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通用9篇)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在总结中，我们可以适当地引用一些相关的研究或专家观点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范文中的例子和观点可以丰富我们的思考和论述。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一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单位：亿元。

年份总消费占gdp比重%居民消费比重%政府消费比重%。

197816.6885.115.7194.00.975.8。

197917.4685.616.6593.9。

[1][2][3][4][5]。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二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单位：亿元。

年份总消费占gdp比重%居民消费比重%政府消费比重%。

197816.6885.115.7194.00.975.8。

197917.4685.616.6593.91.090.6。

198019.1086.017.8593.51.256.5。

198120.6479.619.1692.81.487.2。

198222.3871.720.8393.11.556.9。

198324.0070.722.0992.11.918.0。

198426.1262.023.3789.42.7610.6。

198531.5858.328.0588.83.5311.2。

198636.8159.432.7088.84.11&。

nbsp;11.2。

198740.0060.235.8389.24.1710.4。

198848.759.043.2288.65.5511.4。

198957.2757.148.9985.58.2814.5。

199066.2952.248.4573.111.3126.9。

199172.8752.156.8678.015.9322.0。

199295.5843.475.1878.720.4021.3。

1993127.9242.798.0476.629.8823.4。

1994156.4741.1124.5579.631.9220.4。

1995188.5046.2153.0981.235.4118.8。

208.87、53.6168.2780.640.6019.4。

222.3354.5176.8279.545.5120.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单位：元。

年份职工平居民人均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居民人农业居民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款年末余额均消费。

1990198015757788028526981436。

19912194172691610398666671609。

1992272023181026168011288192252。

19933501307213202699144910642813。

19944485392016203369181412593723。

19955340477018723978219715484345。

19965476492621564619237617264444。

1997566448502382504124581802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杨宽宽、俞肖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rudigerdornbusch,stanleyfischer,macroeconomics,李庆云、刘文忻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三

不论是帕累托最优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都反映了对效率的追求，关心的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至于如何在社会整体之间进行分配，则并不关心。但是，分配的不公平往往导致社会矛盾的计划，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改进。非经济性目标的规制，力图实现分配正义。第二个目标是家长主义，它本质上是对个人自由的彻底干预，政府可能并不相信公民具有辨别是非或者有效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因而施加了许多规制，如规定开车必须系安全带、限制吸烟等等。一些臭名昭彰的行为的确有害于个人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具有负外部性。但是怎么干预才是正当的呢？是否专家更能够了解他人的真实情况，并作出更好的福利改进？家长主义不论结果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的自由是相背离的，有学者就认为，家长主义的规制，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

有学者提出某些人，尤其年轻人，并不能够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构建，所以需要采用规制对其利益进行维护。奥格斯认为，将家长主义建立在反对个人主义的观点之上，很难具有确定性，并没有说清楚何种干预是正当的，只有证明个人能力存在严重的缺陷，才具有干预的正当性，但这样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对某一行业的限制，则会导致具有辨别能力的个体被剥夺做出选择的权利。规制的经济性目标主要包括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问题、协调一致问题和市场例外条件与宏观经济考量。针对外部性问题，奥格斯提出，外部性的解决，要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一个外部性会引发资源的错误配置，但行政手段可能成本过高，高于社会收益，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小问题就被忽略了，但这些问题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传统的经济学总是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但很明显，这样的情况从来都不存在，私人只能处理他们能够获取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这一假定是市场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人类行为受制于有先理性，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人们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决策模型以求实习效用最大化，但是这十分困难。协调一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交通规制，如此多的主体参与到交通当中，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靠右还是靠左行驶，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关心别人是否也和我们一样。规制的正当性根基正是在于“它不是强迫人们去做他们并不原因的事情，而是通过强制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有待讨论的规制领域，也就是宏观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通货膨胀，无论对于什么政治体制来说，这都是必须控制的。对通胀率的控制，可以通过对合同和利率进行管制，现金的持有量应该降低，这样，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调整措施的行政成本是很大的。奥格斯进一步指出，通货膨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增加了投资风险，投资额会减少，通胀也使得私人和企业更加难以区分引发价格上涨的两种原因，一种是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一种是一般的通货膨胀，即使这个问题不出现，市场中的决策者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松地配置资源以满足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且这种无效率将一直持续。

奥格斯对经济规制的手段，提出了很多见解。我着重分析价格控制手段。奥格斯将价格控制分为两类：一是普通的竞争市场中的'价格控制，二是非竞争性市场中针对垄断性企业实施的价格控制。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分配正义，让低收入者负担得起某些商品，或者控制通货膨胀。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公用事业部门，这些部门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产生充分的价格竞争的。当价格管制是基于分配正义的目标时，首先，我们假定，竞争性的市场中，价格反映的是边际成本，但这高于了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并且低收入者必须购买这些生活品，那么能否利用价格控制保障这部分人的供应？由于还存在着种种规制工具，比如财政补贴。经济研究认为，价格控制是最低效的控制方式，实行一个地域市场自然价格的价格上限，将意味着某些供应商无法从中获得利润，因此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都将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随后市场后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供求关系的基本作用不能通过一部法律来消除。奥格斯对租金管制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公平租金”存在很高的行政成本，虽然它保护了既有承租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长期承租人的利益，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比如，私人出租房屋的规模持续减少。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的减少为“公平租金”创造了更大的需求，法律要求评估者在假定不存在供应紧缺的前提下决定租金，更是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四

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新进展研究是通过对近期国外农业经济学相关研究的梳理，总结现代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新进展，分析其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势，并说明应当如何科学借鉴，有助于我国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农业经济发展。本文试图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展现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新进展。

2关于农业生产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农业生产函数研究，主要运用由生产函数、贸易函数、需求函数构成的系统模型分析现代农业经济的基础。有学者试图寻找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农业生产函数，如使用rwtlan函数对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农业机械的弹性随时间不断提高，化肥的弹性呈下降趋势，教育对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效应(mansandfrancis，)。学者们重视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的趋势是采用自愿的、分散的、市场化的方式将土地从大型农场转移到小农场，可以提高贫困者的需求曲线和大农场的供给曲线，即将土地从富人转移到贫困者手中(deinigerandolinto，)。大型种植园是在殖民地国家存在的一种有效生产方式(robertandan-drew，)。比种植园更有效率的方法是采用“订单农业”的方式，政府应及时提供上述政策支持，内容应涉及利率、土地税，提供教育、研发和技术普及投入等(hayami，)。1952—1978年，中国土地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工业和城市部门的发展需要，政府采用土地集中和大面积耕种的方式，各种生产要素向大生产单位集中，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投入要素由国家统一提供。这种方式对农民的生产激励很小，农业生产率低下(shenggenandjoanna，2010)。

