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 文献作者署名规则(九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一

关键词：篮球联赛；职业化改革；困境；路径

我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cba）起源于1995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0个赛季,是我国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联赛[1].在这个联赛中曾经走出了姚明、巴特尔、王治郅、易建联等曾经在世界最高篮球殿堂nba效力的明星球员,为国家队和更高水平的职业联赛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2].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论在竞技水平、比赛的宣传力度、观众数量和关注度等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和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联赛nba,甚至欧洲国家的篮球联赛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近年来,我国cba联赛职业化改革的提出已经不太陌生,然而,和其口号的提出相比,职业化改革的实施确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对cba职业化改革进行研究,为我国职业联赛的发展提供建议.

cba的发展经历：（1）起源阶段.1995-1996赛季由555集团取得了冠名权,开始了我国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赛季,这就是cba的前身.（2）缓慢发展时期.联赛在1996年到2005年期间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约发展的速度一直十分缓慢,直到2005年才发展成为了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3）快速发展阶段.2005年更名为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2007年联赛的队伍扩充到了16支,2008年扩充到18支,2009年球队数目调整为17支,现在cba的球队数量已经扩充到了20支,球队的竞争已经变得相当越来越激烈,cba球队的上座率节节攀升,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联赛,正成为各国球员争相效力的联赛.

(一)管办不分

任何一个职业联赛的发展都离不开体制的改革,没有良好的体制职业化联赛的发展几乎毫无出路可言,然而,职业化和政府干预甚至成为了一对矛盾综合体,和国外完成靠市场说了算的职业联赛相比,中国在此方面的压力可谓颇大.众所周知,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要发展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管理机构和赛事主办者的关系,和nba相比,相当于在资方和劳方之间多了中国篮协的干预.中国篮协对联赛的各个方面有着诸多的限制,甚至在很多方面充当着决策者的角色.

(二)外援政策弊端

cba外援的加入现在已经有着10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外援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外援的政策cba也可谓是十分棘手,中国篮协在外援政策上的采用也可谓是左右为难,从末节单外援到亚洲外援等限制等,以及大小外援等等政策的限制方面都作出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和中国篮协的推进球队之间竞争平衡的同时,在2015-2016赛季的cba球队四川队就利用亚洲外援上场时间不受限制的规则,利用三外援打进了季后赛,创造了首次打cba就进入总决赛的记录.

(三)裁判员判罚争议

如今cba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裁判员的执法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对于联赛的发展速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本赛季,裁判员更是被球迷、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更成为一些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裁判员所承受的压力很大,但是从侧面也可窥视我国裁判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化发展的目标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裁判员不仅不够职业连半职业的水平都达不到,并且一些裁判员的职业道德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四)赛场环境的不和谐

cba竞技水平的发展表现出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特别是在2015-2016赛季辽宁队主场的一场比赛结束后更是发生了球迷将矿泉水瓶扔进球员通道,最终导致了辽宁队主力控球后卫郭艾伦的眼角严重受伤,差点让运动员的眼睛受伤,这种球迷不理智的因素也让cba的球场环境倍感担忧.在新疆队一场比赛中也出现了新疆队外援布拉切由于不满裁判的判罚直接将自己的发带扔向当值裁判员,造成了很差的影响.

(五)高科技设备不足

cba高科技的设备在很多比赛中还是不能满足比赛的要求,例如,在cba半决赛中辽宁队和广东队的比赛中就出现了争议比较大的判罚,当时的录像回放中由于只有三个摄像机位,最终导致了裁判员的误判,而同样的赛场角度nba就使用了多达6个机位的摄像机,保证了赛场无死角,另外,在电子计时设备等方面都存在的问题很大,严重影响到了运动员正常的比赛,以及保证球员获得更好的判罚.

(一)管办分离

cba联赛是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是个非官方组织.但中国篮协和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实际的操作者还是篮管中心.篮球作为目前中国最受关注的职业联赛,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在看到饱受体制制约而产生的悲惨结局后,篮球界普遍认同要加快管办分离的步伐.体育总局是为奥运服务的,而国外成功的职业联赛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随着本赛季cba的持续火爆,cba职业化的进程必将快速推进,如果再不将篮协分离出去,篮球势必成为下一个.

