赶赴火场，利用应急广播指挥人群有组织地疏散。

4、疏散路线尽量简捷，安全出口的利用要平均。

5、疏散引导组工作人员要分工明确，统一指挥。

四、扑救一般初级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1、当火灾发生时要沉着冷静，采用适当的方法组织灭火、疏散。

2、对于能立即扑灭的火灾要抓住战机，迅速消灭。

3、对于不能立即扑灭的火灾，要采取“先控制，后消灭”的原则，先控制火势的蔓延，再开展全面扑救，一举消灭。

4、火场如有人受到围困，要坚持“先救人，后救火”的原则，全盘考虑，制定灭火疏。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三

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中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即二级学科，其研究范围涵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文学。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也为了教学上的方便，大学的课程设置一般都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分开，其实两者联系紧密，又同属于一个学科，进入研究写作时完全可以“打通”。

如何进行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选题，重要的就是靠平时读书、上课思考和问题积累。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听一堂课，总会有自己特别的印象，或者有什么不解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面的拓展，会发现许多问题前人已经解决了，或者发现原来对自己是问题的，其实通过知识的获取，也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了；但也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即是自己所感觉的问题，学术界也还没有能够解决，甚至是被忽略了，这时你就会围绕这些问题做更多的思考，慢慢就会引起研究的兴趣，很可能就由此产生写论文的冲动与题目。

大家学习现当代文学课程时，可能比较注意如何应对考试，精力多用在理解和掌握课文方面，按照每次课提出的知识点和思考题，去寻求相对标准的思路与答案。这样的学习可以了解必要的文学史知识，培养审美和归纳分析的能力，但考试的目标往往把人给框住了，难于充分发挥学习的创造性。如果不满足于考试过关，就应当把“应试式”的学习再提高一步，转向更主动的创造性的学习。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就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写研究性的论文和一般考试或做作业有所不同，那就是更强调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发现，能在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最好自成一说，或者能自圆其说，而不止是“回答”得“正确”，符合“标准”。就是说，研究性论文写作，包括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应当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有所创新，而不只是简单重复既有的学术观点。如果只读教材，将其中内容和有关材料组合一下，不一定能成为研究性的论文，因为论文多少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或发现。

论文题目的选择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也是最主要的一步。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题目选得太难，工作量太大，自己限于能力、时间或材料等条件，做不下来，或者功力不够，做成虎头蛇尾，那就不合适。所以题目的大小难易要适中，最好还有研究的兴趣。如果平时对某个问题早就有所思考，又感兴趣，题目刚好从中产生，那当然就顺理成章了。无论是对论文早有一些准备，还是临时找题目，都必须先做一项工作，那就是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大致情况，逐步收缩范围，从问题入手，掌握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研究的进展，然后再决定选择什么题目。毕业论文的评价标准中第一条，就是选题的学术意义如何，值不值得做。一般而言，学术界已经有人做过很多，你也提不出什么新的见解的题目，就不值得重复去做了。当然，有些题目尽管前人做过，但如果你换另一个角度、或者使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去重新解读，那也是创新，是“老题新做”，这也是有价值的。因此，在选题之前务必通过了解相关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决定自己进入研究的方位。

（一）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对于大家写论文应当是有帮助的。这本书的写法带有较多研究的色彩，或者说，是在示范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展开分析论证，可以为选定以现当代文学作为论文范围的同学提供参考。这本教材有16讲，评论了16位作家，同时也论涉了许多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中多数章节都有类似学术史以及研究现状的内容，介绍了学术界评论界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建议同学们注意其中罗列的书目以及所引发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论文的题目。

如果要更全面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寻找自己进入研究的方位，大家还要看一些学术史或学科史方面的书。如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数十年来各种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与教材有全面的评述；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专题述评方式介绍了各种文体、流派与主要作家的研究历史；崔西璐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总结了1990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状况。

