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模板16篇)

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后对自己的感想和思考的总结和概括。那么我们在写读后感时需要关注哪些要素和技巧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教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

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表达而己。因此，我准备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展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战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

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

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如果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导，并对这些信念坚定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碌碌无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背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很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肯让步。

这让万历非常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决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圣上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圣上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该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

好不容易，张居正死了。万历长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突然发现，他依然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文官集团总是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成君成圣，而不是听从他的命令来做事。换而言之，万历想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团却只需要一个象征性地君主。万历曾抗争过，先是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很轻易地干掉一个人，但是却干不掉这个集团。

以言官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这些言官，轻则弹劾同为人臣的官僚，重则斥责皇帝。比如，万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早朝时，就有言官上疏，说“皇帝身体不适，但是后宫却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检点。万历一怒之下，当然重责了该言官，但是该言官却因此获得了“因直获罪”的美名，以至于后来很多言官纷纷效仿，即使被罢、被贬，甚至被杀，却依然阻挡不了指责皇帝的浪潮。

到最后，万历累了、厌倦了。他既然无力战胜文官集团，就干脆放弃吧。于是，他开始拒绝早朝，拒绝出席各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拒绝接见大臣。皇帝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纷纷上书，直指皇帝懒散，甚至说，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国之不国，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讲得字字见血，堆得比天还高，这个时候的万历己经懒得批一个字了，也懒得反驳，也懒得打回，任由大臣去骂去折腾，他祭出了“无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这么耗着，帝国也依然有条不紊地转着。只是1578这一年，张居正死了，社会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时回老家了，内阁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继光被罢免了，东南的倭寇又开始猖狂了。这一切，预示着大明帝国己经出现了覆灭的迹象。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四

学历史，论一个王朝的覆灭，原因无外乎是封建制度的腐朽、皇帝的昏庸无能、不顺应时代的发展、严重的剥削云云，一切都成了格式化的模板，可以被套用并且冷冰冰的对每一个走向末路的王朝指手画脚。直到有幸阅读了《万历十五年》，才深刻的意识到，历史书上一句简单的甚至是不起眼的话，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历经了漫长的，真实鲜活的一段峥嵘岁月。

万历十五年，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年份，却在许多人看不到的地方涌动着暗流，大明王朝这一封建帝国看似与往常一样的在运行着，却悄然走到了崩离的边缘。构成这个庞大帝国的零件，皇帝、首辅、文臣武将、思想家及至每一个子民都各司其职，维持王朝这一大机器的运转，殊不知这个庞大的机器即将走向末路。

只有公平公正的法律才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治理社会的根本，严刑峻法的重要性可参看战国时期的秦国，本是被东方各国视为蛮夷的西方偏远小国，却能在商鞅变法之后并不算漫长的岁月里"奋六世而御宇列",一跃成为最强的国，明王朝没能走的更加长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法律的漠视甚至于一部分人的肆意践踏。

这部分人则包含于万历时期两万文官这一庞大的官僚集团之中，这一集团分散而又凝聚，冲突而又团结，在这一特殊集团治理之下的中后期王朝，看似歌舞升平繁花似锦，其实不过强行堆砌华丽空有其表。万历时代，皇帝是一尊被人摆放在天神位置的活着的祖宗，他是一种信仰，一种代表这个帝国的高级符号，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被文官集团制约，致使他一旦做出集团的人认为出格的事，就会招来无数参谏的奏本，有的人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进行"死谏"在这种情况下，万历皇帝逐渐心灰意冷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除非是出席重大的礼仪庆典，否则鲜少露面。

文官集团不仅制约着皇帝，还制约了政治体系的发展，首辅张居正生前想要推进赋税的变革以适应时势的变化，却因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于死后遭到清算，这场轰轰烈烈历时持久的清算运动之后，改革被迫流产；高级将领想淘汰落后的军队"短板",建立有效的机制以适应边境防御需要的努力，也在文官墨守成规的情况下付之东流。只有戚继光依靠张居正的荫庇组建了战功赫赫的戚家军，()编制了一整套完善且强大的治军方略，但这一成功的个例也在张居正死后的清算运动中逐渐消亡。

