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通用9篇)

诗歌是用感性语言描写具体事物或抒发抽象情感的一种文学形式。总结应该包含具体的数据和案例，以便更好地说明问题。接下来是一些名人名言，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一

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这是我国部分学者给出的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私益诉讼而言的。其中“公益”与“私益”的区别来自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法的划分。他将法分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公法和保护私人利益的私法，并由此引申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简单的来说，公益诉讼就是为了维护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而私益诉讼就是为了保护私人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其主要是解决私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根据被诉当事人的不同,公益诉讼可以分为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本文仅探究公益诉讼中民事公益诉讼的公民原告资格问题。

公益诉讼最早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并已经得到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有着相当完善和成熟的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的考察和研究，不难发现，公益诉讼相较于私益诉讼有其明显的特征：

第一，公益诉讼相较于私益诉讼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其所保护的利益的不同。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国家或者公共利益。

第二，公益诉讼纠纷所涉及的损害往往具有广泛性、严重性和长期性。

第三，公益诉讼的原告突破了传统诉讼中“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毫无限制，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法律对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着详细而具体的规定。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且对于一国而言不同类型的公益诉讼其规定亦不相同。

第四，从功能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公益诉讼实际上是对国家机关执法不足的补充。国家机关由于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对所有的违法行为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赋予某些社会团体乃至公民诉讼主体地位更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在我国，公益诉讼刚刚从一个学术用语转变为一个法定用语。在社会各界长期呼吁之下，8月31日颁布的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终于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纳入其中。其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对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实际角度而言，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完善仍然任重道远。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条文对公益诉讼作出了一个笼统的规定，仅仅解决了制约公益诉讼开展的“瓶颈”问题，规定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处理好案件范围、原告资格两大问题，却远远达不到可以实际操作的要求。而且从该条文来看，法律并未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是将公益诉讼的原告限定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三、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合理性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人们一边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享受，一边也在承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痛苦。特别是在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各种环境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的.等危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故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是否应该赋予普通民众对于此类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起诉的权利来保障其合法权利，学术界一直对此争论不休，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应该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为“公众的广泛参与无疑能形成对侵害社会公益行为有效威慑的监督制约”;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由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理由是：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容易“造成滥用诉权的局面”。

在我看来反对者的理由毫无道理可言。不能因为担心权利被滥用，而法律就不赋予权利人该项权利。因而，不能因为担心公民有滥诉之虞，就不赋予公民诉讼的权利。滥诉有滥诉的应对方法，例如可以通过诉讼担保等有关规定来降低公民滥诉的风险。从我国的社会实践来看，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其必要性。

首先，赋予公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实际上是对公民自身利益的保障。从理论上讲，限制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的是我国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我国在当事人适格理论上采用的是“实体当事人”的判定标准，即要求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难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与公民个人无关?显然，国家或公共利益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许这种联系并不明显，但它一定是存在的。当下，各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例层出不穷，在环境、食品安全等领域更是尤为突出，公民个人的利益难免遭受损失，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赋予他们诉讼主体资格实有其必要性。正如刘荣军教授指出：“法律不可能将社会生活的所有事项一一纳入法律条文中，因此，正当当事人的认定以实体法上利害关系人为标准时必须考虑到现实生活的多样性。”

其次，赋予公民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也是对国家机关执法不足的有利补助。国家机关由于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对所有的违法行为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赋予某些社会团体乃至公民诉讼主体地位更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与此同时，赋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对于违法犯罪分子的震慑无疑是最大的。

避开国家机关的检查或许容易，但是避开千千万万的人民是不可能的，即使再狡猾的犯罪分子也终究难逃群众的眼睛。

最后，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都对公民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作了相关的规定，虽然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而且，就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其必要性。特别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层出不穷。在这些领域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能够有效的查处这类案件、打击不法分子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的权利。

四、对于我国立法的相关建议。

针对公益诉讼可能造成滥诉风险的特征，为规范公民个人行使法律赋予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特提出以下几点立法建议：首先，将投诉规定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由于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突破了传统诉讼“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限制，这就使得对于同一个侵权事实可能存在大量“潜在”起诉人，这无疑会对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因而，有必要在诉前设立一道前置程序来分担司法机关可能面临的压力。投诉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一方面，行政机关的灵活性能够有效的对侵犯公益事实进行筛选，辨别真伪。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又具有主动性和及时性，能够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和处理。因此，有必要规定投诉作为公益诉讼提起的必经程序。只有投诉无门、无果时，方可提起诉讼。

其次，通过设立严格的预审制度，对公益诉讼人的起诉进行审查，以确保公益诉讼人所控的侵犯公益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预审制度实际上是对公益诉讼起诉的另一道前置审查程序。通过对案件事实的简单查明来决定是否符合管辖?是否有必要立案?是否需要追加当事人?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应该符合现有的管辖规定，并应该相应的提高审级。现有的管辖规定已经对各类案件有了较为明确和合理的规定，可以涵盖公益诉讼各种案件类型，没必要作出格外的规定。至于提高审级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起诉人的利益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公益诉讼与普通诉讼相比，其涉案范围更广，标的更大，受到的阻力也就可能更大。提高审级不仅有利于维护司法独立，防止来自外界的干涉，而且也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公益诉讼案件往往比普通案件复杂的多，这就需要具有更高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的法官来处理。

最后，可以设立保证金制度来规避滥诉风险。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通过预设保证金制度，使得原告可能承担不利益的风险来达到防止滥诉的目的。另一方面，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与诉讼结果缺乏直接的利害关系，使得公益诉讼起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状况，拖延诉讼进程，浪费司法资源。因而，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对起诉人的行为进行规制。当然，设立保证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公民个人维护国家利益或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而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其诉讼行为。在诉讼程序终结之时，不论其是否败诉，法院都应如数退还保证金。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二

一、问题的提出：

付健先生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之系列论文之一的文章中也认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标志”。他对这个判断的更完整的表达是：“当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或有受到侵害之虞时，一般认为，在诸多的救济途径中，获得环境诉讼资格，有权提起环境诉讼，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从依法保障到法律实施的基本标志。”［2］同样也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放在环境权论之上。

这些论文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环境权当成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说明这种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目前学界的这种“共识”是否真的“正确”，环境公益诉讼真的可以建立在环境权理论基础之上吗？笔者深感疑问！