（二）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出版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资料库，它每月一期，复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新发表的有代表性的部分学术论文并分专题对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了索引。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已经出版20多年，设有资料专栏，每年还有研究述评，概括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倾向。《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和一些学报，也不时有类似研究述评的论文刊出。有些专题性的研究刊物如《鲁迅研究月刊》、《延安文艺研究》、《茅盾研究》、《郭沫若研究》，等等，也注重资料和研究述评。更重要的资料整理成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编纂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包括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30种，作家（170位）专辑合集150卷，还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等。这些工具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在选题之前，浏览查阅这样一些“研究之研究”和相关的资料，对本学科以及某些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状况有大致的了解，就像有了一份地图，帮助我们掌握基本的方位，熟悉必要的路向，帮助我们确定选题的范围。

（三）论文：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等等。

传统做学问讲求先有“书目学”知识，其实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这种必要，在选题基本确定后，征求老师的指导，给自己列出一个基本的参考文献书目，认真阅读研究前人的成果，可以从中引发问题，获得启示，形成思路。

这里从同学们学习写作和准备毕业论文的实际出发，为大家介绍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与选题类型。

（一）“作家论”研究。现当代文学有代表性的著名的作家几乎都已经有专门的研究，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所论列的十多位作家，就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选择比较著名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要有所突破，难度比较大。如果全面论述，很难做到不重复别人的观点。所以，对本科生来说，以作家研究特别是著名的作家为题，不宜全面展开，最好集中在某一点上讨论阐述你的新发现，或者尝试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重新阐释问题。举例来说，曹禺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如果全面评论曹禺，再写一部“曹禺论”，必须有大量的前期研究准备，对本科生来说，是太过艰难的任务，不容易完成。但不等于象曹禺这样的著名作家的课题就不能做了，关键是选题要适合。这些年有些年轻学者和大学生就选择某些特别的角度，仍然将曹禺研究向前推进了。如有的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解析曹禺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与创作实践，有的集中分析《雷雨》“悲天悯人”的主题，有的专门探讨曹剧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出走模式”及其特殊的意义，有的讨论曹剧的“背景艺术”，有的专门赏析曹禺剧作“诗意特征”形成的因素，有的研究几十年来《雷雨》演出的历史，有的比较分析曹剧的各种修改版本，等等。这些选题范围不大，但角度新颖，便于操作，有利于通过扎实的钻研得出己见，甚至能够在某一点上把研究引向深入。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如果以作家作品研究为题，必须先要了解既有的同类研究的状况，根据自己的兴趣、实力与条件，选择比较具体集中的研究课题，尽量不要贪大求全。以小见大往往更能发挥本科生的才能，也更适合做毕业论文。另外，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等级”不是很高，以往研究较少，但他们的创作有特色，或者能通过他们看到某种文学史现象，也值得作为论题。如《理解路翎》（陈阳春）和《蹇先艾论》（马佳）两篇毕业论文，所论的作家虽然不是最知名的，但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位置，论文以此为题，论述比较全面，对学科也有所贡献。

（二）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研究。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几乎是热点。一部分是关于重大的文学思潮溯本追源，如考察诸种“主义”的影响和流变，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已经有专著出现。另一部分是流派社团研究，如学衡、创造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左联、九叶派、朦胧诗派等等，研究也比较多了，特别是京派、海派的研究，还有文学的区域文化特色研究，一度成为热闹的话题。最近又有许多人对报刊传媒的研究感兴趣，如《新青年》、《新潮》、《现代》、《小说月报》、上海生活书店等等，都成为讨论的课题。这些方面的研究仍然有许多空间，本科论文完全可以就其中某个方面进入研究。例如，文学史对《小说月报》的关注多是1921年经过改革、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打刊物之后，对该刊在此之前的状况不甚了解，一般评价很低。有的同学就专门考察1921年之前的《小说月报》，澄清了过去的一些模糊的认识。这样的文章选题集中，适合作为毕业论文。当然，这类研究非常强调占有材料，如果以这方面为题，也要考虑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把思潮、流派、社团或报刊传媒的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生发出一些新的课题。如果切入的角度合适，问题集中，也是适合作为本科生的论文选题，并写出新意来的。如《茅盾与自然主义》，利用关于自然主义传入中国的材料，结合茅盾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际进行分析，就是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

