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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精选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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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精选9篇)
2023-11-18 10:43:36    小编:ZTFB

总结是一种对过去经历的梳理和归纳。概括是通过提取事物的本质或核心特点,进行简要归纳和总结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领域的总结经验和方法。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亲密,越来越多的合作成为人们的需求。中国加入wto后,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必要,我们称这些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为国际商业活动,而谈判早已成为国际商务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已采用电子商务的模式,但是它不能取代在国际商业活动中的直接接触和面对面谈判。

国际商务谈判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因素是最难以控制,导致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谈判风格的商务人士受到很大影响(冯涛,2013)。因此,了解国际商务谈判的文化因素是关键,同时要知道不同的地方的业务谈判风格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行事方式。

国际商务谈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差异,它会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发生实质上的冲突。美国的政治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时间就是金钱。全球列国的商务人士想补充一点,意识到文化差异和敏感问题等于钱了。文化影响从决策最基本的管理风格开始。随着国际业务关系的增长,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商务谈判将会提升其比率,这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

从目前的国际情况看,中国已然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转移核心,更多的资金流将流向中国。面对来自不同的国籍、民族和教育文化背景的商务伙伴,首先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及决心来应付文化冲突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都可能为国际商务谈判画上句号。因此,谈判的过程及计划应该被密切的关注,通过有备而来解决突发的状况,并且用中国特色的文化魅力去感染对方,同时要尊重对方的习俗,对于相关的细节做出细致的讨论,避免由于文化休克现象的出现,合理谨慎的处理双方的分歧,尽量做到零误解,这才是国际贸易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影响国际商务谈判的是文化因素,包括语言和沟通。在世界上大约有3000种不同的语言,在一些国家中几种语言同时存在,如: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即法语和英语。语言被称为文化的镜子。语言本身本质上是多维的。这不仅是口头语言,也包含非语言,例如手势、体位和目光等。语言的掌握必须超越技术能力,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只能在上下文中理解的单词和短语。这样的短语是文化的载体,它们代表一种文化已经发展到观看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的特殊方式。做国际生意意味着将接触到越来越多与不同的语言,与越来越多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人接触。了解文化差异存在只是步骤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学会处理成功和不成功的国际商业交易之间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必须能够有效地沟通,必须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信息。

其次就是是非语言沟通。这往往不是你说不出来,而是你不去说。眨眼、一个微妙的手势,揉揉下巴都可以是有意义的口语信号。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行为能够帮助你沟通感情,甚至是意味深长的停顿,也成为了非言语交流的一种形式。在商务谈判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沟通,也可以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一些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由于文化的差异,表现方式和内涵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身体语言学的视图,眼睛是沟通的主体器官,其他人盯着你看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在中美人士交谈时,互相直视显示“尊重”。在南欧却有攻击性的含义。谈判就像一首旧的歌曲“每一个微小的举动之意义是无止境的”。语言和非语言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再者就是风俗习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了解礼仪的基本知识、习惯,也就是说人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你期望的行为类型,没有对礼节和习惯等基础知识的理解,你就有可能把你的公司形象及业务关系放在风险之中(李品媛,2003)。对当地的风俗习惯的良好学习和磨练可以让你脱颖而出并带来附加价值,因为第一印象的元素成为了入门卡。许多有经验的国际商务谈判人士都会告诉你“入乡随俗”,了解常见礼节的基本知识,避免周围的任何风险。然而社会在发展,风俗习惯也正在发生的变化,必须仔细的观察识别,以显示对对方的尊重,这在跨文化谈判中成为了风向标。

最后就是人际关系的处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发展国际业务,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与人的联系与接触。例如,在日本职位和等级观念意识非常强。当您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考虑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头衔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澳大利亚人的谈判通常是由决策者带领的,所以对方也应该是一个决策者。否则,他们会感到不愉快,甚至取消了协商。最典型的例子也许是法国人,他们天生博大的胸怀,与法国谈判,不仅可以谈业务,还可以谈社会历史发展等人文因素,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平淡、乏味的。在21世纪初,法国对社会科学、文学和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吕维霞,2003)。因此法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甚至有点自负。因此,与法国商人谈判的应该是专业人士,谈判过程应该是不卑不亢,而且谈判人要相当熟悉的产品。如果对产品知之甚少,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企业,也不能获得法国人的尊重。显然,文化价值对经营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在进行中。两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差异要时刻在考虑之中,像美国和中国的显着差异就在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社会关系的驱动给人们的合作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态,2003)。

