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汇总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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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一

读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该书写于抗战时期，面临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险，钱穆在西南联大执教，关心时局，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放弃以往考据学术方向，转向到义理，此时遂有《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著作。钱穆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钱穆的学者将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民族文化史观,即以民族、文化、为历史线索来贯穿他的史学研究，并将这三者融为一体，这一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民族文化史观也是钱穆一生的坚持，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钱穆出生于1895年，而这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四万万同胞同苦台湾的割离，由此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迫大开。中国门户破开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文明和文化涌入中国，中国人视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着深处农耕社会的国人，于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欧风美雨来洗涤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然而钱穆却选择了以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一、钱穆选择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内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国。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多处将中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从而得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钱穆从文化的起源将文化的类型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游牧和商业文化则是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按照这种说法农耕文化指的是中化文化，游牧和商业文化代指西方文化。因为钱穆论述道：“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这一句也就暗含着钱穆处在中西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把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上升为西方商业民族文化对中国农耕民族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本质高度。在大的类型背景下的不同，钱穆又具体论述了中西方的不同，如“中国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从钱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钱穆是把中西方文化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所以钱穆的主张不是革命性的移植西方文化，正如其所说：“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张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

2、中国的文化内在的维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程来看，钱穆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化都能很好融化外域文化的冲击，正如其所说：“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外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就使得中华文化不曾间断，中华这种内在的维新力量可以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中国古代史虽有王朝的更迭，可是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可是到了近代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时局中的国人主张以西方的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于是钱穆就感到有“亡天下”的危险，因为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因此面临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钱穆也是主张同前面三个时期一样以中国文化融化西方文化。正如钱穆在谈到“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文化传统呢”这个问题时，钱穆对中华文化的融化力量是十分自信的，他说：“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3、中国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钱穆看来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钱穆所举电影在中国放映可以进一步看出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他说：“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但“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科学就大大落后于西方。

二、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钱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区分，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来说，一方面让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之处在于科学文明，明确了努力方向，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自信应对，不妄自菲薄。在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下，钱穆提出以西方科学文明补中国之不足，促中国之富强。钱穆在当时感受到“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这样的民族自信。

2、中西方碰撞时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实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仍然没有进行实质性有效的沟通。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产生相互交叉性的影响。中国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中国人自己极端的排斥中国文化的现象。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学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于是一股劲地去赶追西方文化，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于是就出现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的现象。有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然而这种近代化的进程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的，把西方东西引入中国，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很多畸形的产物；另一方面造成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和对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困难。

钱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争论之中”,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观来思考“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了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中国是有厚重的历史作为积淀的，不能抛弃历史文化传统，钱穆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论述道春秋战国之际的各国变法时把秦国的变法和鲁国的守旧作出对比，二者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时代选择在于秦国所受历史积淀没有鲁国的深厚。而中国文化的丰富是需要后人去悉心整理的。

钱穆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待当时中西方碰撞这一时代命题,这一视角是独特的，因此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其弟子余英时先生称其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以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份继续将中华文化传扬远播。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二

（一）。

简介：

《中国文化史导论》，作者钱穆。本书以文明、文化两辞为主干，以时间、空间为轴心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亦不乏中、西两方文化的对比。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国内征战不休，民心惶惶，随着外来势力一同入侵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极度低落或许也是钱老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三

没有看《中国古代文学》之前，我是自傲的!高中时，语文试卷的基础题我很少出错，尤其是词汇和拼音，特自信!

字典。

太多的生僻字，还好没有放弃!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

散文。

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四

(2).对谢赫的六法论做了新的阐述，强化了以气韵为核心的中国画审美趋向。强调形似更强调神似。

“古之画或遗气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张彦远欣赏古人“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观点，认为画家要达到形似比较容易，要做到气韵生动则很困难，将气韵生动视为绘画的核心，统领形似的纲领，认为只有做到神似与“气韵生动”才能有形的准确。

(3)首次提出了书画同体，用笔同法的观点。“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

(4)阐明了绘画用笔风格与立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为“笔不同意同”的写意化分割创造了条件，是中国绘画走向笔简意承，画外有情的独特之路。

5、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于今为庶为清门”“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1)艺术状态：安贫乐道，乐在其中。

(2)书画同体，用笔同法‘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3)重视主观，也重视经营，重骨不重肉，重神不重形。

6、白居易《画竹歌并引》。

(1)重形似“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

(2)重意境塑造“不根而生从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

(3)似与不似的关系问题。“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似有声”

(1)强调绘画代去杂欲，修养德性的作用，认为绘画反映现实，应该图真，达到气质俱盛。

(2)提出山水画创作审美中的六要，气、韵、思、景、笔、墨。

(3)提出山水绘画的二病，无形、有形。

(4)论述了绘画用笔的四势，筋、肉、骨、气。

(5)将绘画分为神、妙、奇、巧四等。

(6)首次提出笔墨概念，具有开创性。

(7)正确处理物象和心源的关系“度物象而取其真”“气质俱盛”要达到绘画中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形似可以解决的，他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争化艺术，将画家的主观智慧溶于其中。

笔墨：1可见的2不可见的(线条笔法)3中国画审美的重要构成因素。

1、郭熙：

(4)提出强调远望与近视的观察法。‘饱游沃看’，对大自然深入细致的观察体验。

(5)提出了山水观察中的推移法，要求着眼于全局，深入观察。“山形步步移”不同方位观察不同效果;“山形面面看”不同角度观察不同效果。

(6)不同季节不同时令观察不同效果。“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主张画家要不局一家，“必兼收并揽，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学习修养上要全面。

(7)提出著名的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原”既为山水画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与此前的中国画多点透视理论挈合一致，为山水画审美开拓了新的境界。

(8)论述了笔墨问题，认为用笔与书法相关联，书法对绘画有重要意义，指出善书者善画。

2、刘道醇。

(3)继谢赫“六法论”后提出了绘画的“六要”“六长'。

(4)《五代名画补遗》《宋朝名画评》。

3、郭若虚。

(4)“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高。”论述了人品与画品的重要关系。要求提高修养，修炼人品。

(5)提出了画有三病，版、刻、结。将此三病的根源归乎用笔，是认知上的深入。

(6)“气韵非师”，凡是画作必须气韵周全。对艺术的觉悟归根到底是由天性所定，绘画不是学来的，而是得之于天然。

4文人画：中国传统的画种之一，指文人画家以浑厚的文化修养为基础，在绘画中追求笔墨趣味，情感抒发，以及书法与绘画的贯通。

5苏轼。

1重神轻型，追求笔外韵致，为文人写意画打造声势。

2提倡常理说，定立文人写意绘画新标准。论画的标准不是形似，而是神完意足。

3倡导诗书画相互融合，为文人写意理论推波助澜。

4《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a重神轻形“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临”b自然c诗画本一律;d绘画意境拓展，“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看”