（三）文学史现象研究。即集中考察在文学史上曾经代表某种倾向、形成较大影响的现象，可能是交叉涵盖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如蒋光慈的创作艺术成就并不算大，能流传的作品不多，但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大，一度代表文坛的潮流，有的同学就把蒋光慈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的现象来研究，从革命思潮、社会心态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探讨其产生的原因与得失。又如这些年“女性写作”成为文坛突出的景观，其中也蕴含某些文化现象，有的论文选择某一个女作家的创作为切入点，涉及社会心理、文化转型诸多方面的探讨，也得出一些深入的见解。总之，“现象”研究应当真正抓住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个案，提升为“现象”的观察与剖析。这方面有很多题目可做，如“红色三十年”、“革命加恋爱”的写作风尚、“赵树理方向”、“红色文学史”集体写作、1958年民歌运动、样板戏、“王朔热”、“张爱玲热”、“金庸热”、校园文化与文学、80后青春文学等等，都可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可以作为某种文学史或文化史现象来讨论。做这类题目除了要占有文学史材料，还要有较多的理论概括与提升，对理论思维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较高。

（四）文体研究和作品细读研究。即对现当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作为不同的文体创造与衍变的考察研究，也包括诸如“冰心体”“语丝体”、鲁迅杂文、十四行诗、爱美剧、秧歌剧、小说散文化、新诗戏剧化等等。这方面的成果也很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可以选相对小一点的文体流变现象或艺术形式的创新作为研究题目。如某一个时期某一方面的文体变化，甚至某一个作家在文体某一点上的创新，都可以作为论文选题。这类选题除了对文学史、文体史脉络的了解，还要求有比较细腻的艺术分析。如《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吴晓东），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同功能，揭示了鲁迅作品意义表达方式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关注其对现代小说范式创建的特殊贡献。这种研究，将文体研究和作品细读结合起来了，题目不大，但探讨的问题很深入，有助于理解鲁迅作品价值和现代小说文体的衍变。

（五）文学史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本科论文一般较少以此为题。其实，做史料整理的题目也很能培养学问的功底与扎实的作风。比如考证某一个文学史事件、某一个史料，或者为某一位作家撰写年谱，都适合作为论文的选题。不过这类课题除了必须熟悉文学史、文化史的知识，还要具备查阅资料的基本条件。

（六）跨学科研究和文化研究。这是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生长点，应当鼓励同学们做这些方面的题目。比如近来很受学界关注的城市文化形态研究，出版传媒研究，影视研究，图像研究，网络研究，等等，都有可能在和文学研究的结合中产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课题。

以上只是大致介绍几种选题的类型与范围，这几种类型也互相交叠，另外还有其他各种选题的路向，不可能一一列举。大家完全可以触类旁通，根据各自的兴趣、条件与特长，在导师的辅导下选择最适合自己做的题目。

下面再谈谈论文写作中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

（一）要认真阅读作品，熟悉材料，珍惜自己的阅读印象和体验。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要有相对完整的训练过程，通过自己亲身反复触摸研究对象，大量阅读原始材料（尤其是作品）和既有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思考、摸索、讨论，才能发现问题，也发现自己治学的潜质以及研究的方位。有些同学论文定题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题目是临时决定的，时间比较紧，那也要尽可能补充那个“发现问题”的准备过程。常常见到有的同学原来准备就不足，题目是仓促决定的，定下来就急于拉框架，出观点，模仿别人的论述，这容易先入为主，以论带史。因此，题目决定后，如果思路还不清楚，先不要着急，必须认真读作品，熟悉材料。尤其是作家作品研究，个人的阅读体验、审美的感觉可能就是阐释问题的出发点，文学研究是特别强调主体性的。自己阅读过程的印象、体验和思考最重要，要抓住一些鲜活的体验、思考的火花，以及一些不解的问题，很可能就在其中生发出新意，所谓创新的基础可能就在这里。

