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革命历史简短(汇总10篇)

学会感恩可以让我们更加满足和幸福，我想我们需要学会感激身边的一切。怎样处理人际关系，让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融洽？以下是一些优秀的总结范文，以供大家参考和借鉴，希望对大家的总结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革命历史简短篇一

帝国主义战争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反战运动日益高涨。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欧洲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本国反动政府，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的高涨。

二月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临时政府掌握实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执行反人民的对外政策，并力图扑灭国内的革命火焰。

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

1.一战使俄国陷入战争泥潭，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

2.罗曼诺夫王朝的腐朽统治导致矛盾激化;。

3.无产阶级不断壮大与成熟。

二月革命的影响：

1.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

2.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时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3.二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十月革命做好准备。

革命历史简短篇二

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登上历史舞台，一面组织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一面回击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原名文，号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就以孙中山的名字通用于世界。孙中山十二岁时，远赴檀香山，在资本家哥哥的资助下，进入当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他转到香港学医。读书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中法战争中国在谅山取得大捷，反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使他受到极大刺激，萌生了反清思想。从此，他课余时间，在香港、澳门一带，努力宣传革命。

公元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主张，联合二十多个华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抨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团结革命，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并且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他们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到震动，形势危急。孙中山赶回香港，策划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公元1895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等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总部成员与檀香山兴中会有较大不同，会章和入会誓词都有一些修改。更加着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将原来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意思更为准确。接着，孙中山广泛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人物和清军中的士兵，密谋起义。

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决定于这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在起义前夕，机密被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被清军逮捕，陆皓东等志士英勇牺牲，起义失败。

两广总督悬赏缉拿孙中山。同志们催促孙中山立即撤离广州，他却说：“大家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先逃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文件，把各种善后事务处理妥当。十多天后，他才撤到香港，流亡海外，显示了革命领袖的风度。

这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国，连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寻找机会逮捕他。孙中山被迫隐姓埋名，流亡在各国之间。

公元18，孙中山来到伦敦，住在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家。但他的行踪又被清廷密探侦察到了。他们与清朝驻英国使馆官员密谋，引诱孙中山误入清朝使馆，秘密将他绑架。清朝驻英公使龚照屿租定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偷运回国内处死。

孙中山在囚禁中坚持斗争，他写了许多求救信，都没有传递出去。直至第七天，才得到使馆英国清洁工人柯尔的帮助，将求救信送到康德黎手里。

经过康德黎的多方奔走，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在伦敦各报相继刊出，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强制清朝公使馆释放了已被关押十二天的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第二年春天在英国出版，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的名字，传遍了欧美各国。

此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革命的意志更加顽强，他有力地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的保皇谬论，也克服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和不同意见，将民主革命一步一步引向前进。

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在东京会晤了另外几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讨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作为革命纲领。8月20日，举行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指日可待。

革命历史简短篇三

黄岛区珠海路小学305班丁文萱。

《小兵张嘎》是一部革命题材的电影。影中的主人公嘎子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英勇顽强地进行抗日活动。虽然奶奶被日军杀害，老罗叔被抓，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反而更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

嘎子用老罗叔给他做的木头枪缴获了一把真枪。区队长让他上交区队，嘎子虽不愿意，可为了大局，只好给了区队长。这体现了革命战士顾全大局，严格执行军队纪律的精神。

区队中的队员罗金保，抓了一个汉奸。这个汉奸在八路军的教育下，痛改前非，成了潜伏在鬼子内部的我军的卧底。从卧底口中得知，鬼子要经过河边，于是区队派人埋伏在那里，两面夹击鬼子，把鬼子给全歼了。在行动中，嘎子不顾危险，奋勇追击鬼子的一名军官，活捉了鬼子军官，还缴获了一把真枪。嘎子开始想自己留着枪，可还是遵守部队纪律，主动交给了区队。嘎子这种英勇奋战，严以律己的精神又一次让我感动。

后来，嘎子被鬼子抓了去，但嘎子死活不说情报，于是被关在牢房里。后来，八路军又和卧底一起进行了一次突击营救行动。嘎子打死看守他的鬼子，烧了炮楼，和八路军们里应外合把鬼子的小队和伪军的一个排给全歼了。嘎子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抗日小英雄！

影片中的八路军战士勇敢顽强地进行抗战，他们一往无前，精诚团结，顾全大局。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众的幸福，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先烈奋勇拼搏，用鲜血开辟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虽然革命先烈已不在人世，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清明节来临，我观看着这些革命传统题材的影片，心灵受到了深深地震撼。怀念革命先烈，就要学习他们无私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在品德上不断完善，在学习上努力拼搏、不断探究，在体育上不断锻炼，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

清明节观电影《惊沙》有感。

黄岛区珠海路小学305班赵彬宇。

清明小长假期间，我在家里观看了关于革命先烈的电影《惊沙》。这部电影讲述了长征路上，八路军战士在衣不蔽体，缺少弹药的情况下，和装备精良的马家军部队血战临泽。守城3天后，最终在秦基伟将军的指挥下，英勇突出重围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故事中一个叫米娃的八路军小战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战士，在敌人的猛烈炮火攻击下，虽然两耳已被震聋，但他仍然勇敢的吹响了进攻的号角，高昂嘹亮的号角声鼓舞了战士们的勇气。他们冲出战壕，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扑向敌人，把鲜艳的军旗高高插到了敌人的战场上。敌人被八路军的英勇无畏精神吓破了胆，落荒而逃。八路军终于撕开了敌人包围圈，冲了出去。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八路军战士表现出的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强烈震撼了我的心灵。

