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优秀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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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一

摘要：在多年的不懈努力及坚持发展之中，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日臻完善和成熟。但迄今为止，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尚缺乏健全完善的理论体系，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层面被赋予法律概念，并得到科学全面的诠释，在行政法体系之中，其中并不包含具备统领性特征的抽象概念，而原有法学概念已不适应当前法学发展形势，致使当前行政政策与原来的法学框架存在冲突。本文将围绕着导致中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困境的主要原因，探讨推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行政大学系统法学行政关联领域。

纵观我国行政法学的内容，涉及到大量的学术任务，如自身理论系统构建以及针对其他行政领域的理论归纳。就我国行政法学而言，任何一种任务均具有重要地位，需要有效解决。就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构建这一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备受争议，在具体落实上存在诸多挑战。鉴于这一实际情况，为推动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发展，必须立足实际情况，找出问题的症结，完善相应的法学体系。本文将简要论述当前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所面临的困境，为完善建设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提出建议。

一、在统领下抽象概念上有所欠缺。

（一）关于抽象的行政行为要素。

从发展形态及发展根源这两要素来看，我国行政法学与德国行政法学相比，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根据德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行为由行政法学确立，将行政行为作为德国行政法学的核心所在，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德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纵观德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从概念上来看，行政行为具有极高的抽象性，在概念上并不具体，受这一抽象化概念的影响，使得行政法偏于形式，在法律形式要件判断方面予以高度关注，符合法制国家落实宪政的发展目标。在德国行政法学体系中，概念及体系相对明确具体、清楚明晰，故而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从德国行政活动上来看，行政活动规范性较高，逐渐实现行政司法化。对比德国行政法学，我国在行政法学理论与其具有相似之处，其中我国行政行为这—概念，在内容上等同于得多行政法学理论中所阐述的内容，均以学理概念的形式产生，并不归属于实定法的范畴。因此，在我国行政法体系构建方面，德国行政法学体系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关于具体的行政行为要素。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致力于行政法学体系构建，这一建设行为和存在于德国法学之中的行政行为存在较为相似，在性质上属于统合行政活动，从内部属性上来看，具有极高的逻辑性和学术性。尽管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属于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法学体系的构建情况，但根据我国具体行政行为的发展情况，这一概念仍归属于半抽象法学概念的范畴。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件、条款及理论，具体行政行为被视为法学概念中的一种，被当做对象概念得到阐明，以一种明确的实定法律概念而不是抽象性质的法学概念出现。在法学解释以及演技之中，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具体法学概念得到有效应用。然而，就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具体实定法律概念中并不包含这部分内容，仅在一些法律适用范畴中，以基本特征概念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又使得具体行为具备了抽象概念这—特点，被作为法学概念。如此一来，具体行政行为一方面能够作为实定法律概念得以总结，一方面可以被作为具备抽象性的法学概念得到有效应用，在属性上具有双重性，这种表现形式会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构建造成负面影响。根据具体行政行为在当前行政法学教科书中所呈现出的地位，尚不能满足法学逻辑体系的构建要求，和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相似之处，相较于德国法学中的行政行为，在功能上不能同等而论。

二、已具备的概念与新问题存在矛盾。

（一）原有法学方法延长线出现变动。

就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而言，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是以立宪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彰显自由民主治国诉求，针对国家高权性行为形式予以高度关注。然而，当前行政法学体系得到了调整和变化，将权力和非权力当做纵向坐标，并将法律行为以及非法律行为当做横向坐标，让纵向坐标及横向坐标共同形成完整的框架体系，以在框架约束范围内得以运行。根据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情况，具体行政行为与当前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出入。

第一，新制度的产生，使得概念也得以优化。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行政法逐步得到确立，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与之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概念。然而，这些概念并未归属到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之中，且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当前持续繁琐的行政活并不归属于这一范畴，在让其变得简短、片段上存在极大的难度，更不要说将其归属到具体行政行为的行列，故而将这种行政活动划分到权利与非权力以及法律行为与非法律行为的框架内容之中存在极大的难度。

第二，在新形态发展背景下，产生的响应的新作业。根据欧美国家的行政发展情况，以逐步由秩序行政过渡到福利行政的范畴之中，并由福利行政向保障行政以及担保行政发展。这一行政发展阶段，展现了法治国家所采用的治理观念，与之相匹配的便是诸如自由这列权利，当发展到保障行政阶段，福利行政阶段便告一段落。纵观我国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概念，其中也包含了以上两方面内容，但根据当前制度运行状况，在理论层面，担保行政与福利行政这两者未得到准确明确的区分，未能有效区分两者的差异。另外，受我国国情的影响，当前行政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增加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原有的概念属性已不能有效适应所能负担的范畴。

（二）关于研究策略及角度的变化。

根據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构建情况，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建设行政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基础性地位，并在司法审查措施的辅助下，确保国家法律的合法性，以有效落实依法治国的发展理念。近些年来，关于行政本身的实效作用及对法律、规制方式等因素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但在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方面的学术研究略显薄弱，导致研究重点发生偏移，对行政活动的目的予以高度关注，忽略了原本以行政法律要件为重点的研究。这样一来，之前法学属性会受到影响。此外，在行政领域日愈复杂的当下，不少研究活动已超出了法学方法体系的架构之中，在其他具体行政领域范畴内得到体现，这一发展情况无疑也给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带来了困扰。

三、政策目的与形式框架的协调性有待加强。

（一）体系在政策目的中缺乏准确定位。

推进行政法学体系化建设，有助于完善基于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构建。然而，在落实行政法学体系化的各个阶段，关于具体行政领域中的不少法律问题尚未被有效解决，故而对行政法学体系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和干扰。根据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化的发展进程，在具体行政领域，如何妥善处理法制度与抽象化总论之间的关联，是有效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当前行政活动中，行政法学体系构建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但行政目的这一发展核心并未发生改变。

（二）受我国发展现状的影响。

在我国行政法体系化过程中，存在多种多样的构建方式，但各自构建方式均将政策目的作为工作重心，以此开展构建工作。然而，我国政策目的在具体化及类型化方面不够明确具体，需要进一步清晰明确，且我国关于行政法学论的教材以研究相对较少，在关于构建的学术研究之中，基于行政行为以及具体心行政行为的抽象方法被视为是特定领域行政活动的整合，如此构成的行政法学总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视为是行政行为形式的调整。