6宣和画谱：

(1)第一部系统品评宫廷藏画的著作。

(2)强调画家的襟怀气度，志趣学养的同时还强调勤恳、气质修为。

(3)不仅强调师法继承，更加推崇突破与出新;颂扬天赋能力的同时，更加强调画家要师心、师物、师造化。

7米芾：

(1)主张画山水草草而成，不十分用心;。

(2)不苟同前，自成一格;。

(3)绘画应自适其志，主张天真直率。

8韩拙：(1)提出三远，阔远、迷远、幽远。

9董：提倡以形写神，强调真中求神。

1、赵孟頫：

(1)重生活;以自然为师，以生活为师。“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

(2)绘画要有传统，有古意;古意成为他评画的标准“虽笔力未至，而粗有古意”古意当属唐雨北宋的绘画意境，重神似，重笔墨意味。

(3)主张“书画同源”。萌芽于南齐谢赫六法论中骨法用笔，被后人视为书画亲缘关系论的经典。“石如飞白木如箍，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被后人视为书画亲缘关系论的经典。

2、倪瓒：

(1)意气说是其主要绘画理论思想;。

(3)自娱说。

3、饶自然：绘宗十二忌，(1)布置迫塞(2)远近不分(3)山无气脉(4)水无源流(5)境无险夷(6)路无出入(7)石止一面(8)书少四枝(9)人物佝偻(10)楼阁错杂(11)滃淡失宜(12)点染无法。

4、李衍：《墨竹谱》，成竹在胸。

明代。

1、画分南北宗论。

时间人物：莫是龙在《画说》中最先提出来，“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明代画家董其昌将其观点写入他的画论著作《画旨》中，陈继儒则推波助澜与其中。三人之中董其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

原因：南北宗的实质是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认为“北宗画”只能从“渐识”，也就是从勤习苦练中产生，受到轻视和贬低;而“南宗画即文人画出于“顿悟”，重视对意境的追求。

特点：北宗：重视写实，倡导生活，绘画忠实自然。

南宗：讲究诗书画一体，注重笔墨情趣、深思、逸气，讲究对形式美的最追和摹古，将人品与作品联系在一起，注重笔墨师承。

代表人物及观点：

北宗：(唐)李思训——宋郭熙、张择端——明王履、唐志契——清郑板桥、石涛。

评价：1、虽分宗之论基本确立，爱恶倾向比较明显，但倡导者莫是龙、董其昌对北宗评价(李思训、赵伯驹)评价公允，同样是其师法对象，但董极推崇王维为“唐代一人而已”后人出于派系(吴门对浙派)之争，分宗是都极排斥北宗画。

2、南北宗之分带有主观色彩，带有偏见，为后世理论家、画家所批评，画家们应不为所拘，兼收并蓄。广受博取才是真正的为画正途。

3、南北宗论之所以能流传几百年，是文人画思潮与时代审美风气的反映，清初石涛及后人便开始矫正。

唐代王维：创制“破墨”山水技法，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以诗入画，创造出简淡抒情的意境，被奉为中国文人画派的先声，董其昌将王维视为南宗始祖，传有《山水诀》、《山水论》两篇画论文章，其中“山分八面”、“石有三方”“意在笔先”等议论，渐渐变为传统画论的共识。

2、唐志契(明末)：(北)画论著作《绘事微言》，重形式，笔墨意趣，媒介材质。

(2)主张为了达意，用笔“不必写到”若笔到便俗，应染到;。

(3)提出要看真山水，画要读书，画要自然，反对一味的摹袭古人。

3、沈颢：(南)南北宗论中极力“贬北扬南：斥之为野狐禅、邪派。《画麈》zhu为他所作。

(2)在古人古意中讨生活，喜欢临摹，以古人为准;。

(3深入研究了落款与画面整体关系的问题。

(4)清人郑绩对绘画题款列举常见毛病，并指出了正确方法，为画面布陈，提出了有章可循的规范，使诗书画印配合更密切。

4、王履：《华山图序》山水画家，能文，工画，精于医道。(北)。

(2)心师造化“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

(3)不拘成法，当从者从，当为者为，随时应变，适当遵循古法，在艺术上讲求创新。

5、徐渭：开大写意画派先河，剧作家，书法家。《墨葡萄图》《牡丹礁石图》。画以花卉为主，采用水墨大写意受罚，奔放淋漓，追求个性解放。

1重生韵、生动，追求艺术自然天成。

2师法造化，认为人的布置安排没有自然真实，绝妙;。

3不求形似，应之于心而得之于手，绘画要能够独抒性情，表达自己特定的气质;。

4为抒写性情，主张采用相应的特定手法。如牡丹用勾染烘托，不拘成法。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五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中国的土地，由《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因此，此书应当与其《国史大纲》合读，才能深刻领会著者写作的意义所在。钱穆在93岁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由此可见，该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六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的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

国学。

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閤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狭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和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

散文。

《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谚语。

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尽管封建统治阶级把司马迁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人物，把《史记》看成是“谤书”，但他们都不能阻止《史记》的流传，取消《史记》的影响。尽管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有不少贬词，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赞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汉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而当古文家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史记》常常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明代归有光都是这样。

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于小说或戏剧取材于《史记》的也很多，如《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还流传不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七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神话》。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盆子里的孩子》中的老爷爷。因为他获得了一个宝盆，这个宝盆里的图画一到晚上就变成真的，而从盆子里的水珠掉出来都会变成珍珠，他把这珍珠分给大家不小气。所以我喜欢他。我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常常助人为乐。

我也常做助人为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读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上完体育课在排队回家，在队伍行走时，我看到了二年级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排队出来，突然，他们队伍中有一个人一不小心红领巾脱落下来，掉在了地上。看到红艳艳的红领巾躺在地上，我跟老师说了要去捡起来，老师同意了，我就跑过去捡起红领巾跑到二年级所在的地方，谁料他们的队伍刚解散，我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红领巾的主人。我发现他是一个小弟弟，我把他的红领巾给回了他。这才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我的队伍，排好队回家。

我觉得《中国古代神话》太有趣了，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你也去看看吧。（莫继渊）。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八

隋朝之诗，都还是处于南北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

1.初唐。

a.上官体(贞观、龙朔之间，由作家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工五言诗，其诗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和声辞之美，体现出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形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题材狭窄，上承杨、李、虞，下开“文章四友”(名词解释)和沈宋)。

b.王绩(诗风独特，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隐逸生活，创造出宁静淡泊、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但并不构成初唐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

c.初唐四杰。

一是卢、骆约早王、杨十岁，四人创作个性不同，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律诗。但都确有文才自负很高，希望博取功名，不甘人下。

