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通用8篇)

理解是对信息和知识进行深入思考和领悟的过程，通过理解可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如何应对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过载和信息安全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阅读是拓宽视野和扩展知识的有效途径。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一

“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备贤者’〔2〕的神色来，请你不要见气，我们的心实在太坦白了，什么也藏不住，哈哈!可是，同志，你也似乎太……。

“哦哦!已经九天没有吃饭?!这真是清高得很哪!我只好五体投地。看你虽然怕要支持不下去，但是——你在历史上一定成名，可贺之至哪!现在什么‘欧化’‘美化’的邪说横行，人们的眼睛只看见物质，所缺的就是你老兄似的模范人物。你瞧，最高学府的教员们，也居然一面教书，一面要起钱来，〔4〕他们只知道物质，中了物质的毒了。难得你老兄以身作则，给他们一个好榜样看，这于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的。你想，现在不是还嚷着什么教育普及么?教育普及起来，要有多少教员;如果都像他们似的定要吃饭，在这四郊多垒〔5〕时候，那里来这许多饭?像你这样清高，真是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可敬可敬!你读过书没有?如果读过书，我正要创办一个大学，就请你当教务长去。其实你只要读过‘四书’〔6〕就好，加以这样品格，已经很够做‘莘莘学子’〔7〕的表率了。

“不行?没有力气?可惜可惜!足见一面为社会做牺牲，一面也该自己讲讲卫生。你于卫生可惜太不讲究了。你不要以为我的胖头胖脸是因为享用好，我其实是专靠卫生，尤其得益的是精神修养，‘君子忧道不忧贫’〔8〕呀!但是，我的同志，你什么都牺牲完了，究竟也大可佩服，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

“哦哦，是的。我知道，你不说也明白：你自然连这裤子也不要，你何至于这样地不彻底;那自然，你不过还没有牺牲的机会罢了。敝人向来最赞成一切牺牲，也最乐于‘成人之美’〔9〕况且我们是同志，我当然应该给你想一个完全办法，因为一个人最紧要的是‘晚节’，一不小心，可就前功尽弃了!

“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朋友，你不要这么看我，我是最反对人身买卖的，这是最不人道的事。但是，那女人是在大旱灾时候留下的，那时我不要，她的父母就会把她卖到妓院里去。你想，这何等可怜。我留下地，正为的讲人道。况且那也不算什么人身买卖，不过我给了她父母几文，她的父母就把自己的女儿留在我家里就是了。我当初原想将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不，简直当作姊妹，同胞看;可恨我的贱内是旧式，说不通。你要知道旧式的女人顽固起来，真是无法可想的，我现在正在另外想点法子……。

“但是，那娃儿已经多天没有裤子了，她是灾民的女儿。

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我保你将来铜像巍巍，高入云表，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

“对了，我知道你一定肯，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此刻且不要脱下来。我不能拿了走，我这副打扮，如果手上拿一条破裤子，别人见了就要诧异，于我们的牺牲主义的宣传会有妨碍的。现在的社会还太胡涂，——你想，教员还要吃饭，——那里能懂得我们这纯洁的精神呢，一定要误解的。一经误解，社会恐怕要更加自私自利起来，你的工作也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0〕了，朋友。

“你还能勉强走几步罢?不能?这可叫人有点为难了，——那么，你该还能爬?好极了!那么，你就爬过去。你趁你还能爬的时候赶紧爬去，万不要‘功亏一篑’〔11〕。但你须用趾尖爬，膝髁不要太用力;裤子擦着沙石，就要更破烂，不但可怜的灾民的女儿受不着实惠，并且连你的精神都白扔了。

先行脱下了也不妥当，一则太不雅观，二则恐怕巡警要干涉，还是穿着爬的好。我的朋友，我们不是外人，肯给你上当的么?舍间离这里也并不远，你向东，转北，向南，看路北有两株大槐树的红漆门就是。你一爬到，就脱下来，对号房说：

这是老爷叫我送来的，交给太太收下。你一见号房，应该赶快说，否则也许将你当作一个讨饭的，会打你。唉唉，近来讨饭的太多了，他们不去做工，不去读书，单知道要饭。所以我的号房就借痛打这方法，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知道做乞丐是要给人痛打的，还不如去做工读书好……。