二、两种“公益”：

必须辨明的理论前提随着研究的加深，人们已经注意到，学界和实务界所为之倾心的公益的界限其实一直没有划清。在笼统的公益概念下，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利益，一种是分属于多个人的利益，一种是不可为个人分割的公共利益。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公益，前者的本质是私益，即使其权利主体可能数量巨大。中华环保联合会设立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调研项目”取得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把人们话语中笼统的公益区分为公益和私益。这在吕霞博士的论文里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非常清楚，人们过去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热情大多来自对环境和其他涉及众多受害者的环境侵权事件的紧迫性的认识。所谓“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说法就是对这种热情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准确概括。因为有多个人的利益受到同一行为的侵害，或者受到来自同样原因的侵害，而这多个人又不是典型的民事诉讼主体，至少司法机关不把他们当成典型的民事诉讼主体，所以便出现了这些个体（常常也表现为群体）告状无门的状况，所以这类受害者中的成员便挺身而出，或其他主持公道的学者仗义执言，要求建立便利不特定多数人通过诉讼实现或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

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它对推动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两个环节中，尤其是在法律实施这个环节上确实存在对处理等不利的情况。但这种要求所欲维护的那分属于多个人的利益与公益毕竟有所不同。在人们未能对多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区分的情况下，所谓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问题实际上是以公益为基础的论说和以私益为依据的论说的杂糅，或者在以公益为基础的论说和以私益为依据的论说之间游移。所谓环境权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遭受环境侵害的多个人中的个体为依据而萌生的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权利解说。前引付建先生的论文所使用的“环境权益”的概念就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当明确了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之间的区别之后，人们发现，其实环境权这一属于个人权利的假说，无法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无法给环境公益诉讼提供理论支持；人们也会注意到西方环境公益诉讼发达国家的法官们拒绝采纳环境权理论是有理由的。

三、私权不等于公益：

公益诉讼拒绝环境权论的根本原因，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环境公益而为的诉讼，这种诉讼所欲实现或维护的利益是一定集体（或称“人类”）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与学者所阐述的作为私权利的环境权之间无法形成理论基础与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环境公益诉讼无法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一种私权利的基础上。以下面两个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案例一：吉林石化双苯厂松花江苯污染案。2005年11月13日，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01厂）的苯胺车间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导致含有苯和硝基苯的大量污水绕过专用污水处理通道直接进入松花江。大量含苯和硝基苯的污水排入松花江，形成长达8公里的污染带，造成江水中硝基苯和苯严重超标。2005年12月7日，一份以鲟鳇鱼、松花江等原告的名义出具的起诉书递交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例二：美国“塞拉俱乐部”诉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西部通道项目环境影响案。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等拟沿纽约市曼哈顿西边的哈德逊河建设一条长4.2英里的高速公路，工程称为西部通道（westway）。该工程需要填平哈德逊河沿岸约200英亩的水面。按照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规定，实施该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按照美国《清洁水法》的规定，对将会导致或促成水域明显恶化的项目不得授予土地填筑许可。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发现，拟填筑河道的水中生活着条文石斑鱼及其他水生生物。按照一些专家的看法以及环评报告的最初结论，悲观的估计是，“westway”项目的实施将对条文石斑鱼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导致该种群数量明显减少，甚至威胁到该种群的繁衍；乐观的估计是，土地填筑很可能会导致条文石斑鱼未来种群发生“不可测量的退化”。但负责审批这个项目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无视该工程将会产生的不利影响，强行授予“westway”项目土地填筑许可证。哈德逊渔民协会、清洁空气组织等为阻止该工程而对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和纽约州交通局等提起诉讼。最终，被告放弃了“westway”项目。

这两个案例，一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发生在美国；一个主要以自然物为原告，一个以社会团体为原告；一个有胜诉判决，一个未越过立案程序进入审理阶段，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诉讼所欲实现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诉讼行为实际上维护的利益，都是公共利益。鲟鳇鱼、条文石斑鱼也好，松花江、太阳岛也罢，都是公共利益。鲟鳇鱼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所列野生动物物种，1993年被我国林业部核准为我国国家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物种，是黑龙江省特有保护品种，入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行动计划”中国优先保护物种名录。流入松花江的'含苯和硝基苯的污染物导致了鲟鳇鱼的大量死亡，沉淀在江底的硝基苯会对鲟鳇鱼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蓄积在鲟鳇鱼所捕食的其他生物体内的苯和硝基苯会因鲟鳇鱼的捕食而富集在鲟鳇鱼体内，最终造成鲟鳇鱼死亡，这种状态的持续将导致鲟鳇鱼灭绝。这是一种什么利益？这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利益，是全人类的利益，但却不是可以在具体的中国人如哈尔滨的某个市民、北京大学的某个硕士生或博士生、同意受理或拒绝受理该案的张姓或李姓法官之间进行分割的利益。不管是条文石斑鱼种群数量明显减少、种群繁衍受威胁，还是该物种发生“不可测量的退化”，都不是具体的美国公民的利益损失所能与之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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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三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法律允许我国公民个体、相关团体在具体国家机关、单位或者组织相关权力行使不当，使得公共利益面临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为了公众之利益而向司法机关中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其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公民宪法中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20xx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首次将环境公益诉讼纳入我国法律，该条明确规定了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组织和法律规定的机关可以提起诉讼，其中就包括环境污染案件。这不仅是我国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司法进步的表现，更多的是体现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积极鼓励公民有效参与到环境公益事务中来，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人素有“厌讼”心理，遇事不愿“打官司”，习惯私了。但长期以来，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共利益等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要么得不到法院的立案受理，要么原告只要认为受到了侵害，且此种侵害是因环境污染所引起，即通过司法机关的诉讼途径解决，以致于滥诉情况出现。此类案件中滥用诉讼权利，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亦使得被告合法权益出现被侵害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滥用诉权可归纳为故意、放任和过失三种情形。

其一，故意滥用环境诉权。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原告为了使被告利益受损，为了达到私人不良或违法企图，故意借助诉讼形式给被告进行“骚扰”，造成被告利益受侵害或者放任具体侵害结果的出现，致被告于某种困境之中，扰乱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种情形，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阻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