二是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针对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

三是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诗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充分。

卢骆七言歌行(名词解释：七言古诗与骈赋，吸收南朝乐府、近体诗;题材转变，气势壮大，七言为主，杂有三五，流动感，四杰作用，适合刚健骨气的抒情诗体)气势宏大，视野开阔，跌宕流畅，神采飞扬，开启新诗风。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至此，宫廷诗风转变)。

四杰的五言律诗主要是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在伤别之外，更有抱负气概，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诗更是在题材上从台阁转向江山塞漠，如杨炯《从军行》。

“初唐四杰”的影响：一是改变诗风，革除宫廷诗风的颓靡绮艳;二是扩大题材，将诗笔写向江山与塞漠。写向广泛的社会生活;三是为唐诗体裁的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为树立风格典范。

d.宋之问、沈佺期。

具有代表型的馆阁诗人，点缀升平，标榜风雅，辞藻文饰，内容缺乏。

沈宋，是律诗定型的标志。律诗定型的意义在于：其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完成了永明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转变，而且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

沈宋作品如宋《度大庾岭》《渡汉江》、沈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最早七言律的成熟之作，初唐七律之样版)。

e.陈子昂，张若虚、刘希夷。

陈子昂：一是与沈宋同时却不同调，其诗歌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实为新变);他的风骨、兴寄、诗美，有明确的理论表述，还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对唐诗变革具有关键意义。二是复归风雅是其振起诗风的起点，《感遇》三十八首，与政治有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三是陈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借《感遇》恢复风雅比兴传统，使诗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但也容易使形象空洞，缺乏艺术感染力。四是陈子昂诗中体现出一种壮伟豪侠之气，唐诗之风骨在陈处，正是唐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最初体现。

名词解释：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

纯美诗境的创造：张若虚、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春江花月夜》：长篇歌行，用乐府旧题，赋全新内容，将画意、诗情及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而无迹可寻的诗境。

张、刘二人主要是意境的创造：生命体验、诗情画意、情思氛围、空明意象，兴像玲珑、不可凑泊。

2.盛唐。

a.王孟。

王维：早年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其边塞之作以英豪之气融于出色的景物描写，诗境雄浑壮阔，如《使至塞上》;奠定地位：山水田园诗创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自然美与心境融为一体);空明境界与宁静之美：声光色、禅意、独坐感悟。

孟浩然：终身不仕，但也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但性格孤高;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玲珑兴象，有单纯明净之美;与王维相比，孟诗更加生活化：“余”“我”，景物描写即兴而发、不假雕琢。如《春晓》;语言自然纯净，较王诗更显淳朴，接近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诗境明秀，自然清淡，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不求工而自工。

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王孟之外成就最高)。

b.高岑：慷慨悲壮。

高适：唯一高官封侯者，但早年也伤不遇之悲慨，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之人，性情狂放，交结游侠。艺术上：一是诗句虽多用律句骈语，但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纵横跌宕，以沉雄质朴与浑厚骨力取胜。如《燕歌行》。二是除七言歌行外，题材上多用长篇咏怀的五言古诗，如《塞下曲》。三是虽以质实古体见长，但其边塞从军绝句也显得气质沉雄，境界壮阔。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岑参：两次出塞，热衷于功名，强烈的入世精神，第二次出塞使其成为边塞诗大师。艺术上，其具有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表现出来，显示出慷慨豪迈的语调与奇特的艺术手法，具有奇伟壮丽之美，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作品意奇、语奇、调奇。擅长于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七绝如边塞生活为主题的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反映了诗人细腻的一面。边塞诗留存最多。七十余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高适。(注意高岑对比)。

其他诗人：王之涣《凉州词》、陶翰《古塞下曲》等。

c.边塞诗，豪侠诗人(豪爽俊丽、风骨凛然、清刚劲健)。

王翰：赤裸直接地追去功名，及时富贵行乐的思想。其诗多一气流转的壮丽俊爽之语，如《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昌龄(总有一种清刚之美在)：以七绝闻名，是个慕侠尚气的性情中人。但气质深沉，观察敏锐，有历史的厚重感。其诗也讲究立意构思，绪密思情,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其七绝思致深刻，讲究作法，创造出著名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送别诗与女性题材诗，清逸明丽，请刚爽朗。

其他诗人：崔颢《黄鹤楼》(变体，却是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留意其其他风格与体裁的作品，边塞诗具凛然风骨);李颀《古从军行》，玄幽刚健，《别梁锽》;祖咏《望蓟门》。

d.李白。

青少年隐居读书，漫游求仙任侠之中度过。后仗剑远游，入京供奉翰林为一生得意时期，此后开始十年漂泊，六十二岁时离世。思想上：儒兼善天下、道遗世独立、游侠思想，故呈现出一种狂的人格膨胀状态，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与众不同的个性，对后来中国士大夫影响甚深。

乐府(名词解释)：大量沿用乐府古题、用本意、翻新意，尽拟古之妙：一是古题现事，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二是古题己怀(重主观抒情，更体现李白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寄托、感慨、神奇。如《蜀道难》;拟古中“我”的出现，呈现出无法模拟的个性特色，如《将进酒》《梁甫吟》。总的来说，李白善于发现乐府古题中的本意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契合之处，进行创造性的生发联想，运用夸张与比喻突出主观感受，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将浪漫气质，将乐府诗带入了新的高峰，注意其对后来乐府诗的影响);三是在艺术上，抒情行云流水，奔腾回旋，表现为层次错落的句式与韵律的跌宕舒展，杂言乐府中由为明显，体制格调上与盛唐歌行无实质性的差别，完成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

歌行(名词解释)：李白歌行成就高于乐府，歌、行、吟、谣为其纵情长歌歌行的代表作，如《古朗月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抒情意味浓，以情感为轴展开，不讲平仄、对偶，又如《登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歌行创作完全打破一切固格，笔法多变，变幻莫测，摇曳多姿;句式变化，音节错落，造成力度气势，豪迈飘逸，体现出盛唐诗歌气来、情来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绝句：李白近体诗中绝句成就最高，了解一下李白的写诗路程(p60),李白风格多样，自然明快体现在随口而发、神来之笔的绝句之中，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语言明白晓畅，景物简单，情思一闪，蕴含深长：五言绝句的最高境界。.一、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风神潇洒飘逸，情思清新俊逸，境界皎洁明净，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二、李白七绝以山水、送别诗最为出色，天地自然人心的融合，风神情韵，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三、其七言绝以古入律、自由发挥，受乐府民歌影响，具有民间气息、民歌情调，总之，李白绝句成就无人可比。