（一）明确关联领域和交互影响之间的关联。

纵观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环节，相关学者要考虑到以往针对法学的思考方式，明确中国行政学所处地位及价值，知晓社会大众对我国行政学的认识，并结合具体情况，将其纳入到关于政策目的的研究之中。针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法解释功能和承担政策目的这两方面内容需要在制度设计功能方面得到落实，在推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针对具体行政领域之中所包含的法制度关系，以交互影响的形式得到诠释，在动态的交互影响关系之中，让行政法学体系得以体现。在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建设的初始阶段，这种交互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势必成为影响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关键要素，关系到行政法总理论结构的改革创新，与其所发挥的作用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交互影响关系有助于规避缺少实定法为支撑的理论，有助于构建适应的框架，从而优化自身建设。

（二）完善核心概念与关联领域部分。

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明确与行政领域相关的关联领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并要清楚相关基本概念。在德国行政法中，其中包含了关于关联领域的内容，我国在推进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中包含的相关领域，根据存在与相关领域之中的交互影响，开展理论体系构建工作。在我国行政法之中，关于结构性问题尚待解决，故而在导入行政任务概念这—环节，要准确知晓关于行政任务这一概念的目标定位，从自身发展经验之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完善行政结构，符合法治主义的相关要求，确保行政法治建设与我国构建法治国家的建设理念协调一致。

五、总结。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就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设而言，尚处于初级环节，与德国、美國这类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处于逐步完善和进步的过程中，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现状，我国予以高度关注，并深入此课题的研究，正视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以逐步完善建设策略及发展方向。在推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化建设的过程中，相关知识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关于行政法学的理论框架也将越来越规范和健全。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二

摘要:。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实践中，鉴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仍有明显区别，有必要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通过证据审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成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

关键词:。

关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进行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时，执法人员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有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行政执法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原因。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当行政违法行为危害程度达到刑事犯罪立案追诉程度时，行政执法机关就不再有处理权限，应当依法将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处理一般违法行为，司法处理刑事犯罪行为，时间经过的不可倒流使得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只要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收集了，司法机关就不可能重新收集。基于以上原因，行政执法证据不能排斥在刑事诉讼之外，至于司法机关最终是否采信作为定案的证据，则视具体司法审查而定。

二、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审查的必要性。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基于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两种不法行为性质不同，但两种行为表征大体相同，行政违法行为由于危害程度的加重成为刑事犯罪行为，在案发时一般由行政执法机关先行调查取证，随着证据的逐步收集，行政案件有可能成为刑事案件，进而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由于行政违法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及刑事犯罪行为对应的刑罚，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证据收集要求上有以下区别:。

(一)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要求不同。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程序要比行政执法的证据程序严格，例如在询问要求上，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询问证人、被害人必须单独进行，否则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当排除，但在办理行政执法案件中，证人、被害人不单独进行询问法律是许可的。

(二)证明标准和证据审查要求不同。刑事案件的查办要求证据之间有印证关联，单一的证据形式和种类不能最终定案;相比于刑事诉讼，行政机关在执法时重点在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偏向于执法效率，证据收集过程中重点在某一种或某几种证据上。

(三)全国行政执法水平区域差距很大。很多行政机关取证能力有待提升，在行政违法案件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将行政执法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后，先天的不足可能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进而不能实行刑事诉讼的目的。

三、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

(一)证据的关联要求。证据要最终作为定案的根据需要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中，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待证事物间具有关联性是证据审查的最低要求。

(二)证据真实性要求。客观真实性是审查证据的基本点，在刑事诉讼中要着重审查证据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是否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司法机关在审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来的行政执法证据时，应当重点审查证据内容和证据形式是否客观真实。

四、非法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排除情况。

(一)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行政执法证据。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规定了:采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取得证据的行为是非法的，这也就指示出了非法行政执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比行政案件的证据要求更严格，所谓举轻以明重，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当然要予以排除。但是，行政执法机关只是一般违反法定程序而收集到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就不能因为收集程序违法就必然予以排除。这一规定是基于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具有稳定性、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随意变化。因此，行政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要求行政执法机关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才应当予以排除。

(二)行政执法中采取秘密手段收集的证据。秘密录音、隐蔽录像等秘密手段随着技术的成熟已成为常用手段，为了取证的便捷，部分行政执法机关也开始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规定，以偷拍、偷录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举轻以明重，在刑事诉讼中同样遵守这个规定。但是，采取秘密手段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取的证据材料则不一定予以排除。秘密取证并不等同于非法取证，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只要行政主体的秘密取证行为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不能作为行政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五、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审查方法。

(一)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这四类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明确规定了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但不能排除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这四类证据被替换、被伪造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原因，司法机关仍然应当审查这四类证据的来源、收集时间、地点以及方式等。

(二)违法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当事人作为案件的亲历者，一般能完整陈述案件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证据很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虽然当事人陈述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便捷途径，但受制于言辞证据的固有缺陷，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真实性存疑。基于当事人陈述存在的问题，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要求重新收集。证人证言与当事人陈述均属于言辞证据范畴，证人证言也具备当事人陈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司法机关在接受移送后的侦查阶段应当对证人证言重新进行收集，除非相关证人已死亡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重新收集，此情况下，在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证人证言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时，证人证言不需重新收集也能作为刑事定案的证据。

(三)现场勘验等笔录证据。笔录类证据的审查主要看是否有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见证人的签字以及现场勘查过程是否完整、是否有遗漏环节。行政执法证据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对行政机关移送的笔录类证据持有异议，在可以重新收集制作的情况下应当重新提取后再使用;而在重新收集提取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可以直接将笔录类证据在法庭上接受质证，如果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则可以采信，否则予以排除。

(四)鉴定类证据。在行政执法中取材并鉴定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重点在审查是否超出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鉴定人是否依法取得相应的鉴定资质、另外还要审查鉴定人是否需要回避的情况。行政执法过程中衍生的鉴定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如果当事人提出异议，在重新鉴定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刑事诉讼中关于鉴定意见的要求重新鉴定。

综上所述，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涉及到行政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两法衔接”问题。规范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要求，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变，既规范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证据收集要求，又为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在刑事立案侦查及审查起诉等阶段的证据规范要求。当然，最佳解决方案是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差距，保证证据之间的延续性。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三

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

”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

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属于提示性条款,即提示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采用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保障自身权益,并无强行性。以合同法的一个提示性条款所构建的所有权保留制度显然极不完备。尽管合同法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将法律留下的空白留于当事人自己约定,但是当出现当事人的约定非常简约的情况,法律应对就显得束手无策了,本案即遭此困境。为此,结合本案,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出卖人是否有权放弃所有权而径直要求买受人支付价金?