其二，放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告提起诉讼必须有证据证明环境污染受侵害的事实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证据不充分就妄然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势必会给被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给法院带来大量的工作，最终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其三，过失行为导致错误起诉。虽然过失不像故意那样，不是原告所积极追求的效果，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起诉时的过失，给被告造成不必要麻烦的，原告的起诉权就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不确定、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的情形下，分析原告滥用诉权的形式是有必要的，只有明确原告滥用诉讼的形式，方可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环境公益诉讼被滥用，才可以对恶意滥用诉权的相关人员进行法律制裁，维护合理的司法秩序，彰显法律的权威。

普通公民提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初衷不尽一致，不排除是为了追求单位或者个人的私利，亦不排除为了“出名”或者相关物质奖励，如若是此种情形之下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势必会增加司法机关办案的压力，影响被告的正常生活或生产秩序。同时，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普通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提起诉讼的门槛低，均有可能导致滥诉情况出现。基于此上分析，对环境公益诉讼行为进行合理规制，预防滥诉现象的出现，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挑战。

首先，实行原告资格审查制度。诉讼原告主体的范围较大，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特点之一。在我国虽然历来有“厌讼”的传统，但不排除有人为了追求某种利益，随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了防止“不适格”原告主体的出现，应当对原告资格进行合理审查。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的受理前，应以合理地方式审查原告的身份是否符合起诉的条件，搜集的相关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合法性，亦可尝试通过联合其他环境保护机构或者环保人士，在充分、合理的审查之基础上，确定案件是否立案及进行后续的审理程序。诚然，此类制度设计应当在公正优先的同时，兼顾效率，不得设置过于复杂的程序，而阻碍了正常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程序的提起。

其次，设立行政先置程序。负有监督和保护职能的环保行政部门，在对环境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与环保行政机关的执法不力不无关系。如果原告未经过环保部门的处理，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中的提起诉讼环节，极易导致本应该行政机关发挥的职能无法充分发挥。长此以往，相关行政机关不作为问题难以解决，司法机关的司法秩序也难以得到全面保障。故，可以设立行政先置程序，借鉴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做法。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人在具体解除司法机关之前，可以有权向行政机关寻求合理解决方式，如相关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相关问题，此时，起诉人可以直接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笔者认为，此种先置程序的设置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之滥诉讼情形的出现具有一定预防功能。

最后，建立滥用环境公益诉讼侵权责任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中滥诉侵权责任制度的设置由来已久，实践证明，其有效防止了滥诉情形的出现。我国应当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合理的预防滥诉制度，为我所用。我国应该尝试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原告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后致使被起诉人遭到损害后果，原告应负相应侵权责任。应该在精神、物质双重层面进行合理补偿。对于普通公民滥用公益诉讼的情形，可通过调解或者民事诉讼程序化解。对于司法机关滥用公益诉讼的，应当启动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此外，学界有人认为，可通过让原告交纳保证金以避免诉权滥用，笔者认为此种做法并非是明智之举。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预防滥诉情形发生。为了鼓励公民积极的行使诉权，保护环境公益，应积极的号召建立奖励机制。同时，为了防止诉权被滥用，法院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在诉讼费用的减免上应有一定的限度，适用调解原则时也要掌握一定的限度。总之，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四

环境公益诉讼所追求的法治价值在于，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进而实现环境法治。环境公益诉讼，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有关民事主体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制度。法定公益诉讼主体被限制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两类。适格原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定义为，对于诉讼标的所享有的特定权利或特定法律关系可以提起诉讼并请求判决的资格。“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适格原告的界定，对消除现行诉讼法律制度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有其深远的法治意义。第一，强化公众的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只有当公众意识到自身享有某项权利时才可能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第二，贯彻执行环境法律，推进环境法治进程。扩张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权利实施，实现环境法治又更进一步。

二、国外有关适格原告理论。

(一)诉讼实施权理论。

诉讼实施权理论认为，作为诉讼当事人既可以与案件具有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享有诉讼实施权，也可以为保护他人利益而具有诉讼实施权，成为适格当事人。有无诉讼实施权是判断是否是适格当事人的重要标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却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行使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符合诉讼实施理论的正当当事人的要求。

(二)公共信托理论。

公共信托产生于罗马法，其基本含义是:空气、河流、海岸等均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为了公共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的方式交由国王或政府持有。美国密歇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第一次提出了“环境公共信托”理论。主张国家和政府作为受托人，承担着保全、保存、保护信托财产并使之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而作为受益人的全体公民，对环境资源享有所有权和受益权，一旦国家或政府损害了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公民可主张其权利，从而实现对环境利益的保护。该理论为公民个人主张环境公益诉讼权提供了的有力依据。

(三)适格当事人扩张理论。

当事人适格又称为正当当事人，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对于作为诉讼标的的民事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的有实施诉权的权能，即能够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者应诉的资格。这被称为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随着社会环境问题的发展，适格当事人扩张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主张，公益诉讼适格当事人不应该仅局限于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表现出较强的'诉讼对抗能力。环保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更多的表现是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并进行环境维权宣传。赋予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权，对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起诉资格的关键是有法可依，而不是侵害本身。”我国现行立法只是对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赋予了原告资格，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未做明确规定。因此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加以明确。根据适格当事人扩张理论，要求我们对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加以补充规范，环境行政职能部门、环保组织、检察机关、公民个人作为正当当事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依据诉权实施理论，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不要求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公民个人可以作为是个当事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时举证责任倒置，这就必然带来滥用诉权的问题。滥诉的提起不仅浪费了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还会给被告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故而，对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当事人制度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对诉权的最好维护就是切实防止滥诉。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五

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上至今缺乏明文规定，这一开放性极强的话题也成为诸多学者争论的对象，尤其是对适格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的争辩更是激烈。从理论上讲，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都可以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把任何一部分主体排除在外就等于剥夺了其关心环境公益的资格，但基于诉讼经济和诉讼秩序的考虑，有必要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予以限制，由此引发了寻求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争议。

一、检察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

1.赞同观点。几乎所有的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西方国家均允许检察机关直接以当事人的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应该并只能是以原告的身份直接提起诉讼。理由主要是:。

1.1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多种多样的。对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应当做全面的理解，这种法律监督不能仅限于事后监督，也应包括诉前、诉中的监督。对侵犯环境公益无人、无力起诉，公民不敢、不愿起诉的，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来，可以更好的维护环境公益。