简述：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是气势奔放，纵横驰骋，一气呵成。

二是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强烈奔放的感情，是抒情方式的特点。如《行路难》。

三是想象。

四是意象壮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语言清新明快，人格魅力。

e.杜甫：盛唐(前半生)到中唐(后半生历经沧桑)的集大成、承前启后，安史之乱，“诗圣”“诗史”;杜甫带有浓厚儒家忠君思想，并与爱国爱民情怀交织在一起，诗中对政治无情的诅咒，歌颂尧舜的词句。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引发共鸣，伟大的人民诗人。佛学思想中杜甫思想中是次要的，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兼济独善均未成的人生悲剧。

艺术上采用纪实描写的手法，如《丽人行》，但饱含着泪水深情(《诗经》《古诗》叙事中也很有感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次善于记事以抒情，记事叙事结合，具有“诗史”性质：首先是诗，但其兴味远胜过读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历史画面，以情动人。如“三吏”“三别”。再者其写实性还体现在杜甫之家事、自传与纪行诗中。如开创了以家庭细事、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事诗”写作，如《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传诗如《壮游》;其纪行与山水相融合，意绪为先，寄托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区别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如《旅夜书怀》。同时也极大地开创了山水诗的境界，包括宇内，成为后世风格流派的源头。总的来说，杜以叙事手法写社会生活，情感动人真实;以纪行方式描绘山水，拓展诗歌写实手法，为其重要艺术特征之一。

沉郁顿挫(名词解释)：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概括，出自于《进雕赋表》，初期指的是学养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在其经历了离乱悲苦之后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代表作《秋兴八首》(有可能。

诗词。

鉴赏，须作整体观)。

论述：杜甫的律师成就。

一是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了，是七律第一位大家，打破体式，连章组诗，拗体，二是七律在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气势磅礴，感情深厚，诗律精严，如《登高》(古今七言律第一，崔颢《黄鹤楼》被誉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对比)。

三是杜甫对律诗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随心所欲，已入化境。

四在于题材短小者则为绝句，论诗诗，开文学批评新方式。

论述：杜诗之成就。

集大成者，表现在：

一是虚心学习，平视今古;(写实受《诗经》、汉乐府影响，精神则是《离骚》;体式、语言上力崇古调，兼取新声)。

二是转益多师，兼备众体;(五古《北征》、五排、七古、歌行、七绝、七律。风格多样，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

三是功力深厚，自铸伟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色彩词句首，善用动词、副词，举例;)。

四是精神昂扬，格调崇高。(人格，文格：下开元白、韩孟、江西诗派等等等等)。

3.中唐。

简述大历年间的唐诗发展。(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气骨顿衰)a.韦应物、刘长卿简单了解一下;顾况、李益简单了解一下;大历十才子(名词解释：诗人群体，大历年间，人物，与时代关联，作品的风格以及影响)。

b.韩孟诗派：尚怪奇、重主观。

孟郊：尚奇峭，但出于苦吟，不同于韩愈之出于学力、才气。诗中多患难感、忧郁感、幻灭感，如《叹命》。写了许多描写饥寒交迫的诗，是自己生活的写照《病客吟》。艺术上：惯用白描，比拟形象，苦吟精警字句，夸张表现对象;有侠气，但诗经幽僻，风格峭硬，作不平之鸣，有透骨寒气，如《秋怀》;诗重主观，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不平而鸣，散文化，议论倾向。

c.元白诗派：写实尚俗。

元稹：最先注意到李绅《新题乐府》，大量运用古题或另拟新题作新乐府，内容涉及社会时政，《田家词》《上阳白发人》;真正代表元稹成就的是其艳情诗与悼亡诗，如《行宫》、《离思》其四;元白酬唱(名词解释)、元和体(名词解释p105，有广义、狭义之分)。

張籍、王建(宫词之祖)。

d.李贺：奇幻。

早期气势高扬，《雁门太守行》，也采用各种题材，揭示悲惨命运，如《公无出门》，较多个人被压抑的不满，如《南园》十三首。

短命、才华、失志、体弱、性僻:空虚、幻灭、敏感而向仙鬼世界寻找安慰，有病态美、颓废倾向。

沉醉于阴森和死亡，营造怪诞境界，过分伤感，描写天仙地鬼，被称为“诗鬼”，如《天上谣》《苏小小墓》，着意于吟咏失意的感伤、死的悲哀以及对幻美的追寻。

论述：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及成就。

一是苦吟，情感较孟深;。

二是创新出奇，构思奇特，想象诡奇，意象带有主观幻梦色彩：

五是冷艳怪丽的风格，自成一家，喜用冷色调的字眼，表现悲哀的美。如《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

六是继承韩孟之险怪苦吟，而成为晚唐唯美主义的先导。由于生活狭窄等原因，有些作品奇僻晦涩，低沉阴郁。

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一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白居易誉为“诗豪”，七百余首，讽喻、感遇、咏史与民歌体诗，并称刘白。

二是其诗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辞采丰美，境界明丽清远，气度恢宏，骨力豪劲，如《九华山歌》。

三是讽喻诗多作于贬谪期间，针砭时弊，比兴美刺，寓意深刻，如《聚蚊谣》。四是感遇诗受阮籍影响明显，寄慨遥深，正气凛然，如《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浪淘沙》。

五是咏史虽少，但却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多登临怀古，采用五七律绝，抒发千古兴亡之感，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

六是以七绝写民歌体竹枝词、杨枝词。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风格，情调、生活气息、地方特色。总的来讲，刘诗明快，刚健爽朗，积极向上。

柳宗元：存诗百余首，贬官之作，抒写被贬谪的抑郁悲伤与思乡之情，忧愤深广，风格清冷峭拔，如“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此外也写了山水田园诗，以图净化心灵，消解困扰，境界常空旷孤寂，如《江雪》。山水诗，韦柳并称，苏轼称“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4.晚唐(言情写意的近体律绝的天下)。

a.苦吟(名词解释p139)。

贾岛、姚合:贾岛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清寂、幽冷、奇峭，“郊寒岛瘦”(名词解释，实则岛不如郊)。贾岛多寄赠酬唱，极少反应社会生活，局独狭窄，五律精深，如《题李凝幽居》。整体上，有好句无佳篇。

姚合：“武功体”(p142)。

b.杜牧。

纪行、写景颇多佳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七律情意深切，如《早雁》。“小李杜”(名词解释)。

c.李商隐。

早期模仿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写了许多爱情诗，后来经历变故，思想转变，批判有力，如《哭刘蕡》。