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业务往来,更体现在交易过程中谈判的风格与策略。曾经有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加拿大代表要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准备在中国设立生产与销售的分公司,开始的时候中国公司似乎是热情蛮高,当他被公司派遣到公司总部参观和谈判时,几天的行程让他感到有点受了冷落,他有点失落。后来咨询了一位中国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才知道,在中国文化中年龄和经验受到高度的重视,而他只是太年轻,使得这种文化的传统观念对他产生了排斥,直接对业务往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日益多元化都显示出文化变量因素会直接影响国际谈判,文化性的差异也对国际商务产生独特的影响,这是业务核心总很具挑战性的元素。其中语言、宗教、价值观、风俗习惯、教育和社会机构等是一个社会特定的环境,能够为对不同行为模式的沟通提供基本的模式和渠道,国际谈判需要从事实文化和知识的解释两个方面入手,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它诠释了经验的重要作用。国际商务谈判完全属于一种跨文化层次的沟通和交流,是由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为了经济上的共同利益积极开展的经济活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为国与国之间的商务往来提供了便利,但是文化差异也应该越来越值得重视。从解决文化差异做引导解决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发展问题,有助于中国的招商引资,甚至是开辟国外市场,促进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也在世界的范围内扩大中国的合作伙伴,实现多国的共赢局面。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二

:开展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活动,应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用人需求,把握好人才培养定位,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本文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该学科人才培养定位进行了探讨,以期达到提升人才培养成效的目的。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为社会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满足社会和企业的用人需要。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需要对才人的培养作出科学的定位,这样才能明确人才培养需求,更好地让人才教育工作的价值得到体现,让学生在走出校门后,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现阶段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比如:职位不匹配,就业面过窄等。因此,为了有效解决当前的人才培养问题,人们要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做好人才培养的定位工作。

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下,大众化教育已经成了主要的人才教育理念,不同领域学科专业人才数量大幅度提升,但是高端人才的数量和比例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尤其是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继续进行深造和参与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很少,整体比例基本维持在千分之几的层面上,绝大多数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是从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文字类工作。所以,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教学活动过程中,人们应该要对学科设置状态进行明确,并且对社会用人需求进行充分的探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既考虑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用人需求,增加更多应用型文学的内容。但是应用型汉语言文学本身的专业基础与其他理科专业和科研项目学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具体学科领域和专业设置方面,当前集中于“广义文学”和“狭义文学”两种学科设置特点,对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说,以往教学活动更多地关注艺术化的“狭义文学”特征,而对实际社会生产方面的文字需求没有进行更加全方位的应对和考量。

第一,品德素养定位。在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要对学生自身的品行、道德、素养进行准确的定位,确保人才本身需要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事业观,这样才能确保人才可以在自身岗位工作中,踏踏实实地完成自身的工作任务,具备文明诚信、爱岗敬业、团结奋进的良好品质和较强的责任感。对于人才教育培养来说,良好的道德情操和修养,可以让自身不断地反思和内审,让人才自身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意识得到不断的发展。“一方面具有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理解(知识层面),另一方面深受古典与现代人文精神的熏陶,能够在坚持个人的独立、自由中以天下为己任,担当国家、民族、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精神层面)”。在人才培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让学生能传承良好的文化精神,具备良好的人文品性,真正地站在社会文化的前沿,为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做新时代的新知识分子。第二,知识定位。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来说,其本身需要对于汉语文学的相关知识具有较高的掌握水平,同时具备开拓的视野和扎实的写作功底。在专业办学的过程中,应对本专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地跟踪,让学生具备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面主要集中在文字工作领域,只有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才能更好地应对实际社会岗位上的诸多需求。学校要科学地对自身的专业课程结构进行调整,融入更加科学的教育理念,切实地打造一套更加完善的理论知识教学体系。第三,能力培养定位。对于新时期的人才来说,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人才所必备的能力,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更是如此。在人才培养中,只有明确能力培养需求,才能不断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人才需要具有较强的思考能力和质疑能力,对汉语学科的前沿问题有着浓厚的探索兴趣和探究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对于不同领域的写作技能方法进行掌握,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和语言文字材料加工的能力。同时,人才也需要具有足够的沟通能力,可以在日常工作中胜任各类工作的需求。以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定位为基础,人们需要对于实践教学活动进行更好的创新,融入对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的全面目标。例如,在专业技能训练和具体实践活动中,通过展开与岗位结合紧密的实训活动,让学生自身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在学生进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学生信息获取能力、文献检索能力、信息收集能力进行培养。在日常教学中,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相关的技能比赛、专业技能认证,提升学生整体的综合素质。

总而言之,由于当前对于应用型汉语言文学学科特征了解不够深入,人才培养定位工作开展不够准确,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活动的开展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想切实地落实好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人们必须要对学科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找准切入点,提升办学体系的科学性。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三

中国江苏早在17世纪中叶即已形成了与现代行政版图近乎完全相同的“体国经野”“以民为极”的省级政治、经济、文化区划。实际上,若依历史文化脉络沿时空上溯,远自春秋以来的数千载文化的一脉相承,已经为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构建起了一种独特的超文化表征。这种超文化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文化的超时代性、超地域性、超文化性,无论是其“体国经野”的治理理念,还是其“以民为极”的民生天道的抚民思想,都超前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