1.2检察机关是国家公益的代表人。根据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从法律赋予的职责来看，它实际上承担了维护社会公益的责任。同时，检察机关具有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公共管理秩序的行为提起刑事公诉的职能。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也可以代表国家利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将这一职责延伸到环境公益诉讼领域，并不违反法律设置的初衷，且我国《检察官法》第六条规定的检察官的职责:代表国家进行公诉，这里并没有明确必须是刑事公诉，因此还可以解释为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如“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检察院诉李某污染水源”一案，检察官在辩诉中指出，环境污染是社会公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代表国家利益，运用公力救济的方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视为“有直接利害关系”，检方作为原告符合《民诉法》规定。

1.3检察机关较之行政机关，更加具有超脱性。环境公益诉讼针对的重要对象是行政行为，无论由政府，还是政府中的环境保护部门作为起诉主体，都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可能，而检察机关则更能摆脱部门利益的局限。

2.质疑观点:第一是检察机关的地位问题。

2.1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责不相符合。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主要负刑事公诉之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是对其他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行为和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往往是一种事后的司法监督。检察机关的确承担了一定的保护国家利益的`角色，但是毕竟这种职能是有限的，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个人、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

2.2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环境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并非检察机关。《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第26-28条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的代表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资源管理的代表是法律授权的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机关。因而，对于侵害公众或国家环境资源权益的行为，环境保护机关应当以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这也是其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形式之一。

2.3如果由检察机关包揽公益损害时的保护之责，不仅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还会造成权力体系的混乱，一方面可能会公权力在早期阶段过分干涉私法领域，造成环境公益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不符合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检察机关大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会分散其本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而影响其他检察职能的履行。

第二个问题是有不少学者论证了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介入方式。但是检察建议作为缺乏规范性的手段，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也不具有强制的效力。第三个问题是环境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决定了检察机关并非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题。环境纠纷中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需要采用专门的证据收集方法和技术手段，而这正是检察机关较环保部门相比所欠缺的。

3.学者建议。有学者认为，既不能只构建通过修改诉讼法才能实现的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也不应仅仅以现阶段无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检察机关的介入。检察机关应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之一，且要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进行适当限制，因为独占的权利便可能会走向极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非基于实体权利的享有和实体义务的承担，并不是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其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代表人的特定身份而由法律特别授予的。故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处于准原告的地位，应当进行适当的限制和调整。

一是范围限制:应当合理限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使其既保护环境公益，又不超越检察职能。检察机关应主要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害的环境事件提起诉讼，这类案件目前主要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环境保护案件和环境犯罪案件。二是处分权限制:检察机关一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能随意撤诉，也不能与被告自愿和解，在庭审中也不能适用调解原则，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撤诉与和解的，必须经法院批准。三是检察机关依然要承担一定的败诉责任。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方在胜诉后或其合法权益受到检察机关侵害后，有就其损失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检察机关虽不能承担案件本身败诉的法律后果，但如果存在检察机关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损害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四是方式的多样化。四是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调整:西方的检察机关被视为国家的“公诉人”，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在承担公诉职能的同时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就介入方式而言，美国主要就是直接起诉，而中国的介入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起诉与抗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起诉等均可作为介入环境诉讼的方式。

二、环境ngo的原告主体资格。

1.赞同观点。09年7月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公益诉讼人身份，状告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案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为我国环保ngo公益诉讼“破冰”第一案。环境ngo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优越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展现开来:一是环保ngo因其非官方性和独立性特征，当政府不作为或不依法履行职责损害了环境公共利益时，由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行不通，环保ngo更适合在此情况下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二是与检察机关相比，尽管在环保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可谓不少，但在理论上，学者们对检察机关能否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还存在诸多争议，而对环保ngo的原告资格是一致认同的。三是弥补个人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环境私益诉讼面临诉讼证据取证困难和专业技术鉴定困难这两个诉讼瓶颈。而环保ngo是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1、环保ngo关心社会公益，志愿加入环保ngo的成员对环境事业具有强烈使命感，愿为伸张环境正义锲而不舍。2、环保ngo的很多成员具有环境科学和法律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还可通过与政府、企业等沟通、协作获取更多资源，扭转信息不对称的劣势。3、公益诉讼的着眼点在“维护公益”，环保ngo的宗旨就是保护环境，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性质相符。

2.质疑观点。虽然前述的环保ngo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功立案，但是，环保ngo环境公益诉讼仍然面临许多障碍:第一个问题是不具有原告资格。传统的诉权理论认为，实体法没有明确赋予的权益，在诉讼法上就无法为其设立救济的诉权。按照这一理论，环保ngo要成为原告必须享有一定的环境实体权利，这个权利被学者们称为环境权，当自己的这一权利受侵害或威胁时即可获得诉权，成为适格的原告。而环境权在我国尚处于理论研究之中，而且其关注的对象仅是个体公民或部分群体受损的利益，救济的权益主要是私益，不符合环境公益诉讼对“公益”关注的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法律存在欠缺。第二个问题就是现阶段我国公益组织的发达程度。从环保ngo的设立来看，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占绝大多数，本应作为环保ngo中坚力量的草根环保组织数量极其有限，且都依附于政府，本身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这些公益组织更多的是用于协调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往往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在当前我国环保公益体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众的自觉性与环保意识、法律意识来推动公益诉是远远不够的。

3.学者建议。在欧洲，环保团体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力量，允许符合一定标准的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些标准主要是一些限制性条件:被政府认可、成立有一定年限、有法律人格、所提起的案件与其组织目标相关、有良好的信用和以往表现等。对此我国可以结合国内环保团体的发展状况，采取国家认可的方式，赋予少数经过注册，成立已有一定年限，有一定活动范围、人员和资源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以环境公益诉权，在环保组织普遍发展得更为完善后，再将起诉权放宽。

三、环境行政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宪法》第11条和《环境保护法》第26-28条的规定，环境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日常的环境监管权，对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行使相应的行政处罚权。《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进一步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他资源管理部门如土地、森林、草原、水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对破坏自然资源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保护部门也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之一。因此，有学者建议应当赋予环境行政机关环境公益诉讼权，作为原告对侵害公众或国家环境资源权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维护公共的环境利益。但是，(1)环保行政部门一般都隶属于地方政府，很难不受政府干预。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遏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引起的。(2)大部分的环境专业鉴定和检测机构均隶属于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他们本身可能是当事人，对于他们做出的结论，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和认定也是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公民个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就个人而言，只要是年满18周岁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我国公民应该都可以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是学界通行的观点。但是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难以克服:。

