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形而上学的哲学家(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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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一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杨伟认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文化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点。[1]蔡四桂指出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2]汪澍白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的演变进行了一番探讨。陈增辉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正确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3]黎永寿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综合了当时先进人们文化观的时代特色、时代局限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文化观本质上是中西文化比较观，破旧出新是其特点。[4]田彤认为青年毛泽东经过中西文化熏陶，逐渐形成马克主义文化观基础。[5]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以段书勤、牟岱、张文联和王炯华最为典型。段书勤指出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特色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作用。[6]牟岱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因时不同，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特点，最终指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个特征即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开放性。张文联、王炯华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思维独特，实际化思维特色、群众化思维特色、政治化思维特色、形象化思维特色贯穿毛泽东文化观始终。[8]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琼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体现在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并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人民主体论特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等六个方面。[9]王海梅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实践性、继承性。[10]陈志杰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地具备双重色彩，既有中学的传统又有西学的印记，而西学占据主流。[11]杜艳华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精神、广采博取的精神、创新精神。[12]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在这一时期，孙铭有对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体系。[15]李建英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的形成及特点，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具有兼容性，结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以政治为主体，重视人的意志力。[16]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毛泽东影响深刻，且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丰富思想源泉。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吸收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东方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认同和吸收。[19]杜艳华则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文化思想表现了诸多的联系与一致性，李大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并迅速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20]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做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卫星、李彬将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双方都重视精神的力量、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等一般原则。[21]郑祥福和范虹邑进一步分析了葛兰西“阵地战”策略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针，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张士海提出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认为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李雅兴、韩贤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4] 3.3从微观入手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泽东民族文化观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严考亮，严考亮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特点与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民俗文化观是毛泽东对民俗文化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严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的现实启示进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导传统信仰习俗、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优秀传统习俗文化。[26]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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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黎永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的文化观[j].社会科学研究，1989（6）：43-50.

[5]田彤.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j].广东社会科学，1993（5）：11-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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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康渝生，张路杨.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建设[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6）：17-21.

[27]孙泽学.毛泽东文化思想与初级阶段文化建设[j].社会主义研究，2003（4）：50-53.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二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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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0-781.

[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4.

[7]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

[8]邓小平.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c].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5.

[9]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c].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6.

[10]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48.

[11]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7-798.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7.

[1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16]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c].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4-105.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三

每逢我缓缓提笔构思纸上的文字，总惦记着两个问题：写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怎样写，才是一篇不平凡的好文章？

我究竟为了什么而甘愿耗费宝贵的生命来精心编织让人痴醉的文字？

只是为了向诸位读者炫耀，搏诸君一时的称赞与好评？只是为了让自己用心血辛苦凝炼而成的文章，在改卷老师匆匆扫描后，留下刺眼鲜红的分数后，遗留下失望的痕迹，它便成了无用的废纸，搁置一角，渐渐遗忘。难道只是为了用它作摇钱树，文章对人是好是坏置之度外？只要有钱赚，便捂着心写下蒙骗人的文字？这些所为，玷污了文章的神圣，湮没了文章的光辉！

而真正文章的价值，本来就不平凡，金钱无法衡量。

它是迷途路人的明灯，是游子的一碗心灵鸡汤，更是关系民族的一剂良药。

文王演《周易》，为的是让世人明白天之道。司马光着《资治通鉴》为的是让诸帝王将相吸取历史的教训，以更好地造福黎民百姓。近代鲁迅弃医从文，写下不计胜数的平凡文章，却能拯救人们的思想，将思想解放。《傅雷家书》里面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里的书信，将它们修订好，却也能成为万家诵读传世佳作。而他们都有一共同点，他们所写所作的文章书籍都是为了他人，是大爱之举，因让人受益而永恒存在！

所谓的非凡文章，为了他人而写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但所作的文章，你都必须为它而负全责！好文章，是能够让读者受益，与读者产生共鸣，使读者读后余兴不绝，记入心底，便是神祗之作！有的好文章需要大量的美妙词语装饰，从而让人感到美的存在，但只有花花绿绿的文字一定是浮夸人之作，有表无实，却无道理，不知所云，若有不雅语言穿插，读者也深受其害。