3关于农业生产要素研究的新进展。

在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农业人力资源投资影响、农业人力资源投资、农业生产与农业要素流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方面，有学者对择业选择、劳动合同与政策影响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说明了农业劳动力就业选择、劳动合同和劳动力组织问题特点(jamessanghyop，)。在假设有效率的情形下，相关的劳动市场研究涉及了农户决策与生产组织问题(yang，2003)。计件工资可以用于可观测、工作效果可计量的工作，如运输农产品等。但对于不明显的工作，如施洒化肥等，一般不会采用计件工资。对易于监控的工作，则可以采用固定工资合同，对不易监控的工作，则倾向于使用计件工资合同(newmanandjarvis，2000)。在新“二元论”中，一般基于大型农场雇佣劳动力生产的无效率而效率较低，需要采用土地改革政策进行调整(deininger，2003)。当前的研究应关注如何使家庭耕作向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耕作方式转变。需要建立超越空间、时间的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产业链(reardon，)。当农业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时，农业收入决定了教育投资;当接受教育的农业工人在非农部门找到工作后，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提高(hayamiandgodo，2005)。有学者给出了由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引发的可观测的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借助于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经验数据，给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数据，讨论了健康、营养、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总结了教育对农业产出贡献率(wallace，2002)。技术进步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johnson，2000)研究了由初始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引发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smih和haddad(2000)利用跨时间、跨国界数据研究了改善儿童营养的投资决策问题，认为决策的50%决定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25%决定于粮食的供给水平，20%决定于饮水和卫生条件。在关于农业新技术推广、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农业技术变化影响、农业技术研发投资收益等方面，认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有学者研究了机械采用模式和作用，以及农业机械化政策问题(prabhu，2007)。农业研发可以直接提高小型农场和农业家庭产量，从而提高食物的自我消费量和市场交易量，可以从农业之外的其它部门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可以改善农民的市场决策能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但也有学者认为，缓解贫困和收入均等化是不同的概念，农业研发不能同时解决这两类问题(hossain，2007)。增产技术与土地节约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同。土地节约型技术可能会带来土地贫瘠、土壤肥力下降、生态多样化丧失等问题，这种技术仅适用于贫困问题严重和人口密集地区。产量增长型技术有助于保持森林和植被，但也会因化肥、农药使用过度带来新的环境问题(ha-zellandwood，)。证实了技术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作用(antonioandrobert，2010)。绿色革命改变了南亚国家的经济状态，也改变了农业研发的目标和实施，即由提高农业生产率为目标，转变为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和农业经济体制创新为目标(asiandevelopmentbank，2000)。信息传递同样具有价值，信息传递方式主要有，从朋友、邻居，从农业投入要素供给企业，从媒体、政府获取信息等。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信息密集型产业，如何提供信息来满足需求，取决于市场和制度环境(gautan，2000)。扩散对农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扩散投资的回报率为58%、研发的回报率为49%，研发与扩散投资的回报率为36%(alsto，2000)。研发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推动农业部门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非农部门的增长，研发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引擎(robertanddoug-las，2007)。

4关于农业经济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政策对价格、产出，以及纳税人、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作用的研究，涉及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分析了系列农业经济政策间的福利转移和转移效率问题，涉及供给条件、要素供给弹性、要素成本分担和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等。多数研究仅涉及对农产品价格、农业投入要素市场有直接作用的农业政策问题的研究(alstonandjames，2002)。对于多数国家，gatt谈判后，农产品贸易政策方面仍然留下了许多问题，存在很多无效率的贸易条款。多哈会谈、wto谈判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部分修正，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下一轮的wto谈判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机会(daniela．sumnerr，2002)。各种因素引发的“市场失灵”都会作用于农业。农业的外部性表现在土地水分和营养成分的流失;灌溉系统对自然水系的破坏;平流层臭氧的增加;农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使用过量等。由于农业生产存在风险，农业政策需要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设计风险分担政策。农业保险市场也存在信息的不对称问题，采用风险分担合同则可以激励农民降低风险的努力(chambers，2002)。不完全竞争可能引发农业生产中的低效率行为，使农业产量下降。如会出现高定价(产出)、低定价(投入)和过度投资现象(sextonandlavoie，)。为达到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政府需要对现有生产状态进行精确统计，为了提高信用市场的效率，政府需要面对信息不完全和“隐匿信息”的问题(robbrt，2002)。

5关于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进展。

在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面，根据ravallion(2007)的统计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0—75%。农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产业，主要出口产品是农产品，农业产值占gdp的15—30%左右，农业生产率直接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经济增长(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有学者借助跨国界的时间序列分析寻找农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农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有相关性，但相关关系不确定。在开放食物进口的条件下认为，资源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可以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国家采用(temple，2005;voll-rath，2009)。有学者(irz，2002)分析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与贫困缓解之间的关系，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对缓解贫困比其他部门生产率提高更加有效;有学者(gardnerandtsakok，2007)找到了农业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证据，但同时指出，仅从数据分析上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面对使用现实数据无法确定两者的相关性的问题，有学者(gollin，)提出从历史数据中寻找答案，基本研究结论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增长都得益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但农业悲观主义的学者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农业生产率提高将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农产品是基本消费品，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大量工业品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交易成本。对于土地稀缺的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保障食物供应的自给率很重要，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gollinandrogerson，2009)。农业可以直接提高收入、保障粮食安全、缓解贫困、改变性别歧视、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fao，2004)。农业发展的间接作用是改善了国民营养水平，提升人口受教育比例，任何忽视农业间接作用的农业重要性评估都是不公正的(valdesandfoster，2005)有学者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有利于缓解贫困，如亚洲农业生产率提高15%，可以使贫困率下降0．485。在南亚地区，农业部门的贫困弹性高于其他部门(worldbank，2007;hasanandquibria，2004)。这些国家的农业增长主要是依靠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thirtle，andlinandpiesse，2003)。农业也提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有利于建设平等的社会(gollin，2009)。农业气候条件约束使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制度障碍也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pingali，)。但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城市化、农产品贸易融入国际市场、新技术采用和对气候条件适应能力提高，给农业新一轮发展带来了机遇。农业收入增长引发的食物结构变化，增长提高了农村女性的城市就业率，也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

