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道德困境论文汇总(模板17篇)

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可以培养人的情操和审美能力。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先明确总结的目的和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以下是一些总结的典型例子，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所帮助。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一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06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12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13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14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15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15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14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二

幼儿时期是一个人习惯、思维、人格的形成初期，对其一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具有极为重要的培养和塑成作用。公民道德教育不仅对公民个体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更是集体行为实践的规范与标准、是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与精神引导。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对于国家的良性发展、民族的精神健全、以及未来国际竞争所需的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拟对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实施路径及应注意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求请教于同行。

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对象是幼儿，需要教育者根据幼儿的思维、语言、环境等实际特点，有针对性的施以讲解、示范、鼓励等措施，帮助其理解和记忆应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并通过集体学习效应，引导幼儿互相学习、互相比赛，提高其道德行为的热情和兴趣。所以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应是建立教育和培养幼儿理解、识别、并自觉执行的公民道德教育模式和评价标准体系，使幼儿能够习得正确的、适量的基本公民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帮助其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入社会、获得健康的心理与智力成长。

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定位应建立在幼儿自身特点与社会适应性、及国家整体发展趋势所需的基础上。应注重使幼儿能够正确识别和理解正确的道德标准要求，通过示范、激励等方式帮助其塑成和加强对正确道德行为的有效执行。应注意适当根据社会发展与实际表现，有针对性的引导幼儿正确地看待社会中不道德的行为方式，与时俱进地帮助幼儿树立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评价与行为标准。

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在实施中应以适应幼儿心理及生理特征、符合社会基本要求与实际生活需要为基本原则。一定要采取幼儿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教育和影响方式，一定要使幼儿在不断温习和实践中得到鼓励和锻炼，养成终生受用的`道德思维意识与行为习惯。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与家长意见一致、相互配合、积极互动，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信息提供、教育引导，使幼儿在自然、长期、完整的道德教育培养环境中养成终生受益的道德行为习惯。

二、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在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工作中的方法与经验。

在设计幼儿公民道德教育时，首先要明确教育对象的特点、习惯、喜好、基本心理状况；基本教学条件、教育环境及社会影响因素；所要传授给幼儿的道德意识的内容。“以正面教育为主，让幼儿认识到遵从社会主流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及生活规则，就会得到人们的表扬与欣赏，并要以此树立正面典型及榜样，靠榜样的强烈示范作用来激发幼儿的社会责任心和道德意识。”为此，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首先对幼儿教师进行关于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专项培训，使教师较好地掌握了对幼儿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所遵循的理论、要求、方法等基础知识，并请相关教育专家与有丰富教育经验的优秀教师、带头人通过仔细讲解、言传身教，帮助青年教师获得了正确的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实施能力和技巧。

在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执行过程中，应注意随时观察幼儿的接受反映，及时调整教育策略。一定要注意不同幼儿之间在思维、意识上都是有着不同的差异，所以一定要注意方法、因材施教。教师一定要注意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理念与策略方式。教师也要注意收集社会上刚发生的道德或不道德案例，结合幼儿实际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讲解或纠错，使幼儿的道德意识得到不断提高和强化。

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始终坚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摆脱陈旧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使用丰富的教学内容与灵活的教育方式，帮助幼儿在不脱离真实生活的成长环境中不断得到适当的社会信息与前进鼓励。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成果应当由教师、家长及社区共同给予评价。应当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关注和加强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进展。为此，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专门建立了与家长沟通制度，通过教师向幼儿家长宣讲、提示、讲授幼儿功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实施方法，使广大家长树立起与幼儿园相互配合、共同培养幼儿公民道德水平的浓厚兴趣与强烈热情。不仅受到了广大家长的一致欢迎和好评，也为幼儿园赢得了积极的社会美誉效应。

在丰富的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1、使幼儿习得正确的基本道德意识。如孝敬父母、勤俭节约、帮助他人、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爱护环境和小动物、知错就改、勤奋自勉、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等等。

2、使幼儿在持续性引导与训练中，养成道德意识与行为的良好习惯。

3、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和谐、社会和谐、环境和谐。

4、帮助幼儿在不断的思维、语言、行为锻炼中，获得心理及身体素质地更好提升。增强幼儿的思维与表达能力，为进一步文化课学习打下了良好的智力与能力基础。

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在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计划后，受到了广大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共同引导和见证了孩子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良好表现与不断提高，可以说，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使幼儿、家庭、社会及教育机构都获得了丰厚的积极意义。

公民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教育与培养过程，应当提高全社会意识、发动全社会力量、贯穿幼儿成长的终生。幼儿阶段只是公民道德教育的起始阶段，对幼儿自身、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民族传承与国家发展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科技新传播手段日益先进、社会道德模范典型人物不断涌现的今天，对幼儿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更是提供了崭新的方式方法与时代要求。所以幼儿公民道德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接收新形势下的新信息、新技术、新特点、新形式，才能真正帮助幼儿及其家庭真正理解与习得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的道德方面认知能力，从而帮助幼儿从小养成收益终生的良好思维与行为习惯。

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在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实施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以教师与家长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为依托，按照国家与社会对下一代的基本道德要求，采用灵活使用、因材施教的积极形式，才能正确实现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预期目标与基本要求。

公民道德是一个民族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保障。在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社会各方面应当更加注重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对社会、国家未来所蕴含的积极影响。所以幼儿公民道德教育应当立足于社会发展新形势、教育方法论与技术不断创新的时代基础，抓住中国文化建设大潮的良好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幼儿公民道德教育的先进理念与成果经验。为此，崇左市江州区直属第一幼儿园愿与同行共勉，共同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建屏，幼儿道德建设的策略[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第2期。

[2]刘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幼儿道德教育[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第8期。

[3]张向君，为道德之花培好第一掊土――浅谈幼儿道德教育的策略[j].甘肃教育，第8期。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三

摘要：会计行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提供会计信息或签证服务，其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营者、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本文通过论述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会计职业道德滑坡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措施，希望以此来净化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上的污染，还社会一个纯净的经济往来空间。

会计人员主要是与人打交道的，由于职业而面临特定的人际关系群。各种压力源形成的合力，使得不少会计个体左右为难，由此极易导致人格异化，而这一危害的后果往往使某些会计人员不能坚持原则，缺乏诚信，甚至做假账，化公为私；同时，由于会计信息严重扭曲和失真，使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失去依托，势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朱镕基总理“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校训，是对广大会计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大面积、持续的会计诚信缺失现象，一些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了道德观念，以至出现道德危机，导致了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假账盛行。会计诚信的缺失，已引起会计界、经济界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各种新闻媒体对此也屡有披露。从相关的事实来看，以会计诚信缺失现象为其突出表现的会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折射出了我国当前的会计职业道德现状确实令人堪犹。

我国尚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会计诚信体系，信用缺失已经危及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信用制度建设的研究还停留于理论上，上海、山东率先建立了会计诚信评价体系，但在可操作性、严肃性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人用“会计业出现诚信危机”来形容会计职业道德的状况，虽有偏激，但也不无道理。这说明，加强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形势严峻，任务紧迫。人无信无以立，职业无信也不能立。会计诚信的缺失，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大桎梏，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制定产生误导，损害我国财经法纪和会计制度的严肃性，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损害交易者的利益。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水准并不令人满意，有些会计人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观念，为了追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置道德良心于不顾，故意或在他人的授意下，伪造、编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欺骗广大的投资者。例如的华源制药财务造假事件就轰动至今。造成会计职业道德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会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机构知假报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员处于利益主体的中心，由于多元化利益的驱动，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也难免受到利益的驱动。少数素质较低的会计人员抵挡不住各种诱惑，不能坚持原则，谋取私利，贪赃枉法。部分会计人员对自己要求不严，责任心不强，缺乏爱岗敬业精神，法律意识淡薄，以致漠视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做出丧失诚信的事情来。

(二)各种配套机制不健全，企业或上级部门无视有关规定。

1.单位领导指导思想不正，为取得利益而造假。

单位负责人是单位的“最高长官”，会计人员受雇于企业管理者，其经济待遇、工作安排、职务任免等都受本单位领导的控制和制约。个别单位领导为了获取政治利益，捞取政治资本及维护自身领导形象，要求企业会计人员账上添彩、表中生花，而会计人员出于自我保护，屈从于领导压力，被动做假账。

2.企业外部相关利益部门的要求决定企业必须造假。

有的企业或上级主管部门为了企业获得上市或增发配股，不惜作假使净资产收益率达标；有的.税务机关为了平衡税收收入任务，时而要求企业把不该交的税先交上，时而又要求企业把该交的税暂时缓交，企业为了满足税务机关的要求，而不得不做假账；有的银行放款只规定了资产负债率、利润率等指标，而不论企业的发展前景如何，于是企业便通过粉饰财务数据来获取贷款；有的政府部门和媒体经常只凭企业的报表数字来考核和评价企业，而不问企业的真实情况，于是有的企业大做报表文章，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