而我始终认为有一种文章不需要用美言诠释，那就是有哲理的文章。

无论它的语言再朴素，再平凡，它都是一句忠言逆耳，鲁迅有一句经典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此句再平凡不过了，可就是如此平凡，其中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平凡的它，虽然犹如母亲唠叨的声音，却总是为我们好的，无论如何都要给予称赞，批判它的人则是违背正义的人。若改卷老师给它打低分，或许他们只会欣赏文中的花花世界，却不知道一堆乱石正是最美丽自然。孔子的文章再平凡不过了，每个大道理只不过是简单的一句话，其弟子整理他的每一句话，便成了千年不朽的《论语》，倘若今日考生写下极普通而又暗含哲学的“金”文然后交卷，相信老师会不以为然，不多深究便也写下个极普通的分数。我想劝这位考生，是“金子总会发亮”，一百个人中就有一百种口味，总有人会认可，不过最好能适合但不要气馁，倘若让他朗读其文，相信听者会大有所益，因为只要是一篇对人启发的文章，即使再平凡，也终有一天让人认可，终有一天能与大圣人孔子的文章媲美！

与诸君说了许多，归根来说，只要是无私的文章，是要是写了能令读者受益，让别人产生共鸣，无论它有多平凡，多不起眼，只要有信念，他人的心定为你所触动，它都能发挥它应有的光芒！因为我相信，平凡文章永不平凡！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四

泰戈尔说：“当鸟翼系上了黄金时，就飞不远了。”

智者曰：“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一只蜜蜂把一壶蜜送给天神，天神非常兴奋，答应送蜜蜂一个礼物，蜜蜂选择了一根能置人于死地的毒针，天神答应了蜜蜂的请求，但是条件是蜜蜂刺了人之后，生命也随之结束了。蜜蜂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自己本不该失去的东西。〕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选择和放弃，学会可以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这也许便是另一种珍惜。蜜蜂假如学会放弃自己本不该得到的东西，那么它将得到更多。

放弃是生活中时时要面对的清醒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安然地等待生活的转机，渡过风风雨雨。懂得放弃，才能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充实，坦然和轻松。

学会选择，学会放弃，就是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把握时机，明智的选择胜过盲目的执著，选择是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

一只倒霉的狐狸被猎人布下的套子夹住了一只爪子，它毫无迟疑地咬断了那只脚，然后逃命。放弃一只脚而保全一条性命，这是狐狸的哲学。人生亦是如此，当生活强迫我们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前，主动放弃局部的利益而谋求整体的利益是最明智的选择。

“鱼我所欲也，熊掌以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说的不也是这么一种道理吗?

“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有所得必有所失。”也许，我们更多时候，执著于鱼，执著于有所为有所得，只看到选择放弃时的失落和痛苦，而忘记了假如我们不放弃鱼，就会面临更大的失去熊掌的痛苦。

放弃一段友谊固然会于心不忍，但是每个人究竟都有各自的旅程，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每个人都长相厮守呢?固守一位朋友只会挡住我们人生旅程的视线，让我们错过一些更为美好的人生山水。学会放弃，我们就有可能拥有更广阔的友谊天空。

放弃一段恋情也是困难的，尤其是放弃那种刻骨铭心的恋情，但是既然那段岁月已悠然遁去，既然那个背影已渐行渐远，又何必要在一个地方像望夫石一样苦苦守望呢?不如冷静地收拾感情的背囊，该放便放，重新上路。学会放弃，一切又会柳暗花明，或许另一枝更美的感情之花会在你旅程的路边对你摇曳。

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远见，放弃是一种顾全大局的果断，放弃是布满聪明的胆识和勇气，放弃是一种泰然处之的宽容和大度。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唯一的导演，学会选择学会放弃的人生才是彻悟的人生。“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漫随天际云卷云舒。”笑看人生，拥有海阔天空的人生境界。

人生，很多时候要学会放弃!

放弃一个心仪却无缘份的朋友;放弃某种投入却无收获的感情;放弃某种心灵的期望;放弃某种思想，虽然放弃这些很艰难和无奈，但我认为这是智者的选择!也许放弃时，你会生出很多伤感和沮丧，然而这种伤感并不妨碍自己去重新开始，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告别与放弃，它富有超然物外的精神，虽伤感但美丽!