在环境公益诉讼当中，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和力量是极不平衡的。其一，是法律与鉴定技术明显失衡。环境污染和损害往往需要专业的技术和装备才能进行检测、鉴定和举证，普通公民很少具备这样的举证和鉴定的诉讼能力;其二，公平与经济利益明显失衡。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和利益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这就有可能产生诉讼中的“搭便车”现象，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仅要付出金钱和精力，甚至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而一旦赢得诉讼，本人又并非唯一的受益主体，个人就会因此缺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如果大家都不愿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环境公益又该怎么样维护?由谁维护?其三，诉讼费用负担沉重。由于环境问题的潜在性、长期性使得损害难以计算，环境的整体性、关联性使得损害的数额如果能计算也是庞大的。原告提起诉讼要预先交纳诉讼费，败诉还要全部承担诉讼费，负担沉重，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公益诉讼的推进。

五、自然物种的原告资格。

自然物种诉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其他公益诉讼更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影响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环境伦理观和现代法理学的发展，有关自然权利及其法律化的讨论己日益深化，并且在一些国家开始了自然物种诉讼的实践。意大利、美国、挪威、德国、菲律宾等国于20世纪60年代后纷纷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印度也在法律中规定了动物的诉讼权利。日本通过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判例承认了野生鸟类的诉讼资格。我国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北京大学法学院几位教授和学生因为松花江污染提起的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的诉讼，也成为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自然物种诉讼的理论基石:蔡守秋教授认为，承认自然体的权利，对于保护环境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有积极意义，法律可以从只保护人的权利向同时保护人和自然的权利发展。高利红教授也倾向于承认动物的法律权利。她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当我们认识到人与动物都是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法律完全可以重新约定动物的法律地位，赋予动物法律权利，这种约定不是仅仅出于人类自身狭隘的私利，而是出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种际公平”和“自然物种权利”的讨论必然要反映在对诉讼法的冲击上，即是否考虑其他生命体对其所享有的权利而具有诉讼资格以及如何实现他们的诉权等。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根据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和规定，承认其他物种的诉讼资格还有些困难。但人类权利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权利体系是不断充实完善的。在当今社会，生态主义、环境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已得到广泛认同，在福利国家迈向环境国家的过程中，自然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承认也成为可能。所以，虽然由于自然权利理论的不严谨性而遭到很多批评，但自然的价值仍得到广泛的赞同。

2.国外实践: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有以动植物为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记载。自然物种诉讼要获得法院的承认，需有两个条件:一是法律对动植物的法律地位有明确的规定;二是被告对自然物种的当事人地位不产生异议并同意人类作为原告，而人类原告提起的是公民诉讼。总体看来，即使在美国，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的影响，自然权利理论也还未成为司法判决的主流法理依据，美国的自然权利诉讼仍处在探索和相持阶段。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六

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判定应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对于法条规定的“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则应采取相对宽松的审查标准。

关键字：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不断增多。为遏制这一现象愈演愈烈，1月1日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新增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该制度起源于法国，它是指因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诈害或受确定判决效力影响而受到不利原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而未能参加原来的诉讼，以致于不能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并且影响判决结果的事实或法律主张，从而向法院提起要求撤销原确定判决的诉讼。自新民诉实施以来，诉至法院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件日益增多，许多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显现出来，原告适格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1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原审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对a用b的资产归还c的行为予以确认，b认为该判决结果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最终法院裁定认为，原审案件的诉讼标的是某《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b作为案外人，与该诉讼标的没有实质上的法律关系，且该诉讼标的也不涉及b的利益，b并非该案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原审判决结果仅仅是确定a如何履行涉案协议内容，与b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b也不属于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根据民诉五十六条的规定，b不属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

案例二：a公司的债权人b以a公司与c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中达成和解并经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b认为其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条件。但法院最终裁定认为b作为a公司的债权人，对a公司和c公司争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没有独立请求权，也无直接牵连，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标准。

问题二：哪些第三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2问题的分析。

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中，也就是“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针对问题一，目前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法条的规定，该诉讼主体只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包括其他案外人；另一种观点认为，该诉讼主体不仅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应包括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该诉讼主体应当是受原判决既判力约束的案外第三人。

笔者认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其中一人不参加诉讼，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难以确定。对于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法院必须追加其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进而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从该角度分析，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另外从审监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也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态度，其对必要共同诉讼人与其他案外人作出区别对待，即必要共同诉讼人在原审中的地位是当事人，其他案外人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人提起再审应当全面审理，其他案外人提起再审，只审理提出异议的部分。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只审查原生效判决中侵犯第三人的部分。因此，若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处理必要共同诉讼人质疑生效裁判的案件，将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对于其他类型的案外人，如受诈害诉讼侵害的一般债权人是否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笔者持肯定态度。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是为受生效裁判不利影响的第三人提供实体救济，若将原告适格的标准设置的过于严格，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该制度设立之初的`目的。在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时，应该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对于法条规定的“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则应采取相对宽松的审查标准。

此外，对于原审判决生效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是按照普通程序另行起诉，应以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请求判决的内容是否撤销原生效判决为划分标准。若需要撤销原生效判决，则应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反之，则以普通程序另行起诉。

针对问题二，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第三人与案件所涉法律关系有密切联系，案件处理结果对他的利益有直接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无须考虑第三人与案件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只要案件处理结果影响到他的利益，即可认定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笔者认为，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问题，也应采取相对宽容的审查标准。根据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可以将其分为“被告型第三人”和“辅助型第三人”。被告型第三人是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并且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的第三人，因此此类第三人一般不存在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必要。而辅助型第三人则是指与他人之间的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的第三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给出过这样的意见，认为“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但该意见其实是针对被告型第三人提出的，而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的是辅助型第三人，因此原则上只要案件的处理结果影响到了第三人的利益，其都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3小结。

第三人撤销之诉虽然在实践适用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它为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权利主体申诉难以及维护司法权威，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问题浅议，以期该制度能更好地运用于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段厚省.各类型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和识别标准；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年版.

2、陈银沣.试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完善.法制与社会..2.

3、张艳.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完善对策.政治与法律.2014.6.

