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大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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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一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这是书中最后说的一段话。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发生。正是这些末端小节，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一生，一群在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名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程朱理学将儒家圣人“周孔”打造成“孔孟”，从孔子想回到过去理想状态下周公制定礼仪的社会，变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到现在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20xx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政治家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用的手段，程朱理学正是当时儒家的学派的顶点，而说起缘由，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考试考了。能当官才是硬道理。

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形成了明朝最强大的集团，文官集团。

张居正在任期间大兴改革，整顿吏治，管理监控土地，让国家有了十年粮食储备，正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查抄清算，儿子被逼自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内容和固有的政治逻辑相冲突。

戚继光大败倭寇，在任期间几乎未尝一败，但是发明的新战法武器无法执行，被文官集团在后方制肘，在万历十五年默默死去。

这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一种困境，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困境。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满清入关，结速了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最后，中国没有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之争，但并不代表没有宗教，实际情况是，孔孟之儒家，便是中国千百年的垄断宗教，而文官者，名位公仆，实为统治者。文官集团虽然以孔孟教条自居，但对教条从来是以工具视之，其弘扬、遵循与否，取决于与自己的利益相符。这本书深刻描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间六位具有失败人生，且红遍历史长河的著名人物被文官集团利用孔孟之道裹挟下的无奈人生，更利用“大历史观”通过六人展现地历史的侧面，将明朝的灭亡成为了这一年“蝴蝶效应”下的必然!好书!非常值得多读、细读!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二

《万历十五年》本以为是一本描述这一年的故事的书，但却是一本精细的历史读物。读来历史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人物画像如同vr的影像般清晰。

故事中的主人公万历和几个重要的配角，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在历史中都听过的英雄故事，部分被编排成了影视剧。其中最喜欢的应该是戚继光系列的故事剧。但《万历十五年》并不是在讲爱国含义的一本书，而是一本明朝亡国的丧书。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已经是明朝指数级下滑的重要标志了，以致于30年后被满清所替代的初始。

立国之本在于人，人之管理在于体制，体制的建立在于国君及高级行政管理层，在朱元璋（洪武）建立明朝后的200年，文臣管理朝政的.体系已经变得异常成熟，几乎很难有武将的立足之地，更别说对于兴武的期盼，以致于戚继光的故事看起来激励人心，但背后的政治和管理格局注定有悲催的解决，正如他人生的结尾过的并不如意。

而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则各有特色，在异常敏感的君主时代，位极人臣时的权术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是中国政治形态的最好体现，以致于在清建立后在政治形态影子依然摆脱不出这种政治影响。重要的故事环节都的要围绕着万历皇帝的意思做事情。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组织管理越高的层位越需要这样的官场技巧来让政令得以实施，并且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政治团体，正如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中所说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重视其中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所谓的非正式组织便是官员私下里的同僚集结。也可以理解为阳与阴。

李贽的出现让这本本来是政治故事的书增添了些许哲学意味，一谈到哲学便离不开孔孟哲学及易学，及在明朝发展至盛的心学，只是本场的主角是李贽，而非王阳明。李贽在生命的最后解读《易经》，也算是中国哲学家在生命最后对于哲学的贡献，无一不是想用自己的人生去体会《易经》的奥秘。而本书的作家黄仁宇先生，也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一阴一阳的关系，包括对于万历朝政的点评，也包括清朝对于明朝的取代，极阴而阳，阳极而阴的规律的认可。也是本书中哲学意味深长的一点。

万历的第十五年走在了太极阴阳鱼的中心点，万历在位48年中明朝最后的气数逐渐走向消亡，充满了无奈与叹息。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三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四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五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六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七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习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政府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政府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政府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平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平。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平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习。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八

真幸运自己对这本书没有浅尝辄止。两年前第一次看纸质版，当时只是把它当做一本简单的传记合集来看，看故事大于看分析，以至于万历的苦闷、张居正的遗憾、海瑞的悲壮可能是我唯一有点感触的东西。

两年过后，书里讲的内容早已遗忘殆尽，只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很惊奇，赞叹不已。怀着猎奇心理再次打开，却又发现了另一番天地：如果大明是以伦理道德做根基来维持其统治，那历史上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是不是就不难理解了呢？事实就是如此。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这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时间做切点，选取当时几个典型人物做主题一一剖析：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中间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深入分析。从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来讲述伦理道德在当时帝国统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制衡；从海瑞的经历来说明当时由于伦理道德的制约，难有商业、法律的发展；从戚继光的夹缝中生存说明文武官之间严重不平等的`地位；从李贽这个自相矛盾的哲学家说明心学、理学各自的发展历程（没太懂）。

虽然中间有很多地方觉得过于冗杂，作者说着说着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但大的思路理清了再看这些东西，有整个税收制度、文武官制度、治国理念、商业法律等等，万事俱陈，不免还是要大为赞叹。

而且也是看这本书的过程中，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有了一些变化，从以前单纯的好坏之分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评价也不能单纯以道德做定论，这里边还有一个人的理念、功绩、局限、历史性，太复杂。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看，期待有一定知识储备后的再次重逢，相信彼时一定能有更深刻、更新奇的理解。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九

《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读《万历十五年》首先读的大概应该是位于附录二后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明白著者大历史观的概要，否则，读完全文也是不甚明白何以起这个题目。但倘若如作者所述，“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当在历史的'大轮廓中，见微知著，选一起承转折的关键点，更如标本的切片样，才是书的题解。

其次是道德观念和制度在书中哪一种，影响历史的程度在作者看来较重?在这里，制度所指的概念是钱穆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称的政治制度。而这前后两本书对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比较也是有意思的，《中》成书于1955年，《万》成书于1979年。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关于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