在现实生活中，曾经有种感觉，想期待某种感情成为生命中的永恒。可是过了很多年，才发现它已渐渐消逝了。然后才懂：原来握在手里的，不一定就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真正铭刻在心的。

有时候，为了追求一样东西而令自己的身心疲惫不堪，是很不划算的。况且，有些东西是“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瞧之”，一旦你得到它，日子一久你会发现，其实它并不如原本想象的那么好。如果你再发现你失去的和放弃的东西更珍贵的时候，你一定会懊恼不已。所以也常有这样的一句话：“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因此，当你喜欢一样东西时，得到它也未必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人生是复杂的，有时又很简单，甚至简单到只有获得和放弃。应该获得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发现尽力而为之后，此事依然与自己无缘，就要潇洒地放弃。获得往往心地坦然，而放弃则需要巨大的勇气。

世间有太多的美好的事物，对没有拥有的美好，我们一直在苦苦的向往与追求，为了获得，而忙忙碌碌。其实自己真正的所需要的，往往要在经历许多年后才会明白，甚至穷尽一生也不知所终。因为拥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正在失去，而放弃的时候，我们也许又在重新获得。对待万事万物，我们其实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如果刻意去追逐与拥有，就很难走出患得患失的误区。所以生命需要升华出安静超脱的精神。

有人说：有遗撼的人生才是最完整的人生，因为残缺也是一种美。应该说，人人皆有遗撼，人生必有遗撼。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理想，而理想的最大特色就是高于现实，也正因为如此，现实的人才会在理想的门外久久徘徊，流连往返!遗撼是一种美，一种卓绝的、痛苦的美。

我一直崇尚遗憾与残缺的美，并非我是清教徒而对苍凉情有独钟。我认为苍凉有苍凉的凄美，很欣赏作家张爱玲所说“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人生多憾事，世上无圆满。世界上原本是没有圆满，正因为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世界才有落英缤纷的美丽。“遗憾”相对于圆满来说是一种残缺的美，因此学会了放弃，也将是人生一道风景。

我认为，有时放弃更是一份美丽。你可以让心中那份美好成为你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一道风景，并将它定格在你的未来人生旅途，定格在被你崇拜的对象心中。放弃过后，心灵有了一种恬静和从容，恰似一缕檀香暗浮，会温馨着未来的如歌岁月。

诚然，有时候美丽的不是风景，而是人的灵魂。如生活中我们经常感叹风景的佳妙，喜欢让疲惫的心灵在美丽的风景中陶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陶醉其中的，并非纯自然的风景，而是隐匿于风景之中的灵魂。有时风景使人在静止和优雅中瘫痪，隐遁和沉迷，唯灵魂使人奋起，逼进，正直地站立着。

夕阳易逝、花开花落、人生往往很多时候是不快乐的。生命给了我们无尽的悲哀同时，其实也给来我们永远的答案。请安然一份放弃，固守一份超脱吧!

每一份感情都很美，每一程相伴也都令人迷醉，拥有的遗憾让人更绻眷，夜半无眠的思念，让人更觉留恋。感情是一份没有答案的问卷，苦苦的追寻并不能让生活更圆满。也许一点遗憾，一丝伤感，会让这份答卷更隽永，也更久远。

明白的人懂的放弃，真情的人懂的牺牲，幸福的人懂得超脱!

学会放弃吧，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放弃过后，就请收拾起心情，继续走自己的路吧。一星陨落，黩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星星，你将获得太阳;收拾心情，继续走吧，你终将收获自己的美丽，相信总有一处风景等着你!

学会放弃，有时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五

课堂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课堂教学的教育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课堂教育是不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课堂教育与德育教育关系怎样？学校德育应当视点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是现代德育理念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德育是五育之首，德育工作应摆在学校各项工作的首位。然而，现阶段各级各类学校抓德育工作总把着眼点放在班会课上，班会课的形式往往也比较单一，班主任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有些学校也提出把德育教育渗透到学科课程教学中去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仍没有脱离老师讲学生听这种课堂教育的说教方法。为此，我们应首先搞活经济清楚课堂教学与德育教育的区别德育不同于课堂教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课堂教学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教会学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的是懂不懂、会不会的问题，德育的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解决的不仅是懂不懂、会不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学生信不信，做不做的问题。德育的过程是知、情、总、行、评辩证统一的过程，不仅要授之以知、晓之以理，而且要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只有知识传授、而无行为引导的做法，应该讲是不完整的德育教育。所以，德育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应当是建立在唯物论和实践论哲学基础上的德育实践活动观。