久而久之，大明王朝在积弊已久的情况下脱离轨道也是不难预见的事了。一但偏离轨道却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那么无论是活着的祖宗万历皇帝、以首辅为代表的朝廷臣子、有抱负的爱国将领、标新立异的思想家，还是每一个兢兢业业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普通民众，都无法阻挡一个王朝的谢幕了。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五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七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八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这一年，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走了，随后不久一个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死几个人是极其平常的，然而这个普通的一年却是整个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转折点。明朝在我整个历史上是极其重视考试的一个王朝，考取功名是万千学子为其奋斗一生的路，文治在这个朝代发展到了极盛，而这个极盛的点，又让万历碰到了，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嘉靖后期，经过了徐介，高拱，张居正的历位首辅不懈努力，在皇权与文官的拔河比赛中，皇帝终于发现，他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文官集团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到这一年，经过对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经清算的差不多了，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没有了张居正对他的限制，这些大臣对他的限制更厉害了，所有的斗争无非是披着道德的外衣而为获得权与力的斗争，于是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得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文官集团希望通过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则就是丢脸的事情，那么好战的武将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青睐！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与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

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的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也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个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约束维持统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给道德让路，所有评判的标准不是，是不是违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礼仪，当这套制度发展的顶端的结局，必然是造成一滩死水的和气，有人扔个石头，波澜一起，一切也就要开始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九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

到上一搜，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说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之一”。介绍中还引用了一句温总理的话（真实性值得怀疑）：“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温总理都百读不厌，定是经典之中的经典之作了。

因此就买了这两本书。至此两本书我也已看完。

万历虽然没有我想像的精彩，读起了也没有甘之如饴般美妙，但至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三纲五常只是在概念上，或者是在中下层百姓中运行的规则，或者是统治者控制中下层百姓的工具，在政治上却是全然不顾这一套的。在万历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君为臣纲”，也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不但控制不了朝政，控制不了大臣，他甚至在妻妾问题上都是那么地无奈，更不用说在立储这样的大事情上了。

当然皇帝有强弱之分。但对已是中后期的大明王朝，又不仅仅是强弱的问题。此时一切都已根深蒂固，蚂蚁憾大树，是何其之难！所以万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单个人力量是有限的，还是要建立健全的制度，靠制度来管理国家，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万历改变不了，只好消极怠工。张居正积极变革，但并未力挽狂澜，最终还被断棺戮尸。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甚至犯颜强谏，但也只是给乌烟瘴气的大明王朝吹来了一阵夏日的凉风，而他背后却悄然刮起了凛冽寒风。

书中还有一个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那就是戚继光。在历史书中我们只知道戚继光是一个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但从万历中，我们读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还感受到了一个英雄的暗然神伤。

是的，大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纵然有英雄盖世，也只能是浩气长存于天地，而不能力挽狂澜！

所以，万历还是有些看头的，对于明历史、观当今、思未来应都是颇有受益的。一本书能这样让人有所看，有所思，就算是本好书了！

《沉思录》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垃圾书。此书所有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与人为善。而这句话二千多年前的孔圣人早就开始教导咱炎黄子孙。所以，咱中国人不必读了！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一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许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件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颖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近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分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标榜为人民楷模，要人人都学习其精神，一边却想把他架空，认为其是个麻烦，从书中“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就可以看出。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许多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二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eanee：themingdynastydecline）是1997年5月三聯书店出版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万历皇帝、第二章首辅申时行、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第四章活着的祖宗、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1979年夏，黄仁宇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的撰写，主笔明朝部分，遂撰写《万历十五年》。此书写作历时七年，作者以深厚的史学素养和远见卓识，以文学的“梦幻般”的笔触，平淡而客观冷静地通过一个个典型人物与事件，“还原”并深刻分析了一个王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前世今生”，使读者仿佛能够触摸到历史真实的脉搏，感受到一个朝代的呼吸。