(二)制度合理的外援政策

外援是cba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赛竞技水平的有力保证,但是外援对于cba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和nba的纯职业化不同,cba承担着向国家队输送队员的特殊任务,如果外援政策不限制的话外援有可能会占据了很多国内球员的上场时间和机会,使其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如果外援上场的时间太少又可能导致联赛的观赏性和激烈性受到影响.因此,中国篮协在外援政策的制定上应该更加谨慎,不要让任何球队有空子可钻.

(三)裁判员加强职业能力和素质

裁判员处于篮球比赛中的矛盾中心,对篮球比赛中矛盾的解决起着关键作用,不少篮球比赛中球迷冲突、球员冲突等大都是由于不满裁判员的判罚造成的.这就对裁判员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裁判员应该加强自身执法能力的发展,多向nba裁判员进行学习,另外,裁判员的职业道德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做到公平、公正,保证比赛的纯洁性.

(四)赛场环境的净化

cba赛场环境的净化是有必要快速解决的主要问题,没有良好的赛场环境,职业化改革路在何方.净化cba赛场环境不能仅仅靠安检,俱乐部如何引导球迷文明观赛是更重要的一环,这种引导不应该仅仅是比赛时播放一些宣传片,而是要增加和球迷的沟通和交流,构建俱乐部的球迷文化.到现场观看比赛的,热爱篮球的球迷占大多数,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人去球场的目的就是发泄,他们甚至不懂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

(五)引进高科技设备和人才

篮球比赛的公平性和比赛质量的保证,现在高科技设备承担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录像回放系统对于比赛中裁判员用肉眼无法判断的球权争议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补充,大幅度的提高比赛判罚的准确性,让运动员更加信服判罚的结果,在技术统计、电子计时等方面运动员也需要引进更多的高科技设备来保障.同时有了硬件设备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引进人才使比赛设备的操作更加准确、迅速.（作者单位：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刘玉林.世界篮球运动发展趋势和我国篮球运动改革现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26（2）：21-26.

[2]王守恒,李明.美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的发展及借鉴[j].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学报,1999,11（3）：15-17.

[3]李敦杰,叶新新.世界篮球市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23（4）：26-28.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二

天地之间，皆有节奏。

快有快的节奏，慢有慢的节奏。快，有如疾风迅雷，立竿见影；慢，则有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而日有所长。

我国的核武器，从无到有，只有六年，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两年，这是快的节奏。袁隆平种杂交水稻，度年如日，慢工细活，这是慢的节奏。

“大跃进”时，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也是快的节奏，最终却被证明是犯了严重错误。朝鲜战争时，美骑兵第5团行军节奏慢，最终晚到阵地五分钟，被志愿军堵在三所里，落入包围圈，导致了联合国军最终溃败。

快，可以抢占先机，却有时暴露弱点，半途翻车；慢，可以精打细磨，却有时贻误时间，错失良机。

我国经济发展，节奏很快，但背后却是经过各方面综合考虑的长期整体规划，这是慢节奏的，急不得。我国在三线的火箭生产车间，每道工序严格精密，慢而慎重，却能快速反应，及时高效地生产航天配件，背后一定离不开高效的管理、调度机制，这是快节奏的，慢不得。

快与慢，有如人之左右手，阴阳互补，协调配合，快起来提高效率，慢下来，细致谨慎，不失为一种更好的处事方式。超级工程fast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为国家九大科技基础实施之一，fast的建设时间长达22年，其中，从提出设想到工程立项，中间的研究论证便足有7年，立项后工程的选址作为工程建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的考察与选择持续了十年，在这一切都敲定后，项目组就只用了5年时间，便完成了具体的实施建议。

可以看出，在建设过程中，fast项目进行论证、考察与准备工作的时间远长于建设施工的时间，这便是快与慢的结合。对于项目的可行性，项目选址及其他长期规划与整体规划，工程人员采用慢节奏，一丝不苟，步步为营，万万不肯急于求成。而一旦规划完成，进入具体施工，快节奏的施工方案又可以省出大量时间。这样，fast作为快慢结合的典型，展现了一种迅疾的施工速度与厚重的整体规划，它足以在相关领域，在未来20-30年保持水平。