德育实践活动观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德育目标本质上是实践的。德育目标既包括学生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的培养，也有对学生道德心理、道德行为的锻炼，归根到底是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统一，落脚点应该是在学生的品德行为和品德习惯上。只有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用正确的道德信息指导自己的行动，做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们的德育目标才算达到了。前不久，一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和贯彻落实《纲要》，而道德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把《纲要》的要求落实到公民的道德实践中去这正说明德育目标从本质上是实践的。

第二，德育过程本身是实践活动，德育实践活动是学生品德形成的重要基础。德育过程是教育者的施教过程与学生的品德形成过程的统一。教育者施教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活动的过程，而这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统一；学生品德是在活动和交往中开成的，活动和产往是学生品德形成的基础。而活动和交往的本质是实践，现在我们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时，都不时提醒学生要学会正确交往，注意活动场所，但往往却忽视了用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引导、教育学生。

第三，检验学生品德素质高低的标准是德育实践活动。学生品德素质必须在德育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学生的主观意识、道德认识才能见之于客观行为，其潜在的品质和能变为显性品质。比如，当学生在碰到他人需要帮助时，助人为乐的品德才会得到检验。

在智育中，学生主要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专业技术技能，并以此为中介发展个性能力，学生学到的知识技能既可以马上动用，也可以储存起来，供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应用，还可以作为一种乐趣、爱好供开发潜能，也就是说，在智育中学生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不仅自身品德难以提高，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中还会碰钉子。如教育学生要养成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学生尽管能把红灯停，绿灯生等基本规则背得滚瓜料熟，但在实际生活中不能自觉自愿的支做，就很容易产生事故。因此，只有把学生品德引向实践德育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可以这样说，把学生品德引向实践是克服学生言行不一现象的最好途径，不引向实践的品德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所有德育途径和方法都是为实践。过去，我们提到实践活动总是把目标指向社会、指向校外。实际上，德育途径是广泛的，在校内也有许多德育实践活动，我们经常讲校园无小事，事事皆德育，这实质上就是运用的德育实践活动的观点，所以无论是课堂内还是课堂外，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社会，到处都饮食学生道德实践场所。德育方法是为德育实践活动服务的，德育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要适应时代要示，反映时代特色，注重德育的实效性，因而德育方法也是实践的。

综上所述，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认知仅是学生品德形成的基础，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自觉地参加德育实践活动，应该以实践而不是以认知作为评价学生品德素质高低的标准，以德育活动实践来评价德育效果。 德育效果，就是指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的统一，就是知行合一。因此，学校在抓德育教育这一主阵地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教育教学设施，配齐配好德育教师，在上好德育课程，开好班会的前提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德育实践活动，自觉地把道德认知付诸于道德实践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现阶段，要求老师和学生在认真学习《纲要》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从而促进和加强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也进一步证明了道德活动实践观的正确性。一句话，德育教育重在加强德育实践教育。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六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然是马克思写的一篇笔记，但却是实现人类哲学史上伟大革命变革过程中的一份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本，曾被恩格斯称之为“作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文章当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开始完全破裂，反对费尔巴哈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他的思想不全面，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要具有实践性，首次认为实践应该是人们的一种活动，可以改造整个世界，并且可以检验是否为真理，是一切物质生活的根本，相对比较旧的哲学思想与此思想可以通过实践来区分，可以在提纲中有所体现，还认为实践是提纲的核心部分，它也是马克思基本思想的核心部分。因而可以得出，认真的学习研究实践的思想，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认真贯彻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更好的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对人们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提纲”是新旧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经历的环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费尔巴哈的思想主要是从理性看待问题，但是他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费尔巴哈是思想还不完全是只是理性，同时还有一定的感性，具有直观性，他认为直观的事物在空间上是真实存在的。虽然费尔巴哈的思想貌似是具有直观的感性，但是他是从单个物质上来看待的直观感性，从而还是具有抽象性的；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直观感性的物质是在空间上真实存在的，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联系。

实践的思想早就产生了，尤其是唯心主义早已发现了实践的思想。例如黑格尔曾经在关于实践方面提出过很多与众不同但是有意义的想法。他把实践看的很重要，把实践放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当中。他曾经就提出过实践相对于理论来说非常的重要，理论要结合实践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论思想，理论要基于实践的基础上。他认为要想成为真理，就需要通过实践来证明，慢慢的形成真理。所以，唯心主义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实践思想，虽然也是慢慢的发展了，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真正的发展。唯心主义不清楚真正的实践思想是什么样的，只是自认为的理想形态方面认知的实践。