（二）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一些观点创新。初学论文写作的人容易受教科书的讲述方式影响，总要拉开架势，方方面面都罗列，结果反而淹没了自己的观点与发现。其实学术论文不能等同于教科书式的通论，一般常识性的内容不必罗列，必须突出创新点并加于充分论证。例如，当代作家汪曾祺有许多人研究过了，再以他为研究对象，就必须某些方面有新的见解，不能重复学术界既有的一般结论。如《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吴宇宏）就突出“传统性”这一方面的论述，有些属于文学史知识的内容，也是一笔带过，不加展开，笔墨重点放到关于传统性的几个层面的解释上，包括仁爱之心，韵白之美，民风余韵，水气阴柔，乐感精神，每一个层面都紧扣着“传统性”展开论析。这样，创新的见解就很突出，超越了以往同类研究。所以在酝酿观点，形成思路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把创新的见解，或者阐释问题的新的角度突出起来，整个构思要逐步收拢，放弃那些常识性的一般化的介绍，要让读者明白你的研究创新点和突破点在那里。

（三）要有理论的提升。除了纯粹资料性的论文，一般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写作都要求有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而不是就事论事，罗列组合一般的作家生平、时代背景、作品情节或文学史常识。常常见到有些同学写论文已经准备了许多材料，也有一些思考，但写起来感到很平淡，没有多少话好说，或者有些观点提出后不会深入论证，这就是缺少理论的提升。理论分析能力当然不是短时间可以养成，但写作过程也应当是提升理论能力的机会。我们可以带着问题去寻求合适的理论。写不下去了，问题难于解释，不妨先放一放，问问老师，寻找和学习某些理论方法，一当找到了适合的理论，就会豁然开朗，文章的思路结构也可能出来了。例如《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吴晓东），所讨论的“人称”与“视角”问题，一般读者也都会注意到，但其中丰富的形式意义，不加于深掘和解释，又是不容易发现的。一些感觉到的问题，不提到理论的层面，可能终究说不清楚。该文作者可能是先接触到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也可能是先对鲁迅小说的叙事特色有感触，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布斯的理论。不管那种情况，论文作者都是注重将作品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做理论的解释和提升，所以这篇文章有见解，有理论品格。我们在强调理论提升的同时，应当注意防止机械地拿某种新理论去套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地选择必须适合研究对象，不要喧宾夺主，不要为了标明自己在用某种新鲜理论，而不惜把研究对象当作“证明”理论的“材料”。常常见到有些文章理论架势很大，很新潮，但内容单薄，不过是观点加例子。这种文风不值得提倡。

（四）注重研究的历史感与审美感。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是文学的学科，又是历史的学科，是两者的统一。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理论，也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赏析，所以要讲求历史的分寸感，同时有审美的意味。这些年有许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文章，着重点不在文学，甚至完全不再顾及文学，而是把文学史作为文化史、思想史的印证材料，文学性的东西被忽略了。作为个人的选择，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那未可厚非。但思想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其内容范式都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史，也不能够代替文学史研究。做文学史的论文，应当注重文学的、审美的因素。还有，讨论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社团流派、事件论争，都应当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要有辨证的知人论世的眼光。如郭沫若《女神》，《理解路翎》（陈阳春），其研究对象路翎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史现象，过去的评论有很大的分歧。如果完全不考虑路翎作品的生成背景，以今天的流行审美标准来要求路翎，可能就不理解路翎的生涩与反叛。该文把路翎审美追求中的“偏执”，其有意反抗现实主义的挑战，及其创作得失都放到历史的场景中重新做出评价，从而获得新的理解，连“生涩”也有了特定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没有脱离文学研究注重审美分析的要义，又比较有历史分寸感，有说服力。学术论文写作是综合能力的训练，很难依照什么条条，就可以操作，所有提示与建议，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去摸索体验。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四