(一)吴韵汉风与句吴文化等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由来以久,远迄自春秋战国时代,这一区域即已率先成为文明最为开化与文化最为融合的地区。而春秋时期的泰伯奔吴则不仅为吴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且更为吴地带来了一种谦让宽仁的超文化精神,并将其所带来的先进生活经验与生产技术等加以文化性地因地制宜,最终深度融合而成了一种有着吴韵汉风表象的句吴文化。从而开启了江苏省历史上长达千年的灿烂辉煌的文明篇章,泰伯亦因此而被称之为江南鼻祖。应该看到,以江苏省域区划为核心主体的句吴文化,为中国近代史荟萃了饱含天时地利人和的人文精髓,使得整个以江苏省其时的文化得以成为文化的里程碑式的典范,并得以在人文与财赋两个支撑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层面冠绝中华。句吴文化在时代的渊薮与文化的氤氲下,与本土文化交相激荡、彼此融汇、共生共荣,最终形在了一种独特的泛吴文化意义上的文化类型。该文化为后世的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等的缘起,铺就了坚实的文化基石。同时,这种泛吴文化亦成为江苏省区域文化的一种表象化的综括与贯通表达。

(二)楚汉文化的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既有着吴韵汉风的春秋婉约式表达,又有着楚汉文化的刚劲雄浑式表达。尤其是以江苏徐州为中心的楚汉文化,更是以其南北共塑的中国文化史上罕有的特征,将刚劲雄浑与尚武崇文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地理位置而言,楚汉文化正当东襟大海、西据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之要冲,如此关键的地理区位、周遭环境、文化氛围更是为楚汉文化建构起了一种整个江苏省区域文化为典型的江南繁庶文明影响下的清雅的文化特征。从戏曲文化而言,江苏省区域文化中有可为动漫产业利用的“拉魂腔”等独特文化韵律;从文学作品而言,这里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独特言说,并且,这里亦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汉文化与吴韵汉风的句吴文化,最终共同形成了一种“好一朵茉莉花”为俪采追新意象化形象的区域文化;并且纯文化层面的北经南玄二学的渊综广博,亦与教义理念等在此进行了深度融合,进而完形而为一种能够诉诸于动漫产业化的区域文化的意象化弥纶表达。

(三)分途异向深度融合的区域文化符号。

江苏省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研究其利有二,其一在于透过动漫产业与区域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能够强化区域文化特色,又能够顺势而为地进一步快速发展相关的区域文化产业。其二则在于能够借以实现动漫产业发展与影视产业发展的平衡、动漫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平衡、本土文化语境与全球文化语境的平衡。同时,由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研究出发,还能够为区域文化更加充分的可持续发扬与永续利用,带来引领区域文化踏上新台阶的丰厚的文化积淀。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源自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承载着中化文明上下五千年的龙脉遗风。甚至早在魏晋南北朝纷乱的时期开始,江苏省域的区域文化即已在淮北、淮南、江南等三大区域产生了分途异向与汇流融合等不断演变,在这一演变、衍生、延展的整个过程当中,江苏省的区域文化由此开始渐现雏形,并在此后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种灿若漫天星斗的一直延续及今的泛江南文化,进而建构起了由这种泛江南文化抽象而完形的区域文化符号,并由此升华而为一种区域文化抽象化的统摄表达。

(一)多元一体化的文化特征。

江苏省区域文化特征首先即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有着历史文化根性的多元性、丰富性、灿烂性,其多元性主要反映在北方多民族南迁的士族庶族等的多元深度融合上,其丰富性则表现在多元文化的一体海纳、一体包容、一体衍化等方面上。而其灿烂性,则表现在整个江苏省域的江海文化、运河文化、山文化、水文化、湖文化等的深度融合等方面。这些区域文化的符号表达,为江苏省动漫产业的区域文化特征带来了一种形诸于区域识别性的文化表达以及形诸于文化、习俗、价值观等隐性元素的无形的区域文化,形诸于建筑、服饰、方言、特产等显性元素的有形的区域文化表达。这些区域文化表达,由吴韵汉风和楚汉文化等人文因素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既有着贯通性、渗透性、补充性,又有着相依性、相济性、相融性;从而成就了足以为动漫产业提供发展支撑、发展依托、发展根性的突出、鲜明、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并为江苏省动漫产业与区域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深度融合提供了文化一体化发展、一体化、一体化等的宝贵基质。

(二)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

文化研究的因素相关性使得文化研究有着远比其他任何机制都更为复杂的成因。其漫长的时代沿革、历史建构、地理氤氲、人文浸染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改变、左右未来。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既有仪式性的源于三国时期的放施食文化,又有着儒释道深度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同时,更有着敢于问鼎天下的最为典型的楚汉文化。这些文化特征均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了永续参照的遗存,并且,更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了由词汇、语言而文学文本,由图腾、纹饰而绘画建筑等的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的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在人、山、水、江、海、湖等六位一体的特殊文化载体下,以其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孕育出了共存共荣共生的文、德、宽、和与武、劲、雄、阔相融并济的世界人文历史中所罕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同时,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所特有的这种文化体系,更将其人文精神表达为一种负山带江的超越了人文精神的虎踞龙蟠气息。