旧唯物主义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实践观念的。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实践应该是一种物质活动，但是他们说的物质活动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实践，不是那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他们认为的物质活动是人们保证正常生活的比较低级的活动。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实践的本质，只是看到表面的实践，没有真正的理解实践。所以，这肯定会使得旧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并且具有不彻底性，这样他们对自然、社会以及看待一些问题必然会导致一种错误的认识。马克思认真的分析了物质的活动，并且从哲学抽象的角度进行了认识，从而产生了实践观。

人类拥有的活动之一就是认识，这是人类独有的，认识是人类一种独特的反映。人类的认识过程就是人们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是主观的认识过程，既通过人类的大脑的思维和人类其他的器官来完成，也要通过一定的意识思维来完成。人类的思维是长期慢慢发展形成的，人类的思维是在慢慢的变化，越来越成熟，但是思维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而不断形成的，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一）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

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慢慢发展形成的，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认识了世界并且在不断的改造世界，认识就是在改造世界的时候慢慢形成的。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不断的认识自我，改变自我。

人类在不断的接触事物，慢慢的认识这个事物。本身客观的事物就是存在于空间当中的，只是人类在不断的认识当中，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认识的过程当中也是通过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实践，才慢慢的认识这个事物。因此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

（二）实践的主体是人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实践，人的本质也是实践。怎么样才可以认识一个人呢？想要认识一个人首先要弄清楚这个人跟现实生活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人与他自身生存的环境有什么样的联系。先是有了自然以后才慢慢有了人类，因而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一直不变的，都是慢慢的变化的。人类通过自己平时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影响到自然界的发展和变化。人类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在不断的劳动生活的，这也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界一切发展变化的基础。这种实践活动，可以很深的影响到自然界的变化，一旦有段时间没有进行实践活动，自然界的变化自然会没什么变化，很明显的发现人类没有从事实践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本质。因此，要想更好的改造客观世界，就要从人类的实践活动重点入手，深刻的去理解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才是实践活动真正的主体。

（三）实践使得人们认识世界充满力量

现今社会，认识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的思维在不断的提升，人们的水平越来越高，自然人们的认识水平也越来越高，这也是这个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前很多事物没有被人们发现和认识，慢慢的人们开始接触和认识更多的事物，认识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被认识的事物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这就对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来适应这个社会。这样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人类在社会上不断的实践当中，不断的认识新的事物，给人们认识新事物充满了无形的力量，让人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这些的培养都是在实践当中实现的。

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提到的实践，本身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是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实现的实践活动。马克思非常重视现实生活当中的实践活动，也比较重视工业方面实践活动的发展，充分利用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发挥好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物质。

马克思对于实践活动进行了下一步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主要是侧重于它的交换关系，但同时也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推动。马克思所提到的实践，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活动，两者相互联系相互统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我国的现实意义分以下两点来说：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可以使得我们更好的认识世界和更好的改造世界。只有认真的学习好实践的观点，利用好我们的思维，才可以更好的改造我们的世界。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只有真正的学习好实践观，才能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才可以更好的去改造它。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可以使得我们处理好人和环境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在处理人和环境关系时，要充分利用好实践的观点，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断的向前发展。（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七

人生当中会有许多不得已的事，但是对这些事又没有办法，所以只能放弃，放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选择，让我们打开尘封的记忆，不难发现有些人放弃少许而获得许多。有些人因为放弃而一夜成名。

比尔.盖茨，这个闪光的名字，难道他就没有放弃过吗？他也放弃过，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大学的计算机旁，他们谈论着如果研制出某种软件，就会使整个计算机领域产生空间飞跃，他提议哲学研制该软件，这个朋友有些犹豫了，最终他还是拒绝了这位朋友，但是比尔.盖茨知道，有些东西可以放弃，可有些东西永远也不能放弃，他放弃了上学深造的机会，得到的却是三年后的成功。正因为着可贵的放弃，使比尔.盖茨在自己的领域自由翱翔。

放弃看似很艰难，其实很简单，放弃看若普通，其实体现了一个人崇高的精神。

“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一个长久以来鲜为人知的人物，他曾经放弃了美国舒适的生活环境，去英国深造的机会，依然踏上回国的道路，为中国科技作出了历史性转变，为祖国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辉煌的伟业。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公司给了一位记者一笔丰厚的资金，要他帮助做一份宣传报道，报一下公司的产品是如何好，价格如何低廉，但当这位记者去参观这个公司的时候，却发现此公司产品质量不过关，这时他犹豫了，最后他还是拒绝了该老板的请求。因为他懂得不该拥有的就应该舍弃。金钱的确诱惑人，但良心还是最重要的，这个记者放弃了金钱，但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可见这个记者精神伟大。