6关于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西方农业经济学者认为，农业经济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不同时期的农业经济学家在农业经济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演进，并找出问题有利于寻求发现农业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经济学数量化研究方法，必然涉及到它的数学性。做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农业经济学也有明显的“数学化”倾向。步骤一:运用公理化方法得出纯农业经济理论的最初分析结构，并进行规律分析。数理分析是把农业经济问题“翻译”成数学方程，然后进行数学推导并得出结论。农业经济问题“翻译”成数学方程是依据观察结果写成数学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并得出结论是对模型实施的数学演算。数理分析能否揭示农业经济发展规律，主要取决于数学模型是否表述了规律，数学模型是形成数学语言的思考框架。数学运算对思考框架的展示。建立数学模型只有遵从了准确的范式，才能使研究结果具有解释力、预见力、启发力和规范力，现代农业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格外强调对范式的表述和对范式的理解。步骤二:测度并精确化展示。经济学认识农业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是逐步进行的。农业经济的数理分析只完成了这个思考过程的第一步。数理分析结果必须发展为更精确研究才能完成最后认定，对农业经济规律准确性的认识还要取决于对数量的精确识别，因为仅从数理分析结果中还不能清楚地认识规律。数理分析结果给出了规律组成成分的界限、分类和单位，也明确了计算的意义。测度计量是数理分析的延伸，其基本目标是展开测度计算，并通过数据把规律由定性的逻辑结构推向定量的数值结构，更精确地展示使准确性规律。农业经济学数理分析属于纯理论研究，测度计量是后续的试验研究。测度计量结果是得出一个数量表达经验公式。现代计算技术条件下，只要有必要的数据来支持是可以实现的。测度计量是单纯的方法可以服务于任何数据。测度计量在农业经济研究中可以服务于经验概念，同样也服务于推理。步骤三:检验真实性。一个学科的科学性或其发展状况要以实验观察的成果来反映。逻辑性和精确性不一定能说明规律的存在，只有通过实证检验才能给出证明。农业经济学的实证检验手段主要有两种:即可控制实验和实地观察。可控实验为高级的实证检验方法，实地观察(实证)为初级的实证检验方法。农业经济学中的实证检验只有在数理分析和测度计量的引导下才具创新功能。只有可以证明的结论才是规律，才属于科学的真理。农业经济实践结构复杂，运动周期长，科学能力弱，可控实验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引入到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使农业经济学进一步科学化。在农业经济的研究获取现实的数据方面，实地观察的实测性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能替代的，能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经验相当重要。但“第一手”资料并不具有第一的作用。可控实验发展将取代“第一手”资料的方法。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五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领域。多数的实证分析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回归分析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

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当经济学家详细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前景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股票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假如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那么，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策建议。

截至3月初，我国股票市场的a股流通市值已达10609．4亿元，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达到了929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1993d间a股流通市值与gdp的比率平均为0．052，46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976d1993年间的平均比率为0．32。1993d19间我国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额与gdp的比率)为0．275，1976d1993年间美国股市的平均交易率为0．29，英国为0．253，韩国为0．183，泰国为0．144。显然，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怎样研究和确定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andzeros，)在总结阿切和乔万诺维克(atjeand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假设：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检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下述四个指标可以反映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1][2][3][4][5]。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六

财务管理是企业的资产管理，这种资产包括人、物、钱的使用方式和具体内容，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产成本、质量以及效益问题。

关于企业资产配置效率，当前研究甚少，而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我国许多学者做出过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财务隐含已经成为许多企业走向末路的主因。王胜利(2007)通过剖析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发现许多公司财务核算非常不规范，导致资产浪费现象严重。李志宏(2008)认为企业应该从资源配置的特性、作用及原则，建立资源配置评估体系来加强财务管理水平。熊筱燕(2007)认为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反应企业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和谐程度，关乎企业的生产成本问题，是企业追求的永恒目标。财务管理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当前还是研究的空白，但是在许多理论中已经间接提及。笔者希望通过深入分析二者的关系，探索企业的发展对策。在本文中，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在一定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水平下，企业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发展生产时所实现的对资源的使用效率，一般就是指企业的生产效率。

财务管理对资源的作用非常大，首先表现为会计核算为资源配置提供最基础的资料和数据。会计核算反应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内容和效率，反应了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为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最准确的数据报告。在企业中，产品生产成本需要依靠会计进行统计分析，管理成本需要会计核算和反应，资源浪费需要财务去审核和发现，资源配置的情况也是财务进行统计核算，其利用情况及效率也是财务进行分析得出。因此，会计核算的情况直接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核算的内容是否全面，是否能保证所有资源的利用情况都在被统计范围内，这直接影响整体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会计核算的方式是否科学，结果是否正确，结果显示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为资源配置提供最可靠、最科学、最基础的材料;第三，会计核算是否及时、迅速，是否可以满足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

随着财务管理的完善，预算成为企业控制成本的主要手段，也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依据。企业通过预算后，各个部门需要根据预算分配合理配置资源，在有限的预算下发挥更多的效益。同时，预算为整个企业资源的作用进行了核定，其不只是分配作用，在分配的过程中已经对其使用过程的效率进行了假定和核定，因为财务预算必须保证在利用最优先的资源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样资源的量必须降到最低，资源必须得到最大利用，这样企业成本就会降到最低。因此，可以说预算是资源配置的依据，而预算也是以日常会计核算为依据的。

财务管理除了需要对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核算外，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资金运营。资金运营只是企业的资金活动，是企业进行筹资、投资等活动的总称。资金运营的表现就是对资源的再配置，是企业发展的需要，资金运营能力首先表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反应了资源运营的水平。资金运营水平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金运营的结果就是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转移资源，其表现都是为了加大对资源的利用效果，即配置效率。第二，资金的运用情况离不开资源。资金的运用情况一般涉及三个方面：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如果资源运用到物质资源，那么必然涉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资金用到人力资源，那么也涉及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人力资源的作用也需要依靠物质资源来表现。如果资金用到非人力也非物质资源，那么其作用的效果以及发挥作用的过程，都需要依托物质或者人力资源。其实，现金本身也是企业的资源。因此资金的运用情况离不开企业的资源。

