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优秀13篇)

总结是一种对经验的沉淀和提炼，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吸取教训，并避免重蹈覆辙。适当地加入一些修辞手法和修饰语可以增加文章的吸引力和表现力。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总结写作技巧和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一

艺术与哲学是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领域，然而它们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艺术以其对美的追求展现出一种情感和直觉的表达形式，而哲学则以其对于真理和存在的追求展现出一种理性和思考的方式。在我个人的体验中，艺术和哲学的结合可以带给我深刻的感悟和思考，并且增强了我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因此，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促进，更是相辅相成。

首先，艺术和哲学都在探寻人类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艺术通过表现形式，如绘画、音乐和舞蹈等，展现出艺术家内心深处的情感和体验，同时也唤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而哲学则通过推理、逻辑和思考来寻找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和真理的本质。无论是通过欣赏艺术作品还是阅读哲学著作，我都感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思考着自己的存在和意义。艺术和哲学的结合，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以及与他人的联系。

其次，艺术和哲学都在对现实和生活进行思考和反思。艺术家通过作品，如小说、电影和戏剧等，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并通过艺术形式传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哲学家则通过思考和辩证的方式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提出更深刻的见解和解决方案。我通过欣赏艺术作品和研究哲学文献，不仅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现实问题，还获得了对于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智慧。

再次，艺术和哲学都在塑造和表达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艺术家通过想象和创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情感和想法，创造出美的作品。而哲学家则通过思辨和思考，以推理和逻辑的方式创造出新的思想和理论，激发人类的智慧和创新力。正是通过艺术和哲学的启发，我才能够在生活中不断开拓思维，勇于创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此外，艺术和哲学都在引导人们思考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艺术作品以其美的形式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让人们拥有更强烈的情感体验。而哲学则通过对于伦理和道德的探究，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对于我而言，艺术和哲学的结合，使我对于生活和价值的思考更加深入，并且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估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和决策。

总结起来，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可以用“情感与理性的对话”来形容。艺术以其情感和直觉的表达形式，展现出一种直观和感性的美感，而哲学以其理性和思考的方式，提供一种理性的解释和思考过程。两者相互促进，艺术激发思考和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而哲学提供思辨和推理的工具和方法。艺术和哲学的结合使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感悟和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同时也使我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理解力。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二

宗白华说过：“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数千年，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是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的信仰”，艺术与宗教作为文化中最亲密的伙伴从历史上和发生学上都紧密相连。艺术用具象的表现方式使抽象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得以表达，宗教用其丰富的而又多样的题材为艺术提供素材。艺术情感最终表达了人的自由和生命的思考，带着作家美好的愿望表现作品的内在号召力，宗教情感由于受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常带有约束性，但是无论是艺术还是宗教，它们的情感都带有相互交织性。

在人类早期文明中，艺术与宗教并不独立而行。原始时期的艺术如图腾﹑巫术及神话都是艺术与宗教的融合体。人类把自己对自然的恐惧感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情感，带着浓厚的宗教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展示出来，此时的艺术与宗教是糅合在一起的，黑格尔美学中早就指出：“意识的感性形式对于人类是最早的，所以最早阶段的宗教是一种艺术及其感性表现的宗教。”艺术和宗教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在其产生早期便通脉相连，原始图腾便是其意识产生的过程。约翰朗格在《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与旅行》中指出：“图腾是原始人宗教性的迷信，是每个氏族成员的安全，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图腾大多是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图腾艺术实质上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弗雷译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认为艺术起源与巫术。原始早期文明下支撑和丰满艺术的是原始人的宗教，在不成熟的文明下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与艺术合二为一共同开创了早期文明的精神家园。

伴随着文明的成熟，艺术与宗教相互影响，并都在文化的影响下带给人类无限的精神价值和不可多得的艺术作品，尼采曾说：“宗教消退之外，艺术就抬头，它吸收了宗教所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绪，置于自己的心头，使自己变得深邃，更有灵气，从而能够传达升华和感悟，……无论何处，只要在人类的奋斗中觉察一种高级的阴郁色彩，便可推之，这里滞留着灵魂的不安，焚香的烟雾和教堂的阴影。”，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艺术社会学的问题，如同艺术与经济、政治一样是在联系中共存，个性中发展的，艺术世界的健康生存是需要多方面的营养供给的`，宗教是艺术营养的一部分，艺术带给宗教的只是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不同显现。