想想如今的我们，生活在幸福和平年代，还有多少人会记得革命先烈们为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那个贫穷的战争年代里，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他们却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顽强斗争的.毅力。我们却常常抱怨父母，抱怨社会，抱怨命运的不公平。常常浮躁不安，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生活和挫折。

和八路军战士的经历相比，我们的困难和挫折又算得了什么？作为青少年，有一句话我深埋心中，“少年强则国强”。我暗暗下定决心，决定从小事做起，努力克服自己浮躁，拖拉，骄傲的坏习惯，提高自己的自立能力。感恩父母、感恩社会，与同学朋友邻居和睦相处。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培养优秀的品格，提高自己的创新和实践技能，长大为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家而努力。

黄岛区珠海路小学305吴冠宏。

清明放假了，爷爷给我讲了江姐的故事，并和我一起观看了《国旗在我心中永远》这部电影。

影片主要歌颂了江姐等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江姐等革命先辈们在狱中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激动万分。江姐和难友们一起亲手绣起了一面国旗，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新中国无比的热爱和向往。他们不惧敌人的严刑拷打，英勇的同反对派做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用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正是这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天动地，也激励着我们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伟大的祖国。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把祖国建设的更美好，让五星红旗更加鲜艳！”

黄岛区珠海路小学305班李思彤。

清明节，我在网上观看了《小兵张嘎》这部电影。

《小兵张嘎》主要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为掩护受伤的侦察员被日本鬼子打死。嘎子要为奶奶报仇雪恨，想当八路侦察兵。但八路队长认为嘎子太小，不给发枪，是老钟叔送给他一把木头枪。嘎子也不服输，和几个勇敢的好伙伴胖墩等一起给八路传递信息，斗智斗勇帮着打鬼子。一次在和日子鬼子战斗中，嘎子不幸被日本鬼子抓住关进了碉堡里。聪明的嘎子趁鬼子不注意烧掉了碉堡，从里面逃了出来。战斗胜利以后，八路队长表扬了嘎子并奖励给他一把真正的手枪，嘎子终于当上了八路军侦察兵。

我很喜欢嘎子，也很佩服他。在那艰苦斗争的战争年代，嘎子吃不饱，穿不暖，但他表现出的是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是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的革命意志，是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勇敢追求！想想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里，就应该好好珍惜这和平稳定的生活，努力学习，积极实践，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增长多方面的才干，努力成长为伟大祖国的建设者！

可以说，我们今天和平生活的取得，是无数像张嘎这样的革命英雄通过艰苦奋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祖国关心着我们的健康、茁壮成长。我们应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在学校好好学习知识，锻炼各种本领，遇到困难积极想办法克服。在家里，多帮助爸爸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个懂事的好孩子。同时，积极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社会实践能力，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去！

革命历史简短篇四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流传，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们用自己文弱的身躯，为自己的丈夫，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也为俄罗斯的女人们，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传奇。

1825年12月，俄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_批青年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深受国内进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渐形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他们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义发生在12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但是，起义因准备仓促，指挥不力，且沙皇军队4倍于起义军，起义遭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十二月党人被逮捕，5位领导人被处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党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是一片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荆棘遍野的蛮荒之地。在漫长的30年间，不断有人因劳累疾病而死，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中无人会往后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何而来，更明白自己为何而活着!在困厄潦倒的处境中，他们一刻也不曾放弃斗争。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诅咒黑暗的专制制度，揭露政府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时间，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在俄国各地被人们争相传抄，就像不灭的火炬，鼓舞着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劳苦大众奋起反抗。

这些信件，最直接地冲击着他们的妻子们。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她们要不远万里去西伯利亚，到丈夫的身边去，为丈夫送去温暖与体贴，送去精神的支柱!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贵的贵族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沙皇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告别昔日的贵族生活!

但是，她们没有听从沙皇的命令，也没有被种种威吓所吓到，她们宁愿放弃都市中优裕的贵族生活，宁愿戴着脚镣手铐被拿枪的卫兵押送着远行。

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漫长的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罗斯贵族女性，演绎了一场最悲壮的颂歌。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义的，她们坚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们为自己是他们的女人而骄傲，她们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献身正义的事业!