当你乘船在海中游荡，看到美丽的景象，切莫留恋，停下手中的桨，难道你不曾见面前就是成功的彼岸。

秋日的落叶，就是其中的代表，一点点退了它的颜色，一点点散了它的芬芳，此时，不要惋惜，难道你没有看到秋冬之后，春天又是那样生机勃勃。

有时，放弃也是一种智慧，学会放弃，或许你将得到更多，不再彷徨，走向成功，从学会放弃开始吧！

2023年哲学论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推荐)八

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人之为人，总要为自己行为的应然性、合理性，寻找一种本体的辩解。那么，人之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或“应然性”之根究竟是什么？它植根于天国还是尘世？是生成于人的内在本性还是人的主体自由选择或诸种 心理活动？是基于个体主体抑或是主体间性？对这些问题的选择与回答，西方道德 哲学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转变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转变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向规范伦 理学的复归与重构，这样几个不同阶段的寻根 发展理路。而每一次的摧毁与重构、转折与发展，既折射出一种时代精神，也反映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形塑人的主体自身形象的一种理想追求。

一

在西方中古时期，神与宗教长期以来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尼采将此概括为：宗教对西方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神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母体，它环绕着人从生到死整个一生。然而，这种以神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以宗教作为人的精神家园的终极神圣律法，则随着资本主义的生成，封建等级制的消亡，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强烈冲击。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精神家园不在天国，而是在人所栖居的尘世；人的精神支柱不应诉诸于一个外在的终极权威，而应立足于人的主体自身。所以，对于现代启蒙运动中的现代道德哲学家而言，首要任务是填补被人的主体理性驱逐了上帝的外在权威之后，而给道德哲学留下的价值本源空白。

如果说支撑人去践行的道德之根不是上帝或神意，而是由人的天然本性使然，那么，人的天然本性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是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基础？能否从“自然而然的人性”合理地推论出道德禁令，从而在二者之间建构牢固的关系？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既彰显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在突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伦理的传统禁锢之后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构成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同时也生成并决定了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对立的诸道德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乃至走向失败与终结。

首先，从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价值取向看，其道德改革并不在于剥夺中古时期的“道德内容”，而是它的道德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现代道德思想家的普遍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依据人性为现代道德的合理性基础提供一种证明和辩护，从而使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在由神的外在终极律法转向人的内在本性或主体自律的世俗化基础上，在人性与道德规范之间建构一种坚实而可靠的 联系。所以，尽管现代道德思想家在如何重构新的道德价值观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和理论构成，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在构建新的世俗化道德有效论证运动中，都将道德法则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论证 建筑在人性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价值标准应该以人“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绝对地位。归依人性，“不在别处而只在自身寻找合理证明原理的要求”，成了近代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注：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第38页。）。

其次，揭示与描述人性的本质特征，并从其所理解的人性之“是”的前提出发，推论出人之“应该”的道德规则及其戒律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权威性，为人性的本质特征与道德戒律之间必然而坚实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辩护与论证，则构成了现代道德哲学的首要任务与本质特点：即道德论证与论证道德。而这种以人为本的论证道德，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与嬗变、辩护与论争之后，不仅抛弃了传统伦理学的自然目的论，剥夺了宗教神学的目的论的绝对特性，而且为资本主义新道德的价值观奠定了主体范式或主体自律的基础。

第三，当启蒙运动将人之践行的应然性基础诸诉于人的主体或人性时，这场运动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其一、现代道德思想家一致同意道德法则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理性，应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性特征才能为道德法则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并得到有效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在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肯认与论证上，诸家诸说各持己见，纷纭争执，陷入了多元的、相互争辩的道德体系之间的“诸神之战”。

当现代道德思想家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而确定了现代自我主体之后，对道德前提或道德之根的认证，可以完全立足于“纯粹由主观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选择”，可以完全从自我所理解的任何观点出发，去自由地选择那种他自以为“是”的人之本质特性，从而把道德上的信奉视为对这些前提所作的无标准的选择的表达。他们或诉诸于欲望和激情（狄德罗和休谟），或诉诸于理性（康德）；或将人性界定为自私性恶（霍布斯、洛克与曼德威尔等），或界定为情感性善（沙甫慈伯利和赫起逊）；或将人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作为人性的道德之本（卢梭），或将趋乐避苦、自保自爱的天然本性作为道德的根基（爱尔维修），在无法比较的道德前提，或者说人性之根上，进行着互不相容、持续不断的对抗与论争。在这场无止境的论战中，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