一、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9、沈诗任笔：指南朝齐梁间的沈约和任昉。10、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11、沈宋：指初唐武后时期著名的宫延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

12、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13、张王乐府：指张籍、王建所写的乐府诗。

14、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

15、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16、南唐二主：指五代时南唐的两个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

17、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18、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19、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20、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21、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22、明代后七子：指宗臣、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涂中行、吴国伦。

23、唐宗派：是明代前后七于的反对派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

24、公安派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25、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26、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

27、宋诗派：即清代“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

28、浙西词派：清初词派，以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朱彝尊为代表。

29、阳羡词派：清初词派，以江苏省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

二、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归类。

1、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3、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

4、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5、苟于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6、韩非于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员著名的代表。

7、李斯是秦代散文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8、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诗风。

9、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10、陶渊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进行诗歌创作。

11、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唐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12、王维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13、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14、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5、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16、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17、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18、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

19、欧阳修是北宋诗人革新运动的领袖。

20、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21、苏拭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22、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

23、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24、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女作家、女词人。

25、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

26、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

27、王实甫是元代前期杰出的杂剧作家。

28、张养浩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

29、于谦是明代著名的诗人。

30、汤显祖是明代成绩最高的剧作家。

31、冯梦龙是明末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

32、王夫之是清初著名诗文理论家。

33、李渔是清初杰出的戏剧理论家和创作家。

34、瞥雪芹是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35、梁启超是最早高度评价和极为提倡小说创作的人。

36、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37、龚自珍是近代历史开端之际得风气之先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30、常州词派：清中叶词派，代表人物是张惠言。

31、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32、苏州作家群：清初戏曲家群体，代表人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

33、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洪异和孔尚任。

34、南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五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六

以下是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论文，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借鉴哦!

摘要：文学是一个广泛而深远的概念，文学自起源起，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心理的重要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反映着思想，而思想反过来哺育着文学，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它虽然比文学产生晚，但它对中国文学发展以及成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中无不体现着儒家仁、义、礼、治的思想，无论是唐韩愈领导的儒学“复古运动”，还是现代“国学”教育的火热进行，都可见儒学思想在几千年的浮浮沉沉中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保存下来。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了解儒家思想对于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围绕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深刻地揭示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是“为文学立根”。

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忧患意识;仁。

1、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

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中庸之道。

《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像《论语八佾》中孔子就赞扬《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平衡，没有过度的快乐或者悲伤。男子对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时，只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哀伤，这应该就是“哀而不伤”，但当男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是也仅仅是“锺鼓乐之”“琴瑟友之”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应该便是“乐而不淫”。此外。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朴实、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为例，原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几多愁。

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时避难金华所作，当时的'她面对着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无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词的首句写狂风花尽，一片凄凉，但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风之残暴，花落狼藉，而是极为含蓄地用“风住尘香”四字来点出春光一去不复返的哀愁。词的下片“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一句更是极其委婉地表现作者的愁绪，让哀愁有了重量，这种含蓄反而将作者的哀伤之感扩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七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八

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不管是初版，还是修订，郭绍虞都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特点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绍虞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则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其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研究，无形中缩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尽管存在不足，但初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九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一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

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

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

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

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

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

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

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

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

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

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参考文献：

[1]王立美.系统性・精粹性・学术性――评《欧美文学教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1)。

[2]李紫旭.文学的发展与兴衰――论19世纪欧美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01)。

[3]刘建军.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问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

[4]学界高度评价《欧美文学理论史》[j].漳州师院学报.(01)。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二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三

大多数国人对俄国经典文学并不陌生，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广大学生集体背诵过。但是说到俄罗斯当代作家，却鲜有人知。