“你就去么?好好!但千万不要忘记：交代清楚了就爬开，不要停在我的屋界内。你已经九天没有吃东西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免不了要给我许多麻烦，我就要减少许多宝贵的光阴，不能为社会服务。我想，我们不是外人，你也决不愿意给自己的同志许多麻烦的，我这话也不过姑且说说。

“你就去罢!好，就去!本来我也可以叫一辆人力车送你去，但我知道用人代牛马来拉人，你一定不赞成的，这事多么不人道!我去了。你就动身罢。你不要这么萎靡不振，爬呀!朋友!我的同志，你快爬呀，向东呀!……”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十八期。

谟，谋划。《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等篇。

〔2〕“责备贤者”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求全责备的意思。

〔3〕“禹入裸国亦裸而游”语出《吕氏春秋·慎大览》：“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又《战国策·赵策》：“禹祖入裸国。”这里用以说明随俗的必要。

〔4〕指当时曾发生的索薪事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公教人员因薪金常年拖欠不发，生活难以维持，曾联合向反动政府索讨欠薪。当时却出现了一种以为教员要薪水、要吃饭就是不清高的谬论。如林马矣(曾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教育为最神圣最清高之事业，教育家应有十分牺牲精神……不能长久枵腹教书，则亦惟有洁身引退，以让之可以牺牲之人。”作者的这段话就是针对这类论调而发的。

〔5〕四郊多垒语见《礼记·曲礼》：“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垒，堡垒，作战时的防御工事。

南宋朱熹又将这二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书”的名称。它是旧时学塾中的必读书。

〔7〕“莘莘学子”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莘莘，多的意思。此语常见于章士钊等人的文字中。

〔8〕“君子忧道不忧贫”语见《论语·卫灵公》。

〔9〕“成人之美”语见《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10〕“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语见《孟子·公孙丑》。

〔11〕“功亏一篑”语见《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功败垂成的意思。篑，竹制的盛土器具。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二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2〕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3〕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4〕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5〕!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6〕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7〕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8〕)，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9〕，无怀氏，葛天氏〔10〕?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11〕，真是“谬以千里”〔12〕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13〕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14〕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15〕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16〕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17〕。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18〕。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metschnikov)〔19〕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

十四年，指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

〔2〕章士钊主张读经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由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止。

〔3〕府县志书记载一府、一县的历史沿革及其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人物的书。

〔4〕《论语》记录孔丘言行的书;《易经》，即《周易》，大约产生于殷周时代，是古代记载占卜的书。旧时一部分读书人认为经书有驱邪却敌的神力，所以这里如此说。

〔5〕华工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去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中国工人。参看本书《补白》第一节。

〔6〕“瞰亡往拜”见《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礼拜之。”意思是孔丘不愿见阳货，便有意乘阳货不在的时候去拜望他。“出疆载质”，见《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意思是孔丘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他就焦急不安，一定要带了礼物出国(去见别国的君主)。

〔7〕颜回(前521—前490)孔子的弟子。子思(约前483—前402)，孔子的孙子。孟轲(约前372—前289)，战国中期儒家主要代表。朱熹(1130—1200)，宋代理学家。王守仁(1472—1528)，明代理学家。徐世昌(1855—1939)，清末的大官僚;曹锟(1862—1938)，北洋直系军阀。徐、曹又都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统。

〔8〕“本朝”辛亥革命后，一般遗老仍称前清为“本朝”。

〔9〕禹汤文武周公禹，夏朝的建立者。汤，商代的第一个君主。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周代尊称为文王。武，即周武王，周代的第一个君主。周公，武王之弟，成王时曾由他摄政。

〔10〕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的帝王。

〔11〕读经可以救国这是章士钊等人的一种谬论。《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章士钊和孙师郑关于“读经救国”的通信，孙说：“拙著读经救国论。与先生政见。乃多暗合”;章则赞赏说：“读经救国论。略诵一过。取材甚为精当。比附说明。应有尽有。不图今世。犹见斯文。”

〔12〕“谬以千里”语见《汉书·司马迁传》：“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13〕孔二先生孔丘字仲尼，即表明排行第二。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名孟皮。老聃，即老子，相传孔丘曾向他问礼，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孔丘的先生。“大著作”，指他所著《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的主要经典，其中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一类的话，旧时有人认为老子崇尚阴谋权术。