财务管理流程一般是根据资金的取向更新编制，而实际上流程上的资金已经表现为企业资源，因此财务管理流程首先是资源管理流程。财务管理流程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流程管理是否全面。企业的生产是庞大的，既包括资源涉及大的固定资产，也包括了小的办公用品。其管理流程必然涉及到企业所有资源以及其使用的各个方面。保证管理流程的全面性是流程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管理的不全面直接影响没有进行管理的资源内容的利用效率，甚至直接被浪费。第二，流程管理是否及时。管理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资源体现的是企业的资本，其管理水平及利用涉及的是企业成本。许多资源虽然可以重复利用，但是时间是不可以重复的，而时间是企业的生命，因此时间本身也是一种成本，无论管理属于哪一种都必须考虑时间成本，所以流程管理是否及时也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流程的科学性直接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例如对货物的进出管理，如果流程管理不当，过于复杂，这样人力资本会被大量浪费，货物进出速度也会降低，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就会增加，这在采购到生产环节应用特别多，并且许多企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许多企业为了明细物资的来龙去脉，全面掌控资源的利用情况，加大了对物资流程的复杂度，特别是在审批程序上严重限制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成本控制是企业必须做的重要工作之一，成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是企业效益的生命源泉，也是财务管理的重要方面。财务成本控制首先必须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才能减少购买和降低成本。成本控制水平即成本控制的科学性，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如果成本控制措施科学、及时，那么无疑对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积极作用，能在降低资源的情况下提高配置效率维持原有生产水平，或者在原有资源水平下提高配置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如果成本控制措施和过程不科学，那么就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产量不变，但是资源投入比原来更高，利用效率更低;二是资源投入没变，但是产量降低。无论是什么结果，都反应了成本控制的失效，即企业的成本控制水平问题直接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财务风险控制除了要对企业资金的取向进行有效把握之外，企业的资源也是企业的风险来源，也是财务风险控制的要点。资源风险控制主要包括控制企业的库存，防止资金积压在库存成本上。由于企业生产总是需要预先购买原材料以及其他易耗品等等，所以对于材料、易耗品等成本的控制也是企业风险控制的原点。

二、财务管理水平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路径。

(一)通过对资本的控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财务管理包括了资本的运营，因此对资本具有控制权力，而资本则表现为物资。控制资本的措施可以是购买新资本，这可能是因为通过财务管理发现资源配置的不完善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成本，因此希望通过增加资源以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从而降低成本。也可是售卖资本，即企业过多或者不必要的资源导致资源浪费，或者企业对部分资源的驾驭能力不足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低，从而通过售卖资本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是转移资源，即当前资源的组合方式不合理，无法达到最优配置效率，因此通过转移资源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

(二)通过对流程的管理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财务管理会涉及对物资使用过程的流程管理，以保障物资的来去都能记录在财务管理的范畴之内。流程管理首先是保障物资的运行，即通过流程管理使物资跨人或者跨部门进行流转使用，从而实现物资的使用目的。第二，流程管理使得物资都在财务管理部门的监控之下，防止物资出现被浪费或者遗失等现象，达到监控的目的。第三，流程管理产生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资源顺利流通，得到充分使用，从而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同时流程管理自身也在不断的优化，其优化过程必然也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通过会计核算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会计核算是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会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首先表现为通过统计，统计出资源被使用的情况，了解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次，会计核算通过核算分析比较资源本身的最大使用效率以及实际效率与理想效率产生差距的原因，从而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依据资料。第三，会计核算在计算的同时，也能起到监督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即对每个会计期间的核算结果进行比对，从而得知资源配置的效率。会计核算的监督是非常完备的，因为会计核算必然是完备详细的。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财务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主要通过资本运营、流程管理和会计核算的路径进行影响。基于此，为了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企业资本运营能力，并将其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企业进行资本运营也是为了提高现有资源的效益，即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企业将资源配置效率列入资本运营，进行综合分析，有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二，提高企业的流程管理能力，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衡量目标。流程管理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管理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流程管理的对象就是企业的资源，因此将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流程管理的能力指标，是结果为导向的衡量指标，有利于结果的实现，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益。

第三，完善会计核算，并分析资源的配置效率。会计核算不再只是简单的统计分析，企业应该根据会计核算分析的内容获取自己想要的材料，资源现有的配置效率情况便是其中能够反映的重要资料之一，也是最全面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料。获取资料，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发现资源配置的不足，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前期工作。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七

本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由衣食向住行升级，叠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外部红利，从而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后最长的一波繁荣周期。作为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该时期江苏省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至，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由8554亿元提高到26018亿元，实现年均增长13.2%，高于同期全国水平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电力工业也取得长足发展。，江苏省全社会实现用电量为4580.9亿千瓦时，用电规模为20的4.7倍。当前，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转折期，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用电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因此，系统研究过去一段时期江苏省经济结构和用电结构的规律与特征，有助于确保合理安排电力建设规模与进度，保障国民经济正常运行。

二、经济运行规律分析。

(一)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但增速呈现下降趋势。

20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058亿元，较年增长了约6.3倍;从增长速度来看，1978年至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2.6%，高于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2.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外部经济环境的趋紧，叠加住行消费和城市化空间的逐渐缩小的影响，开始江苏省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进入下滑通道。2012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降至10.1%，较增速最高的年份20下降了4.8个百分点。

(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处于此消彼长阶段。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年以来，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演化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由以前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替代转变为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替代。具体来看，1990年至，江苏省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4%降至9.1%，降幅为16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提高了7.4、8.6个百分点，占第一产业降幅的比重分别为46%和54%。至2012年，江苏省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5.6%提高至43.5%，降幅为8个百分点;同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降低了1.5、6.4个百分点，占第三产业增幅的比重分别为19.3%和80.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显示出江苏省产业结构的软化特征，这也将会是未来江苏省产业结构演化的方向。

(三)重要用电行业周期性波动特征突出。

消费结构由衣食向住行升级，带动了金属冶炼、建材以及化工行业快速发展;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拓宽了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空间，因此，上述行业的走势对于电力需求具有重要影响。这里选取了涉及行业的实物量代表性指标钢材、水泥、乙烯以及布进行说明。2000年至期间，钢材、水泥、乙烯以及布的年度同比增速均呈现波动式上升态势。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年上述指标开始出现下降走势。20，美国“次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金属冶炼、纺织等行业增速加速下行。在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下，国内总需求和全球总需求规模触底反弹，上述行业迎来一波反弹小高峰。但随着刺激政策作用的递减，涉及行业再次出现大幅下滑情形。2012年，在稳增长的政策效应下，金属冶炼、建材、化工以及纺织等行业景气度有所好转。

(四)经济重心仍在苏南，新增量逐渐北移。

苏南地区经济总量在全省中占主导地位。2012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为59.9%，分别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41.6、38.0个百分点。但从增量来看，江苏省经济的新增量逐渐偏向苏北和苏中地区。2012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较2000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同期苏中和苏北地区则分别上升了0.5、1.8个百分点，这充分显示出江苏省经济增量重心逐渐北移的趋势。

