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文学研究论文(优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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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文学研究论文篇二

儿童文学既然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便必然要怀着一颗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情感上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他们的愿望，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思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因此，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极其贴近，儿童在阅读时，能够与自身生活经验发生碰撞，引起情感共鸣。

冰心在其作品集《儿童文学选》中，收录了大量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文章。如《小茶碗变成大脸盆》描述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改正缺点；在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看电视》一课，写的是一家人看电视时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这是一篇充满“情”和“趣”的儿童诗，表现了我们一家人对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通过充满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诗句，把谦让关爱之情传达，这些与学生生活极其贴近的场景，自然可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加上语言的节奏明快、平易近人，使他们更加了解学校生活，更加融入集体生活。

2、儿童文学对学生高尚情操的培养。

儿童文学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新鲜有趣的故事，更多的是将道理融于故事，使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涉及道德品质时，如果直接采用直接讲道理的方式，读者接受的真实程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讲故事的方式，间接投射出道德要求，更易使读者――尤其是孩童――接受。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为例，笔者在阅读后发现，收录的诸多作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3、儿童文学对学生视野的开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对于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小学生来讲，无法行万里路时，文学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桥梁。冰心的诸多儿童作品，都以向小读者们介绍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其作品集《冰心儿童散文选》，收录了《走进人民大会堂》《再寄小读者》等作品，它们为未能有机会迈出家门的小读者们，展示了北京、意大利、埃及等多国风貌，如埃及，“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对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在人教版教材中，除了安排了许多介绍中外名胜、各地特有风俗的儿童诗、童话故事外，也安排了对多具有科普性的故事。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借助于此，可以进一步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是，正如冰心所说：“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以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当儿童文学家们为我们准备好了食材，作为烹调师的教师，如何将这些食材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哺育孩童们的身心成长，是值得我们每位教师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文学研究论文篇三

语文教育担负着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等多重任务，现当代文学作为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文思想担负着提升语文“人文性”使命。语文教材是充分反映社会和时代特色的现当代文学，对学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教学价值。

现当代文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能够充分反映出社会和时代的特点，也是课程改革的要求，目前现当代文学选文的数量占到总文选的一半，现当代文学对学生知识积累、阅读广度的开拓以及情感培养有重要作用。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中懂得为人处世的哲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提升思想意识。本文针对现当代文学入选教材的状况和教学价值进行分析。

根据《新课标》对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要求，主要改变方向是选文要凸显现代化、世界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教科书编写要突出时代和现代特色，要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实践。但是，目前语文教材针对现当代文学数量和所占比例并没有做出明确要求，根据《新课标》标准，现当代文学应在教材中至少占据一定的比例。判断教材作品的年代归属主要以作家创作的时间为准，其中1917年至1949年7月所创作的作品被称作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作品划分时间点是指1949年至今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入选教材数量要比当代文学要宽泛，目前高校语文教材中两者数量之比接近2:1。当代文学创造背景与当今大学生生活环境相差不算远，容易拉近与学生距离，从而排除由于时间跨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等因素导致学生理解差异和解读困难，讲授这部分内容最容易引起师生共鸣。这种教材编纂结构反映出《新课标》对语文教材编写的要求，目前高校教材中当代文学占整体现当代文学的比例较高，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利于实现语文教学大纲目标。

语文教材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媒介与工具之一，也是学生接触语文文本的根本素材，是教师进行讲述的基础，地基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校语文教材编写关系到学生学习状况和教师教学效率，教材编写状况显得十分重要，教材编写要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并能够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知识积累，不断提升语言理解和运用的综合能力，对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夯实的基础。因此，科学的教材设计是完成语文教学目标的重要基础。语文教材中要具有利于学生积累知识、开拓眼界的内容，要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教材选文内容既要充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美学素养，也要贴近学生生活。这就需要在语文教材编写中增加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与学生生活背景相似，更加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能够吸引学生关注阅读、激发学习积极性、充分理解作品中表达的情感，并促进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积累并提高语言能力，在教师的引领下学习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学生在面对教材里贴近生活的事例和人物时，会引发对正确人生观的思考，并进而深化到人生与个人理想，促进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因此，现当代文学对学生具有突出的教学价值。

（一）基础语文知识积累和学习方法的培养。

《初中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的要求是促进学生语言基础知识学习、做好知识积累并夯实学生汉语能力（听、说、读、写），掌握语文学习的科学方法，注重语感的培养和思维的发展。高中阶段语文教学《新课标》则将语文教学目的设定为以学生知识能力的增加为基础，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学习能力。两者要求层层深入，旨在注重对基础的积累，发展到大学阶段则要求学生重点提升语文综合能力和实践运用能力。