〔14〕“学而优则仕”语见《论语·子张》。

〔15〕武则天(624—705)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高宗死后，她自立为皇帝，改国号曰周;退位后称“则天大圣皇帝”。

〔16〕多数主义指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俄语uelmvstpo的音译，意即多数派。

〔17〕卢布换去了良心当时的报刊上常刊有反苏反共的文章，如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晨报副刊》刊登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竟说：“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

〔18〕十三经指十三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和《孟子》。

〔19〕梅契尼珂夫(孴，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免疫学的创始人之一。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三

读鲁迅的杂文，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奇妙的体验。有时候真觉得他真好勇斗狠，陈源他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闲话”，他就揪着不放絮絮叨叨好一阵子。有时候却觉得他好情真意切，论时事说青年语多肯綮，偏激处偏有一种可爱之处，让人坐立不安，却又欲罢不能。

期中考试监考时读完了《华盖集》，当然有些散篇早些时候也是读过，却不似这般一气读完的酣畅。这些文字都是鲁迅1925年时的杂篇散稿，一年尽头，集结成书，他自己也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爱之乃是“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书前言)。可见《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

鲁迅一般被看做革新的斗士，对传统文化颇多指摘。比如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主张“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是教人沉静的，出世的，僵尸一般，而外国书教人出世做事的，那怕“颓唐和厌世”都是活人般的。在《十四年的“读经”》直接讽刺那些主张读经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个“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人当然是“糊涂透顶的笨牛”，而大多数人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反对的不是个人读经(当然他也不推崇)，他反对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推行所谓“读经救国论”，以读经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就像现在所谓“国学热”，一些古籍经典爱好者自发地读经倒也无碍，如果让教愚部一纸通知取消马列课改上国学课，我想毁掉的不单是马克思，又会加一个孔子。

况且，在鲁迅看来，“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十四年的“读经”》)也就是说破旧才能立新，传统只有有益于开拓新世界才能保留，而“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借批长城发破旧图新之旨：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

那么这给长城添新砖的主力是谁呢?就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此论深得我心。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被教导了十几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还要听诸多成功人士的指点迷津以期富贵，真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碎话》)。

鲁迅引叔本华的那几句话，就是有名的“盲目读书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之论，要引以警醒。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通讯一》)。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通讯二》)。

思想启蒙是长期事业，而且要靠市场，也利用商业的力量，所谓“市侩的手段”也。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流产与断种》)。

改革要允许试错，因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带来极乐世界，但是却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才是让人坐立不安的鲁迅啊。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通讯一》)。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战士和苍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真是可以从一大堆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证，不过这些也许不单是国民性，而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本性。

实言之，鲁迅的很多杂文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从他笔下流出，总有一种让人猛然惊醒默然寻思的力量。这也许就是鲁迅不死的原因所在。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四

schopenhauer〔2〕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2〕schopenhauer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这里引述的话，见他的《比喻·隐喻和寓言》一文。

鲁迅先生的经典幽默。

鲁迅先生一生中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融讽刺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尤其是他的打油诗辛辣有加，妙趣横生，且人木三分。如鲁迅先生曾写的《南京民谣》打油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揭露国民政府的内部摩擦，对他们伪装正经的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格调幽默风趣，语言通俗如话，生动形象。

鲁迅先生还曾写过两首鲜为人知的打油诗。这两首诗在建国后出版的鲁迅诗歌欣赏册子中极少选有。

这两首诗都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首是咏大学者钱玄同的。诗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以肥头，抵挡辩证法。”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反封建文化的先锋，曾以“金心异”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过不少激进文章。其中有一篇主张人超过40岁就应统统去死，从而使社会年轻化。而后来他却不能与时俱进，退化为保守主义者。作为一名北大教授，钱玄同还曾扬言，北京大学要开设辩证法课，除非砍掉他的脑袋。鲁迅先生与钱玄同曾是好朋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发表于钱玄同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后两人因人生观、社会观不同而分道扬镳。鲁迅先生用寥寥20字，便将钱玄同先偏激后保守那可笑的面孔刻画得惟妙惟肖。