3.内部控制和会计监督体系不健全。

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我国历来十分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

一般来说，每个发展成熟的职业都会有自己的成员组织，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协调内部成员间的关系，维护成员的整体利益，促进职业目标的实现。会计职业也是如此，但就我国目前情况来说，我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力量还很薄弱，其作用还不能完全发挥。

(一)加强会计人员的素质教育。

1.加强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加大会计职业道德宣传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坚持不懈地在广大会计人员中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把以诚实守信、不做假账、客观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会计职业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不断灌输到广大会计人员的灵魂深处，使大家充分认识到丧失诚信给会计职业和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唤醒危机感和责任感，激发会计人员追求诚信的热情和理念，营造出会计职业道德自律的氛围，同时加强全社会的诚信教育，树立长期博弈的观念，从根本上净化市场，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诚信档案。加大注册会计师的个人责任，提高其独立性和风险意识，从而增加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的压力。

2.加强会计人员的法制教育，创造良好执业环境。

在规范和管理会计职业过程中，法治和德治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二者不可偏废。因此，必须认真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两个建设同时进行。要强化行业监管职能，提高其权威性，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禁入机制，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只有会计法律制度和会计职业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起阻挡各种经济犯罪的防蛀大堤，真正构筑起会计业的“诚信”长城。

3.加强会计人员的心理教育，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基础。

从目前的情况看，凡属依法办理会计业务的会计人员，一般均处于各种利益矛盾的焦点。一方面，有关法规及职业道德要求他们要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不受损害，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充分考虑自己所在单位的利益。职业道德在强调精神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物质形式的鼓励，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利益的导向和激励，企业要保护、奖励不做假账的会计人员，对于发现的作弊人员应给予严厉的处罚，以起到警示作用。

4.加强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加强其职业道德修养自觉性。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层次的会计职业者的道德要求的程序等也有所不同，因而应该从会计专业学历教育开始直至离开会计岗位。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使会计职业者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各单位应当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单位岗前培训及岗中培训的重要内容，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后续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教育贯穿在整个会计工作职业生涯中。

(二)加强单位内部各种制度的建立与维护。

1.完善财务总监委派制和会计委派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各地财会人员管理体制改革都在探索发展中不断得以加强和完善，为了提高会计人员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应在《会计法》中进一步补充相关的法律规定，使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改革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2.加强与企业利益相关部门的管理。

由于一些部门与企业的利益相关，因此他们的一些规定或意识反而促使企业进行财务造假，对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管理力度，合理地改善其规定。如银行放款时不要只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利润率等指标如何，也要综合评价企业的发展前景怎样，再予以考虑是否放款；政府部门和媒体考核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益时，不要仅凭企业的报表数字妄下断语，而应组织人员秘密调查。

3.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计监督体系。

(1)建立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通过制定严格的内部会计制度，可以提高企业财务会计和其他经营管理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执行，确保企业财产物资及相关记录的安全完整，从而杜绝舞弊事件的发生。

(2)加强会计监督。

建立一套规范的会计基础工作监管体制，一是需加强政府行政监管的力度，财政部门应将会计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主要工作来抓；二是建立政府、单位内部、社会中介机构相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机制。

职业团体除了对违规成员的惩戒要落到实处外，还应对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标准的成员进行表彰奖励，以形成一种抑恶扬善的社会氛围，并借以引导其成员的从业行为。

据此，也可以说会计职业团体的这种行为后果会直接影响其成员的行为选择，鉴于会计职业团体在职业道德建设中这种直接、有力的影响，我们应当不断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团体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建立行为监管体系，完善监管制度。我们还应充分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作用，比如对为了维护职业道德规范而辞职的会计人员，会计职业团体应当帮助他尽快找到更好的工作。

参考文献。

[1]赵世兴，孙丹，李玉玲，赵玉.从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看会计职业判断.税务与经济，(5).

[2]刘玉廷.论现阶段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和基本规范.商业会计，2003(8).

[3]张云.论会计信息失真与三大环境因素之关系.现代财经，2003(10).

[4]刘双凤.浅谈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经济师，(1).

[5]岳上植.会计诚信评价体系构建的思考.会计研究，2005(4).

[6]陶友竹.浅谈市场经济下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国科技信息，(2).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四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推进四年多了，沉浸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感受和体验到了基础教育的变化，这种鲜活、创新、丰富的课程实践启迪着我们的教育理念，丰富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催生着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满腔热情，让我们憧憬着课程改革的未来。但是，在旧有课程文化巨大惯性的牵引下，一些阻碍课程顺利展开的因素仍然活跃着，并为课程改革设下了重重陷阱，甚至让课程改革在某些方面举步维艰。如何摆脱和超越这些困境，不同领域学者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并分析这些困境存在的伦理制约因素，把握与借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伦理学层面的诊治方法与应对策略。

一、困境：课程改革的伦理现状。

1.差异显著影响教育公平。

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是这次课程改革的瓶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它们的软硬件条件远远低于城市，以城市为标准的课程设计无法适应农村教育的现状，面对几乎校校都存在着的大班额教学，面对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一些新的课程理念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雾里看花。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如果课程改革对于城市和条件好的学校是一个契机的话，对这些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可能是一个打击，因为如果让这些条件不好的学校和专业素质不高的教师按部就班地“灌”，他们还可以应付，真让他们预设加生成，恐怕就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向“善”的课程改革，在“真”的教育现实面前遇到了尴尬，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其走向“不善”的一面。更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信息技术上，认为可以通过信息平台让农村教育实现跨越发展，达成课程改革的均衡推进，但农村地区连一些最起码的教学条件都无法满足，危房需要改造，粉笔限量供应，怎么添置信息设备，何谈信息支撑？不由得不怀疑其对善的理解和向善的诚意。

2.平等不足挤压课程民主。

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由政府部门推动各项改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课程改革的决策由政府相关权力中心作出，再通过行政手段上传下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避免由于分权而带来的效率低下。但是在现实中，过多行政色彩的管理没能与生机勃勃的课程改革相匹配，我们还延续着过去的那套管理模式，平等、开放、专业化的课程管理还有待实现，甚至连关于课程的学术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一些行政意味，一些研究甚至成为了行政的注解与诠释。虽然在改革初期，就不断有专家呼吁课程改革要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实际上这种对接没能很好实现，课程运作更多地是一种权力行使，是领导与下级的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意识，这是对平等、协商氛围的一种伤害，导致对话沟通系统不健全，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理解，一定程度上将教育民主与多方参与排除在外，一个由行政部门、学校、社会组成的课程发展共同体当然也就成为梦想。

3.伦理欠缺造成制度缺位与错位。

课程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数量的问题不是课程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课程相关的一系列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没有到位，不能有效为课程改革保驾护航，部分规章制度与课程精神相左，不能把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有效落实下来，甚至于一些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只不过是折射到课程改革中来，课程改革是无力解决的。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指令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我们要求教师要培养素质全面的学生，学校里却只用考试分数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优劣；当教育行政部门在全面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唯一的年度考核指标是高考与中考的升学率。无论是让课程肩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或者具体的政策措施与课改精神相悖，还是提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德性在制度与规范中的体现，说明我们没有用“心”地对待课程改革，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没有理解课程改革的本意，没有把真正课程的价值取向很好地融入到制度中来。

4.道德下滑阻碍课改实践。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在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诚信缺失、道义不在等状况。学校不是生存在真空中，道德缺失在教育领域同样严重，教育反映出来的世风不古，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这种道德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课程改革的深入，比如，档案袋评价对学生发展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高考和中考的终结性评价中不起作用，得不到学校的重视，仅仅用来装装门面，如果真把档案袋评价也作为中考和高考的一项评价指标，学校和教师马上就要造假，而且他们自认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学生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新课程的公开课、评优课，相当一部分是做秀的非常态教学，有的教师甚至戏谑地说，教研部门来我就把板书弄弄好，科研部门来了我就多些新颖的理念，行政部门来了，我就搞得热热闹闹。再如中考、高考中的钱权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上学，贫困学生考上了也交不起钱，一样没学上。一些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只能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无奈地叹息。

二、走向：当代伦理学的关注焦点。

1.强调伦理公正。

对公正的追求，无论是东西方还是中外，都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公正的缺失会导致良知退化，加剧人际冲突，也会造成道德高调的虚伪化。公正是最基本的伦理项目，是其他一切善良美德，包括大公无私之类崇高道德的基点。一个鄙视公正，甚至践踏公正原则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什么是公正”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伦理学争论的焦点。公正不同于善，善是对个体行为而言，而公正是对主体间行为而言，公正应当是主体间关系的合理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断言：“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赋予公正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其要义是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2.关注交往伦理。