（二）促进语文能力的提升。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主要以熟练掌握和运用母语为教学重点，要求学生对文字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读取，能够快速、准确、有针对性地阅读文字和理解文字，提升口语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具备驾驭语言进行写作的能力，利用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并熟练运用各种文体写作。[4]培养语文综合能力具备规律性，是学生完成各项工作所必需的能力，主要来源于学生通过对教材文选学习过程中能力的培养，而教材中对学生能力提升关联度最高的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学生在对这些选文学习时能够促进语言综合能力提升，达到课程标准要求。

（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根据语文教学新课标要求“情感态度”是教学重点之一。教师在进行文选教学时要突出学生的情感培养和态度端正的培养方面，这就需要在讲解时充分剖析文选中正面人物形象的精神、态度，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引导学生做人做事的态度，并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对文选中先进事迹的学习不断提升情感和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想做好通过文选进行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就需要教材具有情感和态度培养的典型性，要求在选文章时慎重并坚持原则。目前，语文教材对选文要求既要兼顾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又要具有美学特征，重点培养学生语言运用、欣赏能力、美学素养，并提升对美的感受力与创造力。同时还要兼顾“质”美，要求选文在思想情感上内容丰富、积极向上，引导学生通过细读和教师讲授，能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情感和态度，为学生为人处世、学习实践做好纲领指导。语文教材要满足这样的情感和态度培养过程，文选中现当代文学就呈现出重要意义。现当代文学创作背景、事件、人物形象、精神素质、态度价值观都与学生所处时代一致，更贴近学生生活，不要像外国文学那样存在着地域和文化差异，使学生难以理解，也不要像古代文学那样由于社会体制不同、时代距离较远等不能引起学生共鸣，现当代文学作品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和正确的态度是学生需要长期学习和关注的，也是语文教学目标的体现，使学生在对现当代文学学习中能够明辨是非、提高情感丰富性、树立正确价值观，促进语文教学目标达成。

根据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还担负着对学生审美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要求帮助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素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为学生按照个性进行自主发展和自主学习奠定基础。要求学生能够在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语文学习能力的培养，自主阅读各种专业书籍、欣赏各种文学类型和艺术类型，体会到其中的美感，如音乐、美术、建筑、风景等，使得学生审美情趣充分提升，并应用于各个广阔领域中。

（一）文学作品语言鉴赏。

（二）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鉴赏。

按照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应重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语文教材中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发扬优良传统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学生能够透过作品体会到人物形象的伟岸身躯和高尚灵魂。由于现当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事件和社会背景与学生生活的时代接近，更能够打动学生，使学生在阅读作品后能够体会到作品中所彰显出的灵魂之美，并能够透过文字表象深入发掘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理解和鉴赏。在文学作品思想内容鉴赏中，教师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引导学生能够分析表象深入作者表达情感的本质，解读选文所揭示的社会意义和蕴藏的深意。例如，阅读鲁迅先生的《社戏》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旧社会等级制度对人民的残害；阅读沈从文的《边城》能体会到作者对善与美的不懈追寻；阅读舒婷的《致橡树》时能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女性独立与追求自由平等的情感；阅读朱自清的《背影》能体会到亲情的伟大；阅读《金锁记》能体会到作者张爱玲对封建礼教的鞭挞、对女性自由的追求与讴歌；阅读郭沫若的《女神》能体会到激昂的文字背后所迸发出的振奋精神；阅读余华的《活着》能充分感受到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在面对困难时态度积极和斗志昂扬，以及对生命的珍爱与赞美之情。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教师引导解析最能引起学生共鸣，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奠定了基础。选文内容的正面价值激发学生对善恶美丑的分辨能力，提升了对积极人生观的识别能力，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鉴赏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语文教育担负着提升学生语言表达综合运用能力、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审美情趣等多重任务。作为语文教材中文选最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担负着更多使命。对通过现当代文学作品，对促进学生基础知识积累、提升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个人审美情趣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高校语文教材中现当代文学选文对学生长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

[1]赵新华，贺朝霞.语文知识编排在近代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变迁[j].语文建设，2016（16）.

[2]王领.汉语言学习中的语音教学研究[j].语文建设，2014（02）.

[3]宋园园.关于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实用性与教法的构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01）.