特鲁别茨卡娅是她们中第一个到达西伯利亚监狱见到丈夫的女性。她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会的情景：“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声使我惊呆了!他那高贵的双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

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们的妻子也先后到达了那里，她们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坚韧不屈。

这段历史远去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也远去了，但是，她们不屈不挠的身影，却依然在历史的时空中闪烁。

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病而死，没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岁的侄子刘欣被拥上帝位，后世称之为汉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过一次大手笔的革新——对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调整，史称“绥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三公”的权位排序。按照西汉旧制，“三公”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太尉辅之。“绥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与权力彼此对等，遂成鼎立之势。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刚刚起步的“绥和改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改变元帝以来君权旁落，尤其是外戚横跨内廷与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刘欣虽然能够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国入继大统，急需获得长安实力派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绥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声，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贤之间关于“断袖”的那段风流公案。为后世所忽略的，则是哀帝实有重建武帝与宣帝时代君权至尊无上的“政治辉煌”的雄心，为此，哀帝与彼时当权的王氏外戚缠斗不休，并一度将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领军人物罢职，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这一切如成帝的“绥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义。

日食让王莽重返政治舞台。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被罢免，两年后，又被逐离出了京师，一辆破陋的马车把他载回了封地南阳新都。在那里，他将度过三年孤寂的时光，同时也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汉帝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刘向当时给出的解释。刘向说：“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帝国将亡。不单单是出身皇族的刘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认为，年轻的汉哀帝同样也感触极深。也正因为如此，王莽才会被年轻的新皇帝决绝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坚信：正是王氏外戚长期把持着帝国的朝政大权，蝇营狗苟，才使得帝国的形势江河日下。

年轻必然气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阳湿热的宅院里不断听到来自北方长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压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没落的赵飞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总会让王莽忍不住摇头叹息——哀帝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好青年，但却找错了方向。

帝国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国有病，外戚只是病症，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王莽就忍不住感叹：年轻人总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处理。那是登基大典过后没几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开问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而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哀帝抛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统性和宗法来源，来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垄断的朝政大权。

新皇帝不认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认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亲舅舅。王莽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新皇帝在操纵宗法正统，以图打击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恰恰莫过于正统性危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需要一场完美的“禅让”，至宣帝、元帝两朝，儒家知识分子上升成为帝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这种对刘氏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越发变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顺应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环论”而自杀成仁的盖宽饶，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则下的帝国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却还纠结于血缘法则下的皇位合法性。

长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终于传递到了南阳的新都。刮风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则更是令所有长安高层人物时刻胆战心惊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现的这次日食，就彻底改变了汉帝国此后的命运。

日食出现之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这种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根据规则，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让他回来照顾他的姑姑——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够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可，源自他个人的彻底儒家化。多年来，王莽一直遵从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世做人，甚至带有强烈的左倾和教条主义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因为儿子杀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说“仁者爱人”，孟夫子说“人人素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按照夫子们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须同等以“仁”相“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礼经》出身的儒家门徒王莽，患有强烈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道德洁癖。

这样一个曾经处在大司马那样显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国儒家知识分子们注视的焦点。

而当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势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来抗衡王氏之后，丁、傅两家的不学无术和贪得无厌，让儒家知识分子们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阳的王莽——日食，正好给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执掌兵权。

属于王莽的时代来临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和平“禅让”仪式下，取代汉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尧、舜、禹三代以来，“禅让”一直都只是个美丽的政治传说，从未有人将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过——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禅让”游戏，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刀枪加颈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获得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之后，顺应“民意”和平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的。

这一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其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则毫无疑问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个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轻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国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朝廷内外权斗此起彼伏，帝国一派末路景象。也许是过度的悲伤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数年来的努力每每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许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神棍夏贺良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贺良告诉哀帝：“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年轻的新皇帝显然对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事后回顾，这份诏书的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言：“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将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又说问题出在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痴，夏神棍被处决了，大汉朝又回来了。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三万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祷告祈求原谅，然而民众的禁忌之口一旦打开，却再也难以封闭。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讨论“汉家天下气数已尽”。换言之，正是哀帝自己，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禅，打开了最关键的那扇禁忌之门。

多少年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至治社会——“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被万民……简而言之，汉儒们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来总结。所谓“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皇权受命于天，一旦无道，则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若顽冥不改，则必遭上天抛弃，所谓“法古”，则是回归上古三代的“礼治”，换言之，回归周公时代。

他们所选择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诚信徒。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顾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仅存在于儒家经典着作中，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而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变成了实物。

接下来是“四夷宾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政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了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

对于未见动静的西方，王莽自己动手弥补了这个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

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们日趋一日越来越强烈地拥戴王莽称帝，他们开始批评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批评王莽太过谦让。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一度堆满了群众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缘由是王莽推辞掉了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引发了群众的极度不满，人们纷纷抗议，要求王莽接受这个封赏。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当王莽再度拒绝接受封赏之后，民众的情绪高涨到了巅峰。这一次，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推上“当代周公”的宝座——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缘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时已经是安汉公，是“宰衡”，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任何光环。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确立王莽的“当代周公”地位来说，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因为6前的规矩早已失传;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到了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淳朴，生活美满幸福，“当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终于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画上乌龟，或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两个字)的味道。

回归三代之治。

知识分子们对王莽“重制礼乐”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拥护，着名学者扬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严重口吃的扬雄，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已近六十岁。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着《法言》，怀钱十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吝啬的扬雄，却罕见地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当汉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岁末神秘病倒;当王莽效仿周公当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祷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当平帝最终神秘去世，当王莽严格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为平帝操办了丧葬仪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巅峰，和整个汉帝国儒家知分子们的政治理想国的巅峰，同时来临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帝位。

