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阅读

最新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模板12篇)

格式:DOC 上传日期:2023-11-12 13:15:54 页码:14
最新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模板12篇)
2023-11-12 13:15:54    小编:ZTFB

商榷是对观点和理论进行辩论和讨论的过程,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和拓宽思维。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总结要尽量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总结范文的观点和结论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一

思维有好几种,并不是只有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是科学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具有天壤之别。中国历来是象思维,是类比思维。它把某个事件统一起来放入到整体中去思考,从来不会放入到局部去思考。它从整体事件中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去发现藏在事务背后的规律。而西方人是在逻辑思维和实验科学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他们眼中的事务是物理的,客观的,空间的,甚至可以说是孤立的,他们可以不断把该物质细微化,局部化,以获得更为详尽的知识和信息,最终对于整个事务全局而言,可能越来越脱离了。

西方的文明自从文艺复兴开始至今的近5的历程中,爆发了大量的创造,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是不能说它的思维模式可以解释整个世界,或者很可能,它的发展离对整个世界的解释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痴迷于事件的局部细化了。

而我们东方的文明恰好可以弥补这点。中国的文化向来强调整体,从来不会极其细微的去孤立的观察某个细微的角落,这是我们中国没有向西方那样的思维方式发展的原因。中国的古老哲学中概括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比如太极八卦图。从这点出发,诞生了很多东方的文化。比如享誉世界的中医就是这个模型的典型代表。中医从世界认知模型中类比在人体的系统中,通过五行、经络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整体的人体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人体任何局部说生的病症。我们不能说中医没有经过西方严格的科学验证而不是科学的,当然不是,因为中医实实在在可以治病的,而且治病的手段比西医要高明许多,许多疑难杂症它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医的类比思维无疑是科学的,是正确的。西医如果通过他们那种思维发展模式,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中医的结果,抑或是根本到达不了。

只是中医的理论深奥,难以理解。且他不能通过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理解,因此中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甚至很多中国人都无法识破其中的奥秘。

类比的思维也是科学的。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推而广之,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很多未知领域。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具有这个思想武器,去了解更多的未知领域。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二

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经济的高速发展都需要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的支持。在过去,相比于城镇先进的经济建设体制,农村的人才配置结构不够合理,同时也缺乏优质的技术型人才。人才队伍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薪资分配。农村企业应该更看重绩效,脱离平均主义思想的禁锢,才能真正利于农村企业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3.2技术水平的影响。

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是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核心价值力的.体现。因此发展技术水平、提高技术含量,对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益处。然而。想要真正提高技术水平也需要农村企业从多个方面着手:(1)提高人员的技术创新意识。首先要提高人员自身的文化水平,具有对技术创新的自信与意识,及时引进与学习最新科技技术。(2)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农村技术创新体制的不健全也导致了农村技术创新缺乏积极主动性,相关部门的管理组织不到位,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不能顺利开展。因此,各农村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水平对于影响农村经济整体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3.3观念和重视度的影响。

农村企业的发展越好,越能引起国家和各地方部门的重视及支持,越多的优惠政策同样也会使农村企业发展更顺利。因此,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加深国家及全社会对农村经济的重视程度,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综上所述,农村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肩负着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任务。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农村企业,有助于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农村企业的建设也从人才、技术、观念多个方面影响着农村经济,更好的建设农村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姜军.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影响因素[j].黑龙江科学,(8).

[2]高艳书.探究农村企业对农村企业发展的贡献及影响[j].商,2015(11):255.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三

读后感悟是指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首音乐,然后把感悟和感悟写进一篇文章,叫做读后感悟。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我喜欢买书,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我喜欢买书,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选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哲学,尤其是喜欢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额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着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冯友兰教授将宗教等现象称为超道德现象,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意识(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过浓厚,因而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养。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被不断削弱。很多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这个世界除宗教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达到可高的价值,那么人们宗教仪式的淡薄的确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实上,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它更为直接,也更加单纯。哲学取代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在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后,冯友兰教授选取了诸子百家中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系上,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除了最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墨家中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先秦的科学家,这自然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兴趣。在墨子的着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到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一直都具有这样的韧性与海一般广阔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依旧能绽放它的光彩。