[4]王豪杰.大学生就业中汉语言能力的长效作用分析[j].语文建设，2014（29）.

[5]冯芝祥.钱钟书研究集刊[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

文学研究论文篇四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文学研究论文篇五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文学研究论文篇六

简单的说，高等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全面了展。要全面发展，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校期间不仅是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职业技能、具有一定完善的道德品质，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当然以后的发展更需要学习能力，所以形成终身受用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终身学习能力中自主学习能力尤为重要。这样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特点，也符合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所教的2011级四个工程造价专业班级的189名学生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数据统计表明，61%的学生只是在课后被动完成老师的作业(主要是参考课本与其它同学的作业)，22%是参考课本与请教它人完成作业;只有17%的学生图书馆、网络或其它渠道完成作业。这些数据说明学生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不足，普遍还在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和练习来提高自己解决问题能力。根据调查分析，学生自主学习存在下列的问题:。

2．1学习目标不明确。

有的学生认为有的课程学习对自己没有用处，功利性太强。可以说对于课程没有学习目标，也没有学习兴趣。有的学生学习目标过高，这种预期过高或学生通过学习未能产生某种变化，就会使其丧失继续学习的积极性。总的来说，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目标不明确，因此学习兴趣不高。

2．2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在新的听说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布置了一定的学习任务，如建筑能耗调查，并附有调查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75%左右的学生只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分组时不积极，也不能够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依赖性很大。2．3生活安逸，造成不思进取，自我控制能力差一部分学生有决心通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自己的能力，课堂上有老师的监督，他们能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学。但下课后，看到手机、电脑时自我控制能力就变差。

2．4．评价模式不完善。

目前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较单一，基本上还是以结业考试为主，考试成绩为学生结业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个性差异。尽管有些教师把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但其形式客观地反映学生自主学习的全面情况，也不能形成真正的过程性评价。没有一套完善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学生无法了解到自己是否进步及进步的程度，于是便没有继续学下去的热情和动力。

用启发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处于中心，地位，也处于主动地位;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是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因而在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中我们应当采用的是孔子的启发式。

3．1教学观念的问题。

作为教师，应该对应于课程选择适应的教学方法，有的课程就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变“教学”为“导学”。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观，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建立起学生的自信心，最终实现由“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转变。

3．2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下定决心，并且为自己设目标与规定期限。制定的目标要具体明确，不要说一些空洞话、大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吸引和扰乱人的心思的事情，这就需要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先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有现在就开始做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再去从事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实践证明，每一次成功都将会使意志力进一步增强。

3．3建立公平评价能力。

评价有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称评价。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评价方法。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要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力、心理素质、学习方法及态度等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形成教师评价模式。建筑节能课程采用的教师评价最终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将二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量化。例如，可以按照形成性评价占40%(具体细分为学习者自评占10%，学习者相互评价占10%，教师评价占20%―――其中电子档案袋占10%，网络自主学习记录10%)终结性评价占60%的比例。这样，可以将自主学习评价的各部分细化、量化，比较客观、科学的反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情况。

4、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倡导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具有深刻的意义。它顺应时代的要求，是高校教学的发展方向。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主动探究发现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运用多种策略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适合个性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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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论文篇七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者：傅书华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ofsocial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文学研究论文篇八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无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本无“哲学”一词，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在当时争议颇多。例如，胡适认为，凡对人生切要问题寻求一根本解决的学问都可以叫做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本是西方名词，因此，讲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取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内容而叙述之。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则哲学这一名称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必须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自胡适以来，依照西方哲学来治理中国哲学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张岱年在写《大纲》时，首先分析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这类学问的一个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都可称作哲学。因此，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玄学、道学、义理之学都可归入哲学。张岱年对哲学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岱年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的含义作了分析:中国哲学指中国系的哲学，也指中国人的哲学。前者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哲学，代表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则指在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系的哲学、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学。由此，张岱年认为中国佛学是属于中国人的、印度系的哲学，不在他的论述之内。

《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的先河。此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并不鲜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叙述的中国哲学史。而《大纲》以问题为线索，把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则分为知论和方法论。而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问题”，如本根论包含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人生理想论包含仁、兼爱、诚及与天为一等；该分法按照中国哲学内含的条理，系统地把中国哲学表现出来。《大纲》以整个“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条理系统的构建，彰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不同。该书虽然以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叙述中国哲学却始终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这正说明张岱年所作的中国哲学史是基于中国本位主义的。