黄仁宇主张“大历史观”，强调历史事件发生的众多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黄仁宇运用他独特的研究方法，淋漓尽致地为读者展示一个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1982年获美国国家书卷奖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出版。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黄仁宇（1918-2000），祖籍湖南长沙，美籍华人，教授，学者。1936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辍学从军。1946年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以中国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汴京残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畅销书。

正如《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本刊“温故知新”栏目，特选载其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甚至可以说，戚继光的谢世纵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唯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綎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猝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窳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竞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十二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饷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確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二百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加之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下愈况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其运输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十二万人，分驾运粮船一万两千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十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七百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衬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綎，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綎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准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晋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剌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一千二百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暹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發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猝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唯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猝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力。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缫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弰，立而发矢。……镞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鸟铳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尔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缴获的战利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豕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勢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惰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由于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话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官军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惟独他从南方带来的三千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猷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势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总而言之，既有阴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势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一稍为休憩而转变一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一当一止”。这些姿势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拍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势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击西，出其不意。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十二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一名，火佚一名，战士十名。这十名战士有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镗钯”。“镗钯”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筅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十二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镗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则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變。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三千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一万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铳铳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十二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两支，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揆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膂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筅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饷，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三十两。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哪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猝应战，而使己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轻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被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平，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風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以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畿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当然也不会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蓟州任职达十五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手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授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十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两千里，使官军束手无策。

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按照规定的编制应有士兵八万人，战马两万两千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现存的数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属于本镇所属卫所的“主兵”，也有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后者的调防虽然带有永久性，但供应的义务却仍属原来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性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身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就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饷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粮饷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弄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

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畿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例作为背景。

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士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他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讦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备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两万人。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兵”相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摩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侮”。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己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嚼舌愧死”。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哪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褊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梁梦龙字鳴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邸，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人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厢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十五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厢，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径则小于两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两千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二十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十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十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镗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斫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人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人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蛮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蓟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此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二百五十人组成一個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七十座。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三千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一千二百座，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三层，台顶见方十二尺，可驻守30-50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饷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九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时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也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七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十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三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四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七篇即是万历年间的七面镜子，黄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国的二千年。

黄仁宇说：中国的症结无非是用道德代替技术。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造，皇帝、首辅、军将、地方官员、哲学家、乡绅等等各个层面，都需要一场大的改变，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因为法律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五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经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我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当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经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我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终，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杯具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期望经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读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十六

读完《万历十五年》，我想重点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这三个人物来分别分析明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状况和伦理道德。

书中，万历皇帝早期曾是充满激情的，曾希望励精图治，他阅览各朝实录，同学士们讨论历史兴亡，亲自徒步十余里前去求雨……但随着文官不断地对他提出劝谏，对他不合道德的意图作出抗议，万历皇帝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自秦开创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以来，君主受限的因素变成了伦理道德。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所谓道德礼法，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一种权威性的象征。纵使身为九五之尊，天子依然受制于群臣。万历皇帝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索性以“无为”来对抗文官，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在我看来，个人私欲同伦理道德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相背的，而万历身为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绝不能有逾距的行为。如果将私欲比作阴，道德比作阳，那么一众文官都不希望皇帝有阴的存在。他不能立心爱的皇贵妃之子为太子，也不能在死后同贵妃葬在一起，他无法置文官的意见于不顾。明朝废宰相，设内阁，是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但是万历年间，皇权却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这是合理的，因为皇权理应受限以保证政治的清明。但这又是不合理的，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设内阁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到了后世，这种制度却过度僵化，以至于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万历皇帝只能成为被体制束缚的傀儡。