4、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中外法学..1。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七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定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民事主体致使环境遭到或可能遭到破坏的相关违法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面对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将受到侵害害危险时，主体有权利通过民事环境公益司法程序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救济。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宗旨在于维护公共环境权益，而不是个别民事主体的私人权利，尽管其诉讼结果存在间接维护个体利益的效能，但仍区别于保护个体本身利益的诉讼。因此它与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它的原告资格范围广于一般的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第二，不仅民事诉讼法，其他的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一)英美法系。

1.美国：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要由公民诉讼构成。该制度最早在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第304条中得以确定，即任何人(不论是受到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有权自己对任何人提起诉讼。这一诉讼法案并未限制原告资格与该案的利益关系。它的确立体现在1972年的联邦《清洁水法》中。该法采用了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环境保护团体”的概念，首次以“环境保护团体”作为原告主体。同时，在“地球之友诉雷德劳环境服务公司”一案中，法院对“该行为具体侵害社团成员”的条件适度宽限，原告只要证明特定涉嫌违反联邦环境法律规定的行为对其所关注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法院也可承认该启动要件。美国的公民诉讼模式赋予了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从而监督相关环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有效地维护了公民的环境权。

2.英国：

英国以集团诉讼制度为主，即对于个人受到的侵害较少，使受害当事人难以出庭，可通过此方式将受害者们成立为一个诉讼团体，并记录每个人的受侵害次数。20世纪60年代时集团诉讼制度也被广泛运用到环境公益诉讼中。一般来说，公民起初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能通过检察长的名义就违法行为向检察长请求并提起诉讼，此制度又叫作“检举人诉讼”。此外，经检查长同意，某些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也具有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二)大陆法系。

1.法国：

法国1860年的《民事诉讼法典》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领域进行干预的权利，突出表现在涉及国家安全或是公共用地等案件中。除此之外，经政府认可具有诉权的社会团体也能参与到民事诉讼程序中。

2.德国：

德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是团体诉讼制度，就是使得某一些行业团体有权实施诉讼。为防止诉讼泛滥，立法机构严格限制了团体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一，社会团体必须是合法性组织，并且事先成立;其二，团体应有一定规模;其三，团体须有以维护某种公共利益为目的固定章程。

根据《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及部分省市的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各派学者观点，我国在司法领域中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主要包括检察机关、环保行政部门、环保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这四类原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利弊。

(一)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物质条件和法律能力上都具备先天性的优势，但国内学者也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出了疑问。其一，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其可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以监督法律在民事领域的实施为目的，若其一旦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在身份上成了实施法律者，具有矛盾性，这将会破坏传统的诉讼结构。其三，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不一定具有具备相关知识的人员。因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只能通过行使上诉权、申请再审等权利寻求法院的裁决。

此外，有的学者提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须受一定条件的制约。然而这种观点仍被认为其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环保行政部门。

环保行政部门作为环境监管机关，在环境污染类事件中是最具专业化的，但一些学者认为，其一旦拥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则与其本身的职能相矛盾。环保部门本应处于社会公务事务管理者的地位积极行使其法定的公权力，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干预，发生环境侵权事件后依法处罚环境违法行为，但当其作为原告具有诉讼权利时，就会有利用司法掩盖其应尽行政职责的嫌疑，这不利于社会对行政执法权力效力的影响，也会造成环保部门工作的懈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很可能是自身的确无法行使，并非怠于行使行政职权。

(三)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作为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们自发组成的组织，在诉讼的积极性上比公民个人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我国过多数量的社会团体以及诉讼的泛滥，环保组织的主体资格应当被制约。除了需具有固定的章程和一定的经费资助外，应当限制其成立年限，且应有完备的高职业化的法律人员。

(四)公民个人。

按传统诉权理论的观点，公民个人是环境污染事件中直接的受害者，理应具有合理的诉权。然而现阶段学者却多数反对。其一，从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关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规定能够看出我国对公民作为适格原告的立法态度是反对的，的《环境保护法》也没有将公民个人纳入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畴内，这可能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公民个人欠缺诉讼能力;二是过高的个人诉讼成本及成本与收益失调;三是可能会导致诉权泛滥。综上，基于目前我国的整体司法环境，该制度的缺乏一定操作性。

(一)对新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解释。

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有关原告主体的规定太抽象，有必要进行探讨并在法律条文中罗列出来。“法律规定的机关”应当包括检察机关和专门行政机关，后者如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和环境资源保护部门;“有关组织”应当是环保组织等专门社会团体。

(二)建立有层次性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

参考国内外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环境，笔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涉及到了原告类型之间起诉的顺位问题，应当以社会组织为第一序列的原告主体，行政机关紧随其后，将检察机关作为最后的门槛，摒弃公民个人的原告主体资格。

1.社会组织：

将社会组织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第一序列适格原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私法自治。相比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在私法领域出现与私法自治所倡导的更为契合。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社会组织以环保组织为主要，因其自身的法定职能与专业性，环保组织在解决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问题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现阶段环保组织的资格应当受到制约否则后果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诉讼成灾。

2.行政机关：

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的行政机关主要指环保机关。虽环保机关具有行政权，可以处罚侵害环境的行为，但此行为有时并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应当赋予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去解决行政处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侵害环境行为出现时，若其行政处罚对于环境利益并无益处时，便可将环保组织列为共同原告进行起诉，需要注意的是，环保机关可以自己提起诉讼的唯一情况就是，环保组织迟迟未起诉。

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在我国并无太多争议。然而检察机关的原告诉讼资格同样需被制约。我国的检察机关是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的机关，一旦有了侵害环境的行为，检察机关的职责是督促环保组织与相关环保行政机关及时提起公益诉讼，只有在二者都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才作为原告适格主体进行诉讼。

4.公民个人：

由前文所述，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表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中公民个人并无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民个人想对侵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唯一办法就是:环保组织、环保机关或检察机关代替其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五、结语。

经济的迅猛发展加剧了环境侵权问题的发生，与其相关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至关重要。而明确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则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不够的。界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并适度扩大已被更多学者赞同。然而完善民事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制度只是最基本的步骤，我们更需要对受案范围、审判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等进行严谨规划。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公益诉讼之路将成为立法者与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八

公益诉讼并非是个现代社会的新生词，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出现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罗马法最早就将诉讼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公益诉讼指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罗马国家的市民都可以提起诉讼，但除法律另有规定。公益诉讼出现的比较早，但其被赋予现代意义并得以不断发展伴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向垄断主义过渡。美国作为现代意义的公益诉讼的创始国，在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方面继承了古罗马的做法，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反竞争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中规定个人可以就反托拉斯案提起公益诉讼的。尔后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关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至今，抛开各国因法律体系、传统文化、经济差异等带来的差异外，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呈现出放宽的趋势。根据民事公益诉讼的起源及其在各国的发展的状况，我们发现两点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从公益诉讼的起源告诉我们公益诉讼的最初的目的就是赋予公民，组织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诉讼资格。

