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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大全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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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大全12篇)
2023-11-17 19:13:40    小编:ZTFB

总结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努力和付出的肯定。阅读时要保持专注和专心,不要分心和走神。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阅读技巧,供大家参考学习。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一

本文主要讨论了德里达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作的关于“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无论是真实话语还是想象话语,首先都是一种“本源的重复结构”.这种本源的重复比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的区分更古老,它是一切话语乃至一切符号的“共根”.本文详细梳理了德里达的解构过程和解构策略,并指出这种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本原与替补的差异体系,由此揭示了这种解构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

作者:朱刚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刊名:现代哲学pkucssci英文刊名:modernphilosophy年,卷(期):“”(1)分类号:b565.59关键词:符号真实话语想象话语重复本原胡塞尔德里达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二

1.1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一致时。

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对翻译的影响很大,正如刘泌庆所认为的那样,专名如果在语法上是合格的,那么它所形成的正确的表达式就具有涵义。专名是否有涵义与其在语法上是否合格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只要它在语法上合格,那么它本身就存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虽然不同种类的语言具有的表层结构各不相同,但是所有语言却有着一样的深层结构。而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不同种类的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桥梁。虽然,语法上合格的语言所具有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和弗雷格所认为的符号的涵义与指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尤其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需要用到翻译时,这种相通性尤为明显。当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时,其中任何一方要想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意图,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对方使用的他国语言转换为自己惯用的本国语言。在对不同种类的语言进行转换时,我们发现可以把上述两者综合在一起运用,即将语言的表层语法与深层语法之间的区分和费雷格对符号涵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分与相结合,就会发现,从实质上讲,符号的涵义与语言的表层结构是相对应的,而符号的指称则与语言的深层结构是相对应的,恰是这种结合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而准确地转换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也使得转换过程更为顺利,更使得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顺利进行。当对a和b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时,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把其a种或b种语言的表层结构首先转化为深层结构。如果我们是要把a种语言转换为b种语言时,我们就可先将a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它的深层结构,由于用各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时这些语言的深层结构是同一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将a种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了b种语言的深层结构,然后再将b种语言的深层结构转化为b种语言的表层结构,此时a种语言就已经转化为b种语言了。

1.2当两种语言的涵义与指称不统一时。

2对语言交流的影响。

随着高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但是无法否认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依然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直接、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就是交流的双方都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思。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围绕一个事物展开讨论,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谈话双方对谈及的事物都了解或熟知;二是,谈话中的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了解或熟知,另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不了解;三是,谈话双方对谈及的事物都不了解,但是对此都比较感兴趣。而无论是基于以上那种原因,弗雷格的意义理论特别是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都更有利于谈话双方很快地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探讨,无需在做额外的解释,因为一些基本情况即使谈话双方没有事先言明,但这些情况在双方的潜意识里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就像“他”代指的是男性,而“她”代指的是女性,当双方谈话中涉及到“他”,另一方脑海中浮现出的就会是一位男性,而非女性。这也是对第一种原因的印证。当谈话中的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了解或熟知,另一方对谈及的事物不了解时,弗雷格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作用就更为明显。

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不仅有巨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他对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转换紧密相连,这对语言翻译顺利进行有诸多益处,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三

戴维森意义理论是一种思想继承性明显的语义论,已之所以被誉为“当代语义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思想实验”,在哲学界、逻辑学界、语言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除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创新性外,与其主要思想导源是分不开的。探讨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导源,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一创新性理论的来龙去脉,从而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该理论的深刻思想和重要影响。这一工作往往被我国学界所忽视,这势必导致对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理解的简单化和片面化。本文试图立足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思想内容及脉络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抛砖引玉,将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一、弗雷格的真值条件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来自弗雷格的真值条件论,即陈述一个语句的真值条件便能给出该语句意义的说明的观点。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基于真值条件分析意义的方案所细致加以阐发的正是弗雷格的这个基本看法。

弗雷格出于探讨数学的逻辑基础的需要,提出了关于语句的真值条件语义论。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指称的思想及其贯彻的语义组合性原则。

弗雷格关于思想(语句的意义)和真值(语句的指称)的论述是围绕陈述句展开的。他认为,陈述句包含一个思想,思想就是陈述句的意义。他说:“我称思想为某种考虑真的东西。”语句的意义即思想与语句的真值有关,是借助语句及其真值来说明思想的。那么,什么是语句的真值呢?弗雷格认为,“我把一个语句的真值理解为语句是真的或语句是假的情况。再没有其他真值。”也就是说,语句的真值是语句的真或语句的假。这样,弗雷格就明确区分了语句的意义和指称。他举例说,“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与“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语句都为真,即它们的指称相同,但它们表达的思想不同,对于一个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来说,可能会认为其中一个语句是真的而另一个语句是假的。

弗雷格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它具有它确实具有的真值而必须满足的条件,即真值条件。他说:一个语句所表达的思想和涵义是由这个作为语句的名称据以真的那些条件所确定的,这一名称的涵义——思想——就是这些条件被付诸实现的思想。心这里,他显然提出了这一思想:陈述句的意义——思想——陈述句的真值条件,从而为戴维森采用外延性意义理论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论准备。

同时,弗雷格对语句的真值的语义论说明为我们提出了一种语义组合性思想。在构造形式语言时,他使用函数结构来处理自然语言语句的主谓结构。在自然语言中,概念和对象分别扮演了类似于函数和自变元的角色。简单语句的基本语法形式是:专名+谓词,这种形式就是一个带有自变元常项的函数,可以用函数表达式它表示属性属于元组的情况。对于语句的语义解释是,它们有意义和指称。语句的意义是它的思想,语句的指称是它的真值。语句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因此语句的意义和指称是由主语和谓语的意义和指称确定的。主语由专名充当,谓语由概念词或谓词充当,因此,语句的意义和指称是由专名和概念词的意义和指称确定的。专名和概念词的意义就成了语句意义即思想的一部分。专名指称的对象处于谓词指称的概念之下,例如,“天津是我国的直辖市”,其中的“是直辖市”是谓词,我们可以说,“天津这个对象处于直辖市这个概念之下”。“‘是中’是一种性质”,只不过是“处于中这个概念之下”的另一种说法。这样,弗雷格就给出了关于简单语句的语义解释。

就复合语句而言,弗雷格通过对思想的否定和思想的六种结构的分析,用自然语言刻画了语句的语义逻辑系统。他在《思想结构》中一共探讨了六种结构,这六种思想结构形成一个封闭的整体,其中第一种结构和否定在这里表现为原始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以结构i和否定可以推出其他思想结构,这样就可以把“邢和八”为初始命题联结词构造一个命题逻辑系统。

语义组合性原则即语义递归性生成原则,该原则揭示了语句生成的内在逻辑结构形式,已表明,通过特定的递归生成原则,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一种自然语言所有语句的构成形式,从而从已掌握的有限初始表达式出发理解无限多个新的表达式。因此,这一原则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试图解释一种自然语言的使用者的任一话语的目的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指导。

戴维森认为,如果一种意义理论具有形如意谓的语句作为推断,其中可被一个语句的结构描述短语所替代,可被一个指称该语句的意义的单称词项所替代,那么,其形式表征是一个内涵表达模型,已是通过找出与语句组成部分相关的同义性概念给出整个语句的意义的。这实际上是在意义理论的范畴内讨论意义,除了明显的循环论证外,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像指称论那样对意义追问的无穷倒退的局面,显然不符合他提出的有限公理化和无循环性的要求。而采用弗雷格早就告诉我们的真值条件表征意义便能克服这些缺陷,因为“真之谓词的表征对所需要的那种〔递归性〕结构进行描述,并对自然语言的适当的语义学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可检验的标准一种不过是为语言定义真的理论比起表面上的分析所表明的更接近于构造一种完全的意义理论。”这一断言实际上是建立在弗雷格的真值条件说和语义组合性原则基础上的,表明了它是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二、蒯因的彻底的翻译理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经验解释的理论基础。

戴维森明确承认,他在语义学领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老师蒯因。他在《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蒯因,没有他,本书无以问世。”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其意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彻底解释理论与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亲缘关系。

大家知道,蒯因在其自然化认识论理论框架内,提出了旨在为自然语言提供一部从行为到语言的整体上相容的翻译手册的“彻底的翻译”理论。它涉及一种极端的翻译情形:在一种迄今对从未接触过的语言的翻译的情形下,没有业已存在的翻译手册可供依凭,也没有现存的字典可供借助,语言学家除了自己对陌生语言的说话者的行为观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翻译证据。蒯因设计了一个丛林语言学家翻译土著语言的情形:丛林语言学家对这种语言的翻译只能从与刺激条件直接相联系的语句即观察性场合句开始,把听到的语句和看到的言语刺激联系起来,然后通过问询方式,观察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倾向,即说话者在特定的刺激条件下赞同与不赞同的行为反应,通过不断反复的刺激和观察,逐渐建立起这种语言与语言学家母语之间的语词对应关系,编纂一部翻译手册。这是一部基于刺激意义的翻译手册。