不仅是宏观的工程，就微观上个体的生活，有劳有逸，快慢结合，也是很有益处的。快节奏的高效的工作可以带来更高的工作成效，由此，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闲暇的休息，更恰当的休息又可以提升工作效率与积极性，两者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快与慢，看似对立，实则一体，欲速则不达，过慢也使不得，需得两者结合，才能趋于圆满。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三

西方思想从康德以后发生了“诗性转向”，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始，各门学科都调整了视点，力图从艺术阐释入手进入本学科领域，最初的理由是宗教起源于神话，可神话并不是教义，而是艺术作品。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几乎就是从诗歌研究起步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的质疑中，毫不留情地讨伐了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灌输的“要追求真理必须走出感情魔障”的论断最终让人失去了“本真”的“此在”，让人无法聆听到神圣的声音，直至丧失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家园”。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杀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杀”与“他杀”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破产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杀？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杀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四

抓好应急管理，构建和谐社会

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因素逐渐取代传统安全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威胁。统计研究表明，20世纪里，每年有20%～50%的人口遭受暴雨、洪水、干旱、飓风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更是高达400亿美元以上。由此看来，抓好管理工作，给公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已是迫在眉睫，同时也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顺利实现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纵观我们目前的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极大的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非常不利于并且严重阻碍着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还没有对应急管理工作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没有上紧应急管理工作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之一这根弦。说到底还是没能彻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没有深刻认识到应急管理工作如果出现管理缺位，将使改革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例如威海雪灾带来的损失，直接原因就是地方领导忽视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导致的。沉重的代价，血的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

其次，现有的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体系多不完善。在诸多方面如机构人员的专门化、专业化，危机管理体系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以及危机管理中政府应急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方面都亟待完善，否则将制约应急管理工作的快速发展。

另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也是导致这项工作没有实现社会化管理的重要原因。公众还普遍存在着防灾救灾意识不够，对危机的防范意识差，这也同样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危机处理中的智慧和力量。

认识到问题和不足，我们的工作就找准了方向，针对存在的问题狠下功夫，积极开创应急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让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把应急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带来的损失，保护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成果和稳定的社会局面，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

其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完善应急体系建设。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培训专门的应急人才，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危机管理体系的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完善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切实保障危机管理急需的人力、物力和专款的到位，以有效减少损失，提高应急管理效率。

抓好应急管理工作，还要大力宣传和培训防灾救灾知识，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有效避免政府在掌握资源、人力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还有可能存在的其他的局限性，提高危机处理效率，凝聚政府群众间同舟共济的鱼水深情。

总之，抓好应急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它考验着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高下，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要切实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工作，向群众交出应急管理工作一份满意的答卷。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五

你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好好品尝一杯咖啡？多久的时间没有好好享受一餐美食？又有多久的时间，没有与自己对话，倾听内在的声音？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习惯了快，而且还要追求更快，快速阅读、匆促进食，因着快，我们错过生命中许多的美好，而我们要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吗？

最近在西班牙发生了一件高速火车的意外，造成数十名旅客当场死亡，许多人受伤。从这一件事让西班牙政府有了许多的醒思与讨论，最后除了检讨技术性的问题外，有一件事引起大家的反思--『追求高速』彷佛已成为21世纪的毒药，大家为了争取快几分钟的高速，而忽略了生命的价值，付上惨痛的代价。

科技发展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为要增加我们的效率.但结果我们却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紧凑，生活越来越紧张，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寻找更高速的工具，来处理我们的问题。随着手机的发达，网络的普及、通讯方式的多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快速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管道变多了，但沟通的问题也并未减少，我们不禁要思考，『多』真的一定好吗？『快』对我们的意义在那里？