二、并进中的欲断又止。

以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中世纪为例，教会权倾王侯富可敌国，作为封建艺术的最大主顾地位，“欧洲中世纪艺术史主要就是教堂建筑与宗教艺术的历史，宫廷与世俗艺术居次要甚至末流之位.”4可见中世纪艺术是宗教的艺术，宗教对艺术的影响是完全的甚至是桎梏的。中世纪的艺术忠诚地反映着宗教，宗教禁锢着艺术的发展。艺术的发展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背景下，后文艺复兴时期样式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的艺术和中世纪艺术一样又开始为宗教服务。如权勒乔的《圣母升天》，同时建筑设计也回归到对宗教的无比重视，如马德诺为罗马圣彼得的教堂主厅的设计等，当宗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时艺术必然被宗教所掌控。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艺术与宗教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的精神活动，艺术用具像的方式表达抽象的宗教，宗教为艺术提供了素材，在创作者的创作过程中宗教情感也会突然而至，这些宗教素材的普遍熟知性使得艺术有了更多地接受群体。社会环境的特殊文化信仰的作用下，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无法摆脱信仰的因素，在作品的创作中加入自己新的理解，使得宗教艺术更具活力。

宗教和艺术都诉诸人的精神生活，以各自的方式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宗教和艺术都是对人类精神的升华，但两者又各具特色，宗教情感是对信仰的崇拜，这种情感超越了人对当时生活的感受，这种彼岸的寄托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慰和对人类绝望心理的麻醉，艺术情感用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使人们对人生、生活再次思考，唤起人类最为积极的情感和生活的欲望。

总之，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受社会大环境如政治、经济等的制约，不同的政治要求会不同程度地调节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如同当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时艺术必然被宗教所掌控，而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需要去打压宗教时，艺术必然会抛弃宗教的外衣全神贯注地为社会的其它领域而服务。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2]【法】艾黎•福尔，张泽乾译.世界艺术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版.

[3]刘明翰、朱龙华.欧洲文艺复兴史•艺术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三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

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

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

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

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

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

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

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

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

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

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

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四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进行一切改造活动的基础。实践是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的一种活动。人类进行一切实践活动的目的均是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活动，其在内容上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形式，具体表现为生产实践、处理社会见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实践。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观点。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

(1)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为一种全球意识。

在经济及科学技术告诉发展的当代社会环境中，实践在空间特性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规模和全球性的效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行理解可发现，其实践观表现为具有一种具有全球性的意识，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须站在全球的角度，深入解读实践字人对世界间成存在的相互关系，对当代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当代，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全球性标志着当代人与世界存在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展开和实现。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关系表现为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具有全球性，成为备受全球人们关注，并急于对其进行有效解决的问题。

(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一种未来意识。

受当代技术存在的特殊性质影响，当代实践存在的时间特性对未来产生极大的影响。和这个特性相互适应，马克思主要哲学中的实践观体现为一种关于未来的意识，该种观点要求人们在对当代实践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需高度重视对人与世界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着重对实践对人与世界关系未来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解读。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实践对全球规模及效应产生的意义具有双面性，实践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具有双面性，当代实践中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发生的诸多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后对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制约作用。虽然在当代世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内矛盾、国度矛盾等所引起的各种冲突与战争目前还可以通过各种力量进行控制，将这些矛盾所引起的相关冲突与战争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及范围内。但是这些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并且还随着世界的发展不断与多种全球性的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世界得到发展的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也在不断发展。当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时将会对世界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一种人类意识。

在当代技术发展存在的特殊性质的影响下，当代实践所具有的价值特性主要体现为主体性与反主体性效应二者间的同步增强。因为当代实践具有全球性的性质，并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所提到的主体就不仅仅指特定的个体，也不仅仅指特定的.人群，而指的是整个人类。与这种情况相互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体现为一种与当代实践密切联系的人类意识。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必须从人类整体观点来理解实践及其未来的发展情况。从人类的观点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进行解读的实质就是要站在人类生产和人类发展的高度对当代实践多人与世界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解读。当代实践所具有的全球规模和效应双面意义及其对人与世界关系发展产生的双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实践作为当代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世界进行理解和把握的一种基本方式，当代实践凭借其特有的技术不断得到扩大，不断增强，并充分展示了人类所具有的强大本质力量，为人类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创造出了无法预想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体现为，当代实践作为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代实践的技术又会反过来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冲击，进而会为人类生存和人类发展造成出诸多种现实的威胁和可能的威胁。当代人与世界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困境和各种危机，实质上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多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实践的主体和反主体效应的基本内涵。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意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为基石建设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观，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该种实践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其基本特征重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

第二，“不争论”、“让事实说话”，求真务实的实践理论风格。

第三，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人民群众实践主体论。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五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