如前所述,所有权保留为一种非典型担保物权,旨在实现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当然可以放弃其享有的所有权保留这一物权,而依合同法之实际履行原则要求买受人实际履行,正如在有典型担保物权的债权中,担保物权人可以放弃其所享有之担保物权,而使之变为一般债权一样,此均由当事人权衡决定。放弃担保物权,并不意味着放弃一般债权,其仍可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这在我国合同法已规定“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合同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即是法律依据。本案中,a公司从b超市拉回部分货物是a公司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之行为,后a公司放弃其对未拉回货物之“法定处理权”而要求b超市支付货款,是a公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b超市实际履行义务之行为,两行为均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二,出卖人行使保留之所有权后是否还有权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赔偿责任?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60元,是依权利人的主张按未拉回货物之价款30186.21元的每日万分之四计算出来的,法院支持这一请求于法有据。然而权利人a公司本可主张更多权利,如要求被告按全部未付货款51830.06元的每日万分之四偿付利息,也应支持。

第三,买受人可否以未取得所有权为由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并以此解除合同?

取回标的物是出卖人作为所有权人享有的权利,而非义务。按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原则,出卖人可自由选择是否行使该权利。买受人未取得所有权是因其未履行合同上的支付价金之义务,当然无权要求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更不可就此解除合同。显然被告b超市的抗辩不能成立。原告a公司完全可以放弃“法定处理权”,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或行使“法定处理权”,取回标的物,并解除合同。

第四,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利益如何保护。

权利的平衡是民法重要原则。本案由于买受人违约在先,故前文主要结合案例探讨出卖人利益保护问题,并未直接涉及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然买受人利益保护问题始终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并不随之转移,买受人享有的仅是期待权。如果出卖人在买受人按约交付价金之后,不将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或出卖人在买受人交付价金之前将此物再转让他人,即一物二卖,买受人的利益如何保护?依传统法律规则,买受人只享有向出卖人要求违约赔偿的债权请求权,这显然有违买受人签约之初衷。合同法中虽也规定了实际履行原则,但合同法的权利属债权,债权作为相对权,显然不能对抗作为绝对权的物权,因此仅靠合同法中的实际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形式尚不足以保护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传统理论把买受人的期待权物权化,或定性为“不完全的”所有权等概念,但这一做法将导致所有权观念的紊乱,不利所有权制度维护“静的安全”之目标实现。笔者以为将所有权保留定性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可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利益。依这一定性可产生如下规则:买卖合同成立之后,在买受人未付清价款和履行完义务前,出卖人虽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其保留之所有权仅为担保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时,买受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在买受人依约付清价金之后,所附条件即成就,所有权自然转移于买受人,买受人当然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据此,买受人在合同期限未至之前,可以留置该标的物至合同约定期满之日以对抗出卖人的违约行为,在此之前,买受人依约支付了价款或履行完义务,即当然享有该标的物的所有权;如其未支付价款或未履行义务,出卖人可收回其保留之标的物并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则在动产和不动产的具体操作中又稍有区别:在动产买卖中,先买人依占有即可直接对抗后买人和出卖人;在不动产买卖中,由于涉及登记问题,必须完善登记制度。可作如下规定: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在交付之后,双方当事人将所有权保留约定登记在册,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失效之前,出卖人不得再次转让标的物。这一规则较好地兼顾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了民法中的衡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物权法正在紧张的草拟之中,将所有权保留这一非典型物权在物权法中法定化并确立相关具体规则,实属必要。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四

国际损害责任指的是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也被称为“极端危险活动的责任”或“合法行为的责任”。笔者认为国际损害责任的特征有三点：第一，从单纯定义的角度出发，国际损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必须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且进行的行为为国际法所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第二，从责任追究的角度入手，国际损害责任的追究必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行为的实际存在，二是损害的实际存在;第三，从主体主观因素和承担责任方式进行考察，主要为无过错责任和赔偿。

二、性质分析。

(一)国际损害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并不等同。

从产生两者的基础上看，传统国家责任主要是由行为的不法性而产生，对损害事实和结果并无过分强调，但国际损害责任却恰好相反，并不拘泥于行为本身。另一方面，传统国家责任在规则限制上并不涉及初级义务，虽然也会有所联系，而国际损害责任所涉及的实体规则却大多是诸如赔偿义务等初级义务。此外，传统国家责任强调由国家承担责任，不法行为也应归因于国家，国际损害责任只要求行为在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发生，就可能引起。在对损害的要求上，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即使未造成损害也构成对责任主体的追究。而损害后果的产生却是国际损害责任赔偿等义务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在赔偿范围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责任的产生必定伴随着特殊情况下责任的免除，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只要国际法主体已经采取公认的合理合法手段阻止违法义务事实和结果的发生就可免除相应的责任。而国际损害责任的要求比较严苛，只要行为一经实施，便无法免除。最后从宏观角度来看，两者的立法功能也不尽相同，传统国家责任目的在于确保国际义务得到遵守，是一种禁令，而国际损害责任的目的在于分配损害，对活动进行合理公平的协调。

(二)不可认为国际损害责任是合法行为。

由于大多数人对二元真值命题的偏爱，导致许多初涉国际法的学者将国际法所不禁止的行为与合法行为划上等号。然而，早在20世纪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就曾说过：“法律对其没有明白加以谴责的东西并不一定表示赞同。”换言之，国际损害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法不禁止即为合法”的排除法来判断其合法性。国际损害责任之所以具有模糊性，也是因为跨国性损害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若考虑到跨国性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其行为自身就能令人嗅到“非法”的意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自己的居所与伴侣进行性行为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开门户将这种行为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公开，因为其在传播着一种淫秽的信息而损害了公序良俗，那么行为便有“违法”的意味。正因为国际损害行为的“违法”意味没有不法行为来得那般浓厚，故在追究责任时的焦点只能针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性结果。