(三)超文化特征。

追溯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源头可见,其起源于一种礼仁谦和的仁者之风。这种仁者之风由吴太伯所引领,历经千余载传衍而为整个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带来了一股中原文明风行草偃般的心灵教化,而这种心灵教化式的自上而下的规训,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一力倡行而我国后现代所至为缺乏的。这种仁者之风为江苏省动漫产业赋予了一种超文化的根性灵魂与超文化的仁风精神的独特秉赋,其既具有着大河前横大江流东的吴韵汉风,亦具有着慷慨豪放悲歌激昂的楚汉雄风。同时,从动漫产业视角而言,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中的董仲舒,更是江苏历史文化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其关注民生天道为仁的极致仁爱思想,以其超时代性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理念竟然完全不谋而合。这种人性赞歌,足以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一股强力驱策的文化新风,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亦涌现出了“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高尚情操表达的值得弘扬的超文化特征。这些超文化特征均可在动漫产业中加以更加充分地应用,使得这些特征能够成为历史文化铭记下,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抽象化的永恒象征。

(一)发展举措。

动漫产业取材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两大动漫国度——美国和日本即是活生生的实例。美国动漫完全取材于其建国以来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而日本动漫则更多地植根于源自东方神秘文化的怪力乱神。由此可见,文化才是动漫产业快速腾飞的根基、根本、根性灵魂。江苏省历史上自汉末魏晋以来即渐成中国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核心区域,其区域文化由此而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千余载的文化气息氤氲、文化氛围熏陶、文化环境笼罩,使得江苏省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恰恰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模因。深入挖掘吴韵汉风与楚汉文化等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资源,并针对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资源进行可持续性且有意识地培育,按照江苏省内的县域等自然文化单元进行区域文化区划划分,建构起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产业区,并由文化产业区向外进行基于文化的传播辐射,使之形成一种文化可继性、中继性、延继性。并在此基础之上,由这些区域文化之中萃炼、提取、锻造出可资开发与可供利用的动漫产业文化素材。

(二)发展路径。

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在明晰思路把握特色之后,后续的工作即是研究发展路径问题。从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发展举措观察,实际上,欲将动漫产业落到实处必须首先构建区域文化平台。区域文化平台既是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落到实处的根本保障,又是有效延伸整个江苏省动漫产业链条,也是将整个江苏省动漫产业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从上体的路径来看,必须在区域文化平台的构建过程之中形成文化的实体组织,从而方能将有形与无形的区域文化整合为真正意义上的概念。同时,应更加深入地研究吴韵汉风与楚汉文化区域资源和动漫产业的深度融汇。并且,在文化产业链的效应下,不仅要深度挖掘区域文化,而且更要发扬光大区域文化,不仅要实现区域文化的泛区域化构建,而且更加加快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区域文化效率的切实提高,更快更好更大力度地对江苏省动漫产业带来依托、刺激、推动作用。由此方能由区域文化特征形成一种强烈的区域文化本土化的文化认同,以及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一种将江苏省动漫产业嵌入至区域文化之中,并将区域文化不断整合为动漫ip表达的良性循环路径。

(三)发展展望。

江苏省区域文化与江苏省动漫产业,二者之间既存在着联动性又存在着相互的深度融合性。区域文化能够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提供基质、源泉、动力;动漫文化产业则能够为区域文化带来数倍乃至于数十倍数百倍的反哺与回馈。发展江苏省动漫产业区域文化重在创新文化发展理念与不断增加区域文化的文化功能价值和文化衍生价值。并且,由此大力提升区域文化的辐射价值,拓展区域文化的动漫产业发展时空,以文化为根本、以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为蓝本,将区域文化与文化衍生创新、文化衍生发展、文化衍生辐射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区域文化快速实现提振、升变、跃迁,从而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最为重要的发展依托。这些区域文化中的文化元素都可以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创制的有机的文化模因。并且,应针对区域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现代科技介入与创新,以期更进一步地大幅提高区域文化传播水准、质量、效率,进而形成有机的可持续的文化产业链。由文化产业向其他领域不断辐射,打造出具有江苏省文化特色的以省级为主核心,以县级为副核心的多核心动漫产业区域文化体系。

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是我国中华文明之中最为独特的存在,其有着中国历史文化传衍过程中,吴韵与汉风、吴文化与楚汉文化三者深度融合的结果,因而,其具有非常鲜明的泛文化与超文化的双重特征。江苏省域内的区域文化以其“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先进的超文化思想成为动漫产业足以借鉴的区域文化永恒的符号表达。同时,这种区域文化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分途异向与深度融合的符号化图景,亦给现代动漫产业创制带来了一种重要的发展参照,尤其是江苏省域内区域文化的一体化与刚柔并济的超文化特征更是成为江苏省动漫产业发展,由文化创制而文化核心,由文化核心而文化体系的重中之重的根本模因。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四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水的记录也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灭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语皆情语。初读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复仇》、《老鲁》,还是其他的作品总有一股淡淡的韵味萦绕在心头。一切语句中都有着气氛,人性的气氛。不直接描写人物,只凭着这些气氛使读者体会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贯彻的。

我认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坏了散的自然与纯洁,散的意便会化散开去,这便失去了散的根。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说:“我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而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没有一种深邃的体会,不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怀有一种强烈感情的人,是吐不出几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处是没有意识到丰富的人生阅历,复杂的心路历程,百态的人性面目对他的创作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严紧的小说,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铁箍捆绑住的南瓜,最终只能面临爆炸。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发言为诗。”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散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诗的最本质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处不在。诗美是艺术美中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着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