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欢乐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胸口，“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一个崭新的周公时代来临了!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被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已经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归，无可推辞。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迅速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张邯和孙阳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在再现三代盛世的光辉这个伟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末已高达380多万，占全部人口的15%。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杀死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这次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无可理喻，但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着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着里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着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诚地按照《周礼》的指导思想去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但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盛世没有来，乱世却更乱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破产，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开始慢慢发生分化。儒家知识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们却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够解决汉帝国积弊了近百年的流民问题，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结果却是恶劣的，流民们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们却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对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推翻新莽政权、剁碎王莽的乱兵，其一是无地的流民，其二则是以南阳刘秀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识分子们与王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败，后世多归结为其新政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是极不公正的，因为王莽所面临的难题，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以和平解决——在西汉末年漫长的蝗灾与饥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在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提升的条件下，汉帝国的人口却较之文景之治时代增加了六倍。生产力无力负担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积垦荒潮的出现，无节制垦荒的后果，则是环境的大破坏;环境的大破坏随之引发大规模的蝗灾;大规模的蝗灾随之再度削弱生产力……整个汉末的农业生产生态，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精神文明填不饱民众的肚皮。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有着深度的认识：“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败，遂使得后来的政治家们“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而真正将“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导入歧途的，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革命历史简短篇五

7)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匿名。

8)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

9)革命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甚至我们的妓女都成了大学生。——卡斯特罗。

12)你不能以丝手套来发动革命。——斯大林。

13)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__。

18)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

革命历史简短篇六

1.背景：启蒙思想的影响;封建制度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等级要求改革;路易十六的财政危机。

2.爆发标志：1789年7月14日(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3.高潮：雅各宾派专政把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1894年热月政变，标志法国大革命结束)。

4.重要文献：《人权宣言》，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了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自由、平等思想。)。

5.重要人物：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

6.意义：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动摇了欧洲封建统治的基础。)。

拿破仑帝国。

1.1799年，拿破仑通过政变夺取政权。

2.1804年，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对内颁布《法典》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维护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推动了法国以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发动战争。

3.1812年远征俄罗斯失败，敲响帝国的丧钟。

4.1814年，拿破仑被欧洲反法联军赶下台，封建王朝复辟。

革命历史简短篇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历史革命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和生活方式。通过对历史革命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我对历史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也从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历史革命源于人民的觉醒。历史革命是人民持续不断的奋斗和探索的结果。只有当人民群众觉醒并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被侵犯时，才会迸发出强大的革命力量。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革命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都深刻理解了人民的觉醒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通过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唤起了人们的觉醒之火。历史革命的心得之一就是人民群众的觉醒是革命的基础，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权益被剥夺时，才能激发出强大的革命意识和行动。

其次，历史革命需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历史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有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革命领袖的思想理论是推动历史革命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广大人民提供了战胜困难和实现胜利的思想武器。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通过对历史革命的学习和思考，我深刻认识到只有适合社会实际的思想理论指导，才能引领革命的正确方向，并最终取得胜利。

再次，历史革命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历史革命需要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广泛的社会动员，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通过对历史革命的深入研究，我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动员和组织，才能将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共同为实现革命的目标而努力。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通过广泛的组织和实行恐怖统治，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明白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对于历史革命的重要性。

最后，历史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历史革命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和努力奋斗。在历史上的各个革命中，人民群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帝国崛起，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奋斗。历史革命的心得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革命的主体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和愿景。

总之，历史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通过对历史革命的学习和思考，我对历史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心得和体会。历史革命需要人民的觉醒、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靠着这些重要的要素，历史革命才能迈向胜利，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革命历史简短篇八

辛亥革命离开现在已103周年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可是，长期以来，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议论。在国内，由于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人们往往易于强调“革命尚未成功”的一面，对它的巨大历史功绩估计不足。在国外，不仅有人贬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甚至有人荒谬地认为辛亥革命是巨大的历史过错，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让清朝政府推行它的“新政”，中国老早就现代化了!

在纪念辛亥革命103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我觉得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化，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2019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革命历史简短篇九

历史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动力引擎。在近代历史中，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革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回顾历史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我深感历史的厚重和伟大，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革命的契机和目标。

历史革命往往源于社会的矛盾和不公平，是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结果。革命的契机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但其目标通常都是社会进步和民主的根本改革。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辛亥革命，都是在民众的呼声和不断积累的矛盾中发生的。历史革命的契机和目标通常具有普遍性，因为人类不断进步的愿望是共通的。

第二段：革命的领导力量。

历史革命的成功往往离不开有魄力和智慧的领导力量。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坚强的领导者来引领前进。无论是国外的拿破仑、列宁，还是国内的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都发挥了巨大的领导作用。革命的领导力量必须具备正确的思想指导，善于分析问题和总结经验教训，并善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三段：革命的策略和战术。

历史革命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复杂性。在革命斗争中，正确的策略和战术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联合政治力量、建立革命军队，还是发动群众运动、开展军事行动，都需要有全面的考虑和科学的方法。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正是因为列宁等人在革命策略上的英明和果断，使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革命的策略和战术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灵活应对突发事件，又要坚持原则和理想信念。