冯友兰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希望人们都能在中国哲学中寻求到心灵的慰藉。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冯友兰先生说,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对人生系统的反省。人活着的话一定会想,这种想法是反省。

中国有很多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人生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反省了自己一生的教育教育、人生探索,最终有了论语这一儒家经典。

反思是促进思想的原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儒学为国家正统学。儒家也吸收了许多其他家庭的思想。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是因为他考虑了儒家,儒家受到了很大的弘扬。

生活也是如此。没有反省的生活是无色的,就像雨天一样,没有太阳的照明变得灰暗,没有明亮的光彩。

反省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从出生到死亡们的大脑都在思考。虽然很细,但它证明了我们的生命!

书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人们经常不说很多话就不会沉默。沉默是金,在成为金之前,不沉默是疯狂的。在光明的成功背后,一定要吃苦,经历黑暗,最终成功,拥抱光明。

哲学是什么?小时候,我完全没接触过,感觉它就像是人们经常谈论的那些很厉害的东西。现在,我依然不懂哲学是什么,总以为它太难,太深奥了。几周前,老师让我们读《中国哲学简史》,我想从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花了三个星期读完了这本书。刚读时,觉得挺乏味的,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大道理,但当老师推荐我们“啃”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的奥妙所在:它所说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相吻合的,非常神奇,细细阅读之后,感觉这本书还很有韵味。

这本书道理太多且很有深度,我只来谈谈对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思想的粗浅看法。儒家,是一个主张“仁”“爱人”的学派,主要讲述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更好的融入社会,彰显人的善良本性。而道家却恰恰相反,它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善恶因果,人们只需除去不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以至“无为“。儒家提倡“入世”,融入社会,以人为本。而道家提倡“出世”,清心寡欲,以自然为本。这两家看起来是对立的,毫不相干的,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拿“出世”和“入世”来说吧,儒家提倡的“入世”,其实就是融入社会之中,把握好人际关系。儒家自身也已经做到了“入世”,因为儒家行事高调。汉武帝时期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潮流,使儒家变得家喻户晓,成为当时的百家之首。相比儒家,道家就显得低调多了,因为道家属于那种归隐派,它追求的是心灵上的满足感和灵魂的超脱感,“超凡脱俗“似乎已经成为了道家的专属名词。况且道家崇尚人与自然,心灵的高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一种出世的象征吧。

所谓“儒道互补”,就是做到既出世又入世。人类一生下来就会融入社会这个集体,在现代这个华灯璀璨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总要比人与自然间的相处多得多,所以处理人际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在我看来入世虽然肤浅,却实用,出世虽然会获得所谓的最高成就,但那是虚无缥缈的。但也不是说出世就毫无意义,毕竟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会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需要自我安慰,支持和鼓励。这些都是心灵上的,是儒家思想所做不到的。我们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好比我们现在努力学习,为的是以后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但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守本心,不卑不亢不骄傲。当你不过于追求功名利禄,每天过得充实满足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哲学道理,等待我们去理解,同样,这个世界也还有许多的哲学,等待我们去思考,去探索。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我刚看到《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时却没有什么感情。书的封面是米白色,上面有金色的“冯友兰作品精选”七字,很普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宁静,平淡。书在手里没有什么感觉,就匆匆放进抽屉,直到阅读课时才拿出来,当时记得还是现场拆封面。

读这本书的最初感觉是无聊,可以用“好看的想让人睡觉”来形容。书里面有一些是引用古文,没有给你注释,让你自己思考,第一次看着差点睡着了,并没有沉浸在书中的海洋里。就像生物老师说的:“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认识,都拼在一起你便不知。”哲学也是这道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感觉很陌生。