张岱年虽然终生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己任，但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则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继承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摈弃中国哲学中的糟粕。在《大纲》中，他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作为结语来总结全书，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活的”内容，也有“死的”内容。前者是现在需要继承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抛弃的。中国哲学中“活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没有西方哲学“自然之两分”之弊；承认宇宙有变易，也有条理；“反复”、“两一”的学说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人生理想论，即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论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所谓“死的”内容指中国哲学中有害的、过时的内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体以及轻视知识的倾向。从张岱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态度既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批判继承主义，即要对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张岱年在《大纲》的自序中曾认为其方法主要有四点: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我想这四点不仅是《大纲》的方法，也是《大纲》的宗旨、特点和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篇九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带“*”的文章，尤其是作为鲁教版教材，这说明在语文教学中越来越倾向于学生的自学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就略读课文内容展开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现在语文教师首要的任务。以五四制的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参考，深入分析教材中略读课文的学习策略。

五四制；鲁教版；初中语文；略读课文；学习策略。

1.对五四制概念的简要说明。我国目前普遍见到的学制就是“六三制”，即小学教育六年、初中教育三年，相比于“六三制”学制的盛行，还有个别地区实行“五四制”，就是小学教育五年、初中教育四年，这是因为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素质相对较低，辍学问题严重，不能真正做到小学教育的普及。因此采取五年制小学教育，将课程内容有效压缩，且针对性更强，反而利于普及小学教育；而将初中教育延续为四年，则可缓解初中学习的高效压力，帮助学生扎实学习基础，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2.对略读课文学习的教学现状分析。现在的课堂教学中，普遍表示出对略读课文的不重视。包括教师学生在内，都没有正确认识略读课文的含义。这是受到传统应试教育影响的结果。略读课文的设置，其根源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自学习惯，在教师的带领下掌握阅读方法与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但是在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很多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将略读课文的时间安排设置为一节课，且仍旧以教师主讲为主，学生跟随教师学习为辅。此外，对于阅读课文的要求也相对较低，部分教师认为只要掌握文章的主题思想即完成了这一内容的学习，严重损害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也不能达到学习略读课文的真正内涵。

1.以问题设置为引导，明确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明确才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在略读课文中亦是如此。在学习鲁教版教材中略读课文《在山的那边》诗歌时，可以让学生在阅读完课文后思考分析文章讲了什么内容，是否可以运用故事化的语言将其描述出来，文章中是如何描述“山”的形态，而“我”具体又是怎么做的？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文章，提高阅读效率的同时学会让学生自主分析文章内容。将上述问题解决后，学生自己就能明白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可由学生进行述说后再由教师进行点评，对于把握不确切的内容进一步讲解，如此则深化学生的理解。2.以掌握规律为前提，吸引学生自主学习。在学生掌握一定规律的基础上，教师就可以放任学生自主学习略读课文的内容。针对文章内容中的人物描写的几要素自己进行分析，了解人物性格特征。在学习鲁教版中略读课文《音乐巨人贝多芬》时，让学生分成小组自主学习，并选取代表上台充当小老师，将自己认为文章中需要明确掌握的重点讲述出来，并在学生完成后由其他学生补充，选出哪一小组的讲解更加清晰准确。鉴于时间关系，教师可以将此内容放在阅读课上或者自习课上进行，给学生留出充分的前期准备时间，从而进行讲解展示。为了最终的学习效果，教师可以从人物描写的方式有哪些、课文叙述的方式是怎样的、从哪里可以表现贝多芬的内心感受等问题中给学生提供参考，促使学生的准备更加充分。同时为了确保每名学生的活动参与性，教师可以让学生具体说明每位学生的工作职责，以此促进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这种形式的开展就是引导学生真正学会略读课文的学习方法的重要尝试，因此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与权利。3.以加强练习为根本，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才能练就，在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与阅读规律后，就可以由学生自己进行略读课文的练习，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以鲁教版中略读课文为例，在学习文章《不求甚解》内容时，让学生通过自己掌握的方法进行全面的阅读，了解文章中的观点，了解知识的学习方法，了解“不求甚解”的典故应用及其真正内涵，让学生通过阅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时刻秉持谦逊，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且真正的好文章要随着阅历的丰富不断体会领悟的，由此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让学生真正了解略读课文设置的真谛。

略读课文在鲁教版教材中设置非常之多，也从侧面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必须把握好略读课文的重点环节进而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与自学能力，这对于学生语文阅读理解的掌握与整体的语文综合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教师还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以便以更好的学习方法指导学生略读课文的学习。本文以鲁教版教材为内容进一步阐述说明，希望与其他语文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互动，如有叙述不周之处，还望海涵并与笔者及时沟通。

［1］李娜.初中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策略探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6.