容。人们不仅在理论和 实践上丧失了对道德的明辨力，而且无法有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和识别善恶性，导致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陷入了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其二、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其道德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从其所理解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是”推论出人之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践行之“应该”，进而在其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与未经教化的“自然而然的人性”之间建立起必然而可靠的关联。因为现代道德思想家从中古时期所承继下来的道德禁令，和其所确定的人性概念这一两极因素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因而当道德思想家试图在其正面论证中把道德禁令置于人性基础上的同时，他们又在各自作出的反面论证中越来越趋向于一条普遍原则：没有任何有效性论证能从纯粹事实性前提中，得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以疑问而非肯定性断言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普遍原则：人们“从‘是’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应该’的结论”（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换言之，即我们无权说：既然人是这样的，人就应该以这种方式行事。休谟这一著名的禁令就像中世纪的表兄弟―奥卡姆的剃刀一样，使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经典道德 哲学，都陷入他的禁令的无情砍刀之下。这一被视作无可争议、无可逃避的永恒真理，既是与古典传统道德最后决裂的信号，又是现代论证道德合理性运动彻底失败的信号。

二

现代论证道德的合理性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正反两方面启发并影响着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且构成其学说 发展的直接逻辑起点。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承继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主体范式”，但不再热心从主体自我寻找出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和内在的人性特征，以作为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绝对形而上学基础，即不再热心于从人的内在本性去寻求人之行为之根；而是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准则的合理性、权威性，转向诉诸于主体的选择活动，以及主体的偏爱、态度和情感描述与表达等主观 心理活动。这种道德哲学的转向不仅从本质上改变了道德原则与价值判断的内在意蕴，改变了道德争执的根本特性；而且使企图维护客观的非个人道德判断标准的现代论证道德的绝对主义理想，为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所取代。

当代道德哲学的相对主义分别以不同的运思路数，表现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中。

唯科学元伦理学自摩尔的直觉主义开始，经史蒂文森等人的情感主义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哲学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坚持将事实真理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别开来，认为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等命题，不是知识的表达和意义的描述，而是一些存在于有限世界的彼岸，无法用 经验事实证明其真假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所有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伦理概念就其本性是道德与价值而言，都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仅仅是偏爱、态度和情感的外溢和经过乔装打扮的命令句、祈使句等。由于表达偏爱、态度与情感的道德判断，无真也无假，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来确保道德判断的一致性。所以，任何追求客观的非个人道德标准的企图，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合理辩护。因此，伦理学作为“不能记述的对象”――价值的科学，其根本宗旨不在于把道德作为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现象去研究，而在于分析研究道德 语言、概念和逻辑等。就此而言，唯科学元伦理学不仅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而且又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即“实践哲学”分道扬镳了。

非理性人学伦理学从意志主义者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倡导“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起，一切永恒的、绝对的传统道德价值便随着上帝的死亡而消亡了。一切新的道德价值和生活信仰，都是“超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超人是一切真理、价值的立法者。尼采这种拒绝一切绝对的、客观的理性论证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在存在主义，特别是在萨特的非理性自由人学与自由价值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诠释。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张创造人的是人自身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没有任何先在的本质，存在就是一切。人既没有外在的绝对权威：上帝，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内在本性或人学原理，同样人的选择活动也不受社会的制约。人，不管他作出哪种决定，都没有什么现行的普遍原则帮助他理直气壮地为其决定作辩解。人是各种价值的创造者，而人的自由则是其价值创造与选择的惟一基础。

道德相对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众所周知，实用主义否认客观真理，认为判断真理的惟一标准是真理的实际效用。这种“有用即真理”的原则，不仅是支撑其认识论，同样也是支配人之行为、构架其伦理学的轴心。从理论构成看，实用主义兼容并蓄了西方传统中注重特殊具体事实的“唯名论”、注重实效与实利的“功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抽象的“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个人的主观选择的“存在主义”等观点，主张以是否“有用”、“方便”和“有效”，作为评估一切事物和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惟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利益满足”，是否

符合个人的主观 经验与兴趣，作为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从而使道德变成了一种方便有用的工具。