第二，从后期公益诉讼真正的发展起来时，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尽管英美法系的比大陆法系相对保守，但都在不断探索、研究之后不断扩大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范围。美国是在其一开始就继承古罗马的做法，任何本国公民个人公益诉讼都可提起；日本在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虽然在一开始没有规定公民个人的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但随着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泛滥，最终为更好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赋予了公民这一权利。日本的传统观点认为应当由行政当局承担保护公益的责任，但随着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迫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使得行政当局无法再承担起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最终将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大门向本国公民个人敞开，以此激励公民个人不仅能够全面有力的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能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激发保护公共利益的意识，进而更好的维护公民自身利益，形成一个利益的良性循环。

二、赋予公民个体原告资格是原告资格扩宽的基础。

原告资格这一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起源于德国的传统管理权理论认为对于原告的资格，如果其原告的权利得不到救济，这种权利就形同虚设，权利和救济是紧密相连的，只有能够救济的权利才有价值。显而易见，传统的管理权理论将这种救济的权利赋予给了享有权利的人，将直接利害关系人规定为原告资格的依据。然而，随着理论社会的日益发展及诉讼的日益复杂，这种狭隘的直接关系人的理论是难以满足现实司法实现的需求，因为它忽视了公共的维度的保护。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管理权理论受到质疑，最后取而代之是将诉的利益为当事人适格作为救济的主体，一方面，将传统权利权的主体扩大到有利益关系即可，这种利益并不严格限定与管理权者；另一方面，将诉的利益做了广义的理解，认为这种利益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利益，可以是间接利益；不仅可以是物质利益，还可以是精神利益的请求；不仅是个人利益，还可以是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不仅是现实利益的损失，还可以是形成危险状态的既得或将来的利益。

随着社会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社会之间的利益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使得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网，原告资格的扩宽理论为公民享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中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告资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难看出，法律一方面赋予了具有诉的利益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权利，然而另一方面却又抛弃了同样具有诉的利益公民个体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且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体是直接利益的受害者。原告资格由传统的管理权理论，在司法机能的扩张下，发展成为诉的利益，两者是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诉的利益是对管理权理论的发展与继承，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我国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对于新时期的原告资格是断章取义的，诉讼资格是在原有的传统的原告资格之上扩大的，而不是抛弃传统的诉讼资格主体，选择被扩大的诉讼主体。如果诱于维护一种短期的看似平稳的社会状态的目的，逃避现实问题，是极易引发更多意想不到的潜在性的社会诟病及司法困境，这只是司法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陷阱，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公民共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益诉讼被引入的实质在于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司法保护的途径，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决定公民享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作为公民共同行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事公益诉讼确立的.意义，体现在公民的参与和行动推动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并借此保护了自身和第三人的利益。”随着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自身的利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甚至相互融合。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经常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保护公民的利益，公民的个人行为不仅可以保护自身利益，可以造福整个社会。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含义都不尽相同，所以很难在其对公益诉讼的概念有统一一致的看法，但由于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及诉讼标的的特殊性，公益诉讼是兼具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的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活动。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不仅为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法中开辟了另一条保护途径，增强了公民个人保护公共利益的热情；而且符合《宪法》第二条规定的公民管理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

四、我国公益诉讼司法现状的需要。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是十分艰难，太过薄弱，相对滞后的，从邱建东先生因为公用电话亭没有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长话收费半价的规定一纸告上法庭，再到，北京炉石状告牡丹卡案、葛某起诉郑州火车公测收费案、西北政法学院学生状告公交车公司案、河北律师因春运火车票涨价状告铁路局案、江西律师周某广告南昌铁路及按有做车票的价格向旅客出售车票案等，从实际来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的纠纷也正慢慢的不断浅出于法庭，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保护公益诉讼的案件却仅仅因为原告的资格欠缺而最终以败诉告终。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作为比较新新的事物，在司法实践中遭遇重重障碍：法制观念的障碍、民主政治的障碍、诉讼制度设计上的障碍和诉讼配套的障碍。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挖掘，原告资格作为公益诉讼的门槛，如果因为门槛过高导致公益诉讼的失败，势必会阻断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进一步研究的道路，减少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研究的机会，最终因为无法解决原告资格的问题，而导致公益诉讼面临的其他的很多其他障碍无法有效的得到解决。有学者认为立法没有将公民个体纳入起诉主体，可能有以下理由：首先，担心公民享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后会增加诉讼数量和法院的工作压力。其次，担心公民因公私不分而接机谋取超私人利益。最后，在诉讼费用和举证责任的强力上公民远不及有关机关和组织。笔者认为这些理由都只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于因为担心因为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多而放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第一，因为担心因为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多而放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很明显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假若连社会公共利益都得不到有力的保护，怎样相信个人利益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在科技与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人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一张千丝万缕的利益网，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相互融合，随时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也越来越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个人可以拯救社会，社会可以服务个人。

第二，如果因为公益诉讼的案件繁多而躲避公民个体的起诉，恰好证明我国的公益诉讼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着，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因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去疏通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剥夺公民个体的原告资格去堵塞问题，这样的后果只能使得我国的民事诉讼濒临更多危险与困境。其次，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就决定了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兼容。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由不特定的社会多数人私益的利益的集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私益以其社会其他人私益的保护。如果要使私益与公益泾渭分明，那么大可不必将公益诉讼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之中。

最后，对于公民个体对于诉讼费用、举证责任的承担能力弱于机关的理由，诉讼费用和举证责任都属于上述的诉讼配到制度上的障碍。公益诉讼的设置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类似于劳动法的纠纷一样，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所以对于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鉴于我国法制观念上的障碍，尤其在公益诉讼中，公民的权利意识缺失和“搭便车”的心态致使公民个体的公益诉讼缺乏热情，应该制定出一套能够激发公民个体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费用制度，恰当时候可以提供免费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通过对我国公益诉讼的研究进而制定出符合我国现状的诉讼费用制度。对于举证责任承担的问题，我国的民事举证责任还是比较完善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结合学界提出的理论，在不断地探索和经验中逐渐完善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所以更没有理由因为没有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和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的制度规定而将公民和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之内，这是不可取的。况且，目前对于有关组织和机关提出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和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也没有具体的规定。