8月的上海书展来了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莫斯科佬》（贝文力译）、《伊杰娅》（李宏梅译）、《火红色的猴子》（张鸿瑜译）。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乌克兰人，从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下长大，热爱乌克兰同时也痛心于乌克兰，身处于俄-乌对话的冲突中，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莫斯科佬》一书，讲了个“继承者”的故事，不过这个“继承者”是位步入中年的糟糕“大叔”，身份是莫斯科建筑大亨的弟弟。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曾一度与俄国文学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与俄国人文脱节了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键，“正是由于那段历史，我们和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几乎完全脱节，只是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以及后来的补课，才可以大体捕捉到脉络。但是这一段文化交往的缺位，带来了很多偏差。尽管1990年代中期之后反弹得很快，但是大家还是能感觉到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中俄恢复关系之后，两国以精英作为交往的载体，九十年代以后，从事边贸的以及一些商人冲在第一线，那时候的交往质量完全不一样。随着国家发展，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交往的参与者的水准也不断提升。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鸿沟，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更多，相比而言与在人文方面的发展不成比例。”

关注社会，是俄罗斯文学很突出的特点，体现于表现这个社会、干预这个社会，所以作品本身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以小说《莫斯科佬》为例，看似好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但是这只是一个切入点，人情在书写俄罗斯历史时段里得到展示，之后就是作者领路进行的深入思考。

而当下的俄罗斯社会生活是怎样的？投射到文学又是怎样的？

郑体武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当代文坛大体上呈现出转型的特征，这种转型指的是思想上、创作方法的特征，这也是很大的题目。凡是历史上的文学转型期，往往一个人身兼多职。像鲁迅时期的很多文人既是学者也是翻译家，转型时期往往会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都体现了文体综合性和体裁的综合性，现在中国文学上比较流行写流水帐，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当代文坛也有。日记承载了比传统日记更多的功能，表面是日记实际上是杂糅的创作方式。

郑体武对于从外部角度观察当代俄罗斯文坛，给出了途径和角度：“需要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国家与文学这样的特殊关系上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和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非常复杂，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诗人、学者，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研究观察俄罗斯文学，仅仅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是不足的，尽管这一个角度我们花一辈子研究可能都不够。俄罗斯人有两极性，一方面他们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渴望有一个沙皇这样的人来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罗斯历史、自然等等方面，他们也是天然无政治。俄罗斯双头鹰的形象，一边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边是国家主义者。”

“如果我们强调了自由主义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受国家干预太多了，甚至普希金的作品不能幸免，但是有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什么和国家之间有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的性格。俄罗斯的民族特点，非常重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任何时候都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本身性格讲文以载道，文学不是你纯粹的文学，文学要承担很多很多的功能。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讲，国家认为文章乃精国之伟业，乃不朽之盛事。国家当然有责任关心文学，从这角度看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传统没有泯灭。”

俄罗斯文学，是由所谓主流文学与地下文学，以及俄罗斯境内和境外的文学，组合而成的。其中，侨民文学也是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亚民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回忆道，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关注在华俄侨，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92年开始的，至今24年。她将这24年梳理称三个阶段：一个是1992年-2001年作为起步阶段，2002-2009年系发展的阶段，2010年-201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王亚民指出，24年来的整体刊发量还是特别少的，仅有114篇研究，群体和受众也有限，其中有历史断层的原因。

王亚民的另外一个研究是中国俄侨文学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俄罗斯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她称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不仅仅是俄罗斯这块，还把日系纳入进来，她解释称“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系”。

“一是我们对邻居关注不够。从俄侨文学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刚好可以作证这一点，而且研究成果不丰富。另外研究质量不高，就是主题研究多，其他艺术性、思想性的几乎不涉及。第三，是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文学而进行文学研究。你想我们实际上跨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而且俄罗斯侨民文学不止我们在研究，还有法国、巴黎、美国也在做，我们做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第四，是批评和争鸣根本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我们还是在自己小圈子里面讨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政。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四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究历二千馀年而没有间断。它虽然没有间断，但也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零散、带着随意涉及的性质。有的还时常与其它的学科混在一起，如以经学的面目出现，或杂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在批评作家作品与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附带评论他人的批评与理论。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古文论的研究还是其它学科的附庸。但是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独立成科了。它开拓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个研究的疆界，建构起它的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描述了它的史的大略的研究构架；而且，开始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讨。它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与其它学科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使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1][2]。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五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表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20授予的经济学博士占博士总数的4.64%，授予的经济学硕士占硕士总数的4.11%.