现在有许多人追求快速，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如何快速赚到100万』『如何快速减肥』『如何快速学会英文』『如何快速成功』如何…快速……说穿了只是懒，想要抄快捷方式，不想一步一脚印，不愿意等待，不想付代价，不愿下苦工，想要一飞冲天，一举成名，一夕致富，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常在快中迷失自己。忘了自己初衷。

如果静下心想一想，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在快速达成目标的同时，我们常忽略要享受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在追求『快速』的同时，我们也『快速失去』许多。事实上『快』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享受，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与家人更好的互动，但如果『快』不是让我们享受；而是去忍受，那就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值得与否？

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伟大的艺术需要耗费时日，生活的艺术，更需细细品尝，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其实有时『慢』也是一种享受，一种安全、一种放下的心境。如慢慢地品尝美食，体会厨师的用心；慢慢地开车，欣赏沿途风景；慢慢地开口，倾听别人生命的智慧；慢慢地下重大决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取舍。所以，学会放慢才不会觉得遗憾；学会沉淀才能有更多空间。

因生命中有许多事，是快不得的，是需要花时间体会，更需花时间慢慢品味，关键是花在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上。

花时间思考，它是力量的来源。

花时间阅读，它是智慧的基础。

花时间安静，它是更新的时刻。

花时间关怀，它是助人的良机。

花时间梦想，它是未来的蓝图。

花时间大笑，它是心灵的良药。

花时间休闲，它是年轻的秘诀。

花时间放慢，它是享受生命的关键。

人要先慢下来，静下来，然后才能快起来，静中明心见性，因此知道需要快的是什么――不会盲目。当目标清晰，少做生命的无谓消耗，才能集中能量，做好需要做的事。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六

[摘要]科技型中小企业每个发展阶段的风险、收益、资金需求各不相同,融资方式也不应是单一的方式,而应是有效的组合。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近期应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明确政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中的职责;建立健全科学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改革现行银行信贷管理方式;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为其提供更广阔的融资空间。

[关键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组合;风险投资;银行信贷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高新技术产品研制、生产、销售,以科技成果商品化为主要内容,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实体。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亮点。尽管如此,但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创建初期风险较高、自身资产规模较小、经营体制不健全、盈利能力波动较大等,其在市场上融资较为困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及其经济潜能的发挥。因此,正确认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周期与规律,科学掌握其融资特点,是我们探讨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组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周期可分为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风险、收益、资金需求特点及需求量都不相同,因此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融资特点与融资渠道也不尽相同。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确定与之相适应的不同融资方式。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各个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不同、风险与收益要求不同等,更要注重在每个阶段合理有效地进行各种融资方式的组合,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创业期特点及融资组合。

在创业期,企业主要是利用新发明、新技术,完成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但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是指在产品研究和开发过程中,由于技术失败而引致的损失,它可能高达30%左右。市场风险是指生产出来的符合标准的新产品能否为市场所接受,能否取得足够的市场份额。一个新产品从研制、开发到试生产、批量生产,一直到产生效益,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市场情况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原来预计能为市场所接受的产品很可能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或是竞争对手已经抢先一步推出成熟的产品。由于这些客观风险的存在,加之企业没有以往的经营记录,投资风险仍然较大。这一时期企业融资只能采取以下各种组合方式:(1)内源融资,创业者通过自身渠道输入适当的资金。(2)政府科技基金。一般地,处于创业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尚无商业价值,且投资风险较大,投资责任主要应由政府承担。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大多设立了中小科技企业基金,以支持其发展。目前,我国科技部设有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各省市也设立了相应的支持企业创新的基金,如高新技术企业担保风险基金、中小科技企业创新基金等。(3)天使投资资金。天使投资者通过利用自己富有的资金和创业经验,帮助新兴科技公司创业与发展。之所以称之为“天使”,是因为他们的投资行为对创业者而言,确实如同天上下凡的天使一般,为创业者提供难得的资金,并通常提供经营上的建议和顾问意见。(4)风险投资。是指一种直接面向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即投资人将风险资本投资于新近成立或快速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同时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在企业发展成熟后则通过资本市场出售和其他方式转让所持有的股权以收回投资并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继而进行新一轮的投资。风险投资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创业期和成长期的最佳融资方式。

