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大全13篇)

叙事是一种讲述事件发展过程和情节的文学方式，通过编排故事结构、塑造人物形象等来展现情节的起承转合。写总结之前，我们可以先对所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再进行总结和归纳。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总结写作技巧和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一

去过海底捞的顾客都会不由得赞叹其周到、贴心的服务，他们的火锅味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单凭服务这一点，也只能让很多企业望尘莫及了。海底捞火锅的成功离不开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不论是对顾客还是对员工，其管理者都切实做到了以人为本这一点。

“顾客就是上帝”，海底捞始终信奉着这样的信念，在实际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做到了。从排队等位到进餐直至离开，都享受着其贴心的服务，甚至有很多顾客觉得比在家里吃饭还要惬意。在排队等候时，海底捞为大家准备了美甲、擦鞋等服务，提供各种饮料和小食品享用，还可以跟朋友在等位的时候一起下下棋、做做小游戏，使等候时间不再枯燥，不再让人反感；在顾客进餐的时候，海底捞的员工总会面带微笑热情服务，为客人提供热湿毛巾，为长发女顾客提供发箍，为带手机的朋友提供防水小袋子，他们的嘴上经常带着“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您好，请问您需要加汤汁吗”等等一系列客气周到的问候，这些都使到店顾客感受到温暖和舒适。

很多人不解，海底捞的员工何以做到如此的亲切、勤快，对待每一位顾客就像服务自己的亲人一样呢？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公司的员工福利。海底捞公司不仅以顾客为本，还十分注重员工的激励。海底捞的员工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的稳定性较低，海底捞为了留住员工并且让员工踏实留在海底捞工作，特别为员工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津贴，并为留守在家乡的父母提供生活补助。没有了后顾之忧，员工们才更愿意用诚信服务，才会带来如此优质的服务。另外，海底捞还鼓励员工入股，将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员工就像在经营自己的公司一样，当然就会更加尽心尽力。海底捞时刻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行事，这是它有今天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制胜法宝。

（二）以人为本——玫琳凯的“p”、“l”理念。

在企业的管理中，“p”代表盈(profit)、“l”代表亏(loss)但是在美国著名的化妆品公司玫琳凯的经营管理中，“p”代表人(people)、“l”代表爱(love)。他们提出：“我们是重视人才的公司”。

其创始人玫琳凯提出了“开门原则”，她的办公室的门始终面向所有的员工敞开着，随时欢迎大家提出利于公司发展的宝贵意见，她主要人与人之间要经常进行交流，这体现了该公司对于人的重视。当员工过生日的时候，还可以享受一份精致的免费晚餐。另外，玫琳凯公司还有一个传统，就是“秘书周”，在这一周中，所有的秘书都会获得一束鲜花和一个咖啡杯，礼轻情意重，这足以体现公司对员工的关怀。玫琳凯公司取得的成绩与其人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和谐的团队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三）以人为本——海尔创新管理的核心。

《首席执行官》是以海尔企业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影片为大家讲述了海尔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工厂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的故事，它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奇迹。“以人为本”是海尔优秀企业文化的灵魂。张睿敏始终信奉这样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当员工的利益诉求和企业的整体利益达到一致的时候，才能赢得企业经营的胜利。

海尔在管理员工时，讲求“三心”。首先，解决疾苦要热心。海尔公司组织了自救自助形式的救援队，员工人手一册《排忧解难本》，当员工遇到困难的危险时，救援队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帮助。其次，批评错误要诚心。在每个月的中层干部考评会上，实行红黄牌制度，对变现优异者进行表扬，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诚心批评和指正，为其改正错误引导正确的方向。最后，做思想工作要知心。了解员工心里想什么，企业才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做以满足员工的需求而使其更好地为企服务。海尔对员工的知心体现在很多日常的工作制度中。

海尔的“三心”管理方式以及《排忧解难本》的施行充分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体现。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二

11资料来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也是被国家推广、社会认可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发表在cssci上的论文具有规范性、代表性、高水平等特点，基本上能够反映某个学科的研究水平。本文选择cssci数据库为检索来源，以主题为检索式，以“瑜伽”作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范围截至12月31日);在初步检索的基础上，删除书评、新闻、人物专访等不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共得到有效检索文献104篇作为研究样本。

12研究框架。

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我国瑜伽研究情况，在有效检索文献样本的基础上，以noteexpress为文献处理工具，以excel为文献统计工具，采用期刊分析(时间分析、刊物分析)、文献分析(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作者分析(学科分析、地域分析)进行研究。