［2］妮娜.初中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1）.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

摘要: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渊远悠长,是我国先民智慧的表现。文学的本质是追求真善美,也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能启很大的作用。不管是人的行为方式,还是意识思想的改变,都有很大的作用。

汉语言文学的追求,其实就是文学的追求,文学是没有界限的,虽然有形式的差别,但是主题和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文学所追求的,我们中国的文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汉语言文学比其它文学类别发展的早,发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长。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汉语言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学一样,其所追求,无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学在本质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应社会,反应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人内心诉求的外在表现,是人内心最纯真的强烈追求。不管文学还是客观的人,对真都孜孜诉求。不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本真。文学所追求的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行理解:。

(1)客观的真。客观的真,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多以客观生活为基础,来写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客观的真不仅对客观环境进行如实的描写,也对客观人物的境遇进行如实描写。客观的真,既是文学作品环境的真。

(2)内在的真。这多指在叙述人物的心理时,进行真实的描写。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作家都务求真实而写作,不管这心理是对是错,是否符合逻辑,都求真实的表达出来。内在的真,就是文学作品人物内心的真。

文学追求真实,而不掩盖任何黑暗或阴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观的逻辑,只求符合文学作品内部的逻辑以及内在属性。

2.追求善。善恶有分,是人在后天养成的品质,而文学则直观的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是哪部文学作品,其描写的都有善,对善的歌颂,对善的渴求,对善的淋漓尽致的描绘。有的时候是用恶来衬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恶来衬托敲钟人的善。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有善恶同存的,有的时候文学作品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善,用善来言善。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没有恶人,全是善者,虽然最后结局不好,但却把善发挥到至极。虽然有全描写善的文学作品,但是不会存在全描写恶的文学作品,恶不能独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质上追求美。对于文学的形式,不管是整饬的还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没事多种多样的,也是多层面的。诗歌形式之美是整饬押韵,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乱无序之美。不过先这两种形式的美已经渐渐结合在一起。在本质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题上追求美,文学主题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主题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没能完成目标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题也是美的:悲壮之美。追求美,是文学最外在的表现,美既是文学,文学既是美。

修养是人的内在气质,也是外在行为表现,修养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也就有不同的修养。有的人见义勇为,有的袖手旁观,有的好逸恶劳,有的勤劳肯干,这就说明了修养的有不同性质,有不同的表现。各式各样的修养,在总的要求上,却有一个质的规约,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发展。这正好和文学的追求一样,文学的追求,客观上来说,也就本质上人的修养的追求。

1、汉语言文学能够提高人的修养。文学,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进入到文学的世界,你就会被其所有美好的东西所包裹。对于人的修养,文学则能提高人的修养。修养,首先就是“修”,有什么样的“修”,就有什么样的“养”。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强,不管是对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人区分好坏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修养的好坏,与其修养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道理。

2、汉语言文学能够修正人的修养。人的修养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文学对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坚固的存在,对于坏的一面,则能细致的修正。文学,因其内在规律的性的存在,对人发之以感染力,让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为。人对情知理的思考,是一个久远的课题,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文学正好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和规定,在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情知理进行合理合情的概说,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修养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汉语言文学能够指导人的修养。修养是后天的修为,其需要对一定的物质形态进行模仿,而文学则能很好的指导人的“模仿”。修养的模仿,可以是现实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虚拟的行为方式。对于现实的行为方式,其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名词只是给圣人取的客观名字而已,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人模仿的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差。汉语言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中国长达5000年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人修养形态的客观沉淀,对国人的修养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正视汉语言文学对人修养的作用,尤其在现在异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规范自己的修养,美化自己的修养,使文学和修养有机的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j].工人出版社.2008年10月。

[2]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修养[j].人民出版.2006年12月。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一

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形势的发展，中职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选文更加贴近中职学生现实的生活，未来的岗位需求，彰显职业特点。中职语文教材选文打破了语文教材封闭化和凝固化的模式，选取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优秀作品。