三、电力消费规律分析。

(一)用电量实现较快增长。

2012年，江苏省全社会实现用电量为4580.9亿千瓦时，用电规模为2000年的4.7倍，其中，第一产业实现用电38.0亿千瓦时;第二产业实现用电3605.6亿千瓦时，工业实现用电3562.5亿千瓦时，重工业实现用电2695.0亿千瓦时，轻工业实现用电量867.5亿千瓦时;第三产业实现用电量468.5千瓦时，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为468.9亿千瓦时。

(二)用电结构出现重要转折。

由于各产业用电的不均衡增长，用电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动，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2000年至2007年，用电结构表现为第二产业替代第一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该期间，第一产业用电和城乡居民用电占全社会用电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第一产用电比重为0.8%，较2000年下降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比重为8.7%，较2000年下降4.2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用电比重保持了大致稳定，2000年和2012年的比重分别为8.3%、7.9%;而第二产用电比重则大幅上升，由2000年73.9%升至2007年的82.6%，增幅为8.7个百分点。年至2012年，用电结构转变为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替代第二产业。该期间，第一产业用电比重保持了大致稳定，2008年和2012年相应的比重分别为0.7%和0.8%。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比重分别由2008年的8.6%、9.5%提升至2012年的10.2%、10.2%，相应的增幅为1.6、0.8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用电比重却进入下行通道，由2008年的81.1%降至2012年的78.7%，相应降幅为2.4个百分点。

(三)重工业与轻工业用电替代关系显著变化。

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占工业用电的比重为分析对象可以发现，2000年至2012年期间工业用电的结构也出现明显的变化。2000年至20，工业用电结构主要表现为重工业对轻工业的替代。具体来看，轻工业用电比重由2000年的32.8%升至年的35.8%，升幅为3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67.2%降至2004年的64.2%。2004年至2012年，工业用电结构主要表现为轻工业对重工业的替代。具体来看，轻工业用电比重由20的29.4%降至2012年的24.3%，降幅为5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70.6%降至2004年的75.7%。

(四)重要行业用电的结构呈现差异化。

2000年至2012年，化工行业、黑色金属行业、建材行业以及纺织行业的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走势并不一致。2000年至2007年，黑色金属行业和纺织行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处于上升阶段，分别由7.3%、8.3%增至11.4%、10.5%，相应增幅为4.1、2.2个百分点;2008年至2012年，黑色金属行业和纺织行业比重转为下降，分别由11.0%、9.6%降至9.4%、8.7%，相应降幅为1.6、0.9个百分点。2000年至，化工行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处于下降通道，由11.5%降至7.7%，降幅为3.8个百分点;2012年化工行业用电比重有所回升，为8.1%，较20上升0.4个百分点。2000年至2004年，建材行业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基本持平，维持在5.6%左右;年至2012年，建材行业用电比重处于缓慢下降通道，2012年降至4.1%，较2004年降低1.5个百分点。

(五)苏南用电占主导，但重心逐步北移。

2012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用电量占全省用电量的比重分别为59.8%、15%、19.8%;苏南地区比重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44.8、39.9个百分点。从动态角度来看，苏南地区用电比重趋于下降，而苏北地区用电比重趋于上升，苏中地区用电比重维持基本稳定;具体来看，2012年，苏南地区用电比重较2007年下降5.4个百分点，苏北地区用电比重较2007年上升5.3个百分点，苏中地区用电比重较2007年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分地市来看，苏南地区的地市用电量占全省的比重位居前列，而苏北地区的地市用电比重则排名靠后。2012年，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和南京用电量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26.0%、12.6%、9.3%;苏北地区的宿迁和连云港的用电比重均为2.5%。从动态变化来看，苏南地区的地市用电占全省的比重趋于下降，如2012年苏州、无锡、南京的用电比重分别较2007年下降1.4、3.0、0.9个百分点;而苏北地区的地市用电占全省的比重趋于上升，如2012年徐州、盐城和宿迁的用电比重分别较2007年上升1.5、1.3、1.2个百分点。

四、经济与用电结构比较。

(一)各产业电耗水平总体趋于下降，但产业间存在较大差异。

2000年至2012年，江苏省各产业单位产值单耗总体上均呈现出下降态势。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应的万元产值电耗水平为111.0千瓦时、1329.4千瓦时、199.2千瓦时，分别较2000年下降337.9千瓦时、288.9千瓦时、64.0千瓦时。第二产业万元电耗水平远高于其他产业。以2012年为例，第二产业电耗水平分别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1218.3千瓦时、1130.2千瓦时。

(二)第一产业产值与用电比重同步下降，但两者比例保持大致稳定。

2000年至2012年，江苏省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用电比重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分别由2000年的12.3%、4.8%降至2012年的6.3%、0.8%，相应降幅为5.9、4.0个百分点。从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来看，2000年至20第一产业产值和用电比重均呈现下降态势。2007年以后，第一产业用电比重基本维持在0.8%。2007年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继续下降，但年后趋于稳定。

(三)第二产业产值与用电比重先升后降，近期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快于用电比重。

2000年至2012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用电比重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0年至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分别由51.9%、73.9%上升至56.6%、81.8%，相应的升幅为4.7、7.9个百分点。这说明第二产业用电比重快于产值比重的上升速度。年至2007年，第二产业用电比重继续上升，而产值比重进入下降通道。2008年至2012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均进入下降通道，分别由54.8%、81.1%下降至50.2%、78.7%，相应降幅分别为4.6、2.4个百分点。

(四)工业产值与用电比重保持与第二产业走势基本相同。

与第二产业用电比重走势相似，2000年至2012年，工业产值比重与用电比重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0年至2006年，工业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分别由45.0%、73.1%上升至51.0%、81.3%，相应的升幅为6.0、8.2个百分点。这说明工业用电比重快于产值比重的上升速度。2007年，工业用电比重继续上升，但产值比重进入下降通道。2008年至2012年，工业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均进入下降通道，分别由49.3%、80.3%下降至44.2%、77.8%，相应降幅分别为5.1、2.5个百分点。

(五)第三产业产值与用电比重趋势一致，但近期产值比重上升速度快于用电比重。

2000年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维持小幅上升态势，由35.9%提高至36.7%，升幅为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用电比重基本持平，2000年和均为8.3%，20降至8.2%。至2004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均保持下降态势，分别由36.1%、7.9%降至34.6%、7.7%，相应降幅为1.5、0.2个百分点。2005年至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转为进入上升通道，分别由35.6%、7.8%上升至43.5%、10.2%，相应升幅分别为8.0、2.5百分点。