2分析过程与研究结果。

21期刊分析。

211时间分析。

样本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虽然瑜伽文献发表总数较少，但呈整体上升趋势，同时又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我国瑜伽研究基础薄弱的特点。，瑜伽论文发表出现爆发式增长，可能与当年奥运会体育热潮有关。近几年，随着休闲健康需求增加，瑜伽学术研究也不断增强。212刊物分析根据统计，104篇样本文献分布于46种刊物。其中，发文超过3篇的有12种刊物，具体见表1。发文数量最多的是《体育文化导刊》，为14篇，其次是《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中国体育科技》《南亚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瑜伽研究学术期刊，可以借鉴印度创办的《国际瑜伽杂志》(interna玻簦椋铮睿幔欤剩铮酰颍睿幔欤铮妫伲铮纾幔，由社会专业机构开办期刊，为瑜伽研究提供专业平台。从发文统计分析，现有研究主要发表在体育类、宗教类、哲学类期刊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瑜伽研究的学科特点。

22文献分析。

221内容分析在对文献进行精读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我国当前瑜伽研究归纳为基础理论研究、瑜伽运动研究、瑜伽医学研究、瑜伽教育研究、瑜伽产业研究、瑜伽哲学研究等内容。表1瑜伽研究cssci学术论文发表刊物分布1)基础理论研究。瑜伽是古印度梵语yoga的音译，在广义上指的是一种哲学，《瑜伽经》中提到“瑜伽是对心的变化的控制”[7];在狭义上指的是一种运动，瑜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相结合的运动[8]。李建欣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将瑜伽发展史归纳为原始瑜伽(公元前30—公元前800年)、前古典瑜伽(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古典瑜伽(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后古典瑜伽(公元200年—公元1990年)、近现代瑜伽(公元1990年至今)5个阶段。陈丽霞等[9]分析了瑜伽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表现出吸收、同化、异化的特点，认为瑜伽的中国化进程是瑜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瑜伽具有健身价值[10]、教育价值[11]、美学价值[12]等，郭兰[10]提出现代瑜伽在全球的流行与其健身价值密不可分。2)瑜伽运动研究。作为一项体育健康运动，国内学者比较了瑜伽与武术[13]、太极拳[14]、气功[15]等项目发展的异同，杨拢郏保常萑衔瑜伽实现全球化推广在于其“大众化”“市场化”发展道路，走出了依靠奥运竞技传播的“怪圈”。瑜伽运动以体式、呼吸、冥想、放松为主，有助于增加肺活量、提高身体柔韧性、减少身心紧张，被认为是大众健身一种安全、有效的锻炼方法[16]。瑜伽运动的减肥功能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采用实验分析法，发现瑜伽练习能够促进脂肪分解代谢以及提升前列腺素e2水平，有利于减肥和健身[17-19]。作为一种心理调控手段，瑜伽也开始被运用到体育训练中。实证研究发现，瑜伽运动能够提高青少年冰壶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心理稳定性，有助于提高训练比赛成绩[20]。3)瑜伽医学研究。以瑜伽干预作为医学辅助治疗方法，是当前我国瑜伽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国际研究保持一致，近些年，我国学者也从各个方面探讨了瑜伽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例如系统研究了瑜伽对心血管疾病[21—22]、痛经[23]、颈椎病[24—25]、腰痛[26-28]等的影响，结果显示瑜伽对这些疾病的防治具有较好的效果。从研究对象上分析，实验方法多针对女性、中老年、大学生群体等，这与国际研究基本保持一致[29]。大学生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与高校作为研究主力身份有关。除了瑜伽对身体方面的.积极影响之外，部分学者也探讨了瑜伽对心理调节的作用机制。杨茜[30]以30名女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瑜伽练习与抑郁症状缓解的关系，认为瑜伽在改善轻度、中度抑郁症状倾向方面效果显著，并建议将瑜伽作为一项高校心理教育工作加以推广。4)瑜伽教育研究。史艳莉[31]探讨了瑜伽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可适性，提出作为一项具有健身、健心、美育价值的运动项目，应该在高校加大普及;她还提到瑜伽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理念。瑜伽课程，在高校目前主要以选修课为主。张海燕等[32]通过发放300份问卷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选修瑜伽课的目的主要是减肥和追求形体美;而国际研究表明，人们练习瑜伽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压力和焦虑情绪。国内外研究的差异，反映出国内瑜伽教育更偏重身体锻炼，相对忽视了心理和心灵方面的教育，也体现出国内瑜伽训练者对瑜伽认识的片面性。毛娟[33]关注到瑜伽教育“重物轻人”的异化倾向，首次提出了促进“身、心、灵”和谐发展的瑜伽教育思想。郁晶晶[34]肯定了瑜伽心灵教育的重要性，但指出高校瑜伽教学中不宜对瑜伽哲学和修炼境界进行虚幻化描述，应该以体式训练为主，进行张弛有度、循序渐进的练习过程。5)瑜伽产业研究。瑜伽产业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35]。我国瑜伽产业发展迅速，但存在片面宣传等问题，社会大众对瑜伽认识局限，并被误导为一种女子运动项目[36]。在瑜伽产业化过程中，由于逐利性驱动，瑜伽更多被打造为一种商业健身运动，瑜伽的功效也被过分夸大[37]。瑜伽健身服务业是瑜伽产业的主导，主要行业机构包括健身房、瑜伽馆、瑜伽俱乐部等。裘鹏[38]通过对国内8个城市的瑜伽健身机构调查显示，75%的瑜伽教练员上岗所持执教证书不足半年，瑜伽教练员存在“速成”现象，并且社会认证主体混乱。80%的瑜伽学员认为瑜伽行业准入缺乏统一、权威标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存在缺失。瑜伽产业具有融合性特征，肖宁[39]提出瑜伽具有健康价值和回归自然性，与旅游产业融合形成的瑜伽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22方法分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法。按照文章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在对104篇样本文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我国瑜伽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共83篇，占7981%，定量研究共21篇，占%。其中，我国瑜伽研究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为归纳演绎法、比较分析法等，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实验分析法等。223作者分析1)学科分析。参照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根据样本文献分析，我国瑜伽研究共涉及到13个学科门类中的9个(表2)。其中，以哲学(4038%)、教育学(3462%)、医学居多(1154%)，3者之和占到所有统计文献的8654%，反映出哲学、教育学和医学是当前我国瑜伽研究的主导学科。而根据先前统计，国际瑜伽研究学科领域主要是医学(636%)、教育学(117%)，哲学领域只占到085%[30]，这与我国分析结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分析其原因，可能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具有哲学学科背景的学术群体关注瑜伽现象较早，人数多，部分受到各类科研基金支持，易于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二是具有医学、教育学背景的学术群体关注瑜伽现象较晚，人数少，瑜伽和医学、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刚刚起步，高水平学术成果积累较少。值得关注的是，在进一步对涉及到的一级学科进行分析后，除哲学外，与体育学相关的文献达到26篇，占到所有统计文献的25%，体育学者成为当前国内瑜伽研究的重要力量。同时，一些高产论文学者也开始显现，例如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建欣，以瑜伽哲学研究为代表;来自吉林体育学院的毛娟，以瑜伽教育研究为代表;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陈丽霞，以瑜伽临床医学研究为代表。2)地域分析。按照论文作者依托机构所在地区，结合国家统计局关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地区的划分标准，将研究成果进行地域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发文数量最多，占到5769%，并且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代表，北京市由于科研机构较多，发文数量占到整体的2308%。中部地区的湖北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以及东北地区的吉林省也是发文较多的省份，但总体上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发文数量较少，全国瑜伽研究不平衡现象突出。