五七言律技巧精进，情思悲愤哀婉，表现凄艳朦胧，其地位主要由无题诗与咏史诗奠定。

咏史诗：

一是从政治着眼，也与帝王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如《隋官》。

二是注意构思凝练与取材精当，借史托事，吊古伤今，具有讽刺意义，如《贾生》《马嵬》。

三是感情、议论、形象相融。

写得是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与思想情感，情思朦胧，旨意精密。寄托说、爱情说。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如《无题》二首其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境界惝恍迷离的朦胧美。

简述：李商隐诗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心善感，伤感哀苦、追求爱情，开创新风格、新境界。

二是成就最高为七绝、七律。七言律第二座里程碑，承杜谨严顿挫，融齐梁浓艳，学李贺奇幻想象，风格深情绵邈、富丽精工。

三是语言绮丽、音律婉转、典故冷僻、意象美丽、旨意隐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

四是诗歌是心灵的象征，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

五是对后代晚唐韩偓、宋初西昆·，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都有影响。另外，婉约词家、爱情戏曲作家亦多学习，诗而词化。

d.皮陆、司空图：了解一下即可。

1、名词解释：律诗。

唐代、近体诗体裁、格律规范、五律、七律、代表作家及作品。

2、简述：韩孟诗派的基本创作特征。

一是不平而鸣的主张。二是推崇雄奇怪异。三是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四是融抒情、叙述、议论为一体。

3、简述李商隐无题诗的表现特征。

一是情调的幽深朦胧，具有不可解性：通过迷离的意象与非逻辑的结构布局。如《锦瑟》。

二是诗歌内涵的多义性：用典冷僻、非现实意象，扩大了诗歌的空间感。

三是形成了凄艳绮丽的风格，晚唐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提升了无题诗的审美高度。

4、简述李白绝句的表现特征。

自然明快：语言简洁、情感洒脱。

清新俊逸：兴到神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分析杜甫的叙事诗。(对乐府创作的突破)。

多用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精神上与《诗经》、汉乐府一脉相承，为“新题乐府”，即为叙事诗。

学习民间乐府表现手法，对话描写、细节描写，采用民间俗语，内容生动亲切。如《新婚别》以新娘独白表现矜持羞涩。

再者其“三吏三别”有史诗的悲壮气氛。

再就是善于在叙事中融入对时事的感慨，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议论性。笔法纵横交错，突破了汉乐府主体线条单一的叙事方法与结构。

6、十年长安生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题材的扩大：战乱、民生、代表作品、诗史、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

7、请分析李白诗歌中强烈的主观色彩。

表现自己，外物只是凭借，在于自我情绪的宣泄。

高于生活的新奇想象，善于夸张、长于设喻、善用对比，讲情感具象化。

8、简析王昌龄《从军行》的主要思想内涵。

边塞、七绝、连章组诗。第二次出塞的经历，写战场黄沙、写战士乡愁，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讽刺，悲中含豪，风格雄浑。(例举诗句加以分析)。

9、论述元白之异同。

同：写实尚俗，源出杜甫。一是承古乐府之形式，自拟新题;二是语言简朴，口语入诗，求通俗浅显。三是自觉向民歌学习。四是元白唱和对两人创作的影响。

异：一是写作手法上，白较元丰富;题材上，元的讽喻诗偏重于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较少，白居易题材更加广阔;人物选择上，白居易涉及社会各阶层，元稹单一;主题上，白居易有明确的主张，元稹较为模糊。

10、杜甫人民性体现在?

一是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二是提供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生动的生活画面。

三是沉郁顿挫的风格。

四是杜甫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人格。

11、论述：建安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一是对诗歌内容与诗歌体裁的开拓。

二是建安风骨的美学风格影响到了唐代文学。(政治理想的高昂、人生短暂的慨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为唐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辞、情感、声色、语言)。

11、试谈李白其人及其诗歌的理解。

一是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二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三是情感浓烈，想象、夸张、比喻、象征，意象的奇丽惊人。

四是体裁多样，七古七绝。

五是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六是地位。

12、结合具体诗人的作品，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一是简单介绍诗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时期主要有韩孟元白刘柳贺。

二是分别介绍这几个作家的主张、作品及风格。

13、论述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一是个性恬淡，深受禅宗影响，被誉为“诗佛”。

二是对山居寂寞的歌咏。

三是摒除情绪，物我两忘，与万物冥合的境界。“空”《竹里馆》《辛夷坞》。

四是感情平静，很少表现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很少有激烈的感情冲突。

五是艺术技巧上情思、感受、景物、形象混融一体。

六是风格清淡(境界)丰腴(文辞色泽)。

14、高岑诗风之比较。

一是两者风格上都悲壮雄浑，但岑参也活泼奔放、雄奇瑰丽、飘逸峭拔。

二是高适境界阔大、形象鲜明，主观情感色彩较浓，能够感受到诗人的精神气质。岑参则显得较为细腻：独特的生活感受、敏锐的观察能力、语言瑰丽、想象夸张、比喻新奇。高适质朴，主观;岑参注重艺术技巧，以物象传情。

三是体裁上，高适善于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受汉乐府文人诗影响，受近体诗影响，风格质朴，却显精炼，律诗特色。岑之七言歌行纵横跌宕，灵活奔放。

四是意象上，高适主观，个人见闻、功名志向融合于一体，苍凉悲慨，冷静色彩却基调昂扬;岑参感性色彩，讲究感觉印象，想象浪漫，描写飘逸，奇伟壮美。

15、李杜对中晚唐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白——韩孟——李贺——李商隐。

杜甫——元白之写实尚俗——李商隐律诗。

16、苏轼评价中唐诗人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请谈谈你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九

文学与宗教、文学思想史、小说研究、词学。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复旦章培垣、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古代文学作品选》(我用的是朱东润先生主编的，平时早晨、傍晚花点时间来朗读，重点是。

唐诗。

宋词。

了解其大意。

诗词。

鉴赏题出的诗词基本上都是名作，我去年考的是《锦瑟》，当时就用到了叶嘉莹先生的一些解读。)。

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这本书先读一遍，然后平时和作品选一样可以拿出来读读，对《毛诗序》《诗品序》《文选序》《童心说》等重点篇章要非常熟悉，要知道那一段话出自哪一篇，然后对其核心意思要有把握，极有可能出名词解释和句读概括题，而且今年复试两道题都和文论相关。)。

1.笔记(分文体、抓重点作家、“史”——发展、继承、扬弃)。

2.背诵(要点化、模式)。

3.真题(前期了解真题题型、后一到一个半月做真题，掌握答题技巧，尤其是重复率较高的题)。

家国情怀：

1.儒家的政治观，强调的是集体，“博施于民”，《王风·黍离》《小雅·采薇》，也就是说家国情怀在《诗经》、楚辞(南方巫觋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的交融)时代就已经确立。