诗并不只是在诗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所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细品其中饱含诗的韵味美与节奏感。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正是诗人的典型特点:无论如何坚持也要冲破黑暗。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划为右派,他也仍然坚守着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诗,这正是对这本小说选的最佳诠释。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对于人性的解释即对于真善美的诠释,作者个人的感情的宣泄、表达也就自然包括其中。这都融入一个“情”字,这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善恶观、是非观,又从某种角度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描写。情于民间,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无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话可说,有事可叙。汪先生的《老鲁》、《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正是这样反映民间事的佳作。

散、诗、情,只留下了《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陈长庚,《故乡三陈》里的三陈,《徙》里的一辈子也未得“徙于南海”的高先生,《八千岁》里总是穿蓝布二马裾吃草炉烧饼的八千岁,以及《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年轻的十一子与巧云。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五

戏剧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等形式将对人物间的故事叙述通过舞台表演艺术进行表演出来,它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主要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等。所以,一台戏要有合适舞台场景、优秀的演员,还要有室内的真实的布景、适合的道具、化妆师、灯光师、服装设计师,有的戏剧还要有背景音乐伴奏等等。这些背景都为戏剧的演出起到烘托作用。剧本不等同于戏剧,它是构成戏剧的基本因素之一,它是一种文学体裁,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阐述剧本的特点:

散文和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不受到空间和时间概念的限制,但剧本和小说、散文不同,剧本要求时间、人物、情节、场景要高度集中在舞台所承受的范围内。舞台的表演与时间关系密切,时间不宜过长,也不易过短,要符合观众的承受时间,所以剧本的篇幅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人们的语言表达也不能特别多,观众会有厌烦的心理,有些语言与表情是让观众去思考的,去想象的,因此,编写时还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可用“前台词”“旁白”来承上启下,例如,张伟老师的《七步成诗》,旁白写道: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旁白用简单精练的语言首先交代了这出戏发生的时代、主人公,并且引出了接下来要出场的人物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剧本中的故事情节要求必须通过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体现,剧本要比其他文学体裁更加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我们所能体会到的真实的冲突。剧本是通过表现矛盾冲突来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且要以矛盾冲突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所以说,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只有冲突的呈现,才有戏剧的精彩,演员才有发挥的余地,例如张伟老师的《七步成诗》,以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七步诗》创作的背景为依据而创作,“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戏剧冲突反映着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情节变化以至于达到高潮都是需要人物的心理因素的构成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构成了剧本的主要情节结构,一般说,剧本的情节结构可以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的,不然戏剧的可看程度就会减半,在大幕拉开的是瞬间,我们进去了故事情节当中,主人公的苦笑就会带领我们如何去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开端起着介绍人物关系和揭示矛盾冲突的作用,发展表达除了矛盾冲突向前不断发展的全过程,演出时从矛盾发生时就指引观众如何去感受当时的气氛,高潮是矛盾冲突发展到了最高的顶点,就是故事的最精彩部分,这时的剧情也最吸引观众、最扣人心弦的主要部分,也是戏剧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剧本的主要内容就是靠剧中人物的语言魅力,语言就人物塑造成否的主要法宝,一句话,一个神态表情都贯穿着全文,所以语言很重要,还是就是选择演员是最重要的,只有适合的演员才能用真情实感把剧中人物的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才能让我们看起来大块淋漓,这样的戏剧才是成功的,才是观众喜欢看到的。例如,《七步成诗》,旁白写道:“东汉建安26年,曹操身死,其子曹丕继父之位。当此新老交替之际,内有外患,家国仇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剧本主要是通过台词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性格。因此,台词语言要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和思想感情,要通俗自然,简练明确,要口语化,要适合舞台表演。如《七步成诗》中,曹丕的语言,曹丕对华歆说:“先王刚刚去世,举国哀痛,民心不稳,千头万绪,你要处处小心谨慎才好,遇事多想想。”历史上曹操对人的残忍、猜疑,不下于其父曹操。曹丕的话可以表现出他性格猜疑,做事小心谨慎。曹丕对曹母说:“曹植是我的亲弟弟,我俩是您的亲生儿子,他还是父王生前的宠子,纵然他有天大的错,我也不会置他于死地的。”此台词充分表现了曹丕虚伪的性格,曹彰有战功,曹植有文名,对曹丕都是威胁,曹丕下毒毒死了曹彰,在《三国演义》七步成诗中看,看起来曹丕宽宏大量,放过了曹植,事实上曹丕曾多次陷害曹植。舞台也是一种表演,这种说明又叫舞台提示,也是连接着剧本的重要内容,给了剧本上的文字补充,舞台说明包括剧中人物表,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服装、道具、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动作、上下场等,这些说明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六