由上可见，“相对论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身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当代西方道德 哲学在唯科学元伦 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这二种平行 发展的极化运动中的共同指向是：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人的道德判断、道德言辞，作为人的主观偏爱、情感意志等 心理状态的表达，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所谓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权威性都是个体的、主观的、相对的，而道德权威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相对性，则意味着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依从，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自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普遍的道德与善变得不可诠释；只有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之间，毫无结果的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纷争，使道德陷入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

三

道德权威的缺失与道德相对主义泛滥，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之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摆脱唯科学元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任意品性，重构道德价值的合理性基础已成定势。

20世纪60年代，尽管道德哲学之间的“诸神之战”并未偃旗息鼓，然而在诸如新功利主义、新 社会 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步伐中，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而是基于当代西方社会的背景条件和现实需求，以时代“开新”为其理论宗旨，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哲学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开创性地重构着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又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如现代论证道德哲学既强调以摧毁和摈弃中古神学自然目的论为否定性前提的革命性的替代性重建，又追求以挽救和重振现代论证道德的精神为肯定性前提的再造性的承继性重构。西方道德哲学这种回归与重构趋向表明：在经历了唯科学元伦理学和非理性人学伦理学的道德危机之后，“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注：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页。）。规范伦理学已经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复兴。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指导其道德航向的罗盘呢？为此当代西方道德思想家沿着不同的路向，进行着种种努力和尝试，而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阿佩尔，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商讨伦理学，对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所作的探讨。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乃是以科学所致的技术成果所造就的全球一体化文明为其特征的时代，因此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即对某种能够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对普遍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重新思索与辩解，使二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个体“主体范式”，而代之以“主体间性的范式”。主张只有基于“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才能构建一种规范上中立的、客观的普遍伦理学。

道德之根―主体范式的变换，根源于哈贝马斯、阿佩尔对主体理性的重新认识。在二者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 语言对话、主体际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认和共识。他们认为传统道德哲学家由于拒绝系统地了解一切理性运作的语言的这种作用，因而便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囿于心灵独白的、唯我独尊的理性观念里了。其结果势必陷入“意识唯我论”的圈套，并由此引向在孤立主体的认知理性与 实践理性中，寻找道德可能性的条件。这种基于主体自律的道德观，不仅无法躲避休谟意义上的“砍伐”，而且必然发展成为当代相对主义道德观。因此，普遍伦理学的合理性基础之重构，自然应植根于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范式，而非个体主体的理性范式。

这种建基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学，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

际间得到肯认，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 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

其次，商讨伦 理学所诉诸的道德之根的转换，使之所构建的伦理学，一方面，不会倒在休谟的砍刀下，即企图从纯粹事实的判断中推导出伦理规范。因为，这里制约每个人去行为的主体“人性”，已经不是那种被先行设定起来的个体主体的人性之“是”，而是在与他人的交流、理解、交往与沟通中，不断得到修正与丰富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际的“人性”，即一种具有美育和道德规范慎重教化的“人性”。另一方面，克服了道德领域中“方法论的唯我论”。以往那种基于个体主体的主观“良知”的强制力，或基于个体主体的自由选择的道德责任约束性，现在凭着主体间的交往与交流，已为基于“超主观性”的主体际共识或一致性的民主意志所取代，而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的有效性基础。

毋庸置疑，商讨伦理学建基于“交互理性”主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学重构，为协调自律道德行为者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消解无休无止的道德论争而达成共识，以及为构建一套既合乎理性又公正的普遍道德，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维路向。然而，它对“终极基础论证”的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 哲学的先验的“自上而下”的理论论证方式，因而它所阐发的伦理学基础，还只是一个没有考虑人的现实“道德情境”的“理想交往共同体”。尽管这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被看作是“实在交往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但从一些被理想化了的前提出发所构架起来的伦理学，势必难以摆脱先验预制程序的理论局限性。不过，这种独树一帜的伦理学的回归与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则标志着西方道德哲学在探索伦理―道德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与 发展，即使得 建筑在个体主体理性独白基础上的西方道德哲学，转向主体间性交互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哲学。

总而言之，表明：道德价值与理想作为 经验现实的人质或人格，终究要与人的主体存在根基相 联系。无论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人的道德之根做出怎样的抉择与论辩，但可以说追求一个更为完善的人生与社会的渴望，不仅是一个理论逻辑思辩的理想，而且也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