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

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

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

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

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

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

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

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

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

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

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

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六

艺术与哲学是两个深受人类关注的领域，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艺术是人类表现情感、思想和美感的方式，而哲学则是人类探索真理和存在的思维方式。在我的实践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并认识到两者的相互影响和协同发展。本文将从艺术与哲学的定义、艺术与哲学的交叉点、艺术对哲学的启迪、哲学对艺术的启发以及两者相互融合的发展前景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艺术与哲学分别描述了人类对美和真理的探索。艺术是以形式与表现为基础，通过音乐、绘画、舞蹈等方式将创作者内心的感受与思想表达出来，进而引起观者的共鸣。哲学则是一种理性思辨的方法，通过理性的逻辑和推理来探索和解释人类存在和现实的本质。二者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揭示人类对美和真理的渴望与追求。

其次，艺术与哲学存在着交叉点。艺术与哲学都试图回答一些关于生命意义、人类存在和宇宙结构等基本问题。比如，一幅画作可以引发人们对生命起源和人类角色的思考，而哲学则可以通过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和理解来探讨对于美的本质和艺术的价值观念。同时，艺术和哲学都强调个体的独立思考和独立的表达方式，追求独特的创造力和创新。

第三，艺术对哲学的启迪。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媒介，可以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和意象能够唤起观者内心的共鸣，引发对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思考。同时，艺术也给予了哲学一种直观、感性的思维方式。艺术作品中的形式、色彩和结构等元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哲学的理念。

第四，哲学对艺术的启发。哲学通过理性思辨和辩证的方法，系统地分析和研究艺术的价值、审美和创作原则。哲学在逻辑思辨和理论构建方面的优势为艺术的创作和评价提供了更加严谨和深入的依据。哲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的意义和表达方式，还可以引导我们对艺术作品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和思考。

最后，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融合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艺术与哲学都是追求真理和美的探索，它们可以相互借鉴、交流和融合。艺术家可以通过哲学思维的启发，发展出更加深入和宏大的创作主题和表现手法；哲学家也可以通过对艺术经验的体验和感受，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生活体验。

总之，艺术与哲学是人类对美和真理的探索方式，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相影响。艺术通过表达情感与思想的方式启迪了哲学，而哲学则通过理性思辨和辩证的方法启发了艺术。艺术与哲学的融合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与启示。在未来的探索中，我将更加努力地将艺术与哲学结合，以拓展自己的思维边界，并以此为指引，不断追求真理与美的高度。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七

摘要：艺术与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艺术是社会性的艺术，不能违背道德的发展而发展。文中阐述了艺术影响道德和道德影响艺术两方面内容。并且通过对当今存在的一些艺术行为的批评，进一步论证了反道德的艺术是没有前途的，是不被社会认可并注定会遭到排斥的。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反道德伦常的甚至是极端的艺术行为，归根结底是一些艺术创作者曲解了美与善的真正含义。艺术创作者应该在正确的审美观的指导下，发展健康向上的艺术形式。

关键词：艺术；道德；审美观。

艺术既不是道德的统领者，也不是道德的仆人。艺术和道德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人们通过艺术活动，传递思想、文化、道德和行为方式，使社会成员的感情能够相互沟通，从而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艺术也是具有社会性质的艺术，不能违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艺术影响道德。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它所处的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道德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必然要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道德关系。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渗透着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艺术活动也不例外。诚然，一些艺术作品不能直接的反映道德，但是通过创作者的审美观念，也往往可以体现某种道德情操和道德理想。

艺术影响道德还表现在，由于艺术的生动、形象和能给予人以深刻印象等特征，使得艺术作品对人民群众具有道德教育作用。托尔斯泰认为，把艺术等同于美是浅薄的，因为艺术的价值取决于“它在人生中的作用”。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的价值存在于它的道德目的之中，优秀的艺术作品表达了道德善的一面，人们可以从中吸取道德的善的训诫。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主张“以礼乐正天下”，尽管他重视礼乐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他看到了“乐”在培养人们道德情感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一部能够给予观者深刻印象的艺术作品，能给人提供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画卷，人们在欣赏这幅美妙图画的时候，会产生对人生、对社会、对未来的深刻反思，由此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共鸣中不断提高自己对人生、对未来、对社会的感悟。

另一方面，道德也影响着艺术。在文学作品、建筑、书法、实用工艺之类的艺术形式中这方面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虽然建筑是一门偏重于实用和表现的艺术，但是同其它各门艺术一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映，它也能体现出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道德影响艺术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同时，道德对艺术的影响，还表现在艺术创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观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既然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作品当然就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而在描写和表现人们的道德面貌与道德生活时，必然融入艺术家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在现代社会，道德感情中往往掺杂了太多其他因素的“碎片”，这使得某些艺术创作者为道德而艺术，为政治而艺术，为私利而艺术，从而扼杀了其成果的艺术。