蒯因还将表达式的真假值和土著人对它们的赞同态度联结起来,从而给出真值函项的刺激意义。因为一个否定式是真的当且仅当被否定的那个表达式是假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并非”,当且仅当,对于任一土著语句p,土著人赞同p之前附加那个语素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不赞同p;同理,一个合取式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合取肢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并且”,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土著语句p和9,土著人赞同由那个语素连结p和9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既赞同p又赞同9;一个析取式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的两个合取肢至少一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某个土著语素翻译成“或者”,当且仅当,对于任何两个土著语句p和9,土著人赞同由那个语素连结p和9而形成的表达式,当且仅当他或者赞同p或者赞同9。如此等等。

对于非观察性的场合句和恒定句的意义则不能直接通过刺激意义加以确定。蒯因为此建议彻底的翻译者求助于分析假设。“分析假设的方法是利用动力把我们抛入土著语言的办法。它是把奇异的新枝嫁接到常见的老树上的办法。”也就是说,分析假设不是直接将翻译者与说话者当下的刺激证据相联系,而是与翻译者的概念框架相联系,这种概念框架在知识或概念的网络中最终还是要与刺激证据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是通过它们与观察性场合句的关系实现的。

在蒯因看来,无论是刺激意义的翻译方式还是分析假设的翻译方式都与翻译者和说话者的附带信息有关。这些信息包括语言知识、信念知识等等。因此必然引发翻译不确定性的论题,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纂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相容,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相容。”意义和信息“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这种不可分离性是蒯因称之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的关键所在。”意义和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表明了经验证据确定意义的不充分性。蒯因认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是一个沿边缘与经验紧密接触的人工织造物,如果把整个科学比作一个力场,其边界条件就是经验,那么,我们会发现,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在根据任何单独相反的经验对哪些陈述重新评价上有很大的选择自由。谈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会使人步入歧途。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体现了蒯因的整体论知识观。确定语言意义的行为证据和相随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被翻译或解释的语言对象的言内语境因素,还要考虑包括语言使用者的情况在内的言外语境因素。蒯因的整体论不仅涉及到语言系统内各语句之间的一种整体论语义性质,而且也涉及到了语言使用者的信念系统内各元素之间的整体论联系,以及语言系统和信念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正是整体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决定了翻译工作的性质。同时,一部翻译手册的提出和完善不仅仅是联结表达式的事情,而且是预设相同信念的事情,即使在语言学家开始询问土著说话者之前也要做出这种假设。否则,一切交流和翻译活动无从谈起。这就是在蒯因、戴维森和其他人著作中所谓的宽容原则。

宽容原则在蒯因彻底的翻译理论中得到了应用。他在谈到对土著语言中的真值函项的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只能假设土著语言中的真值函项和我们母语中的真值函项相同。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一种所谓的容忍明显的自我矛盾或不一致性的前逻辑思维(urologicalmentality)的学说,但我们在翻译时别无选择,否则,会使我们对土著语的翻译显得稀奇古怪而难以理解,因为任何恰当的翻译都得遵循逻辑规律。实际上,即使在对观察句的翻译情形下蒯因也预设了宽容原则:而对说话者和翻译者共处的刺激场景,土著人和我们具有整体上相同的心理态度、价值取向和感觉功能,否则,那种刺激意义的方案无法实施。同时,在分析假设时只有预设土著人和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语言习惯和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去解析土著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结构,从而建立起一部恰当的翻译手册。

前面已经提到,戴维森试图诉诸塔尔斯基的约定模式的真理论给出一种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的形式表征,并且通过这种表征来解释和说明自然语言的意义。可是,单靠语句本身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理论的解释功能。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因此,如何针对自然语言中丰富的经验事实为从形式上诉诸真谓词的外延主义表征方案提供一种恰当的解释,即如何使之呈现为一种解释性真理论,必然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核心课题。在他看来,在一种不预设任何语义信息、概念或知识的极端情形下,立足于人类主体间的可观察行为的解释理论有望既能从整体上保持意义理论的外延特色,又能对一种自然语言的说话者的话语作出解释。这种解释背景非常类似于蒯因的翻译背景,即设想的一种完全从头开始理解一个陌生的语言团体的人类学场景。受蒯因“彻底的翻译”的思想启发,戴维森提出了著名的“彻底的解释”的理论。

不难发现,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为戴维森解释性真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戴维森彻底的解释理论就是直接在蒯因的彻底的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蒯因和戴维森虽然各自的理论目标不同,但他们最终要求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在彻底的情形下寻求一种经验证据对语言意义的支持关系。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是其自然化哲学体系的一个论据和例证,而戴维森彻底的解释理论是其意义理论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是约定模式的形式表征),但二者选择的起点都是相同的,即可观察行为,都是以言语交流方式为突破口寻求“语言有意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叩这一问题的答案的。其次,在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基础上戴维森提出了解释的不确定性论题。戴维森将蒯因翻译理论的意义与伴随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转变为其解释理论中的意义和信念的相互依赖性,将蒯因的认识整体论发展到语义因素和命题态度的相互依赖的思想。通过这样的转变,戴维森巧妙地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转变成他的解释不确定性论题。第三,蒯因的整体论原则和宽容原则在戴维森解释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和发挥而成为其基本原则。戴维森全面启用蒯因式的整体论。概括起来,除了整体论的语境意义观外,还在解释真、信念和意义三者(解释三元组)之间关系时始终贯穿整体论原则,而且还将这种原则渗透到研究形面上学的真理方法之中。宽容原则在戴维森理论中贯彻得更为全面。在他看来,蒯因的刺激意义范型难免带有私人的主观色彩,我们应该回避这种讨论方式,其结果是应当全面地运用宽容原则,因此他将其作为一个预设前提全面地运用于说明意义和信念、意义和真、真和信念的相互关系中。

由此可见,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在证据基础、主要内容和贯穿的基本原则方面都明显地来源于蒯因的彻底翻译理论。对此,马尔帕斯客观公正地说:“蒯因的工作为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理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背景,标志戴维森工作立足点的正是蒯因关于彻底翻译方案的观念。正是在蒯因的著作中我们才首次碰到整体论、不确定性和宽容这些在戴维森彻底解释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观念。’,对此,戴维森也坦承,他研究意义理论的不少想法本质上是蒯因的,因此读者肯定会为他们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如此深入地一致而感到震撼。虽然他们在一些细小的方面有分歧,但是对翻译的不确定性、整体论和宽容原则的基本看法无疑是一致的。

总之,戴维森意义理论旨在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提供恰当的形式表征和经验解释,呈现为一种解释性的真理论,由两付对子构成:一是意义和真结成的对子,这付对子给出了意义理论的具有递归性质的公理化形式表征;二是意义和信念结成的对子,这付对子以彻底的解释的方式从经验内容方面表达了解释三元组(意义和信念)的共生关系。前者受塔尔斯基约定真之语义学的影响,后者受蒯因“彻底的翻译”思想的启发,二者的思想立足点是弗雷格的真值条件意义论。这些哲学大师的经典思想,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也正是由于戴维森善于借鉴这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成果,使其意义理论注定从一问世就潜在地具备非凡的理论优势和影响力。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四

摘要:目前,随着意义理论探索的深入,无论是英美语言哲学的语用转向还是欧陆语言哲学的哲学诠释学转向,在意义问题上都显示出明显的语境化趋势——把意义问题哲学化、人文化为语境问题。但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理论”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鉴于此种现状,本文将围绕“意义”的意义问题做一次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对意义理论的理解上有所帮助。

关键词:语言哲学;意义;意义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语言哲学的产生,即“语言转向”之后产生的哲学。语言哲学企图对语言作出最根本最深刻的反思,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其核心理论为意义理论。但是对“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理论”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尚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仅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各种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意义理论进行梳理,希望能对意义理论的理解上有所帮助。

一、意义释源。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不仅是在汉语和英语中是多义的,其它民族语言中的“意义”同样也是多义的。在此,仅以汉语为例作出解释。大体上说来,在现代汉语中,“意义”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叫做sense,即“含义”的意思,是指各种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指语词、语句、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这里的“意义”范围不仅包括名词,还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连接词等。“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的另一种解释叫做meaning,meaning比sense的内涵要更高一个层次。

1、意义的指称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语词是通过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具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并用之命名的那个对象,因此名称和对象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茶水”一词的意义就在于它指称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茶水这种实物。在这种理论中,“意义”一词的含义就是指的前面我们所说的第一种解释,而指称论就是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