另对中国大学公布的2007~20招生的'博士生导师资料统计，经济学博导占博导总数的4.29%.

20，有权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学有74所，有权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大学共253所。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六

本文主要探讨语文教师应用儿童文学圈模式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教学的方法。

文学圈是一种集合文学同好，共同阅读文本的一种学习模式，这种文学模式曾演变成咖啡馆式学习模式、沙龙学习模式等。

语文教师可借鉴这种学习模式，开辟儿童文学圈，引导学生在课后学习语文知识。

一、儿童文学圈模式的教学概念与实施意义。

文学圈，是一个共同探究书籍文本的团体。

在该团体中，某一个人依自己的阅读愿望阅读某本图书，然后根据阅读体验将书籍分享给团体中的其他人，众人共同阅读该书籍文本，共同探讨某些议题。

儿童文学圈的成员是由儿童构成，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学圈。

不管是哪种文学圈，都是为了让成员享受阅读的乐趣而成立的。

儿童文学圈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儿童文学圈的阅读模式中，学生愿意阅读哪本书是由学生自己决定的`，学生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求而读书;教师在儿童文学圈扮演的角色只是协同，即教师的任务是维持儿童文学圈的运营，而不是干涉学生的学习讨论;儿童文学圈的成员遇到理解性的歧义时，可以积极的探讨，却不能轻易否决某种思维、某种观点，即众人要抱着包容的态度探讨学习问题。

二、以文学圈模式开展语文儿童文学课外阅读的实施方法。

(一)学情分析。

阅读范围确定——在选择阅读主题以前，教师引导学生探讨阅读的主题范围，学生们认为以前虽然他们阅读过童话书籍，却仅仅停留在泛泛而读的层次上，没有了解到童话最独特的美。

为了享受阅读童话的乐趣，学生们决定把阅读的范围定义在童话范围内。

学生们探讨，世界著名的童话作品有很多，以西方的童话来说，《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都是学生比较熟悉的童话书籍，学生经过筛选，将阅读的范围缩小到《安徒生童话》的范围内。

选择阅读材料——有一名学生提出该次阅读的主题为叶君健版本的《海的女儿》，学生经过共同探讨，决定该次的阅读主题为叶君健版本的海的女儿。

教师应用文学圈模式引导学生读书时，要为学生准备一批图书，教师选择的图书要具有单元性的特点。

教师可引导学生轮流阅读各种类别的图书，并根据学生学习的需求拓展儿童文学圈的图书类别。

(二)活动目标。

该次文学性活动的目标为让学生理解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叶君健版本翻译的特点，让学生从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角度理解童话文学的艺术性。

策略性目标为：引导学生理解儿童文学圈阅读的流程及规则;引导学生了解推荐书籍文本的方法，比如儿童可从书籍文本的思想性、艺术性、创造性的角度推荐读物，提高书籍文本共享的质量;引导学生记录学习的心得，让学生每阅读一部书籍文本便能提高一次语文素养;引导学生学会共享学习心得，比如学生可以用制作阅读ppt、写阅读提纲、画图表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心得，邀请文学圈中的读友共同分享这部书籍文本。

(三)组织方法。

1.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

部分学生由于不能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因此或者不能感受到阅读书籍文本的乐趣或者不能高效的阅读。