第四段：革命的代价和牺牲。

历史革命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革命的道路上，人们可能会失去生命、财产，也可能会面临流离失所、被迫离开家园等困境。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和革命的内战，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和红卫兵运动，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伤害。历史革命的代价是必然存在的，但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信付出的代价值得，因为历史革命的成果会给后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第五段：革命的启示和启迪。

历史革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和启迪。首先，历史革命证明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纳粹德国，都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历史革命告诉我们，改变社会需要坚持目标和信念，不能半途而废。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策略、组织和纪律的胜利，是坚持革命理想和目标的胜利。最后，历史革命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历史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总结：历史革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回顾历史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革命的成功之处，避免犯下相同的错误，为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革命的心得体会会激励我们，不断探索和追求更好的未来。

革命历史简短篇十

著名的钢琴家及作曲家帕岱莱夫斯基,准备到美国某大音乐厅演出。

那是一场乐迷期待已久的音乐盛宴,所有到场的观众们都隆重地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或晚礼服出席。

当晚的观众中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活泼的9岁男孩赴会。母亲希望他在听过大师的演奏后,会对学琴产生更大的兴趣。

演奏还未开始,孩子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在座位上蠕动不停。当这位母亲转头跟朋友交谈时,孩子再也按捺不住,从母亲旁边悄悄溜走。

他被舞台上那漂亮的大钢琴吸引。就在台下观众不注意的时候,把小手指放在琴键上,开始弹奏他最近学会的一首曲子:《筷子》。

观众听见琴声,一下子都静下来,数百双眼睛一齐看着小孩,有人开始埋怨:。

“谁把他带来的?”

“他母亲在哪里?”

“制止他!别让他弄坏了钢琴!”

在后台,钢琴大师也听见台前的琴音了。他赶忙跑到台前,站在小孩的身后。大师伸出双手,即兴地弹出些配合《筷子》的和音,并在小孩耳畔低声鼓励他:“继续弹,不要停止……”

一曲既毕,台下掌声雷动。孩子的母亲更是热泪盈眶。

这是比听演奏会更好的一个启蒙机会,指导的还是一位大师呢!

大师故事大全故事精选大师手里的那盏油灯。

未名社成员作家王冶秋曾在《怀想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深夜，他端着灯送出门外，我们走了老远，还看到地下的灯光，回头一看，灯光下他的影子好看得很，像海洋中孤岛上的灯塔，倔犟地耸立着在这漆黑的天宇。”

鲁迅手里的那盏油灯，是无边暗夜里的一盏光明之灯，是启人奋进的希望之灯，更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友谊之灯!这盏灯给黑暗的旧中国带来了微茫的希望，给在黑夜里奔波的人们带来了光明，更给年轻朋友们点亮了前进的信心之灯!

入夜，停了电，梅贻宝陪大哥守着油灯促膝交谈。有同事接梅贻琦去开会，梅贻宝便起身告辞。梅贻琦挪着小碎步走在后面，他将油灯小心翼翼地移到外屋桌上，又将灯芯捻到极小，再进到里屋找来火柴盒，搁在油灯旁。梅贻宝望着这一幕，忍不住问：“你在做什么?”梅贻琦解释：“祖彦(梅贻琦之子)上完课会先回来，这样进了屋就是亮着的。万一油灯不小心被风吹熄了，祖彦也能随手找到火柴。”

梅贻琦手里的那盏油灯，是黑夜里的一盏温暖之灯，是闪耀着人性光辉之灯，更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慈爱之灯!这盏灯给暗夜里回归的儿子洒下一片温暖之光，照亮了儿子光明的前途，更是孩子心中一盏永恒的父爱之灯!

一盏小小的油灯，在细节处，彰显的是大师那一颗细腻的心，慈爱的心，平凡而又伟大的心……岁月已矣，但大师手中的那盏油灯依然光耀后人!

大师故事大全故事精选国画大师傅小石的生命之爱。

傅小石，是国画大师傅抱石的长子。他的一生历经坎坷，始终致力于中国人物画创作，但你想不到，那么多风靡世界的中国画，都是他用一只左手完成的。和丈夫风雨同舟40年的妻子王汝瑜，就是他的另外一只手，在任何一个艰难的时期，她都扶持着丈夫，不离不弃，奉献最无私的爱情。

中央美院的高才生扫垃圾。

当代著名画家傅小石的夫人王汝瑜，在与丈夫风雨同舟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日子——1961年9月17日。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命运把她同傅小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那一天，这位在南京长大的苏州姑娘，天不亮就起身了。窈窕的身影，晃动着两条油光水滑的长辫子，她兴冲冲地来到南京东郊，要到藏经楼的江苏国画院去报到，开始她第一天的工作。

正是初秋季节，紫金山下的林莽郁郁葱葱，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清晨的雾霭在林间蜿蜒舒展，恰似缕缕缥缈的轻纱。王汝瑜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地陶醉了，竟不知不觉迷了路。好容易看到浓荫深处露出一角宫殿式的楼宇，她疑惑不决地走上前去，只见通向那楼宇的林荫道上，有一个瘦瘦高高的青年男子，手握一把长长的竹丝扫帚，正在吃力地清扫雨后的落叶。