2、意义的'观念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词都代表着一个观念,它将实物与由此联想从而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等同起来。比如,当人们提到“书”这个词的时候,不仅仅会想到一本本不同的书籍,有精装的和简装的,有古代的和现代的,这都是由“书”引发的种种观念。而观念论就是认为这些观念才是“书”这个词的意义所在。

3、意义的行为论。这种理论是将一个语句或者语词的意义跟引起这个表述的某种刺激或跟由这个表述所引起的反应等同起来。比如当有人高喊一声:“蛇!”那么“蛇”这一语词在听话者身上就会产生反应,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感到恐慌,那么根据行为论的内涵表述,“恐慌”就是“蛇”这一语词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义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意义理论会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体现出不同的哲学理论,它们各自都可以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但又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而且各种理论有其优点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不可超越的意义理论,因此说还没有一种完全一般的意义理论。

参考文献:

[1]张世英.语言意义的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2]王冬竹.语境与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院,助教,硕士.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五

追问是课堂教学中提问的“后续动作”,是教师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或者问题回答结束后的“下一个”教学步骤和教学策略。追问集中体现了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机智、教学水平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追问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可以最及时地启发和激发学生的思维,拓宽思维的广度,增进思维的深度,锻造思维的强度。

追问是一种机智,追问更是一门艺术。所以,追问不等于滥问、乱问,除了要与前一问形成一定的关系之外,还需要讲求追问的时机和方式。

一、追问有“原点”

追问,是针对某一内容或某一问题,为了使学生弄懂弄通,在一问之后的再次提问,穷追不舍,直到学生能正确理解。但是,现在的语文课堂上的“问”和“追问”几乎可以用“狂轰滥炸”、“杂乱无章”来形容,“无绪”反倒成了其最主要的特征。因此,追问一定要与前一个问题有某种内在关联。下面仅以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一文的教学为例简单说明。

1.两者间可以是层进关系。

沿一条直线向前推进,步步深入,将问题引向纵深,而不是“原地转圈”,后一问的思维深度要大于前一问,直到弄清问题的实质为止。例如,在开展“祥林嫂嫁给贺老六”这一情节的教学时,我们不妨先提一问:“文中的哪一个字已经为我们概括了这一情节?”明确“闹”很容易,但不能到此为止,也没有必要再问“还有哪个字说明祥林嫂闹得比较凶?”而是应再追加一问以探究文章的主旨:“从后文来看,祥林嫂嫁给贺老六是幸运的甚至还是幸福的,那她为什么还要闹呢?”

2.两者间可以是对比关系。

先出正面后出反面或先反后正,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或从不同角度的比照中来鲜明揭示问题的实质。例如,为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隐含在这“闹”字背后的内容,教学“祥林嫂嫁给贺老六”这一情节时,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设计教学的思路:自古以来就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说法,这其实也是在“闹”,这里的“闹”说明了什么?它和小说中祥林嫂的“闹”有没有区别?通过比较,我们就可以使学生明白,前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不愿接受不平等地位的三件“防身宝物”,且多半是一种手段;而后者则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使然,所以祥林嫂才会如此“出格”,不惜以死抗争。

3.两者间可以是补充关系。

采取“外围突破”、先“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以另一个问题来引出或补充说明这一个问题,借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例如,在教学《祝福》一文中“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一经典的人物外貌描写的丰富表现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已经学过的《南州六月荔枝丹》来进行补充,先问“有老树一株”是什么语言现象,明确定语后置及其突出其稀有珍贵的表达效果,再问这里的“空的”和“下端开了裂”这一定语后置说明了什么。当然,这里也可以通过常式句和变式句的比较来解决问题。

4.两者间可以是拓展关系。

由此及彼,以点带面,将问题适当向外延伸开去,拓宽问题的面,拓展学生的思维,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比前一问更高更远的地方,上文“对比关系”中的例子我们似乎就可以颠倒过来使用,实现由课内向课外的迁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追问不是乱问,更不等于滥问,一定要把握好与前一问之间的关联之处,无论是要理解的内容还是要激发的思维,两者间都要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笔者以为,前一问的具体内容和思维角度应该是追问的“原点”。

二、追问能“显智”

追问难预设。所以,从实质上来说,追问其实就是所谓的“急中生智”,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追问会是教师教学机智的直观表现。追问能“显智”,这“智”主要体现于教师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或值得再去“追一问”。

1.要善于对症出击。

一个教学环节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益于教师能及时地抓住师生间对话时出现的问题,对症出击,且紧扣不放,穷追到底。因为正是这样的追问,才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和深度开发的状态。这就要求教师要始终全神贯注于学生的言说,敏锐地捕捉学生思维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或作提醒,或作补充。

2.要适时雪中送炭。

在语文教学追问的环节中,首先强调的是预设,要求的就是教师自身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要深刻全面,因为只有“手中有粮”,心中才能不慌;其次还要求教师在学生的思维受阻或思维逸出之时能够及时“出手相救”,给学生雪中送炭,充分发挥教师的引领和点拨作用,而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否则,极有可能会让学生的思维“雪上加霜”。这同样要求教师课堂上要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参与对话的`整个过程。

3.要顺势趁热打铁。

机智的教师常常会“顺势一击”,抓住一点,轻巧地将学生的思维引向辽远。因为有的时候从表象上看,教师所提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但是学生的思维还有可拓展或开掘的可能和空间,那么,我们就不能让学生的思维仅止于此,不妨乘势而上、趁热打铁,再追一问,从而拓宽思维的广度、增进思维的深度。

追问能“显智”,强调的是追问的方式。

三、追问讲“良机”

追问的策略,是对学生思维行为作“即时”的点拨和有效的控制,让追问真正成为师生互动的平台,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而这“即时”就是我们所要把握的时机、要掌握的“火候”。

1.追问于混沌状态。

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是思维混沌状态的重要特点,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说的也许正是这种现象。而学生的思维一旦出现了混沌状态,其实也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去把握的“良机”,一个需要教师适时追问、点拨的时机。这个时候教师不能“袖手旁观;,恰当的追问,或许就会收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2.追问于临界状态。

追问追求的是一种“激活效应”,孔子早就说过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而这“愤”这“悱”,就是追问的前提和时机。所以,只有当学生的思维处于由活跃到受阻时、似懂非懂时实施追问,才能使学生的思维在临界点上产生顿悟、发生质的飞跃;如果学生的思维尚未进入临界状态就去“追”,就不能体现出点拨的作用,追问也就不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比较明显的效果。

3.追问于僵持状态。

追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突破思维的“瓶颈”,因为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是一帆风顺、畅通无阻的,总会有暂时停滞、相持不下的时候,特别是教师提出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思维难度时,如果教师能够抓住这个时机追上一问,或许就能突破“僵持”的“瓶颈”。

无论是对症出击、雪中送炭还是趁热打铁,追问都要讲求适时、相机而问,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良机”;也就是说,只有学生在进行了充分的思考之后,思维处于一种由“起点”迈向“终点”但尚未达到“终点”的中间靠后状态时,追问才是最有效的。

总之,追问是教师教学智慧的展示,追问是锻造学生思维的手段,追问更是语文教学的艺术。“原点”、“方式”和“时机”,是语文教学中追问组成的三个关键要素,构成了追问的整体策略。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六

中国的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但近年来缺乏关注,面临衰退危机。根据文化部统计数据显示,戏曲种类在1983年有373个,而到剩下了286个。业内专家估计未来戏曲剧种的消亡可能还会加速,传统戏曲传播和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这门艺术是去是留?它的当下价值究竟是什么呢?而在笔者看来这门艺术是人类文化的积累,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而传统戏曲艺术的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戏曲艺术本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门艺术需要继承和发展;二是它对社会、对人类有着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

一、传统戏曲需要继承和发展。

(一)传统的道德感需要继承。

中国戏曲历史若从西汉时期的百戏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它包含着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是中国千百年历史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大的文化价值。它根植于民间乡土,与人民群众感情深厚。而正如历史学者、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所说:道德感,就是中国戏曲的价值理念。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不是在学校里上政治课培养出来的,都是在听戏听出来的,都是从剧场里慢慢熏陶出来的。中国戏曲里边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都有。可以说戏曲不单只是一种表演形式,而是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甚至承载着中华传统文明的传播责任。

(二)传统形式需要发展和创新。

当下的社会娱乐休闲方式太多,分散了人们对戏曲这种传统娱乐方式的注意力,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几乎很少接触戏曲。

虽然戏曲舞台简陋,不如明星演唱会的激情四射或大型晚会的隆重大气,但就因为其简陋和鲜有道具才更能让人注重于演员的表演和剧情,充满了想象空间。传统戏曲声腔繁多,剧目数以万计,有着独特的表现手段、美学特征、以及灿若群星的艺术家,它是华夏多样化的文化文明审美观念的集合。我们没有理由去舍弃这块瑰宝,更应该在当下逐渐消亡的趋势下保护和发展这门艺术。