对环境公益诉讼中适格原告的思考简说论文篇九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是，随着发展而来的是环境的不断恶化。怎样更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全国各界都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做出了许多尝试。作为法科学生，自然会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新兴制度值得进行探讨与分析。而环境公益诉讼中最为棘手的就是适格当事人的问题。传统的诉讼方法对诉讼主体是严格限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压抑着环境公益诉讼前行的步伐，在现行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健全当前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通行的说法认为，法律允许一定的法律主体向破坏环境之主体或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之主体进行起诉，以此惩戒环境污染肇事当事人，维护环境优美，此类新型诉讼即是环境公益诉讼。虽然各国对此有不同的称呼，如环境民众诉讼、环境公民诉讼等，但其内涵基本一致。

我国虽没有正式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是社会各界也在积极探索有益的尝试。学界和各民主党派都提出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如九三学社就曾提出要赋予公民对污染事件的监督权并着手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认为，当今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而政府环境保护力量有限，只能针对性的处理若干影响较大的污染事故，众多轻微污染源则因执法力量有限而置之不理。如果公民被允许参与维护环境治理，监督污染源，甚至具有起诉之资格，则我国治理环境污染事故的水平可能因此提高，治理效果和频率也将得到提升，这对维持生态环境平衡、降低污染对公民生命健康带来的损害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当当事人，又称当事人适格，是指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从而成为原告或被告并受本案裁判约束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只有正当当事人起诉或者应诉，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诉讼行为并受本案判决的约束，诉讼才有实质意义。”

(一)落后的传统理论的无力与新型环境公益诉讼的迫切要求。

我国传统理论上对损害的认定一直采取的是“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直接利害关系原则主要有三点要求：一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法律上的牵连;二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当事人一方的法律关系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关系;三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本诉案件的处理结果而定。而与案件没有这些利害关系的人则没有起诉的资格。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等法规都规定公民有权利检举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但事实上所谓的控告也仅限于在行政措施方面向环境主管部门告发，并不包括通过直接诉讼手段来停止损害环境的行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是，该原则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不相符。环境利益超出了传统诉讼保护的个人人格权和个人自由处分的财产权的范畴，而且除了请求损害赔偿外，最为关键的救济方式乃是防止即将发生的侵害和除去正在发生的继续性、反复害，从而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的减小损害和污染。环境权益不仅属于私人利益，更属于社会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适格理论进行扩张。

(二)公民原告资格缺乏法律上的肯定。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规定，只有人身或财产权益因环境污染等受到侵害的人才可以提起环境诉讼，如在金奎喜诉杭州市规划局一案中，浙江省老年大学要在西湖周围建设项目，杭州当地规划部门批准了这一行为。金认为，依照《杭州西湖风景名胜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杭州市规划部门无权批准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兴建老年大学。案件最终以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予受理告终，其依据是金奎喜“主体不适格在”。公民个人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得不到认可这一情况可见一斑!

(三)环境恶化的现实需要扩张适格的当事人。

环境的日益恶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法律应该为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维护环境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我国应该充分吸取其经验教训，借鉴其治理经验，争取在发展的同时治理好环境，防止环境的恶化，因为当下我国的海洋、土壤、大气等污染现状已到了必须进行有效治理的程度，为了保护公民的身心健康，也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必须花大力气防治污染。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应该将适格的原告赋予广泛的社会主体。综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的发展及司法实践情况，下面针对具体的原告进行可行性分析：

(一)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有理由作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机构。“对于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有诸多优点：检察机关的公共性使它在履行职责时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在环境公益遭受损害时，它理应有所作为。作为国家机关，检察机关有强大的财政支持，比起环境公益诉讼中其他类型原告，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诉讼，纵观国内外环境公益诉讼案例时，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胜诉率较高。”司法实践中因为检察机关在现行法律中找不到起诉依据，所以可以考虑修订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使检察机关有权提起诉讼。

(二)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

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取得了很大成就，影响着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环境监管的措施。在美国，塞尔拉俱乐部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和影响力最强的环境保护组织。“塞拉俱乐部vs莫顿”一案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和反省，究竟环保组织有无权利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对其起诉。实际上美国许多地方法院已经承认了环保组织的环境民事起诉资格。我国许多学者和官员对赋予环保组织起诉资格持质疑态度，认为这些组织起步晚、不专业，能力和水平都处在很低的层次。而这更加反映了我国环保组织需要加快步伐大力发展，因为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仍然需要鼓励环保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一旦他们组建了高水平环保团队、高效率运营制度和吸收充分资金，其将在环境保护和遏制环境恶化方面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三)公民个人。

是否赋予公民个人以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当事人资格，目前存在较大争议，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承认公民的诉讼原告资格是合法合理的。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可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人民享有国家的管理权。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为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的环境保护事务提供了途径和渠道。赋予公民个体进行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法制是相吻合的。笔者非常认同北京大学苏力先生的观点：“即使是一个总体上说来有用的、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基于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诉讼所付出的一定代价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况且由于诉讼成本的限制，大规模滥诉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环境管理机关(环境保护局)。

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环保靠政府的观念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政府的确是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而环境管理机关则是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代言人。因为在我国，环境保护局掌握了最先进的环境监测和治理技术，同时其人才结构也更加专业。毋庸置疑，在维护环境优美和治理环境方面环境保护局有着很大优势。目前相关法律已将环境管理机关规定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五)自然体和后代人。

年12月7日，针对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致使松花江污染的案件，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和学生迅速作出反应，一同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它们以鲟鳇鱼、松花江以及太阳岛作为共同原告。笔者并不建议将这些自然体视为原告，也不应给予其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自然体无意识，无力像法律主体一样通过意识表达与人类沟通，人类也无法理解自然体的意识。即使赋予其原告资格，代理其进行诉讼的仍然是公民、检察机关和环保组织等，这又有何意义?而对于后代人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笔者认为后代人不是法律关系主体，因此同样不享有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四、结语。

任何公民都享有保护环境、维护环境优美、享有优美环境的权利。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必须最大限度的扩张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我们要在立法上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司法上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势，更好的保护环境，遏制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改善人民赖以生存的地球。这不仅是当代人的福祉，也是对后代人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