交往伦理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规范，社会世界是由规范所组成，抽掉了规范，也就不成社会。但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的交往活动，也就仅仅是理论的虚构。交往自由需要道德条件，参与交往的人们要尊重相互之间的基本权利，而人们基于交往过程所获得的理性被哈贝马斯称为“交往理性”。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是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最基础的范畴，或者说，如果没有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也就没有正常交往的可能。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对人们生活世界之价值的侵入以及精英的专家文化与大众文化、日常实践之间的疏离，这种侵入和疏离造成了价值领域意义的丧失、思想的匮乏、规范的失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导致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交往者因此生活在一个压抑与宰制的社会中。

3.呼唤制度伦理。

国外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关注公民“道德”和社会制度的伦理问题研究。可以说，制度伦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重点。西方学者如罗尔斯、麦金太尔等非常强调道德建设中制度约束的重要性，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伦理秩序视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尺度，重视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问题研究，认为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和选择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和选择，要把社会公正当作解决社会道德难题的根本价值导向。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制度伦理整合社会大众的德性，实际上是某种时代精神内化为个体道德意识的过程。我们理解的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制度的伦理是对制度进行伦理约束与评价，避免不良制度对人们造成的伦理伤害，关于伦理的制度是将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以规范与引领人们的道德成长，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

4.严守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指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只要还有人性都认可并遵循的普遍伦理，底线伦理实质上是一个低度的道德共识。底线伦理实际上也是—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它是要面向和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其中最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守住伦理道德底线不是代表一种悲观的情结，而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关注底线就可以轻易放弃对人类终极价值的道德关切，更不能放弃对个人道德问题的关注，而是把人类对终极价值或信仰伦理的执着，看作是一种深厚的伦理精神资源，不断对底线进行规约与引领，实际上也只有实现对最低限度道德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达成之后，才有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并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与目标，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德建构路线。

三、超越：课改困境的伦理救治。

1.关注课改中的弱势群体。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域最大的不公正来自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侵害，而不是强势群体无法平等享有课程权利。农村地区、城市薄弱学校中的学生和进城务工者的子女都是课程改革中的弱势群体，而且农村教育一直是基础教育的大头与重点，我们要想全面地推进课程改革，维护课程公正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难题不解决，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很难实现。全纳教育在国外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全纳教育要求无条件地、义务地、开放地接纳各种各样的儿童。不管是来自农村的，还是智力存在障碍，或是家境贫困的，他们都履行同等的义务和享有同等的权利。伦理公平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强制性课程政策，在相对平等的前提下，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课程权利，担当弱势群体的扶助者，千万不能在课程改革中进一步拉大强者与弱者的差距，这有违课程改革精神的本质。

2.建构和谐的人际伦理关系。

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氛围，首先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根本，每个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都是一样的，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围绕课程改革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化的运作方式和官本位的旧有文化，在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交流关系，以一种协调的交往伦理应对课程改革面临的诸多矛盾。如果没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课程改革就会失度失衡，各项有效的措施就会迟滞僵化。交往伦理的在场将为改变单一呆板的课程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课程参与者要就课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允许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承认有异己者，有不同意见才能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才能形成一个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合作氛围，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渠道的畅通，形成良性循环，拉近课程决策者与课程实践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互动起来，相互为对方的发展注入活力。

3.进行伦理层面的制度建设。

新课程改革必然会引发对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习惯了过去的课程生存状态和权力分配，由于惰性的驱使，有时候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制度、服从制度、创新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以达到对过去权力的继续享用，对过去生活的安之若泰。我们必须通过制度伦理为课程改革搭建平台，首先，这些制度要充分体现新课程的伦理关怀，把公正、道义、幸福等理念融入到课程中去，并且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这些人文关怀，体会到新课程给予人的价值与意义。其次，要将一些伦理精神制度化，作为课程改革的保障措施，为课程改革提供伦理支撑，通过规范与制度促进课程建设者们道德的养成。最后，不同的制度之间要形成伦理的共契与协调，不能一个制度要求人们放开手脚，去创新、去生成，去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另一个制度又把人们的手脚捆住，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质量监测、抽查，让教师们又回到原来的教学状态。

4.从最底线的道德做起。

转型期的中国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下滑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在传统伦理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伦理又观念驳杂，更加剧了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但是，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即使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底线道德仍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德崇高不是不需要，而是过于崇高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和虚幻感，尤其在当下的伦理背景下，人们会对道德崇高产生怀疑，甚至造成道德的去崇高化。教育领域的道德现状绝不容乐观，课程改革更需要伦理道德的介入，伦理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与价值支持，但是我们应该从一些起码的道德做起，比如要尊重他人、讲究诚信、保持良心等。换言之，最起码应当有一个是非、荣辱和对错的观念，这些观念要保证课程改革在伦理层面的正义，要保证置身于课程改革中的人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写鼓励，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事不算崇高，却是有道德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准。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五

在企业管理模式不断丰富、企业舞弊行为和会计人员诚信缺失频发的前提下，研究会计职业道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思考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关系，分析心理契约对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正反两种效应，尤其是反效应下所产生的道德困境。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能够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的经营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企业框架和企业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心理契约是建立在企业雇佣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关于企业与员工关系的理论方向，研究企业与员工在利益平台上的博弈问题。会计是联系企业正常运营和运营效果的桥梁，会计信息能够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为企业内部决策和企业同外部的经济关联提供数据支持。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如果忽视会计人员的个人诉求，或者当会计人员缺乏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时，都会给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困扰，可能造成信息失真或者财产损失的后果。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具有共通性，二者都是企业与工作人员关于维护各自利益时产生的隐性反应。心理契约侧重于情感和期望层次，会计职业道德直接体现在会计人员的操守和行为。从心理契约角度看，心理契约的研究对我国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心理契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反映企业结构调整、雇佣关系改变的核心因素。从会计角度看，企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会计的运用和监督，尤其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支撑。只有遵循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维护会计职业道德，才能发挥会计具备的反映职能，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有效信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心理契约积极影响。

心理契约是维系企业和员工的心理纽带，这种心理纽带在现实行为中，对组织与个体均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员工对企业福利和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时，如果企业感知到这种需求并给予满足时，员工将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由此可见，心理契约会影响员工对于企业的态度和自身行为。会计人员属于企业职能部门的员工体系，肩负维护企业利益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双重任务。因此，心理契约的导向决定了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价值选择。会计人员有着自身的发展需要，希望工作稳定并有提升空间，可以获取满意的薪金收入和绩效奖酬，并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当这一系列期望集合在工作当中逐步实现时，会计人员将更多地倾向维护企业利益，会计职业道德关于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方面均有良好的体现。这也是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这一内隐的心理约定中，所兑现的对于企业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当企业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并致力于长远发展时，会计信息将偏向于客观、公允和高度透明，会计人员会在企业的要求下做到客观公正和坚持准则这两种会计职业道德。此时,心理契约带来的是积极的正效应。其不仅维护了企业利益，又很好地保证会计人员遵循职业道德。

（二）心理契约消极影响。

如果企业感知不到或未能主动感知会计人员的期望，可能会引起会计人员心理的波动,尤其是在企业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会计员工的愿望与诉求，而仅仅把会计人员当成记账工具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容易滋生对企业和工作的不满情绪，不仅低效率应付工作，同时会出现跳槽，更有甚者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在职权范围内贪占企业利益，泄露企业机密。心理契约的破坏与违背造成会计职业道德的破坏，对维护企业利益和保证会计职业道德方面均产生消极的负效应。

（一）心理契约过密下的道德困境。

心理契约过密是用来描述雇佣双方的需求已被敏感捕捉，双方就各自的责任与义务达成高度一致，用实际的利益回报来促成双方共赢的过程。就企业而言，希望会计人员能够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愿意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有良好的职业素养，遵守公司的保密规定。就会计人员而言，会计人员希望自己的劳动能获取丰厚的薪金报酬，有良好的晋升空间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参与专业的会计培训。会计人员的身份具有特殊性，会计人员不仅是为企业服务的员工，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掌舵人，会计的工作性质产生了从业人员在企业利益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平衡问题。当企业过度追求短期利益，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推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把握住会计人员关于心理契约下的物质需求并给以满足时，会计人员容易陷入心理契约过密的道德困境。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稳定的工作成了保障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会计人员处于相对被动的社会环境，不仅因为会计岗位和会计人员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也因为会计人员是在会计负责人的管控下参与会计工作。由于会计人员的人事关系附属于企业，会计人员在责任与义务上同独立、公正的注册会计师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代表企业和国家的“双重身份”。为了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会计人员的从属性特征使得其在单位负责人的授意之下，放弃应持有的会计职业道德，放弃国家会计制度所规定的会计核算与监督职能，放弃应有的独立性。这种放弃是一种被动性的放弃，尤其对刚入职的员工来说，在会计职业道德面前出于利己考虑而产生动摇。企业为了规避这种立场的动摇，以福利和奖金形式实现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的期望，进而使会计人员由被动性业务操作转向主动性配合企业伪造会计报表和提供虚假信息，满足企业管理层的目的利益。这看似是心理契约过密的双赢模式，即企业和会计人员均满足预期期望。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输的局面，企业会因粉饰报表、提供虚假信息受到法律和舆论的裁决，会计人员则缺失会计职业道德这一重要的职业原则和情操，而这种道德困境属于企业暗示下的会计职业道德破坏。