2.家国情怀更多地体现在民族认同上，在乎华夏蛮夷的区别，神话：黄帝战蚩尤。传统的士大夫将这种民族的认同寄托在君王之上。

3.故土之思。一定程度上与山水文学产生关系。杜甫《春望》、《秋兴八首》。

爱情友谊：

1.民间的爱情：《诗经》到乐府民歌(吴歌、西曲)到明代民歌。

2.文人笔下的爱情：含蓄、深化;一方面理想化，带有浪漫的情调;另一方面加入悲剧色彩，增加了爱情的厚度(社会与个人的斗争)。

3.友情：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反映的是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伦理准则，惺惺相惜的感觉，多为行旅怀思、临别赠答之作。元白酬赠之作、顾贞观《金缕曲》。

人生感悟：

1.从自我出发，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对功名与利禄的轻视。

2.从《古诗十九首》到阮籍《咏怀》、陶潜之诗文，到唐代杜牧的“二十八字史论”，咏史实则感叹人生，再到苏轼《赤壁赋》，再到晚明小品文以恬淡的生活情趣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态度。有一个由直接而含蓄地表达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山水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浪漫的诗歌文学)。

3.从现实出发，小说、戏剧则大多数融入了作家的伦理判断与宗教因素，以故事的形式来阐释真善美，引导受众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形成。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是诗的文学，不仅在于形式上的，而是在内容上的。总在集体与个人之间游走，有着“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传统。

1.比兴手法与香草美人象征系统的确立，树立了中国文学审美的标杆。

2.形式上而言，与汉语一字一音有关，形成了独有的韵文文学，律诗绝句的成熟，文学与音乐的交融，宋词元曲的兴盛，在独有的形式之上拥有了我们的诗意。

3.内容而言，无论是韵文还是。

散文。

或是小说、戏剧中国文学都非常善于意境的创造比较喜欢抓感觉并不直露甚至连文论批评都善于创造优美的意境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张炎《词源》评论姜夔之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劳动、模仿、游戏、巫术、情感。

(文学理论简答题，要重点介绍劳动说，因为这是符合马克思的，但是一定要说明，文学是一种多元的人文现象，绝不会起源于某一单一的要素)。

1.简答：神话的特点及其与传说的区别：

a.幻想;。

b.解释与说明，神化之生活;。

c.愿望;。

d.时代之产物(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始);。

e.区别：早于传说、原型与社会化、非理性色彩与人间伦理。

2.简答：我国神话的类型：

a.保存情况(楚辞、《山海》、《淮南子》);。

b.分类+解读+举例。创世神话，是初民对天地开辟和人类诞生的解释，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

3.简答：神话作品对后世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影响：

a.神话是人话;。

b.英雄气概(以上两点也能很好地说明家国情怀心理的形成);。

c.文学三要素：情感、形象、想象，因此，神话奠定了后世一切文学的最根本的因素;。

d.提示方向：为人生的主题，成为主流;。

e.题材源泉。

1.名词解释：采诗、献诗、删诗。

2.名词解释/简答：六义、六诗、四始(风雅颂、赋比兴)，乃至于变风、变雅(风雅正变)，要注意出处、经典定评(如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

3.名词解释:诗言志(《毛诗序》)、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外交辞令)。

4.名词解释：四家诗、三家诗。

5.简答/论述：《诗经》的内容：

a.社会政治诗：

表达平民对上层统治者的讥刺，对治国政策的批评。(一是揭露宫闱丑行，描绘统治者恶心的行止，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的新娘;二是民众对贵族的荒淫无耻予以严厉的指斥，如《鄘风·相鼠》;三是写沉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王风·君子于役》写徭役使夫妻别离的困苦，《豳风·东山》则直接描写征夫对徭役的痛苦体验;四是对劳动分配不公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表达官吏对政治的不满。(一是出自小官吏之首，抱怨劳逸不均。如《小雅·北山》;二是忧国忧民、指斥统治者之作，如《小雅·正月》)。

表达人生的郁结与感慨。如《桧风·隰有苌楚》《魏风·园有桃》(表达了士的人生悲哀)《王风·黍离》(其家国哀思，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赞美执政者之诗。如《召南·甘棠》《鄘风·定之方中》等。

b.爱情诗：

青年男女之恋爱。(一是风格直爽、大胆而浪漫，如《召南·摽有梅》《郑风·绞童》;二是温文典雅，如《邶风·静女》《秦风·蒹葭》《陈风·月出》;三是如《郑风·溱洧》写春月男女恋爱的风俗。)。

描写婚姻生活之诗。如《周南·桃夭》写女子出嫁;《郑风·女曰鸡鸣》写夫妻缠绵的情爱;《郑风·风雨》则是写夫妻久别重逢。

反映婚姻及社会问题之诗。(主要是弃妇诗，以《卫风·氓》《邶风·谷风》为代表，一个决绝，一个留恋。此外如《郑风·将仲子》写恋爱的不自由。)。

c.史诗、农事诗：

《大雅》之中的史诗。(a.《生民》《皇矣》《公刘》《绵》《大明》;b.周人史迹传说;c.抒发爱戴之情;d.对先祖神化的记述;e.总结历史教训，提出治国经验。)。

歌咏农业活动，表现周人生产情状。如《豳风·七月》《周颂·载芟》《小雅·信南栅》等。

反映周人礼俗、观念之诗。如《齐风·南山》《小雅·斯干》。

6、简答/论述：诗经的艺术特点：

a.抒情与写实的统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抒情方式坦白直率;叙事性诗作中也饱含感情)。

b.赋、比、兴。(《诗经》中是如何运用赋比兴手法的?)。

c.语言与结构上的特色。(民歌美、建筑美、音乐美、词汇丰富)。

7、简答/论述：《诗经》的地位及影响。

a.开创抒情诗传统。(源头、抒情诗特别发达)。

b.“风雅”精神。(关注现实，强烈的政治倾向与社会责任感、对个体的关注)。

c.比兴手法。(艺术思维特征，香草美人)。

d.诗歌体裁与语言艺术。(四言诗、五言诗、铭、传、赞等;词汇、双声叠韵、重章)。

1.名词解释：楚辞(新的诗体、楚文化的产物、西汉、代表作家与作品、《楚辞章句》)。

2.简答：楚辞与汉赋的关系(继承，差别：体式、性质、“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

3.简答：楚辞是如何产生的?

a.楚文化的产物：宋人黄伯思语(p124)。

b.楚歌、楚声，与音乐的关系。

c.与民间巫歌的关系(浪漫的形式、神异的题材)。

d.语言、内容的地方化(“兮”“些”)。

e.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思想上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文风上受纵横铺饰文风的影响)。

4.简答：楚辞文体的特点?