2.成长期特点及融资组合。

在成长期,企业的新产品经过不断改进,产品的技术难题已基本解决,新产品已逐渐适应市场要求并被逐步认可,销售规模和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获利能力不断增强,风险随之降低。但企业为了扩充设备、拓展产品市场,以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阶段,尽管企业已经具备了向外部融资的条件,但由于风险因素并未消除,投资风险依然较高,获取一般银行贷款和在主板市场融资仍几乎不可能。其主要融资组合方式为:(1)二板市场融资。二板市场是指在一国证券主板市场(第一板市场)之外的证券交易市场,其明确定位是为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融资服务,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与主板市场相比,二板市场上市的企业标准和上市条件相对较低,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容易上市募集发展所需资金。应当明确,2004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的中小企业板块是对二板市场的积极探索,它是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条件成熟时将整体剥离成为独立的创业板市场。(2)银行担保贷款。是指借款方向银行提供符合法定条件的第三方保证人作为还款保证,借款方不能履约还款时,银行有权按约定要求保证人履行或承担清偿贷款连带责任的贷款方式。处在这一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欲想获得银行信用贷款比较困难,但可通过此种方式融资。(3)买壳或借壳上市。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收购一些业绩较差、筹资能力弱化的上市公司,剥离被购公司资产,注入自己的资产,从而实现间接上市筹措资金的目的。而借壳上市是指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集团公司)通过将主要资产注入到上市的子公司中,实现母公司上市之目的。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即“壳”,已成为一种“稀有资源”。由于有些上市公司机制转换不彻底,经营管理不善,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丧失了在证券市场进一步筹集资金的能力,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可以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这个“壳”资源,对其进行资产重组,增强其向社会融资的能力,寻求更大发展。(4)风险投资。

3.成熟期特点及融资组合。

在成熟期,企业的高科技产品得到市场的检验,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步扩大,销售和利润快速增长,产品逐步进入成熟期。此阶段,产品的技术与市场前景均趋于明朗,原有的高风险也逐渐降低,融资渠道迅速拓宽。一般情况下,风险投资基本上在这个时期套*退出。这一阶段的融资组合方式为:

(1)主板市场融资。是指通过在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而融通资金。主板市场所容纳的上市公司基本归属成熟产业,公司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其发展也会相对稳定。

(2)银行贷款。是指科技型中小企业凭借自己的信誉、行业地位而从商业银行获取的商业贷款,如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等。

(3)国外资本市场融资。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发展潜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到国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从而筹措资金。据报道,目前新加坡、美国等地的资本市场已开始重视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推荐上市工作。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目前,科技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在缩短,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也越来越大。就整体而言,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资金需求都在迅速增长,因重对以下融资方式进行创新与突破。

(一)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强化政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陆续实施了星火

计划、火炬计划、成果推广计划和新产品计划等,促进了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但它们主要集中在支持技术创新的成熟阶段上,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科技成果商业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在我国风险投资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但从长远看,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科技创新和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也更加重要,政府应逐渐加大这一方面的支持。政府可直接组建为中小科技企业服务的风险投资基金,用以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与开发。需要说明的是,政府直接组建风险投资机构,在风险投资还不被社会众多人所接受的时候,其发挥的表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这并不是最佳的选择,相反可能会限制其发展。政府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发挥政府资金的乘数作用,引导其他社会资金进入这一领域。美国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解决创新型技术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美国于1958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sba)。中小企业管理局主要通过发行债券和担保的方式为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而很少直接参与到风险投资实务中去。总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效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以少量的引致资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二)完善风险头资运行机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基本保障