生活化的语文教学尽量寻找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充分挖掘其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使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间建立联系，使教学内容能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达到真正的理解，最终能将所学运用于生活。然而学生学习的载体是语文教材，所以语文教材必须面向生活化进行教材改革。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中职学校培养的是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领略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的观念的一代新人。所以中职语文教材需要编入一定数量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反映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篇章，这些文章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是实现他们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的载体。如《摇滚情缘》、《十八岁和其他》、《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从卖灯泡做起》；还有很多选文是反映职场经历的文章，是记叙文，因其真实可感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源自职业的温情》、《选对池塘钓大鱼》、《爱上你的工作》、《带上三句话上路》、《成功离你有多远》、《万能的求职方法》等；还有展示职业生活的丰富与深度、展示职业精神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叙议结合，启人深思。如《新时代的工人许振超》、《爱上你的工作》、《邮差弗雷德》等。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作品，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从而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语文。

在中职阶段学生要了解、认识相关行业的信息，对将来毕业走向社会、走向不同的专业、行业领域和就业岗位大有裨益。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服务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语文教材的选文适当的反映专业领域、行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从而使语文教学与各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互相衔接，使语文能力培养与专业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紧贴学生的专业生活、行业动态，使之成为学生认识专业领域和行业信息的文本。

如2009年人教版中职语文国规新教材，其中有许多选文涉及到各种行业领域，教材有专门一章是行业扫描，放眼世上“三百六十行”，审视行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品味行业的姿态、品格和精神，从而进一步确定最适合学生的职业和岗位。《百年时尚话汽车》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回顾汽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品读了汽车文化；《移动的倾诉》讲述信息时代手机的发展变迁，引发了人们对于手机折射出的多棱生活和深刻思考；《internet改变世界》反映了互联网领域的巨大变革，对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探索；《中国建筑的特征》通过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建筑学的文法理论和世界各民族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等。这些反映行业历史或动态的选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某个行业的概况，能激发不同专业的中职学生对于本行业领域的兴趣和语文学习的兴趣，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职场是成功者攀登高峰的平台，是有志者展现自我的舞台。学生多年的所学都是为了最后走上职场，回报社会。站在职场起点，学生要从各方面为职场生涯做好准备。所以，语文教材内容应接近职场生活和社会实际。教材选择一些能够深刻反映职场生活和社会内涵的文章。

中职学生通过语文学习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形成某种感性或理性的认识，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人教版《走向社会》是一篇教子箴言，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地人生感悟浓缩到这一篇短文之中，以肺腑之言告诉女儿，如何用坚强、智慧、爱与欢笑去面对即将步入的多彩“社会”。《源自职业的温情》一文作者紧紧抓住“职场的温情”，从熟悉至极的工作环境说起，抒写了置身其中的悲欢哀乐，以及职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物质层面上说，职场是生活的保障；从精神层面说，职场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找到合适的位置。《同事》一文列举了同事间的几种类型，分析各色同事的不同表现，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即将走向职场的中职生来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理应承担阐释人性之美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中职学生通过理解课文主人公人性美好的品质，进入对人类心理乃至人性的洞察，帮助中职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具有重大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不少阐释人性美的经典文章，如中职语文教材中选用一些阐释人性美的文章，如谈歌的《绝品》，这篇文章中的刘三爷、常先生和王商人的为人，堪称是人中绝品，三个人身上体现出人性美的光辉，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文化的流传，更是一种精神的流传；欧亨利在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当中塑造了贝尔曼这位舍己救人的老画家形象。最后一片藤叶是老贝尔曼用生命换来的，也正是这片由老贝尔曼生命凝结的叶子激起了琼珊对生的渴望。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丝温情，这里闪烁着人性最美的光辉。学生通过分析寻找人物身上闪耀的人格魅力，起到美化学生心灵的作用。

中职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满足生产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那么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及相应的价值观在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就应该与之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就业独立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企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使其能更好的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这就需要将企业优秀文化合理的融人到语文教材中。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具有自身特性的价值体系、信念、行为准则等等。

所有的企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元素：责任、敬业、奉献、沟通、诚信、服从……，这些元素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找到相应的事件素材和相匹配的人物。如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就体现了一种高尚的职业精神境界；美国作家马克·桑布恩《邮差弗雷德》，学生通过学习，领悟到了一个相貌普通的邮递员，真诚地为顾客提供人性化的超值服务，实现了由平凡到杰出的跨越，这体现了一种敬业奉献的精神；中国石化的《员工守则》等被选入劳动版教材，学生通过对员工守则的学习，端正工作态度，懂得只有认真工作、热爱工作，才会有好的工作业绩，就会得到企业的赏识。

总之，中职语文教材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语文课要为专业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服务，语文教材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及时更新和开发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编写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实现多元化格局的语文教材内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教学需要。

[1]杜红.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刍议[j].中国职业技术学校，2003，（22）.