3结论与展望。

31研究结论。

1)基于检索的瑜伽cssci样本学术文献分析，以来，我国瑜伽研究呈整体上升趋势，但又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样本文献共分布在46种刊物，主要体现在体育类、宗教类、哲学类核心期刊;发文数量较多的刊物为《体育文化导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中国体育科技》等。2)我国瑜伽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瑜伽运动研究、瑜伽医学研究、瑜伽教育研究、瑜伽产业研究等内容，并且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定量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实验分析等方法。3)我国瑜伽研究涉及到9个学科门类，以哲学、教育学、医学为主，与国外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依托体育学研究瑜伽，是当前的主力研究群体。地域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研究成果数量远远超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国瑜伽研究不平衡现象突出。

32研究展望。

1)在研究内容上，要建立起瑜伽的理论框架体系。从瑜伽的整体概念出发，改变当前“重物轻人”的现象，从瑜伽的健身价值转向综合价值进行分析。针对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和热点领域，例如瑜伽基础理论、瑜伽临床医学、瑜伽健身运动、瑜伽教育教学等进行重点研究，探索瑜伽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并进一步与国际研究接轨。2)在研究方法上，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手段，更加科学、规范地分析问题。注重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体育学、医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角度开展研究。将研究视角从宏观定性问题向具体专业问题拓展，进一步加深瑜伽研究的深度。3)在研究主体上，要进一步发挥高校和社会科研机构的力量，积极培育专业瑜伽研究平台。争取建立若干个瑜伽研究团队，引领国内瑜伽研究趋势和方向。加强瑜伽研究团队的跨学科合作和跨国际交流，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瑜伽研究体系。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三

对周礼的信心，源于对夏礼，商礼更深层的了解。“克己复礼，立大丈夫志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孔子的至理格言。“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什么是“为仁”呢？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朝于斯，夕于斯，孔子尽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是，珍馐罗前，何以下咽？的确，根植于心的性情只仁，是需要锻炼的，犹如一块璞玉，即使蕴涵上好的玉质，未经开发之前，还不能说是纯善纯美的艺术品。孔子以为，“为仁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要统治者施行仁政，道德之治。德治和法治，前者唯上，暴行虐施，只能“毁家灭国乱天下”。再说“君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孔子以为“刚毅，木讷，近仁”是核定君子品行的准则。君子，就要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人是一根苇草，脆弱的草，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草。文人迂腐而可爱，灵魂的孔子成了国宝，昭示着文化的不朽。进则从政，兼及天下；退则归隐，独善其身。孔子也曾试图从政，情系苍生。然而，他流离辗转，总也“报国无门”。晚年的孔子私人办学，撰写术书，其著作也使瀚海书林，梅香千古！