当下的流行音乐中也会加入戏曲元素,如周杰伦在《霍元甲》中有的片段以京剧的青衣唱腔演绎,而陶喆的《苏三说》用到了京剧《苏三起解》的旋律等,还有一些歌词创作会借鉴戏曲剧目的念白。这些都说明传统戏曲在当代社会娱乐中还是有地位和价值的,戏曲艺术丰富了流行歌曲的文化意蕴,这是不同艺术的相互碰撞与切磋融合。

所以社会在发展变迁,传统戏曲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有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一味墨守成规只会继续衰退,必须面向现实生活,开出时代的新花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二、传统戏曲对社会的价值。

(一)提高个人文化品位。

历史上的文人骚客多寄情于梨园,而他们编写的剧目都暗含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爱国情感等,这也就是戏曲剧本的文学性质。戏曲艺术表演有着独特的美感,演员在舞台上三两步便走遍天下,七八人即是千军万马,它用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形式刻画人物形象、描绘故事情节、表达思想感情,它的程式、语言、旋律遵循着美学原则和精神内核,这种抽象、写意的表演耐人寻味,这便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表演的核心。它来自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观赏戏曲艺术可以领悟传统文化底蕴、提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

(二)丰富校园人文精神。

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十分重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戏曲艺术它包含的人文精神、审美情趣、哲理思想等构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10月29日国家京剧院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进行了高雅艺术进校园专场演出,让在场的五千余师生们享受到一场精彩绝伦的京剧文化视听盛宴,感受到了国粹艺术的非凡魅力。这种戏曲艺术进校园的活动在全国各地高校都有展开,能够普及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让学生了解世界艺术经典进而更加热爱中华文化,这对引领高校学生弘扬中华文化、提高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

传统戏曲融合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反应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价值观有着宣扬和教化的功能。古代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中说: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是说戏剧有劝善惩恶的作用,这就像儒家提倡礼乐教化一样。当然,戏曲剧目中也有迷信、封建等落后低俗的内容存在,这就需要继承者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优秀向上的戏曲剧目广泛传播。也需要创作者创作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好戏,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结语。

传统戏曲艺术既是历史的,又活在当下,它是民族文化与智慧的结晶,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

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华需要我们保护和传承,要在保持原有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革新改进,使其精神风貌朝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让中国戏曲永远在世界艺术之林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3]朱恒夫。如何传承与发展中国戏曲[n].解放日报,-06.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七

[摘要]弗雷格在其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中探讨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他引入了带有单个字母的辅助语言作为研究普遍性思想的桥梁,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及其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未完成的内容。普遍性思想的构成部分都是不满足的;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可以通过理解不同层次概念之间的关系而直接把握,一阶量化理论是理解弗雷格残篇的关键。

[关键词]弗雷格;普遍性思想;变元;量化理论。

从19开始,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在“逻辑研究”这一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思想》、《否定》、《复合思想》[1]。除此以外,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1923年之后)也处于这一标题之下。依照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提法,笔者希望在详细解读残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把弗雷格没有表述完整的关于思想普遍性的轮廓勾勒出来。

一、处于“逻辑研究”标题下的《论逻辑的普遍性》残篇。

《论逻辑的普遍性》与逻辑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思想》、《否定》、《复合思想》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残篇开头部分,弗雷格提出“普遍性的本质是什么呢?由于我们这里涉及规律,而规律是思想,因此这里只涉及思想的普遍性”[2]。在探讨了思想、思想的否定和复合思想之后,研究思想的性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普遍性问题的引入。

弗雷格在研究复合思想时已经提出了思想的普遍性问题。在《复合思想》一文中谈到第六种复合思想时,弗雷格解释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虽然句子的涵义总是一个思想,但“一个复合句并非总表达一个复合思想”[2]。他举了如下2个复合句的例子。

(1)“如果约翰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2)“如果某人是凶手,那么他是罪犯”。

显然,在第一个复合句中,条件句“约翰是凶手”和结果句“他是罪犯”都表达了思想,它们组合起来表达了一个假言复合思想。

但对于第二个复合句,情况则不同。先看它的条件句“某人是凶手”,由于这个句子含有一个不表示任何东西的组成成分“某人”,因此该条件句不表达思想。同样地,在结果句中,“他”与第一个复合句中的“他”显然不同,后者表示的是“约翰”这个个体,而前者的“他”不是专名,不指示任何确定的个体,因而该结果句实际上也不表达思想。尽管如此,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复合句却可以表达思想,即“‘某人’和‘他’相互暗示,这种相互暗示通过联结词‘如果……,那么……’的联结,使它们共同表达一个思想”[2]。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对于作为第一个复合句涵义的假言复合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3种思想:条件句表达的单称思想、结果句表达的单称思想以及由二者所构造出的假言复合思想。而假言复合思想只是一种特殊(单称)的思想,它与普遍性思想有着质的区别。对于第二个复合句,它的组成部分不能单独表达思想,即不能单独以一个思想作为其涵义,只有把这个复合句作为一个整体时,它才表达了一个思想。但在弗雷格看来,恰恰是这种不表达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能够表达普遍性的思想,正是这种假言复合句结构中的不定指部分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

(二)如何考察思想的普遍性。

既然研究思想的性质,理所当然把思想作为考察的对象。而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只有感官可感觉的东西才能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另一方面,虽然思想是客观的,但是它却并不是感官可感觉的。这样在思想与我们考察的对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弗雷格认为“语言似乎能够开辟一条出路,因为一方面语言是感官可感觉的,另一方面语句表达思想,……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将语言用作从可感觉的东西到不可感觉的东西之间的桥梁”[2]。然而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东西的领域和思想的东西的领域之间深深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互相对应受到某种限制”[2]。这使得弗雷格在选择把何种语言作为考察思想的桥梁时态度十分审慎,他首先对能够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3)“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4)“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5)“如果某物是一个人,那么它是要死的”。

虽然(3)至(5)都可以表达普遍性思想,但是在弗雷格看来,带有“所有”和“每个”这样的表达式不适合在所有出现普遍性的地方都使用,因为并非每条规律都能以这种形式表述。关于其中的原因,弗雷格在《逻辑导论》中讨论“普遍性”时给出了分析,如下面的2个句子。

(6)“所有事物是与自身相等的”;。

(7)“月亮是与自身相等的”。

其中(6)表达普遍思想,(7)表达单称思想。

“‘所有事物’一词在这里处于专名‘月亮’位置,但它本身确实不是专名,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2]。

如果将(7)改写为“月亮是与月亮相等的”不会改变思想,因此,“一个专名在句子的一个位置上还是多个位置上出现,是不重要的”[2]。但是将(6)改写为“所有事物是与所有事物相等的”这个句子却不会产生预想的涵义。也就是说在向普遍性过渡时,自然语言中不允许“所有事物”一词在两个位置上出现。这就暴露了自然语言的某些缺陷,因此弗雷格要构造出一种辅助语言,用以实现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目的。

对于句子(5),在弗雷格看来“我们有在其他情况下几乎也是必不可少的假言句子结构的形式和句子的不定指部分‘某物’,‘它’;正是在这种结构和部分中隐藏着普遍性的表达”[2]。为了使这种表达普遍性的形式能处理更加复杂的情况,弗雷格将其改写为算术的表达方式,即用字母表示不定指部分,具体如下。

(8)“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弗雷格强调这里形状相同的字母相互暗示。

这种吸收了单个字母作为不定指部分的语言被弗雷格称为“辅助语言”,正是这种语言充当了从可感的东西到不可感的东西的桥梁。

对于辅助语言的组成成分,弗雷格指出“它包括两种不同的组成部分:构词成分和单个字母。前者相应于口头语言的词,后者意谓不确定的东西。

……我们的辅助语言的本质在于形状相同的专名表示相同的对象”[2]。可见辅助语言中正是包含了形如“a”的单个字母(弗雷格也将其称为不定指字母),才使辅助语言具有了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强大力量。我们用“a”代替(6)中的“所有事物”,得到:(9)“a与a相等”。

这是一个数学规律,它显然表达了一个普遍性思想。

当我们用形状相同的专名代替形状相同的不定指字母时,又可以从普遍思想过渡到特殊思想。

如我们用“拿破仑”这个专名来代替(8)中的不定指字母“a”时,得到:(10)“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

这个句子是一个表达了假言复合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其中“拿破仑是一个人”与“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表达了一个单称思想。

弗雷格有着很强的层次观念,在有了带不定指字母的辅助语言之后,他又提出了描述语言,以此作为讨论辅助语言的工具,其实他的这种描述语言就是“通常书写或印刷的德语”,也就是自然语言。