经验表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发达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资料显示,美国90%的高科技企业是按照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起来的,正是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才铸就了令世人瞩目的美国“新经济”。反观我国,尽管风险投资正在兴起,各地政府相继建立了风险投资基金,但由于缺乏社会资金的广泛参与,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切合实际的简便易行的营运机制,缺乏公正独立的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缺乏一个有效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风险投资的潜能未能很好地发挥,也未能很好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针对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及存在的诸多问题,现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完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途径。第一,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许多风险投资的主角仍是政府,或者是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其资金来源仍然主要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投资主体过于单一。这种以政府出资为主导的风险投资体系难以满足未来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必须加以创新。西方国家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大都来自机构投资者,比如美国是风险投资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据1995年统计,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养老基金占38%,基金会和捐赠金占22%,银行与保险公司资金占18%,个人占17%,其他占5%。现阶段,一方面,我国政府应抓紧制订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优惠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向风险投资业的投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允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资金介入风险投资。

第二,完善社会中介机构和风险投资网络。由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风险投资者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许多好的投资项目得不到风险资本的支持,而大量的风险资本又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因此,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经验,我国应尽快着手建立和完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和投资信息交流网络。一是要成立一些非盈利性的社会中介机构,能够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准确的各种信息和评估报告;二是应由政府出面建设一个高效率的风险投资网络平台,为风险投资行业提供实时、便捷的信息服务,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风险投资的对接。

第三,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获取资本性收益,而非财务收益。风险投资的失败机率虽然很高,但一旦成功,其回报率也相当高。在西方国家,其平均利润率一般保持在30%~60%,远远高出一般投资项目,甚至使向来以稳健着称的商业银行也为之动心。但这种高回报,最终取决于是否有一种风险资本顺畅退出的机制。只有能够自由而有效地退出风险企业,风险资本才能保持其灵活性,不断选择和支持新的风险企业,从而使风险投资保持生机与活力。在西方国家,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开上市、股权协议转让和企业回购股权。其中,公开上市既能使创业企业的市场价值大大提高并得以实现,又可以增强其原有股份的流动性,为企业日后的再筹资打好基础,故其是首选退出方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应着手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创造条件,扶植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二板市场进行融资。目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主要看中的是企业的成长性,而非高科技属性。这需要我们培养大量极具潜质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而非仅有科技因素即可。因此,对于有条件的成长型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政府应积极对其进行“孵化”,助其进入中小企业板进行融资。通过中小企业板的建立,风险投资资本可以较便利地退出,消除了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的后顾之忧。二是恢复建设地方性柜台交易市场。对于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上市融资条件苛刻,耗时耗力,并非最佳选择,而柜台交易市场交易灵活、交易成本低廉,且对于交易股票的条件要求较宽松,更适于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证券化的股权流通和交易,便于风险资本的灵活退出。但鉴于我国1993~1997年之间对于场外交易市场探索的失败,在重新恢复建设的过程中,应做好各类市场风险的防范工作,完善交易程序和交易制度,保证交易过程的透明、合法、公平和规范。三是完善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实施破产清算铺平道路。由于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因此一旦确认所投资的企业失去发展可能性,风险投资机构就要迅速通过破产清算的方式收回投资,以避免更大损失的发生。虽然破产清算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但

美国的事实表明以破产清算方式退出的投资大约占风险投资的32%,以这种方式能收回原投资额的64%。应该说,破产清算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途径。

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完善,风险资本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会比较顺利,退出通道也会比较畅通。(三)改革银行信贷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建立多元化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期,由于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尚未形成自己的商誉,资产规模较小,金融机构无法知晓企业的资信情况,因此,企业欲从银行获取贷款确实很难。但当企业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后,商业银行就可选择合适的时机介入企业,为其提供充足的信贷资金。

1.积极发展多元化、竞争性的中小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天然适合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并因其规模较小、分支机构较少、立足于地方经济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问题,中小企业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务应当来自于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新兴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就应该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金融服务供给者,但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需求相比,其机构数量信贷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好地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我国应进一步发展多元化、竞争性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2.改进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管理办法此在其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仅靠某一个渠道的资金来源远远不够,还需其他融资渠道予以配合,形成合力。就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来看,目前需着。目前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基本上沿用了原有针对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模式:通过企业的信用等级确定贷款风险程度,通过制订严格的审贷分离、三级审批制度控制风险,通过要求企业提供担保转移风险。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客观上具有点多、面广、量大、风险高、涉及行业多、所有制结构比较复杂等特点,以传统信贷方式进行管理难以把握风险,且手续复杂、管理成本较高。因此,需要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特点,以企业发展潜质、技术领先水平、市场开发潜力、企业还贷能力、企业退出机制等为主要审贷标准,完善贷款管理方式及风险评估技术。