渐渐地,我进入书的境界中,慢慢的融入在书中,书中有许多的精华,你唯有“啃读”才会知道其中的意蕴。读完书才明白“啃读”与“悦读”不同,读过这本书与没读过这本书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哲学”的知识,可以丰富思维,增长见识,让人更加智慧。书中有很多历史知识等,读起来也别有一般滋味。哲学就像物理一样,在生活中处处可见,都以不同形式与时代、社会、政治、人生联系在一起。

书中的许多观点令我佩服,就像书中所说的:“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是生命的体验。”它告诉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新的眼光来认识哲学。在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们应顺应自然,明白宇宙的每一事物存在的缘由。

要说不喜欢这本书那是不可能的,议论中夹着少许的描写,内容显得并不太枯燥。但因为书中还有许多古文,看不懂,爱恨有加。书中讲述了许多哲学,儒家、道家、法家……不止国内的,还有国外的,甚至贯穿整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哲学是什么?一切源泉来自哲学,这本书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谈论的东西。例如:“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像一面明镜。”这句话警醒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磨砺得像明镜一般,时刻提醒自己不犯错误,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被心中的贪婪所迷惑。

书中精华太多,多得我们都不知从何处说起;哲学的应用范围太广,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简直无所不包,是天地间最大的学问,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

以前,我总认为哲学很深奥,很遥远,甚至认为我一定接触不到哲学。然而,我读了《中国哲学简史》后,不得不惊叹,冯友兰先生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对我而言,读这本书有些吃力,但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而是用了许多文浅意深的语言进行论述,还是深深吸引了我。读完这本书,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哲学离我并不远,哲学,始于思想。

在书中,冯友兰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有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要对思想进行思想。”这句话我认为是哲学的根本。人要能认清自己,认清自己能够思考什么,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范畴,在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进行不断地思考,深层次的思考也就能变成反思;自己思考,反思自己,这也许就是哲学的本质吧。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与冯友兰先生所说是相通的,一切的哲学都是建立在“认识你自己”之上的。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哲学才能使我们提升心灵的境界,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哲学,即智慧之学,人的智慧来自于人的思考。无论多么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他们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他们那善于思考的大脑,从思考中得到真理,真理的诞生也就是哲学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哲学,无处不在。

“就我而言,哲学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了。”这段话依然来自《中国哲学简史》,它足够验证“哲学是始于思考”的。“反思”无非就是思想的思想,即深层次的思考,而“系统的反思”是聚反思、总结于一体,就像优秀的学者、哲学家,他们不但善于思考,还善于总结,总结的产物就是“真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真理的诞生”,它就是关于思考的总结。

所以做一个会“系统反思”的人,哲学就会离你很近。哲学,始于问题。

近日拜读冯友兰先生之《中国哲学简史》,先生河南人,巧合的是,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二程皆是河南人,今日河南,古之中原也,中原人,居高而心亦高,近王又思道。

哲学,思想之思想,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内意义本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先生所述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哲学之人任务便是让人向着越来越高级之境界成长,趋于至善,以成圣人也!

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主要是“六家”:阴阳、儒、墨、道、法、名家,接着是秦统一中国,主要用法家。两汉时期,以儒家为主,亦兼用黄老之术。魏晋南北朝出现新道家,梁启超称这一时期为老学时代,佛教此间亦传入中国。到了盛唐,则以佛学为主,并与新道家相互激荡而发展出中国的佛学禅宗。梁启超则称这一时期为佛学时代。宋明时期为更新的儒学,它结合了佛学的成果,梁启超称这一时期为儒佛混合时代,我们今天一般称宋明时期的哲学为理学,称二程、朱熹、陆王等为理学家。再下来就是清代,冯友兰认为清代虽然学术成就巨大,但其哲学思想成就比较逊色。随后,西方哲学传入,进而产生现代中国哲学。