(三)国际损害责任与危险行为也有差别《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条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而引起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的活动;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的其他活动。”从法条出发，可以推测出国际损害责任并不一定具有行为上的危险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损害后果发生的不可预期性。目前国际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一点仍不能说明责任的性质和产生的全部原因。

三、对国际损害责任法理基础相关学说的驳斥。

(一)危险责任原则。

危险责任原则的落脚点在于行为的危险性，用行为的危险性作为标准衡量，以期确定责任的大小。但在前文中已经说到“国际损害行为不等同于危险行为”，如果采用此学说，在学理上不仅存在着产生原因的片面性问题，同时在实践中，也会面临着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的窘况。那么与《国际法未加禁止之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行为性质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叫无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在行为主体没有过错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行为主体承担责任的原则。英美法中也称之为“严格责任”。笔者在一开始倾向于支持该原则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直到拜读了慕亚平教授所写的《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才意识到此原则的不足之处：首先，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更类似于实践中的解决方案，未能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将损害的大小作为赔偿的标准固然合理，但若将其用于法律价值的判断，难免有失依据。将其与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所提出的结果无价值论进行类比，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由于不可抗力可以导致损害责任的免除在国际法上已经有所规定，若采用此原则，两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最后，该原则也不符合责任的基本内涵，在慕亚平教授的论文中已有详细阐述，笔者在此便不便赘述。

(三)公平责任原则。

作为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公平责任原则对于责任分配依据既不是行为，也不是特定事故原因，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即公平。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价值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这种法律现象的特殊性恰在于把一种价值理念作为调整具体社会关系的操作工具。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目的更在于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状况和损失进行平衡，以期通过这种对损失的合理分配努力恢复利益的平衡。不仅许多持单一原理说的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许多持多元原理说的学者所提出的的多元原理中也包含此原则。但笔者认为，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不加禁止行为的其他属性。虽说国际不加禁止行为不一定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但从要厘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不加禁止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具有“非法性”和“危险性”的性质。公平责任原则从单纯的目的出发，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财产利益的平衡，似乎未能明确回答国际损害责任的产生依据问题。

四、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

应为国际义务之不履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危险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三大主流学说均有其不合理之处，都存在着未能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的问题。粗浅而言，研究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就是研究归责原因，是一个停留于法律价值判断维度上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哲学上“为什么”的问题。“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之不履行所处之必为状态”，由这句法谚出发，笔者认为：行为国国际义务的不履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相应的解释，其中的不履行包括了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此处所说的“义务”包括了法律上和契约上的义务。

(一)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

国际义务的不当履行通过程度的不同进行划分可进一步划分为义务的完全不履行和义务的瑕疵履行。“完全不履行”是履行形态中程度最重的级别，指的是完全无视法律对义务的相关规定，此时行为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1993年11月3日中国代表在第四十八届联大上发言：未能实施在确定国家负有义务的条款上规定的预防措施或未能对措施给予应有注意的国家，其行为可以定性为国际法上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责任的问题便有生长的土壤了。此外，“义务的瑕疵履行”是指行为主体在形式上虽然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却在实质上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对此，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在国际法学界是有所争议的。虽然“不采取预防措施”所产生责任的基础是实际损害且其履行也难以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但是“不采取预防措施”能否作为责任的法理基础还是能通过有关条约的规定作出判断。

(二)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当行使。

罗马著名法谚“行使自己权力不得损害及他人权利”表明了权力行使的边界应在损害他人权利之外。从“国际权利和权力的不正当行使”指代的“不能不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的否定命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应当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在国际法著名的两大判例――“特雷尔冶炼厂案”和“科孚海峡案”中，经过对这一原则的重申，确立了一国不得对他国领土造成损害以及各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得允许本国领土被用来从事有害他国权利的活动的国际法原则。“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不停摸索前进，最终得以确立用于解决跨国损害问题。同时，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也可以视为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一方面，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也有权要求他国在其境内所从事的活动不具有使本国发生损害的后果产生。若其他国家无法容忍某个国家在其领土上从事的国际法所不加禁止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时，则该国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

由此可见，“不当行使国际权利和权力”与相应的国际法原则南辕北辙，行为的实施国理所应当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损害责任。五、结语对于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国际法学理论界并没有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学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国际损害行为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理论上，国际损害责任并未形成如传统国家责任一般完善的体系和制度，即便是通过实践数据的分析，也难以在操作规则上达到统一。因此，对于国际损害责任这一课题，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还只是刚刚起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挑战不期而遇。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五

传统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主要采用教师传授为主的方式，这与当前推崇的合作探究、互动交流教学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网络化、电子化教学平台。高等教育行政法课堂教学也要与当前信息网络技术紧密结合，推动高等教育教学的快速发展。借助信息网络平台，从课堂教学内容、案例选择、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前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的必然趋势。目前，世界教育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建立网络互动平台，让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建立时时化、互动化的全新学习模式，如美国很多大学早在本世纪初就实现了远程网络学习，打破了原有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国提出云端网络教学理念，云教育的塑造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教育界改革的热点。

当前高校行政法学自身教学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传统的行政法学内容被添加了全新的教学内容，尤其是在典型教学案例选择方面，当前高校行政法学教材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这与以往传统行政法教学内容中过于侧重理论传输方式不同，已经开始逐渐引入西方国家法学案例教学法。而要想实现上述教学方式的改变，离不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扶持。借助信息网络平台搜集更多新鲜的教学资源，制作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开展积极的在线网络教学互动，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兴趣，彰显了学生在行政法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总体上看，网络辅助行政法课堂教学的优势非常明显，是对传统行政法课堂教学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突破。20，山东大学法律学院行政法学专业就已经开始行政法网络教学的尝试，借鉴美国大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通过网络平台了解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课程作业，教师在课堂上仅就大家难以理解的重点问题展开探究。实践证明，该校在行政法等法律课堂上创建的网络教学模式受到在校师生的欢迎，教学效果也较以往有了明显提升。

二、高校行政法课堂开展网络辅助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网络辅助教学硬件与软件设施相对不足。