3.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创新银行信贷担保方式。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资产规模较小,且主要是无形资产的特点,可以尝试担保抵押方式发放贷款。(1)开展知识产权担保融资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通常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但缺乏土地、不动产等传统的可以用作抵押的物品,可以考虑以知识产权作为担保品替代传统的物质担保。当然要实现这种融资方式,还需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2)开展订单担保贷款。如果企业拥有大量订单,就说明企业产品有市场。有市场,就可能产生利润,还本付息就有保证。因此,根据订单数量,确定贷款额度,是一种可以探讨的新的融资方式。(3)开展动产担保贷款。以企业的原材料、半产品、产品库存等动产作为抵押物发放贷款,对银行来讲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贷款方式。动产本身流通性强,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关键是要正确给予估价。

4.加强与风险投资方式的融合,共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风险投资机构在决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时,可与商业银行合作,由银行对企业提供结算、财务顾问等金融服务。这样,银行可以明正言顺地介入企业,为下一步银企合作打好基础。随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扩张,其对资金的需求加大,由于事先已经对企业有了充分的了解,银行就只可以对一些发展前景明朗的企业及时发放信贷资金,帮助其尽快发展壮大。

(四)规范主板市场交易行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有效的融资途径

随着资本市场尤其是主板市场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完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要“继续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逐步改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结构。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积极稳妥发展债券市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市场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

随着上述政策方针的逐步落实,我国资本市场(包括主板市场)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逐渐得到规范和完善。公司债券市场将会有大的发展,完整规范的创业板市场的推出也为时不远。科技型中小企业应抓住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和创业板创立的有利时机,加速企业改制,完善管理机制,力争开拓新的融资渠道,采用新的融资手段。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将涌现出大批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障基金,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也将为这些基金提供很好的投资工具。因此,配合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进程,规范主板市场交易行为,创新交易品种,加大债券融资比重,将会有利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筹集到更多的社会资金,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瓶颈问题。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七

为培养一名优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即具有适应21世纪所需要的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素质高和工作能力强,这不仅需要加强高校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更重要的是提高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整体思想道德水平。现代社会正在全面开展德治教育,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全面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教师;职业道德;教育;修养

教师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他随着学校的产生而出现，担负着向教育者传递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双重任务。现代教育，为人师者应该具备并不断完善三大素养：一师德，二授记，三科研。“师德为先，为师有德”。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事关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大局,事关人才培养的质量,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

英国狄更斯曾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力量。”纵观当前教育发现现在的教师职业道德存在很大的问题。

1.1敬业精神缺乏

教师是工程师，是园丁，可是部分教师并不认同，也没有把教育工作看做是传承文化知识、传播科学真理、塑造美好心灵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看来，教师只是用来谋生的手段。本着墨守成规的思想，他们缺少对教师这份工作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更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而是转移到了教学以外的事业，有些教师对科研没有兴趣，只把科研当做评职称的一种工具。到万不得已时就抄袭他人作品，出现了严重的学术腐 现象;也有些教师自认为很忙，没时间做研究，需要时就玩拼凑。这样的氛围不仅助长了研究的歪风,而且玷污了教育这个高雅神圣的知识殿堂。

1.2团队精神缺乏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不能把自己的同行当做朋友。因此有些教师就以狭隘的功利原则来对待工作。不与自己同专业的教师进行探讨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做到“闭门造车”。不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了解别人的思想，又如何能让自己站在学术的最前沿。

2.1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内涵

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一般是指教师为了培养高尚的师德所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教育、自我陶冶的功夫及其所达到的师德水平和精神境界。从内涵上来看，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师在仪表、谈吐、气质等方面的学习，这是外在意义上的修养;二是教师在思想、品德、情操、知识、技能等方面所达到的教师职业道德水平和教师职业道德境界，这是内在意义上的修养。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不论从外在意义，还是从内在意义来说，都是指教师的自我修养，是教师自觉地对自己进行锻炼过程。