这类小说,情节不再是构成小说最核心的因素。它在浓重的抒情语言特点下展开叙述,显示出散文化的结构特征,缺少传统小说矛盾冲突的戏剧性,所以又称之为非戏剧性。它没有传统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大多是平常生活的自然呈现,也都润泽在平凡的叙述中。江苏卷选的师陀的《邮差先生》,只是通过一个亲切温和、悠闲自得的老邮差的见闻展现小城安逸、祥和、淳朴的生存状态;选的沈从文的《会明》也不注重情节的`编织,只是写了一个普通至极的旧时代军队伙夫——会明,在喂小鸡之后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的故事,并借他的视角讲述那个时代里生命的卑微和普通老百姓对于生活的最基本诉求。这两篇文章都只落脚于展现生活的本色,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节。

2.人物性格层面的淡化。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强调塑造“典型人物”。而散文化小说却有悖于此,作者刻意淡化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只去呈现人物的原生状态。也正因为这种特点,江苏卷的命题者针对《侯银匠》这样设题:小说题为“侯银匠”,但是写侯菊的文字较多,请结合全文探究作者这样安排的理由。

3.意境层面的营造。

散文化小说中,意境是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也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反映及民情民俗、人的生存状态的再现。汪曾祺在谈及现代小说散文化的问题时曾指出:“所谓小说的散文化,那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他本人的小说就着力于氛围的渲染,并不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描写,从而构成一种特别的情调。江苏卷阿城的《溜索》中就对怒江大峡谷险要高峻的气势给了颇多笔墨,这个特点也体现于当年的命题上:文中画线部分描写了峡谷险峻气势,请分析其表现特色。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七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都具有文本性,从文本性出发,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非常迷恋边缘文化,确信自身的边缘化策略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叛,他们常常刻意把文学置于意识形态的边缘地带。通过对边缘状态的书写,新历史主义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的广阔背景上,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了探索和说明。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重视和强调。这种做法突破了各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而确认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重视了文学与社会风尚、心理特征、国家机构、宗教形式、权力结构、传统惯例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广泛关联,把文学重新植根于人类历史的沃野,这不仅纠正了对近一个世纪以来各种形式主义理论的学说偏执;同时,相对于传统文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化处理,它对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性关系的充分说明,也是一次有力的矫正。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八

说来惭愧,我是个好吃的人,但又成不了美食家。读书也是,虽杂不精,儿时家训:惜衣有衣穿,爱书有书看,故而勉强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看书很少谈什么体系,管他什么名家名著,一册在手,翻翻插图,看看目录,凭着跳跃眼中的只言片语判断要不要细读慢品,就像与人相处也是如此,第一眼的喜好决定了相交程度。**惯延续,虽存局限,即使错失,不留遗憾!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在我“随便翻翻”中常置案头,百读不厌,如若错失,定有遗憾!

读汪老的第一篇文章是《故乡的食物》,早都说了,我是个好吃的人,自然容易被介绍美食的作品吸引。古往今来,从苏东坡到李渔,从袁枚到梁实秋,直至周作人、林语堂、陆文夫、贾平凹·····这些作家都写过谈吃论喝的作品和随笔,而汪曾祺的美食散文独开一枝,厚重且飘逸,世俗又脱俗。笔触灵动,娓娓道来,齿颊留香之余深谙人文内涵。我的故乡和他比邻,乡土风情多有相似,笔墨之间倍感亲切。少年读时只想尝味,及至成年背井离乡,品尝了人生诸多酸甜苦辣后再读旧文,更加明白“乡愁是病,食物是药”,没有食物和文化的承载,又怎能体味得到蔬食三昧?首篇“炒米和焦屑”确实说不上有什么好吃,不爱它的人更加费解,不就是把米炒熟、将锅巴磨碎赖以果腹的方便食品吗——可今年寒假结束,离乡返粤,我有限的行李之列就带了十包锅巴!连自己都奇怪,数十年往返奔波中,对手提肩背早就不堪负重,因此庆幸在物流如此发达的今天,每每选择寄走行李,可连贴身衣物都懒得携带的我,为什么不把锅巴一并寄走呢?——衣服脏了可以再洗,锅巴碎了可不行!那掉落一地的乡愁啊,恐怕才真是不堪负重吧!

当然,汪曾祺的作品远不止介绍美食,涵盖了散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行文看似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在语言上,他非常重视干净自然,要求自己“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读他的文章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仿佛啜品醇厚绵长的老酒,以为酒不醉人,其实早在开坛的那刻已陷入了酒香中。这方显汪老功力的炉火纯青、臻于化境。一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的确如此,文章的好坏,在于通篇读下来,或如沐春风,或引发深思,无论轻松或沉重,能给人带来感觉和思考的,才配得上“文章”二字吧!要不《聊斋志异·司文郎》中的瞎和尚怎么能仅凭嗅觉便可得到或如饮甘霖或咳嗽作呕的反应呢!

“姐儿仨有时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在人家大门口!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

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

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

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这样的文字,汪老信手拈来,生动活泼语言精炼,源于生活语感艺术,这样的文字真叫人喜欢!