“请问，此地阿是藏经楼?”姑娘歉笑着上前询问，她的一口带有吴侬韵味的普通话十分好听。

望着姑娘水灵灵的大眼睛，小伙子涨红了脸，憨厚地一笑，连连点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在突然出现的姑娘面前，他颇有一点紧张。

小伙子的神情举止，引起了姑娘的注意。他头发蓬乱、衣衫破旧，看上去是一个穷苦的勤杂工。然而，他那谦和的表情、儒雅的气质，特别是那双圆鼓鼓的大眼睛里闪出的睿智和忧郁的光芒，却与勤杂工的身份很不相称。尤其使姑娘惊讶的是，他握着扫帚的那双手竟是那样纤细、柔弱，分明像个落魄的书生!

晚上，姑娘终于从同事那儿打听到，原来这个落魄的青年竟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傅抱石的长子傅小石。1957年，由于他曾公开为胡风辩护，就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被打成“右派”。正当他父亲与关山月一起，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那幅举世瞩目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时候，他却被遣送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后来，他父亲费尽心机，通过华君武，将他弄到藏经楼来打杂。听到这些，姑娘那颗善良的心被震撼了。从此，那一双满含忧郁的圆鼓鼓的大眼睛和那双紧握扫帚的瘦伶仃的手，便时时浮现在她的眼前。

由于远离市区，他们白天在藏经楼上班，晚上就住在楼内的宿舍里。夜间，每当王汝瑜经过小石的宿舍，不管多晚，总可以看到小石在灯下埋头读书，拼命作画，苦练基本功。此刻，他的神情是那么专注，那么安详，仿佛全然忘却了身受的一切痛苦。这情景，常常使王汝瑜感动得久久无法入睡，她心想：一块真金!被埋没了!但总有一天会发光的!然而，每到早晨，当那竹丝扫帚哗啦啦扫过她窗前的时候，她的心不禁隐隐作痛了，“多可惜呵，这双手，本来捏画笔的，现在却在握扫帚!”

这以后，每天拂晓，她便悄悄起身了，抓起竹丝扫帚，轻轻地，缓缓地，一路扫过去，整整两个小时，把藏经楼周围走廊上、台阶上乃至林荫道上的落叶、垃圾打扫得干干净净。扫毕，天光大亮，她便溜回自己的房间，暗暗观察外面的动静。当她看到憨厚的小石面对一片刚清扫过的场地瞪大了惊异的眼睛，她忍不住在屋里偷偷地笑。

扫地之谜很快被小石侦破了，原来的一人独扫变成了两人同扫。然而，王汝瑜没有想到，忽然有一天，小石涨红了脸，呼吸急促地来到她面前，将一幅人物素描塞到她的手里。展开画，王汝瑜的心顿时狂跳起来。画面上，一位姑娘手托腮帮，神情专注地凝视着前方;清澈的眼睛里，两个晶莹的光点，有如两朵闪闪跳跃的火苗，把一张青春蓬勃的脸蛋辉映得神采飞扬。这分明是她的半身肖像呵!捧着这幅美丽的画像，姑娘的心里春潮滚滚，娇羞、惊喜、感激，刹时交融成一片。

结婚后踏上漫漫探监路。

1966年10月25日，傅小石与王汝瑜结婚了。这是“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这一对沉浸在甜蜜中的新婚夫妇，做梦也想不到，灾难，从此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0年，傅小石突然被“隔离审查”，接着被司法机关判刑10年。其罪名据说是私藏傅抱石的画作，“企图携带名画，潜逃国外”。王汝瑜千方百计为丈夫辩护，这使她遭到同样严格的审查。整整半年，她都被拘禁在丈夫的囚室附近，两人咫尺天涯，却没能见上一面。这以后，傅小石被遣送到泗洪县劳改农场强制改造。王汝瑜也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办的小厂，厂里让她干最累最脏最苦的活，每月只给24元生活费。

就从这时起，王汝瑜年复一年，走上了漫漫探监之路。

按劳改农场的规定，家属探监，每年只有一次。在这之前，王汝瑜所作的准备可谓“艰苦卓绝”。为了从24元生活费中抠出钱来接济丈夫，她常常是花5分钱2两粮票买个馒头，就当一顿午饭;下班后从菜场拣点菜皮回家煮一煮，就算是增加营养。所有计划供应的肉票、糖票、油票，她统统省下来，每年一次积攒下来带给丈夫。她还在家里的小饭桌底下围上铁丝网，养鸡生蛋，把蛋一个一个藏起来，全部带给小石吃。从南京到泗洪有700多公里，乘长途汽车要奔波一天;下了车，到丈夫的劳改队，还要步行20多里。她背着沉重的行李，在苏北农村的小路上一步一步蹒跚而行;好容易搭上一辆满载水泥的马车，由于车身摇晃得厉害，不得不全身趴在水泥袋上;待到下车时，她满头满脸全是灰，只露出一双泪水模糊的悲怆的眼睛!