[3]成海涛.论职业技术教育的语文课程及教材建设[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8）.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二

高等师范教育作为教育的独特领域，所培养的是具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技能的卓越教育人才。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公民，关键在于教育人才，“人才强教”战略已成为许多教育者的共识。而师范院校是教育人才孕育的摇篮，也是未来具有创新精神的卓越教师培育的重要场域。教育最本质的目标导向就是塑造人，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内核。师范院校本科大学生主要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担负着塑造未成年人群体成为未来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导师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的目标性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核心理念是相通与一致的。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该学科对学生主体发展具有最为直接、强大的影响力。本文将以汉语言文学卓越教育人才的培养作为切入口，论述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卓越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在关联性。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念与文学的力量。

尽管素质教育在中国已实施多年，但对何谓“素质”，“素质教育”的落脚点何在，依然是个回答未尽的问题。而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学说或许正是对素质教育本质的最好注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包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还包括人的个性彻底解放，人的志趣、思想、道德、审美等精神层面的自由发展。[1]教育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人从不完全人变成为一个社会关系的完全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来看，他赋予“发展”含义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基本点：一个是个人能力或才能的发展，另一个是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二者的共同基础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概括而言，“发展”既包含能力，又包含“社会关系”，所谓能力是指人的潜能素质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觉醒，外化（对象化）和伸展所形成的人的本质力量。[2]人的潜能素质是沉睡的一股自然性力量，它并不是自然显现的，形成为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开发和挖掘，而后天开发的唯一途径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之一，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而言还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该学科对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最为直接、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师范院校必须明确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向，才能实现未来所任教的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

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对处于成长期学生的浸润与侵袭，客观上要求基础教育学科教师必须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与灵活多变的应对能力，才能担当起人格处于形成期学生的人生引领者角色。各个学科的教育人才均需以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为指导，突破学科知识的局限与工具理性的束缚，实现学生精神的全面成长与进步。尤其汉语言文学学科教师，可以充分运用文学的力量实现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与感化。

夏丏尊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指出，“文学有力量是事实，在几千年前，我们中国就知道拿文学来做移风易俗、改革社会的工具”。他进一步指出，《黑奴吁天录》一书使黑奴得到解放，青年人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有因而自杀者，因此必须明确三点：第一，文学的力量从何而来；第二，文学力量的特点；第三，文学对于读者发生力量需要什么条件。[3]我们逐一展开来说，首先文学的力量来自于“具象”、情绪，鲁迅《阿q正传》假了名叫阿q的人，就把中国人胆子小、爱面子、爱虚荣这些人性的劣根性写尽了。其次文学的力量是感染的力量，教训的力量是带有强迫性的，文学的力量是没有强迫性的。文学是润物细无声的感化，这种力量看似绵软却极具渗透力，能够触碰与震撼人的心灵。最后是文學对读者发生力量的条件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鸣，共鸣于学生而言具有个体差异，若要产生群体性的文学共鸣效应，一位成功的语文教师在文学世界的引领是必不可少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必须具备深厚而扎实的文学功底，才能充分运用文学的力量完成对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打造。

二、主体全面发展：基于生命和谐性的母语教育。

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承担着美育、德育与智育的人生发展的多重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形式是和谐发展，身心高度一致的生命和谐性，基于生命教育的语文教育是所有基础教育阶段学科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形式。

近年，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浪潮中，关于卓越教师的探讨较多聚焦停留于教学技术层面，而忽略了教育的本质在塑造人，忽略了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基本的教育核心。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指人的才能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审美、思想、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的社会化程度。真正的教育改革须从施教者接受师范教育时开始。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作为培养未来语文教育人才的重要专业，起着塑造学生人格、引航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起点在基础教育阶段，只有师范院校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卓越教育人才，才能最终落实基础教育阶段对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终极目标。因此，“主体全面发展”是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的共同要求。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为“师范”也，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陶行知主要从教师知识储备与道德养成两方面对学生的引导角色进行定位，而对后者因为要求的模糊性、笼统性往往容易被搁置。语文教育偏重于知识传授，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被拆分，语词与常识教学的碎片化所导致的语文教学“去意义化”问题日益严重，语文教育的人文情怀与理性思考力惊人地匮失。语文教育缺乏对后者心灵与现实人生的观照，会导致语文向碎片化的困境沦陷。爱因斯坦认为仅仅靠知识和技能，将无法使人类获得真正快乐而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生活教育可以使人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却无法造就和谐的人格，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不过更像一条受过良好训练的狗。[4]卢梭也反对教师只传授知识，而忽视做人的观点。实现学生主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任务，必须从知识、人格两方面都进行着力。传统学校教育多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等智力层面素养的形成，对情感、品德以及人文素质等社会化内容关注不够，不利于教育实现培养有知识、有智慧、懂节制、有完善道德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因此，语文教育要从常识化教学向内涵式教学发展，解放语文教育，让语文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重新阐释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汉语言文学卓越教育人才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时代使命。从文化与哲学的高度对学生进行生命精神启蒙，使他们养成正确的道德观、高尚的审美观与豁达的人生观，成为现代社会知识与人格全面发展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三、主体自由发展：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养成。