网络辅助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需要先进的教学硬件和教学软件的支持。但是，当前我国高校大多数属于公立院校，自身办学经费多是靠上级政府的财政主管部门拨付。因而办学资金有限，很多情况下学校的电脑、网络等硬件和软件教学设施不能够得到及时的采购。加上现代电脑网络设备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即便是高校花费巨资购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网络教学设备，经过几年的使用也面临被淘汰的命运。部分高校行政法教学一线教师也想采用现代新型网络教学设备开展教学活动，但是受限于当前硬件与软件设备的缺陷无法真正有效地开展。以山东高校教育为例，开始建立全省高等教学网络教学平台，要求在山东的大中专院校都有参与省级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校际之间的教学互动活动，但是部分院校受限于自身网络硬件和软件不足，一直游离于这一网络教学平台之外。以笔者所在行政法系为例，系领导就提出更新换代现有网络、多媒体等教学设备，但是需要支出数百万元，由于本校办学资金有限，相关立项资金申报直到今天都未能批复。因此，我国高校要想建立高效有序的行政法课堂网络教学新模式，必须要解决上述存在的硬件和软件建设不足的问题。

(二)学生借助网络平台主体学习地位有所提升，但是还是不明显。

高校行政法专业学生借助网络学习的平台开展行政法学习已经越来越常见。但是学生在网络平台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体现的还不是很明显，虽然比以往传统课堂有明显进步。这表现在，一是各种校园网络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多是在校教师公布的，学生被动接受相关教师理念，缺乏教学资源的主动选择性;二是校园教学网络还是单项的知识信息传递渠道，没有建立教学互动平台，导致学生仅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不能够及时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教师开展在线教学互动;三是部分学生缺乏必要的上网设备，导致这些学生不能够获知最新的教学信息等。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本校法律学院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行政法教学网页也被添加其中，教师借助网络平台发布课程信息、布置课程作业较为普遍。但是，这一教学网站也没有建立教学互动平台，导致学生无法参与在线互动交流活动。有鉴于此，本校法律学院部分教师自己建立了微信网络互动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但是，管理这一平台需要耗费相关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微信网络教学互动平台的运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相信在其他高校也存在上述问题，学生被动参与网络教学，主体学习地位未有得到根本性的彰显。

(三)部分高校行政法学教师缺乏的网络教学资源搜集与整合技术能力。

部分高校行政法学教师自身缺乏相关网络教学资源搜集和整合能力，这也是当前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网络化教学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下面三个:从教师一方看，部分教师已经习惯了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尤其是一些年长的教师几十年采用讲课方式进行授课，对新型网络互动教学模式并不是很理解，个别教师甚至非常抵触。从学校方面看，要想建立网络互动教学新模式，必须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体参与作用，即学校相关教师发展部门应当为教师提供网络化教学的培训，提升他们应用网络辅助教学的水平。但是当前很多高校由于自身经费有限，加上缺乏更专业的网络技术教学人员，这导致我国部分高校未能及时开展教师网络化教学技能的培养。从网络技术本身看，现代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相关网络技术升级换代速度呈现加速上行趋势。以往信息网络技术每隔两两年就会出现重大变革，而现在网络技术的更新速度缩短到几个月。这造成高校一线教师网络技术的学习效果困难很大，很多已经掌握的网络教学技术过不了几年就面临淘汰的风险。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20在一线教师中开展现代信息网网络技术培训。，笔者就发现当时培训的很多网络技术在今天已经有点过时，部分新型教学软件甚至出现不会应用的现象。上述因素是导致当前我国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无法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及时获取相关资源和整合资源。总之，当前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虽然已经普遍采用了现代信息网络教学手段，但是从实际网络辅助教学效果看，还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网络辅助教学是未来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的必然发展趋势，但是要想推动网络辅助下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还需要从每个学校实际出发，制定相应地网络辅助教学发展策略。

三、提升高校行政法课堂网络辅助教学效率的建议。

(一)采取多元化融资手段，解决网络辅助教学硬件软件建设投入不足问题。

要想保障高校行政法专业网络辅助课堂教学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要解决当前高校网络辅助教学中硬件软件建设投入不足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多元融资策略，解决上述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网络软硬件建设资金瓶颈问题。具体做法如下:首先，要继续向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出面向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专项财政扶持资金。其次，要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各种融资，如高校可以与学校周边企事业单位进行联合办学，让这些校外单位提供一部分经费等。当然高校要想获得校外企事业单位的支持，也要付出一定的'回报，如可以为这些单位提供更多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等。再次，可以通过设立校园网络建设基金等方式，让在校学生和学生家长关注学校网络教学建设，鼓励一些有能力的家长伸出援助之手等。总之，只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高校网络辅助行政法课堂教学的软件和硬件环境系统，才能够真正推进高校行政法课堂网络化教学改革的快速发展。

(二)树立学生网络学习主体地位，建立网络互动新型教学模式。

开展网络辅助行政法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以往传统课堂教学学生主体定位缺失的现象。因此，在推进我国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网络化应用水平的过程中，应当以建立紧紧围绕学生主体学习地位开展的网络教学环境，实现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师生之间积极有效地网络互动教学。具体做法:首先，要改变当前高校行政法网络教学网站或网页的设计方式，建立更多与学生开展互动教学的在线平台，学生借助这一教学平台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课堂教学信息，完成作业并及时上传作业，与班内其他同学和任课教师等人员开展及时的疑难问题的交流等。其次，建立以学生为主题的互动教学新模式，还需要我国高校重视开展校际网络教学互动平台的构建，让学生能够借助这一平台与其他学校的学生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互动等。总之，我国高校行政法专业课堂教学要想建立全面的新型网络化教学新模式，必须要严格坚持以生为本的网络构建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网络互动学习交流的平台。

(三)加大对行政法专业教师信息技术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信息网络技术应用能力。

高校行政法专业教师自身信息网络技术应用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网络辅助课堂教学的成败。因此，必须要加大对行政法专业教师信息技术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信息网络技术应用能力。具体做法:一是高校行政法院系应当建立相关教师信息网络技术培训场所，选聘具备高素质信息网络技术应用能力的专业人士定期为在校行政法专业教师开展网络信息技术培训，让他们能够获得最新的网络信息应用技术，提高他们网络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能力。二是要把教师是否具备较高的网络课堂教学能力与教师的绩效考核进行捆绑评价，让部分对网络辅助教学持有抵制态度的教师能够改变以往做法。三是由于信息网络技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因此高校在校教师自己也要关注自身最新网络技术知识的学习，只有不断给自己充电，才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网络教学能力。总之，只有建立了一支具备较高信息网络技术素养的教学队伍，才能够真正推进高校网络辅助行政法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四、结论。