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会科学的阅读，享受阅读书籍文本的乐趣。

比如《海的女儿》这一篇比较短，学生可以独立完成阅读，学生阅读完后，可用自己的方式讲这篇故事，讲完以后，大家共同评论谁的故事讲得更好。

教师引导学生应用科学的方法阅读，可让学生抓住阅读的要点、提高阅读的效率、感受阅读的乐趣。

2.引导学生掌握与他人交流的方法。

学生应用儿童交流圈的方式阅读书籍时，需要与他人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会遇到意见分歧，如果学生不会解决这些分歧，就不能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

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在交流中解决分岐，能够持续讨论学习问题。

教师可引导学生轮流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限时争论，一旦过了争论时间以后，不管有任何分歧，都要放下来，讨论下一个话题，这就是一套解决学习争论的方法。

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聆听他人的观点、解决学习争端，共同享受阅读的乐趣。

3.引导学生共享阅读书籍文本的乐趣。

学生在阅读文本以后，会感受到阅读文本的乐趣，教师可引导学生用写作、制作ppt、录广播剧的方式共享阅读文本的乐趣，扩大儿童文学圈。

比如教师可引导学生制作图文ppt，让学生应用最简洁、最生动的故事讲述《海的女儿》这篇童话，并给文本配上生动的图画。

教师引导学生把图文ppt放到网上，与同好共同交流，让有兴趣的其他学生加入该文学圈，在交流过程中学生能感受到学习知识的乐趣。

(四)活动时间。

“儿童文学圈”的阅读交流方式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学生共同探讨，找到阅读主题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学生独立阅读，思考学习问题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为众人共同阅读，交流阅读成果的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学生整合知识，分享“儿童文学圈”交流成果的阶段。

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把握这四个阶段的学习时间，做好组织学习活动，提高学习的效率，提高学习活动的整体性。

三、总结。

学生要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就需要积累阅读量，设立“儿童文学圈”是一种能够帮助学生进行深度阅读，积累阅读量，让学生一边阅读一边享受交流乐趣的教学方法，语文教师可用该种方式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帮助学生在课后拓展阅读，提高语文水平。

参考文献。

[1]欧阳芬,杨丽华.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兼与王尚文先生商榷[j].中学语文教学，2008(4).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七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对中国文学红楼梦的研究简短篇十八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无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本无“哲学”一词，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在当时争议颇多。例如，胡适认为，凡对人生切要问题寻求一根本解决的学问都可以叫做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本是西方名词，因此，讲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取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内容而叙述之。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则哲学这一名称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必须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自胡适以来，依照西方哲学来治理中国哲学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张岱年在写《大纲》时，首先分析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这类学问的一个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都可称作哲学。因此，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玄学、道学、义理之学都可归入哲学。张岱年对哲学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岱年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的含义作了分析:中国哲学指中国系的哲学，也指中国人的哲学。前者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哲学，代表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则指在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系的哲学、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学。由此，张岱年认为中国佛学是属于中国人的、印度系的哲学，不在他的论述之内。

《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的先河。此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并不鲜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叙述的中国哲学史。而《大纲》以问题为线索，把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则分为知论和方法论。而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问题”，如本根论包含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人生理想论包含仁、兼爱、诚及与天为一等；该分法按照中国哲学内含的条理，系统地把中国哲学表现出来。《大纲》以整个“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条理系统的构建，彰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不同。该书虽然以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叙述中国哲学却始终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这正说明张岱年所作的中国哲学史是基于中国本位主义的。

张岱年虽然终生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己任，但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则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继承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摈弃中国哲学中的糟粕。在《大纲》中，他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作为结语来总结全书，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活的”内容，也有“死的”内容。前者是现在需要继承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抛弃的。中国哲学中“活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没有西方哲学“自然之两分”之弊；承认宇宙有变易，也有条理；“反复”、“两一”的学说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人生理想论，即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论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所谓“死的”内容指中国哲学中有害的、过时的内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体以及轻视知识的倾向。从张岱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态度既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批判继承主义，即要对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张岱年在《大纲》的自序中曾认为其方法主要有四点: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我想这四点不仅是《大纲》的方法，也是《大纲》的宗旨、特点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