在艺术与道德并行发展的今天，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可以跨越道德而发展。以行为艺术为例，，中国成都，一个名为《复活节快乐》的行为艺术在上演着：某头不幸的公猪被抬上手术台，而后被剖开胸膛，露出尚在跳动的心脏，然后在痛苦的嚎叫声中死去，血腥的场面让观众吓得脸色苍白。据说该行为艺术本来想展示猪的受难与复活，猪的死纯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整件作品中呈示出与血淋淋的场面已背离了正常的审美观，实际上是美学的恐怖主义。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让垂死的金鱼在地上进行“死之舞蹈”、从被剖开胸膛的牛尸体中钻出、用人的尸体制成表达某种离奇理念的物品，甚至是吃死婴等极端的表现方式，使得审美离人们越来越远。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工作者明知“知人论画”的道理，但却抵挡不住实际利益的诱惑，对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进行涂脂抹粉，全然忘记自己的道德操守和学术立场。

如果试图描写残暴的行为，就去大力渲染断臂残腿，或拉肢酷刑、血腥拷打，或残忍火刑等血淋淋的场面，都是于艺术无补的`。再就艺术的惯例而言，艺术家们总是为我们展现出现实中动人的侧面，制约着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对恐怖、愤怒等行为的反应。尤其是使我们经历那种视他人的创伤为自己切肤之痛的强烈的同情心得以减轻。如果照搬惨不忍睹的场面，只会迫使观众远远地避开。艺术家的生存不应是故作先锋的孤立，不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反道德而是力争获得超越性境界。因为艺术来源于社会，同时又服务于社会。真正反道德的艺术家往往脱离公众，然而公共领域中的公众今天已经不是庸众，他们每个人正在成为日常艺术家，并以自己的审美观来评价艺术家。艺术品的专业界限和独特身份正在被改写，一味地反道德是没有前途的。

探析今天的一些艺术行为之所以走到了反人性、反道德伦常的极端，实质上在于一些人对艺术的误读，对美与善的曲解。美是艺术的本源，而善则是道德的标准。马克思的艺术美育观点告诉我们：艺术的审美教育目的，在于塑造人的情感，使人的情感获得解放，构建一种高尚的现代人的精神，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然而，在一些艺术家的眼中，美与善却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所谓艺术行为就是标新立异，以怪诞的、背离社会伦常的行为达到令人咋舌的效果。剥去这些怪诞行为艺术的外衣，其实留下的是内容的贫乏、对生命的亵渎以及对人的发展的阻碍。

艺术是从美的角度反映社会文化生活，而道德是从善的角度反映这一点，应该把艺术和道德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美与善在艺术作品中不仅是并行不悖的，而且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美的艺术也就是道德的艺术，道德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没有道德价值保障的艺术就会显得很苍白，躲进象牙塔中成为一种无用的玩偶，甚至于走向颓废；而没有审美价值作基础的艺术就会变得乏味，由于其功利目的太强而最终沦为道德的工具。

总之，艺术创作者应把美和善统一在一起，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艺术和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在实际的生活中正确处理好涉及到的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才能使艺术真正得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萨特。萨特论艺术[m]。人民大学出版社，。4。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八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

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

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

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

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

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

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

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

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九

问题缘起司马迁、刘安及班固全都注意到屈原的心志。司马迁曾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及其作品的志意是否可以用“与日月爭光可也”来赞扬，对此班固是持保留态度，他的说法是:“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但在下面的话语里他的态度就很肯定了，他的批评也变得激烈起来:“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間，以离谗贼”，“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说屈原的志意“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否“过矣”，是否在班固所说的意义上“过矣”，这是可以争辩的，只是我们这里不能进行。司马迁赞屈原的志意“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在如下文本内:“《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文字里“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否是司马迁《屈原列传》所固有，是否是司马迁自己所写入，从而是否可以视为司马迁所怀有或赞同，这点在屈原研究内长期以来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屈原研究家认为连同其他一些话语，这一赞扬是后人“羼入”太史公《屈原列传》本文之内的。张叶芦在《屈原列传误解辨正》一文内详细描述了有关分歧，他不同意说那是后人从外面加入的，说“我们只能说司马迁《屈原列传》对《离骚》及其作者屈原的评论和颂扬，吸取有刘安《离骚经章句》序文的话，这才符合实际。”[1]笔者是外行，不能断定孰是孰非，但倾向于接受张叶芦所作的那些论证，进而试来展示屈原心志具有的广崇维度。原则蕴含屈原的心志，这是理解屈原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屈原的心志，较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卜居》这首诗着手。在这首诗里，屈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来问太卜郑詹尹。这些问题具有两难抉择的性质，集中在这一发问:“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太卜郑詹尹的回答集中在这句话:“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屈原不只是接受了这句话，而且这句话本也就是屈原自己的意向。我们现在的课题是试图从哲学上把这句话阐释为一条道德原则。如果这是必要的，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也能够成立，那就应当对其内蕴做进一步说明，因为其中确实含有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此外我们相信，如果与此相联系谈谈屈原的死，将可使我们的理解更为充实。太卜郑詹尹的这一回答直接是作为对屈原的建议给出，但它在诗意的脉络内也含有一条哲学伦理学原理。通过对它的表达，标示出一个巨大的精神转折，它可以评价成一种思想革命。在时间上这一转折是前此从未以这一方式表述出的东西，更不要说已经普遍得到了承认。此前作为道德伦理原则确立的毋宁是一种人格神，是被崇拜的祖先，是传袭而来的伦常与程式化的礼仪，是愈益强化的政治权威，特别是某些传说的和历史的政治个人。