孔子思想，恩惠千古，泽被后世，被称为“万事师表”。古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汉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把儒学作为治世经传，极为推崇。伏尔泰，西方文艺复兴的大师，如此的崇拜孔子，以至二十年如一日的始终悬挂孔子的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求气节、尊严、坐怀不乱，道德永比巴黎人来得清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从全球意义上来说，孔子的价值观念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几天前，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我以为，章子怡只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个符号，至多百年而已，而孔子则是永不过时的“万事师表”。当然，章子怡的走红，使西方更了解中国人，中国艺术，然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岂是一个、一百个、一万个章子怡所能代表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圣人之风，山高水长。圣人的精神、思想是无人可及的。

回眸历史沧桑，掩卷长思，荡气回肠。孔圣人的形象，如日月昭昭，如星辰离离，跃然纸上。颜渊叹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借着圣人的光芒，我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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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四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五

环境保护档案(以下简称环保档案)，是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直属单位，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环境保护档案研究文献则记录了我国环保档案工作发展的进程，对环保档案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样本来源，以题名=环境保护and题名=档案or题名=环保档案(精确匹配)检索到的223篇结果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这223篇文献从作者、机构、期刊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地分析。由于中国知网检索系统的限制，这里仅对排名前40位的数据进行分析。

1作者分布情况。

从作者分布情况看，作者实际发表文献数量与占比情况，根据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核心作者候选人的最低发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为最高产作者文章数量。这里nmax=6，所以m=0.749√6=0.749*2.449=1.83，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候选人。中国知网检索提供的前40位作者中，最多发表文献6篇，最少发表1篇，平均发表文献2.25篇，合计发表文献90篇，占全部文献的40.36%。这些作者中，发表2篇以上的29位是环保档案研究核心作者。

按照洛特卡定律，写一篇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6为左右。如果考虑0%来推算1983年至今的作者总数。经过推算，全部223篇文献的作者应当在134位左右，加上合著因素，实际作者数量应当超过150位。

从前40名作者所在机构看，多数来自环保行政管理部门，40位作者中18位来自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发表文献39篇;9位来自环境监测站，发表文献18篇;6位来自研究机构，发表文献16篇;3位来自高校，发表文献9篇;2位来自事业机构，发表文献5篇;1位来自企业，发表文献1篇;1位来自其他，发表文献2篇。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的作者是环保档案研究的主体。

2作者分布。

从样本文献的机构分布看，文献机构分布情况，根据著名学者普赖斯提出的计算公式，核心机构候选单位的最低发文章m=0.749√nmax，其中nmax为最高产机构文章数量。这里nmax=7，所以m=0.749√7=0.749*2.645=1.98，即发表2篇及以上的为核心机构候选单位。

从上中可见，中国知网检索提供的'前40个机构最多发表文献7篇，最少发表1篇，平均发表文献2.35篇，合计发表文献94篇，占全部文献的10.32%。上述这些机构中发表2篇文献以上的30个机构是这一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

从前40位机构的类型看，多数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40位作者所在机构中22个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发表文献46篇;5个为环境监测站，发表文献15篇;4个为高校，发表文献12篇;3个为研究机构，发表文献10篇;2个为事业机构，发表文献5篇;2个为企业，发表文献2篇;2个为其他，发表文献4篇。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是环保档案研究的主体。

3文献来源分布。

从文献期刊的来源分布看，发表2篇以上文献的报刊共有38种。38种报刊中发表文献最多的12篇，最少发表2篇，平均发表文献4.03篇，合计发表文献153篇，占全部文献的68.61%，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报刊。

发表文献数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2种，分别是《黑龙江环境通报》《山东环境》，38种报刊中档案学期刊有15种，发表文献69篇，占30.94%。其中，档案学核心期刊7种，发表文献37篇，占16.59%。环境期刊17种，发表文献66篇，占29.6%。其他期刊6种，发表文献18篇，占8.07%。

按照布拉德福定律，所有期刊可分为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个区的文章数量相等(约为74篇)。38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大致是全部文献量的2/3，1～10位的10种期刊(74篇)处于核心区之内，11～35种期刊(73篇)处于相关区。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作者、机构、期刊三个方面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初步得出环保行政管理研究者和核心研究机构多来自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构，档案学期刊与环境保护期刊同为研究的主要媒体的结论。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六