当前高校行政法学专业课堂教学模式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大技术支撑，已经开始积极开展新型网络教学模式的创新，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分析当前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网络技术的应用状况，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网络辅助教学是未来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的必然发展趋势，要想推动网络辅助下高校行政法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需要高校制定相应地网络辅助教学发展策略。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六

我国关于交强险的立法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阶段。笔者试图从对交强险立法经过的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行政立法权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病，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

5月1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开始实施。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其立法本意在于，由于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属于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高危行为，因此要实行社会保险责任机制，强制有此高危行为的相关主体参加保险，以避免单位主体无法承担的风险，实现巨大风险的分散化。根据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务院未能及时出台交强险的具体办法，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法院针对审判实践中无法可依的许多问题下发了各种各样的司法解释与指导意见，其中不乏相互冲突的地方（实际上有很多省与省不一致、最高院与省院不一致的地方）。

3月1日，国务院终于出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同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该条例并未立即对人们最关心的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作出规定，而是再次授权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规定。6月19日，保监会批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意该协会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方案》，其中前者的第八条明确了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分项限额标准和赔偿项目，即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0000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元；（四）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6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400元。

从以上整个交强险的立法过程来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不符合我国现行立法法的规定，更有违行政立法权运行所应遵守的法律理念。

一、行政立法主体较长时间内怠于行使行政立法权，导致法律缺位。诚然，交强险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分配风险的责任机制，对行政立法部门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国10月28日即颁布《道路交通安全法》，至次年4月1日才正式施行，已经留有一定的时间余地，但国务院未能根据该法积极履行行政立法职责，而明确国务院该立法职责的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未能实施有效监督。

二、行政立法主体连环授权，与立法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行业协会事实上行使了立法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主要是针对三种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一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二是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三就是法律制定条件尚不成熟经人大或其常委会授权的。那么如何看待《道交法》第十七条“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性质呢？一些学者将其看作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规定而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看作是国务院被人大常委予以授权。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性质，它都明确了一点，交强险具体办法的立法主体应当是国务院而不是其它国家机关或者其它部门、组织。但国务院在其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将最具有实质性影响意义的赔偿限额规定权授权给保监会等国务院下属事业单位和部门。而保监会行使被授予的立法权方式竟然是批复同意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交强险条款。试问批复同意属于哪一种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方式？这实质上是不是等同于授权给保险行业协会立法？保险行业协会在事实上行使了如此重要的.立法权，违背了利害关系主体应当回避的立法原则。实际上这种做法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弊病，比如集装箱拖车等特种车辆每年的交强险保费约5600元，但是发生财产损失最多赔偿2000元，这还叫保险吗？还能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吗？保险须以小博大，其射幸性是最大的本质特征，上面这样的保险还要实施强制，岂不成了“强交险”？在实质上，条款是一个披着规章外衣的格式合同！

三、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立法原则，但得不到有效纠正。《道交法》第76条规定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的损害不问加害人的过错直接由保险公司承担，对于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则根据民法的侵权责任机制予以分散，也就是说是采用的无过失保险模式。而《条例》则将责任限额划分为被保险人有责任和无责任的限额，并赋予了保险公司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时享有不予赔偿的抗辩权利，采用的不是无过失保险模式，而是责任保险模式。保监会批复同意的《条款》则更是大肆修改法律的规定，甚至对法院在审判中如何分配诉讼费负担加以规定。如第十条就规定对于间接损失和仲裁、诉讼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或者垫付。我国《立法法》规定当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时，可以由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者撤消，但这种上位法对下位法的监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方式，如果从下至上，人大或者下位法的备案机关针对提出来的审查或者建议则可听可不听。况且人不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何必自寻烦恼，等真正发生了交通事故，再要针对适用的法律法规向有权机关提出审查建议，则为时已晚。

针对上述弊端，笔者简要提出以下几点需要对行政立法权实施控制的地方：

一、人大及其常委在明确或者授予国务院等行政机关某项立法权限时，应当同时另行宣布该立法权限行使的期限，防止行政立法主体长期怠于行使立法职责。

二、人大及其常委在明确或者授予国务院等行政机关某项立法权限时，应当注明被指定的行政立法机关不得再行授权。我国《立法法》已经规定在授权立法时，被授权机关不得再行授权其他机关行使立法职权，但对于在法律本身只是指定某机关立法时，《立法法》并未规定这一点，这就容易导致立法权限的连环授权的情况，导致立法权限实际落入并不具有立法资格的主体手中。交强险的立法权限即是如此。

三、赋予案件当事人以个案（不论是行政争议还是民事争议）为诱因而针对某项规章或者法规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权利，也就是畅通从下至上对行政立法权的监督途径。《行政复议法》已经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但同时明确上述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其实这还是将从下至上对立法所进行的监督软化了。并且《行政复议法》只是规定了人们不服具体行政行为时可以一并提出对抽象性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却未明确人们在其他的争议纠纷（特别是民事纠纷）中对抽象行政行为内容不服时所应享有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对此则还尚未有任何规定。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七

相邻之间因不动产物权的利用问题引起争议，该如何判断谁是谁非，法律对此类问题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相邻之间遇到的矛盾各式各样，处理相邻关系需要落实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案情：西城区大后仓胡同的李某与刘某的房屋都是四合小院，相邻而居，李某于翻建了房屋，刘某于翻建，在建房时两家缺乏沟通，事后，原告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拆除”被告刘某的后建房，理由是刘某后建的房梁搭在李家墙体上，影响安全，要求法院判令恢复原状，同时李某认为刘家的建筑是“违章建筑”。被告同时提出反诉称李家建房占压刘家的宅地，属于越界扩建，房顶滴水方向改换后给刘家房屋带来安全隐患，要求法院判令李家承担法律责任。

解析：

通过分析查知，双方争议的焦点：

1、刘家的房屋是否违章建筑，是否应当拆除？

2、法律规定的相邻权的保护内容究竟是什么权利？

3、法院是否受理关于违章建筑的确认及拆除案件？

一、原告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即要看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又要看其诉求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从行政角度看：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房屋系违章建筑。原告的思路是只要被告不能拿出建房的规划许可或产权证，就说明被告的建筑是建章，其实，这样的思路是错误的，依据规划法规定，违章建筑是一种法律事实，需要经过行政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并非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取得行政规划许可证，就一定是违章建筑，就必须予以拆除。