“用君之心行君之志”。个体的主体性觉醒在此获得了确证，自律事实上已经成为道德原则。个体的心志通过个体确立为有效。我们看到我们的诗人试图对直到他的时代的主体性与自律理念提供某种的总结。以此他确乎已做出他特有的东西。通过他以诗与思获致的这一原则性言谈，他不是在把过时的伦常与礼仪权威化，使之成为定制。他所重视的是个体意志在广大意域内自己立规的尊严性。适如他不是儒家与法家，他也不是道家，但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却能够融汇各家。他在世界内寻求他的自律与自由，但是同时也超越世界，直面他的时代的各种冲突。他不企求单单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津津自得地延长自己的自然生命。他让我们理解有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有价值，有尊严，有色彩，有寓意，而不是漠然的，阿世的，犬儒式的。恪守着他的原则，我们的诗人是他自己，而他自己是恪守他的原则的。在他的原则和他个人之间有一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他成为一种一次性的历史现象，并赋予他以意义。这样的一种同一性及其展开，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诗与思对于他同时是生活与行动。在他的原则所在的地方，他自己也在场:一种分离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这意味着他的`原则被他自己高高敬仰着。他的原则对于他之为个体，构成根基，比之他单单个人的东西总归是某种更高的东西，他甘愿听从它的声音。当屈原谈论“正则”、“常度”等等的语词，乃是合乎逻辑的事。事情关乎某种普遍有效的原则，一种向他给出、由他立定，并且由他恪守的原则。这样，“他的”原则同时也是能以推普的原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十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十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houseof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

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

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

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

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

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十二

摘要：中职学校开展《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目标是指导学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的学习，把握哲学与人生发展的密切关系，增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人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问题的能力，从而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践行人生的能力，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在社会中实现和创造人生价值。

在教学中，应充分体现“三味”，即坚持以生为本的“生本味”、注重生活化教学的“生活味”、强调哲学课程学习与实践相统一的“活动味”。

力求通过指引学生体验“三味”，让哲学智慧照亮学生的人生之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关键词：中职《哲学与人生》生本味生活味活动味。

有些学生认为，哲学学起来无用也无味，甚至存在畏难情绪。

那是他们没有真正领悟到学哲学、用哲学的意义，没有把哲学置于人生发展的历程中来理解、考量、应用，未能学以致用。

笔者认为，中职《哲学与人生》教学应注重在指导学生学习哲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坚持以生为本，有效结合学生对人生、生活的体验、感悟和理解，在身体力行的生活实践中应用哲学，感悟人生道理，增长人生智慧，明确人生发展的方向和意义。

一、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彰显生本味。

中职教学应贯彻生本教育新理念，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积极坚持“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等理念。

面对中职学生，教师要把他们视作具有鲜活生命和个性的个体，他们的学习、进步、发展是我们从事中职教育教学的宗旨。

1.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笔者在中职学生中开展《哲学与人生》教学，摒弃过去纯粹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学习状态，更多地关注学生能通过哲学课程的学习，主动参与课堂，在师生互动中张扬个性，增强生命活力，获得切身体验和感受，尊重人格、理解需求、挖掘潜能，获取主动学习、发展的持续动力。

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定教”的教学原则，力求引导学生做到导学习重点拨、先活动后学习、教师少讲学生多学等具体要求。

如在第五课《发展变化与顺境逆境》教学中，笔者采用了这样的导学教学步骤：引导明确学习任务—分组讨论—交流共享—解决学习问题—拓展延伸。

具体要求学生，先于课前对“发展变化与顺境逆境”学习能力做必要的预习，课堂上结合教师的导学预设开展课堂中的小组间讨论，可在同一小组或临近小组之间共享讨论成果，再由小组分别推举学生代表发言，其他学生认真聆听，并对学生代表的发言进行质疑，提出观点。

要特别注重的是生生之间的良性互动，他们相互合作开展学习，真正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激发学习兴趣。

课后布置学生写作小论文《我看人生挫折》的延伸拓展是不可忽视的环节，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重要途径。

坚持以生为本，就必须处处为学生着想，为他们创设有效的学习情境，关注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发展，从而有效改变以往中职生在哲学课堂无所事事、昏昏沉沉的不良学习姿态。