李逵，绰号黑旋风，“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杀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汉中性格鲜明，颇受读者喜爱的英雄。”[2]被金圣叹称赞为“人中之宝”，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对梁山众弟兄爱得深切，对奸臣贼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讲信义，在救柴进一事中，说“我打死了殷天锡，却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他的品德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门心思要招安，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宋江借赏菊吟诗，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当他知道宋江给他酒里下了毒时仍然无怨无悔，只是流泪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义”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则是“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实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这些封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七

摘要：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代表，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而“道”的问题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之“道”可分为天道、人道和道理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孔子;儒家;道。

一、天道之不可违。

《论语》中90次提到“道”字，“道”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里的道指的是人所行走的道路。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即是指“天命”。

《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熹注曰：“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持赞同态度，而且十分虔诚。

但同时他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从这里看出，孔子不仅淡化了天的人格神的意义，也反对各种鬼神观念。可见，孔子对于天道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一说法源于他所承袭的古代宗教情感。

孔子承认并尊重天之至上神的地位，并将之作为人的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用一句话代表就是“知我者其天乎!”另一方面，孔子又发现天地宇宙中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天地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人的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

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天命”意识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作用。天命是人的命运的规定者，因此人要敬畏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此中的知命、畏天命皆是天道的重要内容。

二、人道。

人道即是人所走的道路，人道可能合乎天道，也可能不合乎天道。同时，不同的人可能走不同的道路。人道最集中地体现为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是天下之道。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通过对“邦有道”与“邦无道”言论的对比和论述，揭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好坏的标准也是“道”。

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就会“谷”(《宪问》)，有正直的言行，有合乎“道”的富贵;如果一个国家“无道”，却兴盛，“富且贵”，则是可耻的(《泰伯》)。可见，“道”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至高准则，治理邦国，要遵“道”而行。

而且，“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里论述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表现，可见，“道”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保证。。

不仅如此，孔子在评论人物是，也是以他们在“有道”、“无道”情况下的表现，是否合乎“道”作为依据和标准。他称赞蘧伯玉“君子哉”(《卫灵公》)，也是因其遵“道”的行为。

所以，“道”是评价从政人物的准则。“有道”是孔子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境界，他很少用“有道”来称赞现世时君，相反，经常用“无道”来批评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遇的君王，如他批评“卫灵公之无道”(《宪问》)。由此可见，对于天下大势、邦国政局、君主的贤愚以及仕者的行为，孔子在作总体评判时，所运用的基本标准就是“道”。

三、道理。

这里的“道”指的是思想、学说和各种主张，是关于天道和人道的思考，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表明了孔子也有自己的道，而且贯穿他整个思想的始终。这个思想就是仁道。仁道可谓是孔子学术体系的核心，也是其思想中最恒久生命力的内容。

仁是由人与二构成的，表明了仁在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关系。孔子所言“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既是指人的生命，也是指人的本性。这也就是说，首先，仁作为人的本性的规定，使人成为人。

仁甚至可以说就是善，不是恶，“苟志於仁矣，无恶也。”(《里仁》)仁是生命的意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其次，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要与他人打交道，人要承认他人的存在，而且要理解他人的存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总的来说，孔子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团结，人类群体才能得到繁衍和发展。离开了它，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人类也与禽兽无异。因此，“爱人”是孔子的仁道之本，也是人道顺应天道的必然表现。

孔子的“道”的思想是在阐明一种引导人的宏大且高尚的人生哲学。他穷其一生都在探求一种最本源、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在他的观念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才能充分发扬人道，完全顺应天道，从而最终总结出“仁”这一统摄全局的根本的人生哲学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整个的“仁道”体系，作为指引世人，匡时济世的良方。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西周末年，贵族等级秩序瓦解，新产生的士阶层，利用他们所具有的的文化传统，立足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对“天道”、自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经》对“道”的理解。《尔雅》中有“一达谓之道”。《道德经》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等等。这些“道”都强调了道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可衍生万物并存于万物中。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对“道”也有自己的认识。

“士志于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内在的精神修养，它与“礼”直接相关。“礼”是“道”的外在节度。正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富与归，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孔子把“礼”的外在约束，认为是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自觉理念，使“道”更具人性化。

“道”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是一种治平的状态。《礼记・礼运》篇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乱的时期，他自己也经历了兴衰荣辱，的漂泊生涯，更使他向往祥和、稳定的局势。《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学而》篇又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此教化，才是包容和合的气象。

总的来说，孔子的“道”无非就四个字―内圣外王。至内圣就要修身，修身要用礼辅助，以此成为内心的自觉意识。外王就要厉行教化、行德政。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仁”。《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涉及的内容有为政、做人、处世等等。“仁”既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又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又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同时，在孔子看来“仁”的至德是中庸，“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温而厉，威而不猛”是待人的中庸;“和而不同”是交友之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审美之中庸;“礼用之，和为贵”是治国之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做事之中庸。

此外，孔子认为为“仁”的精神支柱是“有名称焉”。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可见，孔子把“名”看得很重，在《论语・季氏》中，他就感叹：“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一个人无论生前怎样，死后无名也枉为人。