鲁迅的另一首打油诗是咏资深编辑、翻译家赵景深的。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赵景深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编辑，扶植过许多文学青年，有不少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在他主编的刊物发表的。他还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由于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错误出现。一次.他将milkeyway(银河)误作“牛奶路”。又一次他将zentaur(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对赵景深译作中的这两处错误，写了以上这首打抽诗.善意地嘲讽、批评了这位翻译家治学上的不严谨态度。

鲁迅曾留下了大量的书信，现存有1455封。这些书信不仅记述了鲁迅的友情、亲情传达，文债往还等，聚焦世事、人情、学问，不仅洞悉，而且常常不迸现出思想的火花，总是让人眼前一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上海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也是货色之一。”他这样揭露一些丑人：“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借此扬名的。”他厌恶那些“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虽然改穿西装了，内容也并不两样。”鲁迅热爱关怀青年，是柔石一类的青年，但他也鞭挞另外的一种青年：“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发……”

读这些书信，可使我们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鲁迅，一个“圆整”而非“平板”的鲜活的伟人。

有趣的是，鲁迅在信尾所用的问候语常常十分俏皮，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写信，自然少不了在信尾写上问候语的。鲁迅早期的信多用文言文，结尾常用“此颂曼福”、“即颂时馁”等句。后来，鲁迅用白话文写信，如收信人从事著译工作，信尾写的是“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是教师，用“并请教安”;是学生，用“即颂学安”。如是夫妇，便“即请俪安”。如是离家在外者，用“即请旅安”。写给母亲的信，要“恭请金安”。如果在春节时写信，会“即颂年禧”;若是春夏季节写信，就用“并颂春祺”、“顺请暑安”。此外，鲁迅还根据不同的信，在信尾写“日安”、“时安”、“刻安”等问候语。

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和许广平讨论，信尾用的是“顺颂嚷祉”的问候语，祝福她在吵嚷中得到幸福快乐。

1935年7月，作家叶紫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饿了”，“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7月30日，鲁迅给叶紫写了一封回信，给了他一些钱，信尾问候语是“即颂饿安!”如此之出人意料之问候，实在是俏皮得很，凸显出了一个很可爱的鲁迅形象来。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五

一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2〕，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3〕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4〕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5〕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6〕中的两种《茅亭客话》〔7〕，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8〕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9〕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10〕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11〕，《明季稗史汇编》〔12〕，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得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15〕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蹳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讯》〔16〕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

〔17〕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

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18〕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19〕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鍼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

〔20〕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21〕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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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六

鲁迅，清朝光绪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初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在南京求学时学名为“周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鲁迅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医。后弃医从文学(详见《藤野先生》一文)，回到本国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奉母命回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等地担任教师。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是一个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其中《鲁迅全集》中的《社戏》被列入上海教育出版社，《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雪》《藤野先生》《孔乙己》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故乡》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课本。《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列入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年级课本，《风筝》被列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八年级课本。《少年闰土》被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课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鲁迅被誉为“民族魂”。

鲁迅、自树、庚辰、索子、索士、树人、令飞、迅行、树、黄棘、周豫才、周树、唐俟、俟、神飞、迅哥儿、风声、尊古、巴人、某生者、小孩子、学之、敖者、俟堂、宴之敖者、冥昭、杜斐、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葛何德、封余、许霞、许遐、洛文、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隋洛文、乐贲、乐雯、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白舌、遐观、何家干、飞、罗怃、干、动轩、周动轩、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旅隼、苇索、越客、桃椎、虞明、荀继、家干、尤刚、符灵、余铭、元艮、白在宣、一尊、敬一尊、子明、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韦士繇、士繇、翁隼、崇巽、黄凯音、常庚、燕客、白道、曼雪、梦文、孟弧、公汗、霍冲、莫朕、中头、史贲、董季荷、杜德机、朔尔、康伯度、焉于、越侨、张沛、华圉、仲度、茹莼、苗挺、及锋、直、隼、直入、阿法、史癖、且介、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戛剑生等多达190个。

毛泽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郭沫若：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着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有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在《怀鲁迅》中写下这样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郁达夫，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

周海婴：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七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长城篇八

甲a-a-a-ch!〔2〕乙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3〕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

丙他是在骂中国，奚落中国人，替某国间接宣传咱们中国的坏处。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国人。

丁中国话里这样的叹声倒也有的，他不过是自然地喊。

但这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死尸!现在应该用表现法;除了表现地喊，一切声音都不算声音。这“a-a-a”倒也有一点成功了，但那“ch”就没有味。——自然，我的话也许是错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话并不错。