无论何种哲学都是与当时之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周天子的衰弱,春秋时代的不义之战、战国的争霸、秦王朝的统一又短命、汉王朝稳定的正礼、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动乱、隋唐的盛世、五代十国的短命、宋之繁荣、元明清之禁锢,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需求,不同哲学的需求也正是民众之心理缩影,絜矩之道、无为之道、老庄、阴阳、兼爱、理学、心学……无不是一代代先师们为解忧于民,平治天下之真心,他们才是值得我们怀念、敬佩之人,更是应秉承之道!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我们知道了我们如何而来。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做必不穷平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我们知道了礼。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魏晋新道家让我们知道了艺术的魅力,找到了真风流。

禅宗,儒家和道家之合和,为中国之佛学,而不是在中国之佛学,让佛学从神坛走到平民。

程朱理学,让理气之结合,成为官家之经典。

阳明心学,禅宗之结合,最是那段“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故事引人入胜。致良知,又一次把“三纲八目”完美诠释。

如果用最精简总结,无非八字:内圣外王、以理化情,用此心实现董仲舒之大同愿景。

突然想到王戎失子的故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哲学让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更好发现自己……以致觉解。

和一些人一样,一直畏惧或远离中国哲学史,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完全理解、充分欣赏原文(古文);其二是因为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需要更多的历史和文学知识,甚至想象力,个人相当不足。即便如此,还是抱着忐忑的心情阅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读后,真有“不虚此行”之乐,遂与大家分享之。

通俗易懂说概念。哲学应该是形而上的,就是用一个元素或概念把千变万化宇宙“固定”起来。作者在第一章中,非常好的阐述了哲学的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哲学?作者把它称为是思想思想的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思想。说到什么是宗教之时,也是非常直白易懂,认为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还用非常有趣的例子解释了什么是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的,而爱上帝就是超道德的。其中,还回答了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危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怎么办?作者说,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宗教的洪福。

深入浅出聊背景。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受到生活环节的限制和影响。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百姓的根本,所以房价特别贵,电影《流浪地球》也是带着“老家”去流浪,不同于国外灾难片的移居星球。文中谈到,在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本”是指农业,“末”是商业。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因此也就有“本末倒置”的成语,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往往不高,素有“小商小贩”之称。

也就说,“农”是本,“土”是根,土地不能动,祖祖辈辈基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那么中国就发展起了世界上最为复杂,且组织得很好的家族制度。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就必须梳理得非常清晰,也就是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因此儒家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即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也强调个人的名利。因此说,中国哲学即入世也出世。

追本溯源叙“百家”。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它们成为主流是长期演变,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和不同“诸子”发展而来。在这一章节中,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兴趣的内容进行精读或略读。理所当然,孔孟、墨子和庄子是必须研读的兴趣对象。

其中,在读儒家之说时,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巧合。苏格拉底是西哲的开端代表,但其没有著作,其“对话录”以及很多观点,都是其弟子柏拉图记录而为。这一点与孔子语录非常像,“论语”并非孔子著作,也是其弟子与之对话录,同样孔子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弟子——孟子,犹如柏拉图以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孟子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发展这些人伦。

以前,赏百家名言之时,常常感叹观念的正确,赞叹言语的精炼。但读罢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让我追本溯源,去理解或重推这些理论的演变、逻辑,确实比仅仅寻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满足得多,“痛苦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更是一种“高级的快乐”。

朋友圈刷世界杯的时候,我读了这本书,两次。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最后的鸡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也是哲学家。1935年完成了两本巨着《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语讲中国哲学史,英语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是这个《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细适当,深入浅出,只有大师能做到。本书的一半篇幅讲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它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从汉代开始主要是儒家道路,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儒家道路的复兴,名家反复出现,但远不如先秦时代那么有魅力。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是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成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下两篇。子学时代共16章,主要讲先秦诸子。冯友兰认为,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大解放、大变动、大过渡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子并起的哲学发达时代。

到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从此消失了。到此,子学时代终结,而经学时代开始。冯友兰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清末年,中外交通,中国社会各方面又起根本的变化,经学时代也就结束了。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时的冯友兰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观点,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须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家“以述为作”,借古代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友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着重于哲学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著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每个哲学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写哲学史,重新整理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冯友兰也不例外。