文如其人,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出生殷实人家,求学西南联大,虽谈不上口含金匙,也算大好前程。但个人的力量再大,在时代波流中,很多人生道路却是身不由己的选择!从曾经衣食无忧穷到“一度想死”,从阶下右派到“御用文人”,从不想出名到晚年盛誉,他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有低谷有辉煌,尽管如此,仍能够跟随内心的召唤,一草一木中感受微小的喜悦。有人说,应该像鲁迅那样拿秃笔当利剑才能真正表达出语言的力量,汪曾祺文中有花花草草、风俗饮馔,看似平和的文字下,未尝没有忧愤和抗争,虽然他表现的不像鲁迅那么明显,这可能是一个人自小的成长环境和个人气质所决定的吧,他不是愤世嫉俗的战士,他也许只是个朴素的文人!

我们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看不惯的东西那么多,如廖一梅所言:“平和天真的外表下是一颗狮子般怒吼的心灵,永远无法向现实妥协。”每每念此,也恨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可随着岁月加持,邪魅退散,应该相信,该开花的会开花,该发芽的'会发芽,即使什么都没看见,也还有种子会留在土里!

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感到忧虑和恐惧时,读书让我安静。好友喜年少家贫,出自深山,她说:“你工作在图书馆,给我推荐些书呗”,我自知才疏学浅,无法像钱钟书一样挥手列出洋洋书单,我对她说:“没事读读汪曾祺吧,不必刻意,随性就好”。

真的,没事读读汪曾祺吧!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简短篇九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也堪称21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特征,并蕴涵着现代性特征。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张恨水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文化融合改造的可能性,对当今文学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作家,由于他对旧通俗文学的现代性改造,打通了雅俗文学的边界,因此也堪称为20世纪的雅俗文学大家,其作品如《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是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张恨水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于传统中融合新知却又不生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新旧融合改造的可能性,这正是张恨水的价值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弄清张恨水传统的旧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他作品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征,从而在历史的流变中欣赏他的独特价值。

张恨水的小说赢得新旧两方面读者欢迎与他创作背后独特的文化心态有关。他说:“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一方面是新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是旧的传统的文化心态。但毕竟时代氛围不同了,他所处的是一个传统文化失去主导地位的时代,外来的西方文化逐渐成为强势。迫于时代压力,再加上在新式学校受教育时“我受着很大刺激,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使他具有趋时向新的心理。然而,在张恨水的心理构成中,无疑传统文化成为主导。他的趋时向新的心理只不过是时代压迫下新的文化心理的无奈追加,只是起着催化他适应时代要求的作用。由此他的文化心理构成逃不出“中体西用”的框子。这决定了他的文化心态是稳中求变。促使他在旧的传统文化支撑下吸收融合新的文化素养,使旧的文学焕发出富有现代性的活力。导致他具有如此的文化心态,当然有“过渡时代”的原因,再加上他个人所接受的旧式教育,使他“长久地在新旧文化之间徘徊着,艰难地进行着对新旧文化的独特选择,在新旧兼容中探索着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作为通俗小说大家的张恨水作品具有丰富的传统的文化特征。张恨水的小说深植于丰厚的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地层,水乳交融地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因子连脉,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走向的一种必然。虽然,古代神话与传说的审美形态简单,审美方式稚嫩,但是包括现代通俗文学在内的所有的通俗文学都同它有着割不断的审美渊源。张恨水的小说虽然在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有所改善,但基本形态方式未变。如《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和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四角恋爱中充满了传奇般的色彩,令人啼笑皆非。而《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和金燕西的爱情离合也是在生动曲折的故事推进中让读者获得无限的审美情趣与愉悦。

张恨水由于是一个传统型文人,自然具有丰富的传统思想特征。他从启蒙时期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时代熟读孔孟之书,形成正统的儒家文化心理,成为他的人格支柱。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坚持儒家伦理道德。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立人”、“立国”的根本,将“尽孝”、“尽忠”视为做人的起码道德。他的个性与气质与儒家标榜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信条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其作品中主人公的一些性格特征成为他这种性格特征最生动的注解。从《啼笑因缘》中主人公樊家树对待爱情的心理中,可以看到很深的儒家文化心理特征。他对爱隋的艰难选择体现了传统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徘徊、彷徨的心态。他具有强烈的“平民化”色彩,这与儒家的“爱民”思想相关。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具有淡泊名利的儒家内敛的风范和为人处世的伦理特征。他对于沈凤喜、何丽娜的爱隋选择,无疑是在传统儒家伦理与审美价值观下做出的选择。由于他固守东方传统文化,所以喜欢具有东方古典美的少女沈凤喜,而不喜欢具有现代西方美的何丽娜。作者故意将沈、何两人的面貌设计一样,更让读者明白,樊家树的选择,女性外表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内在气质。樊家树在儒家审美情趣的影响下,更喜欢天真浪漫、温柔多情、委婉含蓄的沈凤喜,显示了他对以儒家审美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情调执著而深沉的追求。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恨水小说乃至他本人身上浓郁的传统情调与儒家文化特征。

传统佛道思想更是张恨水重要传统的文化特征。我们看到他借助佛教来超越现实人生,解脱内心痛苦,寻求精神和谐。同时,他又用道家思想使自己享受生命乐趣。我们可以从他的重要作品《金粉世家》看到浓重佛教的“色”、“空”风格。张恨水在自序中也说过“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所以然,《金粉世家》之如此开篇,如此终场者矣。”在《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爱情本身具备世事姻缘各有机缘的佛教思想。