古往今来，关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力与自由精神的论说比比皆是。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一命题蕴涵着深刻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打破固有的师生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让学生从师道威权的强者意识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应该成为未来“卓越教师”的基本价值标识之一。在基础教育的众多学科中，语文教育毫无疑问担当着塑造学生人格与平等意识的最为重要的作用。对学生显与隐两方面的道德渗透，使汉语言文学教育人才对人类灵魂的塑造功能愈益突显。但学生主体自由发展的要求往往又不可避免地与教育自身的强制性产生冲突。如何协调培养学生批判精神与教育规训的冲突，让学生在教育规则内实现主体自由发展，这是每一个汉语言文学卓越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教育有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教师是塑造自由行动者的人。为人师者须保持心灵的充盈与丰润，才能让充盈与丰润撒播给每一个学生。教师应该用富有生气的思想震荡学生的心灵，用机智与幽默唤醒和解放学生的思想。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孩子自由思考才是通向教育目的的出发点。但思想的自由与学校规训的强制性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康德在《论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教师对学生驯服的强制性和儿童自由能力的运用相悖，所以“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因为强制是必需的。我怎么才能用强制培养出自由来呢”。尽管康德并未言明问题的出路，但他却谨慎地提醒，“教育必须带有强制性，但绝对不能是奴役性的”。[5]卢梭尖锐指出，传统教育很可能得到的是“既是奴隶又是暴君的儿童”、“充满学问但缺乏理性、身心都脆弱的儿童”。[6]如前所述，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的碎片化教学扼杀学生的独立意识与质疑精神，教学无法唤醒与解放人的心灵，教育工具化趋向的强化正是对学生主体自由发展精神的限制。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是，教育推崇理性与科学的力量，与日常生活、人的自由世界已渐行渐远。教育陷入极端功利主义话语危机，拯救与解放人的心灵，恰恰是当前卓越教育人才需要面对的严峻现实。牛利华指出，现代人的异化状态已被确证为一种事实，在教育中体现为：人被教育所驯服，被迫直至甘愿堕落为手段，丧失了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缺失了自由和创造的维度；在现实生活中，功利化的教育追求置换了教育“培养人”的精神内核。[7]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本应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实现起来却是举步为艰的。我们须切记，教育不是让人匍匐于教育威权之下，变成一个奴颜婢膝的被施教者，让人思想空洞与机械化，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尽管富有知识，但却是一台内心残缺的知识机器。语文教育应该通过种种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探讨，允许学生发出思辨、质疑的声音，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自由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卓越教育人才，须将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念贯彻到教育实践中，实现学生主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培养卓越教育人才不唯功利性，以高远的教育目光放眼未来，造就一大批精专而又基础扎实、思想解放自由的教育人才群体。在卓越教师的培养探索中，我们还必须打破一种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即认为“卓越教师”就是教师群体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教师，仅是少数者的荣耀与专属。卓越教师培养，应追求教师行业整体的卓越化，招募与集聚优秀的教育人才到教师队伍中来，并以此产生附带效应，使教师群体普泛性地追求卓越，从而形成整个教师人才队伍向高素质、高层次的渐进与蛻化。

【参考文献】。

[1]王新宏.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对大学生职业发展选择的启示[j].高教探索，20xx（2）.

[2]王友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多重视域的研究[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55.

[3]夏丏尊.夏丏尊谈教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xx.106.

[4]谢延龙.西方教师教育思想--从苏格拉底到杜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xx.156.

[5][德]伊曼努尔﹒康德著，赵鹏，何光武译.论教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29.

[6][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1.

[7]牛利华.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学省察--兼论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样态[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17.

文学研究论文篇十三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