a.楚辞文体的体式：一是类于《诗经》加以改造(非典型楚辞体);二是“骚体”，有以下特点：

b.诗风：铺排夸饰、想象丰富;。

c.体式：篇幅增长、句式参差;。

d.语言：楚地风物、方言词语。

5.名词解释：《九歌》《九章》《天问》《招魂》、香草美人。

6.简答：《离骚》的内容：

a.屈原自述生平的长篇抒情诗。

b.(以丰富奇幻的想象)。

c.“美政”理想与深沉的爱国情感。

d.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格与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

7.简答：《离骚》的艺术特色。

a.激情与想象。(与楚文化有关;前半部分想象;后半部分激情与想象)。

b.竣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c.对《诗经》比兴手法的拓展。(喻像的丰富、比兴的连续使用、象征意义)。

d.结构与语言。(篇幅开阖抑扬、民歌形式、散文笔法、主客问答、草木虫鱼、双声叠韵)。

8.简答：《离骚》(楚辞)对后世文学的贡献：

a.浪漫(想象、神话、香草美人、对辞赋创作产生影响)。

b.屈子人格精神。

c.诗歌史上个人大规模创作的开始。

9.简答：宋玉的楚辞创作。

a.宋玉其人及作品流传情况。

b.《九辩》(思想上不及屈骚，艺术上描摹圆融、刻画描写、造语用词)。

1.名词解释：《尚书》《逸周书》、铭文、《春秋》三传、《国语》。

2.《左传》的艺术特色：

a.先秦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b.文学性的剪裁与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的斗争，作者仅用五百余字，就把事件的起因、发展、结局和尾声叙述得明白生动。剪裁详略得当。

c.人物性格的刻画，立体感。

d.生动的场面描写与传神的细节描写。《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

e.善于描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f.影响：对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3.《左传》的叙事成就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a.褒贬分明的倾向性。

b.奠定了我国古代叙事性作品的叙事结构。(按时间顺序安排事件，串联情节)。

c.刻画人物的手法已经初具规模。(多细节、言行，少外貌、心理)。

d.古代小说和戏曲对历史题材的重视。

4.《战国策》的艺术特色：

a.内容。

b.风格：铺张辩丽，夸饰恣肆。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以争天下。对后来辞赋有影响。

c.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如“触龙说赵太后”

d.人物刻画。

e.引譬设喻，善用寓言。举例。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十

《中国神话故事》读后感五一班蒋浩天今天，我读了一本《中国神话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神话故事，共有29篇。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中我最喜欢农尝百草，上古时，人类不懂医药，因此得了疾病也没办法医治。

有一年流行瘟疫，大地上横尸遍野，哀鸣一片。南方的炎帝不忍人类受疫病的折磨，到处去尝草药。可是，尝草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有时会中毒，炎帝会用神力把毒素排出体外，渐渐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次，他一不注意尝了断肠花，最后断肠死去了。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炎帝是一个不怕死亡，为百姓着想，值得我们敬佩的神。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许多我喜欢的故事。又比如说盘古开天辟地：很久以前天和地是没有分开的，人类的老祖先盘古睡了一万八千年，醒来时看见周围乌黑一片。

他从身边拿出一把斧头对准一个地方猛砍下去，透出了一丝光，盘古又是一陈猛砍，天和地分开了。盘古头顶天，脚踏地，不让它们再合起来，从此天地不再合起来。盘古倒下死了，他的身体变成了自然万物。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盘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读后令人感动和肃然起敬的故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无限魅力，使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十一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典章制度人物故实类笔记，南宋周煇撰。周煇(1126—1198)字昭礼，钱塘人，著名词人周邦彦之子。南宋绍兴年间曾应试博学鸿词科，家藏故书几万卷，平时父子“自相师友”，自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加上他自幼就跟父亲到过不少地方，成年后自己也到各处行役，扬州、饶州、建康、池阳、信州、无锡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五十岁那年还作为使节的下属到过金国，因此见识很广。张诉在《清波杂志》跋中就称赞作者“涉历久而见闻该，阅习工而语意贴”。晚年隐居钱塘清波门，“日往来湖山间，把酒赋诗，悠然自得其乐”《清波杂志》就是在此间写成，时年六十六岁。除《清波杂志》12卷外，周煇海著有《清波别志》3卷和《北辕录》。

书中所载，有的可与他书互相印证或互校异同，而其中为他书所未载的，又可拾遗补阙，故常为学者所称引，是研究宋代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周煇一生，经历了靖康丧乱，国土沦丧之痛，时时在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在他随使节到金，经过汴都时，顾瞻宗庙宫室，不禁有黍离之叹。但他相信，“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他把金主完颜亮的侵宋比作辽世宗的侵周，二人皆被部下所杀的下场皆是“干纪妄动”之报。书中还详细地记下了宋将李宝和金兵海道作战大获全胜的战况。宋人方回读此书读至五更，并写下《十月二十二夜三更读清波杂志至五更》诗：“再卧卧不成，灯膏幸犹有。坐至五更转，读过一寸厚。是书必有益，但当审去取。”表达自己对此书的喜爱。

今有：《清波杂志校注》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清波杂志》(全四册)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xx年版;《清波杂志·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一带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类笔记，一卷。题西湖老人撰。作者生平生卒均不详，似南宋宁宗时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所记内容与《梦梁录》、《武林旧事》、《京师繁胜录》同，主要记录临安市民游艺活动及各类艺人姓名和事迹，其中保存不少宋代民俗和南宋经济社会史料，如记南宋时杭州的路灯、油价以及灯会的情形：“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文，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栅。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又记南宋时杭州一带酒的品牌有：“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中和堂、珍珠泉、有美堂、雪腴、太常、和酒、夹和、步司小槽、宣赐碧香、内库流香、殿司凤泉、供给酒、琼花露、蓬莱春、黄华堂、六客堂、江山第一、兰陵、龙游、藩葑、府第酒、庆远堂、清白堂、蓝桥风月。”

《西湖老人繁盛录》原本已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有《涵芬楼秘笈》本。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20xx年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西湖老人繁盛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元最出色的四种历史轶事类笔记之一(其余三种是王恽《玉堂佳话》、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辍耕录》)，十四卷。金末刘祁撰。刘祁(1203—1250)，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刘从益是金朝官员，自小就是个神童，随父亲在任所读书。早年随祖父﹑父亲游宦於金之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名官显宦和文人学士。后成为太学生，屡试不第。元兵入汴京，亲历战争之残忍。金亡后，从汴京辗转回到故乡浑源，把书房取名“归潜”，有感於“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于是写下往日所见所闻，取名《归潜志》，入元后，一试即中，当过山西东路考试官，著有《神川遁士集》，今佚失。