何丽娜为获得樊家树,宁愿一个人呆在西山别墅,清心寡欲,用佛学来解脱自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张恨水浓厚的佛教文化特征,张恨水是借助佛学来体验人生的悲凉感,用佛学去支撑起自己的人格大厦。由于双重人格的影响,加以旧诗词的熏陶,张恨水具有浓厚的名士情结,这也是他的传统文化特征之一。他自己也曾说过:“用小铜炉焚好一炉子香,就作起斗方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的主人公杨杏园无疑是对张恨水自己的一个有效注释杨杏园是位颇有诗兴词趣、性格孤傲、不乏正直善良的人但由于没有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保障,其名士气不是很潇洒具有穷愁的意味。他淡泊名利,具有超逸淡远的人生态度他对梨云除了情感寄托外,自然具有才子佳人传统文化情结的根由。当梨云死后,他写挽联,清明祭典读悼文,如在第二十九回中,杨杏园独自游园,心情落寞,借景想起“春江水暖鸭先知”、“红飞花影瘦”等诗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落异乡,颇有名士气的文人形象。杨杏园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范,不仅是儒教风范,也是名士情趣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张恨水的名士情结。

张恨水小说的审美题旨同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联系,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从审美的综合因素来看,张恨水小说不侧顷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社会言情的走势流向,且极力地拓展了通俗小说的审美疆界,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张力,使张恨水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真正的嫡传者。

张恨水处于过渡时代,自然我们会发现他身上富有活力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特征。他主张创作要符合时代要求。他具有传统的“风流才子文人隐士”的思想习性,又有对新事物与时代风气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张恨水身上具有同时代知识分子趋新避旧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的小说逐步摆脱旧文学的束缚,不断吸纳新文学富有现代特胜的因素,获得广泛的欢迎肯定。他走着一条同新文学殊途同归的路。他一方面坚持传统文化,用通俗小说的各种样式创作;另一方面又因时而变,将旧的东西转化成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恨水因时而动的趋新特点可从他对传统章回体通俗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性改造中体现出来,使之重获生命力。张恨水凭借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吸纳新文学各种必要因素,他认识到旧的通俗小说艺术更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主张“花样无非翻旧套,文章也要顺潮流”。他在作品取材、思想设定上顺应时代潮流,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场,接受个性解放意识和平民精神;在艺术技巧上花样翻新,学习新文学技巧、注重细节描写、性格刻画和景物描写。

张恨水对旧章回体小说现代性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张恨水小说具有浓郁的反封建色彩。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从社会一文化角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罪恶;而《金粉世家》是从宗教一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维系的大家庭制度的衰亡过程及其必然趋势。这些作品的叙述态度是理性的、温和的。张恨水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虽然没有对民主自由进行显性的呼唤,但在一系列冷静平和的描写中,透露了他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憧憬。在《金粉世家》的女主人公冷清秋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特征,她可以说是我国20世纪初叶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女性典型。她有林黛玉的才情、孤高和多愁善感。在爱情失落后,她就有脱离金家自力更生的打算,并主动向金燕西提出离婚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她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摆脱金家奢华的大家庭的束缚,最终走上了“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自食其力的道路。她以卖文、卖字为生,生活虽清苦,却十分清白自在,成为当时许多女性奋斗的一条道路。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全新的现代思想与特征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的熏陶。

张恨水小说思想内容的现代化特征,更在于他紧跟时代选取题材、内容。他主张“我于小说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意思就是多试一试。其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而在创作中他是不肯和时代相脱离的。“至少我是不肯和时代思潮脱节的人。”再加上他的创作是“叙述人生”,因此,紧跟时代选择创作、题材,是他无法避免的。

张恨水对章回体通俗小说的改造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上,他将我国的传统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相融合,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显示出与旧章回体通俗小说不同的特征。对此,他有自己的主张:“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和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写些小动作……这是得自西洋小说,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的,那意思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在人物描写时除了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用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外,他适当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如《啼笑因缘》里沈凤喜的描写多用心理剖析。《金粉世家》里女主人公冷清秋的塑造,更多借助心理描写完成。在情节结构上,张恨水将传统小说的曲折多变、引人人胜与现代小说睛节结构的开放性结合起来。对传统的粉饰现实的大团圆审美观念的不满和唾弃,是“五四”新文学的美学特征之一。张恨水小说情节设定上具有这一现代性文学特征,摆脱了传统文学的倾向。《春明外史》主人公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虽缠绵多情,却以悲剧结尾。《金粉世家》就是主人公冷清秋的悲剧叙述。《啼笑因缘》更是对传统审美圆满主义的一大突破。

总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张恨水新旧文化特征,发现他走的是一条用创作实践使旧的通俗小说焕发活力的道路。张恨水的存在昭示了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对今天的文学现代性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命题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化,成为现代文学的有机营养。张恨水对旧的通俗文学的改良,无疑成为这个命题的一个不错的参考答案。张恨水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学因素的融合是成功的。这同张恨水不断的探索创作有关,这种一生不止的探索精神使得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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