辅助语言与描述语言的关系相当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关系。在文本中我们需要区分这两种语言,前者是带有不定指字母的,后者则没有。弗雷格用引号把辅助语言的句子括起来,并且,辅助语言的句子是没有断定力的,它虽然能够表达思想,但不能认为它所表达的思想就是真的。

在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最后一段,弗雷格改造了德语语法,使得“如果拿破仑是一个人,那么拿破仑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中的构成句子与其表达的思想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以上便是弗雷格的残篇———《论逻辑的普遍性》的主要内容,显然,这些篇幅对于讨论思想的普遍性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说是完成了对思想普遍性考察的准备工作,而具体的考察工作尚未展开。

笔者将依据弗雷格的其它文献材料,对其中的关于普遍性的想法给予一种弗雷格式的解读。

二、基于《论逻辑的普遍性》论思想的普遍性笔者认为在残篇的未完成部分中,弗雷格将会讨论以下2部分内容:。

(1)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弗雷格把辅助语言作为其考察思想的桥梁,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我们便能达到对普遍性思想结构分析的目的。弗雷格用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方式有2种:简单句和假言复合句(在本文以下部分中,前者简称为普遍的简单句,后者简称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它们所对应的普遍性思想是不同的。通过对这2种表达方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普遍性思想的结构,这显然应该成为弗雷格要完成的首要内容。(2)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真”是弗雷格逻辑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像‘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尽管所有科学都以‘真’为目标,逻辑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研究‘真’”[2]。对于如何研究“真”,弗雷格表示“我称思想为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2]。“逻辑研究”标题下的前3篇文章都讨论了相应思想的真值条件,相应地,确定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是弗雷格残篇的另一个应有之义。

(一)普遍性思想的结构分析。

一个句子的涵义(sinn)是思想,意谓(bedeu-tung)是真值,句子与其相应思想的真值是一样的,这是弗雷格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观点。我们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单称句的情况。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晰的论述:“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个思想有一个独立的部分和一个不满足的部分组成。

我们也可以称不满足的部分为谓述部分。如果整个句子应该有一个意谓,即一个真值,则这些部分一定同样均有一个意谓。我们称独立部分的意谓为对象,称需要补充的部分,即不满足的或谓述的部分为概念。”[3]我们将弗雷格关于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的对应关系总结为表1。

表1单称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表我们结合表1分析一个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我们可以不失一般性地选用同一律,即辅助语言句“a与自身等同”所表达的思想。显然这个简单句在构成形式上与单称句(如“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有所差别,前者在专名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不定指部分,由此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构成形式表示为不定指部分与谓词的组合。

在辅助语言中,不定指字母“a”用来表示不确定的对象,正是这个不定指的“a”使得句子整体的内容获得了普遍性。因此,在涵义层面上,不定指部分和谓词相应地对应于该句子所表达思想的一个不满足部分。为什么两个不满足的思想部分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这需要进入到意谓层面的分析。

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中提到,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谓词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这个第二层概念就是该句中不定指部分的意谓,因为该句中只有谓词和不定指字母这两个组成部分。在普遍的简单句所表达的普遍性思想中的两个不满足部分其实是有等级之分的,相对于作为不定指部分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作为谓词涵义的不满足的思想部分其实是相对满足的。

我们可以把普遍的简单句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2表示。

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情况则复杂一些。

一个表达普遍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如“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由3个部分组成:“a是一个人”,“a是要死的”和“如果……,那么……”。

弗雷格将前两个部分称为“准句子”,最后一个部分称为“联结词”。

在弗雷格看来,尽管准句子“a是一个人”在语法上具有句子的形式,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思想的表达式,不表达真思想,也不表达假思想。因为“‘a’既不应作为一个专名表示一个对象,也不应赋予这个部分以内容的普遍性,它对这部分根本没有用,对于譬如赋予这部分一种涵义没有任何帮助”[2]。

另一准句子“a是要死的”也是如此。但是准句子可以是一个句子结构的一部分,这个句子结构表达一个思想,因而应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句子。显然“如果a是一个人,那么a是要死的”这个假言复合句的涵义是一个普遍性思想。“a”这个字母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体,而不是赋予部分句子。但是这种赋予过程需要其它因素的介入,2个准句子的直接组合不会产生普遍性思想。

从语法形式上看,表达普遍性的复合句子似乎只比准句子的直接组合多了一些诸如“如果……,那么……”这样的东西。弗雷格把这些东西称为“思想联结剂”或“思想构造者”。弗雷格认为正是有了思想的联结剂,这些思想的不满足部分和字母a的涵义结合起来,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构造者,2个完整的思想部分同样不能相互结合。

我们可以把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子的结构、涵义和意谓对应关系用表3表示。

表3中联结词“如果……,那么……”没有意谓,这不难理解,弗雷格承认有的符号是没有意谓的,但是它总是有涵义。我们可以从表2和表3中看到,普遍句子的构成部分在意谓层面上只对应了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句子的真值是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二)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

弗雷格认为对于一个单称思想,“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由此达米特得出一个结论:普遍性思想是真的,当且仅当我们用任一专名去替换不定指部分所得到的句子或复合句总是真的,换句话说,如果从普遍性思想中得到的所有特殊思想都是真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真的”[4]。对于达米特的这种观点,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的“真”是出于所有由之而来的特殊句的“真”的合取,因为我们实际上无法进行一个无限合取过程以确定普遍句子的真值。但是在很多种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能够知道一些普遍句子的真值,进而相应地知道一些普遍性思想的真值。如对于“a与a等同”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我们并不需要进行无限合取,就可以直接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普遍性思想的真值。

实际上,理解普遍句的真值条件的关键在于理解弗雷格关于概念与对象的思想。弗雷格在《函数和概念》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这一重要主张[2]。如同函数是不满足的,需要变元这个完整的东西来加以填充以产生一个函数值一样,概念也是不满足的,要用完整的东西来补充它。弗雷格认为对象是完整的,可以补充概念,而概念一旦得到对象的补充,就产生一个真值[2]。如对于“x是中国的首都”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用“北京”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为真;如果用“上海”来填充它,所得到的值则为假。弗雷格的这种思想对于单称句显然是适用的,但是对于表达普遍性思想的简单句或者假言复合句又如何呢?在这些句子的意谓层面上出现的不是对象与概念,而是概念与概念。同样地,笔者认为,普遍性思想的真值条件其实就是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弗雷格对概念等级的区分使得我们能够把握普遍的简单句的真值条件,“一个普遍的简单句中省去了谓词便得到了一个以概念作为变元的第二层概念表达式”[2]。类似于对象处于概念之下,概念也可以处于概念之下,但是前一个概念必须在层级上低于后者,这样才能作为变元来补充后者。弗雷格把对象与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一层关系”,把第一层概念与第二层概念的关系称为“第二层关系”。对于“苏格拉底与自身等同”这个句子,我们知道它的真值,这表明我们理解了第一层关系,当然也理解了“与自身等同”这个第一层概念。因此,根据概念的值由对象决定的观点,当我们把“与自身等同”这个概念当作一个变元处于不定指字母所意谓的一个第二层概念之下时,我们就知道了普遍句的真值,也就知道了“与自身等同”这个普遍性思想是真的。

在弗雷格看来,一个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表现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即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概念的包含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实际上还是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之下这种第二层关系的变形。一个概念下属于另一个概念表示的是,如果说“f下属于g”,实际上是说“对于所有的事物x而言,如果x处于f之下,那么x也处于g之下”[3]。因此笔者认为,普遍的假言复合句的真值条件是被我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当我们认识了概念之间的下属关系时,我们也便能够认识到该假言复合句的真值。

三、从一阶量化理论的角度看普遍性。

纵观弗雷格的思想普遍性理论,不难发现弗雷格很重视表达普遍性句子中的不定指部分,认为其隐含着普遍性的表达。弗雷格的这种观点与其著名的《概念文字》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文字”是弗雷格分析思想普遍性的基础。“概念文字”是一阶逻辑的雏形,因此一阶量化理论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弗雷格的普遍性理论。

一阶逻辑表达普遍性的方式是对一个非空的个体域进行全称量化,而个体域中的元素是个体,在语言上表现出来是个体词,包括常元和变元。全称量化的实质是用全称量词对全体变元进行约束,使之成为约束变元。这是对一阶量化理论的一个简单描述。

《概念文字》发表于1879年,它对弗雷格关于思想普遍性的理解有着重要影响。弗雷格对不定指字母的理解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全称量化思想。

弗雷格对于普遍性思想的形成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如果我们是不满足的部分保持不变,而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那么就能出现下面的情况,无论取什么样的完整的部分,我们总得到一个真的思想。”[3]“完整的部分发生变化”表明的是用变元来替代常元,因为如果只是用另外一个常元,如“约翰”来替换“苏格拉底”所得到的新句子———“约翰是有死的”所表达的思想将不会是“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并且,因为这个新思想“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所以这个变元是处在一定的范围中的,用一阶逻辑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变元是被约束的。