心理契约违背是心理契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心理契约的主要原因。因为，心理契约的违背会造成员工在态度和行为上的负面影响，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效益损失。过去的理论研究一致表明，个体对于心理契约违背的认知，同个体的不良行为存在高度正相关性，这种不良行为不仅包括离职愿望，也包括了渎职行为。心理契约受到严重破坏时，雇佣双方关系将具有交易性。个体有着摆脱契约的意愿，注意力也更多地集中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上。心理契约违背包括三个原因：有意违约、无力兑现和理解歧义。有意违约是企业的主观因素，无力兑现是企业的客观障碍，二者都会直接导致组织和个体在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理解歧义是指组织和个体，在心理契约的内容认知上产生理解性分歧。这种理解差异如果不加以疏导和改善，会被个体直接定义为心理契约的违背，从而破坏员工对于企业情感方面的信任，并引发员工做出损害企业利益的后续行为。从会计角度看，企业同会计人员存在的心理契约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这种取向被主观或者客观因素干扰时，个体利益的期望破产会带来个体的破坏行为。当企业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会计人员的责任，或者客观条件不允许企业满足会计人员的需求时，会计人员会以消极的工作态度来表达自己不满的诉求。同样，当企业无法准确摸清会计人员的个体期望时，会造成二者对于责任与义务认知方面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会恶化会计人员对企业的满意程度。一旦会计人员出现情感不信任时，会计人员容易偏离会计职业道德标准，被动性地完成工作，尤其是在企业内部控制流程不完善、内部审计执行不严格时，容易导致会计人员对企业利益产生行为上的侵犯，利用职务之便，以挪用公款、变更伪造会计资料等非法途径，满足自身初始的需求期望，而这种道德困境属于企业未知下的会计职业道德破坏。

（一）企业应树立长期发展目标。

当企业管理层选择短期目标时，管理层和股东存在利益层次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诱发企业短期逐利行为，在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上存在投机可能性，这种投机行为将会恶化心理契约违背下的道德困境。因此，企业应该树立长远战略目标，发挥自身优势，追求长远经济利益。同时，企业应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不仅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创造经济价值，担负起经济责任，还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道德意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二）会计人员应提升自我修养。

会计人员持证上岗之前一般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与培训，会计职业道德是重要的理论部分。但是，会计人员对这一理论学习未加重视，并且受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干扰，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利用自己的职权范围获取最大化隐性利益，导致会计法律和会计道德的双重缺失。为了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同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我国不定期出台会计相关的法律文件，发布新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因此，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再教育，尤其是会计职业道德的学习有着重要意义。会计人员应该树立风险意识，认识到不当利益的背后隐藏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一旦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沦丧，将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心理契约应遵循和谐发展。

通过对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关系的分析以及彼此影响的效应可以发现，心理契约和会计职业道德并不是难以协调的矛盾体。心理契约同样存在正效应的可能性，即当企业和员工都能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利益期望并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时，会带来企业和员工双方共赢的局面。因此，企业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定期谈话等具体形式，考察每位员工对企业的期望和对个人未来的谋划。企业不仅应在待遇分配上相对公正，也应树立业务程序公正，做到不偏不倚。相对于分配公正对员工认知企业的影响来讲，程序公正则具有更强的预测力，且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即当组织内员工对程序公正感知较高时，企业的义务会被认为得到更好地履行。

（四）完善企业内部控制。

对会计人员而言，管理层的伦理道德水平、公司的文化氛围、内部控制和监管制度等，都是影响会计人员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自主地遵循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重要因素。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会成为避开企业未知下的会计道德破坏的重要措施。企业不能将内部控制作为一纸空文，而应该作为一种提高运行效率、保障利益安全的有效手段。首先，企业应将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作为标杆，引导企业的合法化与合理化发展。其次，企业的机构设置、权责分配和运营流程，应该具备科学性与完备性，企业在预算控制、风险防范控制和财产保全控制做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企业内部的各级管理层，应明确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最后，会计核算部门应实行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心理契约是连接企业和员工的无形力量，会计职业道德是连接企业、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的无形力量，二者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中达到默契标准，有可能带来的是企业同会计人员共同造假的结果；如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心理契约没有达到对方所满意的条件时，带来的不仅是双方利益的破坏，更多的是会计人员道德的缺失和法律责任。因此，心理契约的不良发展和带有不良动机的心理契约，都会消除会计人员从业的顾虑，无疑会增加会计人员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风险。企业和员工互相能否捕捉到对方在利益层次的需求底线，是平衡心理契约过密或者违背下的关键要素。如果企业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利益，那么心理契约偏向于过密状态，导致会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偏护企业利益，存在会计信息造假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相反，如果企业忽视员工对于其合理或更多物质层次的需要，则会带来心理契约的违背情况，会计人员将采取偏激措施谋取利益，会计职业道德也会因此受到破坏。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六

走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仅从基础性的路径选择层面来作一个简要的讨论。国家主义公共性，事实上是一种高度行政集权的公共性，这样一种高度行政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政权力高度向中央政府集中，纵向权力强大，而横向权力则被纵向权力所严重切割和抑制，表现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形态。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上，政府等同于“公”，而社会则意味着“私”的领域，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公”与“私”的相互对应关系，社会全面依附于政府而呈现出一种软弱无权的状态。高度行政集权有利于分散的资源得到合理而集中的使用，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过于强调中央政府的责任和能力，而压抑了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利于达成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富有持续活力和创新性的治理格局。

对此，托克维尔指出:“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托克维尔的观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难以否认地指出了行政集权的主要弊端。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七

道德信仰与自我超越,这部专著是长领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和扩充的结果,也是他多年来科研的结晶之一.我与长领师生几年,他勤奋好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相当的.学术造诣,而且对现实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他毅然选择了难度大的道德信仰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作者：章海山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刊名：伦理学研究pkucssci英文刊名：studiesinethics年，卷(期)：2005“”(5)分类号：b82-051关键词：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八

会计行业必须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根本保障，能有效地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针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不规范的原因，及如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会计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活动中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它是调整会计人员与国家、会计人员与不同利益和会计人中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总和，是基本道德规范在会计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它既是会计工作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衡量一个会计工作者工作好坏的标准。

1、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有三条：一是建立法制严格，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二是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三条都离不开会计工作、会计信息和会计管理，但从会计工作实际情况看，会计作假现象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十分普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偏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使会计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就必须抓住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会计工作的“含金量”。

2、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队伍整体素质的需要。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决策，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而会计信息的提供是由会计人员完成的，所以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其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尤其是后者起着重大的作用。要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提高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人的道德因素是到关重要的，会计人员必须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做一个德才兼备的理财者和管理者。

3、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廉政之风。现实中，诸多的大吃大喝、铺张浪费都要经过会计人之手，当然，这些现象的主要责任人可能不在会计人员，但与我们的会计人员屈从压力，不坚持原则大有关系。消除，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会计人员必须坚持原则，用好《会计法》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同时，必须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使之能用会计职业道德来规范、指导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会计职业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正确使用自己的会计权力，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会计义务。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法制监管，我们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相关法律法规里面增加民事赔偿制度的规定，对因有关人员造假而产生的损失，由其按照责任大小进行承担，尤其是要明确和加大单位负责人的赔偿比例，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旦受到虚假信息损害就会依照有关条款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获取赔偿。民事赔偿责任并不排除刑事责任等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以此达到保护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和惩罚违法违规者的目的，遏制失信行为。

2、培育良好的会计诚信环境。首先要坚持诚信的用人原则，具有良好的职业判断力的会计人员是会计行业的宝贵资源，这种资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现在一些单位在会计人员的使用上，以是否“听话”作为标准，这种错误的用人导向是对会计职业的严重扭曲，提到会计人员的品质，人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坚持原则，诚实本分，而不是俯首贴耳，弄虚作假，各单位聘用会计人员，首先选择的应该是有诚信的人，一个人专业技术能力很强，但是缺少诚信，我们是不应该聘用的。

3、加大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违法乱纪，知情不举甚至同流合污等现象，除按规定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外，严重的还可追究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使人们认识到若不注重职业道德，不用职业道德规范自己行为，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一是对于恶意造假者，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必须从立法，执法上对造假者追究其经济责任，刑事责任，使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所得到的利益，加大会计信息使用者一旦受到假信息侵害时，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取得民事赔偿。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不遵守行业规则，不守信用的企业或个人，要把肇事者驱逐出相关行业。

4、建立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会计职业道德评价，就是根据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对会计职业行为进行善恶评价。广泛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有利于会计人员养成强烈的职业道德责任感，有助于调整会计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改善行业作风。可在注册师会计师协会领导下成立会计职业道德评价组织，负责履行此项职责。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时，要对会计人员遵纪守法，客观公正等方面制定一套切关可行的评价标准，标准的制定要有利于国家财经法规的实施和会计职业道德风尚的形成。