从民法角度看：依照处理相邻关系的司法实践，邻地使用人如果知其越界，而不及时提出异议的，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结合本案情况，如果确如原告所述情况，由于涉案房屋已建成，原告未及时提出异议，被告的建房不存在故意和过失，根据法益衡平原则，司法实务中以建造程度作为是否“及时”的参考因素，如果已经建成，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及时，为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对利益微小或并无利益的主张，邻地使用人应当负担容忍的义务，不能再行支持拆除的诉求。

二、正确理解相邻权保护的立法精神：

《民法通则》及《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是以调整毗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利益为主，以谋求实现不动产经济利用的.最大化为其制度目的。从原告的诉求内容看，主观上将相邻侵权理解为权利人对“不动产本身”的所有权方面。经现场勘查，现实建筑布局并未对原告行使其不动产权利和利益造成客观上的妨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房屋的使用价值存在后果上、范围上有危险或隐患以及客观损害的实际发生，其诉求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的立法精神。

三、程序问题：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一）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几个问题第四“违章建筑引起的纠纷，因违章建筑妨碍他人通风采光或因违章违筑的买卖、租赁、抵押等引起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违章建筑的认定、拆除不属于民事纠纷，依法应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原告要求拆除违章建筑的理由，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的范围，应予驳回。

四、请求权基础问题：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是否违建”以及“是否拆除”的判断和确认交由行政机关裁定，并未列入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原告的请求权缺乏基础。另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规定看，现行法律针对相邻权，仅限于“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污染；损害防免”六项，原告主张的内容不属司法可裁范围。

五、证据标准问题：

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相邻关系的存在，但尚不能证明相邻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告递交的证据得不出清楚明确的损害结论，只有主观推断，没有证据支持。

法律规定，法庭的职责并非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实施危害不动产安全的事实，法庭也不负责宣告这些事实是否确已发生，法庭只判断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足以支持其诉求的标准”，“是否达到必须拆除相邻房屋的标准”，这是法律事先设定的证据标准。原告现有证据缺乏可信度，与法律规定证据的质量规则相差悬殊。

六、诉求理由问题：

处理相邻关系的法律原则是“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相邻权的保护并非针对不动产所有权本身，而是权利人对不动产的利用以及不动产功能的正常发挥。被告翻建房屋是否妨害原告对其不动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才是法律考查的主要内容。原告的主张意味着，未经不动产权利人同意，相邻人不得延伸或碰触其房屋墙体，此项理由不符合立法精神。原告错将相邻权理解为“有权限制他人”而“没有义务接受容忍”。基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法律规定相邻各方有“限制权利的延伸”和“接受容忍的义务”。

如何真正培养起来“于己方便、与人方便”的善良和谐的邻里关系，是处理相邻案件的重中之重。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八

自中共十七大提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公众立法参与意识有了显着提高，但在实践中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仍然存在诸多难题。本文拟对现阶段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有所裨益。

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义。

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及其机构之外的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直接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特指公众直接参与地方权力机构、地方行政机关创制、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和制度，是与公民选举代表参与立法相对应的公民参与方式之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具有确立地方法规正当性、地方法规适应性和地方法规权威性的价值。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加强公民的主体意识。

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有权管理国家，有权参与立法。但以往在“全能政府”的条件下，公民的立法参与权得不到有效行使，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参与权，导致其主体意识逐渐淡薄，对地方立法表现得极为冷淡。因此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有利于唤醒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公民责任感，提高公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在立法过程中地方立法机关往往关注的是本地区政府职能和权限条款，在制定法规时往往扩大权力，减少责任;而公民、法人关注的则是自身权益问题，他们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法规的公平、公正和完整。当地方立法机关的权力不断扩大、责任不断减少，而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时便容易引发公众和立法机关的对峙，滋生社会矛盾。因此，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立法中缺少管理相对人意见的缺憾，还可对行政机关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能够化解地方立法机关和公众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在以前公民立法参与意识较弱，并不关心法律法规如何出台、如何规定，当某一规定涉及自身利益时常常表示不满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严重阻碍地方立法顺利进行。而今公民立法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不仅关注地方立法、学习地方法规，而且对所制定的地方法规能够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这一立法参与过程中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显着提高，不仅保证了地方法规的顺利贯彻执行，而且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建设和发展。

二、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化程度较低，公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比较淡泊，加上公众自身环境、利益、性别、年龄、职业等条件的限制，除了一部分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外，其他群众的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尤其是外来人口，由于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不那么熟悉，更加会感觉无所适从。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地方立法就是当地政府的事，与己无关，他们忽略了自身所应有的参政权力，只关注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对那些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地方立法不够关注，缺乏参与地方立法的激情与兴趣。

(二)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比较单一。

现阶段让公众直接参与地方立法最主要的途径是开展立法听证会，但在实践中这一方式大都过于注重形式，搞排场，导致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成本高，收效少。座谈会、论证会、协商会等也是目前实践中大力推广的，但就目前观察而言这些参与方式所针对的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广大公众要想全员参与很不现实。网络征求民众意见最近也很受推崇，但它是否能够征求到各个年龄层次、各个职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意见，以及征求来的意见是否真实可靠、是否有利于地方立法活动的展开，都还值得探讨。

(三)公众参与缺少平等对话机制。

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方式和渠道较少，多数情况下是由地方政府主动通过公报、新闻媒体、发布会、布告等方式将立法信息公开后公众才能知晓，否则公众很难获取相关信息。就这层面来看，地方政府享有主动权，而公众则显得比较被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参与地方立法活动时，公众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和反映的问题常常得不到立法部门的重视，参加听证会很多时候也只是走走过场，使得公众认为自己被政府牵着鼻子走，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很大程度上自己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都受到制约，在地方立法活动中自己参与不参与根本没区别，感受不到自身的主体地位，政府与公众很难有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不能形成互动，民主立法尚有难度。