2.在合作中学习，注重团队精神。

中职生学习基础较差，在面临课堂学习时往往积极性不高，而他们的形象思维能力却相当强，在以活动形式为主的课堂中却表现出极强的表现欲，并且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较强，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针对中职生的哲学课堂学习，我们应注重引导学生多在活动中参与互动学习，避免枯燥沉闷的哲学说教，并在活动中锻炼团队合作，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使得个体和团队素质得到适当发展。

笔者曾在中职学校校际交流课中，以“物质运动与人生行动”为课题开展了一次公开教学活动，主要形式为通过教师列举典型案例、创设情境，并将学生分四个学习小组，组内以学生代表为小老师，在教师设置的案例和情境引导下循序渐进地开展讨论学习、合作学习，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习，在合作中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以充分体现，积极性和主动合作精神都得到很好的发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注重探究性学习，增强参与哲学课堂的动力。

在中职哲学课堂中，教师只有真正让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在哲学课堂中创设有效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质疑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在参与质疑、分析、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增强参与课堂的动力，掌握获取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方法。

在探究学习活动中，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都有话可说，都有所收获。

如在“如何区分新旧事物”、“如何对待人生发展中的顺境和逆境两种境遇”等教学问题中，笔者很好地引导学生结合已学知识，开展探究学习，由他们发现、质疑、分析解决问题，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二、哲学即是生活，课堂教学充盈生活味。

1.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中职《哲学与人生》课程体现了鲜明的生活味，课程内容设置充分把哲学原理广泛地结合中职学生生活实际，从第一单元到第五单元都始终围绕中职生人生道路的多个视角，如唯物论与人生选择、辩证观点与人生态度、认识论与人生实践、历史观与人生理想、创造与实现人生价值等。

因此，中职哲学课堂教学必须贴近学生、贴近生活，增添教学的生活趣味，充实哲学教学的时代感，让学生感受到哲学就在生活中，生活即是哲学。

笔者认为，中职哲学要让学生喜欢，要让学生勇于参与课堂，更重要的是结合学生实际开展课堂活动。

如在引导学生学习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之后，笔者指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实际，做到知行统一，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在知行统一中体验成功”的教学问题。

相反，教师如果不从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出发，学生对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毫无体会感受，那么哲学课堂可能就显得动力不足、苍白乏味。

2.让时政进哲学课堂，让学生当自己的老师。

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密切结合学生的学业和就业，针对学生的学习特征、心理素质、实践能力，关注国内外大事等，适时引时事政治素材进课堂，把哲学学习与自己身边的社会生活相融合，让课堂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感受到哲学就在生活中、就在自己身边，增强学生积极应用哲学原理和方法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

并且，笔者经常借助哲学课堂教学，积极鼓励学生主动搜集一些社会时政热点、学生或学校身边发生的事件，并在学习小组中适当筛选，选择出较有代表性的话题由学生代表在课前10分钟进行演讲，锻炼学生表达和表演的能力，让学生当自己的老师。

有的学生讲得相当好，还能够结合所学的哲学知识进行点评，赢得学生的阵阵掌声。

三、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与实践，体现活动味。

1.注重实践性，引导学生学以致用。

中职哲学课堂不应变成纯粹的哲学理论说教，而应努力将学生的“人生”与“哲学”相结合，让学生在学哲学中有效利用哲学，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做指导。

在这一点上，中职《哲学与人生》课程内容设置较合理，主要以哲学学习指引人生，以人生实践体验哲学。

笔者认为，哲学学习是为学生的人生实践服务的，教师应通过学哲学强化对学生学习、择业、就业过程中面临的人生问题的指导作用，发挥哲学学习的实践性意义，使得学生既能掌握基本的哲学原理和观点，又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选好人生路，走好人生路作为《哲学与人生》的课堂教学重点。

如在第八课《现象本质与明辨是非》教学中，笔者充分应用案例教学法，针对第四个教学环节“识别假象、把握本质、明辨是非”，列举了现实生活中诸如“科学算命”、电脑测字或测姓名等“伪科学”，发动学生积极思考，探究其中的哲学道理。

在学哲学的过程中有效结合生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哲学学以致用原则的真正教育意义。

2.学习和实践活动多样化，注重在活动中学哲学。

中职《哲学与人生》课堂教学可以通过教师优化课堂教学，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

笔者主张，学哲学不应是单纯枯燥的理论罗列，应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有效的教学形式，特别是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学哲学效果更显著。

首先，充分利用《哲学与人生》教材中现有的体验探究活动素材，如教材插图、体验与探究、拓展与延伸等教学资源，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效结合哲学基础知识的学习，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在课间活动中轻松解决了哲学问题，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笔者特别关注哲学课堂中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尽可能对课堂活动教学进行有效拓展，延伸学生的学习实践空间，如积极指导学生结合中职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实习工作等形式，引入哲学课堂，以他们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的切身体会作为哲学课中的有益素材和资源，丰富哲学课堂教学。