5、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努力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这是财务人员做好工作的前提，要组织财会人员认真学习关于讲政治的重要讲话，学习时事政治，教育广大财会人员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还要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财会人员不能只埋头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要把握时代的脉博，把自己的工作自觉副入改革的大潮，不要迷失方向，作为财会人员，要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制定的财会法规，一丝不苟地按财务制度办事，认真进行核算和管理，忠实履行财务监督职能，在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中发挥积极作用。

6、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财会人员的使命感。会计人员要使职业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遵循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提高专业品德修养，增强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讲求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维护会计职业的尊严，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与会计改革措施的陆续实施，使会计人员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变的世界。会计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复杂繁重，责任更大，遇到的问题更复杂，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更多，在新形势下，会计人员应在工作中坚持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和国家有关的财经法规，依法办事，依法理财。

优质服务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作为一名会计人员，对所服务的对象都要做到文明礼貌，热情服务。

7、建立监督机制，以法管财。监督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人员监督经济业务经办人，二是社会监督会计人员，它们由两个不同部门组成。

（1）会计监督。会计监督是会计人员的执法行为，它主要是会计通过审查，报账，记账，核算，分析等会计程序，对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业务，依照国家的财经政策和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进行正确的核算和真实的反应。会计人员必须认真，客观，公正地处理一笔笔经济业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每一件财务事项。

（2）社会监督。一是由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对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经常进行检查、督促。二是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对会计行为进行查验，评估，通过监督，既可以提高会计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又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财经制度。三是屐单位职工和其他社会成员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进行监督。

（3）法律制裁。对于，违法乱纪，知情不举甚至同流合污等现象，除按规定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外，严重的还可追究会计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我们会计人员是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必须依据国家法规政策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做到依法理财。

（4）建立会计岗位轮换制度，保证会计工作质量。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规定：“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实行有计划的会计轮岗制度，有利于加强会计工作的内部监督，在会计机构内部形成换岗交接清查的内部检查和牵制机制，通过接触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业务岗位，激发会计人员创造和提出业务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思想。

（5）建立健全选拔和激励约束机制，都要通过会计进行收支与核算，在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确定以后，会计工作质量的高低，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是决定因素。因此，要选择政治素质好，事业心强，具有会计知识和技能的人从事会计工作。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做好此项工作，对会计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建设的贡献有着巨大的意义，会计行业只要努力营造职业道德的良好氛围，广泛开展教育机构，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使会计工作与我国的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九

公民道德教育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论文。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也就是全民教育。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哲学论文《成熟的`人与成熟的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困境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

摘要：本文结合周同宾的散文创作实践，对其散文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家散文创作中的思想性、表现手法、语言创新等问题的探究，概括出周同宾散文的现代性特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他既能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最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周同宾散文创作现代性。

在一些文学评论者看来，周同宾似乎是一个浑身“土气”的散文作家，这种“土气”明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致力于乡土题材写作，固执地把几乎所有精力倾注到故乡的土地上，倾吐对家乡父老风物的一腔情愫，是一个纯粹乡土散文作家；第二，在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注重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传承，很少运用当下“时尚”的西方现当代表现技巧(诸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周同宾散文的这些特点使得一些评论者常常会对其散文的思想性、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本文就从分析周同宾散文的创作实践人手，对其散文的现代性问题进行考察。

一、周同宾散文思想的现代性。

考察作家的成熟，优秀作品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现代性的有无。现代性是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新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一部作品是不是‘新’，就看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这当然是对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

回顾新文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方法和裂散冲突的心理描摹等。以此观照周同宾散文，基本可以对其作品的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

首先，周同宾散文中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无疑是强烈而又普遍的。他不厌其繁地描写小人物，深入农村，接近农民，为乡野生活写照，为草根一族传神，甚至为农民写史的主张，本身就浸润着人本主义的思想，蕴涵了浓郁的平民意识。对乡土子民心理、行为的旧的残留物的展示映衬了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心理的触摸与审视，呈现出文化批判色彩。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乡间个体生命价值的抑损，个性泯灭的苦难生存状态的直视，更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启蒙精神。

其次，周同宾在“写实”和“写史”主张下运用的“原生态”创作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直面社会现实，显示农村“苦甜酸辣香臭腥臊”八味具陈的驳杂，凸现了乡土社会中深刻而激烈的冲突与矛盾，情歌与挽歌的吟唱昭示了作家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具有现代的属性。

第三，周同宾散文中闪耀着“新历史主义”的因素。周同宾尽管是以乡土散文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文坛，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手法就必然是传统而守旧的。尽管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身土气，是个乡下人，固执地把注意力投向故乡的土地。但他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生的挫折和丰富阅历，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比在他之前的乡土作家走得更远。他有这种自觉意识：“散文要新生，要发展，必须改变像圣徒对待经典的那种心态，应科学地对待遗产，对待那些散文名篇。只好借鉴，不可奉为圭臬，再不要亦步亦趋，尊古炮制。当今的散文家，应该有种叛逆精神，奋力挣脱前人创造或后人设置的种种束缚，自己把自己从千古不变的散文观念、散文格局、散文创作的abc中解脱出来，根据当代最新意识、当代艺术哲学和审美趣味，根据自己独有的而不是沿袭前人的创造力，面对当今的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思考，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

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同宾散文集《古典的原野》中。文集中《历史的乡野》通过存在的三种历史对闯王的真实形象进行思考：一个是民间传说，一个是历史记载，另一个是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言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饥饿中的事情》在平和冷静的叙述中揭示了吃食堂饿死人惊心动魄的真相，《牛的咏叹》和《土地梦》还原了普通农民对土改及农业合作社的心态，《读农政全书》从贯通历史的角度昭现了主流话语对阶级对立和地主形象的遮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周同宾揭示了另一个“历史”，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截然不同的历史，关注了被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所忽视的个人。这种手法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固然可以归结于民间视角或个人话语权利的获得，无疑也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

二周同宾散文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性。

作为一个乡土散文作家，周同宾除了直接或间接地用批判的眼光观照和审视乡村的苦难与落后外，也用优美甚至忘情的笔墨回忆自己的童年，表达对故乡的依恋(在这里，童年和故土是一致的，童年可以视为时间上的“故乡”)，对周同宾而言，故乡情结可能较之其他作家更重、更浓。文学评论家孙荪先生在对南阳当代文学星空做散点透视时，称南阳的作家为“故乡的痴儿”，周同宾被认为最痴的一位。如何看待周同宾创作中的这颇为矛盾的两种创作倾向?进一步说，作家创作中的恋土倾向是否具备现代性?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周同宾散文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故乡在文学中的寓意问题。“城乡的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故乡概念是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故乡、乡村、乡土、农村在使用时，具有相同的寓意，通常被作为中国传统的象征，是封闭、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城市，则具有开放、进步、文明的特质，因此，对乡土的难以割舍，往往被视为对城市文明的拒斥和逃避，是一种反现代性表现。但这种线性思维方式无疑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农村与城市固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是必然趋势，但对农村或城市的书写并不必然产生守旧或现代意识，关键在于如何叙述农村或城市中的个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对于乡土宁静和谐的赞美或颂扬往往加入了作者的想象成分，是对乡土的虚拟表现，这种虚拟的再现，与其说是对传统的依恋不如说是对传统的重构和反拨，这种反拨，是以现代性理念为基础的。

其次，从散文本体的审美角度看，散文的诗性本质表现为主情世界与审美情志的结合。在乡土散文中，情的世界即作家主体人格的世界，当表现这个情的世界时，作家对乡土苦难、民情风俗、乡土回忆的审美情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其生命情致的最直接的体现。乡土散文作家大都来自农村，而后又离开农村，有农村生活的体验，同时，散文是一种“情的艺术，情在散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抒写农村生活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乡土散文中的“乡土情怀”体现了作家内心感性与理性、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和调适。乡土散文对故乡的依恋愈深，情的感染愈强，与现代社会的反差愈大，带来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效果就愈强，这正是散文文体审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模糊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对当时中国而言是现代的，但在西方，早已不具现代性；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在当时是现代性，但对今天而言，也未必具有现代性。因此，在对现代性话题进行探讨之前，必须对现代性的内涵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这确实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本文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采用孙荪先生对现代性的解释：即看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是不是以现代意识来关照表现对象，在表现手法上是不是有创造性、领先性。现代意识主要指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思想，表现手法则看是否有创新性。这样的解释可能失之片面，但也表明现代性概念的复杂性。有论者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来看，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还是明清小品文的借鉴，都包含着现代理念和意识。