(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没有一个统一健全的法律保障。

我国的宪法、立法法虽然都涉及到了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细节，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在法律方面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一定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律规范。现有法律中的规定大都过于原则化、宽泛化，在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保障和司法救济等方面没有具体规定，给公众参与立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三、对推进和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建议。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补充和完善，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笔者将结合上述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公众缺乏参与地方立法的热情与积极性，那就需要地方立法部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动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参与地方立法。地方立法部门可通过电视节目、新闻媒体、广播等形式定期向群众通报地方立法的内容、范围、技术指标要求等，给民众提供一个了解地方立法的机会。同时要多邀请公民参加地方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聘请公民担任地方立法监督员。此外，要主动到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地方立法专题讲座，发动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应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参与地方立法，借此提高全体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及积极性。另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多以个体形式出现，处于无序状态，因此需要地方立法机关适当加以引导，尤其要引导个体公众所在的不同利益团体参与地方立法，鼓励各类利益阶层团体对地方立法发表各自意见，以利益团体名义参与地方立法则公众意见较为集中，易于提高其参与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和主动性。

(二)建立多元化公众参与途径。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需要。法律法规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实现公众参与立法途径的多元化。除了充分利用并完善传统的电话、函件、意见箱、网站留言版、民意调查问卷、邀请市民参与有关的展示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意见外，还应当勇于创新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途径征求意见，如网络听证等，创造更多机会，使广大群众与立法者和决策者能共同进行讨论、商议、评估、选择。对于效益很好的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应当将其固定化、制度化，成效不高的方式就应当扬弃。地方立法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将立法程序依法向社会公布，让公众享有地方立法的知情权，接受公众的监督，真正让公众参与立法深入人心，端正对公众参与的认识，放下身架，弯下腰来倾听公民的意愿，而不是召开多少座谈会、征集了多少网上意见，要知道专家座谈会和论证会、网上征集意见等方式都各有其局限性，不能代替真正的公众参与。

(三)搭建公众参与的“支持平台”，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

地方立法部门要通过法律法规，要在本地区实施，就应当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固定的广告牌、宣传册、网站，向市民公告并进行宣传，鼓励民众主动参与到立法的活动中来，转变当前立法部门主导型的公众参与模式，转向交涉性的沟通模式，尊重民众的意见，对民众的意愿给予关注并进行分析研究，无论是否采纳都要及时作出反馈，让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成为公民的切实权利而不是流于形式。我们可以考虑在立法过程中，创建一个便捷的信息处理系统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支持平台。比如，立法部门将网站作为发布通告、收集评论、公布法规的重要渠道，公众也将网站作为获取立法信息、交流互动的主要途径。这样一来就能努力做到立法公开透明，把立法部门的决策和政策法规置于阳光下，接受群众参与和监督，防止立法权被寻租，遏制不当利益法制化，推进立法的公共参与，加快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进程。

(四)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

由于我国不存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所以在公众参与问题上，完全凭借各个单行法的零散规定，而即便是这些零散的规定，也仅仅是“提到”公众参与，对公众参与具体形式往往并未做细致的程序性规定，相应配套制度的缺失阻碍了公众参与的实际运作。要防止公众参与立法徒于形式，保证立法的民主化，就应当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比如：通告制度，所有立法环节都应当进行通告，否则无效;反馈制度，立法机关必须认真分析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就是否采纳作出解释与说明，同时还须向公众提供法规咨询，答复公众提出的问题;听证制度，听证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的重要形式，什么情况下应该组织听证、有谁来决定举行听证、如何确定听证的主体和内容等都要明确。立法过程中只要公众要求听证，立法机关就必须召开听证会;监督制度，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若对某部法规的制定过程提出异议，可提起诉讼，由法院判定是否有效。这样一来就能够避免地方立法中可操作性与程序性不强的缺陷，以防止立法者的随意性，通过制度约束建立长效机制。

总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立法工作者们端正对公众参与的认识，不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全民参与、普遍参与，而是实事求是地追求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最优化、效率化，科学地认识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作用，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规律性，创造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新机制、新制度，以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总结：行政法论文：浅谈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行政法理论文怎么写篇九

办公室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相关要求，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笔者将分别从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办公室管理工作的职能。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窗口”，在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人员应对办公室的地位加以重视，使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办公室管理水平的提升。办公室作为联系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桥梁，确保事业单位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树立全方位服务理念，创建良好的“窗口”形象，确保办公室各项工作的一一落实。办公室管理工作具有多项职能，包括：综合职能、协调职能、参谋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督查职能，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综合职能。综合职能作为办公室管理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内外沟通、协调各方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单位管理系统的心脏。一般来说，单位许多决策由办公室来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实施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反馈。

（二）协调职能。除综合职能外，协调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该职能贯穿于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办公室应协调好单位各部门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的作用，可使单位各部门工作步调一致，确保单位工作目标的有效统一，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

（三）参谋职能。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助手与参谋，平常与单位领导接触较多，能第一时间获取上级精神，了解单位领导工作思路，同时还参与到单位决策过程中，从而赋予了其参谋的职能。基于此，办公室人员应依据领导意图，把握上级决策，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基层意见，实施改革创新，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

（四）服务职能。众所周知，办公室在单位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服务，在办公室管理中，应围绕中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对人民群众的诉求加以了解，尽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各项问题。

（五）督查职能。所谓督查，实际上是指对单位或单位领导推行的决策落实情况加以了解，督查职能的落实是促进单位各项工作实施的主要动力，如相关决策无法有效执行，便会对整体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办公室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工作方法和新思想不断出现，办公室管理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办公室管理体制不完善，尤其在事业单位综合性监督管理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不足，缺少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和方法；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档案重视程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相关办公室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二、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促进办公室沟通协作，还应采取多种管理对策，如：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笔者将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在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中，为促进办公室的沟通协作，首先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使各项工作有据可循，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在原本规则制度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加以规范，以防凭经验办事现象的发生。单位领导应从办文、办公、办事等方面来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对操作方法加以明确。此外应对工作关系进行梳理，确保各项工作分工的明确性，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还应将激励机制应用其中，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将定性与定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强化考核的比重。

（二）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办公室作为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员工意见的主要机构，应提高自身服务意识，以发展为大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通过办文、办会、办事等环节把握好程序关。最后，办公室应树立勇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依据新形势要求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作为领导的“参谋”，办公室应将工作重点放到主动参谋上，对当前形势认真研究，对管理业务认真钻研，对重要的民意、各种突发事件准确反馈，办公室应善于发现新信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领导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参考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现状及职能展开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办公室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便会对其管理工作造成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单位领导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加强员工考核力度，促进办公室自身职能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