如果该变元是自由变元,由于开语句没有确定的真值,在弗雷格处处着眼于句子的真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显然是要被排除掉的。因此得到的新思想用一阶语言来表示就是衳f(x),即假言复合句中“a”将普遍性赋予了句子整体所表达的内容。所谓“字母a将内容的普遍性赋予整个句子”,实际上是对a的范围的界定,也就是一阶逻辑中量词辖域的表述。弗雷格对于普遍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全称量词的详细说明。弗雷格认为一个普遍性句子中量词的辖域应该包括整个句子,所以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假言复合句中的准条件句和准结果句并不表达一个普遍性思想。

弗雷格对于量词的分析,突破了自然语言中语法的束缚。自然语言中,通常是以“所有”,“每一个”这样的语言表示全称量词。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论述,弗雷格认为“所有事物”一词并不表示对象,而只用来赋予这个句子内容的普遍性。这表明弗雷格将句子的内容看作一个整体,把量词看作对整个句子内容的断定,即把量词看作与句子内容不同的东西。即他把句子内容看作一个层次的东西,而把量词看作高一个层次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建立一阶谓词时所包含的思想。这种关于量词的思想完全突破了自然语言的束缚,揭示了语言中的量词是更高一层的概念。

另外,个体域非空是一阶量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弗雷格也指出“如果并非所有事物都属于虚构范围,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对象。否则根本不能谈论思想的真”[5]。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八

内容摘要:由于网络技术的应用,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互联网不仅是人们搜集信息的工具,而且已经作为人类一种新生活方式而存在,影响了人类生存环境。网络人际关系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人际关系。依恋网络,沉溺于网络交际,忽视现实人际交往的现象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从角色理论的角度对网络社会人际关系进行探索,进一步认识网络人际关系建立的过程、动机及特征。

关键词:角色理论人际关系网络人际关系。

角色理论的含义及观点。

角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至60年代,是一种试图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解释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产生、变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取向,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从个人水平的分析过渡到群体和更高水平的宏观分析的一个桥梁,该理论有社会角色和角色扮演两个主要概念。社会角色指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依据社会客观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力适应社会环境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包含着社会客观期望和个体的主观表演。

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社会对处于一定社会地位上的人有一定的要求,即社会期望;个体要依照社会对他的要求去履行其义务、行使该角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权利,这就是社会行为;当个体被赋予某一新角色时,改变的不仅是行为方式,态度和价值观结构也会发生深层变化。人们正是从理解社会对角色的期望,按社会对该角色的要求去行动,成为履行角色责任和义务的角色。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角色扮演使人能够亲身实践他人角色,体验他人在各种情况下的内心情感。只有获得他人相同或相似的体验,才知道在与别人发生联系时,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因此,角色扮演技术在发展人们的社会理解能力、改善人际关系方面有着尤其重要的地位。

网络人际关系建立过程分析。

(一)单方选择阶段。

单方选择阶段是网络交往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只是交往一方产生的冲动与愿望,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交流和沟通,是双方交往的前准备阶段。与现实人际交往不同之处是由于网络交往严重缺少感觉因素。在单方选择阶段主要依据网络形象、网名、上网频率等隐含着上网者现实身份的信息去判断对方的角色状况,选择交往对象,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和主观性。

(二)双向接触阶段。

这个阶段交往双方有了相互接触的愿望和动机,在相互介绍自己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和他人角色定位。网络交往的隐蔽性,使得认知图式在交往中的作用放大,常常凭一种感觉去放大对方的优缺点,晕轮效应明显。决定能否继续交往顺利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上网者能否恰当展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特点,彼此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符合自己内心已有的认知图式。

(三)思想感情交流阶段。

这一阶段的交往进入到较为深层次的思想感情交流的'人际交往。它从交往双方产生思想上的第一次共鸣开始,由一次相同体验或看法激发起其他更多的相同体验或看法,在相互激发的过程中,交往双方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个性品质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和相容性,都愿意进行深层次的表露。人生阅历、价值观、美丑观、道德观等因素成为影响能否进一步交往的主要因素。

(四)持续互动阶段。

这一阶段的网友关系已经确立,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和亲密的感情。彼此会经常互通近况、互相帮助、时时牵挂,成为对方感情生活中的一部分,有的甚至发展为网恋或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如果把这种关系发展到现实生活中,较容易成为稳固的人际关系。

网络人际关系建立的动机分析。

由于社会结构及各种道德规范的存在,在现实交往中的人际关系主要以社会角色关系为主。人们希望各种社会角色关系都变成理想的人际情感关系,网络社会人际交往正好能满足人的这种愿望。

(一)寻找友谊和慰藉。

由于社会角色的规范性,使得人们为人处世必须顾及自己的角色,情绪不能随便发泄。网络交际中的角色的社会性弱化,可以随心所欲的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从这些扮演的角色的人际交往中得到友谊,产生满意感。

(二)释放情绪并满足安全的需要。

网络社会中彼此没有利益冲突,人际关系以情感为主。而网络的开放性和个性化特点,使得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变得容易又安全。网络中的亲密人际关系与现实的亲密人际关系的标准不应相同。现实中衡量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的主要标准是看彼此知道对方多少秘密和心事,在生活中互相理解、支持的程度。而网络交往很容易达到彼此袒露自己的深层想法,是基于匿名,威胁和麻烦不大,而又能释放情绪,一般不是建立在信任上,所以网络人际关系容易破碎。

(三)性本能的推动。

异性相吸是人的本性。随心所欲地追求异性是人的本能愿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只能做与角色规范相符合的行为,所以性的本能需求只能由本能的冲动变为有控制的满足。而人进入网络世界后社会角色淡化,性本能得到彰显,人们不再担心被人发现受到惩罚,异性间的交流与挑逗等使交往双方得到很大的性心理满足。

(四)寻求帮助以满足社交需要。

一项有关中国互联网用户需求的研究中发现,上网能满足人的六种需求:实用需求,希望在网上获取信息;情趣需求,在网络上体验生活中难以体验的快乐;虚拟需求,以虚拟的角色来摆脱现实角色的束缚,建立全新的心理感觉;合群需求,体验被群体接纳或接纳他人的心理;展示需求,一种展示自己,自我表达,发布观点,匿名感情交流的需要;代偿需求,通过网络来弥补、代偿网下所受到的压抑愿望的需要。

(五)尊重和归属的需要。

在网络交际中,人们不受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的影响,能平等自由地与人交往,网络社会群体为个体达到交流的需要提供了条件,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交流思想、验证自己的看法。有人对你敞开心扉谈论他几乎不可能跟别人共享的体验,人的自尊和归属感得到很大满足。通过网络交往得到的尊重和理解是现实生活中很难体会和获得的。

(六)扮演自己理想角色的需要。

人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有模仿别人的言行,学习榜样角色的冲动,渴望自己成为某一角色。但实践各种想要的角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人们的这个愿望可以实现,极大地刺激了人的角色扮演的积极性。网络角色扮演有利有弊,可以通过角色扮演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有利于人的社会化。如果长期扮演某些角色,严重者会导致网络与现实的角色不分,可能造成人格分裂。

网络人际关系特点分析。

角色虚拟易变。在现实人际交往中,人们的社会角色、身份是确定的,感知到的人是具体组织或家庭中的一员,责任和义务与身份是统一的。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交往环境、交往主体等是虚拟的,人们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与身份是分离的。人们经常选择多种角色和身份,把理想的自我展示在交往对方的面前。

角色印象整饰突出。网络交往时,每一句话、一个表情都是经过思考后发出的,与现实环境相比,印象整饰突出。对方暴露的信息很有限,展现的自我现实成分不多,更容易以偏概全。

角色情趣修养领先。在网络社会,人们相互认识主要是凭借纯文本的交流来进行,注意力集中在与对方谈论的内容上,随着交往的深入,角色的知识面、情趣、修养、阅历等内在的素质成为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感情纯真易露。在网络中,由于上网者远离现实社会,脱离了社会角色的要求,揭去了现实人际交往的面具,以一个自然人的状态与人交往,以虚拟的身份出现,在去社会化的状态下人们可以自由地交友,纯真地表达思想、观点,不用担心被人指责和鄙视,尽情追求理想的人际关系,不必刻意控制自己的言行,这是网络世界最吸引人之处。

地位平等自由。现实世界中人,都处于一定的阶层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角色,具有一定的地位、责任和义务。网络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环境,没有现实世界中的等级、阶层。在网络中只有由于先知或技术等原因的管理人员。任何一个上网者称为管理者,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流,自由出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个性得到张扬,真实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只是要做到道德意义上的自律。

交往开放随意。网络社会交往摆脱了现实社会各种角色规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限制,使人与人的交往更具开放性。网络人际关系的建立与消失都带有随意性,稳定性很差。给许多动了真情的人带来无数的快乐和困惑。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九