三、周同宾散文表现手法的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在表现手法上，看与传统相比，是不是有创造性、创新性”。考察周同宾散文，手法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体的创新，包括新体裁的使用和旧体裁的改造。首先说旧体裁的改造。周同宾散文的类型非常广泛，有“情趣小品、哲理小品、日记、书信、序跋、游记、曲词、传知散文、传记文学等，除报告文学、杂文外，几乎含盖了现代散文的所有类型”。日记体、书信体、论辩体、笔记体、祭文等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散文体裁，但由于周同宾以平常人的视角或谈趣说理，或怀人自省，贯之以真诚质朴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格，实质上已经对这些传统的散文体裁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另外，从散文关注的对象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散文发展虽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许多散文作家的作品拘囿于“小我”的藩篱，热衷于上反映作者“身边之事”和“一己之情”，不少散文作者一味追求时效性及读者群，创作中只求“短、平、快”，根本不愿、也无暇去关注和农民密切相关的题材。周同宾敏锐意识到了这一命题的沉重，“……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作家有谁愿去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了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自一九八八年起，周同宾长年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之中，体味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全方位地，不加雕饰地写出他所知道的农村、农民，表现农民的爱与恨，喜与忧，奋斗与挫折，追求与困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的评判”。散文集《皇天后土》是九十九个农民的口述实录，或说己，或说人，以质朴的原生语言，讲述了农民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再现了转型期中的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原生态，原生美，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也是一个创新。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周同宾散文的显著突破体现在叙事的多元转变方面，采用了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皇天后土》的体式就十分独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个简短引言，是作者对口述者的介绍和描述。而后是口述者的自我独自。作家介绍是第三人称，百姓言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种接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通过对外在的“他”(农民)的感知，再逐步走进“我”(自述者)的内心世界，这是周同宾散文的独创之处。此外，这种视角的变化，还取得了一种近似于心理描写的效果。由引子首先对每个农民有一个总体和外在的了解，然后通过每个农民的独白，一步步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在表现技巧上，《皇天后土》揉合了小说的审美意识，呈现出跨文体创作倾向，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肉味》中的洪保太、《晚晴》中的马留香等。更精彩的是，文章中艺术留白的设置，如绕梁之余音，袅袅不绝。仿佛中国的山水画，有山有水，但仅用线条勾勒，画面上留有许多空白，留白处尤为含蓄、隽永。比如《铁箱》中年轻美貌的寡妇陶玉菊，始终保留着丈夫生前的铁箱，面对公婆的威逼，决不再嫁。铁箱中到底装的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样，犹如一个永恒的谜，强烈而又持久地闪烁在读者的脑海。《皇天后土》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状写乡村情愫、酸成人生的篇目，诸如《阉牛人记》、《驴春秋》、《魂断黄叶村》、《伏牛山骑驴记》以及一些挽歌型的悼祭文字，也一样有一个或显或隐的故事内核。更有一些作品，常常被报刊编辑当作小说刊发，被读者认作小说阅读，其散文中的小说因素自不待言。

最后，从语言方面来看，周同宾的创新之处在于提炼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适于乡村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鲜明的现代特质，是在当地农民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既能体现农民说话的神气，语态、韵味，又是作家自己创造的艺术语言，明白如话，句短意长。既是大众的语言，农民的语言，也是一种创新性的语言。

六十年代台湾的余光中曾发起一场散文改革运动，在散文改革的宣言《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提出了现代散文的语言范本，应该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用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周同宾成熟期的散文语言可以说是对余光中“弹性”内涵的诠释，其语言具有简练凝练的特色。句式上以散句、短句为主，间以骈词对句，明快、亲切，少有冗句冗字，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艺术张力。同时，他的散文也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言语，这和古典有韵文学一起，滋养着其文字的节奏和韵律。古典字词与当地口语结合在一起，达到高度的统一，呈现出亦俗亦雅的品格。他的散文可以说是南阳农民语言大观。从《稀奇》、《铁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阳农民语言的丰富和独特。此外，在纯粹的农民话语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歌谣、谚语，具有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周同宾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具有现代性特质，他虽然执著地用散文去表达乡土、乡情，但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乡土的局限，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出可贵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可贵的创新，促使他完成对乡土的超越，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使他成为河南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一

“现代性困境”主要源于现有范式下现代工业技术无法解决的自身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主体性哲学下主客二分对象性逻辑思维的展开，在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下，主体成了绝对的自我，而客体则成了失去独立存在意义而对主体“绝对服从”的纯粹物的世界。如此一来，在现代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下，现代技术一方面衍生出了自身体现人类利益、实现人类诉求的工具理性，但同时又将工具理性和体现自然对人意义的价值理性强行割裂开来，使得现代技术在自身逻辑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现代二元性思维。

受现代二元性思维的影响，现代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最终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实践始终，犹如现代技术与生俱来的垢病一般被称之为现代技术实践中的“现代性困境”。因此，现代技术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中往往只重视技术的社会逻辑和技术的社会要求，忽略了自然对技术的作用和技术的自然逻辑。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应用中，现代技术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自身的“现代性困境”。

一、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表现。

(一)主体责任困境。现代技术从本体上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只注重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这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类实践双向对象化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即“人通过实践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改变身外自然，而忽略对“自身自然”改变的现代技术实践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实践”，在“虚假的实践”中，自然与人类的双向对象化关系被扭曲而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则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实践中人类的主体责任困境。

现代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利益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注重自然对自身实践的作用，往往只有在当有关自然的诉求被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才能对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中，自然与人类的对象化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带有中介反馈的复杂异化模式。这样一来，自然的利益在经过中介的解释后，已经丧失了自然的本真诉求，或者说现代技术认为所接受的自然的反馈其实只是人类自己的反馈而已。

现代技术之所以呈现出“虚假实践”的模式，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二元性，乃至于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往往依托于行政地域而非生物地域。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去中心的集体化活动，而这种“去中心”和“集体化”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要在工业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消费全球化模式的推动下，突破民族、国家、文化等行政意义上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推进的普适性技术。然而，却鲜有从生物和生态区域上去解释现代技术中的“去中心”和“集体化”。这样，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二者的共同利益也越走越远。

因此，现代技术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明确界定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自然的角度而言，自然的诉求并不是直接反馈给人类的，而我们也因此无法判定这种反馈究竟是不是代表自然本真的意愿，进而也就无法承担起自己对自然的真正责任。从人类的角度而言，自然对人类的影响是缓慢的，而随着现代技术在行政意义上的“去中心”和“集体化”，我们很难确定某一时期的某一自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谁带来的，这就需要全人类去为某一部分人的失误买单，而这是现阶段仍然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集团关注的是所有的经济利益，但是仍然不排除其中的个体基本上还是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的福利。在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影响下，其在社会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主体对自然的责任困境。

(二)伦理关系困境。

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强行将自然与人类对立起来的实践模式，使得支撑现代技术的主要伦理关系只能是人际伦理而非其他伦理形式。人际伦理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伦理规范，它只注重技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而忽略了技术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练“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第二，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仅人类是唯一的中心主体，人类利益更是评价技术实践的唯一标准，为了能够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现代技术不惜牺牲长远的自然利益来获取眼前的人类利益。但不管如何，技术活动的实践对象始终只能是自然，无论如何它的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自然只在人类的价值尺度内进行。现代技术强行将人与自然的利益分裂开来的事实，使得自身在实践中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失衡，从而直接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甚至造成了人类未来长远利益的损害。一方面，现代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践模式包含的主要诉求是有关人类价值实现的诉求，因此，现代技术只承认对自身、对人的作用和责任，而不承认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义务。另一方面，现代技术要从自然中获取生产的原材料这一事实，决定了现代技术实践中内在地包含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的关系，不管现代技术是否承认或者刻意规避这一事实，自然对现代技术的作用和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现代技术能够对人类产生具体价值的前提必须是相应的客体，即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这就使现代技术在具体生产中不得不尽可能保存自然的有用性。所以尽管现代技术在实践中并不重视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潜意识上，现代技术却摆脱不了自然对它的约束。很显然，单纯以人际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技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它只享受对自然的占有和利用的权利，而不主动地去约束自身对自然的行为和履行对自然的责任，于是，在现代技术的实践模式下，很多环境问题严重至威胁到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国家的环境安全。可以说，现代技术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单向不对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技术实践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能够迎合技术主体的原因。因为“后治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建自然的利益，而是因为当“先污染”的自然对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治理只是为了能够让自然再为人类利益服务而已。

(三)理性选择困境。

现代技术实践包含了理性至上的原则要求。所谓“理性至上”在现代技术看来就是对人类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现代技术的实践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尽可能地将投入的成本公有化，而将获取的收益私人化，以便让主体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然而，现代技术的这种实践方式是否真的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纳米比亚楚梅布地区一家啤酒厂在创业初期引进了有关啤酒生产的现代技术，希望能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提高啤酒的生产效率。按照现代技术的实践理念，在啤酒加工的三样主要原料水、啤酒花和大麦中，大麦和啤酒花是必须通过购买、作为私人成本承担的，而水则可以作为公共资源不纳入到生产的成本计算中。因此，现代技术在进行成本计算时，无形地将生产成本分为必须通过购买的私人成本鱿和不需要通过私人购买的公共成本c。而在对最终产物的收益计算中，现代技术只看到自己所需求的啤酒和蔗糖，忽视了对废水和二氧化碳的处理或者再利用，这样一来，生产产品又被现代技术强行分为能带来私人利益增加的产物和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