此外，还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典型案例充实教学内容，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谈谈体会感受，进一步领悟哲学意蕴，通过参加座谈会、听报告会反思哲学道理等，丰富哲学教学活动的形式，增强教学效果。

总之，中职《哲学与人生》教学具有鲜明的生本味、鲜活的生活味、多样的活动味，只有靠教师的细心体验才能感受到，只有在教师热心教育并具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勇于突破、勤于摸索，才能捕捉哲学教学中的各种有益信息和课堂资源，不断提高中职哲学教学实效。

参考文献：

[1]杨湘洪.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政课教学新模式[j].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1).

[2]李晓慧.中职“哲学与人生”案例导课艺术性探索[j].教师(中)，(12).

[3]梁文侠.哲学与人生[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8.

[4]陆浩勤，黄巍，彭茂清.中职校德育在专业教学中的渗透模式研究[j].中等职业教育，2012(12).

[5]曹小华.关于中职快乐德育课堂之构建[j].职业教育研究，2012(03).

艺术哲学的论文汇总篇十三

[摘要]“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东南大学召开。首先，与会者就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其次，专家们还就艺术学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以及艺术学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中国传统艺术、民俗艺术的拯救、艺术的通识教育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会者通过反思和总结，提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表达了进一步深化艺术学研究的迫切愿望。会议决定由东南大学牵头筹建中国艺术学学会，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云南大学艺术美学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007“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东南大学榴园宾馆隆重召开。会上，来自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东南大学等国内近30所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首先，专家们就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凌继尧(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理清学术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关系问题。区分学术研究与学科研究的方法是确立学科的研究对象。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最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艺术一般，或者艺术普通。艺术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研究艺术的一般原理。如果研究家具设备发展的趋势，这是设计艺术学的研究，如果以家具的设计为例研究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学的研究，因为它研究了艺术的一般原理。第二是跨门类艺术的研究。现在韩剧在我国青少年中很流行，研究韩剧是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研究韩国服装是设计艺术学的研究。这两者都属于门类艺术学的研究。而如果研究韩流，这是跨门类艺术学的研究，因而是艺术学的研究。彭吉象(北京大学)提出目前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应该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并建设性地提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根据国别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中国艺术学、美国艺术学、俄罗斯艺术学等。

就学科构架而言，陈池瑜(清华大学)认为，艺术通论、通史的建议应该基于艺术理论专题、部门艺术特征、艺术风格与形式等问题的基础研究成果之上。徐子方(东南大学)以世界艺术史的原始艺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三大历时性板块为立足点，确立“三段(原始、古典、现代)七期(蒙昧、巫术、神话、宗教、人生、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史分期构架，从而为人类艺术发展脉络的把握提供了一个宏通式的认识架构。陶思炎(东南大学)以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为例，说明了学科的概念界定、研究体系、理论支点和研究视野。曲春景(上海大学)针对目前艺术学学科的分类方法的弊端，提出艺术研究应有新的分类方法。何平(东南大学)提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模式正在经历一场转变，由过去的单向逻辑的演进变为艺术与各要素间复杂互动的综合研究模式。

在艺术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上，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指出，清醒地、适当地、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成果、思想、观念和方法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缩短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时间。蒋永青(云南大学)提出艺术学学科可通过内在研究、外在研究、历史的研究、理论和历史的交叉研究而将学科的研究深入下去。刘道广(东南大学)认为，掌握若干个相近文化圈的艺术欣赏倾向的田野调查资料，可以超越个案本身，清楚理出相对广阔的地方文化圈艺术欣赏情趣的发生原点、发生影响的关捩点，流布脉络，变化外因等等一系列逻辑关系。艺术逻辑发展的研究，是需要不断的补充实证资料才能逐步完成的。王廷信(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史在观念和体例上都非常难以打通，关键是要找到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作为力度支撑点，否则只能是空谈。杨道圣(北京服装学院)提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建构艺术理论并提出四个方面的尝试性方案。贾涛(河南大学)认为艺术学的研究需要从艺术学科本身的规律出发作更为专门化的研究，因此需要艺术创作的技术背景作为支撑。高兴(山西大学)围绕艺术史学及其研究领域提出建立广义的艺术史学。张曼华(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明确及应用将极大地推动美术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反过来，艺术学方法落实到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同样有助于艺术学学科的完善。