由此可知，孔子之“道”是建立在“仁”的现实基础上。“仁”包罗万象，于国家、个人均有不同方面的要求，最终要成就的是一个合和的社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无论是追求大同社会，还是希冀留得身后名，都离不开人的培养。个人才力足够的，就可以服务社会、服务政治、施行德政、留名青史。

孔子以“仁”为理想的人格价值取向，他自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所以，转而求其次，孔子努力塑造君子人格。

《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们提出的人格理想范畴有“志士”“仁人”“君子”“成人”“圣人”等，其中以“君子”使用最多，就用“君子”人格代替这些范畴。[4]孔子是先秦士精神的奠基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赋予了士两方面的君子人格。一是修己安人，二是人格独立。

1、修己安人。

总的来说，所谓“修己”就是在内心深处去体认仁、义的基本原则，使自己乐观向上，“君子坦荡荡”的精神状态中。“修己”是君子的内在修养，“安人”是君子的躬行实践。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学而优则仕”。真正的君子，不只是讲求修身养性，还要把所学之“道”用于“爱人”的实践中，学有余力则去做官，以达成内外兼修的完整人格。

但孔子在其言论中，不自觉的偏向了“修己”，“安人”如何施行，未做具体论述。“修己”的论述几乎遍及各篇，简要择录：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2、人格独立。

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应当保持不为物所移，不为利所诱，不为权势所屈。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上述孔子认为，士之志不可夺，要保持志节，不为名利出卖人格，即使侍奉君主，也要以道干之，不助长君主行为的随意性，不仕无道之君。

综上所述，孔子追求的君子人格，无不体现他的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忧患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忧国忧民上，“君子忧道不忧贫”是最直接的写照，另一方面是忧患道之不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通过对孔子“道”的简单分析，可以知道：孔子的“道”是在先秦激烈动荡的变革中产生的，他带有强烈的经世和实践特点。孔子在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坚持人格独立，忧国忧民，为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修己安人”和“忧民之忧”成为后世士大夫不断追求的精神实践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

[2]康有为.论语注・泰伯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

[3]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8.

[4]李振宏.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65.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八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考查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就不能避开孔子。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有三点:真美善统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1真美善统一。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以美为外观。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李玉芝．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5〕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8〕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九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学思想。以下是“孔子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长是否克己自律,决定着家庭克己教育的成败。实施克己教育,家长必须首先克己,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碍或出现反复的时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动辄发火,采取打骂等粗暴手段,不仅达不到教育效果,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施克己教育,还需建立必要的家规。家长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则。从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约束与规范孩子乃至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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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十

对周礼的信心，源于对夏礼，商礼更深层的了解。“克己复礼，立大丈夫志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孔子的至理格言。“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什么是“为仁”呢？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朝于斯，夕于斯，孔子尽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但是，珍馐罗前，何以下咽？的确，根植于心的性情只仁，是需要锻炼的，犹如一块璞玉，即使蕴涵上好的玉质，未经开发之前，还不能说是纯善纯美的艺术品。孔子以为，“为仁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要统治者施行仁政，道德之治。德治和法治，前者唯上，暴行虐施，只能“毁家灭国乱天下”。再说“君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孔子以为“刚毅，木讷，近仁”是核定君子品行的准则。君子，就要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人是一根苇草，脆弱的草，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草。文人迂腐而可爱，灵魂的孔子成了国宝，昭示着文化的不朽。进则从政，兼及天下；退则归隐，独善其身。孔子也曾试图从政，情系苍生。然而，他流离辗转，总也“报国无门”。晚年的孔子私人办学，撰写术书，其著作也使瀚海书林，梅香千古！

孔子思想，恩惠千古，泽被后世，被称为“万事师表”。古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汉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把儒学作为治世经传，极为推崇。伏尔泰，西方文艺复兴的大师，如此的崇拜孔子，以至二十年如一日的始终悬挂孔子的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求气节、尊严、坐怀不乱，道德永比巴黎人来得清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从全球意义上来说，孔子的价值观念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几天前，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我以为，章子怡只不过是现代流行的一个符号，至多百年而已，而孔子则是永不过时的“万事师表”。当然，章子怡的走红，使西方更了解中国人，中国艺术，然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岂是一个、一百个、一万个章子怡所能代表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圣人之风，山高水长。圣人的精神、思想是无人可及的。

回眸历史沧桑，掩卷长思，荡气回肠。孔圣人的形象，如日月昭昭，如星辰离离，跃然纸上。颜渊叹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借着圣人的光芒，我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睛！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十一