而在现代技术实践中，不能带来私人收益增加的产物尺又是可以被具体划分的。如果啤酒厂采取任其排放的方式完全不管废水和废料的处理，而从长期的全局性角度出发，在下一次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公共成本(水)受到先前排放的废水的污染而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获得原材料所需要的纯净的水，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凡又会带来新的公共成本被纳入到下一次的技术生产中。如果啤酒厂简单地对关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就地填埋，表面上会避免由于直接污染水资源而影响下一次再生产，但实质上被填埋的废料污染物会因为雨水的淋溶而进入到地下水中，并通过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交换而最终影响到河流中的水资源。因此，在后面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样需要花费一定的额外私人成本去处理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源，也会产生新的公共成本。

二、现代技术“现代性困境”的治愈。

要真正治愈现代技术的“现代性困境”的核心在于:扬弃现代技术中的“反生态”逻辑，以实现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

现代技术的“生态学转向”实际上是要求现代技术将生态学原则贯彻和落实到自身的具体实践中。生态学原则是一种可持续的整体发展原则，它将现代技术的利益指向对象从单一的眼前物质利益转变为多元的有机体利益。这里的有机体利益包括了现代技术实践对未来社会、代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多重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目的在于实现现代技术在科学基础、体系结构和实践效果的生态效应，本质上是让现代技术走向生态技术的技术实践。

(一)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技术生存方式主要是在一定技术范式下的人类生存方式。人的内在本性要求一种与人类各方面相宜，与人的内在个性相和谐的技术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技术生存方式从本质而言应当是能够遵循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的技术实践。技术实践不仅应当创造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应是最能彰显人类精神诉求的活动。

而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得现代技术实践仅着眼于维系人类最基本生存的物质生产，从而将不顾一切地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视作评判技术发展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人类的所有诉求在现代技术实践中都被化约为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在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异化下，不仅自然的存在方式开始由原始时期与人类社会相统一的整体性与同构性走向了孤立性与异质性，人类也因此丧失了诸如主体性、批判性等“人性的因子”，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正是现代技术主客二分的逻辑范式造成了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人与自然存在方式的共同异化。在异化的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下，自然开始淡出人类的圈子，成为与人类发展无关紧要的存在;而人类也因此丧失了对自然的责任感，简单地将自然工具化，将人类的诉求强加于自然。这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主体责任困境”会产生的根源所在。

因此，要解决现代技术中的“主体责任困境”，首先要将自然和人类从异化的技术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要求现代技术按照生态学的法则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现代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要求人类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灰色发展走向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理念”作为技术实践的指导思想，形成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将绿色环保和技术发展、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生存价值结合起来，不能只偏重一方而放弃另一方。(1)在本体论上，它主张人类的生存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生存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技术范式的改造，形成人类技术生存在生态承载力下“无极限而有条件”的发展模式。(2)在认识论上，它提倡从整个生态的角度(包括人和生态中的其他存在)出发进行技术实践，将自然的生存利益与人类的生存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3)在方法论上，绿色的技术发展观主张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技术评价的坐标体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效益共同作为评价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这样一来，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不仅恢复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还重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使自然不再被人类当作异已无价值的存在，而与人类一起成为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本真的诉求和人类对自然应有的责任也就因此包含在了绿色的技术生存方式之中，现代技术的“主体责任困境”也因为技术生存方式的“生态学转向”而得以解决。

(二)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

生产，是现代社会沟通人与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不同的生产方式能形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不同的物质交换形式。一定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方式对于人和自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人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与任何时期的人类实践活动一样，现代技术范式下的生产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即贯穿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的“目的主义”。所谓“目的主义”是指整个现代技术的生产活动仅将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指导技术实践的唯一依据。在“目的.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现代技术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潜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提高，因而受到了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然而，众所周知，与其他技术类似，现代技术的逻辑构成也包含了两个部分:自然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自然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自然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存在的可能限度，以及现代技术存在的“合自然性”前提。社会的逻辑是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它规定了现代技术在存在限度内对自身最大效用的发挥，体现了现代技术的“合目的性”要“合自然性”是技术从产生到实践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是技术在实践中能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也是技术能够正常存在的必要条件“合目的性”是技术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为了实现技术主体的某一诉求而对自身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由此可见，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目的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将现代技术范式中的社会逻辑抽丝剥茧孤立出来，按照“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对其所作的“歪曲夸大地解读”。因此，在以“目的主义”为原则的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不仅技术本身的逻辑出现了断裂和异化，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因这种异化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技术对自身自然逻辑的忽视不仅使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困境，其对自身社会逻辑的过度夸大，对功利主义的过分追求也使得自然、甚至人都在异化的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式的存在，而伦理道德关系也因此沦陷，产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伦理关系的困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修正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就必须要从现代技术异化的生产方式入手，打破现代技术自然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分离状态，实现现代技术自身“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关键就在于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指导思想。

“生态中心主义”遵循的是生态整体性的原则，它以生态科学为依据，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目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现代技术刻意地将自然与人类在实践中的对立进行了批判，要求改变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以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努力促成现代技术生产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生态学转向”。所谓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的“生态学转向”在技术生产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3r原则:一是节省(reduce)，包括对原料、能源的节约，具体说来就是尽量使得已经被使用的有机物成为另一种有机物的生产原料;二是重新使用(reuse)，即对资源的再利用，“将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三是循环即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在闭合链条中能够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这样，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要求下，现代技术的生产方式就变成了以绿色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实践，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也在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下有机合为了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困境也随着人与自然在生产中二元对立的消解得以解决。

(三)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

“理性选择”强调在一个由理性主体介入的行为模式中，所有的行为指向都是为了实现理性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在理性选择的理论中，对“理性”含义的理解和利益最大化的界定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也直接决定了该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具体实践方式。

现代技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过度偏好决定了现代技术对“利益最大化”的解释就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用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产出。相应地，现代技术关于“理性”的理解就是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切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一种实践方式能够用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方式就是理性的。如此一来，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首先是将技术主体设定为“经纪人”。所谓“经纪人”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假设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理性的，即他们都能以自身利益为动机在经济活动中去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能够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现代技术的理性选择模式中，个人利益是目的，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任何时候，现代技术的实践都是以最小的个人成本换来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现代技术只强调手段的有用性和效益性，而忽略所谓的道德性和价值性。

现代技术对技术道德性和价值性的忽视直接导致了现代技术将经济利益作为人类发展的唯一诉求。从本质上讲，这恰恰是现代技术中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消解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技术中理性选择困境出现的原因。工具理性强调在行动与目的之间完全基于个人最大化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而事实上，人都是有情感、有责任感、有信仰的社会人，故很多情况下，个体完全有可能采取遵循着戒命或要求的引导而不顾及行动后果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因此，在现代技术看来“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社会实际状况下最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困境，首先就要实现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成为指导技术实践的理性原则。所谓生态理性，暗含了将生态和人类的双重利益诉求作为技术实践目的的要求，并将人类和自然视作具有同等内在价值的存在。不仅如此，生态理性还强调技术的价值理性，反对只求结果而不计手段的技术生产方式，提出技术实践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整个地球家园“有限的发展”，而并非只是人类经济“无限的增长”。可以说，生态理性从根本而言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以“社会人”取代了“经纪人”的技术主体地位，将个人的利益偏好纳入到了具体的历史中，看到了除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其他精神诉求，如对自然之美的追求，对伦理之善的渴望，等等。在“有限理性”原则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追求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而是诉诸于人类社会“有限的发展”。这个“有限”是基于自然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言的，它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前提，也是技术价值理性的表现。这样，在生态理性思维的指导下，技术实践不再只是着眼于物质投入与物质产出，而是将自然内在价值的恢复与保存纳入到评价技术实践的体系之中。这样，随着现代技术理性选择的“生态学转向”，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也从单纯的“投入与产出的价格关系”变为“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关系”。而相较于单纯的经济价格，价值更注重多方面的收益最优化选择，也更能够解决现代技术理性选择中的困境。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二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人们对于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关注。

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并针对公共管理困境，探讨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出路和突围。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突围。

自建国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能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公共管理新思维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非西方学术界的“政府再造”、“摒弃官僚制”等改革政府机构的激动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观念。

目前，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经成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众矢之地，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陷于滞胀，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都开始反思其公共管理模式，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

在这场运动中，“摒弃官僚制”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时期所提出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还是美国里根时期具有强烈的“新泰勒思想”倾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都着眼于官僚制本身，而其后历届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思维模式上，基本上都延续了同样的观点。

这些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更新了公共管理的传统观念，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二、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结构需要不断完善，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行政生态环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来是好的。

但是，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上，还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在我国的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灵活性，民主化、法制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治理主体结构也需要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度还需要不断增强。