专家们还就艺术学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周星(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四种新的学科设置方案，争取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促进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徐子方(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科学、合理地整合各门类艺术，同时应重视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考虑到培养目标、学识基础和就业前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建议设置本、硕连读的七年制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专业。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探讨了艺术学学科范围内专业方向的设置和建设问题。朱存明(徐州师范大学)就教学的审美属性问题深入进行分析。马卫星、李颖(哈尔滨师范大学)针对我国二级艺术学研究生教育中的考试制度、生源质量、教学体制、课程与课题、毕业生就业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古兰丹姆(上海体育学院)结合自身教学实践，阐发了全国体育学院艺术学专业办学的现状。

此外，艺术学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在会上得以探讨。黄悼(南京艺术学院)提出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我国普遍遇到生源、教材等方面的难题。目前艺术学的生源有两类：门类艺术学的学生和非艺术学学生。无论哪一类学生都不能立即从事宏观的、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艺术学缺乏经典文献，这些问题都是我国艺术学建设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周华斌(中国传媒大学)以“大众文化时代的广播电视”为题，提出广播电视艺术学应本着雅文艺为本，俗文艺为用的原则，为专业艺术留有一席之地。

此次大会有若干专题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第一个专题是中国传统艺术、民俗艺术的拯救问题。金丹元(上海大学)提出，中国的文论、诗论、画论、舞论都具有共通性，要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拯救和学理上的总结。王亮(山西大学)结合山西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了我国民间艺术总体衰微的原因。第二是艺术的通识教育问题。蓝凡(上海大学)主张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出有风度、有教养、有意趣的人。王宁(苏州大学)结合自身高校艺术通识教育的实践，以高校戏曲通识教育为例，提出艺术通识教育首先要解决“兴趣”的问题。林少雄(上海大学)从独特的视角，阐释当代艺术教育对教师素养的要求，把艺术学科教育纳入到素质教育和新时期教师素养全面提高的整体框架中。朱恒夫(同济大学)探讨了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主张通过“民族艺术教育”推动和谐进程。

专家们通过反思和总结，提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表达了进一步深化艺术学研究的迫切愿望。刘纲纪(武汉大学)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刘先生总结出中国艺术史观不同于西方艺术史观的几个基本特色，主张通过借鉴西方的理论，系统地整理、分析、研究中国的理论，并把它具体应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去，通过对中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追溯和对艺术学发展的趋势的科学展望，提出“未来世界艺术学研究的中心在中国”的命题。彭吉象(北京大学)指出中国艺术学的特点和中国艺术学的独特精神，它们是：“道”、“气”、“兴”、“舞”、“悟”、“和”。因此，中国艺术学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陈池瑜(清华大学)认为中国古代书画、诗文、音乐理论都是丰富而精辟的.，我们必须重视和重审中国的古典艺术学，从中吸取营养，研发与转换及建立新的艺术学学科。立足于中国艺术及理论基础的中国艺术学应成为发展中国艺术学学科的主力军。凌继尧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问题为例，说明：当下艺术发展的状况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李荣有(杭州师范学院)对艺术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提出切实的建设方略。黄悼(南京艺术学院)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三条建议：第一，从理论和思想上，作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新贡献；第二，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开拓思路，丰富研究视野；第三，从中国艺术和文化研究的主体来认识中国艺术的特征，避免中国艺术成为研究的客体、一个完全由别人替代自己说话的他者的状况。张伟(鲁迅美术学院)论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视域中的艺术理论创新问题，他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艺术需要创新，艺术理论更需要创新。张敏(上海大学)则将艺术符号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艺术符号学需要克服纯粹化抽象化倾向，走向历史具体；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学需要在逐步规范中坚持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学需要独立思考，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姜耕玉(东南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艺术质之趣的形态特征”的发言。通过“韵趣”、“神趣”、“意趣”等中国古典艺术独特的艺术形态理论阐发了中国艺术质之趣的形态特征。以深入的理论研究阐发了中国艺术学学科所具有的特色。与此类似，郁火星(东南大学)阐发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说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廷信(东南大学)提出，只要艺术存在，只要“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存在，艺术学就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梁玖(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审艺学”的概念和论证。康尔(南京大学)提出艺术文化学的发展应该接受社会需求的引领，并以此对艺术学的发展方略给予借鉴。社会需求的引领包括：无处不在的社会表述、普遍开展的素质文化教育、比比皆是的另类表述(如胡戈“一个馒头的血案”)。

闭幕式上，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社科处陈迎宪处长作了主题发言。她从全局性的高度指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态势和广阔前景。如随着国家指导思想方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政策措施的不断深化和调整，“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等建国方略的提出，相关部门对艺术学科的投入和十几年前相比有数倍乃至十几倍的增加，艺术学课题的设置、申报量、立项量也大幅度增长，这一切都显示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国家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力度。她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反响。此外，这次大会还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们大多是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艺术学博士生。他们的发言或提问体现了当代青年思维的敏锐性、活跃性。

2007“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会议决定由东南大学牵头筹建中国艺术学学会，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