(六)地区经济与用电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苏南地区产值和用电比重均处于下降通道，但用电比重下降速度快于产值比重。2000年至2012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和用电占全省的比重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且用电比重下降的速度快于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具体来看，苏南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62.1%、65.2%降至2012年59.9%、59.8%，相应的降幅为2.2、5.4个百分点，后者高于前者3.2个百分点。苏南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一方面由于地价等方面的高成本，推动部分高电耗产业转移，与此同时，没有转移的重化学工业也向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升级，推动产业单位产值的电耗下降;另一方面，单位产值电耗较低的第三产业逐步替代第二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上述原因导致了苏南地区用电比重以比产值比重更快的速度下降。

苏中地区产值和用电比重保持了相对稳定。2000年至2012年，苏中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和用电占全省的比重保持了基本稳定。具体来看，苏中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17.8%、14.4%降至2012年18.3%、15.0%，相应的升幅为0.5、0.6个百分点。苏中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构成均处于苏南和苏北地区之间，因此样本期内其地区产值比重和用电比重处于了大致稳定的区间。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江苏省经济和用电结构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规律和特征。研究表明，江苏省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此行对应，用电总量、用电产业结构和用电地区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总体上，经济结构决定了用电结构，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建议：一是合理配置电源建设和电力输送项目，确保江苏省未来电力供应保障。二是电力布局新增量应重点考虑苏北地区。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八

摘要：所有的文化现象实质上都从属于符号系统，景观也正是如此。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运用语言符号学理论，能使设计理论更加严谨，设计思路更加富于条理，设计过程更加科学。其中，语构学是景观语言中最基础的部分，其通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构成景观语言的基石。词法规则与句法规则则构成景观语言的语法结构，并以此指导建立景观语言系统，辅助景观语言的学习与运用、交流与理解。

关键词：语言；符号学；景观设计；景观语言。

1.语言、符号学与景观语言。

1.1语言与景观语言的关系。

不同研究人员研究方法与角度的差别，造就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定义。《辞海》注释“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类思维和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信息载体。景观语言具有语言的各种特征，包含了构成语言必备的要素——语言符号、词法规则、句法规则，同时具备形式与功能的双重特性。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符号学形成于20世纪初，对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符号学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景观语言受符号学影响颇深，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运用语言符号学理论，能使设计理论更加严谨，设计思路更加富于条理，设计过程更加科学。融入符号学的景观语言，能够更加有效地表达设计内涵，同时，使得景观的使用者拥有更好的景观识读体验。

1.3景观语言符号的社会意义。

所有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属于符号系统，景观也不例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安维斯特斯本是最早研究景观语言的学者之一，他在《景观的语言》一书中提到，“景观的语言”是所有生物的母语，人类早在学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故事以前，就在尝试着阅读自己所居住地方的景观。早在其他信号和符号产生以前，景观就成了人类最早的教科书——风云的变化暗示了天气；涟漪和潮汐标示了水下的岩石和生物；山洞提供了栖身之地；河流衍生了人类聚居地。其他的语言——文字语言、图式语言、数学语言，都可以说是由景观的语言衍生出来的。在特色各异的文化传统影响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景观语言有所区分，象征着设计师对于场地与文化的不同解读。同为气势磅礴重视权力象征的皇家园林，西方勒诺特尔式的水渠、绿毯、林荫大道与刺绣花坛的语言符号与中国古典园林中气势恢宏的建筑群组所代表的语言符号具有极大的差异，对同一主题提取的语言符号也有所不同。

2.景观设计语言符号的语构规则。

景观作为万物之一，其自身具有特定的形式结构，并通过结构形成组团。因此，探究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构成关系及组织形式极为重要。在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理论中，语构学是最基础的部分，其是事物内部关系的基石。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理论研究景观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规则，主要通过借鉴西方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具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即句子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层结构即句子具备的深层内涵。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深层结构可以通过转换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对于景观语言而言，语构中的表层结构对应于景观的形式，即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风格与流派等；而深层结构对应于景观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与设计师所寄寓于景观中的情思。

2.1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

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即景观设计的外在形式，其语言类型丰富多彩，包括形式语言、色彩语言、光照语言、肌理语言等。形式语言包括传统形式语言与非传统形式语言，传统形式语言是指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具有共通性、规律性、并广为流传的抽象语言，具备对称、均衡、比例、节奏等特征，秩序是其主要特点。非传统的形式语言与传统形式语言相悖，不遵循传统形式法则，具备混乱、无序、怪诞等特性，变化是其主要特点。在景观设计中，勒诺特尔式的传统法国园林是传统形式语言的典型，其以秩序为主要特征，塑造传统形式美。而传统中国私家园林则是表现非传统形式美的典型，其常违背传统形式美法则，打破中轴线的拘束，注重步移景异的变化，但却毋庸置疑地拥有另一个层面的“形式美”。不同的色彩语言蕴含着不同的语意，如红色代表精力、热情、热爱；白色代表尊敬、纯净、和平、谦卑；黑色代表力量、优雅、神秘等。巴黎雪铁龙公园中的白色园与黑色园是色彩语言表现的优良范例。白色园紧挨墓园，除了集中运用浅色材料体现白色的主题外并未做过多的粉饰，处理手法简洁明快。朴素的色彩处理与简练的空间构成充分表现了白色语言的内涵。黑色园位于居住区中心，设计师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的立体公园由于沉于地下，空间狭窄、光线灰暗，再加上茂密的植物营造的树影婆娑的光影效果，极好地诠释了黑色园的主题。

2.2景观语言符号的深层结构。

在景观语言符号的表层结构即形式美感之外，除了对景观外在美的鉴赏，人们通常更加希望能够体悟到景观的形式表层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深层结构通常通过深入挖掘潜藏意义抽象而来，其不仅是一种规定的秩序，更与文脉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景观设计往往通过深邃的内在意义即深层结构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情感体验，通过对景观深层结构的探索，使景观体验者感受到心灵的感动并激发无穷尽的意象联想。例如，林璎设计的越战碑景观与凯瑟琳古斯塔夫森设计的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同为尊重场地与历史文脉的手法细腻的纪念性景观，其运用的技巧与生发的情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越战纪念碑的外形非常简洁而有力度，长500英尺呈倒v字形的碑体深入地平线以下，形态寓意战争是地球永不愈合的伤口。越战纪念广场由有序序列空间组合而成，在序列环境中，设定的情节线索贯穿始终，交通流线确定了参观者感受到纪念主题的完整性，序列空间流线自然顺畅且井然有序，使参观者的情绪随着序列空间的变化逐步转变。黑色的花岗岩体现出沉思与宁静的主题。在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的设计中，设计师牢牢把握住王妃深受人们爱戴的诸多品质与个性，如包容性与博爱，将设计定位于“外达内通”的概念，并最终以一系列串联的变化多样的水空间完成了景观设计。轻盈地穿插在现状地形中的纪念喷泉恰似一串象征着王妃柔美气质的项链，被温柔地佩在原有的`景观之上。环形喷泉的水和与其包含内在塑造的地形，也可被看做是一个人工岛，提醒着人们戴妃的安息之地。两个设计均语汇简洁，但通过不同的景观语言阐释了不同的内涵。虽都为纪念景观，前者引发人们对逝去生命深深的哀思，后者则是在凸显逝者美好品质的同时鼓舞参观者怀揣美好信念，表达对王妃真挚的祝福与追忆。