戊那么，就须说“嗟”，用这样“引车卖浆者流”〔4〕的话，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为下等的。况且现在正要读经了……。

己胡说!说“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说过好几回，将“唉”都“垄断”了去，使我们没有来说的余地了。

庚曰“唉”乎?予蔑闻之。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5〕。

辛然哉!故予素主张而文言者也。

壬嗟夫!余曩者之曾为白话，盖痰迷心窍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他说“呸”么?这是人格已经破产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现在因为受了庚先生几句抢白，便“呸”起来;非人格破产是甚么?我并非赞成庚先生，我也批评过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爱说公道话。

子但他是说“嗳”。

丑你是他一党!否则，何以替他来辩?我们是青年，我们就有这个脾气，心爱吹毛求疵。他说“呸”或说“嗳”，我固然没有听到;但即使他说的真是“嗳”，又何损于癸君的批评的价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党，那么，你就也人格破产了!

巳那么，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来，字典上只有“ach”，没有什么“a-a-a-ch”。我实在料不到他竟这样杜撰。所以我说：你们都得买一本字典〔8〕，坐在书房里看看，这才免得为这类脚色所欺。

午他不再往下说，他的话流产了。

申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误译也，还不是因为不买字典之故么?且夫……。

酉这实在“唉”得不行!中国之所以这样“世风日下”，就是他说了“唉”的缘故。但是诸位在这里，我不妨明说，三十年前，我也曾经“唉”过的，我何尝是木石，我实在是开风气之先〔10〕。后来我觉得流弊太多了，便绝口不谈此事，并且深恶而痛绝之。并且到了今年，深悟读经之可以救国，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该废除。但是我并不说中国应该守旧……。

戌我也并且到了今年，深信读经之可以救国……。

亥并且深信白话文之应当废除……。

十一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莽原》周刊第三十二期。

“雕龙”一语，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雕龙睪”。据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驺睪修衍(驺衍)之文，饰若雕缕龙文，故曰‘雕龙’。”南朝梁刘勰曾采用这个意思，把他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题为《文心雕龙》，本篇的题目就是套用《文心雕龙》的。作者的用意是调制当时文坛上流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最主要的是在攻击从林琴南到章士钊的读经尊孔的复古主义，和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奴颜婢膝的阿谀;但同时也批评了新文艺阵营中的某些偏向和不正确的主张。而文中所举的一些语句，大都见于上述诸人的文章，但也有经过作者提炼的。

〔2〕a-a-a-ch即ach，德语感叹词，读如“啊喝”。

〔3〕关于“搬到外国去”的话，参看本卷第83页注〔2〕。

〔4〕“引车卖浆者流”一九一九年三月林琴南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5〕噫嘻吗呢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中说：“陈君(按指陈西滢)……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噫(原文作嘻)嘻吗呢为之障也。”

〔6〕关于批评与谩骂的话，可能是针对《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林的《批评与骂人》一文而发的。

该文有如下一些议论：“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

两个洋车夫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朗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

gentleman，英语：绅士。“精神的冒险”，也译作“灵魂的冒险”。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说过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话。

〔7〕这一节是模仿徐志摩的文字而给以讽刺的。参看《集外集·“音乐”?》。

〔8〕买一本字典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的.《胡说(一)》中，说“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他指责王统照在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克司台凯莱的盲女》时不查字典，“捏造谬解”，“完全不通”。并说：“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9〕青年何其多流产当时有些人把青年作者发表不够成熟的作品斥为“流产”。《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刊登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认为由于报刊的编辑者不知选择，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产——生产出许多先天不足，月分不足的小家伙们。”随后徐志摩等人也发表文章应和。同年十月二日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副刊殃》一文，指责青年作者“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鲁迅对这种论调的批评，可参看本书《这个与那个》第四节。

〔10〕开风气之先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上激烈反对白话文。胡适在《国语》周刊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其中说到章士钊也是很早就写过白话文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章即在《甲寅》周刊一卷八号(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答适之》，其中也说：“二十年前。吾友林少泉好谈此道。愚曾试为而不肖。十年前复为之。仍不肖。五年前又为之。更不肖。愚自是阁笔。”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