向日葵顶着炎炎酷暑。正是这样的盛夏时节,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社会主义高校办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达到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我们学校纷纷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以期望通过开展此项活动达到在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服务社会的目的。

这次的社会实践,丰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对我们的.帮助享用一生。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并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通过这次机会培养锻炼了我们的才干;提升我们的修身,树立了服务社会的思想与意识。同时,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社会,树立更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十

本文主要讨论了德里达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作的关于“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之区分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无论是真实话语还是想象话语,首先都是一种“本源的重复结构”.这种本源的重复比真实话语与想象话语的区分更古老,它是一切话语乃至一切符号的“共根”.本文详细梳理了德里达的解构过程和解构策略,并指出这种解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构传统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本原与替补的差异体系,由此揭示了这种解构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

作者:朱刚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275刊名:现代哲学pkucssci英文刊名:modernphilosophy年,卷(期):2005“”(1)分类号:b565.59关键词:符号真实话语想象话语重复本原胡塞尔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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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十一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当代西方道德发展心理学中立足于“知”和“行”的最富影响力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这一理论的出现,不仅对西方传统的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还引发了学校道德教育的改革。科尔伯格在50年前提出的两难故事讨论法、公正团体等德育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道德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这一理论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看清我国中学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反思。

阶段理论是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道德发展与认知发展有密切关系,认知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基础,道德发展不能超越认知发展水平;(2)道德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阶段进行的,儿童道德判断水平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3)道德发展阶段具有不可逆性;(4)道德发展的本质动机在于寻求社会接受和自我实现,有赖于个体对社会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

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认知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系:道德发展以道德认知为基础且平行发展,认知水平高的,道德水平就高;认知水平处于什么阶段,道德水平就处于哪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科尔伯格提出,人的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水平、六个阶段,每个水平包括两个阶段。

习俗水平。处在这一水平的人内化了社会规则,能遵从现行社会秩序,且有维护这种秩序的内在愿望,包括第3和第4阶段:第3阶段是相互性的人际期望、人际关系与人际协调阶段。该阶段的个体把是否为大家喜欢和称赞,是否对别人有帮助作为判断对错的标准,即所谓“好孩子”阶段。第4阶段是社会制度和良心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个体认识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强调要遵守法律以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或群体的利益。

后习俗水平。处在这一水平的个体的道德决策取决于平等社会中全部成员一致认可的那些权利、价值和原则,包括第5和第6阶段:第5阶段是社会契约或功利和个人权利阶段。该阶段个体坚持维护基本的权利、价值观和合法的社会契约,甚至认为在它们与所属群体的具体规则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也应该如此。第6阶段是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人遵守自己选择的伦理法则或原则,认识到法律和其他社会契约是建立在这种法则之上的。当法律违背了这些法则时,人们会按照法则行事,因为这些法则是普遍的公正原则。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表明,个体道德阶段的发展是一个由低(阶段1)向高(阶段6)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一次一个台阶地通过各个道德阶段的,同时道德阶段的发展是不可逆的。

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时制宜地进行道德教育,不能操之过急地拔高,也不能滞后。比如说,对于处在第1阶段的儿童,我们可以采用训诫的方式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处于第4阶段、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高中生时,简单的训诫显然就不适合了。他们的认知水平远远高出前者,如果老师简单地采用批评惩罚的方式,他们就会不服气,即便嘴里承认错误,心里也不以为然,甚至还憋着一口气,寻找机会发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采用说理、民主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在心悦诚服的同时提高道德认知能力。

二、科尔伯格学说对中学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道德认知理论的提出在西方道德心理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们反思中学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一)改革德育模式,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向人灌输某种既定的道德规范,而是培养人们对各种问题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那么,如何有效提高儿童的判断能力呢?科尔伯格把“必须在学生中引起真正的道德冲突和意见不一”作为道德教育方法的三大原则之一,他提出的道德两难问题法,用情境故事设置道德冲突并提出道德问题,让被试在自己的反应中“投射”内心的观念,反映出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被广泛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科尔伯格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学的道德教育。长期以来,我国强调的是以灌输为主的传统道德教育方法,它把一种固定不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判断从外部强加于人,而不是启发人在精神道德的冲突中如何做出成熟的判断和推理,合理地选择道德行为。

中学生是具有较高道德认知能力的群体,死板的说教、强制的灌输无法在他们心底引起共鸣,也无益于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可大胆吸收采用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来改造学校德育。通过开展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符合他们的道德发展阶段的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促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道德问题,从道德冲突中寻找正确的答案。

(二)尊重道德认知的发展规律,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进行道德教育。

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vygotsky)[2]提出来的。维果茨基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和促进作用,但需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还不能独立地完成任务,但在成人的帮助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模仿,却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通常忽视这个“道德发展的最近发展区”,不顾及道德发展阶段规律,教条式地搬用一套成年人的道德观念施教于尚处在低常态水平的学生。这种跨阶段的道德教育,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从而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一种道德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往往和一个人的认知心理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制约程度以及无数次道德冲突中的经验积累有不同性质的联系,因此,这也就成了处于低常态水平的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超常态水平的道德行为的主要原因。

科氏也从实验角度证实了这一点。他曾和受试者进行谈话,确定他们达到的道德发展阶段;然后告诉他们一些第六阶段的道德判断,要求他们根据每个人的理解用自己的话重讲一遍。结果表明:所有的受试者只能按照比他们已达到的阶段再高一阶段的理解来表达这些判断,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用超过他们现有阶段二个或三个阶段所理解的意义来表达这些判断。这一实证材料再好不过地表明:超越阶段的道德教育是徒劳无益的。

因此,我们建议学校尊重道德认知发展规律,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开展道德教育,而不是强行灌输超出他们道德认知水平的条条框框。笔者曾经在讲授“责任感”时在学生中开展以“责任感就是…”为主题的课堂讨论,学生们通过热烈讨论,最后总结出“不滴水的水龙头、干净的洗手间、人走灯灭”等十大责任。由于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学生对这一概念便有了比书本上枯燥抽象的定义深刻得多的理解。

(三)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中学的道德教育从“教会顺从”转型为“教会选择”

迄今为止,我国中学道德教育基本上只是一种“教会顺从”的道德教育,它要求青少年学生无条件地认同既定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既包括制度化了的、成文的道德约束,譬如“中学生行为守则”之类的道德规定,也包括非制度化的、未成文的道德命令,如学校与教师对中学生提出的某些特定的道德要求。除此之外,青少年还需要无条件地接受既定的道德教育过程。在这种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单纯的“教与学”的关系,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可以说总是被动地属于“教育”“转变”的对象,从未被真正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从未被允许对各种道德取向进行自己的独立的“选择”。

在科氏看来,道德教育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培养和发展被教育者的主动性,应用受教育者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不是教育者的道德判断)去选择他自己的行为,这才是道德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

因此,学校与教师应该以一种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对社会上或生活中的道德问题采用探讨的方式,而不是训诫的方式。在教学与生活中平等对待学生,尊重个体差异性,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强迫学生接受完全一样的道德戒律和道德立场。允许学生参与道德规范的改造和反思,而不是把学生看成是被动的道德规约的接收者。学校和教师应对学生提出富有启发式的道德评价,而不是把自己置于训导者的位置,对学生进行不容置疑的道德裁定。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与既定道德规范与道德取向不一致的现象,教师应与学生认真讨论,把包含矛盾和冲突的道德事件客观地介绍给学生,师生开展平等对话,让学生自己进行独立的道德判断。教师不再是裁判者,而是引导者。引导也并不一定要回到传统的道德规范上去,可以通过讨论,共同探索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只有在民主的气氛中,采用民主的方式,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情感上愿意接受道德教育,而不是口服心不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平。

我们的课堂可以引入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激发学生认真思考、积极讨论,比如针对社会上“做好事反被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班上展开讨论:该不该做好事?舍己为人对不对?救人被讹怎么办?是什么导致现代人的冷漠?师生开展平等对话,学生自主判断选择。

只有当我们的道德教育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从人出发,我们的学生才会从“顺从”转型为“选择”,道德认知能力才能真正得以提高,“知”也才能真正转化为“行”。

由此可见,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我国中学道德教育的启示和意义是多方面的。既然人的道德认知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普世性的道德原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道德教育也终将打破狭隘训教主义的桎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的道德发展潮流之中,为促进普世性道德价值观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3]l・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m].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3,56.

[2]高文.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取向[m].外国教育资料,1999(3).

[4]石鹏远,李创斌.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评析[j].教育研究,2006(8).