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布重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点如下：

(一)爱国守法。(二)爱岗敬业。(三)关爱学生。(四)教书育人。(五)为人师表。(六)终身学习。

2.2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是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要求。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培养“四有”新人，此后培养“四有”公民即被作为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写入《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文件和法律法规之中。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才教育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正是在小平同和中央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和广大人民对提高国民素质的愿望集中概括起来，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这种背景下，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过程进行了由浅入深的理论思考和多种形式的实践探索，于是产生了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历史命题。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对症下药”，以下是本人的一些看法：

3.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教师的思想对于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高校教师明确地认识到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社会主义新人,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还能有效地杜绝现在教学风气的腐 败现象，认清现代教育的职责。

3.2学习、认识自己

学习不仅是人们获得知识和技能、提高智力和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的重要方法。我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学习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就明确提出过“笃信好学，宁死善道。”教师的每一种优良师德品质，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渐渐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己，提升自己。

3.3向实践学习

我国诗人陆游曾经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句诗充分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孟子也说过“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性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样才能磨练出人的品质。教师在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后，才能更加体会学生的心理，给学生提出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行为，才能懂得品质的重要性。

[1]钱焕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师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修养,2008,(201)

[2]柳斌,九州图书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教师素质培养手册,总序言,1998,(1)

[3]马骏,梁积荣,张国春,陕西教育出版社,教师职业道德概述,教师职业道德的修养,1990,(274)

[4]傅维利,高等教育出版社,师德读本,教师职业道德,2003,(91)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八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经济制度变迁;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1-0001-11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第二，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典型的二元经济制度），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启动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邓小平同志指出，与农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3]537“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3]546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不断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改善了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变迁。现在回顾起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制度变迁成本最小而变迁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没有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的极大成功，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无从谈起。对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无论作怎么样的评价也不会过高。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农民家庭承包“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4]50-51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6]最新土地法律政策全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45-24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8]许经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有何异同[n].人民日报，2011-09-06（007）.

[9]许经勇.如何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n].人民日报，2013-12-06（007）.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2023年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九

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既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也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有一个从生到死、由盛转衰的过程。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浅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科技型企业的内涵决定了其发展周期既有一般企业的周期的共性规律，同时又有其特性。科技型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以下4个时期。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缺陷

1、企业缺乏现代融资观念，市场运作意识不强

目前，我国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未能用现代财务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企业的融资决策。表现为对融资规律、融资基本知识和原则缺乏学习与了解;融资缺乏明确计划和目的，难以提供令银行和投资者满意的经营计划和财务报告;融资缺乏自觉性、主动性和适应性，缺乏资金时间价值、机会成本和信息融资、知识融资、依法融资等新的融资观念

2、企业融资结构非均衡，融资市场化水平较低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所依靠的主要是内部积累和代价高昂的民间借贷，银行贷款比重偏小，直接融资比例微乎其微，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直接融资渠道，导致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了被排除在资本市场以外的融资困难企业。

3、企业融资机制创新动力不足，融资效果有限

近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为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了诸多创新机制和措施，但总体上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效果仍然有限。突出表现在：第一，创业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第二，创新基金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缺陷的根源

1、金融体系与融资政策环境的制约

(1)银行体制管理机制不合理，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体制性缺陷，国有银行偏向国有企业的融资。二是对现行银行管理机制支持不力。如信贷管理权限过分上收，在强化约束机制的同时缺乏激励机制。三是银行信贷资金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尚未解决，加剧了具有高风险本质的中小科技企业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基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育缓慢，担保机构资金来源单一，实力薄弱;担保登记和评估手续繁杂，耗时费力;担保行业立法严重滞后，行业监管缺位;担保尚未形成风险分散与后续的补偿机制;缺乏再担保、反担保或第三方担保机构，以及政府的干预等。

(3)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

首先，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一板市场发展较快，二板市场发展较慢;上市交易发展较快，柜台交易发展较慢等。其次，设置门槛较高，除了股本规模设置较小外，上市的标准与主板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