【论文摘要】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其内部扣外部公众进行“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一系列努力和行动。为使公共关系在组织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应当树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观念系统。在关于公共关系主体的观念中，真诚是组织公关人员的基本信条。本文简要介绍公共关系中的真诚观念的涵义、奉行真诚观念的原因以及真诚观念的要求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盛唐一颗光焰万丈的巨星。这位一生忧国忧民、恪守儒家传统的诗人，以他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的社会人生，以他出自至性至灵的呼喊，把对自家命运的自叹自怜、对社会人生的大悲大痛融为一体；从以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描绘了盛唐由盛而衰、万方多难的时代社会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以及自己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熔铸成了一部具有众多社会内容、鲜明时代特色、强烈政治倾向和兼擅众长、沉郁顿挫风格的“诗史”，彪炳青史，流芳千古。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深远的价值。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来自于他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杜甫诗歌为数众多、质量很高的叙事诗上面。

第一，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加以艺术的概括，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逾墙而逃的老翁，应急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殷勤劝饮的田父，昏庸无能的大臣……组成一个人物形象画廊。栩栩如生，刻画淋漓尽致，如此众多的、真实、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杜甫诗歌的杰出贡献。

第二，杜甫善于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自然感人。就象我现在所从事的新闻宣传工作一样，在新闻稿件中讲述客观事实，让作者的倾向性从作品中流露，而不是在作品中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杜甫诗歌《丽人行》写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臣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奢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流露出来。正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所说：“无一字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声感叹，点逗处声声感叹。”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另外，如《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都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手法，让倾向从事物本身流露出。

第三、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都精彩传神。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口吻写出：“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时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儒裳。罗儒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首诗很好地体现出杜甫爱国与爱民的思想，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诗将新娘送别丈夫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展示无疑，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因为在当时只有先平定战乱，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显然是新妇的呼声，也体现了杜甫的思想。它如《无家别》、《潼关吏》均采用对话方式；这些人物的话语，通俗朴素，各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龄特征，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色。因为人物的语言传神，使我们在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着真实、亲切的感觉。

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所写：“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郎妻子各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腰哭，哭声直上千云萧。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杜甫写的一首新题乐府，讽刺唐玄宗不断发动对外的不义战争。之前，杨国忠等人又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死伤数万。同时又在西北一带发动对吐蕃的战争。此诗便是对这些战争的艺术表现。作者以“道旁过者”的身份亲自目睹了抓丁的惨状，并通过“行人”之口，哭诉了士兵的不幸。在此基础上又指出连年战争给经济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明确批评了当局“开边意未己”的错误政策，表现了杜甫同情人民，敢于批判时政的大无畏精神。

《丽人行》用“犀箸厌饫久未下”这一细节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奢。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之事，形容独至”。在这些细节描写中可以明显看出。以上手法体现了杜诗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感受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溯其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生前所在的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风格。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于一个时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有名的儒将、《春秋左传集解》的作者；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但到杜甫时，家道中落、贫困。杜甫从小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读书颇多，人才出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风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时的诗作就为洛阳名士们所惊赏。二十岁以后，抱着科举入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吴、越名胜。二十三岁应试落第，又以山东为中心，漫游齐、赵、梁、宋，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青年时间的苦学与壮游，使杜甫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杜甫三十五岁赴长安应试，遭李林甫阴谋而落第。他曾向当权者投诗自荐，不果。四十岁时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待制集贤院。直到四十四岁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此间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贫困，过着“买药都市，寄食友朋”，“朝，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寄家奉先县、幼子饿死的极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沉郁”的风格。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携家与人民一道逃难。目睹战乱惨景，亲尝国破家亡的苦难，加上屡受贬斥的屈辱，使他与社会、人民、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达到新的高度。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五十一岁时曾由友人严武表荐任节杜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为期半年，故后人称他“杜工部”。以后曾到过梓州、阆州，又漂泊到夔州。大历三年携家离川，在湖北、湖南一带漂泊转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生活动荡不安，但创作精力空前旺盛，忧国忧民的感情有增无减。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不忘爱国爱民，正视现实和人生。他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又发展了儒家思想中比较积极的因素，具有高度的进步性和人民性。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又经历了唐朝衰落的开端。他饱经忧患的一生，是与这历史打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诗歌真实、深刻地再现了这以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因而被后人誉为“诗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是杜甫诗歌的基调，“沉郁顿挫”是其主要风格。他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开拓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途径，诸体兼备，自成机抒。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十二

《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其恕乎！”什么叫“恕”呢？孔子又用八个字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学会宽容。

宽容在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为人处事的重要原则。

古人尚能如此，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调整自己心态，调整好与他人的关系，学会宽容。

《北京日报》曾刊登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小伙子在公共汽车上吐了一口痰，女售票员让他擦掉。小伙子感到很难堪，不去擦。女售票员给了他个台阶下，自己用纸把痰擦掉了。事后小伙子很后悔，他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表示向这位售票员道歉。这件事启示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风平浪静。”得理也让人，宽容的感化作用常比剑拔弩张作用要恒久得多。如果她不这么做，而是硬逼小伙子去擦掉，结果不难想象。