利益调节和分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公共管理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在治理能力方面，由于治理主体范畴较为宽广，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都被纳入其中，所以，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内部成员能力与素质落后，不适应新时期公共管理，还体现在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各个治理主体自身建设有待改进，治理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等方面。

我国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与现实社会发展存在差距。

公共管理技术蕴含着数字治理、风险评估、科学决策等诸多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虽然有许多公共管理技术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在公共管理中，实践手段的单一性，实际作用却差强人意，给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困境。

在一些时候，公共管理主体并没有根据社会公众的意愿，采用相应的现代管理技术，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从“显政绩”、“维稳定”等方面考虑，根据自身管理职能的需要，仍然采用单一、保守的管理手段，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引发信任危机，对公共管理的能力产生质疑。

2.“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中国的官僚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世袭官僚制”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官僚制有着很深的思想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介入则趋于更加明显。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然而，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已成为制约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瓶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机构改革，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政府不仅开始关注公务员整体素质，职业精神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还以务实的态度，开始注重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然而，虽然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先后出来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暴露出诸如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如：公务员范围界定问题、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问题；职位分类、公务员考核评估等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就很难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的困境。

三、我国公共管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管理上，我们要加快改进步伐，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协调好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常态下，治理主体要实现多元化，要以实现社会公众公共价值为治理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各领域各层次都被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中，构建协同治理，合作与协商，共同治理、共担责任的体制。

然而，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独大，自上而下式的刚性的治理现象还依然存在，网络化治理手段还不到位，社会组织缺失现象还依然存在。

这些，都是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困境，因此，在治理方式上，应加快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刚性治理与柔性智力形结合，治理范畴必须明确化，该协商的必须协商，该政府履行的管理职能的不能缺位。

构建科学化的公共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对于中国行政改革而言，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官僚制供应不足这一现实。

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僚思想，已经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焦点。

官僚思想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效能，同时，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工作造成压力。

官僚思想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官僚制的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困境，改变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官僚思想作风，一直在做着机构改革的探索。

然而，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更多的关注于“精兵简政”，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精简机构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上，想通过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工作效能。

但是，在完善政府相关制度，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虽然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但是，管理效能却没有获得显著提升。

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要树立公共管理新思维，不断提升公务员素质，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因此，在行政实践中，我们要树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一致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以人为本，提升公务人员“为人民服务”意识，将“民生”作为公共管理所关注的重点，真心关注国家利益，关注人民利益，在新公共管理的务实探索中，逐步走出中国公共管理困境，构建适合社会思想经济发展的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新格局。

结语：在我国的公共管理中，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管理效能，构建社会思想核心价值观，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三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希望大家喜欢。

摘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

合同。

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20xx年“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20xx年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20xx年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xx年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0xx年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xx年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20xx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xx年。

[6]，《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xx年02期。

摘要：本站为您整理了社工论文—浅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文明建设，欢迎阅览!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自我评价。

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四

在我国会计行业发展进程中，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推进，会计职业道德准则在运用的过程中逐渐面临着一个新的瓶颈问题——“伦理困境”。本文集中围绕着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运用过程中“伦理困境”的起源、发展以及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问题进行了阐述与讨论。系统的对“伦理困境”问题本身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到“伦理困境”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了如何解决“伦理困境”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针对“伦理困境”进行的研究，在西方伦理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1999年时，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伦理守则（1996）就给“伦理困境”这个词下过一个定义：伦理困境，就是在一个具体行业中的专业核心价值对于专业人员所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了对立与冲突；社会工作者在此时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被优先考量；而当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被不能按这种方式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抵消时，伦理困境就产生了。伦理困境的出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特点。它的产生是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性是由其价值观的冲突、专业的道德特点以及特殊的服务对象所决定的。在伦理困境中，专业的道德特质是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平台，专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则是伦理困境产生的直接诱因。而在会计行业中，伦理困境冲突的核心则体现在地位的公平和平等、会计服务的效用与效率、竞争与诚信等问题上。在具体会计工作中，企业的会计人员时常面临着“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情形，在互不相容中难以抉择，这种冲突的伦理困境既是实践的困境，也是伦理的困境。

1、思维误区。

在现阶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以这样的时代潮流为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美德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在这个过渡时期，财会领域为了更好与时代背景进行接轨，也在进行着大量的体制改革和新措施的颁布。而就在这旧体制已逐渐瓦解，新体制也还未形成的阶段之中，会计执业人员的认识也就极易出现误差了。有的会计执业人员会认为，趁着现在会计执业道德规范制度还未成形，不用那么较真，待制度完善定型之后，再循规蹈矩也不迟。这些错误认识的产生是“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所在。

2、从属性地位。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进程得到了不断加快。但是，就在这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受雇于企业的会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也由过去的半独立状态转变为密切的依附关系。企业执业人员越来越失去了最先的独立自主的状态，变得对于企业的命令言听计从。正是在这种从属性关系之下，使得会计执业人员在执业的过程中无法保持自身坚定的独立性地位，处在对于企业领导的无条件服从中。这样，会计执业人员陷入“伦理困境”之后，造成越来越多的造假账、偷税漏税与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

3、沟通不畅。

会计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遵守一系列的相关法规准则来运行。而准则是死的，实际生活中所需经历的实务却又总是千差万别的，与理论的运用总是有着一定距离的。因此，会计执业人员在处理实际会计事务中，时常会陷入不知如何抉择的状态；或是会面临一些备受争议还未被准则制度所规定的实务。会计执业人员局限于自身岗位上，仅依靠自身有限的会计专业知识，不与外界进行沟通，这样，就在“伦理困境”之中，越陷越深了。

所有的上层建筑都是以基本的理论为基础的。因此，要建立一个全新而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首先，也必须要从基础的理论建设开始。目前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容就是那么简单的几条，对于会计实际操作中出现的具体复杂的实务不具有概括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重塑会计道德伦理体系，鼓励更多的人去学习会计伦理理论以及对会计伦理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追根溯源的探究，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职业道德理论体系。

2、健全的会计督查体系的建立。

“伦理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会计执业人员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总是从属和依附于受雇的企业，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会计督查体系，可以分别对会计执业人员，企业领导者两个方面进行督查，确保会计人员的地位总是独立而不依附的存在。（1）咨询与建议：职业道德准则发布后，会计执业人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总会各式各样的问题。职业道德准则本身的确会为执业人员提供一套框架，但理论运用到实际中仍然会存在着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必要的咨询和建议就不可或缺。（2）监督与检查：监督与检查是督促会计执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准则，确保职业道德规范得遵守的必要手段。对于会计执业人员，以及企业的领导人员，都应该适时的建立相应的监督体制进行不断督查，防止出现“伦理困境”的情况。

对于建立会计职业道德标准体系，我们还应该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加以重视。会计人员作为特殊的从业人员，既需要有良好的业务素质，也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在教育问题上，可以采用以下多种方式进行，如各类设有会计专业的学校，都应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等等。

“伦理困境”问题的产生是必然而无法避免的。现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正面临改革，新旧体制交替还未完全实现，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法规制度无法顾及到的会计专业知识领域。会计人员在面临“伦理困境”时应保持理性态度对待，明白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只要找准方法，“伦理困境”自然而然也就被破解。“伦理困境”的出现是由受雇于企业的会计执业人员的从属性和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不完善这二者相结合所出现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得会计执业人员更好的执业，我们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修补与完善。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五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六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道德困境论文汇总篇十七

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虽是晚近兴起的名词，但全民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却不离乎中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所说的圣人“神道设教”，《礼记・大学》所讲的“修齐治平”之道，都是以圣人或圣王垂范示教，教化万民。重视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人的治国理念中，由道德上成熟的人来治理道德上成熟的万民，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但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法和目标却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或治理者，以学校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方式，在德行上修己以治人，由“明明德”而“新民”，由“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的关键，则在于先修己身，率先垂范，示教万民，这也就是所谓圣人“神道设教”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之人德草。万民则以圣王为楷模，受其教化。这种由道德上成熟的.人组成成熟的社会的理想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

“公民”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乃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在内。”根据这一定义，“公民”的概念相当于“国民”，系指一国之民全体而言，固而公民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也就是全民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除此之外，辞海还特别提到了我国《宪法》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个规定是对前一定义的补充，即“公民”不仅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且还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由此，与公民有关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不仅是全民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而且是与公民作为法定政治权利和义务主体相关的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凭借上述对于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解读，本文在此想提出并希望引发人们思考的两个方面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在这样一个远非成熟的社会，并且缺乏一个道德成熟的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者人群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以全民为对象、以道德成熟为目标的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并由此促成社会的成熟，换言之，如何使“内圣外王之道”，不再是“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公民是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在海外流行的公民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舶入后便简化为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那么，在公民权利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缺场的情况下，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又如何展开，其展开又将会有何种可能的后果，以及公民道德教育（－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框架内，如何处理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

为了方便详细说明上述两方面问题，本文将相关问题归结为五个困境。以下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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