当时西方哲学流行的看法,哲学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两小部分。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他对从《易经》以来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多少叙述。他对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思想叙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绍朱熹,而介绍朱熹,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而他对明清之际的唯物论集大成者王夫之却只是十分简略地提到。两相比较,显出了当时冯友兰思想的局限性与党派性。冯友兰自己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讲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外,《中国哲学史》还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再如,在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当时,却算是一个创举。

总之,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获得对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亦能对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认识。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四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郁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等哲学基础,并在古人们的心理、意识、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文章旨在通过对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趣味特质。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本文择以审美趣味视阈,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从意识形态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无疑是一切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而如果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美学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观点,即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与人有着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张扬,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而作为美学范畴,“天”与“人”所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原与审美的归宿问题。“天”在古人看来即是“人”及万物的本原与归宿,因此,对于美来说,也是其本原以及审美的归宿。中国古代美学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所不适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现美的过程中也总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

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善”指的是对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价值。与伦理学上所讲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人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功利价值(即对人有用有益),还有各种社会事物的功利价值(即是否与人类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将“善”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也为其美学理论打上了鲜明的伦理烙印。据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这里,“美”即是对美的形式的最高评价,而“善”则是对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的最高评价。在孔子对“美”与“善”的论断中,他提倡的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不仅把“善”和“美”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同样,孟子的“充实之谓美”里的“充实”也是指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这就是一种美。荀子也曾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在这里的美就是善。总之,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审美感的一致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接受某种伦理道德原则,既非受法律的强制,也并非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这就使古代美学在艺术上对情感的表现更为关注。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古老命题,其中就阐明了艺术是情感表现的萌芽,之后又通过《乐记》《毛诗序》及其他着作得以明确和具体的发挥。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情”与“理”相统一。古代美学认为真正的艺术无一不是真实无伪地体现了灌注于个体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离,应融为一体。因而古人日:“言,心声也;画,心画也”。以画竹为例,西方画竹,往往只画出竹本身的特点,把竹画得维妙维肖即可;可是竹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则不然,它更强调要在运笔中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国画中的笔墨不仅是气韵的表现,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境界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统一”两个观点之上的。“美善统一”的观念中,虽然儒道两家在关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争执,但最终都遵从“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达到此境界的途径以及对其意义与价值上的理解。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学中,如果达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源头,而从中分流出“美善统一”、“情理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几股纯朴的如清流般的观念。也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成就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

“趣”与“味”,二字的解释在古代颇多。

先说什么是“趣”。有解释为意旨、意味。《列子·汤问》中有“曲每奏,钟之期辄穷其乐”。“趣”不单单用在音乐上,而且还运用在绘画上。顾恺之在论画时,评《孙武》像为“古趣神奇”,又评《醉客》像为“变趣佳作”。还有说为兴会、兴趣,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有“恒恐八辈觉,损其快乐之趣”。可见在古代,“趣”就与艺术和人的心情有了紧密的联系。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五

类比思维是解答化学竞赛题的基本方法.类比思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联想,即由新信息引起的对已有知识的回忆;(2)类比,在新、旧信息间找相似和相异的地方,即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通过类比思维,在类比中联想,从而升华思维,既有模仿又有创新.

原理。

类比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和推理方法,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认为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对待它。其基本模式是:若a对象具有属性a、b、c、d,且b对象具有属性a、b、c,猜想:b对象具有属性d。类比推理的过程,是从特殊到特殊,由此及彼的过程,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两个或两类对象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事实出发,推出其中一个对象可能是有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已经具有的其他属性的思维方法。该方法是古今中外许多知名人士最常运用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由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不一定很可靠、精确,但富有创造性,往往能将人们带人完全陌生的领域,并给予许多启发。

培养策。

善于创设类比的问题情境。

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不妨恰如其分地创设类比联想的问题情境,暴露数学的思维过程,把每一个环节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尝试观察和类比。事实上,我们上海市高中数学教材在编排的时候,每章都有引人入胜的章头图,同时在很多小节中也有生活的实例,这些都利于教师在组织教学中进行类比教学。