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做到宽容谈何容易！有很多时候，他会为一丝一毫的事情而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他还是老在那想，这么可恶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原谅它呢？然后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咀嚼中，不断的从中受到伤害，难以自拔！有时甚至要发誓“报仇”！哎，仔细想想，何必呢？让自己整天活在过去的种种痛苦和仇恨中，这样的生活是多么悲哀！

那么，怎样才能学会宽容呢？

首先，宽容需要沟通。当自己与他人发生矛盾或误会时，要主动与对方交谈，认真倾听对方的诉说。这样，才能沟通彼此的思想，从而消除误会和隔阂。

其次，宽容需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要想。积极地换位思考，更多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就更容易宽容别人。

再次，宽容需要忘却。克制性的宽容，不是真正的宽容，它不能祛除感情伤口上的脓水，医治感情上的创伤。只有那种不记、不究的宽容，才是真正的大境界。

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认为：《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有时候一两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了。“其恕乎！”——就一个“恕”字，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就一个“恕”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幅健康的心电图，是这个世界的一张美好的通行证。

让我们学会去宽容别人吧！该放下时且放下，人与人能宽容相处，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孔子儒家思想的论文汇总篇十三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在战国末期的荀子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荀子•天论》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在荀子看来，自然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不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强加于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规律而“有其治”，这就是“能参”，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职，和谐共处。

儒家的“与天地参”在《易传》那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三才之道”。《易传》是战国末期儒家对《易经》的诠释。《易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传》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认为圣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合”，与天地万物和谐一致。《易传•系辞下传》还在诠释《易经》卦象的六爻时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易传•说卦传》还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经》卦象的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统一的。

2阴阳五行的结构论。

先秦的阴阳家讲阴阳五行，儒家也讲阴阳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经在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时，提出天地自然的阴阳五行结构。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载，曾子说：“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尽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立五体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

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较为明确地讲阴阳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关于思孟讲阴阳五行，郭沫若先生还有过详尽的论证。[2]当今学者李学勤先生也认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联系。[3]汉代大儒郑玄在注《礼记•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4]在郑玄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阴阳五行与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阴阳家时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然而，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也有“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这两段叙述如出一辙，很能说明《尧典》与阴阳家的密切关系。而且，《尧典》中的其它部分还明显有五行说的迹象，其中讲到五典、五端、五礼、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虽然《尧典》没有直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与《尧典》同属《尚书》的《洪范》则是阐释古代五行说的重要文献。《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论述几乎成了古代五行说的经典表述。关于《尧典》和《洪范》，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的儒者所依托，并且就是思孟这一派人。[5]无论《尧典》和《洪范》最初是否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但毕竟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可见儒家与五行说的密切关系。

最能反映儒家阴阳五行自然观的，当属《礼记•月令》。《月令》较为完整地建构了儒家的阴阳五行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并且一一相互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礼记•月令》的阴阳五行说。

日帝神虫音数味臭祀祭居色食德。

春甲乙太皡句芒鳞角八酸羶户脾青阳青麦与羊木。

夏丙丁炎帝祝融羽徵七苦焦灶肺明堂赤菽与鸡火。

中央戊己黄帝后土倮宫五甘香中霤心大庙黄稷与牛土。

秋庚辛少皡蓐收毛商九辛腥门肝总章白麻与犬金。

冬壬癸颛顼玄冥介羽六咸朽行肾玄堂黑黍与彘水。

儒家的阴阳五行说在汉代儒家董仲舒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许多篇章论及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董仲舒认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从十端而来，归附于十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在董仲舒看来，首先是天地之气的结合进而分出阴阳。其次是阴阳交互运行形成四时。《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说：“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阳“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冬至;“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阴阳“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为夏至;“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此外，董仲舒还进一步提出五行与四时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说：“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还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提出五行“间相胜”，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体现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体系，实际上成为后来阴阳五行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3“仁民爱物”的伦理学。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然而，“仁”除了讲“爱人”，还要进一步推广出去，讲“爱物”。《论语•述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义法》也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则进一步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爱自然、爱动物植物。《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说：“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然而，儒家对待具体的自然事物，不是简单的不杀生。《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王制》又说：“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说，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礼记•月令》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儒家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砍伐和田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对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广;同时，从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4“以时禁发”的生态观。

儒家讲道德，但不是不讲经济。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据《论语•学而》所载，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孟子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较多的论述。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孟子曾经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里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生态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

荀子对自然资源以及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在《荀子•富国》中曾经说过：“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荀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善治”，也就是要运用科技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丰衣足食的状况。至于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还认为，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必须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就是“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这里的“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以时禁发”，就是要根据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为此，荀子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他在《荀子•王制》中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荀子主张从国家政府方面切实保证“以时禁发”，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儒家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天地参”，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书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j].学术月刊，1986(11).

[4][汉]郑玄.礼记注疏•中庸[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宋]张载.正蒙•乾称篇[a].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