然而，她吃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劳改队，却被通知说，见面不能超过半小时，而且旁边还得有人监视。天哪!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还有一天时间呢!难道说，她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盼了一年，就盼来这受人监视的半个小时!更使她难过的是，她昼思夜想的丈夫出现在她面前时，竟是一身褴褛，满脸黄肿，头发剃得光秃秃的，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原来小石在劳动时不幸翻车，跌断了左腿，怕她担心，一直瞒着她。此刻，骤然看到丈夫变成这般模样，她积蓄了一年的苦水简直要像山洪一样爆发出来，她多么想扑上去，紧紧搂住他，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啊!然而，她咬着嘴唇使劲憋住，她想，一年就这么半个小时，应该高高兴兴，千万不能让他难过。她努力提醒自己，同时拼命在脸上挤出笑容，将带去的东西，一样一样交给丈夫，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很好，不用为她操心。就这样，她把满腔的情意浓缩在这半小时里，留给丈夫，让他一点一点慢慢消化、回味，换来整整一年的慰藉。

从此，每一年中的这“半小时”，便成了他们最激动、最伤心、最幸福的时刻，也成了他们在茫茫苦海中惟一的绿岛。

然而，仅这么一点点可怜的“幸福”，“革命”的当权者们也要处心积虑将它剥夺!平时，街道小厂、居委会、法院以及劳改农场都把动员她离婚当成自己的政治任务;他们走马灯似地上门，威胁她，恐吓她，逼着她与傅小石“划清界限”。王汝瑜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打了份假的离婚报告。一想到憨厚的小石说不定会信以为真，她不寒而栗了。为了不让丈夫受到刺激，她提前到泗洪探监，在见面时将一颗糖果郑重地塞到丈夫的手里。等妻子走后，傅小石悄悄打开糖果纸，只见里面包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妻子的亲笔手书：“倘若见到离婚报告，你千万不要相信。那是假的!我决不离婚，一定等你!”读着字条，被劳改生活折磨得万念俱灰的小石顿时泪流满面。

“一定要让小石振作起来!”这是王汝瑜在苦难中最坚定的信念。她认定，女人固然是脆弱的，妻子和母亲却是坚强的。凭着这样的信念，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将所有的苦难全承受下来，将所有的苦水吞咽下去。每次去泗洪探监前，她总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装出笑容，到照相馆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将照片连同字条一起夹在衣服里，在见面时暗暗地交给丈夫。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小石捧着妻子的照片，就像在漫漫长夜里盼到了一轮明月;他贪婪地凝视着，端详着，真是千遍万遍看不够!“你不妨把她画下来，既可练笔，又可留作纪念。”妻子写在纸条上的话成了催促他奋进的号角。他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位美丽而贤惠的妻子深感自豪;他暗暗发誓，为了妻子，一定要振作起来!在昏暗的牢房里，他顽强地提起了画笔，对着照片，给妻子画像;对着镜子，给自己画像。难友们也纷纷让他画肖像。连监管人员的孩子，也拜他为师，请他教画。他在硬板床上完成了一幅又一幅画像，一本4万字的《图案设计新法》也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历来死气沉沉的监牢里，破天荒飘出了翰墨的馨香。

身体四分之三残疾，只用左手作画。

1977年11月，傅小石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到了妻子身边。一个好妻子，对于她的丈夫来说，就是一座天堂。何况，他是从地狱回来的人。此时，长期被压抑、被禁锢的创作热情，就像开了闸门的水一样在他心底迸涌而出。他立志在人物画上来一番创新，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记得父亲傅抱石十分喜爱南朝大画家梁楷的减笔《仙人泼墨图》，那简练的线条，大片浓重的泼墨，把人物的神情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他决心吸取古人的表现手法，融版画的黑白对比，创造出一种以渲染为主、以线条为辅的“没骨”写意人物画新技法。

有志者，事竟成。他的创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他创作的30幅“没骨”泼墨人物画被送到新加坡展出时，人们被他那神采飞扬的人物形象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震动了。

然而，正当他在艺术上趋于成熟，创造力像清泉般喷涌而出的时候，意外的致命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1979年2月3日，当他获悉关于他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即将得到平反时，本来衰弱的他，由于极度的亢奋，猝然中风，昏死过去。做了开颅手术后，他依然昏迷不醒，除了微弱的呼吸，便是连续不断的抽嗝，每一声都撕扯着王汝瑜的心。

“苦日子好容易熬到头了，小石啊，你不能走不能走!……”王汝瑜扑在小石的床前，紧紧抓住了丈夫的手拼命哭喊。此刻，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她请假半年，没日没夜地守候在小石身边。病人小便失禁，她端把尿壶在病人身下守着，积一点，倒一点;病人大便干结，医生也无能为力，她干脆用手指帮他一点一点抠出来。看到这一切，医生和病友一个个眼圈红了。

一个月后，小石终于睁开了眼睛。惊喜、辛酸的泪水，从王汝瑜熬得血红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然而，小石的右半身瘫痪了，右手也失去了活动能力。他的左腿在劳改中摔断后，由于未得到及时治疗，落下残疾，比右腿短了3公分。现在，他的四肢中惟一完好的就是那只左手了。像骤然遭到雷击，小石痛苦得心都碎了：“我要画，我要画，我要画啊!……”

他要画!然而，他恰恰失去几十年来朝朝暮暮紧握画笔的那只手。这是一只在艰苦的环境里经过多少磨练而变得异常灵巧的手!多少人为他叹息：“可怜的小石，这辈子算完了……”

没有人知道王汝瑜淌了多少眼泪。在极度的悲痛中她终于挺身而起：“在与小石相依为命的路上，谁也不能代替我!我不帮他，谁帮?”