多采用变式教学。

我校很多知名教师课堂教学中,非常善于利用变式教学,其课堂的深刻性和灵活性让我折服,我认为变式教学利于学生寻找和提炼问题表象背后本质的东西,它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有很大帮助,从而为进一步的主动类比提供可能。

教学过程中能展现知识点的形成过程。

学生对已学知识掌握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类比能否顺利实施开展。我想,只有相关知识作为基础,才有进行类比探究的可能。展现知识点的形成过程,有利于学生在自主的学习活动中感悟到其中的思想方法和内在联系,这样学生才能在遇到新问题时利用这些思想方法进行类比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六

类比思维是一种或然性极大的逻辑思维方式,它的创造性表现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人们能够通过类比已有事物开启创造未知事物的发明思路,其中隐含有触类旁通的涵义。它把己有的事和物与一些表面看来与之毫不相于的事和物联系起来,寻找创新的目标和解决的方法。

发明创造中的类比思维,不受通常的推理模式的束缚,具有很大灵活性和多样性。在发明创造活动中常见的形式有:形式类比、功能类比和幻想类比等多种类型。

形式类比包括形象特征、结构特征和运动特征等几个方面的类比,不论哪个形式都依赖于创造目标与某一装置或客体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关系。如飞机与鸟类、飞机与蜻蜒,由鸟的飞行运动制成了飞机,飞机高速飞行时机翼产生强烈振动,有人根据蜻蜒羽翅的减振结构设计了飞机的减振装置。天津一个学生根据小狗爬楼的运动方式创作了狗爬式上楼车等都是类比的结果。

功能类比是根据人们的某种愿望或需要类比某种自然物或。

人工物的功能,提出创造具有近似功能的新装置的发明方案,这种方法特别在仿生学研究上有广泛应用,例如各种机械手、鳄鱼夹等。

根据幻想中的某种形象、某种作用、运动装置进行发明创造思维,这种思维是幻想类比。例如《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幻想了一种能长时间在海底活动的潜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制成的现代潜艇即是这种幻想的实施。当然,一项成功的发明也可以是以上多种类比的综合,如各种机器人的出现绝非是一种单纯的创造性思维所能奏效的。

英国的培根有一句名言:“类比联想支配发明”。他把类比思维和联想紧密相联,只有有了联想才能有类比思维,不论是寻找创造目标,还是寻找解决的办法部离不开联想的作用。

人们要用好类比思维,就必须提高联想能力,学会联想方法,特别是掌握相似联想,是运用类比思维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七

1.

伽达默尔曾面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发展,讨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只属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智慧型的远东思想在提问和表述方式上,都与所谓西方哲学之间缺少一种“可检验(比较)关系”。这实际上是在“哲学”面对实证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远东思想(或曰智慧)面对“哲学”(西方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哲学”在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发展,不过后者可以仅仅是一种现代的事业(而与历史和传统无关),正如现代中国的许多学科门类(如社会学等)都仅仅是现代的事业一样。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墨子×天志》曰:“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者可得而知也。此者何故?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范围“中国哲学”之“方”、“圆”呢?也只有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之合法性”才成为一个问题。

就总体而言,关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可以发现四种论说方式:

三是主张扩大“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认为西方有关“哲学”的理解及其范围的限定,似未免过于偏狭,“中国哲学”的阐释与发展,可以(也应当)为之增加某些内容,诸如中国特色的“人生修养论”,等等。

四是强调“哲学”概念的相对性及其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相关性,认为并不存在一般意义的。

[1][2][3]。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八

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九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

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

(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十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十一

无论是“五行”说的出现还是“中庸”思想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华夏民族治水实践和观念的'反映.纵观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水及人类治水活动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呈现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同时,水与中国哲学的许多特点是相通的.

作者:金戈作者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天津,300170刊名:海河水利英文刊名:haihewaterresources年,卷(期):2003“”(2)分类号:b21关键词:水古代哲学中国

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怎么写篇十二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