《归潜志》共十四卷，卷一至卷六为金代人物传记，其中大多数皆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如赵秉文、李纯甫、雷渊、麻知几、辛愿、李汾、杨云翼、冯壁等，共涉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是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卷七至卷十杂记遗事，其中有金代文人对诗、文的评论，其评论范围，包括北宋苏轼、黄庭坚、南宋杨万里，可以见到当时北方对南方文风的看法。此外，尚有作者对金代自明昌、承安以来至金末诗文风气的演变的论述，有时党怀英、辛弃疾等人轶事的记载。卷十一《录大梁事》，专记元兵包围开封始末。当时开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皇无计，末帝在宫中想自缢，并欲坠楼，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饿死，甚至人相食。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专记金朝叛将崔立降蒙古及其被杀始末。同卷之《辩亡》，以亲身感受，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金南渡后，宰执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白表示可否，互相推诿，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足见当时官场的腐败。卷十三﹑十四，多是发表个人感慨，并辑录了他人投赠的诗作。其中论述金玉于粮食在平日和危难时不同价值，就很令人深思：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唯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斗，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也。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这两卷中作者评论诗文颇有见地，如“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概括了唐、宋文学的特点及金、元文学的发展趋势。

今有：《归潜志》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归潜志》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玉堂嘉话》记录自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34年间，作者任翰林学士是朝廷见闻、典章礼仪。“玉堂”，官署名，宋以后为翰林所居之地，故名《玉堂嘉话》。

书中所记的当时文诰礼仪等，都足以显现有元一代典制，如卷一“为春旱禁酒诏”，“为春旱祈雨青词”，卷三的“修端门前桥启土告岁地祗文”，卷四“告太庙文”、“瀛国公制词”都是王恽见到的第一手材料。元世祖时还有一种特定的“望拜行在所”仪式，也靠该书让我们得知其具体做法：

至正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讲德新、应奉李谦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仪先一日于端门两阙门灰界方所，以板书百官号，随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宫行礼。礼毕由左掖门出，风埃大作。所谓“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曾有。

口号。

一绝：“隔夜端门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鸳行。紫云低复千官入，润作金炉百合香”。

《玉堂嘉话》记载的唐宋以来文诰掌故、轶闻遗事以及书画等材料，亦多可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皆他书所未见。他如记唐张九龄、李林甫告身之式，记平宋所得法书古画名目，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以及论宣谕、制诰之别。据柳公权跋，知唐时已有《广韵》，辨米芾之称南宫，以赠官太常，记秦桧家庙之制，摘颜真卿书《出师表》之伪，谓《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张中顺，与张德辉述塞北之程，刘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资考证。而宋、辽、金三史之议，尤侃侃中理”。

岳飞被害后，至孝宗时才复官、改葬、追封，《宋史·本传》中只有“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的简单记载。《玉堂嘉话》卷二中则录有宁宗诏书《鄂王岳飞谥忠穆文》，肯定岳飞的忠忱与功勋，回顾其被害之因和追封的委屈，代表朝廷谴责“当时的权臣”，对皇祖赵构的曲为回护，为我们保存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现抄录如下：

主而忘身，兹谓人臣之大节;谥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有。申锡赞书，追告幽穸。故太师追封鄂王谥忠穆岳飞，威名震于区狭，智略根乎诗书;结发从戎，前无坚敌;枕戈。

励志。

誓清中原。谓恢复之义为必申为忠愤之气为难遏。上方密契诏札具存。夫何权臣力主和议。未究凌烟之伟绩先罹偃月之阴谋。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犹高皇眷恋之不忘肆孝庙哀矜之备至还故官而礼葬颁祠额而旌表。逮于先帝之时檖以真王之爵。既解诬于累圣可无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朕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克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若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符;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英灵如在茂渥有承。

卷二还有一篇《辛殿撰小传》，记辛弃疾因力主北伐，与韩侂胄主张相合，文集中有《寿南涧翁文》，即为韩侂胄祝寿之文，亦可补史之阙。卷二、卷三中摘记其所见宋内府书画二百余幅，也不见它书记载，为研究古代书画传绪可贵资料。

《玉堂嘉话》常见本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堂嘉话》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玉堂嘉话》;《玉堂嘉话》，杨晓春点校，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20xx年版。

宋代记载历史轶事、诸家杂说和个人见闻类笔记，十卷，南宋陈鹄撰。陈鹄，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所载陆游辛弃疾诸人遗事，又自记尝与知辰州陆子逸游。则可能是宁宗开禧以後(1207)人。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共137条，大多是，辑述诸家杂说，其中间有作者见闻。关于诗文的见解考辨也很有见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所据皆南渡以後故家遗老之旧闻。故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於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如：驳《苕溪渔隐丛话》议东坡《卜算子》词之非;据宋祁奏议。摘欧阳修撰《薛参政墓志》之误，亦颇有考据。虽丛谈琐语，间伤猥杂。其可采者要不少也。”

今有：《涧泉。

日记。

·西塘集耆旧续闻》，郑世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师友谈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20xx年版。

中国古代文化史笔记篇十二

首先，引用论述《弁言》内容，阐述我的理解：

1、“文明、文化……此二词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而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钱穆先生阐述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并且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关系。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文化是各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是文明的根本，而文明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一种文化只能传播到别的地方，以物质的形式成为那个地方的文明，但是它不是那个地方的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异地文化只能发展，不能创造。

2、“要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发展性和文化必须刺激，非刺激无以使中国文化得到承古开后的发展。”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在完整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源泉源于刺激。这里的刺激我理解为外部攻击性刺激和内部融合性刺激，比如近代西方科技就是攻击性刺激中国文化，而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内部融合性刺激。文化就是在这种刺激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之弊漏及我的想法：

1、当代中国错将文明当文化。其实仔细分析，能够知道，当代中国人认为中国是文明。

古国，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甚至有些妄自尊大者认为世界文明源于中国。其实，我觉得中国文明那是属于中国古代的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相当缓慢，相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使中国文化相形见绌，反而连文明的遗留也在快速褪色。所以不要将文明当作文化，而使自己失去危机意识。

2、当代中国对文化重视程度太低，文化竞争意识逐渐减退，在外来文化刺激下不仅没。

有积极应对，反而持一种无所谓的消极接受心态。如韩剧、外国节日等对中国文化冲击越来越大，国家虽然强调重视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本身已经缺乏竞争意识，所以当代中国文化危机越来越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面对刺激，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认清文化形式，重视文化发展。

3、解放阶级文化思想束缚，结合现实推动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现代社会，

文化更多要在思想上创新，当代中国如果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必须摆脱阶级文化思想，大胆接受先进文化，将这些有利外来刺激当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如探索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等。

综述，钱穆先生对文化的阐述，让我不仅对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更让我对当代中国文化有了一次新的思考。我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化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文化就会让你知道它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