“还记得《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吗?他身残志不残……，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双目失明后，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的右手不行了，可还有左手。”妻子的循循诱导像春风化雨，一点一滴滋润了丈夫枯萎的心灵。“是啊，我失去了右手，不是还有左手吗?”傅小石的心豁然开朗了。他躺在病床上，用左手一笔一画地练习写自己的名字，一遍写不好，练十遍、百遍。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过度的劳累使他气喘不已，但是他依然坚持不懈地练，练，练。

“来，我给你当模特!”等小石用左手画线条有了一定的基础，王汝瑜搬张椅子，笑盈盈地坐到丈夫的病床前。“还记得在藏经楼你第一次给我画的素描吗?还记得在泗洪劳改农场你看着我的照片给我画的肖像吗?”妻子深情的话语，勾起了小石多少深沉的回忆。多好的妻子啊，她总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他撑腰。千分情，万分爱，刹时间全凝结在他的画笔上了。不一会，一幅妻子的肖像素描在他笔下诞生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用左手画出的第一幅肖像画，尽管粗拙，却生气勃勃。

望着这幅不寻常的素描，王汝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喜悦的泪水顿时滚滚而下……。

“有了这一幅，以后就有一百幅，一千幅!”王汝瑜的鼓励，使小石对未来重新充满了信心。记不清练秃了多少支画笔，他的别开生面的“左笔画”终于脱颖而出了。不久，他参加了南京鼓楼公园举办的“未名”画展。当人们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的泼墨人物画原来全出于傅小石的左手，都惊叹不已!“左笔奇”这个雅号从此便跟傅小石的画一起，在社会上传开了。

人体画，艺术路上的再突破。

知夫莫若妻。

早在相爱之初，她就发现，作为中央美院版画系的高才生，傅小石在人体绘画上具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为此，她曾不止一次地设想，倘若小石能发挥这个优势，将人体绘画引入中国画，与泼墨画的技法结合起来，那么，他的画一定会独树一帜。

然而，人体绘画在中国历来是个禁区，社会上对此争议不断。王汝瑜的美好设想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油画界终于一马当先冲破人体画的禁区。当小石夫妇从报上获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体油画展在首都引起了轰动时，两个人都激动得夜不成寐。

“西洋画能画人体，难道中国画就不行?”王汝瑜兴奋地鼓励小石，“你的人体画的功底那么深厚，为什么不能带头起来搞创新呢?”妻子的话，为小石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是啊，我也早有这个打算，咱们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傅小石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王汝瑜呢，开头也为丈夫的创新捏了把汗，但是，她翻来覆去地思量，总觉得这样的创新并没有错，关键是面对世俗传统的观念，要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她打定主意，为了丈夫艺术上的创新，她要再一次帮他挺起腰杆!她找到一个机会，就在丈夫投入人体画创作时，她站到他的身旁，给他当助手，用电吹风轻轻地帮他吹干画面;这一场景，她特意请人拍摄下来，然后将放大了的照片捧到丈夫面前。

“你看，现在我把自己同你牢牢地拴在一起了!”她笑着对丈夫说，“你只管大胆地画，将来我一定帮你出一本人体画册。到那时，就把这张照片印在前面。有风险，我跟你一块儿担;要坐牢，我陪你一块儿坐!从前那么大的风浪都经受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面对这张特殊的照片，望着妻子大义凛然的神气，小石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多么了不起的女人：情深义长，有胆有识，满腔热血!在她身上，凝聚了中华女性多少崇高的美德!刹时间，他的灵感之门打开了。他要画!他要把中华女儿崇高的美画出来，画出她们的形象之美，画出她们的精神之美、灵魂之美!

他狂热地投入了中国人体画的创作。《长门赋》、《珠母图》、《桃花源》、《天女散花》、《春江花月夜》、《七仙女天池赴浴图》等等，一幅又一幅泼彩人体画从他的画笔下流泻出来了。那奇特的构思，瑰丽的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女性肌肤的细腻质感和女性形象的青春光辉，达到了神妙入微的艺术化境。

这些年来，傅小石在国内外先后举办了30多场画展。2001年10月，傅小石的巨幅中国画《花木兰》被选入了百年中国画大展，这标志着他的国画艺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他的作品被国内外数十家美术馆、博物馆、领事馆收藏。

如此杰出的艺术成就，出自一个全身有四分之三的肢体残废的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憨厚的小石笑呵呵地望他的夫人，用左手比划着，深情地说：“她的功劳要占百分之八十!”是啊，他的妻子，是他的手，是他的脚，也是他的灵魂。高尚的女人，乃是造就有出息的男人的学校!在小石绘画艺术的大树上，可以说每一片绿叶都沐浴着夫妻挚爱的阳光!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