意义理论之意义论文篇十二

阿拜(abayibrahimqunanbayuli)(1845-1904),哈萨克民族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启蒙家和诗人。阿拜的思想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伦理、风俗等诸多方面,影响和塑造了哈萨克民族的精神,是哈萨克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着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着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在世界人民中也有崇高的声望。

阿拜一生中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诗歌和箴言),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改变19-20世纪哈萨克族落后氏族封建社会面貌曾经发挥了积极的精神支柱作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了阿拜发表中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认为:“阿拜是向哈萨克人民提出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第一人”。(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第3版,第305页)。在当今时代重新审视阿拜发表中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我国哈萨克族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为全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方面也将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具有良好的现实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阿拜的社会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阿拜的知识经济思想。

一、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

阿拜提出了自然界所存在的的一切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并强调了都是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第三十八篇:“大地以其孕育的棉花,大蒜,水果,矿产,鲜花;飞禽以其羽绒,肉,蛋;动物以其肉,奶,力气,美观,皮毛;水里的鱼,鱼之鱼籽;甚至蜜蜂所产的密,蜂蜡;蚕吐的丝等,一切均为人类所需创造,没有任何一物能够言明这些是它的,一切皆属人类取之不尽的给养。”

阿拜深刻理解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创造物质财富在人作为人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生活状况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甚至全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阿拜指出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才能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等等。他提出:“首先的是生存,然后才是了解阿拉伯与波斯语。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何谈理智和荣辱,更无心思求学进取。饥饿与贫穷往往导致亲人不知,邪恶滋生,盗贼蜂起;人们相互恃强凌弱,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只有衣食足,知荣辱,人们才会有求知的欲望,才会有心思不但自己去学,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求学。”他认为精神的信仰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第三十八篇:“倘若人人修行是为了圣贤,个个都逃遁现实世界,狂热地投入到教门中去,世界亦将毁于一旦。这样一来,谁来放牧,谁来御敌,谁来织布,谁来种粮,谁来寻找真主为世人创造的宝藏。”归根到底他理解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该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二、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

阿拜发表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阿拜强调了发展多种社会分工,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科学,依法治国,与其他民族实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把有学问的,文化素质高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等等。阿拜的这些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不仅过去还是现在在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第二篇:他认为只有实行多种多样的社会劳动分工才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在《阿拜箴言录》第三篇中他提到:“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只顾去多养牲畜而别无心思的缘故,如果他们也去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就不会沦到这一步。”

阿拜不仅强调了发展农业、商业、科学,同时还强调了发展手工业生产。他认为靠诚实劳动生存的手工业者是哈萨克人中的最好的人(神人)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手工业生产。阿拜在三十三篇:“要想致富,就得学点手艺。财富会用尽,手艺却永无止境。不靠偷工减料,而靠扎扎实实的活计谋生的手艺人,当是哈萨克中的人杰。”他认识到了知识密集性高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族青年到手工业场所去从事手工业生产。

阿拜强调了社会劳动在人们伦理道德方面的培育的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人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等等。在四十二篇:“哈萨克人恶习不改的原因在于――无所事事。倘若他们或去务农,或去经商,哪里还会有闲暇?”阿拜号召哈萨克人不要懒惰、盗窃、骗人、讨饭,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在四篇:“诡计多端,招摇撞骗,摇尾乞怜,那只不过是没出息的无赖们的'造化……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大地决不会辜负那些付出诚实和辛勤劳动的人。”阿拜深刻理解了劳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要求青年们积极地主动地参加社会劳动。在三十七篇:“凭着鸿运超群的帝王,不如凭着智慧超群的庶民;倚老卖老的长者,不如自食其力的少年。富足的乞丐――鬼精,没有行动的信徒――阴险。”

三、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

阿拜发表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市场经济思想。他高度评价了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了商业在打破封建封锁,改善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方面的推动作用。他揭示了作为社会财富象征的金子在当时哈萨克族社会生活中的统治。阿拜发现并批判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及其哈萨克族草原上的表现形式。阿拜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但没有注意到竞争的经济根源。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经济意识淡薄,心胸狭义,消费意识的落后性。阿拜还发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中的调节作用。

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人在归还赊账时不讲信用的现象,并强调要培育市场经济特有的诚信经济观念,还要拥有一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比如在第十六篇:“犹如商人们前来讨集赊账时,不是常友人赖账云:‘就这些了,要拿你便拿去,你不拿莫非让我掘地现找难为我不成’。”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的制约作用。

阿拜强调指出,为了丰富物质财富,必须进行多种社会分工,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展畜牧业。第三篇:“那些厚道人家的孩子也不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更不会去务农经商。”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阿拜强调了先进工具、精密的机器、工厂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先进的生产资料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和社会价值。提出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为谁服务的价值观。第三十八篇:“制造多种精密的机器,开设工厂,是为了让人类享受与利用。这些制造者不正是因为对人类拥有一颗爱心么?谁对你先出爱心,你当爱戴他不也理所当然么?。”

同时,阿拜又注意到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是已成为人类最头疼的、政府部门不得不干预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所关心的关系到全人类切身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会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十八篇:“为了防止人类无休止地滥捕滥杀动物,不顾荫及后人使之灭绝,便让人类自身的惜财妒忌之心守护家畜。其余动物生存有的依靠双翅,有的依仗雄风,有的依赖生风的飞蹄;有的攀于绝壁悬崖,有的潜入海底深渊,有的藏进深山密林。而且赋予它们各自以繁衍生息的本能,使其雏幼柔弱,却尽其保护,并非为了使它们发旺,以便赋予与人类争雄,而是为了使它们成为生生不息的人类取之不竭的给养。”

阿拜深刻地理解法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阿拜指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第四十一篇:“如果有谁操心启迪:改造哈萨克人,应当具备两个条件。首先,需要一位手中操有生杀大权的人。其次,他应当有无穷的财富。”他明确提出了国家政权、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十七篇:“如果我有行使法律的权力,我将割下那些宣称人的秉性不可改变者的舌头。”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就根本谈不上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和谐的社会生活。依法治国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标志。第三篇:“执法者应当熟知……法典……习惯法……同时,要明晰这些陈年王法哪些条文已经过时。如有与时代发展相悖处善于摒除,并制定和完善法规,依此裁定。”

四、阿拜的知识经济思想。

阿拜高度评价了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知识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阿拜认为科学文化知识是脱离封建氏族社会的贫穷落后等弊端,哈萨克族获得平等和自由,纳入发展的宽阔轨道的惟一途径。阿拜发表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知识经济思想的萌芽。他的心目中知识就是惟一的财富、牲畜、力量。他号召了哈萨克族人民特别是哈萨克族青年富起来后花财富获取科学文化知识。强调了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就没有精神享受和真正的幸福。在第十篇:“好,就算你终于发家致富了,你应该用你的富有去获得科学知识,不为自己,也该让孩子去学。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在后世和今世都没有他的位置。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所做的每日五拜、斋月把斋、圣地朝拜,都不会令真主愉悦。”阿拜强调了学习俄罗斯等先进民族的语言、科学、文化、知识、技术的重要性,并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歌颂了民族团结、人民的和睦。在第二十五篇:“应该学习俄语。因为智慧、宝藏、科学、技艺,一切均在俄罗斯蕴藏。为了对他们既有所防范,又有所借鉴,应当学会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教育,掌握他们的科学。他们正是因为掌握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才达到了今天这种境地。如果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你会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学会其他民族的语言和科技,便可以与他们竞争,获得平等的地位和尊严,不在有赖于他们。”他认为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希望在于青年门的身上,民族的惟一出路是―教育、科学、知识、文化、技艺。所以他号召了哈萨克族青年接受教育,获取科学文化知识。“俄罗斯的科技是开启世界的一把钥匙,掌握了它世上的事便显得容易多了……说实在的,即使你不给孩子成亲,不留家产,也应该倾囊中所有,让孩子学会俄罗斯的科学。我所指出的这条路,是来不得半点吝啬的……你若想让孩子成才,就应当让他接受教育,而决不要为此吝惜钱财。不然,孩子一旦成了社会渣滓,既不会让你享清福,他自己也不会幸福,更不要说为民众造福了。”阿拜强调有学问的,科学文化素质高的人受社会和他人的尊敬和爱戴。在第三十七篇:“你当帮助有学识的人。帮助那些不争气的人,只能使他越发坠……凭着鸿运超群的帝王,不如凭着智慧超群的庶民。”

作为一名生活在19世纪的哈萨克族思想家,他对本民族劣根性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的这种胆魄和勇气,他的这种警醒锐智和深遂的目光,使他的着作远远超出了本民族的界限,成为留给世人的一部珍贵文化遗产。

总之,阿拜发表(诗歌和箴言)中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风格的社会经济学说,曾经对改变当时哈萨克族落后封建思想发挥了积极的精神支柱作用。在当代,重新审视和深刻阐释阿拜的经济思想。总结和回顾我国哈萨克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深入调查研究哈萨克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问题,采取合理的措施,哈萨克族人民一定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出自己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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