从第一章开始，这本书就提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是个有执政才能的人。他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却惨遭抄家清算，甚至连“太师”之名也被夺去。他的不幸下场除却他自己处事不妥的因素以外，还离不开众文官集体对他的参劾。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是非常具有团体意识的，他们懂得什么时候同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敌人，来凭借多数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居正一生勇于改革创新，着实有功劳，他生前被人忌惮，还有很多人试图同他交好，而在他倒台之后，大家却又集体检举他的表里不一，独断专行和待人不善。这应该可以称作是“世态炎凉”。书中写，同乡之间，甚至是同年之间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官员，甚至考生与主考官之间，都是应当相互关照的。明朝时期文官俸禄微薄，为了彼此之间相互照应，产生了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团体。张居正在任官时期凭借自己个人好恶提拔官员，以致很多有权力的人都是他的亲信。而申时行在担任首辅之任时，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不断调解官吏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各种矛盾。有人曾背地里评价他，说他并没有什么建树。申时行只觉得他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他看来，如果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被纳入规范之中，都在正常运转。不管这两个人以怎样的方式处理政务，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朝政治体制之下官场上的腐败。

很久以前就看到过海瑞备好自己的棺材，然后去痛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那就是正直，甚至正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他力求节俭，吃穿用度一律从简，甚至连文书用的纸张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他的刚正不阿受到了一致的赞扬。文人饱读四书五经，知道什么是忠义，他们知道怎样能够流芳百世，所以哪怕放弃生命也要来贩售自己的道德。我们没办法揣测海瑞本质上是不是出于这种情怀，但是他确实身体力行，比谁都要清廉正直，爱惜百姓。

这到底应该如何形容？我们为他的高尚人格而感动，称赞他的品性，称赞他的节操。但是这种崇高的背后，实际渗透着千百年来为中国社会所恪守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经由历朝历代留存至今，皇帝用道德来统治人民，但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却无一避免地受到了道德的洗礼。没有人能逃脱精神上的禁锢，道德已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当统治者试图利用道德来稳固自己的政权时，道德却也使政治体制越发固化。即使如此，皇帝和官吏都不是绝对的“阳面”。他们嘴上往往颂扬着道德，行动上却将个人私欲排在前面。海瑞受到集体表彰，但背地里，百官排斥他，厌恶他，弹劾他。宋代大儒朱熹对于四书的注释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明社会风气理应更加纯良，而人们内里的私欲却与表面的道德越来越远了。

从主观上来说，我很欣赏张居正先生。虽然他也有短处，但是我认为他总体上是功大于过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海瑞对他的评价。他的励精图治，他的锐意改革，还有他出言讥讽无能者的行为，都让我很有感慨。看到第三章的题目“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时候总觉得唏嘘不已，隐约能感觉到黄仁宇先生对这位首辅应该也是一种惋惜的态度吧。

全书开篇提到“……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再看本书目录，从万历皇帝到首辅张居正，从将领海瑞到思想家李贽……每一个章节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着重叙写。受着种种限制束缚的万历皇帝，活的得一直都像他死后所葬的地下玄宫一样凝固与窒息。海瑞同张居正一样都是在不断求索，希望能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内。然而最终他们的命运都是无望的，生在一个道德伦理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不断僵化的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早就写好了的悲哀，正如这个即将走向覆灭的社会制度。

同大多数进行整体性理论概括的书籍不同，《万历十五年》以单独的个体为着眼点，以1587年为时间主轴，向前后左右不断延伸，向我们展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状况，由此又能够见微知著，从而窥见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在明朝中期之前，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明朝中后期以来，便不断没落，再也不复昔日的荣光。

万历十五年总会带给我一种沉重感，书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地伸出手试图挽回着什么，然而更多的人选择无动于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努力者的功夫都是于事无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放弃。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又顺从了什么。一代王朝走向覆灭，而摇摇晃晃的封建制度也最终轰然倒下，只留下了落后的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