3.景观设计语言符号的语法规则。

语法是限定符号序列的语言规则。任何语言符号都基于语法系统而建立，其是语言符号的结构规则和运用规律。语法规则指导建立语言系统，辅助语言符号的学习和运用、交流和理解。

3.1景观语言符号的词法规则。

正如语言具有语素，景观语言中的“词”即景观中的各种基础要素，如植物、水体、铺装、山体等。俞孔坚教授认为:“景观中的基本名词是石头、水、植物、动物和人工构筑物，它们的形态、颜色、线条和质地是形容词和状语，这些元素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句子、文章和充满意味的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关于这个地方的书，以及关于景观中的人的书。”景观语言包含实词与虚词，“实词”即具有实用意义的景观元素，“虚词”则是单纯具有装饰意义的景观元素。词义表达通过景观语言表现意义，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词义表达只用于表达艺术氛围或文化氛围；另一种情况为词义表达上升到更高层次，除了注重主题性的表达之外，还与艺术表现中的象征性或隐喻性相联。在书写景观语言塑造景观环境的过程中，应当遵循词法规则。部分设计师在创造景观时用词生硬或者词不达意，破坏了景观语言的连贯性，多半是因为违反了词法规则而造成的。

3.2景观语言符号的句法规则。

对语法的研究分析一般以句子为基本单元。景观语言中亦有相似之处，简单句的表达是景观设计语言的基础，通常情况下，景观作品的语段、章节乃至整个文本均可由简单句进行重组变化，添加连接词而构成。因此不难理解，景观语言符号的句法规则就是指确立景观语言构成关系时，景观简单句所应遵循的相关原则与规定。景观语言中的句法规则虽然仅局限于景观简单句的组合范围，但都应具备协调统一的特性。从表层意义上说，“统一变化”原则即景观语言应具备对称、均衡、比例、节奏、虚实、大小、对比、韵律、渐变、连续、组合等关系，符合一定的组合规律。“变化统一”是景观创造所表现的和谐，是对差异对立进行协调之后得到的。统一与变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尽管景观设计师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与表现手法，然而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都应当共同遵守统一的句法规则，从而确保语句的情感色彩与文体形式相统一，与文体的性质相和谐。

4.结语。

随着景观行业的全面崛起，景观的语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符号学的属性赋予景观，从语构规则和语法规则两方面来阐述景观语言与符号语言的区别与联系，是理清思路、把握景观语言的必经之路。对设计师而言，学习阅读和使用景观语言，学会倾听和回应景观对话是创设优秀景观的基石；对于参观者而言，从人文的角度读懂景观语言并品鉴景观，能够更好地体悟景观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杨光.建筑空间的符号学意义.艺术与设计（理论）[j].2010。

[2]guageoflandscape[m].yaleuniversitypress.2000.

[3]ticstructure[m].mouton.1957。

[4]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研究论文范本篇九

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赫斯特(1914)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和庇古(1921)的《战争经济学》被认定为最早的国防经济学著作,而后者更多地被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形成的标志。其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研究,国防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大量著名的研究成果。在我国,仅1987―间就产生了100多部国防经济学相关著作。

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国防经济学的专著和教材多是以专题归纳的形式呈现。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防经济学,学者主要是运用经济学工具对国防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性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分篇归纳的方式,而并不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无论是国外的国防经济学原著还是我国学者对国外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无不印证了这一事实。

近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学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因此,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围绕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展开。当前,以“国防经济资源配置”“国防资源配置”等为主题的研究大量涌现。

其二认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这两种观点对国防经济学的界定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是内涵式的界定,后者是外延式的界定。对比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到后者包含了前者。

事实上,基于这两种观点构建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存在缺陷。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国防经济学只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那么作为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则被排除在学科的大门之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后者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这种外延式的界定方法建立的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便很难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防经济学走上专题性研究的道路,于理论体系逻辑架构的建立不利。

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的”学科。从逻辑上讲,这种存乎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界定仍不足以涵盖第二种观点所容纳的全部外延。但是,这种观点却表现出了建立国防经济学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倾向。

资源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也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都将资源配置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然而,关于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尚不甚明了。从“国防资源配置”相关研究所表现出的集中性来看,这一主题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方向,前述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种观点甚至直接认为国防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的学科;但从认同度更高的第二种观点来看,国防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认为国防资源配置只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

那么,资源配置范畴与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除国防资源配置问题外,国防经济学所关注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是否也属于资源配置问题?从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一角度出发,能否认为国防经济学也是以资源配置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能否运用资源配置逻辑,科学构建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从这一想法出发,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进而建立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并将二者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对应分析,对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进行探索性的演绎。

二、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在应用上的广泛性,国防经济学和研究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者们很少对其做出专门的解释。然而,要以这一概念作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则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

资源配置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概念。《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对资源配置的界定是: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资源配置的起点在于资源的多用途性。由于每一种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选择合理的用途是资源配置的首要任务。除了强调资源的用途属性之外,这一定义还强调了资源在“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后者往往会被忽略,而仅仅认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而这种片面的理解在国防经济学和国防资源配置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由此必然带来对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片面理解。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资源配置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因此,这一概念必然是一个包含着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等范畴的逻辑过程。

(一)资源的用途。

用途既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也是资源的社会属性。资源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其可能具有的用途的质和量,表现为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和人的需要则决定了资源用途的实现程度,表现为资源的社会属性。从唯物论的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资源具有用途,才造成有限资源对无限需求的稀缺性,进而带来资源的配置问题。

从本体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具有目标性。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往往与“最大化”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主体效用的最大化是主体资源配置所追求的目标。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别主要是由主体效用的差别引起的。

(三)资源配置的主体。

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一个基础范畴。主体不同,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的目标以及配置资源的可能手段和方式都会存在差别。从资源配置定义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主体既可以是实体的人和国家,也可以是虚拟的社会或群体。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资源配置范围的不同,从而使得资源配置具有层次性。

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资源配置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是经济学研究中提到的最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而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分别是这两种一般方式在现代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表现形式。

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的终点。与结果相关的是效率范畴。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表现为高效率、低效率或无效率。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志在于任何资源无论其投入于那种用途,边际产量相等。以上是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过程。

资源的用途、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目标、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结果,是资源配置逻辑过程中的5个基本范畴,且分别包含着多种构成。五个基本范畴之构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由于资源配置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交互作用,特定的资源配置逻辑之间也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相互交叉关系。这一点决定了不同的特定资源配置逻辑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逻辑体系。

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到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及二者融合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学是传统的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的本质以及国防与经济的关系等认知问题,而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国防资源的配置等应用问题。这些内容都是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因此,国防经济学主要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国防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国防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从这一界定的描述方式来看,这些研究内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来看,国防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内容事实上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首先,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战争的经济本源”被定义为国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是战争的本源,也是战争的条件,还是战争灭亡的前提。从这一论述来看,战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某一个阶段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过程。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环节,必然与资源配置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一般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争夺配置”的概念。基于这种理解,战争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人类社会再生产超越了国家实体的范畴,是两国、多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对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战争配置资源的效率展开的,就是研究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本质、效率及其与其经济支撑之间的关系。战争与资源配置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提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这一纯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军经济理论等应用问题也正是由于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的无效性带来的。

其次,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指出,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扣除。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或者说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国防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国防是社会再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一,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需要。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为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规模和结构的确定,尤其是国防资源规模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属于国防资源配置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或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范畴。

再次,国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内容。毋庸赘言,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国民经济配置于国防用途的资源如何进行再配置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资源的配置是一个由多个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层次体系。从国防生产的角度讲,包括国防工业布局、资源在国防工业行业内部的分配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从国防消费的角度讲,包括国防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不同的用途所获得的国防资源的二次、三次配置等,直到国防资源的最终消耗之前的配置环节。此外,在国防生产与国防消费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源在供需系统之间的配置问题。

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国防经济学三个方面的主要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某一特定资源配置逻辑的一部分。资源配置与国防经济学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国防资源配置理论是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之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

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将各部分内容归纳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另一方面有利于基于对“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说法的补充和完善,更加科学地界定国防经济学的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粗浅的定义:国防经济学是研究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以及国防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这一定义与传统定义的`区别在于,强调不仅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战争和国防的资源配置属性也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从而将国防经济学3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都统一到了资源配置这一主线上来。

与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构成就存在于这一体系的各个环节当中。

通过上述对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构成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的主体理论都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因此,完全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逻辑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上文建立的资源配置一般逻辑和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基础上,下面对各个层次和各个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点进行演绎,并对不同层次资源配置中的国防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推演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从大的范围上讲,国防经济学理论相关的资源配置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和国防资源配置层次。其中,“全球经济再生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在于说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国家间配置资源的一种争夺式的配置方式。基于资源配置的层次性,下面对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点和各层次的资源配置进行对应分析。

在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不同国家组成的系统。国与国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很多,国际贸易、政治或道义援助等本质上都是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手段。战争就是这些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一方面,战争毕竟需要消耗资源,需要资源的保障,因此它又是对参战国再生产中经济资源的扣除。尽管如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某个阶段的必然性仍无法消除。由于这一矛盾性,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由这一问题还衍生出了裁军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战争还带来了军事联盟问题,联盟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是联盟政府间的计划配置,也可以是联盟成员经济主体间的市场配置。这些具体的资源配置逻辑构成了军事联盟经济理论的内容。此外,军品国际贸易问题、军备竞赛问题也属于这一层次资源配置问题。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层次,资源的配置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安全是其资源配置的目标之一,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计划配置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市场配置两种。国家在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就是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是否将资源配置到国防用途以及配置多少资源到国防用途上。由此问题还衍生出了现实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国防支出理论等。

在国防资源配置层次,主要分化为国防生产系统和国防消费系统两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国防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是国防工业部门系统及其管理主体,出于国家安全和自身经济利益的目标,运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配置资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国防工业的结构理论、国防工业规制理论、国防生产企业管理理论等。上述理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别,这是因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问题又进一步细化为更低的层次,直至国防最终产品的形成。国防消费系统的资源配置则是军事部门为了实现军事经济效益的目标,采用计划方式进行的资源配置。对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产生了军费理论、军事人力理论、国防采办理论等不同层次的理论。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防生产系统与国防消费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资源配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国防市场理论、国防产品价格理论、国防科技理论等理论。

在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配置与国防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包括国防经济的运行理论、国防产品的性质理论、国防工业的规模理论、国防工业的性质理论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国防经济学现有的理论点都存在于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当中。当然,上述探讨只是粗浅地分析了资源配置范畴层次体系中主要的国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各个理论点的梳理及其与资源配置所在层次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意义上尚不一定具有严格的准确性,但这种映射关系的基本思想足以证明,以资源配置范畴为逻辑主线,建立国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可行的,国防经济学相对分散的研究专题内在地统一到资源配置这一一般逻辑上来。

从资源配置层次体系的总体逻辑上讲,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是低层次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全球经济再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战争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产生;战争或战争的可能导致了国民经济再生产资源向国防用途配置的需要;国防经济再生产资源的配置提供了现实的国防资源,为国防资源在国防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配置提供前提;在国防资源配置部分,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各自内部的资源配置也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组成的体系,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低层次资源配置的前提,低层次资源配置是高层次资源配置的延伸。按照这样的层次,国防资源配置活动一直延伸到国防资源最终消耗的终端环节,国防经济学的理论点都分布在各个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当中。逻辑层次越高,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理论性,并最终归宿到战争的经济本源这一纯粹的理论问题;逻辑层次越低,其理论内容越偏向于应用性,并最终延伸到如何实现某类国防资源最终消耗过程中的有效配置这一纯粹的应用问题。

五、结论与展望。

国防经济学与资源配置范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国防经济学的各主要理论专题都是对由资源配置的一般逻辑范畴组合而成的特定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可以按照资源配置的层次性和各层次资源配置特定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上述结论充分显示了资源配置主线对国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凝聚作用。但国防经济学各个理论点在资源配置的层次体系和特定资源配置逻辑中的位置和逻辑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些理论点可能存在于多个层次或多个特定逻辑中,可以通过对理论点的进一步解析或对资源配置层次和逻辑的修正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